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人民教育家、上外老校长：王季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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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愚（1908-1981）是原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人民教育家，新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王季愚是上海外国语大学自1949年建校以来第一位由国务院任命的校长。她于1964年来上外，1981年5月6日因病逝世，在上外工作了整整17年。

一

   王季愚1908年农历2月16日生于四川省安岳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乡村小学的校长。她从小耳濡目染，饱受家庭熏陶。小学毕业后，她就读于成都女子师范学校。1929年，王季愚从女师毕业，只身赴北平学习，并于次年考入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俄文班预科。该校是我国俄语教学起步较早的学校，师资水平亦属一流。王季愚是班里学习优秀的学生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季愚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民族救亡运动。     

   1932年秋，两年预科结业后，王季愚升入法学院经济系续学。经同学介绍，她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并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平津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1933年，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北平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许多进步学生或被捕，或被迫流亡。年初，王季愚也被迫辍学。她和同学商议后，决定一起南下。她先回重庆，在省立女子职业学校代课，5月末辗转来到上海，投入文化界的救亡运动。她先后在正风中学、新生女中教书，参加我地下党领导的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协会，为抗日将士筹措冬衣，举办卫生人员训练班等。工作之余，她继续进修俄文，翻译苏联的文学作品，为商务印书馆标点古籍文献。王季愚还帮助一些刚开始从事文学翻译的女青年与鲁迅先生、许广平女士取得联系，安排翻译、出版事宜。鲁迅先生逝世后，她一度受党的委托与许广平同志联系。1936年，王季愚本人翻译的高尔基名著《在人间》正式出版。同年她加入地下党文委组织的上海作家协会。1938年，她参加党领导的上海妇女社，按人《上海妇女》半月刊编委。除日常的编务工作外，她孜孜不倦地撰写、翻译文稿，并以西冷、季子、王季、及愚、王季虞等笔名发表在多种报刊上，1939年，王季愚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已被日伪列入“黑名单”的王季愚奉命撤离上海，经香港、广东、广西，于1941年初到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随后，在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的亲自关心与安排下，于同年10月下旬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王季愚被分配在鲁迅一书学院编译室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不久，党中央决定调遣部分在延安的军政干部到东北工作。1945年10月，王季愚被编入基干大队，开赴东北。历经三个月的长途行军，于1946年10月到达辽宁。当时，因战争变化，中共东北局从辽宁沈阳移至吉林省的梅河口和海龙县。这是两个新解放的县城，急需加强领导，王季愚被任命为海龙县委宣传部长。6月，战争局势稳定后，她被调至设在佳木斯的东北大学，先后任文学系副主任、文学院、教育学院副院长。11月，为了发展对外关系，东北局决定原在延安的外国语学校在哈尔滨复校，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附设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王季愚调至该校，先后担任政治处主任、副校长、党委书记和校长。

1949年春，党中央下达要加快培养外语干部的指示后，哈外专作为新中国培养俄语人才的摇篮，就接受了更繁重的任务。同年8月和1950年2月，周恩来同志曾分别在北京和哈尔滨两次召见王季愚，听取关于哈外专的工作汇报，并就今后新中国的外语教育问题，大至方针政策，小至学生伙食营养，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长谈。这两次谈话给了王季愚极大的鼓舞。  

1955年，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改名为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王季愚出任院长。1958年秋，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黑龙江大学，王季愚任党委书记、副校长等职。1964年5月，王季愚经国务院任命，出任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直至逝世。

王季愚是我党自己培育造就的少数几位优秀女教育家之一。她在我国外语教育战线上担任大学校长这一领导职务长达整整33年。如果从1930年她开始学俄语算起，她以外语为工具，为党的教育和文化事业服务整整有51年，超过半个世纪。再从她培养的学生人数看，仅从1946年创办哈外专至1958年哈外院改名为黑龙江大学这12年间，就为国家培养、造就了6000多名外语人才。如果再加上以后20余年培养的学生人数，那确是数以万计。完全可以说，在我国的近现代教育史上，至今还找不出第二个人像王季愚那样自爱外语教育岗位上连续担任领导和校长职务那么长时间，培育出如痴众多的外语人才。



    二     

王季愚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与才华，给我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外语教育事业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她那些经过长期和艰辛实践得到的关于外遇教育的思想和办学经验，对我国外语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事业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里，我们试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加以归纳和论述。

    教书育人 要求又红又专

王季愚作为一位高校的主要领导，无论是在哈尔滨还是在上海，都是身体力行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她既反对单纯的业务观点，也反对搞空头的政治；而是要求教师既教书又育人，要求学生又红又专。她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全国解放前夕，近百名来自清华、北大、南开等名牌大学的在校青年学生到哈外专学习俄语。他们初到时，对解放区的学校生活和教育方式并不很适应。不少人对政治学习不感兴趣，把它比作萝卜青菜，说事没有什么味道。王季愚循循善诱，告诉他们：“萝卜青菜最富营养，不能轻视。”为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哈外专正式设立了政治理论教研室，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学校定期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要求各级领导根据青年学生的特点，做好思想工作。王季愚还要求早期留校工作的同志补学社会发展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三门课程，并要通过正式考试。她亲自讲课，由于她的讲课深入浅出，很少有空话、套话等八股教条气，所以讲课的小礼堂每次都座无虚席。她还采用期中出题，期末开卷考试的形式，让学生联系社会和个人思想实际来论述对理论原理的理解，这些，都给学生留下难忘的印象。

王季愚晚年在回顾当年哈外专工作时曾写道：“当年哈外专的培养目标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政翻译。办学主要靠三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政治思想工作，三是学生的学习热情”。

在王季愚的领导下，哈外专的各项工作搞得生气勃勃。政治教育、社会宣传，甚至节庆日的检阅操练都走在当年哈尔滨各高校之前，经常受到东北局登报表扬。据当年的许多学生回忆，王校长总是善于激发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从容不迫，指挥若定，充分显露了一位优秀领导者的气质和才干。

1958年初，在“反右斗争”尚未结束之时，王季愚就号召学生“一面刻苦攻读，一面辛勤劳动”，既要重视世界观改造，又要学习专业知识，做到又红又专。1964年，王季愚任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后，也是一如既往，关心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1965年，她在出席教育部召开的有关会议时，多次发言均强调要让学生学到真正的知识，注意劳逸结合。

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王季愚也始终反对忽视智育、忽视教学业务的倾向。在她33年饿大学校长生涯中，前30年是在各种政治运动冲击教育事业，给教学带来不少困难的局面中度过的。每遇到这种情况，她敢于采取各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运动给教学带来的损失。50年代初，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上面给学校下达了“指标”。王季愚反对这样的做法。她直接去市委汇报，要求撤销“指标”，提出学校该是“有什么整什么”。她要求学生好好学习，懂得一刻千金的道理。1958年搞“大跃进”时，有些青年学生头脑发热，要把学校供教学用的发电机和精密仪器搬出去炼钢铁。王季愚知道后立即下令制止，并组织人员转移、收藏好这些教学设备。这样的做法在当年全民动员的好大声势下，极有可能构成某种政治问题。在“左”的思潮泛滥的形势下，一个学校的领导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实在是难能可贵。这里，也真正体现出一位教育家应有的责任感和勇气。

严格按教育规律办事

外语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不仅具有教育的一般共性，还有其特殊规律。掌握、驾驭这些规律，教学工作就有成效；反之，则事倍功半。

建国前后，到处都急需俄语翻译。哈外专直属东北局领导，学生由中央直接分配。学校几乎是月月有人毕业，月月有新班开学。为对付这样的局面，王季愚提出，将长远的人才培养和国家应急的速成教学相结合，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目前的紧急任务和今后的正规建校相结合。为此，在教学中陆续采取了几项措施：（1）利用哈尔滨的特殊地域条件，大量聘用当地苏侨任教。（2）制订教学大纲，要求少而精。既要训练基本功，又要应用人单位要求，适当讲授与今后工作有关的专业词汇及知识。（3）聘请苏联专家来校，开设研究班、；理论版和高级教师班，不失时机地培养自己的教师队伍。（4）制造外语环境，增加学生语言实践的机会，课外活动要求与外语操练相结合。这些措施既有因时因地制宜的特色，又符合外语教学规律，因此整个教学活动安排得井然有序，为建国后全国各地新开设的俄专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经验。

1954年，在俄语人才培养的速成教学可告一段落之时，王季愚又及时地提出学术建校。她指出：“办学必须从学术研究着手，单靠改进教学方法还不够，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外语理论水平。”

1955年前后，随着高校大规模进行思想改造、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初见成效，我国高校一些有远见的校长们开始设计自己学校的远景规划。王季愚就是其中之一。人才、设备、校址、语种、大纲，无不在她的缜密思考之中。例如哈外专原设在市区，沿用伪满医大、邮电局的旧址。这些老式俄国建筑比较整齐、实用，许多人不想搬迁。但王季愚力主搬到郊区盖新房。她提出：“学校要发展，学生要有活动场”，“现在就要想到将来”；“现在不去，将来再去有困难，没有土地”。再如，1958年，哈外专改为黑龙江大学后，她在创建文理各系的同时，更注重三材（人材、教材、器材）的建设。这时，一份有影响的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黑大的正规教学是“滚入了修正主义的泥坑”，给全校师生造成很大的压力。王季愚历来头脑冷静，对此，她沉着而坚定地安慰大家：黑大本来就是正规的高校嘛，还是先干起来再说。在她从容不迫的指挥下，学校各项工作按部就班进行，为黑大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一个真正的教育家，王季愚对违反教育规律的现象有很高的识别能力，并能进行抵制。1960年，黑龙江大学开始走上正轨。就在这时，教育战线上开展了所谓的“反右倾”、批判“大、洋、古”的运动。在这种形势下，学校领导匆忙通过了一个决议，决定把学校拉到农村办“炕头大学”。，理由是“城市里到处是资产阶级，怎么得了！”并认为只有这样才算是“敢于革命、彻底革命”。就这样，几千名师生在天寒地冻的农村，缺吃少穿，许多人得了浮肿病，根本无法组织教学。王季愚坚决反对这类旁门左道的办学方法。她亲自下乡，实地访问师生，并如实地向省委汇报情况。最后，在上级党委的干预下，历时4个月的下乡办学才告终止。

也许正因为有这个“反对下乡办学”的罪状，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黑龙江大学的所谓“革命造反派”把王季愚从上海“揪回”哈尔滨，对她进行关押、批判达28个月之久。在一次批斗会上，王季愚宣布：“我王季愚一不自杀，二不逃跑，三不赖账。”当造反派恼羞成怒大叫斗倒王季愚时，她铁骨铮铮地回答道：“斗臭了，五年后还会香起来！”这些铿锵有力的话，正体现了身处逆境的王季愚对我党战胜邪恶，坚持按教育规律办学的信念。

这里很自然要提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左”倾思潮泛滥、有时甚至在别人不敢抵制的时候，王季愚却能坚持原则，挺身而出？我们看这里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她始终以党的教育事业为重，忠于职守，襟怀坦白，无私无畏。其次，她本人是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专家，本人懂外语，长期搞外遇教育与翻译工作，深谙外语教育规律，知道逆规律而行的可怕后果。第三，在工作中重视集体领导，发扬教学民主，尊重专家、同事及师生的意见。这里特备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与王季愚共事，可称为莫逆之交的前哈外专副校长赵洵同志。当年受过她们勉励和培育的学生对两位校长同心协力一起办学都交口赞誉。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早在解放战争年代，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我党就制订了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但在当时，党内、军内并非所有基层领导都能认识到这一点。作为哈外专领导人的王季愚深感这一决策的重要。     

1946年，外专刚成立，东北解放区开始清奸反霸、“三查三整”。当时有一位校领导在传达运动精神时说，凡非劳苦大众出身的都要清除出党。王季愚听后表示很不理解。她与赵洵同志一起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拜访罗荣桓和刘亚楼两位领导，反映情况。不久，上级下达了《对待知识分子的决定》，保护了一大批非工农出身的学生和干部。

1948年锦州解放后，王季愚即亲自去冀察热联合大学选拔学生。以后，随着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的解放，又都是在她的亲自主持下，从华北及南方吸收了大批学生到哈尔滨学习外语。对于这些带着不同动机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王季愚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置事业心与责任感于育人的首位，同时又悉心培养他们的业务能力。这批学生后来大多成为外语教学与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许多人担任了党和国家各级机构的领导干部。

哈外专建校初期，主要由当地苏侨任教。王季愚预见到，以来苏侨并非长远之计。发展正规教育，还是要尽快培养自己的教师队伍。她与学校其他领导一起，自1950年下半年起举办研究生班。到1956年，哈外院的研究生已有200多人。实践证明，这一步走得非常及时。自1954年起，大批苏侨陆续回国，由于事先有准备，外语教学的全部工作很顺利地过渡到由中国教师担任。正是由于她的远见卓识，哈外专在数年内逐步形成一支人数多、水平高，“兵种齐全”的干部和教师队伍。

王季愚认为，一个教育家不仅要善于发展和培养人才，还应该善于爱护和保护人才，有时候后者比前者显得更为重要。这里需要有对党和事业的信念，对自己同志的信任和干预坚持真理的勇气。建国后，各类政治运动几乎是连续不断，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反胡风集团、反右、反右倾------在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中，王季愚都能实事求是地对待所谓在运动战受到冲击的人，不偏听、偏信，不妄下结论。1957年反右斗争时，王季愚不顾上级向她提出的“不要犯组织性错误”的警告，竭尽全力保护干部、教师和青年学生，严格区分政治立场和思想认识的问题，尽量防止扩大化。许多当年直接参加该校反右斗争的同志一致反映：正是由于有王季愚这样具有极高理论修养、丰富斗争经验和高度实事求是精神的好领导，才使这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的误伤减少到最低程度。

1964年10月，王季愚调来上外不久，教育部就派她去北京大学参加社教运动的试点。时值“文革”前夕，阶级斗争的气氛十分紧张。她多次提出，即使对待有错误的同志也该是以帮助为主，“无情打击”是极左的做法，应该避免。

王季愚培育人才，有教无类；爱护人才，发自内心。无论对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或外籍教师，还是对自己培养出来的青年教师，她总是以朋友、同志身份真诚相待。她是一校之长，但从不以校长自居发号施令，而像是大家庭中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给人以教泽绵长、师恩深重的美好回忆。她对干部和教师要求严格，但不苛求；关怀备至，但无宠信。对于德才兼备的尖子人才，一旦看准了，她会力排众议，大胆提拔使用。这正是一个真正教育家所应有的气度和工作风格。

不因循守旧 锐意改革创新      

大凡一个以社会进步为己任的教育家，总是不因循守旧，力求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所创新。王季愚就是这样一位不露锋芒，却又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索、改革的人民教育家。只要她认为这个计划和措施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符合教育规律，她就坦诚直言，并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有胆有识地推广实施。

外语学科模仿性很强，因此学外语最好从少年开始。王季愚深知此点。哈外专开办不久，她就提出开办预科班，招收初中毕业生。不久，一批年仅十四五岁的少年，穿着不合身的大军装出现在校园里。对这批少年学员，学校特地增设历史、语文、地理等课程。可以说这是开创了新中国正规学校招收少年预科班学习外语的先河。教育部后来开设外国语学校，选派高中毕业生直接赴国外学习等措施，都是在十几年后的六十年代初才开始实行的。

再以采用直接教学法为例，在五十年代，各级外语教学中一般不敢公开使用直接教学法。原因之一是这种教学法在过去的教会学校中曾被广泛使用。因此，被批判我“帝国主义洋奴教学法”。王季愚并不理会这种形而上学的批判。她和她的同事们鼓励教师采用直接教学法的合理内核，让他们放手试验。结果，哈外专的学生仅在一个学期内即可听懂用外语讲课。

类似这样局部的或单项的教学改革，在五十年代哈外专不胜枚举。王季愚是位善于独立思考的教育家。由于各种政治运动不断冲击学校教育，以及其他人为的因素，她的许多关于外语教育的改革创新思想无法付诸实现。1964年她出任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季愚衷心希望在上海这个她在30年代曾经战斗过的城市，把自己在哈尔滨搞外遇教育多年积累的经验带到上外。她亲自率领教务处的一批教学管理干部到英语系蹲点几个月，调查教学质量，分析师资队伍，检查教学大纲。但事与愿违，先是社教四清运动，紧接着又是那场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一拖又是12年之久。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后，王季愚恢复了院长职务。她强调党委集体领导，班子内部要加强团结。随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作为已有几十年革命经历的教育家，又经过文革的折腾，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全国教育大会的召开，王季愚敏锐地感到，真正搞外遇教育改革的春天来临了。1977年，上外开始整顿教学秩序，1978年5月成立了上网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王季愚出任主任。同年8月，她率领上外代表团赴京参加了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10月，上外恢复了学报，《外国语》创刊。王季愚作为主编撰写发刊词，号召“振兴教育事业，创造灿烂文化”。

1979年，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上外成立了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外语教学资料中心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等科研、出版部门，为学校的教学科研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年年底，王季愚在校庆30周年大会上，代表校领导提出了上外今后的发展蓝图。1980年，教育部在烟台召开外语教材规划会议。在这次会上，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就我国高等外语教育的几个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王季愚得悉后深表同意。年底，她着手准备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发言稿。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及时紧凑，那么得心应手，充分展现了王季愚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

在为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所准备的发言稿中，王季愚阐述了自己学习外语、从事外语教育的经历及体会，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30多年里外语教育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并对今后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和设想。王季愚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绘画，提倡多样化、多层次办学，外语学科应与其他人文学科相互渗透。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王季愚建议从现有的中青年教师中培养一批教学骨干和学科带头人，形成梯队，做到专业方向定点，学有所长。她主张学校与学校之间，学校与社会之间多联系，改变“近亲繁殖”、“死水一潭”的局面。最后，她还谈到，要加强党的领导，要求从事外语教育教学领导工作的干部要“深入教学实际，按教学规律办事，切不可瞎指挥”。这些都是王季愚本人从事外语教育呕心沥血工作30余年的经验总结，也是这位老教育家为我国新时期外语教育改革而提出的一份“出师表”。

非常令人惋惜的是，王季愚因病医治无效而永别了她魂牵梦萦的外语事业，未能在成立大会上宣读这篇发言稿，更未能直接参与她盼望已久的这场外语教育改革战役。始于八十年代的外语教育教学改革实践和所取得的发展实绩证明，王季愚关于我国外语教育改革的观点是正确的，是富有前瞻性的。30多年来，上外历届党委行政领导和全校师生员工齐心协力，锐意进取，学校改革与发展等各项事业发展迅速，成绩显著。上外为我国的外语教育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        

作为一个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历的革命家，王季愚在日伪、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生活、战斗过，也经历了延安如火如荼的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她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各项政治运动。她的外语教育工作实践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战争岁月和解放后30多年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所以，王季愚的教育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印痕和民族特性。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认真而全面的专题研究。

王季愚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但同时也是一位革命家。她以革命事业为重，一生谦虚谨慎，淡泊名利。她工作兢兢业业，生活艰苦朴素，数十年如一日，这是有口皆碑的。30年代在上海时期，她工作繁重，生活艰辛，在正风中学教书时，她患着肺病，又怀孕了。空余时间忙着翻译高尔基的著名三部曲之一《在人间》。她在该书的译后记中写道：“这本书是1933年春天动手译起的，中间为生活不安与许多意外的灾难所阻碍。”该译作于1936年春出版，是当时进步青年喜爱的读物，它鼓舞人们走向革命的道路。为了养家糊口，也为了接济革命同志，她给出版社标点二十四史，每万字才得4角钱的报酬。40年代在延安时，她一个人托带着两个孩子，炕上只有一条棉絮和一床被子、一架纺车。那时，王季愚还兼任党支部委员，妈妈班的班长，得帮助其他妈妈们背米背柴。稍有空时，还要译点文摘，送到大后方重庆发表，用很有限的的稿费给孩子们买些羊头熬汤，增加点营养。抗战胜利后，她把年仅5岁的孩子交给保育院，自己又带着稍大的女儿长途跋涉，行军到东北。那时学校设在被炮火摧毁的一个日本废军营里，不对只供应军装与口粮，其他费用一切自理，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王季愚咬紧牙关，从未说过一个苦字。新中国成立后，王季愚到大城市工作，位居大学校长，但她艰苦朴素的本色始终未变。“文革”初期，“红卫兵”去抄她的家时，除了书籍、字画之外，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那些抄家的“红卫兵”目睹此景此情，也不禁为之惊讶。

王季愚自己艰苦朴素一辈子，但对周围的同志，却乐于相助。只要他们有困难，她都慷慨解囊资助。对于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误伤的师生和朋友，她从不歧视，而是想方设法减轻他们的压力，在精神上合物质上予以支持。有的同志的子女无人抚养，她主动承担照顾；有的同志家属工作有困难，她设法妥善安排。十年动乱期间，她将惨遭洗劫的两个革命家庭的9个孩子视如亲生骨肉，全力保护他们。这是一种对同志的爱，一种高洁博大、不求回报的爱。在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王季愚因坚持真理、秉公办事，或因帮助同志解困免灾而受到批评和指责的情况时有发生。上世纪50年代，她和一位作家朋友闲谈时曾大度而风趣地说过：“办学校没有什么，检讨、检讨、再检讨就是了。”这也是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代人受过而最终深得众望的原因之一。

“贵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这是王季愚的生活信条之一。王季愚一贯志洁行廉，公私分明。上世纪70年代初，她把学校补发的工资全部上缴作为党费，党组织未接受，她就把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作学校的对外招待费用。1980年，著名翻译家戈宝权来上外讲演，她自己掏钱掏粮票设宴招待，不化一分公款。学校多次提出要为她调整住房，她都婉言谢绝。除了革命工作，她惟以读书为乐。王季愚自幼进私塾，国文根底深厚，早年创作、翻译的文稿甚多。1938年至1939年间，她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过几十篇文稿，仅在《上海妇女》杂志上就发表了33篇之多。这样辛勤的笔耕，即使在现时亦不多见。

1980年，王季愚已患上癌症，身体十分虚弱，但她仍然忙于工作。诚如她在一首诗中所自述：“病骨轻如蝶，两鬓白如霜。七十已过二，镇日育才忙。”年底，她忍着病痛，为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撰写发言稿。1981年3月最后修改定稿时，她本人已无法动笔——目力不济，再加上患重感冒得卧床休息。早春3月，在上海可谓春寒料峭。王季愚童子静静地听着别人的念稿声，不时地咳嗽，不时轻轻地说上几句，修改词句。4月1日，她被送入华东医院，5月6日，王季愚因病医治无效，溘然与世长辞。

王季愚离开我们已近40年了，但她的思想、情操、学识和风范值得我们后人传颂和效仿。王季愚的高尚蕴寓于平凡之中。作为革命者，她的高风亮节，堪称楷模；作为教育家，她高瞻远瞩，受人尊崇；作为师长，她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作为同志、朋友，她坦诚相见，患难与共。

今天，当我们回顾王季愚的生平和业绩时，在我们的眼前很自然地又浮现出这样一个形象：布衣布鞋，齐耳短发，神情和悦，目光深邃-------好像她仍在凝眸远望，已久思索着人生、祖国，思索着国家的教育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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