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维：李平心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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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心死了。自杀。

1966年6月15日是个星期三。这天上午，李平心的秘书刘敏文照常到他家里上班。刘敏文是师大党委专门为李平心安排的学术秘书，已经为他工作了七年多。每天要做的事情包括抄写文稿、信件，购买书报杂志，还帮助独身的李平心记录家庭收支账目。她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插进锁眼，左转右转却拧不动。没有“咔哒”一声，门也没有跟着打开。倒是有一丝煤气的味道从门缝里钻出来，慢慢爬进了她的鼻腔。脑子稍微一转，刘敏文意识到：出事了。门被从里面反锁上了。她最近两天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李平心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民主促进会的发起人之一，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他早在1927年就入了党。1930年在上海加入周恩来、林育南领导的“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并参与起草了《苏维埃土地改革法》、《苏维埃教育改革法》、《苏维埃选举法》等重要文件。1931年年初，苏准会被破坏，常来开会的二十多人先后被捕，不久都在龙华被枪杀，其中包括白莽、柔石等“左联五烈士”以及林彪的堂兄林育南。李平心得到消息后，避往它处，从此与共产党组织失去联系。

　　李平心是较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并用于社会学研究的学者。脱党后直到全国解放，他一直作为进步学者，办进步刊物，著书立说，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民主思想，先后出版了《中国近代史》、《全国总书目》、《人民文豪鲁迅》、《从胜利到民主》等著作。
　　
　　他的原名叫李循钺。三十年代生活书店的编辑艾寒松后来回忆，“平心”二字是邹韬奋的主意。1931年底到1932年初李平心用“赵一萍”的笔名为邹韬奋办的《生活周刊》写了篇文章，经过数次修改才发表，邹韬奋见他耐心、不怕修改、平心静气，因此给他起了“平心”这个笔名。
　　
　　李平心的朋友在评价他的时候，用得最多的词是：博闻强记，见解深刻。顾颉刚不轻易称许别人，谈到李平心时他却说：“我研究古代史，他懂得很多，给我以启发，我很佩服他。54年李平心与某出版社接洽编词典。他在前门一家饭店住了半年。一起开会，知他的学问比我好。”文怀沙回忆：“他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许多年的深入研究，特别是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部分。为了用唯物史观探索我国古代的社会发展史，平心对殷墟文字也有不少创造性的见解。……他的渊博也使我佩服。”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周予同曾提到，六十年代初，上海市组织人力编新《辞海》，很多社会科学方面的条目无人能编出来，只有李平心可以胜任。终审定稿时，大家选他担任社会科学方面的负责人。有大才者，多恃才傲物，李平心也不例外。有时评价起别人来，他口无遮拦。比如他看不起俞平伯，私下里说他低能，一生一世研究红楼梦却研究不出什么东西来。多年在报纸上的笔战生涯，更使他四面树敌，为他后来的不幸埋下了伏笔。
　　
　　李平心自杀那天，6月15日，文革才刚开始不久。这一天，雄才大略的毛泽东正坐在从杭州开往长沙的专列上。毛 已经离开北京八个多月了。在这段看似游手好闲的南巡之旅，他的头脑一直在酝酿着一个摧枯拉朽的风暴。一个月之后，他将杀回北京，把这个风暴推向高潮。就在这个六月，毛泽东的想法完全成熟了。他诗兴大发，写下了著名的《七律•有所思》，诗云：“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天神在南方青松一怒，千百万人败叶纷驰。李平心是一片银杏树叶子，在秋天来临时最先变黄、最先脱落。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自杀。早在十几年前，他就险些告别人世。只是那时大水刚刚涨起，还没没过头顶。
　　
　　让我们先回溯到五十年代初。那是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时代。潘市长在一次会议上作报告批评上海的民主党派做了很多坏事，但没有点名。会后他告诉市政协副秘书长梅达君，说李平心是托派。潘汉年的说法源自四十年代李平心在托派刊物《求真》上发表过的一篇文章。后来经过调查，证明李平心这篇现成文章是被一个熟人索去，他事先并不知道刊登文章的刊物由托派把持。文章发表后，他还很生气，把这个朋友找来大发了一通脾气，认为自己受骗了。但在解放初期的政治环境下，副市长的结论很致命。几天之后，在民主促进会的会议上，梅达君严厉地说，民进内部不纯，有人有政治问题！李平心开始并没在意，当他发现梅达君严肃地看着他，四下望去，除了梅达君，还有好几个人的眼光也直盯着他，他才感到情况不妙，就站起来想要申辩几句。梅达君用手指着他，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完全掌握情况，我们完全掌握情况。”
　　
　　“我们完全掌握情况”，这句混合着否定、威胁、倨傲、权威的话，意味深长，把李平心迎接新中国的喜悦心情一扫而空。不久，民进的负责人就开始找他谈话，使他精神上感到极度压抑。他开始整晚整晚的失眠。抗战时李平心曾被抓到日本宪兵队，受过电刑。电流造成了无法治愈的大脑损伤。此时脑病又发作了。他头痛欲裂，精神恍惚。有一次，他哭着对妻子胡毓秀说：“我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潘汉年，他说话太不负责任。潘汉年现在是副市长，他要想断送我的政治生命，我是无权发言的。现在民进连一张市人民大礼堂听报告的票子也不发给我。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走到哪里，别人都对我歧视，有时还要讽刺我几句。有人说我，平心先生，现在解放了，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而你却闲荡荡的，像没事人一样。我到处受到压力，透不过气来，受人奚落，这日子真不好过啊。”
　　
　　除了政治上的失意，他和妻子胡毓秀的婚姻也接近破裂。胡毓秀入党比李平心还要早一年，曾参加过南昌起义。1928年两人在蒋光慈、阿英主持的春野书店相识，同年即结婚。作为妇女里少见的老党员，胡毓秀这段时间在政治上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她担任着上海市妇联的执行委员，还曾代表妇联去柏林参加了“国际妇联第四届理事会”，行前接受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接见。李平心对胡毓秀早已没有感情，他甚至直言不讳地告诉胡毓秀，自己在香港有个叫金葆华的情人。50年李平心曾私自跑到香港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与金葆华相会。在解放初政治形势天翻地覆的苦闷日子里，他坚决要求和胡毓秀离婚。两个人常常整夜吵闹直到天亮。李觉得胡在政治上投机，成了积极分子，指责她袒护潘汉年，势利眼，不肯帮他说话，不同情他。胡则劝他接受考验，不要老是在家里怄气，哭哭啼啼，长吁短叹。对于李平心提出的离婚要求，胡毓秀先是采取拖的办法。后来时间一长，怕李平心在政治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影响儿子李前伟的前途，才终于下定了决心。1954年10月，二人正式离婚。离婚后，李平心立即向上级提出申请，要求到香港去工作，没有得到统战部的批准。
　　
　　李平心不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胡毓秀说他软弱，怕吃苦，喜欢资产阶级情调。40年代陈毅曾邀请他到新四军办的江淮大学当校长，他推说身体不好，没有答应。胡毓秀说实际原因是他不愿意离开上海，“他离不开抽水马桶”。李平心是个书呆子，爱读书，甚至在浴缸上设计了一个放书的架子，以便边泡澡边看书。他拼命买书，用钱却完全没有计划。逢人就借钱，且多数是有借无还。他不愿意参加剑拔弩张的第一线斗争，宁愿在书房里研究马列主义，做一个安逸的“资产阶级学者”。
　　
　　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自政治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他是承受不住的。书呆子李平心精神一天天接近崩溃。终于有一次，在绝望中，他抡起一把斧子，向自己的前额砍去。这种自杀方式，需要极大的决心和勇气。这是他第一次自杀。经过抢救，他脱离了危险，但脑门上留下了一道疤痕。从此，李平心的发型变了。他像小孩子一样留起了刘海。伤疤被刘海遮挡在后面。当他以新形象出现在朋友、同事之间时，所有人都窃窃私语，说他看上去怪怪的。直到1958年，他的朋友文怀沙到上海出差，给他介绍了一个整容大夫，对前额进行了细致的修补。治愈后，他才重新把头发梳起来，露出他那饱满、宽大的前额。
　　
　　李平心的命运在1955年出现了转机。这年4月份，潘汉年去北京参加全国代表会议时被秘密逮捕，罪名是“内奸”。潘汉年案后来成为共和国著名的冤案，潘汉年也是几十年里最出名的受害者之一。但由于他的受害，由于他的突然消失，无辜的李平心复活了。李平心重新被安排成为市人民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理事，不久又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托派的罪名洗刷掉了，政治上又有了地位，他又可以高高地抬起头了。
　　
　　和五十年代这次挥斧自杀相比，李平心在1966年6月15日的自杀，显得更冷静，更务实。用斧子自杀，既痛苦，效果又差。当斧子的利刃以全速接近面部皮肤的一刹那，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你握斧子的手会不由自主地把挥动的速度在瞬间降下来。造成的后果就是自杀变成自残，斧子变成水果刀，麻烦别人也拖累自己。考虑过其它的自杀方法吗？投水和卧轨都太浪漫了，更适合小说家和诗人。上吊又太决绝，脚一蹬就再也没有挽回的机会了。跳楼也不好，弄的血肉模糊，给收尸的人增加不必要的麻烦。选择煤气则聪明得多。你可以精心地制定一个计划。比如下午先去自己熟悉的理发店剪一个整齐、清爽的发型，然后到饭馆好好地吃上一顿，菜不妨多点几个，浪费一点就浪费一点吧，这个时候不必担心寅吃卯粮。晚上回到家，踏踏实实地在台灯下写好遗书，装进信封，放到写字台上显眼的位置。到衣柜里挑一身自己最喜欢的毛料中山装，慢慢地用绒布把皮鞋擦亮。穿戴齐整之后，站在穿衣镜前，端详一下自己。看看这张皮肤已经松弛的圆脸：这张脸被人赞扬过，崇拜过，与人争辩时愤怒过，在床榻上沉醉过，面临威胁时退缩过，开会时坐在 台上也志得意满过。在打开煤气之前，走到窗前再看一眼这个令人失望的世界吧，你惊讶地发现世界还没有你的窗框大，你对它感到前所未有的无所谓，你一身轻松，打消了所有抱怨，甚至想咧嘴笑一笑。你轻轻拉上窗帘把疾驰的黑夜关在外面。你很幸福，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一小段无人打扰的时间。拧开阀门，关上电灯，等煤气从管道里喷射出来，吐出丝丝的声音，你还有足够的时间摸黑躺倒，挑选一个最惬意的姿势，提醒自己小心一点，别把熨过的中山装弄皱。在永远的黑暗降临之前，你来得及闭上眼睛，倾听死亡的音乐以一个出人意料的音符奏响，把一生中的千百个画面同时推送到你面前。贫穷的少年时代，焦虑而消沉的中年，婚礼上那个还没有让你厌烦的妻子，刚降生的孩子（现在和你只剩下血缘上的联系），同事们脸上变幻莫测的表情，在车站等待情人时你那狂热跳动的令人窒息的心脏，幸福的，痛苦的，骄傲，耻辱，记住所有这一切。直到由于缺氧而产生的红晕在脸上逐渐扩散开来，再把它们彻底忘掉。注意，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你的灵魂不会出窍。它不会通过头皮上的发根挤出身体。你的灵魂将遵纪守法地待在某个最深的角落里，监视你度过这最后的夜晚，一言不发。
　　
　　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李平心在他最后的几小时里都做了什么，想了什么。还是把目光放远一点，看看他自杀之前的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吧。
　　
　　复述一点众所周知的历史：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宣称吴晗编剧的《海瑞罢官》“大力吹捧一个因搞‘退田’、‘平冤狱’而被‘罢官’的‘海青天’，就是支持在庐山会议上因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而被党和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重新上台执政，为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复辟开路”。文章发表后，北京的党政机关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各大报纸没有立即转载。大家没有意识到，姚文元的文章将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狂热运动，姚文元的背后，还站立着一个笼罩一切的身影。毛泽东要求立即把姚文印成小册子发行。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征订，北京新华书店由于不明就里，没有立即订购，此事加深了毛对北京市委的怀疑和不满。在毛泽东的干预之下，《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在11月末，才转载了姚文。但两报同时加了编者按，力图把事件限定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
　　
　　李平心像所有人一样，不了解姚文元文章的深刻背景。他的辩论激情和给自己制造话题的愿望被点燃了，先后在报刊发表了《漫谈清官》、《“循吏”、“清官”、“良吏”的历史评价法》、《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和“循吏”、“清官”的分析批判问题》等文章，提出了一整套的不同意见。对于评价历史人物，他总结出两条标准，即历史科学标准和政治标准。他认为政治标准固然重要，“却不能代替科学标准”，而应“按照他们的实践思想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对今天现实产生的影响来估定他们的价值”。他批评姚文元等人“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简单化”、“犯了右倾错误”，并指出，那些利用“清官”问题大做政治文章的人不过是“别有用心的新黑帮分子”，“他们披戴纸糊的‘革命’铠甲，一手挥舞有形的刀枪，一手抡动无形的板斧；并且善于浓妆艳抹，长于便词巧说，对照老黑帮来说，他们的确是青出于蓝，后来居上”。这样一个对立的靶子，正是开展运动所必须的。上海市委的写作班子（由徐景贤、姚文元、朱永嘉、王知常、朱维真组成，徐景贤是支部书记），马上组织整版的内容对李平心展开驳斥。他们在《平心先生对谁发火？》、《欢迎“破门而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等文章里，指责李平心“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动的学术权威”，“赫鲁晓夫的应声虫”等等。
　　
　　李平心对自己的理论水平相当自负。历史上，他曾多次在报刊上与各色人等打笔战，可以说是久经沙场的一员老将。最近的一次论战是1960年前后，在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讨论中，他为《学术月刊》、《新建设》、《文汇报》撰写了十余篇论战文章。他认为，生产力有它自己的运动规律，生产关系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范围来推动生产力前进。“要消除消耗社会斗争的力量，把更多更多的力量，投向伟大的自然。”“个人生活利益是刺激劳动率不断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样的观点当然是与官方论调不符的。但这场论战没有给他带来噩运，他只是被当作“唯生产力论者”，犯了雅罗申科用生产力取消生产关系的错误。他当时自负地对文怀沙说，光是围绕上述主题的中心问题，他就可以毫不含糊地用马列主义理论加以阐述。写一本三十万字的专门著作是毫不费劲的。而他的论敌则是贫乏得连写一篇五千字的文章，也要翻来覆去，连起码的逻辑都没有搞通。他感叹道：“和一个或一伙并不势均力敌的论客讨论问题是痛苦的。但对方在不断地混淆读者群众的视听，不给予澄清又不行。”
　　
　　几年前的论战没能使他吸取什么教训。他的理论水平高，政治智商低。已经是山雨欲来，李平心还浑然不觉。他没有对姚文元为首的写作班子引起足够的警惕，他又轻敌了。有一次王元化到他家去，他轻蔑地对王说：“工农兵写批判文章我还服，可是有些人‘随风转舵’，我顶恨。现在在打乱拳，但我不怕，我有牺牲精神。”
　　
　　事情的性质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后来被称视为“文化大革命”起点的《五一六通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写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在此影响下，6月2日，上海市委成立文化革命小组，由张春桥担任组长。与此相比，桌面下面的行动开始得还要更早一些。在此之前的四月份，华东师大党委就已经在上级的授意下，从文科各系抽掉了不少教师、学生，秘密成立了批判李平心小组。其任务主要是收集李平心的著作、文章，整理问题，供批判用，对外不公开。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标志着对史学界的冲击势头进一步加剧。同一天，华东师大物理系11名学生贴出全校第一张攻击校党委书记姚力的大字报《姚力的总结居心何在？》，这是上海高校中出现最早的将矛头指向本单位党组织及其负责人的大字报。
　　
　　6月10日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在会上做了《关于进一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会议根据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提出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并点了8位“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名，其中包括李平心、“为资产阶级音乐家德彪西辩护”的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和周谷城、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辑李俊民、电影界的瞿白音和文艺界的王西彦。据参会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钱伯城回忆：“经曹荻秋（他自己后来也成了‘叛徒’，瘐死狱中）公开点名，他们便受到了轮番的纯然是侮辱性的批斗。李俊民每次被揪上台，由一个身穿绿军装的造反派站在身后，将他双臂反剪，美其名叫‘喷气式’，再双膝下跪；有一次，李俊民稍有反抗，一个造反派死命扭他耳朵，直至出血。贺绿汀强头倔脑，不肯低头认罪，因此大吃苦头；每逢文化艺术界的批斗大会，即使贺绿汀不是主角，也要押来陪斗，他的女儿就是因为不堪受辱，愤而自杀的。周信芳是麒派老生的祖师爷，唱唱戏罢了，却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的‘三反分子’，他被反背双手，跪在一辆大卡车上，儿子周少麟也跪在旁边，两个造反派分别揪住父子的头发，使脸部朝上示众，周游全市，这叫做‘游斗’。”
　　
　　第二天，《文汇报》报道了市委召开万人大会的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洪流中破浪前进》的社论，其中提到：“有一部分文化教育事业单位，实际上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掌握在党内外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所谓‘学术权威’手里。”同一天的《解放日报》则在题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打倒》的社论中指出：“李平心疯狂地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永远只许一家、一宗、一派专断一切’，咒骂批判吴晗的革命派是‘新黑帮分子’……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产阶级复辟，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当华东师大校园里铺天盖地地贴出了针对李平心的一万多张大字报后，校党委让历史系的戴介民陪李平心去看这些战斗檄文。覆盖了所有建筑物的大字报上到处写着，李平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是欺世盗名。看了还不到一半，李平心便“拂袖而去”，说他头痛得厉害，不能再看了。面对上海市委组织的写作班子，李平心尚能抖擞精神，提笔应战，这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面对的只是几个理论素养低劣的对手。而大字报能够形成一种印象，即人民群众已经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达成了一致，他们整齐的呼声已汇成了海洋。任何个人在这样的大海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人的自信来自何处？没有人能真的仅凭双腿支撑自己。没有人能真正做到我行我素，无视世界怀疑的眼光。这些令人兴奋的红色纸张、有力的粗体字、密集的惊叹号，构成强大的心理震慑力，将彻底冲垮你的精神防线。李平心知道，千军万马正在身边摩拳擦掌，他们随时有可能包围过来把自己撕成碎片。浪头已经打到他的鼻子尖上了。对于大字报的威力，《人民日报》上有篇文章作了形象的描述：“革命的大字报，是揭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是放手发动群众向敌人猛烈冲击的最有效的办法。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都最害怕大字报。一切革命群众，都最喜欢大字报，都把大字报当作揭露和战胜敌人的最强有力的新式武器。你贴一张，我贴一张，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都可以揭发出来，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都可以揪出来，叫他躲也躲不了，藏也藏不住。我们就是要大搞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大长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一切牛鬼蛇神的威风。”
　　
　　6月14日，李平心自杀前一天。历史系把他叫去谈话。这件事被学生们知道了。他们把历史系走廊挤得水泄不通。有一位同学在系主任门上贴了一幅漫画，意思是李在负隅顽抗，要对他斗争到底。后来系领导把漫画盖上了，叫专人护送李平心出校，一直送到公共汽车上。一位目击者说，李平心显得神情很紧张。他矮胖的身躯，显示着高智商的硕大头颅，那副和善如弥勒佛的苍白面容在同学们愤怒目光的注视下从大楼的阴影里逐渐走出来，暴露在正午的光线里。他的眼镜片和别在制服上的金属笔帽反射出一种空空如也的光泽。他的脑病又犯了吗？疼痛是否如同震耳欲聋的战鼓，咚咚咚咚，不停击打着他的太阳穴？
　　
　　五十九岁。这是熟人们最后一次看见活着的李平心。
　　
　　驱使一个人断然舍弃仅有一次的人生，除了政治上的穷途末路和对受辱的畏惧，必然还包含着对亲情的彻底绝望。万世饱经惟欠死。全世界只剩下你一个。完全孤立。置身于远离人烟的森林里。双手张开，抓不住一束阳光。感觉不到亲人的温暖，没有朋友。你能珍惜的，只有你自己。你想要对自己证明点什么，只能用一个完全独立的姿态告别世界，告别漫无边际的空虚感。李平心走出历史的舞台，通过一扇矮小憋屈的木门。临别之际，让我们替他四处张望一下，他的亲人此刻都在哪里？
　　
　　他有个儿子，名叫李前伟。1954年北大毕业，57年到捷克驻华使馆当翻译，63年起到北京市外交人员服务局工作。1965年，李前伟写了材料揭发李平心在生活方面的不正常行为，包括李平心同香港的金葆华之间的交往（怀疑金葆华是特务）。材料一式两份，一份送市统战部，一份送华东师大历史系。李前伟的母亲胡毓秀曾同上海市统战部部长陈同生谈到这份材料。陈同生是李平心的老朋友，三十年代在左联就相识了。陈同生赞许道，前伟这个表现很好，说明孩子政治觉悟有所提高。
　　
　　后来，李前伟又逼着李平心和金葆华彻底断绝关系。那个在大家眼里“穿着高跟鞋，奇装异服，妖形怪状”的香港女人一直和李平心保持着联系。金葆华很漂亮，是个基督徒。他们曾经有过一些快乐的时光。她曾送给李平心一只金表。三年自然灾害里，她给李平心寄来了大量包裹，其中有稿纸、绒布、衬衣、绒裤、食品、药，还有一些大部头的工具书，单是海关的关税就花了一千多元。李平心深爱这个女人。但此时此刻，他为了不影响孩子的政治前途，还是写了一封绝交信寄出去。当然，这封信被上级组织截获，并拆看了，组织上对此信的评价是“信的内容充满了缠绵思念的话, 这哪里是绝交书”。
　　
　　6月10日文化广场的万人大会召开之后，有一天李平心的秘书刘敏文来找胡毓秀。刘敏文说李平心向她打听师大附近长风公园的情况，她怀疑李平心要到公园自杀，希望胡毓秀救救他。作为前妻，胡毓秀在内心深处还是牵挂李平心的，但在嘴上她只能说：“李平心是华东师大的一面黑旗，我怎么能帮他的忙？假如华东师大组织上要我去斗争李平心的话，我要和他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刘敏文走后，她还是急急忙忙跑去告诉统战部长陈同生，说李平心有轻生的念头，希望统战部注意。陈同生对她说，党的政策是打倒了以后还要给出路，李平心大概不至于自杀。
　　
　　所有牵绊感情的线都断了。儿子揭发自己，情人远在香港鞭长莫及，前妻只能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面孔。我们看不出这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会有什么别的选择。
　　
　　师大党委在李平心的自杀现场找到了几封遗书。在致党委的信里，李平心说他的死不怨党委。他坦然回顾了解放初和潘汉年的斗争，并说这次批判他，与市里某些领导有关。最后表示，要把留下来的四万册藏书全部捐献给学校。在写给李前伟的信里，他则表达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对人民事业必胜的信心。李平心留了六部书给儿子（俄文大百科全书和中国历史方面的大部头），给秘书刘敏文也留了三部。每部书都写明估价，并说明如果经济困难可以变卖。
　　
　　发现李平心自杀后，师大立即给李前伟打了电报（没有别人可通知了），让他回来料理后事。不过李前伟迫于形势，没有赶回来，他给党委写信说：“我相信党会妥善处理一切后事。他的手稿、书籍、信件、物品全部交给党。”自杀当天，全校召开了李平心批判大会。几天之后，文汇、解放两报同时发表了批李的长篇文章《打倒“三家村”的“学者”李平心》，给李平心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漏网资产阶级大右派”，“修正主义应声虫”，“资产阶级保皇派”等几顶醒目的大帽子。
　　
　　一死不能捐万恶。自杀并不是李平心事件的终点。由于自杀行为被认为是“自绝于人民”，性质极为恶劣。华东师大成立了“李平心专案组”，针对李平心历史问题的调查在人死之后又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外调人员像旅行家一样提着旅行包，乘坐火车，走遍了大江南北。全国范围内，凡是和李平心打过交道的人被一一走访。每个人都被要求仔细回忆李平心的一言一行，并写成文字材料。李平心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点：1931年苏维埃准备委员会的被破坏，是不是由于他充当了叛徒；李平心到底是不是托派；他和香港人金葆华有什么关系，金葆华是不是国际间谍；李平心解放后有哪些反动言论；在反复的调查之下，李平心的前妻胡毓秀出现了松动。不堪忍受连续的揭发、批判、斗争，直至隔离审查，胡毓秀违心地承认李平心在苏准会事件中，曾与一个国民党人打过交道，出卖了革命。好在除了她的揭发之外，没有其他旁证和物证材料能证明李平心是内奸。所以关于李平心的死因，1975年9月，师大革委会作出的结论是：“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对党的政策不理解，在1966年6月15日自杀身亡。”
　　
　　文革结束后，李前伟向全国政协递交了一封申诉书，要求给李平心平反，发还遗产。胡毓秀也推翻了供词，重新写了大量的说明材料。1978年6月20日，师大党委在《关于李平心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沪师委（78）复22号）里，肯定了李平心的学术成就，并决定举行李平心骨灰安放仪式，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一个故事在肃穆的骨灰安放仪式上结束了。哀乐，花圈，挽联。如果李平心在这个仪式上突然复活，站在自己巨大的遗像面前，站在死者的队列里面对生者，他还能认出自己的儿子、前妻、同事、领导、学生吗？他会不会对所有人深深鞠上一躬，然后用手扶一扶眼镜，说上一句：“谢谢。我在那边很幸福。”
　　
　　（本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史料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李平心专案组”档案）

源自陈晓维《好书之徒》（中华书局20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