唐少杰：毛泽东文革时期著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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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革时期著述解读

唐少杰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时期的著述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所说的“毛泽东文革时期著述”一般是指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９月期间亲自写下的专门文稿，这类文稿已收录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一套共计十三册的文稿，只有第十二册、第十三册收录了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１月至１９７６年７月的文稿，这两册文稿还包括毛泽东在此期间的部分讲话稿（或部分谈话纪要）、批注、批示、短信、对有关文章文件的修改评语、以毛泽东名义发布的声明和以毛泽东等人名义给外国有关人士发送的电报，以及两首诗（《有所思》、《呈郭老》）等等。本文所说的“毛泽东文革时期著述”特指毛泽东文革时期亲自写下的、不同于上述讲话稿等等的、篇幅在数百字以上的专门文稿。根据这两册文稿的收录，毛泽东的这类专门文稿共有五篇，这五篇文稿关系到文革的指针、策略、进程、转向、方向等，目录如下：

　　１、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给林彪的信，即《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７８０余字），亦即著名的“五七指示”。
　　２、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给江青的信（１８００余字）。
　　３、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４９０余字）。〔１〕
　　４、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２５０余字）。
　　５、１９７０年８月３１日《我的一点意见》（７８０余字）。

　　已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十三册还没有完整地发表或收录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全部文稿以及全部讲话稿（或谈话纪要）、批示或批注等等，已经发表的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文稿约计５６０篇（自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７月），没有公开的或者至今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表的毛泽东文革时期的文稿，数目不详，究竟是多于还是少于已经发表的毛泽东文稿，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悬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在其每一册的“出版说明”中云：“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不编入这部文献集。”〔２〕例如，这一文稿就没有发表或收录毛泽东１９６７年８月４日写给江青的信。关于这封信，只是在有关文革史著作中有所提及，〔３〕据披露，毛泽东的这封信提到了文革初期两个著名的举措：一、“武装左派”，二、群众专政。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这一封信在文革时期和文革之后，都没有公开发表。据悉，这一封信曾在中央碰头会议上，由江青传达过。〔４〕还有，收录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的“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５〕实际上是没有经过毛泽东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之一，这些批评是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８日之后作为“四人帮”的罪证材料而公布发表的，把它们收录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分必要，非常重要，但与上述“出版说明”的那种说法却有所出入。

　　因而，根据至今已有的发表情况和资料统计，毛泽东在文革时期亲自写下的著述至少有六篇（不知还有没有我们至今还不知道的其他著述）。这种著述的时间分布也十分明显，主要集中在１９６６年（实际上主要集中在５月至８月），共计４篇，即《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五七指示”）、《给江青的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１９７０年１篇，即《我的一点意见》。由此可见，一方面，毛泽东在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６９年、在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６年，相对来说，他亲自写下的专门文稿成为“空白”。但是，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在文革所有年份的有关批注、评语不重要，例如，１９６６年５月对后来成为著名的“五一六通知”的修改；又如，１９６８年８月对姚文元关于工人宣传队进驻大学领导文革的文章的题目修改和大段补充。另一方面，自１９７０年之后，毛泽东没有写下什么专门文稿或著述。

　　下面，对上述五篇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著述逐一进行简要的评析：

１、“五七指示”。它在严格的时间意义上还不属于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著述，因为文革此时还没有正式爆发，但由于这篇著述对于整个文革具有指导性的意义甚至成为文革的社会建设的某种“蓝图”，所以把这一著述归类为毛泽东的文革著述之中，十分合理，理由则不言而喻。

　　“毛泽东在《五·七指示》里，勾勒出他所向往的、憧憬的社会，这是怎样一个社会呢？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逐步消灭分工的、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小而全、封闭式的社会。”〔６〕毛泽东所向往的这种社会实质上是与传统的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勾画的理想社会相抵触的。这种社会的境界其实正如毛泽东在这一指示所提及的，还停留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军事斗争的经验生活层面。毛泽东所确定的“五七指示”精神，为他的文革社会建设勾勒出一个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各行各业“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各自兼学别样而同时功能齐全的乌托邦目标，这与他青年时期在湖南就有的“新村”、“新民”的理想和活动密切相连，〔７〕更与他一生所奉行的具有平均主义取向、民粹主义底色和民本主义价值的社会主义理念息息相关。邱会作认为，“《五七指示》正是解决全民动手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陈伯达起草的《人民日报》当时为了宣传“五七指示”而发表的社论《共产主义宏图》“也正是着力宣传了这个问题”。〔８〕从“五七指示”不难看出毛泽东一以贯之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文化模式的诸多特性。“五七指示”既与毛泽东１９５０年代后期的激进的乌托邦理念和他在“大跃进”的初衷没有什么差别，也对毛泽东所情有独钟地加以怀念的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没有什么大的改观（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幽魂到了文革之际就可能具有了“兵营社会主义”的营盘），只不过是毛泽东把他的社会主义文化模式推进到了全国全民全社会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

　　无论怎样，“五七指示”都是毛泽东发动文革、领导文革和实施文革所追求、所建设的新世界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文化大革命’虽然有着政治上或权力斗争上的因素，但是它更深刻的意义是其意识形态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思想革命或意识形态革命。与政治革命相比，文化革命具有最根本的性质。通过这场革命，彻底扫清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永久地解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创建理想社会的问题。‘五七指示’成为‘文化大革命’重要的意识形态依据，就在于它体现毛泽东对新人新社会的基本构想，是‘文化大革命’的理想目标。”〔９〕据戚本禹回顾，１９６６年５月中旬，陈伯达和他等到上海毛泽东住处，负责整理毛泽东的这个“五七指示”、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并起草中共中央下发学习、贯彻和落实毛泽东这一指示的通知，毛泽东说：解放军总后勤部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１０〕“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谈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１１〕

　　今天看来，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五七指示”应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它成为由托马斯·莫尔（More）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理念在文革的生动体现和具体实践。从“五七指示”中，不难看出莫尔《乌托邦》、康帕内拉（Campanella）《太阳城》、圣西门（Saint－Simon）《论实业制度》、傅立叶（Fourier）《新的工业世界和社会事业》、欧文（Owen）《新社会观》以及卡贝（Cabet）《伊加利亚旅行记》等等著作取向的影子，不难看出张鲁的“五斗米道”、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大同书》、武者小路实笃“新村规划”等等主张作用的痕迹。〔１２〕尽管“五七指示”言简意赅，但它可谓人类乌托邦史上的一部政治代表作。更重要的是，“五七指示”是中国文革十余年历史的一部社会实践“纲领”，甚至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的几年里在柬埔寨曾得到了比起中国更加直接具体而又异常惨重的映现或折射。

２、毛泽东给江青的信。这封信是人们目前对毛泽东文革著述争论颇大、歧义颇多的一篇著述。王年一认为，“‘天下大乱’是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的核心和要害。”〔１３〕“如果说《五·七指示》代表了毛泽东的‘立’的主张，那么可以说致江青的信代表了毛泽东的‘破’的意见。”这是“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两把钥匙。”〔１４〕孙万国对于这封信的真实性和原创性提出了质疑。〔１５〕刘林元的评论很有见地，这封信是毛泽东在文革“决战前的犹豫和不安心态的袒露。”〔１６〕但是，王年一下面的说法值得商榷：“如果说《五·七指示》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则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两个纲领性的文献是姊妹篇。”〔１７〕在我看来，毛泽东在这封信里没有提及或者没有直接论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

　　这封信是毛泽东发动和推动文革的一个“秘笈”，可从多种多样的角度来加以解读。毛泽东对于自己发动和领导类似文革这样的“天下大乱”似乎信心满满而又前瞻后顾，他充分意识到他自己会被左派、右派分别加以利用，但是他的决心已定，“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１８〕

　　毛泽东给自己妻子写下的这封信，可谓“黑话自说”。这封信的原件被销毁而留下了其他人的抄写件，这也说明公开不公开、何时公开、甚至怎样公开这封信都视形势而定。只是到了１９７２年５月，为了批判林彪，为了表明毛泽东对林彪有“先见之明”，此信作为当时中共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的会议文件之一，才得以正式公布。但是，至少有一点很明确，毛泽东给江青写这封信，而不是直接给其当时的“亲密战友”林彪或周恩来等写类似这样的信，畅谈他推动文革的决心、策略、谋划、预想等等，充分表明他对于他的党内同事和同志们已不完全信任了。毛泽东的一番内心话似乎只能直接说给自己的妻子听，而其他人则是在形式上间接听到的或读到的，正如他在酝酿文革之际把江青放出来，把江青置于文革政治舞台的中心，江青就具有了毛泽东所赋予的独一无二的文革角色和无出其右的文革功能。这就有可能造成文革初期独有的某种局面：毛泽东不便说的话，江青来说；毛泽东不便做的事，江青来做。文革初期，人们甚至很难辨别分清文革的某些策略和举措哪些是毛泽东和江青共同决定和实施的，而哪些又是毛泽东和江青各自决定和实施的。这也就表明毛泽东在文革伊始和文革之初在某种意义上真正有可能来告别昔日“右派”分子所批评的“党天下”，趋向文革时期的毛泽东与江青政治夫妻店的“家天下”。总之，在谋划文革、发动文革和推动文革，江青起到了毛泽东之外任何人都起不到的作用！

　　值得提及的一点，一位海外研究文革的朋友曾经问起过我，对于１９６６年６月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党委及其领导人被“打倒”，毛泽东本人有什么样的表态？正是在给江青的这封信里，毛泽东在谈及这次文革是“一次认真的演习”后写道：“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１９〕毛泽东对于打倒陆平、蒋南翔等人和瓦解北大、清华党委的做法是完全首肯的。这也间接地给文革初期清华大学两派群众论战时有人质疑蒋南翔到底是被“抛”出来的还是被“揪”出来的问题，做出了确凿的回答。如果邱会作后来的回忆是可靠的话，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讲话中，指责刘少奇等人派工作组进驻大学镇压学生，错以为陆平、蒋南翔是镇压学生运动而倒台的，“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２０〕实际上，陆平、蒋南翔的倒台都是由于文革初期来自北大、清华之外的中共上层政治力量的决定，不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问题，至少在１９６６年６月之际那时的北京乃至中国还不存在上述的学生运动，最多只是极少数学生的不满或批评。

３、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当时，毛泽东的这封信只是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之一，还没有在全党全国传达，但是，包括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内的北京红卫兵不久得知了这封信的内容，“这封信在全国不胫而走。毛泽东支持红卫兵，支持造反，显然也是为了要天下大乱。”〔２１〕

　　此信是毛泽东在看到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两篇文章而写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不仅是文革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运动的始作俑者，而且是文革最早的青年学生造反组织和造反运动的开路先锋。他们所写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受到了进驻清华附中的工作组的批评。经江青转交这两篇文章，毛泽东对于红卫兵及其精神做出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红卫兵精神”就是上述两篇文章所强调的而很快就成为文革伊始的宗旨：“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２２〕“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２３〕清华附中红卫兵所应用的这后一段“造反有理”的话出自毛泽东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２１日在延安军民纪念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上的讲话。〔２４〕毛泽东独特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造反文化结合起来了，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创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髓仿佛就是“造反”（Revolt，Rebel，Rebellion）！在初期，文革的真髓简直就是“造反”！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遇到了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统的、按部就班的、党的逐级而又垂直领导的模式的“阻力”，遇到了党内传统的干部秩序和运作机制的某种“遏制”，毛泽东以三个“很”的方式表示了他的极大不满，即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许多干部对于文革的发动群众和深入开展，“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２５〕毛泽东始料不及而又喜出望外的是源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给他、给文革提供一大批把文革推向全国全民全社会的、年龄差不多与新中国同龄的（近２０岁）、正处在人生最旺盛的生理期和最活跃的心理期而横空出世、造反于天下的“天兵天将”。

　　毛泽东这封信不仅对清华大学附属中的红卫兵给予赞许，还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彭小蒙领导的红旗战斗小组给予肯定，他在信中向红卫兵所强调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实际上正是红卫兵所做不到的固有弊端。红卫兵当时所要进行的首要任务不是什么团结的问题，而是冲向更大的天地，打打杀杀，开创出文革的新天地。团结的问题根本不是红卫兵所能解决或真正做到的问题。毛泽东所担心的这个问题似乎一语成谶，红卫兵几乎横扫了一切而最终也横扫了自己，走向了自我异化的不归之路。红卫兵的发展和结局其实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这一问题风马牛不相及。

　　毛泽东的这封信还是毛泽东随后不久在北京前后八次接见来自各地、共计约１３００多万红卫兵、青年学生的活动的缘起而相关的一条脉络，也是源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组织正式登上文革舞台的旗幡，更是使文革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部门及单位、各个地区及角落直至青少年以上的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红卫兵运动得以成势的大纛！以毛泽东的这封信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为标志，毛泽东不仅仅成为当时的红卫兵所赞誉的“我们红卫兵的最高红司令”，而且还是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运动的真正意义上的最高发动者和引导者。

４、《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是他与刘少奇决裂的标志，也是他的文革政治与当时所有中共领导人的文革政治区别开来的标记。由这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２６〕这张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之一的大字报，在当时并没有作为真正的大字报张贴出来，而只是毛泽东以大字报的文体发射出了“炮打”刘少奇、邓小平的文革政策和文革举措的重磅炮弹，致使文革在形式上成为１９４９年后的中国社会政治运动由中共党的领导转变为“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２７〕的“大革命”，已不可阻挡，不可逆转。如果说毛泽东在几天前写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是他要唤出文革以青年学生为主力的“政治推土机”，那么这张大字报则是毛泽东要更大更广更高地掀起文革群众运动的“排头浪”。

　　在王年一看来，这张大字报“标志着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在政治上的决裂。”〔２８〕这值得商榷，因为毛泽东只是与刘少奇、邓小平等部分第一线领导人决裂。卜伟华也说：“这张大字表标志着毛泽东正式与刘少奇的决裂，标志着毛泽东正式与中央第一线领导人在政治上的决裂。”〔２９〕前半句是对的，后半句是错的，因为毛泽东毕竟没有与周恩来等决裂。“炮打”一词在文革初期是一个比较微妙的政治用词，它不同于“打倒”，它和文革初期所用的政治上的“火烧”一词比较接近。在这张大字报发表之际，刘少奇、邓小平还没有立即被打倒，只是政治上的失势，他们是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之后被打倒。

　　这张大字报在毛泽东文革时期的所有著述中，简练如洗，气势非凡。毛泽东显然充分考虑到了这张大字报是要在中共中央领导层的众多干部面前公布昭示的，这张大字报短短２５０余字的行文，几乎一气呵成，矛头锐指，所向披靡，势不可挡。这张大字报所要追求的效应就是要使被毛泽东所“炮打”的刘少奇、邓小平所谓“司令部”似乎只有招架之势，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毛泽东文革初期的个人专断和个人极权又一次得以淋漓尽致的显现。

　　这张大字报的显功能（manifest　function）主要在于它确定了毛泽东文革所要指向的最大的对象，它第一次表明了在中共中央领导层有一个与毛泽东本人格格不入的所谓“司令部”，因而，由这张大字报所开启的毛泽东的文革运作和文革逻辑，打倒、整治、迫害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就浑然成势，势在必行。这张大字报似乎是毛泽东一生中所写的唯一一张大字报（尽管没有张贴出去的大字报那种形式），在文革整个历史上可谓力敌千钧，并且在文革伊始第一次直接导致了中共中央第一线领导人的改换和重组。

５、《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以批判、斥责文革初期的中共中央第四号人物陈伯达的这篇檄文般的著述，扭转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进程，还在他与林彪之间的关系打下了后来难以修补的“楔子”，也直接反映出文革中期中共中央领导层政治内讧、内乱的全面开始。毛泽东写于１９７０年８月３１日的《我的一点意见》，周恩来说这是毛泽东在当时的庐山会议上考虑了三天之后才写出来的。〔３０〕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可能促成毛泽东当时采取举措的重要细节，就是毛泽东在８月３０日把在北京值守的黄永胜召到庐山谈话，他对黄永胜的态度大为失望，即黄永胜当时直言不讳地指责张春桥、批评江青，这就使得“毛当时已经很清楚了：要林彪、黄、吴、李、邱，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他们骨子里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要保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必须拿掉林彪！有没有以后的‘九一三’事件都是一样。”〔３１〕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故意夸大其词，敲山震虎，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对于陈伯达的数落和痛斥无以复加，“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３２〕这种说法罔顾事实。邱会作后来回忆到，“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解释说：‘主席说他和陈伯达“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并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没有配合。’周还举出例子。与其说周恩来为人厚道，还不如说他是在为毛泽东‘打圆场’”。〔３３〕陈伯达本人似乎把《我的一点意见》当成了“毛泽东的‘第二张大字报’”，〔３４〕“毛泽东这篇短短七百字的文章，是毛泽东生命最后十年中亲笔所写的最长文字。文章上下古今，纵横捭阖，极尽夸张之能事；初一看，金刚怒目，气冲牛斗；仔分析，处处矛盾，似是而非；与第一张大字报相比，确有异曲同工、珠联璧合之妙，反映了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特点，很值得研究。”〔３５〕

　　据吴法宪回忆，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原先点名吴法宪，把吴法宪与陈伯达放在一起加以指责，经过周恩来的解释，毛泽东把吴法宪的名字删掉。但是，周恩来还是要吴法宪检讨，为的是保护“副帅”林彪。〔３６〕在写作《我的一点意见》之际，毛泽东的策略是牺牲陈伯达，敲打吴法宪等人，暂时稳住林彪。吴法宪认为，“这次我们打了个大败仗，对林彪来说，这是包括战争时期以来的第一次。”〔３７〕实际上，对林彪、吴法宪等人来说，也是政治上致命的一次。〔３８〕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谈及所谓的英雄史观与人民史观的不同、唯物论反映论与唯心论先验论的对立，确有实用主义的做法之嫌，这种谈及远远不是指向文革初期广为流行的、在人类历史上登峰造极的对他本人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而是站在所谓“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判处了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的政治死刑。“《我的一点意见》是严厉批判陈伯达有‘野心’，为什么要‘揪出’陈伯达，陈伯达的‘野心’是什么，这些都是可以研究的问题。这篇文献稳住了林彪，而林彪绝不会不有感于心。”〔３９〕由《我的一点意见》为基点，从陈伯达的倒台到次年林彪的灭亡，就有了特定的历史连贯性和具体的历史必然性。因为，初看起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决不容许未经他认可由林彪等众人围攻张春桥，归根结底，毛泽东决不允许由那种力图打倒张春桥的做法来动摇文革直至否定文革。在林彪为代表的军人集团与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文人集团之间，毛泽东选择后者、遗弃前者致使文革不可逆转地全盘衰败。

　　通过《我的一点意见》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像陈伯达这样的自己的昔日秘书，这种作为毛泽东过去诸多文章和若干思想的重要起草者、编纂者、表述者，这位文革初期作为毛泽东文革“军机处”（即“中央文革小组”）的“领班”，为了稳住、进而为了打乱林彪及其军人集团，弃之如敝屣，致使陈伯达成为毛泽东与林彪“过招”的第一个政治“殉葬品”。

　　综上所述，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这五篇著述各自在文革的历史过程和特定阶段具有独特的取向和意义。显而易见，主要集中于文革最初几年写成的这些著述对于文革的开展和演变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影响。具体说来，“五七指示”是文革伊始的社会建设的“勾画图”；给“江青的信”仿佛是全力掀起文革狂澜的“投名状”；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是对文革生力军和突击队发出的“动员令”；《炮打司令部》是直指文革最大的整肃对象的“进军令”；《我的一点意见》是毛泽东开始疏远并敲打林彪军人集团而庇护江青文人集团的“界标”，也是文革中期中共中央领导层有所裂变的“分水岭”。除了《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文革时期的四篇著述之间有一定的、相对内在的关联性或互动性，即这四篇著述集中于发动文革、实施文革的谋划、策略、布局和推动等问题。

　　毛泽东文革著述的发表或公布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这些著述在写出之后，往往不是立刻在很大的范围公之于众，而是根据文革的特殊形势和不同要求，或者以中共中央的文件方式内部传达，或者以《人民日报》等报刊社论精神的方式加以宣传，或者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之后以“马后炮”的方式在党内逐级传达，或者由中共中央有关负责人以口头传达的方式告知相关的人员，等等。毛泽东文革著述具有的这种写出之后的间接公布或这些著述相对滞后的公开发表等特征，给人们应用和“发挥”这些著述带来了“解释”、“再解释”、“过度解释”乃至“创新解释”的契机和可能。尤其是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给江青的那封信（当时见过或读过这封信的仅有数人），只是在１９７２年５月才首次公布，这就必然带来了毛泽东文革著述的写出与这些著述在时间过程、空间渠道的传播所出现的信息的质量互变的事实，必然带来了人们理解这些信息所发生的嬗变的现象。

　　毫无疑问，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著述远不如他在１９６６年之前特别是在１９２０年代至１９５０年代那样广泛、丰富、具体了，甚至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著作已没有什么宏篇大论了，字数最短的《炮打司令部》仅有２５０余字，字数最多的一篇著述还是给江青的信，也不到２０００字。总之，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著述是毛泽东文革时期精神活动的一种“写照”。

　　质言之，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没有写出关于文革问题的专门论著，亦即没有撰写任何关于文革的宗旨、路线、方针、政策的文章，没有写出关于文革的理论著作。上述的几篇著述对于文革来说更多的是策略性的、应付性的和工具性的。毛泽东作为文革的发动者兼最高领导者，他对文革的思想指引和精神主导，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对于文革具有特定意义的文件、社论、专文、报告或讲话稿的修改或批注体现出来的。其中，比较著名而对文革的进程具有相当重要作用的有：１９６６年４月，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即对“五·一六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４０〕１９６８年８月，毛泽东“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修改”；〔４１〕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４２〕１９７１年８月－９月，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４３〕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７６年１月，“毛主席重要指示”；〔４４〕等等。

　　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著述能力的退化是非常明显的。这既是由于文革初期毛泽东毕竟年过古稀、年届耄耋，更有可能是因为他在文革之际的地位和权威，毛泽东似乎已经没有必要为文革的诸多问题进行专门的理论著述和思想论证。他主要通过其麾下的“中央文革小组”和御用文人或写作班子（例如，“梁校”大批判组）等等来传达他的文革主张和文革理念，这就使得他的文革著述活动显得七零八落，短小简单，具有了随机应变、有感而发、因时应付等等特点。毛泽东的文革著述已经没有什么系统性、完整性、严谨性，甚至没有什么思想的自洽和逻辑的严密。毛泽东文革时期旨在全面推行和深化他的文革实践，因而他的文革著述直至他的文革理论与这种实践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甚至在文革时期就有了不可弥补的裂隙。

　　毋庸置疑，迄今为止发表的毛泽东文革时期的全部文稿已经没有了毛泽东在文革之前发表的全部著作中的许多特色或众多文彩了，甚至把毛泽东生前就已发表、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与毛泽东去世二十年后才发表、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十三册加以比较，对于毛泽东在这两个不同时期的著述活动的诸多特点，就可一目了然，豁然释怀。毛泽东时期文革著述在毛泽东一生的著作史上占据着颇为异常的地位，并具有了格外反常的意义。这类著述在毛泽东一生的著作中数量不足百分之一，字数只有几千字，但是这类著述成为毛泽东晚年的文革风雨历程的仅有的著述“标记”。实际上，自１９５８年之后（特别是进入文革之后），毛泽东的著述就与他之前的著述在数量、范围、题材和内容上几乎不可相提并论或不可同日而语了。我有时设问，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这场横贯他生命最后十年的“大革命”，在理论上、在著述上，有没有什么可真正建树的东西呢？

　　例如，构成文革意识形态主体鼎足之势的三大理论“阶级斗争论”、“继续革命论”和“全面专政论”，毛泽东就没有什么直接来自他本人的系统的、甚至是像样的论述，他更多的是对他手下的御用文人和写作班子的相关文章的修改和批注来加以发挥和凸显他的文革主张和文革思想。在毛泽东看来或者在某些后人看来，他没有必要直接从事这些理论的阐释或加工，但是这些理论的确切内涵、内在联结和取向转化等等，在毛泽东那里是千疮百孔，漏洞百出，而在实践上的运用，更是谬误重重，弊端丛生。换言之，毛泽东的文革著述和文革理论比较起他的文革历史和文革实践，真可谓一抔土与一座山之比。

　　显然，由于毛泽东本人在文革时期没有一本或者一篇专门的文革著述，由此，也就不难从某个侧面映现出文革的精神生机之劣、思想活力之低和理论创造之差。毛泽东的文革主张和文革思想与整个文革历史的实践及其结局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可弥补的矛盾和不可克服的张力（tension），包括上述文革著述映现出的毛泽东文革主张和文革思想在内的整个文革精神活动和精神世界，则是十分贫瘠、单调、困乏和艰难，更不用说异常独断、专制了。总之，在文革爆发五十周年、结束四十周年的今天，重新解读毛泽东的文革上述著述，可以断定，它们既是毛泽东文革思想的“活标本”，也是文革精神史的“活化石”。

注释：

１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４３５页此信手迹照片下面标明的时间是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十二册第８７—８８页全文发表的此信，经过修改，毛泽东向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交此信所标明写作的时间是８月１日。此信实际上已在７月３１日写出。
２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至第十三册，每册第１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８年。
３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第５７６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２００８年。另注：见到过此信全文复印件的卜伟华先生告知我，毛泽东这封用铅笔写出的信，篇幅也只有两、三页，引自卜伟华２０１６年４月１日致唐少杰的电子信件。另据高文谦披露：１９６７年，“八月四日，避居上海的毛以‘毛润之’的署名单独写信给江青，表示同意林彪对时局的看法，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的专政’两个问题，称’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２３２页，香港，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４　参见王力：《王力反思录》（下），第１０１２—１０１３页，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５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３９４—３９９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６　王年一：《大动乱的额年代》，第５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７　参见毛泽东；《学生之工作》（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０年十一月）》，第４０６—４１２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二版。参见逄先知主编、冯蕙等副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第４７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８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上），第３４１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实际上，《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发表的社论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该社论用黑体字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勾勒出了一幅文革按照“五七指示”所要奋斗的前景：“按照毛浙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载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６２页，内部发行，北京，１９８８年。
９　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第２０８页，台北，洪业文化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
１０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下），第３９７页，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１１　同上，第４０１页。
１２　参见陈伯达的说法，同上，第３９９页。
１３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９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１４　同上，第２页。
１５　Warren　Sun，“Half－Truths　and　Half　Fake　in　the　making　of　Mao’s　letter　to　Jiang　Qing　on　the　Ev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主办的“写毛泽东时代学术研讨会”论文之一，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５日。
１６　刘林元：《决战前的犹豫和不安心态的袒露——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给江青的信解读》，《南京社会科学·经济哲学版》，１９９５年第１１期第２４页至第３１页。
１７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９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１８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载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５５页，内部发行，北京，１９８８年。
１９　同上，第５６页。
２０　转引自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第４４４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２１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５２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２２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载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６５页，内部发行，北京，１９８８年。
２３　清华大的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同上，第６６页。
２４　毛泽东的这一讲话以及这一名言没有收录到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和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集》。
２５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载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７３页，内部发行，北京，１９８８年。
２６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５５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２７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载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７３页，内部发行，北京，１９８８年。
２８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５５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２９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第１９４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２００８年。
３０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第１０２３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３１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第７１８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３２　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一九七O年八月三十一日），载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４７６页，内部发行，１９８８年。
３３　程光著：《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第４８７页，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３４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修订版）》，第３９１页，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
３５　同上，第３９３页。
３６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８１１页，香港，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另可参见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第７１９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３７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８１７页，香港，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３８　按照吴法宪的说法：“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一番讲话，整个全会一哄而起，连毛泽东都说这是‘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毛主席几次说：‘陈伯达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现在想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了。……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决不会放过我们的。”参见《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８２３页，香港，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按照邱会作的说法：“九大之前，江青有一次对林彪发脾气说：‘蒋介石搞了一个党国，我们现在搞了一个军党，军国。’这是江青反林彪的核心问题。江青的意思就是文化大革命胜利之后，林彪不能独吞果实。”参见《邱会作回忆录》（下），第８１０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手稿上，“最初在讲到陈伯达的‘天才语录’时曾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应为九条。——引者注），如获至宝。’但文件印发全会前，他又删去了这句话，并把修改件给林彪看。”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第１５７９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３９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４０４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４０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４０—４４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４１　同上，第５２６—５３２页。
４２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１６３—１８２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４３　同上，第２４２—２５０页。
４４　同上，第４８６—４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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