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 1951年：我到甘肃参加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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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我因找到了半个多世纪前参加土地改革时的笔记本，回忆和反思那一段经历就有些依据了。

1947年９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我们当时在“蒋管区”，却也在（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民联小组内学习讨论过。那时我已知道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因此，认为毛泽东讲过新民主主义就是新三民主义，然则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也只是实现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遗愿而已。没有实际政治经验，也没有政治头脑，虽置身国共两党决死斗争的格局之中，却没有了解此时此刻解决土地问题的现实政治意义，根本没想到这是给同盟者以实际利益的重大举措，借以动员广大的贫雇农团结在保卫胜利果实的旗帜下，从兵源和物资两个主要方面支援前线，同时结束抗战中止于减租减息、容纳地主阶级联合抗战的局面，划清阶级阵线，孤立并打击封建地主阶级，巩固后方政权。

我生于城市，在1947年以前没有下过乡，没有农村生活的直接经验，有关农村生活的见闻都是从书本上看来或辗转得之于传说。我想像中的地主，已经不是鲁迅笔下的赵太爷和鲁四老爷们，而是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里的人物，还有古元、彦涵木刻里的形象。我们在讨论封建剥削的时候，一时对利滚利“驴打滚”叫不顺嘴，有人就解释说，就像欠人一头骡子，还债时得算成大骡子下了小骡子，小骡子又下小骡子，加倍翻番；我们这些城市中学生闹不清骡子是绝后的。我们热烈地讨论，要理解《土地法大纲》及其指导下的实践将比减租减息远为彻底地消灭封建剥削，消灭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过幸福生活。

我们的理解，在一般原则层面上是不错的。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时试点已有的实践，特别是群众发动起来的后果，预计达到的目的和始料不及的局面中出现过哪些问题，这个背景不清，我们始终只能停留在理论上的欢呼拥护。偶然听到学校里或社会上对农村土（地）改（革）负面现象的议论，条件反射地断定为造谣诬蔑；有一个功课不错待人也无可挑剔的同学，家在良乡，经过土改，似是划为地主的家庭遭到“扫地出门”，家里便有成年人集结为还乡团反攻骚扰，他本人也因此仇恨八路军，并走极端，投向特务（或特务外围）组织。我起初因对他印象较好，不相信他这一选择，证实无误以后，对他是惋惜加上警惕，但我却没有从另一方面想想，土改中具体政策的制订或执行，是否发生了什么偏颇，在消灭封建剥削性质的土地制度时，对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有没有加以区别，对地主分子和地主阶级一般家庭成员有没有切实给予生活出路，不使他们铤而走险，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革命的阻力，减少革命运动的后遗症。这都是后来直到今天回首往事时一些“事后诸葛亮”式的想法；这些想法其实也是中共领导群众运动曾经总结过的经验教训，曾经提示过的政策性和策略性考虑，当时我们这些置身事外者根本没有想到，而当时党的各级干部本来是应该想到，有些重大的偏差是应该防范于前、补救于后的。

而除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毛泽东1948年4月在晋绥的讲话中稍涉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以外，多少年来公开的著述中，土改也如其他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一样，只有成绩方面的正面陈述，而曾有的弯路、偏差、错误倾向直至侵犯了不该侵犯的人的利益，杀害了不该杀害的人，都很少提及，因而汲取教训也就无从谈起了。

在毛泽东晋绥纠左的一年多以后，进了城，建了国，1949年至1950年那个冬春，北京郊区和各个“新（解放）区”就都搞了土改试点。1951年全面铺开。不过，三大运动中的这一大运动，要利用冬闲时间，以免妨碍农业生产，所以比年初已经大张旗鼓的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稍稍滞后了些。我所在的广播事业局也有参加土改的名额，不须报名，上级决定有我。跟我一起去西北土改工作团的，还有行政处的蔺际成（解放区来的工农干部，党员），北京市台的茹健（原北平某大学的地下党员）。后来，老蔺在五十年代调出电台，茹健在“文革”中自杀了，当然不是什么“畏罪自杀”，因为他没有任何罪愆；只有蒋介石国民党会认为他有罪：他可是从年轻时就一心要革国民党的命了。

我们于1951年10月25日从北京出发，此行延续到次年新春方回，前后三个多月。

一站一站地走向土地改革第一线

我是拥护土地改革的。即使我不是在1947年就学习过《大地法大纲》，我也知道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共产党人应该比孙中山更进一步，从理论进入实践。

我从彦涵的版画和赵树理的小说，看到过抗战时期解放区农民闹减租减息，地主节节后退的情态，又看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好像跟着丁玲、周立波他们的工作组下乡，经历了土改的全过程。那时候《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尚未出版，我还没有读过毛泽东针对晋绥和其他地区所作的，关于土改中政策问题，关于纠正土改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等党内指示。

还在1949年前，偶然听到关于解放区土改中除了对地主“扫地出门”以外，还施加一些酷刑的传言，都是充耳不闻，当作是逃亡地主甚至国民党特务的造谣，连“本质与主流”、“普遍与个别”、“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这些常备武器都不必用，就可以做出判断，落得耳根清净，也最省心。

轮到我参加建国后新解放区的土改了，旧的《土地法大纲》已经重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一切将有所遵循。1951年，就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参加三大运动筹备委员会”组织了大规模的土改工作团活动。我这次参加的，大概算是第二期，全国一共31个团，3658人；除天津组成5个团外，中央（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和北京市各单位组建26个团，共3139人。我所属的西北两个团，共224人（党员40人，团员55人，约占40%），只比华北那一个团（131人）大些。其余如中南11个团，1300多人，西南、华东都是6个团，各700人左右。

那时我没有注意，现在回想，大概有个全国土改的领导机构，给我们作报告的都是其中的成员，如安子文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是中央中央统战部部长。

10月10日，在中山公园，由安子文作思想动员报告。他说，土改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农民阶级起来打倒地主阶级的革命运动；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因此和平土改是不可能的！。他说，土改基本上是解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满足他们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故他们斗争最坚决，对地主阶级最不留情，要以他们为领导骨干。但贫雇农最不好发动。干部、知识分子，跟农民特别是贫雇农格格不入，小资产阶级易于支持中农做领导骨干！。他又说，贫雇农中也不纯洁，有一些带流氓性，很穷，但不务正业，有些是地主的狗腿子；还有些虽非狗腿子，但脱离群众，企图贪污，不顾政策。一入村，老老实实的贫雇农不会找我们的，他们这些人却会找上来。最后，他说，上面下去的干部，有时先有一种调和妥协的思想，以后遇到问题又会“宁左勿右”，左右摇摆！。

这些意见应该说都是吸收了几年中土改试点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若看他在1948年划定的政策界限，还是比较稳妥的。然而，在政策执行中，有时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毛泽东批评“孤立地宣传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偏差，但这往往是与坚决“依靠贫雇农”的宣传和实践分不开。有些过去试点工作中的做法，早已否定了的，但在干部中的影响还在；如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叫“家家点火，户户冒烟”，我曾写进一首小诗（《寄到一座铜矿山》，刊发在1955年的《新观察》），来说明在农村发动群众的广泛深入，老同志看了指出，这是1947年老区土改试点时一个“左”倾口号，产生过打击一大片的严重后果！想不到时过数年，竟还在一些土改干部口中流传。因此，尽管掌握运动的领导不断提醒，不要“左右摇摆”，包括警惕“宁左勿右”，实际上却还是往“左”摇摆的时候居多，这就要从更深处去找原因了。

10月18日，柴泽民（他的具体职务我忘记了，二三十年后做过驻美大使）讲土改的方法与步骤，关于向群众宣传政策，他说，一定要到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以后，再交代具体政策，“否则会使群众缩手缩脚”。这就是说，先要让群众放开手脚，然后再用具体政策去规范他们的行动。10月21日，李维汉在欢送大会上讲话，是以预见到运动会出现过火偏向为前提的，他给我们打预防针说：“纠正过火偏向，一定要在自己人当中进行，不可在地主面前泼农民的冷水，灭自己的志气，长他人的威风；限制农民的口号切不可提。”这是与毛泽东历来主张运动初期要反右、运动后期再纠偏的精神一致的。柴泽民解答问题时说，“群众发动起来，在气愤的情况下，打了几下地主，不算错误；但唆使群众这样做，就不合乎政策了。”李维汉强调“土地改革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任何和平土改的设想都是没有根据的”。当时在领导层决策层，是否有人设想和平土改，我不知道；但在基层干部中，为了免于犯“和平土改”的右倾错误，斗起来不怕激烈，不怕过火，也是自然的了。

许多年后，林彪在“文革”中提出“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这一命题，把利用群众自发的暴力倾向达到政治目的的战略战术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后来的文革的确是史无前例，文革中“红卫兵”以大中学生为主体，岂是我们40年代闹学潮的学生可比。我们那时候闹的学潮，从“抗议美军暴行”到“反饥饿反内战”，虽说也叫群众运动，一是规模较小，一是止于政治抗议的性质，而且注意“有理有利有节”，见好就收，然而也正因此，从地下党学运的领导角度看，他们运筹帷幄是煞费苦心的，而从像我这样的一般参与者来说，似乎要简单些。土地改革是一场农民运动，不仅是消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是翻天覆地的大事，而且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必然复杂多端，对我这样的“三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干部，环境人事完全是陌生的，做工作队员虽说上有领导，但在整个运动过程当中，相对于参加运动的普通农民，我们处在主导的方面，我不能不预感到肩上担子的重量。10月25日，在志愿军入朝一周年之际，登上火车出发前往西北，我的心情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紧张。

头一站到西安，停下几天听当地领导的报告。在这之前，已经学习过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彭德怀、习仲勋以及马明方在1950年有关西北工作情况，特别是有关西北和陕西省土改工作计划和任务的报告等文件。我们将去甘肃，西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一位姓韩的副主任布置，甘肃除蒙藏聚居的非纯农业区及庆阳专区外，65个县市、780万人口要在今年秋后进行土改。

在西安，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人受到很高的礼遇，不过，当时的西安古城市区还没有什么新建设，我们大队人马分住在一些私营旅馆，我住的叫大金台旅社，傍晚先听到乌鸦聒噪，仰头看去，密匝匝一片乌鸦转着圈儿飞，像是谁用马杓搅着一大锅黏粥。“白天开会，晚上看戏”，几乎是老规矩，看了易俗社演的秦腔，戏园子里两厢拉起绳儿卖站票，西安人真迷那高亢苍凉的腔调。另一晚看了苏联影片《幸福的生活》（原名《库班哥萨克》），我们都被影片中苏联集体农庄一派歌舞升平所陶醉，心想“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土改就是要为中国农民创造走向同样幸福的生活开辟道路。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斯大林最爱看这部片子，在苏联农业一片凋敝的年月，他也用这粉饰生活的电影来陶醉自己。

我们的工作团里，有一支中央戏剧学院的劲旅，一路文娱活动很热闹，至少普及了一首配合土改发动群众的《谁养活谁》，这跟南方流行的《啥人养活啥人》（叶至诚词）异曲同工：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耕种锄刨，全是我们下力干；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呀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瞧一瞧，没有咱劳动，棉花不会结成桃。纺纱织布，没有咱们做不了；新衣裳，大棉袄，全是我们血汗造。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呀穿成套。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吃穿和住的，全是我们出力量。咱和地主，怎么生活不一样？不是咱种上粮，地主早就饿断肠。到底谁养活谁，大家想一想呀想一想。

谁养活谁呀，事情很明显，地主们吃穿，哪样不是靠着咱？土地改革，改善生活理当然。有了吃，有了穿，组织起来不费难。咱们把身翻，胜利在眼前呀在眼前。

这首歌不但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也启发我们这些学生出身的人，它印证了我们在别处学习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为起点，这是不错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劳心与劳力的区别导致了生产成果分配的差别，社会政治生活的不平等。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因此否认社会分工的必要。从理论上是这样讲，宣传中却难免没有简单化的倾向，发展到极端，就如六十年代“文革”中，江青口口声声责问文艺工作者：你们吃农民种的粮食，穿工人织的布，如何如何，云云云云，撇开江青本人穷奢极侈的伪善不说，能够不问青红皂白一笔抹煞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么，能够说脑力劳动的价值低于工农业生产劳动的价值，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就因“不事生产”而在人格上比工人农民低一头，甚至“肮脏得多”吗？

这都是今天人们在比较正常的气氛下公认的常识和常理。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记得当年，柴泽民在解答划阶级成份的问题时，就说，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因为不是农业劳动，不能计入家庭劳动；家中有无劳动，须视家中有无农业劳动而定。虽说是解答问题，其实带有法律法规的实施细则的性质。这样实施的结果，比如一个农家有一个成年人没在家里种地，而是在外做教师，计算他家有无劳动时，这个人教书的工作就不被承认为劳动了。我后来入驻的那乡那村，都没有出外当教员的，但又过了十几年我参加河南浚县“四清”运动时，所在西宋庄大队有一户地主，就是土改时在城里教书的；因为教书不是农业劳动（何况必须是参加主要劳动才算是“有劳动”），他家划为地主，然后在学校搞运动时，又因他家已划地主而将他清洗回乡，于是他就顶着地主帽子受专政，服劳役，好像偌大中国不稀罕一个小学校教师，但汲汲于增添一名地主。这仅仅是一个个别的例子吗？

我们接着从西安出发，那时候铁路才修还没修通，只能走西（安）兰（州）公路，经过平凉、泾川，因是敞篷卡车，盘旋而上过六盘山时，十一月初的高寒天气，加之“红旗漫卷西风”，凉彻骨髓，挤得两腿发麻，下山才得活动活动半僵的腿脚，又过了定西，见路边的田野上一块块都被砂石所覆盖，这是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原来此地天旱，为了保墒，在耕地表面匀匀铺上一层卵石，这笔投资不小，但效益不错，头十几年是新砂，再十几年是中砂，三十年左右就是老砂，产量递减，不重新铺砂就不行了，故云：“铺死老子，吃死儿子，饿死孙子”。既佩服此地农民“与天斗，与地斗”的智慧招数，又为当地“得天独薄”而叹息。在黄河边看到大水车，在黄河里乘了羊皮筏，逛五峰公园觉得一般，入城歇脚在西北大厦，楼高三层，据说曾是张治中驻节所在，至今为全城的制高点。香烟牌子“八二六”，因为兰州是1949年的8月26日解放的。看兰州市容，该和两年前没大变样。中心建筑鼓楼还有人半公开地兜售“春宫”。一切都展示着迫切需要一场荡涤污垢的社会改革。在这样背景上，土改的历史意义更显得突出了，我想。

我所在的西北土改工作团一团，在兰州又分了队，我属皋兰工作队。11月5日在兰州听了甘肃省委书记的报告，11月10日在皋兰听了县委书记的报告。这个县北邻景泰，西邻永登，东邻靖远，东南隔黄河与榆中为邻，而南面紧挨着兰州（几十年后它已划为兰州的一个区）。我们工作队分赴皋兰的源泰区和水川区。我向来喜欢从乡村地名琢磨它的地理内涵和历史内涵，这两个区有些地名标志出地形和气候的特点，像上黄克浪、下白坡子、冰川子、石竹沟、羊头岘子、黑石川、青石墩、大横路，还有三川口、后长川、金钩口，至于王家岘、何家川、刘家窑、乐家铺之类，就比较一般了。

县委书记的报告，介绍了本县的基本情况，地主的主要剥削方式，农民从解放前至今的生存状态，土改摸底和试点经验，尤其是把将要进行的土改，按照七十天左右的预期，详细地分了阶段，哪个阶段抓什么，怎么抓，布置得十分具体，使我悬着的心一下落地，只要照方抓药，就能完成任务；我从心眼里佩服县乡两级干部的驾轻就熟，成竹在胸。越往下走，越感到放心，11月15日在金口村的水川区区公所听到的报告就更具体了。

水川区靠黄河边，黄河边还有白杨树，这是全县的好地方（往北去，有个北山区，整个区没有一棵树，简直难以想象）。全区共九个乡(当时的乡即行政村，相当于公社时期的大队，下面还有自然村，相当于后来的生产队)，一乡蒋家湾，二乡桦皮川，三乡博爱村，四乡金沟口，五乡白茨滩，六乡大川渡，七乡鹦哥湾，八乡麦地沟，九乡聂家窑。各乡政府距区政府最远四十里，其他二三十里不等。全区2363户，14653人，土地55781亩3分5厘（算计得如此精确？可能吗？有必要吗？）；全区每人平均土地3亩8分5厘8毫（原来是要这个平均数）。全区贫农1687户，中农535户，富农44户，地主65户，雇农及其他职业者32户。今春各村都经过了减租、反霸、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工作，但群众发动不够充分。在“减租”中各乡都组织与扩大了农会、民兵，五个乡成立了妇联，但不健全，妇女工作最差。

真要感谢当地基层干部已经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如果本是空白，我们两眼一抹黑地进村，那将多么艰难。有这个基础就不同了。实际上，我们即使不来，人家也还不是照样干，看来，我们来这儿，主要是像多次报告中说的，让我们这些光有书本知识的人好好见一下世面罢了。

说到社会情况，说是一、四、六、七乡比较复杂；但论工作基础——减租结束时的群众基础，四、六、七乡较好。这时我庆幸我分在五乡，不止因为它有个好听的名儿：白茨滩；更因为，它虽不在工作基础较好之列，但社会情况并不那么复杂，我的避难求易的惰性在这里显出来了。可见我绝不属于那路哪里困难就要求奔赴哪里的英雄好汉，也不属于希望在最艰苦的斗争中改造自己的积极分子。

白茨滩乡的土改顺利完成

听了介绍，看来五乡白茨滩处于中间状态：减租中未充分发动；捐献（飞机大炮）和征粮中表现不错。减租时本乡未大斗，目前问题不大。减租快完时斗了恶霸滕尚镇，“果实”未退完。226户，1440人，农业人口1430人，土地4256.27亩，每人平均2.98亩。地主8户，富农2户，中农58户，贫农104户，雇农27户。乡长张守家为贫农，农会主任曾富河为雇农。

这时我们北京来的三个人，政务院的朱明，中央戏剧学院的葛崇娴，还有我，跟三位地方干部组成一个工作组，来自西固城（即后来兰州市的西固区）的雇农许尊麟，还有马、高两位，都是甘肃各地前期土改中涌现的积极分子，一起搭配工作；朱明和许尊麟分任正副组长。

这个白茨滩乡星散着好几个自然村：碾子口、牛家窑、杨家沟、狄家庄，还有中坪子、洞槽子、王家堡子。我们11月16日进村，先合后分。一开始通过乡村干部会、农代会、青妇代会、农会会员大会、村民大会宣布土改，按照统一的宣传大纲，向群众宣讲政策，自然是由工作组长、副组长主持。我一进村，连当地群众说的话都听不懂，我担心我的话他们也听不明白，总是光带个耳朵不张嘴。担任副组长的老许，说起话来像拉家常，关键处却也能疾言厉色，他没有任何“书面语言”的滞碍，每句话都能打到群众心里。我不觉得他是刚刚冒头的土改积极分子，他倒像是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老干部。

工作组跟群众见过面，就分头下各村去摸底，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每天早晨或晚上集中“逗（凑）”情况，大约个把星期，认了门，我们就分别住到贫雇农家，也不天天碰头了。我住在牛家窑的时候多，同住而不同吃，当地干部把我们的三顿饭，分别派到中农乃至上中农家里，据说这样可以使他们安心，于是差不多天天是热腾腾的“臊子面”，白面条，黄色的酸菜，浇上红色的辣子，有时还有肉末。其实主要是贫雇农家拿不出像样的饭食。后来熟了，我要求贫农家别见外，我较长期地在牛礼垣家吃派饭，他家大婶从早到晚坐在织布机前，而一冬天仍只穿一条黑布单裤。她家七岁的麻脸小姑娘，总是到“饭时”就来怯怯地叫：“邵家哥！”我到雇农牛喜田的窑里住过两夜，炕上连一领草席也没有，他怕我冷，多加了柴火，让我睡热炕头，我把一件日本军大衣连铺带盖，一侧身就烫一下子，简直像是烙饼，一夜翻过来掉过去，后来还是搬出去了；他一个光棍汉，自己饥一顿饱一顿，又哪管得了我的饭？除了吃住，我又尝试以别的方式联系群众，晚饭后开片儿会，总要等人，趁这空档跟大家闲说话儿，顺手借过他们的水烟袋，想试吸一口，谁知不留神咽下一口烟油子，登时的反应是呕吐，老乡们掀开我的棉袄，在后背上连划带拍，最后放我躺在炕上，迷迷糊糊，仿佛喝醉酒似的，会众搭搭讪讪地散去。

很长一段时间，走村串门，总是老许带着我。冬闲，下午太阳照着，到谁家去，都拿出一笸箩干枣儿，随抓随吃随聊天，老许真有办法，吃着聊着，便把村里村外人们之间的故事、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家长里短性质的过节儿，弄得一清二楚。少不了临走还吃上半碗炒面拌“冬果梨”，有冰淇淋之味。老许口无遮拦，有时骂骂咧咧，最常挂口头的是“日他哥”，但越是这样，群众越喜欢他，我虽不是“格格不入”，他才能算“打成一片”。自然，有阶级的分野，地主不喜欢他，甚至怕他。有地主在背后说：“怕那黑脸的，不怕那白脸的。”黑脸指老许，白脸的就是我。因为他见了地主能大声吼，吓得他们三魂出窍，一样的政策，从他嘴里讲出来，显得有份量，有权威。因此，老许走到哪儿都是理直气壮，很有“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气魄。

但我发现，不是所有的贫雇农都像老许这样。比如全乡的农会主任曾富河，地道的雇农，但不善言词，肉肉乎乎的，凡是开会，都由乡长张守家出面讲话，老曾不讲话，可他在贫雇农里人缘好，连他有一份“私情”的事大家也心照不宣，好像都给予同情的理解，这一度让我大惑不解。看来农民自有其现实主义眼光，对老曾确是看“大节”，看“本质”，那就是为人实在、可靠，这是群众推举带头人时最重视的。农会主任，这在土改时可是重要的岗位，在没有建党的地方，他们就是农民的领袖，运动的领袖，举足重轻；建立了党支部的乡，挂“乡人民政府”和“乡农民协会”两块牌子，党支部不挂牌子——这当然不表明党支部不重要，而只是沿袭一些地下活动或解放初期的传统，党的活动还处于半秘密状态，至少保持了一些神秘色彩；就像五十年代从来没有任何人以党组书记或党组成员的身份公开出场，即使他们兼任国家机关的部长、局长，群众团体的主席、书记处书记，也总是以行政职务抛头露面，直到“文革”以后，党组书记一职才在新闻媒体频频亮相，报道一些“党政一肩挑”部门负责人时，也往往先报他的党组书记头衔了。现在到农村，看不到农民协会的牌子，不是农会代替党支部“退居幕后”，而是土改结束后农会就偃旗息鼓，六十年代“四清”运动中另外组建了“贫协”，全称“贫下中农协会”，也曾一度貌似乡村里的权力机关，运动过后，又如昙花一现般消失了。

土改虽然分了土地，中农贫农的差别还在，但因不许雇工，雇农是没有了；随后在合作化运动中，就不再提贫雇农，而是把中农划分“上”“下”两片，上中农即富裕中农，仍在“团结”之列，而贯彻农村阶级路线时，则首先是“依靠贫（农）下中农”了。富农，按照历来划分阶级成份的政策，一方面自己参加农业劳动，一方面雇工剥削量超过农业收入的25%，区别于一般农业劳动者，从理论上说，本还应叫做农民，实际上，却把它作为剥削者归入农民的对立面，和地主一样领衔“地富反坏右”。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子女，其绝对数恐怕是以千万计的（确切的数据我不知道）。

在农村人口中，也如党分析诸多社会关系的一个公式，“两头小，中间大”，地主富农吃香的喝辣的大肆剥削压迫是一头，人数不多，还有就是做长工打短工挨剥削受压迫的雇农是另一头，人数也不多；前者是封建土地制度的受益者，有极大的反动性，后者是受害者，先天是坚决革命的。这种坚决的革命性，我在许尊麟身上看到了，我在村里的两位雇农身上，想唤起他们潜在的革命劲头，却花了长时间，大力气。一个彭永贵，算得上根红苗正，四川人，当年红军西路军负伤失散的红小鬼，十几岁流落此地，多亏老乡们照应了十几年，长成了壮劳力，还没成家，干活不惜力，对人也厚道，他的乡音已改了一半，看得出力求融入当地的生活，人缘不错。原想从他思想深处找出红军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却发现这三十多岁的汉子，已经成为一个只求干活吃饭安分守己的农民，挖掘不出丝毫革命的豪情壮志来。还有一个高兆华，扛了一辈子长活，倒是已经成家，却只知干活，少言寡语，用我们常说的话，就是“不问政治”似的，搞运动碰上几个这样不问政治的，开会一言不发，什么态度也没有，岂不是急死人。直到土改后期，真正分地的时候，才见他流露了真感情，对像我这样的工作组员，表示出了由衷的信任和亲近，我于是发现，整整一个多月里，他是半信半疑地观察我们，察我们的言，观我们的行，这有力地证明，行前听报告时领导告诫我们的，雇农斗争最坚决，但是也最难发动。老高好歹发动起来了，我们临走时健全各项组织，好说歹说他也当了一名干部，但一年多以后，乡长张守家给我的信里说，老高一门心思投入生产发家的劳动，别的都不管。像高兆华这样的人，若是公职干部，你可以批评他思想“退坡”，可人家本来就是农民，并不以革命者自居，你能说什么呢？

因此，我在工作组里幸会的这位黑脸老许，真是农民中涌现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天生是搞群众运动的好手，我在五十年代回北京后，知道他家在西固，离不开兰州市、皋兰县这块地方，几次想写信给他，但想到他一个大字不识，便搁下了。以他的智商，基层工作能力，如果能补上扫盲一课，准能做不少事情。初见以为他四十来岁，其实他当年只有二十七八。至今记得他在旷野上哼着秦腔甩大步的潇洒，算来该有八十多岁了，不知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如果一直当基层干部，不知中国农村几十年的大弯路他是怎么走过来的？

因为有了老许顶着，我就用不着独当一面；我只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初期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除了工作组大家研究解决以外，省里及时下发的《土改工作通讯》非常“解渴”，整个的工作部署不是凭空造车，这里凝聚着前几年的经验教训，更有先行一步的试点提供了样板，群众思想和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我们这儿有的，别处大同小异都先有过，并有了应对的办法。这个期间是我平生最看重内部文件材料的日子。我记住里面写专题通讯和总结的，有一位名叫叶华的，听说是甘肃日报的总编辑，他写的东西对实际工作确有指导作用。

我们的组长朱明，是个不脱知识分子风度的老干部，他从不颐指气使，对人和蔼有耐心，不光我和葛崇娴跟他相处无间，他跟几位地方干部也都没有隔阂，合作很好。朱明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什么时候都从容镇定。葛崇娴那时年纪也不大，但办事非常认真，后来她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看过她演的戏。朱明则不知音讯，因为我被划右派以后，主动断绝了与大多数熟人的联系，尤其是领导机关的领导干部。现在朱明也该有八十岁了。

半个世纪以后，回顾我两个多月的土改工作，初期发动群众这一步，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困难，此时全国大定，有了一年多时间的抗美援朝宣传，打破了农民对“变天”的恐惧，这就跟战争期间国共两党胜负未分时大不一样了；加上共产党、毛泽东当时在农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们的原单位和工作职务要保密，但我们来自北京这一点，因为口音的关系，无法保密，老乡们以为我们既在北京就常看见毛主席，因而关切地问：“毛主席的生活好吧，能赶上富农了吧？”他们是把远在天边的这位领袖当作农民中的一员那样想像的，情愿他的生活能比自己好一点，就是在衣食上达到富农的水平也没意见。而毛泽东的确曾在他的政策性指示中，中肯地指出，要保持和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权，就要给被领导的人们以切实的利益。我亲身感受到这一点，当我们目为依靠和团结对象的贫雇农和中农确认土改不但不会损害他们，相反会给他们带来或多或少的利益的时候，他们由衷地拥护，全心全意地参与，并且真的表现出“自己解放自己”的气概、智慧和才干：他们组织起来了，他们划分农村里的阶级成份，对于地主富农，经过自报、评议，县上批准，三榜定案，然后转入没收、征收，分配果实，“土地还家”，最后是组织建设，大功告成。

在土改中，群众表现出的政治关注，组织能力，特别是选举中的自觉，深深地教育了我。许多年后我还在想，谁说农民素质低，不能搞民主选举，对于“实行民主为时尚早”的说法，很不以为然。

重点中的重点：划“阶级成份”和分“胜利果实”

起初发动群众阶段，我们工作组自然是主体。划分阶级成份，特别是划定地主富农，一直伴随着斗争，但这斗争已经是靠贫雇农们自己出面，我们想包办也包办不了，因为只有他们才各有铭心刻骨的一本账，虽然划成份以解放前三年的经济收入情况为准，但勾起家家户户祖祖辈辈的血泪家史，他们的追忆和控诉，是不能以过了“追诉期”来阻拦的。每一个个别的地主富农，不但要承担自己收租雇工的剥削责任，还必须承担对他们的父辈、祖辈以至对整个地主阶级整个封建土地制度所指控的罪责。要讲阶级性，重要的是一般，而不是个别，按照唯物辩证法，一般总是通过个别表现出来，难道有哪个地主分子不具备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的共性的吗？后来，我们这些读过几年书的人，像一切非（体力）劳动者家庭出身的人一样，依照同一个思路，担起几千年“劳心者治人”的原罪，享有冠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资产阶级”全称判断的各种劣根性，就是毋庸置疑的了。

划成份要计算剥削量，须算细账，到没收和征收土地、房屋、耕畜和生产资料等五大件的时候，更加要算细账，不但农民中少数识字的如数家珍，胸中有数，就是平时显得木讷的不识字的农民，在这场合，也表现得心明眼亮，心知肚明。我本来从小算术不行，这时候自觉靠边，即使不靠边，也已经插不上嘴。这使我想起闰土，他生不逢时，倘在今天，或许他也会从仿佛呆滞的状态，焕发出沉潜的生气来。

这时，工作组分配葛崇娴和我分别以做妇女工作和青年工作为主，为建立妇联和建立青年团做准备。

我在土改中最大的收获，是与农民中的依靠对象和团结对象有了一些接触，最大的缺憾则是几乎没有跟革命对象打击对象们打交道。在工作组里根据政策联系本地情况讨论的时候，我都是积极发言，发表个人意见的，但向土改积极分子们传达，具体掌握斗争的进程，就不是我的事。比如有个张身泰，解放前贩卖烟土，据说是“当权派”(当过“保丁”)，土改前混入乡政府，任副乡长，我们一进村，就听说群众对他意见很大，没多久把他扳掉了，始末经过我已经毫无印象，因为我没有参与操作的缘故吧。土改中强调斗争大会与人民法庭相结合，我所在的乡也报批了一个地主应予镇压，批准后，在一次全区的公审公判大会上一揽子解决了。这个地主不在我的管片，开会那一天我在村里“看家”，故也没留下较深的印象，连那地主的名字都想不起来。按当时的政策，一般的地主不从肉体上消灭，需要镇压的，总是有特别的劣迹，或有现行的破坏活动；此地在土改前已经过减租反霸，但我已不记得这个地主是不是“漏网”的恶霸了。

镇压的震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此后就没听说本乡本村的地主富农有谁“不识时务”。只在没收、征收阶段，有一个地主寡妇曾经大哭大闹过。那是因为土改积极分子说她“转移”亦即藏匿了“浮财”，她说没有，于是僵持不下。我看她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儿面对一大群人的指斥围攻，双方都不好下台，便提出让男人们退出，让积极分子中的妇女们继续追查。后来好像软硬兼施都不奏效，并没有搜缴出什么值钱的物件。

关于“浮财“，我们出发前，柴泽民解答问题的报告中说：“地主浮财动不动：政策上说不动，只讲了没收五大件、没收多余房屋时，屋内浮财可以带过来。有些地主金银及地财（按：指埋在地下的财物）很多，按道理应拿来分给农民，把死的财产化为活的资金。但结果会造成地主把地财埋得更深，更分散，滥吃滥喝，浪费国家财富。不没收时，地主可将之投资于生产，也就不会分散、浪费、破坏财富。故一般不没收。但破坏土改及进行分散财产等不法行为者，如当地政府有规定，则可罚款。”所谓“屋内浮财可以带过来”其实是一句空话，这里地主屋内的陈列，顶多堂屋有一桌两椅，有的有一个条柜，至于炕上，也不过四季衣服、两床被褥罢了。那个寡妇被追查的，可能是大家看见过的几件金银首饰，无论留在她手里，还是到了贫雇农手里，都不会转化成生产投资的。

土地改革的政策，说是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和代表这一制度的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话是这样说，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毕竟是通过一个个地主个人传承下来的，每一个地主，都成了那个土地制度自觉或不自觉的代表。土改是一场革命，“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由此可知，“和平土改”是不可能的。因此，地主虽未必遭到肉体消灭，但经济上的剥夺、政治上的打压，以至运动中人身和人格上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作为敌我性质的矛盾，最深入的斗争，其实并不在斗争会上，那虽然强调要“说理斗争”，多半难免大轰大嗡；而在划成份时，算细账，这才是认真的较量。从工作组的角度来说，所谓掌握政策，防“左”防右，这时也才看出火候；犹如后来每次运动中最后的“定案”，经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看定案根据是否充足；而后来的一些运动中，有的是以思想和言论定罪，没有例如剥削量这样量化的硬指标，可宽可严，伸缩性——随意性太大，比起土改划成份，就更难言之矣。

我们在1951年11月入驻时，白茨滩乡各自然村已确定、半确定的地主富农名单上共有10人：

碾子口：地主张惠民（张志永）、张巨安；富农张富源；

杨家沟：地主杨镇远、曾锡昆；

牛家帑：地主滕尚镇；富农牛鸣川；

狄家庄：地主蒋安国；

洞槽子：地主张寡妇（张守庚家）；

中坪子：地主郝寡妇（郝锡源家）。

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在10月下旬，划成份后确定了地主10人，富农3人。另外划出小土地经营者3人，小土地出租者1人，其中包括原先认为是地主的杨镇远和蒋安国，他们两人不在地富之列，就不算革命对象了。

我当时郑重记录了这些人划成份时的依据：

滕尚镇，家庭人口2人，无劳动力，有水地57亩，砂地22亩，“土地”44.2亩，共123亩。划为地主。

张玉礼，12人，大儿铁匠，（在农业中）有附带劳动，二儿“有劳不劳”，三儿去年才开始劳动，有地99.96亩，放债134斤棉花，管公堂，收学租26亩。划为地主。

张富源，4人，水地5.72亩，沙地31.36亩，“土地”5.96亩，共43.04亩；有劳动力不劳动（43岁），雇长工1年，放债300斤棉花，出租7斗。划为地主。

张巨安：2人，无劳动力，33.66亩内出租6亩，年收2石，另收租5斗，放债800斤棉花。划为高利贷者兼地主。

郝锡源家（户主为寡妇），7人，缺乏劳动力，砂地53.46亩，北山地26亩，年总收入3石，收租5斗，放债约700斤棉花，240银元。划为地主。

张惠民，7人，有地58.65亩，“有劳不劳”，曾做水川乡乡长（解放前），雇工1人。划为地主。

张守庚家（户主为寡妇），6人，缺少劳动力，水、砂地共61亩，放债。划为地主。

狄树丰，6人，1人从事附带劳动，水地22亩，砂地52.2亩，“土地”5.5亩，其中出租26.5亩，典3亩，雇长工1人，羊倌1人，并放债。划为地主。

张身泰，5人，附带劳动1人，地31亩。划为地主。（曾贩烟土等见前文。）

曾锡昆，8人，有附带劳动，地26.98亩，雇长工1人。划为地主。

以上划地主10户。

牛鸣川，13人，主要劳动力1人，经常雇工2人，有“土地”98.3亩，出租7.5亩，北山地50亩，出租40亩，另有荒地40余亩。划为富农。

狄树泰，6人，水地13亩，砂、“土”地40亩，出租砂地6亩，“土地”3亩，有1全劳动力，雇日工300个(合两个半长工)。划为富农。

牛钧，划为富农。数据脱略。

以上划富农3户。

此外，划为小土地经营者的3户：牛侍垣,5人，有附带劳动，砂地29.5亩，长工1人，剥削未满连续3年；滕宝林，6人，解放前2年有劳动力，但只有附带劳动，有地10亩；杨镇远，6人，缺乏劳动力，只有附带劳动，雇长工1人，日工20余，有地62.63亩，收3.94石，另有羊80只。

划为小土地出租者的1户：蒋安国，4人，有地16.95亩，解放前人不在乡。

土地、劳动、出租或雇工情况，在这里只是一个个小小的数字，但在当时，在这些数字背后，则是具体的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所得分配的财富。据以划定阶级成份后，各个不同的阶级成员遂有各各不同的命运。

1952年阳历年前，就进入分配阶段。在所有“胜利果实”中，最要紧的是土地。土改的胜利者们在一片节日气氛中，细致地把土地按产量分为十六级，在这个乡里，产量最高的自然是水地，又分三等，一等水地亩产小麦232斤，而产量最低的山旱土地亩产只有14.5斤；前者每亩算1.6分，后者每亩算0.1分，相差16倍。在两者中间，还有台砂地、川岔坪砂地各按新砂、中砂、老砂分为三等，山砂地、黄砂地也各分三等。确定的分配原则是：首先按照土地产量，参考土地质量好坏，能否铺砂；水地搭旱地，旱地搭水地，看哪些能种粮，哪些只能种棉，也要注意产量；再就是远近搭配，照顾鳏寡孤独，分些近地。在农会代表扩大会上，选出了分配组，其公约为：大公无私，事事讨论，遵守秩序，不得乱来；保证土地好坏远近及农具等搭配公平合理；不犯本位主义，打倒宗派，保证按时办好分好，不拖延时间；态度和蔼，不起纠纷，听取多数群众意见。

这些都不是停留在书面上的东西，一一落在实处。这样，1952年元月上半月，就不仅烧了标志过去地租和高利贷剥削的一切契约文书，而且钉了地界牌子，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主要一课，剩下的建政建党建团建立妇联建立民兵，以至宣传建立互助组等等，都成了余兴和尾声。因为我们要在旧历年前出村，让“翻身”农民自己好好过年，有的人家已经在准备娶媳妇聘姑娘，喜气洋洋。我们当然只是着眼于土改受益的农户们，至于地主，只要在民兵监视下他们老老实实不捣乱，谁管他们这时候怎么想的，我相信“一路哭何如一家哭”，革命就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嘛(这种简单的多数少数观，正是我接受革命和专政理论的思想基础)。对于富农，我们临走时交代的政策是，他们原来就参加农业劳动，土改以后经过不长的时间，还是可以加入农民协会的；当时听信我们的许诺的富农人家，也许过年的时候心情会比地主好些，至于后来这些由我们普通工作队员口里吐出的诺言落空了，又能找谁承担责任呢？

出村的时候，我们在两个月里交上的农民朋友，还真有些依依不舍。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还保留着临别时妇女赠给我的宝贵礼物：她们亲手剪的窗花。

我们起了个大早，到石洞区集中，一队骡车马车在冰天雪地中走过，一直回到兰州。在那里作了总结。我们这个西北一团的副团长是法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诗人沈宝基教授，他和另一位队友，戏剧评论家刘乃崇，在兰州旧书摊上买到不同版本的《花儿选》，见我喜爱，都送给我了。另一位副团长是中央美术学院的王临乙教授，天安门英雄纪念碑历史组雕的雕塑家之一，留学法国，夫人似是法国籍。沈宝基九十年代来京住在三环北路儿子家时，我去看望过他，因为我在汇文中学就听过他的讲座，在中法大学又为学潮去征求过他的意见，他虽没直接教过我，我却攀附为他的学生。王临乙则好像在“文革”中就默默辞世了。他们两位都不是共产党员，安排为副团长，有统一战线的意义。团长是时任一机部部长的周子健，我跟他没有接触。倒是军委某部几位潇洒干练的中年朋友，我们相处很融洽，有一位名叫黄成，给我看过他写的一首诗，咏黄河上的大水车，有一句“呀呀地唱着母亲的歌……”读来很亲切。他后来转业到山东张店铝厂，我们还通过信，反右派后，就断绝了联系。

三十年后，听到一些别处的做法，我偶然想过，为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否只有劫富济贫式的暴力剥夺一法？但也只是一闪念，稍纵即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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