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自传：烛烬梦犹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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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庙前言

参与编辑林牧先生著作《自传》是我等晚辈三生有幸之事。

如今能够圆满完成这样一部巨作，回想起来完全在于先生生前已有亲自作为，看那些篇章其字字句句让我们无时不刻又觉察到许多的万幸——万幸先生以编年和史诗样的文体记述了现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极其真实而不为人知的一面；万幸先生对其所经历的历史中最为人关注的一些个时期都多有涉及；万幸先生文如其人，为民、为祖、为普众之民利益而仗义执言，亦多在自述中磊落毕现。

在完成了先生著作的最初编辑之后，我有幸沿着先生与2005年被软禁而监督出行时所走过的道路去走了一遭，以至此刻我仍然在途，先生的文及人及德就更仿佛与我思想里如影随形。那时候先生的爱女蓁蓁（林红）对我说，又逢六四，这回我们也要陪老爷子出走了。后我得知此行先生及家人曾过山西矿区，过左云、右玉，后进内蒙古境内……我那时就真的有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感慨。先生何以可轻松散游？先生又何以可真如闲庭散步？我们相信先生的被迫出行也只是高压下的无奈，亦凸显了先生革命胸怀之宽广，我亦丝毫不会怀疑：先生的再起之时，必有力挽巨澜之势！

然而先生却不久后辞世。

如今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拜读先生遗作，又一次次接受着先生思想的洗涤，我们也就愈发迫切希望同样的洗礼会带给普天下更多的正直善良之人。我们是在这样一种心情之下开始的先生著作编撰的。

我们为此专程拜访了胡绩伟老人，亦聆听了具有编辑经验的胡老夫人荻莎的经验传授。我们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之后，再此其间包括遍阅林牧先生生前著作，以及几乎所有书信、录音，被访记录等。最终决定以先生生前唯一完成的一部相对较全的自述体文章，既十五万字的“林牧自传”为本去进行工作。这里所说的“工作”，既对原文做以补订，如先生本人在原文中曾注明过“此段另文”的，我们便将同样由先生写作的另一篇专稿拿来补进这里。相信这样的处理有助于读者阅读的完整性，亦不失先生著作的完整。这样的处理共有两处。一是加入了“胡耀邦的超前改革”一篇，二是加入了“我在六四前后”。

《林牧自传》的编撰，忠实地保留了先生自己的所有文字，以至标点。全书附录中所加两篇文章，是相对独立于自述之外，而又与自述密不可分的两篇重要文章。附件其一：“当前形势怀感”（即杨伟名的万言书）；附件其二“我在天安门的书面声明 公开声明 献给当代中国最可爱的人——绝食请愿的人民英雄们”也被加入，若是不把原作附后，对于没有看过原文的读者来说，实为遗憾，以至很难前后贯通，难能理解。我们将其编入书后的想法也不言而喻，相信读者欢迎这样的处理。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全书每章节开首，有本节内容简要提示。这是林牧先生原文所没有的，也是我们冒胆加入的文字，明显看得出，这是为了尽快导入读者思路所做的努力。实在有自不量力之嫌，若读者读起来感觉还算有益，权且保留之，否则大可弃之不惜。

为使林牧自述做到尽可能的完整，我们试为“自述”设名，即《日月昭昭》，其意自日月、白昼、黑白自有其真理导引，即使任人昏说，也无法混淆真理与谬误，而一切皆由日月为证。暗示了这是一个要说真话的人的绝世文字。而全书中章节标题以围绕“日”的谋篇构想

“烛烬梦犹虚，更残恨未残。但求追月去，何恤化云烟。”这首诗是林牧先生所留《少年诗絮》中的一篇。从中也不难看出林牧先生终生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并为真理而不惧“化云烟”的大无畏精神。

林牧先生学富五车，才思过人，且有过目不忘之神功。然林牧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不为功名利赂所求，亦在生前不计较自己的身后所留文字若何若何。林牧是战士，真正的战士就必然舍己、忘我、为国、为民。林牧先生更多的是亲历革命实践，尽管一生受人文才赞扬。因此林牧先生所留文章有相当部分是由其家属一再促进下，口述而成，以至部分是由其女儿蓁蓁（林红）笔录成篇。此其品德之本身就是我等后人须得倾力学之的宝贵财富。

至此林牧先生逝世周年之际，我们有幸看到他的生前辉煌巨作杀青并付梓，至于全部工作中若有粗陋之处也一定是我辈后人不能完全读懂先生之过。我们还望继续努力，不断完善和修订，力争让先生的著作在不断地完善中更加完善。[老虎庙/北京]



第一章逐日

有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夸父传说始自先秦，历经千载传扬，逐年成篇。后二千余年，有金城刚直不阿之人林牧诞辰，遂自述其幼年、蒙学、德育、投奔共产革命之程。观全篇恰似夸父逐日，走延安，下长安，建共和……逐光明，向理想而行，其间之坎坷非常人之所能想，认识的过程又伴之以不断地自醒和否定，以开首之篇足见林牧一生，道途多舛……



金城旧事

我的第二故乡陕南安康县，在汉、唐时叫金州或金城。魏、蜀、吴三国争锋时，刘封镇守的金城，就是安康；孟达驻守的上庸，就是洵阳。据说：洵阳有孟达墓。

由于现在的地名容易触动我的不愉快的神经，我宁可用古代的名称。



繁荣的水陆码头

半个世纪以前的金城，虽是一个只有四五万人口的山城，但是，由于三千里汉江和一条公路把上起汉中、下通襄樊、武汉的较为富庶的地区连接起来，位居汉江中游的金城是一个商业繁荣的水陆码头。那时金城的商人，湖北人最多，他们大多来自黄安、黄岗、黄陂，有一个很大的黄州会馆；一部分来自武汉和孝感、麻城一带，有一个武昌会馆。湖北人大多经营来自武汉的绸缎、布匹和日用百货，金城人把他们叫做“洋货客”。其次是江西人，他们大多经营药材和山货、土产，资本最为雄厚，金城的四大兼营加工、批发、零售的中药店，都是江西人开的；也有一些江西人是书香世家或者经营其他工商业，江西会馆也很大。山西人经营钱庄和金银首饰，有山西会馆。河南人和我们江浙人人数很少，没有会馆。关中人虽在本省辖地，也有一个陕西会馆，因为关中人在金城是少数，就像到了外地一样，也要建立会馆，结成行帮。湖南人，都集中在金城以西的汉阴县，口音未变，仍然把“豆腐”叫“豆虎”，把“四方”叫“四荒”。四川人，人数很少，也没有会馆，但是，金城最大的字号“天锡公”却是四川人开的。“天锡公”的东家汪先生是四川同盟会派到金城发动革命的。辛亥年的兴安府起义，杀了知府、知县，赶走了二品镇台大人，就是汪先生领导的，我的父亲和金城的一批士绅，就是汪先生以结拜弟兄的形式发展的革命党人。因此，汪先生也是金城一府九县最有权威也最能替老百姓说话的士绅。国民党政府常说金城“绅权太重”。金城所以绅权重，是因为金城参加辛亥革命而又在野不在朝的人多。

金城还有七八千名回民。回民中的富人，多半开糖果点心铺、饭馆、货栈、皮毛商行，平民多半卖小吃、当经纪、做行商。为了自卫，练武者甚多。

金城的土著居民，在城内和东乡、南乡很少，在西乡、北乡有一些。为什么土著少？满清嘉庆年间，在鄂西北、川北、陕南多次围剿和血洗白莲教徒众，在金城又大杀追随刘二虎起义的农民，同治年间，陈得才、赖文光的太平天国残部，又在金城一带打游击（我家就是太平军后期将领的后代），金城及邻近几县被杀得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满清政府从湖北、湖南、江西、山西等地把一大批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强制移民到金城各县。金城人走路喜欢把两手抄在背后，据传说：因为金城人的祖先是官府用绳索绑住双手押送来的，因而养成了背后抄手的习惯。

金城有三座城。老城濒临汉江，是工商业、官府和大部市民聚居的地方。由于汉江经常泛滥成灾，在老城以南三华里的高地修了一座新城。新城平时只有少数居民和学校、兵营，汉江泛滥时，老城人就到新城去避水灾。在老城西南角还有一座回回城，是回民聚居之处。

抗日战争期间，武汉、襄樊相继沦陷，汉江流域的水陆商业活动大受影响。但是，由于金城是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的军火、被服、兵员的储备区和补给区，又是中美英盟军的空军基地，还有一些内迁的国立中学、工业合作组织和公教人员，人口有增无减，城市更加繁荣。提炼桐油代替柴油就是在金城进行的，金城满街的煤油灯点的就是桐油。肥皂、造纸、织带格子的改良土布等小工业，也是这时发展起来的。报纸，由一家增加到两家。中学，由两间增加到四间，据说香港的大美人夏梦就是从上海内迁的一位中学教师在金城生的。过去只有汉剧班子和偶尔由自乐班演出的湖北花鼓戏，抗战中期，有了一个来自苏南的话剧团（实为文明戏）和在几个中等城市巡回演出的以当时红遍半壁江山的刘美娟为台柱的京剧团，我们一批中学生对刘美娟的京戏和蒋帼珍的话剧如痴如狂，常常逃避晚自习去看京戏和话剧。有一天晚上，校长站在学校围墙豁口，跳进一个，抓住一个，一次就抓住20几个，校长没有想到我这个被女同学戏称为“圣人”的小老夫子也加入了跳墙看夜戏的行列。金城，过去只有暗娼、土窑子，抗战期间有了两家正式的妓院，小栈房也变成较大的旅馆。

金城，古典文学文风颇盛。清朝同光年间出过神童祝恺，才子鄢霭堂，一再伏阕上书而被朝廷判为“坐地流”（即：不许离开金城）的张鹏飞，打抱不平、刁难贪官污吏的名讼师邹隆戴，等等。40年代健在的还有原翰林院编修谢伯南、原二甲进士、内阁中书张孝慈等。文人们描写当地风光的旧诗，颇有可读者，可惜，我都忘掉了，只记得其中一首《登楼远眺》：“一上上到这高头，四顾云山如画图，三千汉水飘玉带，双峰文武插金州。”（金城十余里有象像一支笔架的文武山）金城南山名胜香溪洞，抗战初期成为难民收容所之一。我看过难民们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惨状，我还看到一位难民在八仙洞墙壁上题的诗：“无花何有香，水涸焉名溪，家沦满目惨，到处是荆棘。”这一首不押韵、不合辙的诗，也许难入诗人法眼，但是，我觉得它抒发的是真情实感，是金城历史的见证之一。

金城，是宗教宽容与融合的典型。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很发达，并不互相排斥，纯粹的道教不发达，同善社和各种文社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宗教团体。各种文社，在前清是文人们一面会文，一面敬神、请仙的团体，民国以后，又有商人参加进来。我的父亲，既是金城佛教会的会长，又是文社的带头人，还同牧师、神父和回教的阿訇交朋友。他鼓励我学佛经，也鼓励我参加福音堂的唱诗班，为了学英语。听说抗战初期，有一家文社请神，请了释迦、耶稣、孔子、老子、穆罕默德五教教主，祈祷他们保佑中国抗战胜利，保佑世界和平，不知道他们用的是哪一个宗教的仪式？

金城人以好吃闻名。卖柴卖菜的回家时都要割二斤肉，打二斤酒。富裕户有几样别有风味的吃食，如：荷叶粥、荷叶肉、荷叶粽子、菊花火锅、带馅的洋芋饼，还有结婚时用于行茶过礼的带饼馅的和气娃娃，等等，不知现在还有没有？

金城人过春节特别隆重。城里富裕户准备过春节的日程是：腊月十五日扫扬尘（如果皇历上这一天不利于大扫除，就改日子），腊月二十三祭灶神，过小年，从这一天起，媳妇就不能回娘家了。二十四杀猪、宰羊、杀鸡鸭。二十五日卤肉、卤鸡、卤蛋。二十六日定碗子，即把春节要吃的正菜，如鸡、鱼、米粉肉、东坡肘子、八宝饭等在碗里摆好，上蒸笼蒸熟。二十七日蒸包子、花卷和祭神的枣糕、枣山、面做的小动物。二十八日试新衣（包括修理）。二十九日张灯结彩陈列春节专用的书画、古董、桌围、椅披，有的还要在天井和院落里搭上红色的喜棚。

春节期间亲友之间隆重的互相拜年，小孩过年必发红包。我在童年，穿上绸棉袍，戴上小礼帽，从初一到初三、四处拜年，要叩几百个头，除亲友外，佃户、店员、雇工家都要无一遗漏地走遍，身后还有一个佣人提着一个大钱包，因为给小孩拜年的压岁钱，大多是银元和铜元，小孩是拿不动的。长辈们在我叩头的时候，一面躬身多富多寿还半礼，一面说吉利话。例如：“恭喜你无灾无难！”“恭喜你文运天开！”“恭喜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拜完年往外走的时候，还要留你“带个春风吧！”（就是喝一杯酒）过年这几天，说话的忌讳很多，例如：不能说辣，把辣子叫红菜；不能说饺，把饺子叫元宝，吃饺子叫“得宝”；不能说“睡”，因为金城把睡读如废，只能把睡觉叫“挖窖”（即在梦里去挖金银窖）；不能说“完了”，要说“起了”；不能说某人不在，要说“随喜”去了。桔子，可以说，因为桔和吉同音；柑子不能说，因为金城话，干了就是没钱了，要把柑子说成金元宝。从这些忌讳里不难看出金城是一个拜金的商业城市。

除了春节以外，端阳节龙舟竞渡要闹五天左右，非常热闹，大约因为金城原是楚国属地，湖北移民又很多，楚人当然特别崇拜屈原，清明节上坟，实际上是一次全族野餐会；中原节祭祖，放河灯也很隆重。



发现自己

据父母说，我四岁开始认识字块，我却记不得了。我的第一次记忆，是五岁到六岁之间开始发现自我和怀疑自我。那一天，我蹲在我家门前的蓄水池上（金城大部分人家有用于防火的蓄水池，平时用石板盖上），看蚂蚁打架，突然用手摸到我的性器，我才发现：我是一个男孩子。我马上回到房里第一次照镜子。我又发现：我的父母和亲戚都骗了我，我并不像他们常常讲的眉清目秀，唇红齿白，似乎是一个无比美丽的女孩子。相反，我的眼睛太小，鼻子太大，顶平而额不宽，面色苍白，缺少血色。我对自己的性别和相貌都不满意。我怀疑我是不是我？我是不是投错了胎？自己想不出结果，就去问老人。祖母和父亲讲了两种不同的来历。祖母说：我的父母中年无子，到处求神拜佛，菩萨才把他身边的一个侍童给我家，并且命名为“传道”。我的父亲说：生我的那一天夜里，他梦见一群衙役鸣锣喝道开到我家，并且说：“提学使要住房子。”提学使，是清朝管理一个省的科举和文化教育的官员。祖母和父亲的两种说法反映了我家对我的两种期望：作为一个宗教家庭，希望我能够信道传道。作为一个几百年没有出过文人的农民、太平军造反者和商人家庭，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有学问、能够管理文化事业的文人。但是，出世的传道毕竟不如入世的文人对我的家庭更有吸引力。所以，我在家塾的名字叫“传道”，进入正式学校的名字就叫“传桂”了。桂，代表丹桂有根、书香门第。所谓“传桂”，就是希望从我这一代起，改变农民和商人的门庭，把书香一代一代传下去。

军阀混战

在“西安事变”以前，陕南的军阀混战几乎没有停止过。大的军阀混战，我没有赶上，我懂事以后经历的军阀混战，只有1933年到1935年的几次。那时，我只有六岁到八岁，谁打谁，谁胜谁败，我都不清楚。只知道有时城内的驻军一派发动兵变，把另一派赶出去；有时，外地的军队打进城来，把城内的驻军赶出去，自己取而代之。打枪不过一天半天，就恢复了秩序，伤亡也不大，都是为了争夺金城这个油水不小的水陆码头。

1933年阴历正月初九，金城西南郊区刘化真人庙过会，母亲带我去赶庙会。会上演的戏是汉调《红梅阁》，就是南宋奸相贾似道杀了她的小妾李慧娘，又要杀李慧娘爱上的裴生，李慧娘的鬼魂出来保护裴生的故事。那时，李慧娘鬼魂的化妆是很恐怖的。她的头上要挂上两条象征鬼魂的白纸，她的脸上又要画上几道表明她是被刀砍死的血色。我又是害怕，又要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半遮着面孔去看戏。正在这个时候，城内枪声大起，会场秩序大乱，台上台下、庙里庙外的人都在仓皇逃窜。母亲用身体护着我，紧贴着城墙根往回家的方向奔跑，一面念诵着“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回到家里，惊吓的冷汗和狂奔的热汗把棉衣都湿透了，我病倒了几天。此后，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每当李慧娘的鬼魂在我的梦中出现，我就知道，我是发烧生病了。

第二年元宵节，驻军大闹花灯，金城万人空巷，热闹非凡。驻军的最高长官邀请金城的地方士绅和军政官员在他的司令部观赏花灯；司令的太太在她的公馆，邀请地方士绅和军政官员的眷属，一边观赏花灯，一边吃元宵、打麻将。母亲带着我去应付司令太太的邀请。正在欢庆元宵，突然一声炮响，那些踩高跷、舞狮子龙灯和玩竹马、彩船的士兵都拿出枪来，向司令部进攻，颇有一点《水浒传》的味道。原来，司令官的副手大闹花灯的目的，就是为了出其不意发动兵变，把司令官赶下台去。那时，各派军阀都不敢得罪地方士绅，发动兵变的军阀派人把我母亲等士绅眷属护送回家。枪战在当天夜里就停止了。

还有一次，我们都在家里，突然枪声响了，各个店铺都噼哩啪啦地上门板，关门户。到了晚上，一个年轻妇女到我家不断地大声叫门、打门，我的父母听出声音才开门让她进来。原来那次兵变被推倒的军阀的姨太太到我家避难，我家留她住下来，她干不了活还要尽量找些活干。后来，新当权的军阀知道她躲在我家，但又不便到我家来抓人或赶人，只是放出谣言说：我父亲要纳妾，我父亲不愿意落下坏名声，就派人把她送回湖北的娘家去了。

盗亦有道

陕南山大林深，民国年间土匪如毛。大的如跨省土匪王三春、邱正德；中等的如汉阴的沈氏兄弟，等等。山区土匪除了拦路抢劫以外，绑肉票是其惯技。据说：土匪绑票多半绑那些为富不仁的土财主。我家在金城地区的商业活动是收土产和卖洋货，就是把山区的桐油、生漆、木耳、石棉、药材收购进来，用木船运到汉口，连木船一起卖了，再从武汉买进绸缎、布匹和日用百货，统称洋货，用汽车运回来。（抗日战争中不行了）因为，下水船快，从金城到汉口，七天可到；上水船慢，一个月才能从汉口到金城，不如卖掉木船用汽车运洋货。可是，我的父亲是个奇人，善于聚财，又能够仗义疏财，冬施棉衣、棉被，夏施成药，灾荒年办粥厂；而且广交三教九流，可以说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他又常常运用他的辛亥元老、地方士绅的身份，营救那些陷入军阀和国民党牢狱中的人，包括中共地下党员、县委书记和没有杀人、放火的义盗。我家派往山区收购土特产的店员，包括我的大伯，从未受到土匪绑票和打劫。有时，一些靠肩挑背负经营土特产的小商贩，拿上印有我家字号的信封，可以在匪区当通行证使用。

大约是1933年或者是1934年，我父亲到金城西乡去安排整修堰塘、堤坝的事情，住在一个以教书和看风水为职业的老秀才家里。有一天早晨，大土匪邱正德突然进村了，村民们四处逃窜。我父亲也被房东叫起来，刚刚穿好衣服，邱正德进门了，他很谦虚的说，久闻老先生仗义疏财、乐善好施的大名，这一次路过金城西乡，听说先生的大驾也到了这里，专程前来拜访。我父亲以为邱正德提到仗义疏财，大约又要他疏一次财，就婉转地提出缴纳买命钱的问题，邱正德一文不取，反而要送给我父亲几件皮货，我父亲也不好收他的东西，寒暄了一番，房东杀鸡留饭，邱正德只喝了一杯清茶就告辞而去。后来，邱正德被鄂陕两省官军围剿捉住枪毙了，两省报纸都发了消息。可是，我们家始终不知道邱正德是恶匪还是义盗，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吧？！

陕南所谓土匪中，最有特色的是平利县蔡氏兄弟的武装割据。蔡家是平利县较大的地主，同我家是世交，老大蔡平之同我父亲是换贴兄弟，我把他叫干爸，把老二蔡益之和老三蔡复之叫干叔。蔡益之和蔡复之在金城九县联立中学读书时都住在我家。蔡益之从中学毕业后回到平利县，由组织农民抗粮、抗税发展到拉起三千人的农民武装，宣布独立自治，农民把他选为蔡司令。他们的宗旨是：农忙务农，农闲练兵；不纳粮、不纳税，不受国民党政府管辖；民政、司法由自治机构处理；只劫官财，不劫民财，自然，从不绑票和拦路打劫。老三蔡复之进了北平朝阳大学法学系，毕业后先后在北平和西安做一个职员，同时为蔡益之作交际联络工作。他的妻子从北平一个中级职业学校毕业。他们结婚后回到金城，在我家住了很长时间，我的那个三婶既有知识，又能干家务活，泼泼辣辣。老大蔡平之似乎没有参加他们的具体活动，但是，他是一方绅士，至少在延揽人才、争取人心方面会起一些作用。

我开始了解他们是在1936年，那时我已九岁，会读书写文章了。有一天，我在父亲的书房兼账房乱翻，翻出一捆蔡复之从北平寄给我父亲的书刊，显然那是托我父亲转交蔡益之的。我打开了那一捆书，发现其中有鲁迅文集、茅盾小说选、丁玲文选和邹韬奋编辑的书刊，还有一些我看不懂也没有兴趣的有关西方政治、经济的书，反正没有国民党的书，也没有共产党的书。从此，我对蔡益之有了兴趣，我又到他在我家楼上住过的房间去翻，我翻出了蔡益之在九县联中时的作文本，大多是评论中外历史人物的，例如：评论中国的汉武帝、唐太宗、谭嗣同、孙中山、蔡锷，评论西方的华盛顿、林肯等等，看来，这都是他崇拜的人物。文字多是文言，有的半文半白，文笔气势磅礴，尖锐老辣，英气逼人。我才知道蔡益之是一个胸怀大志、才华出众的人物，大约就是所谓的英雄吧？！

1937年冬天，国民党以抗日救亡、共赴国难为名招安蔡益之。金城官员通过我的父亲邀请蔡益之到金城谈判。蔡益之到金城后住在我家里。我不知道它们在官员公署正式谈判的情况。有一天，专员公署的秘书主任到我家探望蔡益之，我爬在客厅窗子上看了一下。蔡益之30出头，相貌英俊，西服笔挺，头发和鼻毛浓密而坚硬，坐在平床上手，翘起二郎腿，旁若无人地侃侃而谈。他痛斥国民党政府专制、腐败，教育不良，他认为不革新政治、反对腐败、改良教育，就不足以言抗战。专员公署的秘书主任避开主题，只说客气话。他和蔡益之坐在一起，更加衬托出蔡益之雄姿英发、豪气干云。

谈判的结果，是把蔡益之的三千农民军称为“爱国志士”，编为一个独立旅，由蔡益之担任旅长，奔赴抗日前线。“爱国志士”们整队到金城来了，未发军装，仍然穿着破烂的农民衣服，只在胸前上方佩戴一个“爱国志士”的布制胸章。

蔡益之走后，不可能不同我的父亲通信，但是我家一封也没收到，大约是被检扣了。有一天，我父亲长吁短叹，热泪盈眶，我知道大事不妙。原来老三蔡复之用化名和哑谜寄来一封信，大意是说：市场行情突变，商号资本赔光，连人都搭进去了。蔡益之幸存的随员到我家讲了详细情况。蔡益之带队伍到西安以后，国民党省政府和保安司令部撕毁协议，把“爱国志士”中的可用之人打乱编入国民党嫡系部队，把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份子遣散回家，蔡益之变成光杆旅长还受到监控。他准备回家。如果他走小路经过安康回到平利的根据地，国民党还不一定敢动手。可是，这个人的英雄主义秉性难移，他大摇大摆地从西安乘汽车到汉中，住在一家著名的旅馆里。当时的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是蒋介石、胡宗南的亲信，他以请蔡旅长吃饭为名，把蔡诱骗到警备司令部，一去就过堂，宣布胡宗南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军事法庭的判决，用“擅离职守，密谋暴乱”的罪名，把蔡益之立即处决了。

蔡益之死后，蔡复之逃亡在外，从此，我再不知道他的下落。蔡平之被金城专员公署捉到金城。我父亲又出主意，让蔡平之12岁的儿子效法缇萦救父，向金城专员写了一封愿意代父受刑的呈文。国民党当局查不出蔡平之的具体活动，就坡下驴，把蔡平之释放了。

本来，我家在平利有七座大山，都是出产生漆、桐油、木耳、药材的地方，可是，我父亲从来没有收过那七座大山的地租。现在看来，他可能同蔡氏弟兄有什么默契？

对于蔡益之传奇式的一生，我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同共产党和国内其他党派似乎没有联系。他想走知识分子领导农民实行农民自治的道路，他和梁漱溟先生的和平乡村自治，都是行不通的。但是，他的理想主义，他的英雄气概，他的反抗性格、组织能力和牺牲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在抗日战争中，他同国民党政府合作共赴国难，是没有错的。可是，他的力量太单薄、太孤单，所以就被国民党一口吃掉了。我的父亲是一个比较精明的人，但是，他对国民党最高层常常估计错误，常常上当受骗。这是由于他有一个致命弱点，总是认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代表他曾经为之奋斗的辛亥革命的党统和政统，而且是浙江同乡，他一贯具有反贪官不反皇帝、反地方政府不反中央政府的思想，除了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以外，这就是他误导蔡益之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后来反对我参加学生运动的重要原因。



我的发蒙老师

我从四岁开始认字块和学算术。等到我六岁入家塾的时候，已经认识一千多字，会做两三位数的加减乘除，也记得许多中国和外国的神话、童话和其他故事。因此，我的发蒙老师不是我家塾中的老师，而是我祖父的义女，我的姨母冰清女士。我的姨母遭遇坎坷。她是汉中勉县人，从西安著名的天主教会学校玫瑰女校毕业。由于容貌秀美，可能被哪一个军阀强娶，到了金城，后来又脱离那个军阀到金城女子学校教书，成为我姐姐的老师。为了抵抗一些军阀、官僚的骚扰，她拜在我祖母的膝下做了义女，借以在举目无亲的金城找一个亲人和保护者。金城女校停办后，她在金城第一大镇恒口当了几年教师，抗日战争期间回到金城，在天主教会的辅仁学校教书。

我姨母不论在哪个学校教书，我家都为她准备了住房，后来她干脆在我家旁边租了一间房子。她擅长图画和作假花。她做假花，用通草做花瓣，加温化开的矿蜡浸过的深浅不同的绿色绸布做树叶，用有色纸包裹着铜丝做花梗。这样做出的假花完全可以乱真，在金城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姨母从来不拿她的假花去卖钱。

姨母很懂得因才施教，她教我，完全适应我的天赋和兴趣。她教我写作是从对对子开始的。有一天，她偶然指着初小一年级课本上的“城市”二字，我应声说“乡村”。从此，她发现我有这方面的天赋，就教我对对子，过一两月加一个字，由二字、三字、四字直到五字。在我六岁零四个月时的元宵节，有一位和我家联了宗的对古典文学有一定造诣的官员到我家来，对我说：听说你能对五个字的对子，今天我给你出一个七字上联来考考你。他出的上联是“万盏明灯通城亮”，我想了一想，说：“一朵祥云金市兴。”我那位同姓名字里有一个祥字，很高兴地说：“小儿口里吐真言，今年大概是大吉大利，你总算由五言升到七言了。”到了阴历三月三晚上，我家那位同宗又来了。他把我叫出来说：“今天我想起一个上联：三月三进香香溪洞。”我父亲插嘴说：“你这是强人所难，一个六岁的孩子怎么能对这样难对的对子？”我家的同宗说：“我也对不上，让他想一想，对不上不算输。”我把这个上联苦思冥索了几天，还是对上了，即：“九重九谈天天柱山。”香溪洞，天柱山都是金城东南乡的名胜，据说：战国末期，秦军俘虏楚怀王，就在天柱山。

由于我的写作训练是从对对子开始，所以我学写文章，也是四六骈体，后来改写白话，还费了一番功夫。学写旧诗，起先只是一两句，直到九岁那年，我才第一次写了一首七言绝句：“秋波频顾大有情，绿杨堤畔绮罗新；桃源若许操舟渡，愿做渔人一问津。”这是一个过早的、半读半猜地看《红楼梦》和《平山冷燕》、《玉娇梨》等言情小说和情诗的早熟儿童的幻想和呓语。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儿懂得什么“秋波频顾”。我的那首诗的第一句和第三句，都是抄袭《平山冷燕》，第二句和第四句的半句是自己勉强凑的。从此，我懂得了搞文学要抄袭和说谎。后来，我又逐渐懂得了搞政治更要抄袭和说谎。

金城解放以后，我托人打听我的姨母，据说她后来找到了归宿，不愿同我见面。我的姨母因长期独身，历尽坎坷，如果最后找到了归宿，那是我心香祝愿的幸事，怎么不愿同我见面呢？还是怪我没有诚心，没有专程回去寻找和探望。我一生做了许多六亲不认、无情无义的事情，这是其中之一。



两小无猜

我是在九岁半的时候，从家塾转到公立小学三年级第二学期插班的。我们那个学校比较开放，教室的前几排，男生和女生混合排座位。我的同桌是一位苗条、灵秀的女孩--—凤仙。那时，我比较早熟，对凤仙已有单恋之意。有一天上自然课，我指着课本悄悄对凤仙说：“这个女生像你”；还没有等到我说出那个男生像我，风仙就蹭地一下站起来说：“报告老师，他说课本上的女生像我。”赵老师走过来，指着课本问我：“哪一个像你？”我当然不敢再说什么，老师翻到课本后面，指着一条蛇说：“这个大概像你吧？”他又说：“想不到你小小年纪脑子还很复杂！”从此，我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在班上名誉扫地，我对凤仙仇深似海，再也不同她说话。可是，凤仙并不记仇，过了一个多月，她托我的一个亲戚的女孩带她到我家来玩。我并不趁机改善关系，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对凤仙不瞅不睬，反而叫我家的狗去咬她，凤仙吓得一边叫喊，一边逃走了。

暑假过后，我们升到四年级。当时，学校里有卫生纠察队，每天上课前由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带着值日袖章，站在学校门口，让每个上学来的学生伸出手来接受检查，要检查手和脸洗得干净不干净、手指甲长不长，还要检查是否带了手帕。不合格的，要在校门口站五分钟，才许进校。有一天，我忘了带手帕，走到校门口，发现凤仙在值日，我心里大叫：“不好！遇到冤家对头了，今天这一关难过！”轮到我接受检查，我低下头来，满脸通红地伸出手去。凤仙把她的手帕塞在我的手心，转而对值日的男生说：“他带了手帕，手脸都洗得干净，让他进去吧。”此后，我觉得凤仙这个人比我纯真，比我善良。她向老师告我，是因为我有心，她无意，感到突然，告过以后就不记了，还主动到我家来实际上是为了道歉，而我却小肚鸡肠，几个月不理她，又在我家故意叫狗咬她，她仍然不记仇，当我又要受罚的时候，她帮我渡过了难关。至于她帮我渡过难关的手帕，既没有说不要了，也没有收回。

本来，我和凤仙是会成为很好的朋友的，不料，学校让我跳级升到五年级。跳级的那一天，我坚决不走，五年级级任老师强迫地把我从四年级教室抱到五年级教室。老师和同学都认为我不去五年级是因为怕羞。是的，当时我的面皮很薄，很怕羞，礼拜五下午的讲演会或文艺表演，老师们死活不能把我拉到台上。可是，除了怕羞以外，四年级还有我难舍难分的人哩！我宁可不升级也不愿意离开我的亲爱的四年级。这一点，恐怕是永远的秘密，连凤仙本人始终都不知道啊！

凤仙的父亲是外来的公教人员，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就被调走了。我和凤仙再也没有见过面。



盗名欺世

在小学五年级，我做了一件盗名欺世的事情。那时，小学不时举行全县以至全专区的会考；也举行过全省会考。各个学校为了取得好成绩，有时进行不正当的竞争，其中一项非法手段就是偷题。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遇到一次全专区的会考。我们学校的校长通过他在专员公署教育科的关系，偷到了会考的作文题：《日本必败论》。校长不愿意把偷来的题目透露给高年级全体学生，如果全部学生成绩都特别好，密谋就会暴露。校长只让级任老师把考题透露给高年级少数几个各门功课都不错的学生，我是其中之一。级任老师让我按那个题目，用心用意地写了一篇文章，由他进行反复修改，有些段落实际上是他写的。当时的专员公署教育科给小学生出这样高、大、难的题目，实在荒谬绝伦！参加会考的学生作文成绩普遍不好，而我的作文是在老师精心指导下经过充分准备和反复修改的，成绩远远超过其他考生；加上我的其他课程的成绩也不错，被评为全区第一名。从此，我在金城小有名气，我们学校也取得优胜的成绩。可是，我和我的校长却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啊！

我的初中毕业考试，也赶上全省会考。那时，省教育厅派一位督学带上全省统一的密封试题，把全专区所有毕业班学生集中到金城，当场开启密封试题，进行会考。那一年，会考作文题也很怪诞，是顾炎武的两句话：“博学于文，行已有耻”。多数同学看到题目都傻了眼，觉得老虎吃天，无法下爪！那一次，我自己没有作弊，却在交卷以后给其他同学打了poss。可见，大考出怪题刁难学生，古已有之，不全是今天高考和中考中的问题。



大轰炸

由于金城是第五战区储蓄物资和训练新兵的据点之一，又是中、美、英同盟军的空军基地之一，日本军阀的飞机常去光顾，最为惨烈的是1939年深秋36架飞机的大轰炸。因为金城是敌机由武汉到重庆的必经之地之一，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发警报，警报发的多了，人也麻痹了。有一天，我们全家既没有到远郊去躲避，也没有躲进我们家的防空洞。后来敌机临头，轰隆之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我父亲才觉得大事不妙，赶紧把几床被子铺在两张方桌上，全家都钻到桌子下边去。不久就响起了从来没有听到过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敌机轰隆轰隆盘旋一阵就咚咚咚扔一批炸弹；再盘旋一阵，咚咚咚又扔一批炸弹。大轰炸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全家不论大人、小孩都在念颂“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唯恐炸弹丢在自己头上，又似乎在等待炸弹丢在自己头上？生死之关好难熬啊！敌机走后，我们全家才从桌子下面钻出来，不约而同地走向前院，瞭望城中。这时，整个金城一片火海，一片浓烟，爆炸之声仍在此伏彼起。因为我家当时住在近郊，城内的亲友纷纷跑到我家，有的报告被炸人家的惨象，有的痛哭被炸死的亲人。我家的院子里，哭声一片，叫声一片，骂声一片（骂日本人，骂蒋介石政府）。不久，有人从城里出来报信说：“你家东大街的房子完了，一片废墟。”我的父母急着问：“人呢？人呢？”报信的人说：“不知道。”过了一会儿，我的大姐带着小儿子和满身尘土，哭着回来了。原来，她和小儿子、小女儿都被埋在倒塌的砖瓦、木料之中，等到救火队把他们挖出来，小女儿已经死了。又过了一会儿，赵家亲戚的噩耗传来了，他们一家死了四口，我的表姐和大表侄女被炸得血肉横飞。第二天官方的统计数字才出来，36驾敌机在金城老城投下400多枚炸弹，炸死居民470余人，炸毁房间三四千间，第五战区的军火库、被服库全部被炸毁，储存桐油的“桐庐”烧了三天三夜，天主教的巴主教也被炸死了。

对于我父亲来说，最为痛心的是同我家相依为命的汪家被炸，我的义父汪更生先生受了内伤，卧床不起。父亲马上在离城约四公里的屈家河为汪家和我家租了房子，汪先生和她的老母、夫人以及护理人员搬去，我父亲祖母也带着我搬去。

汪先生何许人也？他是四川同盟会的骨干份子，在重庆被捕判了斩刑。四川同盟会通过哥老会把他抢出来，派他到金城来发动革命。他的夫人，原是重庆著名的风尘女子，为了革命同他结为夫妇。汪先生到金城后，改名汪甦，字更生，就是死里逃生再为人的意思。我的父亲原来是一个只读过三年书的绸布店少老板。汪先生同我父亲结为兄弟，教他学文化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把他和金城的一批青年商人引上革命道路。汪先生还结交了以中医外科大夫潘先生为代表的青红帮，并在满清绿营兵中发展组织。武昌起义以后，汪先生依靠他的商人弟兄和青红帮、绿营兵中的革命分子，发动了兴安府起义，杀了兴安知府、安康知县，兴安府的最高武官--—二品镇台闻风逃窜，兴安一府九县取得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胜利。第二天，汪先生在金城南郊绿营兵的教场召开民众大会，宣传革命宗旨，宣布革命政府成立。汪先生在讲话时，把瓜皮帽子一卸，假辫子掉了下去，民众才知道天锡公的汪老板原来是革命领袖。兴安起义由革命工商业者带头，倒是比较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以后，汪更生和我父亲等伙伴，不从政，不做官，一心从事实业救国。他们积聚了一些资产，可是也救不了国，抵抗不了军阀混战，只是办起了慈善会、救济院、学校、医院、育婴堂，冬施棉衣，夏施药品，并且利用他们从辛亥革命中得到的社会地位和威信，尽可能地向政府施加影响，减轻民众负担，营救一些受迫害的人民和有志青年。汪更生是天主教徒,是金城地区思想和行为最为西化的人。当我出生的时候,他要做我的教父,并让我接受洗礼,让我父亲改宗基督教。我父亲不愿意改变宗教信仰,就按照当地的习俗,举行了一个仪式,让我拜在汪先生的膝下,作他的义子,他们夫妻按四川的称呼,把我叫幺儿。

大轰炸那一天，一颗炸弹落在汪家后院，汪先生受到炸塌的物体的撞击，据天主堂的意大利医生诊断，他的内脏受伤严重，胆囊已被震破，无药可医。我父亲把他搬到屈家河，一是为了躲避连续轰炸，二是为了用中药的汤药延续他的生命。汪先生知道他大限已到，亲生儿子汪孝达在重庆大学，尚未回来，就尽量把要说的话告诉他的夫人、我的父亲，有时也叫我去听。他一再念颂孙中山的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又告诫我：“不要从政。”中国的政治太黑暗、太肮脏，诚实的人、耿直的人搞不了中国政治。所以他在辛亥革命以后坚持不从政，专搞实业。他说：我叫你大哥（指汪孝达）学工科，你将来也要学工科，还要出国留学。他说：中山先生目光远大，早在民国初年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引汉水济黄河。我在金城生活了几十年，目睹汉江经常泛滥成灾，非治不可。但是“引汉济黄”那样的大工程，只能等到将来国家强大以后。我们是否先着手减少汉江在汛期的水流量，比如黄洋河等汉江支流的水能不能修库蓄水，还可以搞水力发电。我早想在金城办电厂，有了电厂，碾米厂、面粉厂、榨油厂、丝绸厂都可以办起来。我父亲说，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办工业，我们的资金不够，必须集股，集股人心不齐呀！有你在还有人撑得起头，我就撑不起头啊！汪先生说：现在当然不行，等抗战胜利以后，我看可以办得起来。

汪先生的生命延续时间不长就溘然长逝。为了履行天主教那一套仪式，他被搬回去死在家里。我身穿重孝，悲痛莫名！因为他是我在金城最崇敬的人。有一幅悼念汪先生的挽联是：“老母未终年，遗恨九泉难瞑目；孤儿将毕业，奔丧千里最伤心。”看了这幅挽联，我在想：汪先生死不瞑目的事情，恐怕不是老母未终年、孤儿未毕业，而是他为之奋斗牺牲而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百孔千疮，难以振兴啊！

汪先生的亲生儿子汪孝达，学土木工程成绩很好，后来在新中国的西北水利部当工程师。因为他在担任中学校长时不可避免地担任过国民党挂名的区分部书记，虽然没有罪恶，也屡受打击，更不能受到信任、发挥专长，抑郁而死。



我的两位引路人和一位保护人

我在高中读书时，有两位引路人和一位保护人。

一位是金城地区兰皋县立中学的校长王雨皋。他是我父亲的朋友，在国内上过相当于大学的法政学堂。是否到日本留过学，我记不清了。他每到金城，必到我家住宿。我父亲请他看过我的诗文，他往往提出一些颇为中肯的意见，却没有动笔修改。他同我的谈话使我甚为惊讶。原来以为他只是懂得中国的旧学，后来才知道他对新学也颇有见地。有一天晚上，当我父亲不在场的时候，他介绍我看两本书，一本是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一本是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书没有找到。斯诺的书他代我找到了。看了《西行漫记》，我第一次知道中国红军和共产党的历史和主张。后来，我才有意识地看苏联小说，看艾思齐的《大众哲学》，沈志远的《新哲学概论》和列昂节耶夫的《政治经济学》。王雨皋虽然没有同我谈过他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但是，他却的的确确是我在这一方面的第一个引路人。

1949年冬季，金城地区刚刚解放，我就委托留在金城的同志打听王雨皋的下落。传来的消息简直是晴空霹雳，原来他被当作历史反革命份子枪毙了。我提出问题说：王雨皋是一个中学校长，怎么成了历史反革命？回答问题的人说：王雨皋后来被选为兰皋县参议会的副议长。我说：参议会是民意机构，虽然是摆样子的，但也不是反革命呀？可是，人已经死了，你同谁讲理去？按当时的气氛，就是杀错了也无人给他恢复名誉。王雨皋在陕南各地学生不少，但是，那些人当时都是新干部、小干部，不一定敢于给他说话，就是说了，也起不了作用。我的另一个老师，也是中学校长姚宜民就不同。他虽然不露声色地保护着我们一批不满现实追求进步的学生，但他还没有像王雨皋那样给学生介绍《西行漫记》一类的书籍。可是，他在解放以后就受到优待，担任了省人民政府的委员，其实，他的头上也有挂名的“反动职务”。不同的是：他曾经是中共的老党员，而且高层的领导人了解他。可见，有组织关系同没有组织关系大不一样。

我的另一位引路人，是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师吴文超。他介绍我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只是口头介绍，并没有填什么表。但是，当时民盟的纲领，简单地说，就是英美式的政治制度，苏联式的经济制度，类似英国工党的拉斯基主义，符合我的思想追求，我执行民盟的纲领，阅读民盟的报刊，别人也把我当作民盟的成员对待。

吴文超后来到关中的富平中学教书，常在西安《华北新闻》上发表一些呼唤自由、民主的新诗--—不错的诗。1948年我决定去延安时，给他写信，约他同行，他没有回信，大约是不愿改变他的自由、民主的理念。从此，我们失掉了联系，我再没有找到他。

我在金城的保护者，不止一二人，但是，最坚决的保护者是雷英奇。

雷英奇，字育三，是一位有文化的军人。“西安事变”时，他是杨虎城将军部下的独立营长，攻占了蒋介石嫡系控制的西安警备司令部，后来作过上校团长，参加过赵寿山将军领导的中条山抗日战役。抗日战争初期以共产党嫌疑被关押了三年半，以“查无实据”释放，复员回金城。在金城他通过我父亲的介绍，取得金城专员的支持，平无主坟地，创办农场、果园，由他担任场长，他在金城是一个急功好义、能为老百姓讲话的人。

1945年夏季和冬季，我先后领导了反对现任校长和已任命将到职的两个中学校长的活动，被同学们选为护校委员会委员。金城的党、政和特工，对我的问题发生争论，外来的党、政、特坚决要抓，当地的党、政、特认为不能得罪地方士绅，主张缓抓。雷英奇把汪更生死后当地最大的士绅，也是我的古典文学老师——在前清中过二甲进士，在民国作过省实业厅厅长的张紫樵先生请出来给金城专员说话，专员决定不抓。有一天下午，金城专员许卓修让雷英奇陪他到我家来。到了我家，许卓修要我父亲把我叫出来，对我说：“有人检举你在学校从事民主同盟的活动，我是不相信的。骆先生是党的元老，家庭教育很好；你在学校是高材生，学校教育也很好，你也快毕业了，不要干涉校政，好好学习，准备明年参加高考，专员公署对于品学兼优的学生还可以推荐嘛（这是欺人之谈，当时的专员公署无权给大学保送学生）。”许卓修刚说完，雷英奇插话说：“现在政府讲民主哩，中国民主同盟是合法政党，人家就是从事民盟活动也不犯法呀！”雷英奇平时讲话也是这样大胆，对于闻一多、李公仆被杀，对于美军强奸沈崇的事件，他都曾经批评国民党当局。我当时一言不发。幸好那一天我的一个同学，在我家客厅旁边的小书房里躲着，听到了那一场谈话。以后他为我证明：我在国民党专员面前，没有怯懦变节行为。当时的金城专员，也不失为一个有手腕的政客。

1949年初秋，中共中央西北局城工部派我的同学杨实回金城做地下工作，我请他带了两封信，一封给我父亲，一封给雷英奇，请他们策动驻军起义，争取金城和平解放，当然用的是他们能够看得懂的哑谜。杨实在遇到国民党军队盘查时，把我的信吃到肚子里了。不过，我父亲认识他，把他介绍给雷英奇。当时，雷是国民党政府委派的自卫团长，把一批共青团员安插在他的团部，在1949年11月举行起义，实现了金城的和平解放。解放后，雷英奇先后担任金城专员公署建设科长和金城县副县长。据金城的地委书记对我说：雷英奇工作勤奋，作风正派，事业心很强。可是，“文革”中却飞来横祸。金城武斗激烈，一派守城，一派攻城，后来，还是周恩来把两派头头调到北京去解决纠纷。那时候抓武斗黑手，真正的黑手总是要找替罪羊的，找到雷英奇头上，因为他是国民党的上校团长，“天然反动”嘛！他们把雷英奇枪毙了。我在“五七”干校听到这个消息，决不相信雷英奇会操纵武斗，但我当时也是“问题严重”的“黑线人物”，自然无能为力。1979年我才在西安找到雷英奇的长女，问清了情况，然后要她写了一份申诉材料，我转给金城的新任县委书记。雷英奇的奇冤得以平反昭雪，可是，人死已经不可复生了。



走向延安

18岁以后，我参加了高中和大学的学生运动，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才信奉了民盟左派和西北大学数学教授、教务长傅仲孙先生所推行的英国工党的“拉斯基主义”。所谓“拉斯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英、美的政治制度和苏联的经济制度”。当时我们对苏联很不了解，不赞成苏联的无产专政和一党专政，却赞成苏联的公有制，误以为公有制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经济民主。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我们也有几点误解：

第一、我们认为毛泽东当时提出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反对一党专政”，“反对党化教育”，“保障人权”，“建立多党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等等主张，都是有诚意的，既适用于国民党，也适用于共产党。

第二、我们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误认为“人民民主”就是“全民民主”，误认为它比“旧民主主义”是更多人享受的民主。

第三、我们也知道“新民主主义”是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的。但是，那还在遥远的未来。而且，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我们当时是赞成的，至于一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当时天真地认为中共同苏共不同，中共在抗日战争和几年内战中，一直强调民主和人权，中共的根据地就叫做“抗日民主根据地”，各个根据地都制订和颁布了保障人权的条例。既然已经实现了全民的民主和人权，将来就会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无须实行一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了。

对苏联经济制度和中共政治主张的误解，就促使我们成为一个亲苏亲共的左派民主主义者。后来我到延安以后，发现有些知识份子出身的老干部，也存在同我近似的误解。

虽然亲共，但是，我当时不想参加共产党。因为至少有两条我不能接受。一条是阶级斗争，特别是流血斗争；另一条是不近人情、人性的组织纪律。正因为这样，1947年夏季，我从西安流亡，不到中共的根据地，而要到上海去找储安平，还想去新加坡找胡愈云（后来未能成行）。储安平回答：“现在像你这样的进步青年很多，我爱莫能助。”当时，我还不知道储安平不是民盟盟员，对他大为失望；新中国建国后，我也不去看储安平。可是，我同储安平的一次接触，后来也成为审查历史的内容之一。我在1947年春夏起草的“反内战、反饥饿”的宣言和传单，着重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同时也要求中共不要打内战。

我虽然赞赏英、美式的政治制度，但却反对美国政府当时的对华政策。因为我当时反日反蒋，美国政府却在扶植日本和支持蒋介石政府。我曾经发起过抵制美货的运动，而且自己坚持不用美国货。长期以来，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有缺陷的。他们把国家利益凌驾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之上。为了维护和扩张美国的国家利益，他们不惜同魔鬼打交道，而不愿支持其他国家在野的自由民主势力。20世纪20年代，他们不支持孙中山的广州政府，迫使孙中山不得不接受苏俄的援助而“以俄师”。1929年，他们不支持胡适、林语堂、罗隆基等的人权运动。40年代后期，他们又不支持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国的第三种势力，继续支持已经完全失掉人心的蒋介石政府。

1947年1月17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在调处国共争端失败以后，发表了《离华声明》。那个声明说：国民党内有反动集团，在国民政府中占优势。他们“反对联合政府”，“不相信国内合作”，“对实施政协决议决无诚意”，“只相信武力可以解决问题”，而用武力“维持其自身封建控制”，其结果“已使其政府的力量愈益薄弱”。这个声明见诸报端，是大家知道的。中国民主同盟某些领导人对我讲过一个传闻。据说：马歇尔回国以后，向美国代总统杜鲁门建议：国民党已经失掉人心，扶不起来了，美国政府应当支持中国的第三种势力。杜鲁门说：中国的第三种势力没有实力，国民党有实力，美国还是要继续支持国民党。不论这个传闻是否属实，反正当时的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自由民主力量没有给予什么实际的支持。其实，抗日战争后期和胜利以后，中国的第三大党--—中国民主同盟发展很快。有自己的党报--—《民主日报》和刊物《世界知识》、《时与潮》，后来改为《时与文》。在西南和西北两大基地，在大行政区、省、市和许多高等学校和一部份县，有自己的党部，有自己的青年组织--—民主青年社。北平、上海和江、浙、东北、山西、广东等地光复以后，迅速建立起民盟的机构。还有一批掌握军队的盟员，如云南省前后两任主席龙云、卢汉；川军首脑潘文华、邓锡侯；陕西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和38军军长孔从周；甘肃的军师级军官杨子恒、吴鸿宾、任谦等等。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中，高等学校的民盟盟员常常是打先锋的。当时的全国学联主席梅振乾，西北学联负责人王刚、张小禾都是民盟盟员。后来，梅振乾在“反右派”中自杀，王刚在内部肃反运动中自杀，张小禾长期被当作“反革命份子”对待。

除了民主同盟以外，还有李济深、陈铭枢、蔡延锴等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马叙伦、雷洁琼的“民主促进会”，许德珩的“九三学社”，海外华侨的民主党派“致公党”，章伯钧、季方、黄绍竑的“农工民主党”，张君劢的“民主社会党”，曾琦、李璜、左舜生的“青年党”等等。这些第三种势力，如果有坚强的国际援助，虽然不一定能够取代国民党和共产党，但却可以凝聚成为一个足以同国、共两党相抗衡的政治力量，使建立联合政府，实现和平民主成为可能。

1947年11月，蒋介石政府宣布解散中国民主同盟，并对民盟盟员进行拘捕和迫害。民盟的大部份领导人逃到香港另立中央；少数领导人被中共接到他们的根据地，张澜和罗隆基则被软禁于上海。正在这个时候，中共在西北大学的地下党员王顺命（丁光）给我送来一批马列著作。当年寒假，我没有回家，生吞活剥地读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昂杰也夫的《政治经济学》、沈智远的《新哲学大纲》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对于马恩原著，我大部没有看懂，只记住一些词句。这些读物，使我的思想更加亲苏、亲共。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这些读物，而是无处投奔、无地容身的形势使我的思想起了变化。这从1948年3月，我写给南京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同学刘毓明和中央大学同学王天敏的两封信中，可以看得出来。我给刘毓明的信，有这样一段话：“至于阶级斗争，特别是流血斗争，我们过去是不赞成的。现在，我们不要他们流血，他们就要我们流血。难道我们可以束手待毙吗？”我给王天敏的信，有这样一段话：“现在中国大势，不归于杨，必归于墨，中间道路走不通了。杨子为我，不可取也；墨子兼爱，庶几近之。”我当时还认为共产党是讲求博爱的，多么天真，多么幼稚！

1948年3月下旬，中共收复延安。外校有两个平时同我没有交往的反动学生先后到我们学校，问我对形势的看法，并且说：共军要是打到陕南，你们家那样大的家业和伯父（指我的父亲）的安全都难以保全了。我含糊地应付过去。

4月间，陕西省参议会副议长李梦彪（陕南洵阳人，辛亥元老），召集西安各大专院校陕南籍学生开会，要组织一次请愿，要求国民党的“西北王”胡宗南增兵保护陕南，并推定我起草请愿书，我借故溜了号，没有起草，也没有参加请愿活动。

接着，国民党的特别刑事法庭开始传讯大学生。听说，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

这一连串事件使我感到形势逼人，不投降就要灭亡。看来，三十六计，只有一计了--—投奔延安。

从1948年4月，我开始寻找去陕北的路子。西北大学历史系应届毕业生刘耀华也有此意。他介绍我去泾阳县仪祉农校找他的老师张变三和表弟王浩天（郧）。张变三，原是中共地下党员，坐一次监狱就改一次名字，坐了三次监狱，最后改为变三。四八年那个时候，他是仪祉农校的教务主任，王浩天是农校水利科毕业班学生。我到了仪祉农校，张变三和王浩天为我介绍了一批反蒋学生：徐铭牖（丁一）、李又林（毕诚）、贾正川（河畔）、罗昭等。同他们约定：当年暑假期间，王、徐、李同我一起去陕北，张变三、罗昭留下。罗昭不走，是因为坚持他的自由民主立场，张变三不走，口头上说是有家室之累，实际上是因为共产党对于坐过监狱、脱过党的人十分苛求，他不敢回去。李又林和徐铭牖的经历都有传奇色彩。李又林是武汉人，原是国民党驻西安的空军飞行员，1946年蒋介石以抗日战争胜利领袖的身份，到西安来炫耀他的“丰功伟绩”。李又林对蒋很迷信，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委员长，你好！”当蒋介石对延安发动重点进攻的时候，调动西安空军参加内战。李又林在他的大腿上扎了一刀，以病残退役。然后同罗昭一起，在仪祉农校附近办了一所农村小学。这个学校的教材和歌曲，都由李、罗选编，多是反蒋和追求民主的内容。可见，国民党的统治，并不像共产党那样严密。

李又林到陕北以后，被分配到中共西北中央局城工部，做情报工作，不便同我们往来，后来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徐铭牖十几岁就在国民党军队当文书，当军需官，参加中共的革命队伍以后历尽坎坷，这是后话。

1948年5月，为我提供马列著作的西北大学学生王顺命到延安去了。当时，中共准备在全国开展反攻，需要大批知识份子来接管城市，就提升和扩大了华北大学、延安大学等干部学校，大量吸收国民党统治区的大、专学生。王顺命到延安接受的就是这个任务。6月间，他回到西安，本来准备住到我在西北工学院的宿舍来，后来大概觉得我不是中共党员，就没有来。但是，我和西工一批决心去延安的同学，已在他的名单之中了。我给介绍我参加民主同盟的陕西富平中学语文教师吴文超（诗人，笔名马牧边）写信，约他一起去延安。他大约要坚守他的自由民主立场，没有回信。此后，我再也找不到他了。我还约过同一宿舍的同学路荷生（河南信阳人），他说：“这边情况恶劣，那边也不一定理想。”不愿去。

1948年7月4日，我们一行20人（其中：西北大学9人，西北工学院6人，大学先锋班1人，开封高中3人，仪祉农校2人），分散乘火车北上。到三原车站下车，按预先约定的记号，跟着一个戴草绿色鸭舌帽，夹一把布伞的同学走（此人是西大法律系史剑青）。日落西山的时候，走到偏僻乡村的一家堡垒户（武工队把敌占区可靠的农户称之为“堡垒户”），附近有一个农民打扮的武工队队员出来接待。他让我们进入一个覆盖严密的防空壕，“堡垒户”送来馒头、凉调萝卜丝和白开水，让我们吃了晚餐。夜静以后，武工队员带领我们上路。发现一点风吹草动，就让我们卧倒，他上前侦察无事，带我们继续前进。在封锁线上，国民党碉堡林立，武工队员要绕开碉堡走，走的弯路很多，很辛苦。当时已是伏天，我们走得疲惫不堪，尤其渴得要命。碰上村边一个堰塘，我们都爬下去饮水。武工队员一再低声叫喊：“脏水喝不得！喝不得！”谁也不听他的。又走了一大段路，武工队员告诉我们：到游击区了。我们欢声雷动，大声喊：“打倒蒋介石！”“我们解放了！”“自由万岁！”武工队员赶紧制止：“不敢喊！不敢喊！游击区常打拉锯战，随时都会遭遇敌人。”

听说游击区随时都会遭遇敌人，有的同学就想开个玩笑。一个走在最前面的同学喊了一声：“举起手来！”我们以为遭遇了敌人，却都不举手，只有一位同学举起手来。这个同学以后长期被人看不起，事业无成。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些民主青年还没有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就缺少宽容精神。其实，世界上没有天生勇敢的人，勇士大多是由懦夫变成的。我过去就是一个怯懦的人，后来经过二十几年的千磨万击，什么大苦大难都经受过了，才变得无所畏惧。

从7月4日夜静走到7月5日朝霞初上，我们才在一个小小的堡垒村落脚。武工队员把我们分散安排到农民家里吃饭、睡觉，不许走动。5日夜晚，又带我们走了一段路，才把我们交到一个武工队小分队的手里，他自己不告而别。小分队让农民端出死面馒头和咸菜、白开水，叫我们喝汤。关中人把吃晚饭叫“喝汤”，所谓汤就是白开水。武工队长对我们说：“你们这些洋学生一进边区，先上三大课：夜行军、死面馍、大露营。”所谓大露营，就是睡在打麦场的麦秸堆里，铺的是麦秸，盖的还是麦秸，刚睡下还好，越睡越冷。武工队长同我谈笑风生，很亲热。谈到赵寿山、孔从周起义，他说：“陕西这些‘把把客’现在都革命了。”所谓“把把客”，就是攥枪把子和刀把子的人，关中地区一般是指土匪、刀客。可是，我当时已经知道，赵寿山、孔从周两位将军，都是有一定文化的军校学生，是杨虎城部下的两员虎将。“西安事变”时，赵是17路军的独立旅长兼任西安城防司令，孔是团长。起义前，赵是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孔是38军军长。我还知道，他们同中国民主同盟有关系，只是不知道他们是中共地下党员。武工队长虽然知识不多，但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热情、豪爽，照顾的很好。

夜行军只走了两夜。我第一次知道，人在跟着队伍走路时也能熟睡，也能做梦，而且潜意识中有自我保护的机制。有好几次，我的一只脚已经在悬崖边踩空，突然惊醒了，不自觉地收回脚步，继续睡觉，继续行军。人啊人，你真不愧是灵长类的动物啊！而且，人的生命力、耐力特强而不是脆弱，这在当时和以后九死一生的经历中，我的体会很深。

7月6日，第三天，是在陕甘宁边区巩固区，白天行军。走到一个庙里，我看到两个武工队员用包香烟的锡箔吸大烟。他们让我也尝一口，我就尝了一口，果然精神焕发。夜行军那一天，西大女同学曲季波（孙雁）走得满脚起泡，把高跟鞋都走坏了，武工队员用一两大烟为她雇了一头毛驴代步。当时我已经知道武工队和地下党员常常带着少量大烟，以备不时之需。

7月6日傍晚，我们到了淳化县马栏镇。马栏当时是中共关中地委和专员公署所在地。关中地委除了管辖陕甘宁边区的“小关中””以外，自1942年以后还履行中共地下陕西省委的职权，当时的地委书记是赵伯平，专员是杨和亭。我们分别被安排在几家商店的木楼上面。

7月7日，中共关中地委组织部要求我们各自写一个简要的自传。白天写自传，晚上，招待我们看戏。我们看了歌剧《白毛女》、眉户剧《拥军》、《十二把镰刀》等等。我是第一次观赏贴近农民生活的戏；也是第一次观赏运用陕西民间戏曲编演的新歌剧。看得津津有味。《白毛女》里边“北风吹，雪花飘”的歌曲，我们当时就会唱了，长期没有忘记。我们还利用晚饭后自由活动的时间，到关中“八一剧团”，去拜访演员们。认识了秦腔音乐家王依群和在《白毛女》中扮演大春的王群定，扮演黄世仁的屈映明，还有团长袁光，指导员肖金。这些人在后来一段时间里同我有交往。只是扮演喜儿的演员比较腼腆，没有同我们接触，我也记不得她的名字。

三四天以后，关中地委有关部门看了我们的自传，估计还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对我们的介绍，派人同我们个别谈话。同我谈话的是关中地委城市工作部（它们同时也是中共西安工委的办事机构）的孟海。孟海说：“你的社会关系很好，应该回西安去做地下工作。”所谓“社会关系很好”，指的是我的家庭同国民党军、政、财、文各方面的头头脑脑都有关系，用以后政治运动中的术语就是“反动社会关系十分复杂”。我说：“我不是党员，不会讲求斗争策略，而且在西安已经充分暴露，回不去了。”孟海说：“不回西安回陕南也行呀！”我说：“我在中学就是学生会的负责人，在陕南也很暴露，也回不去。”孟海说：“你是不是对你的家庭出身还有顾虑？党是反对唯成份论的。比你家更大的官僚资本家庭出身的同志，在党内有的是呀。”我说：“这个我懂，没有顾虑。要是有顾虑，我就不会把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写得那样具体了。我这个人不适合做地下工作，我不能保密，不会伪装，心里有了不平不满的事，就要大喊大叫地讲出来。还有国民党人那一套吃喝嫖赌，我看不惯，不会参与。我同他们打过F.H（弗尔好斯），简直受不了。”孟海说：“那也不要紧，地下党有组织纪律，你加入组织以后慢慢锻炼嘛！”我没有回答，心里说：“我正是受不了你们的组织纪律才不去做地下工作啊！”孟海和孟弗两人又找我谈了一次，我坚持不去。他们问：“那你愿意做什么工作？”我说：“我想到华北大学去完成我的学业。”孟海说：“华大没有工科。”我说：“不一定是工科，学数学，学文史也行。”孟海说：“华大和延大都是干部学校，没有正规大学那些系科。你还是先到延大去，继续考虑我们对你提出的要求，什么时候想通了，给我们写一封信来。”后来听说，他们把我坚持不愿做地下工作的情况向地委汇报了，地委书记赵伯平说：“新同志，觉悟不高，又不是党员，不要勉强了，先送到延大去提高觉悟，以后再派出去。”和我们同时去陕北的，有三位同学服从组织决定，常希增（崔杨）去兰州，刘耀华去汉中，徐鸣牖（丁一）留西安，打入胡宗南的长官部。这三位老兄在地下党都做出很大贡献，但却在内部肃反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坎坷一生。最惨的是徐鸣牖 。他利用胡宗南长官部军需官的身份和他在山西军队里学会的测绘技术，把西北绥靖公署、胡宗南公馆、省政府、西安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和机场、车站、邮电局、军火库等西安要害部门20多个单位绘制成图，发往延安。建国后，在西北公安部工作，在内部肃反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下放到宁夏公安厅劳改局，先做事务工作，后来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注销了户口和供给关系，等于开除了人级。后一条最可怕！在一个一切生活资料都凭票证配给的社会，它断绝了受难者的生路。拾破烂不行，因为那是“资本主义尾巴”；沿门乞讨也不行，因为那是给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制度抹黑。丁一一家在那一段漫长的日子里是怎样活过来的，我不忍问，他也不愿说。中国人对于大苦大难的承受能力，简直是不可思议的。1977年，丁一到西安来，找到他在地下党的上级陈元方。元方原是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陕西省委秘书长，1977年还是尚未解放的“走资派”。我在元方的家里看到丁一的申诉书。我拿上申诉书，看了一段就惊喜地说：“啊呀！丁一怎么练出这一手漂亮的书法，文笔也大有长进啊！”元方说：“你先不要高兴，往下看吧。”我越看越觉得血泪斑斑，惨不忍睹。元方说：“丁一对西安解放是立了大功的；在胡宗南军队担任职务，是组织派去的。我当时是西安工委副书记，当然可以证明。可是，现在我自己都没有解放，我的证明不起作用呀！”好在半年后，陈元方就被解放了，丁一的问题得到平反。刘耀华在汉中发展了百余名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争取了两个师起义，但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在内部肃反中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汉中地委书记彭彬是他的亲家，但对这一类冤案，他也无能为力。1979年，我委托陕西省委一个工作组为他复查，才得以平反。可是，丁一、刘耀华、常希增得到平反时，人已经老了，只担任了几年的副县级闲差就离休了。有才有功而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

当时，延安方面为了就近吸收国统区的学生，并进行政治训练和政治审查，在新设的黄龙分区首府洛川建立了延安大学分校。我们在马栏住了一个星期，向洛川进发。正好，关中分区要为黄龙分区送一批军马，就让我们骑马去洛川。我们都不会骑马，沿路又要经过大片灌木林。林中的虫子很多，虫子叮马，马就把我们摔下来。被马摔了几次，我干脆不骑了，牵着马走路。

到延大分校来的，不止是我们从三原进去的这一批学生，还有从旬邑、淳化和铜川来的学生。当陕东合阳县打拉锯战的时候，合阳师范教务主任马文又带领一百多个学生从韩城进入边区。洛川中学住不下了，延大分校才又迁移到宜川县城外一个叫党家湾的山沟里。一个土窑洞，地上铺上麦草，就能住十余个学生。

延大宜川分校分为研究部和大学部。原来的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编入研究部；原来的中学生编入大学部。两部的课程都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和陈伯达写的小册子《人民公敌蒋介石》。

入学第一天，举行政治测验。我按照自己当时的真实认识回答问题。例如：“什么是政治？”我虽然知道列宁讲过“政治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却按照孙中山的解释回答：“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你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我回答：“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你最爱看的报刊是什么？”虽然我在西安也看中共的《新华日报》和中国民盟的《民主报》，但是，我的回答却是：《大公报》、《观察》、《世界知识》、《时与文》。有些同学的独立意识更强，例如：郑伯奇的学生、民盟盟员丁芹，在回答问题和讨论问题时一再声明：我是来参加中共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我是来反蒋的，我不接受中共的政治纲领，我不赞成中共的党化教育。西北大学数学系学生路克，思想观点同丁芹接近，在学习讨论中常常保持沉默。

我毕竟有亲苏、亲共的思想基础，被选为研究部二班的班长，常常参加校部和教员们召集的干部会。我对汇报同学的思想情况，不以为然，常常不汇报。西北大学法律系学生彭隆成（易人）在干部会上公开反对汇报思想，他说：国民党特务才汇报思想呢！还有一个同学李大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教员们说，毛泽东思想是最正确的思想，那么，有没有比毛泽东思想更正确的思想呢？我认为这个提问无法回答，也不记得教员们是怎样回答的。

由于中共当时需要大量争取知识份子，同时，中共中央迁往河北平山县以后，陕甘宁边区是由以温和宽厚著称的习仲勋为首的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延安大学的负责人对外来知识份子比较宽容，允许学生在组建自治会时实行中共不赞成的自由竞选和无记名投票，允许学生自己动手整顿不大尊重知识份子的总务科，就是校方实行的两项开明的措施。但在“宋纹演事件”中，校方就不能容忍了。

宋纹演是重庆市人，是我在西北工学院的同级同学。他进陕甘宁边区，不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而是单独穿过封锁线自发进去的。他在延大宜川分校，一个人办了一个墙报，自编、自写、自抄。内容是对中共、对苏联的不同意见。他的观点，我大部不同意，但却认为发表这些观点，引起大家讨论，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因此，我还在他的墙报上发表过文章。当他发表了内容和措辞都足以称之为“反苏、反共”的文章之后，我以班长的身份劝告他停刊，遭到拒绝后，我同他大吵了一架。校方出面干预，又遭拒绝，才组织了持续三天的大会批判，教员马彬代表校方所作的结论性发言，指控宋纹演的思想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我是批判会的主持者之一，但我自己却没有发表意见。在干部会议讨论时，有的教员和学生干部认为宋纹演不仅思想反动，可能是国民党的派遣特务。他们举出的根据是：

一、宋在西北工学院不是著名的进步学生，不是地下党争取到边区来的，一个人穿过封锁线是很困难的。

二、宋在他的自传中说：他在中学时就反共，看到孙中山遗嘱中“共同奋斗”时，要在“共”字上扎一刀。

三、他既然猖狂地“反苏、反共、反毛”，进边区来，毫无思想基础，只能是别有用心。

四、宋的墙报，在报头上洒满“小雪花”，就是要在红色根据地建立一些白色据点。

五、宋在墙报上所画地图，画了一个大箭头，直指延安。他的目的在于再次进攻延安。

我起来发言说：宋纹演的思想是反动的，但他不可能是国民党的派遣特务。第一、如果是特务，就会隐瞒观点，伪装积极，不会公开发表反苏、反共言论，也不会在自传上写他在中学时见了“共”字就扎一刀。第二、他进边区来，也不是毫无思想基础，反蒋就是他的思想基础。第三、关于“小雪花”和“箭头指向延安”，可以作各种解释：“小雪花”可能是说，他的刊物和观点，在边区只是小小的雪花。“箭头指向延安”，可能是说他的目的地是走向延安。一个赤手空拳的学生，会有进攻延安的妄想吗？

由于以上两点，极左学生阿鲁公然在教室里说：宋纹演不止是一个人，他们有一个“铁托集团”。他没有点我的名字，但却显然把我看做“铁托集团”的头子。我这个人不会隐藏自己的情绪，喜怒必形于色。有一天，校方批判和审查宋纹演的负责人马彬约我出去散步。我一边散步，一边在身上抠虱子，摸出一个肥头胖脑的大虱子，用力地摔在地上，狠狠地踩死它。马彬为了缓和气氛，开玩笑说：“你把虱子喂得好肥哟，虱子是革命虫，身上长了这么肥的虱子，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革命者了。”马彬接着说：有些思想偏激的同学说什么“铁托集团”，我已经批评了他们。你的情况，组织上是了解的。你这个同志的特点是：对新事物感觉敏锐，又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宋纹演的问题同你无关。

思想汇报问题，宋纹演问题，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和一些极左学生排斥知识分子问题，使我的革命热情减退了。我不禁回想起同室同学路荷生的临别赠言：“这边政治环境恶劣那边也不一定理想。”整天吃玉米棒子和清水煮菜，在窑洞里席地睡十几人的通铺，那样艰苦的生活，在革命热情高涨的时候，算不了什么问题，甚至以苦为荣。在革命热情低落的时候，就觉得受不了。1948年的中秋节，我们在延大分校已经度过了两个多月时光。学校给我们每个学员发了两块宜川城制作的又硬又酸的月饼。当时，中国还不能制造手表，我们还不会把土制月饼同手表联系起来，在“文化革命”后期，当我们在山区农村吃到土制月饼的时候，才同手表联系起来，称之为“全钢、抗震、防水”的“三防月饼”。当晚，异乡的月光反而明亮异常，有一点文学艺术气质的同学都没有睡着。忽然听到一阵阵幽怨的琴声，大家告诉我：易每跑出去拉琴去了。作为班长，我说：“真是乱弹琴！搅得大家都睡不好。”我跑出窑洞，准备拉他回来。但是看到易每凄凉的神色，我也忧从中来，望着头上的明月发起呆来。后来，我对同学们说：“我们这些人的‘小资情调’真是难改啊！”

中秋节后，我百转千回地反复思索。中共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纪律，我确实难以适应。但是，脱离革命的念头，是没有的。一个把尊严和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是不会当逃兵、当叛徒的。何况，当时参加革命是一条不归路，脱离革命，如不投降敌人，必然被敌人屠杀。当时我只是后悔，没有听从关中地委的要求，出去做地下工作。我想到，关中地委既然说过，我什么时候想通了就告诉组织。我就去找延大校长李敷仁。我当然不会说，我不能适应边区的政治生活，我只说：7月上旬，关中地委要求我出去做地下工作，并且说，什么时候想通了就告诉组织。现在我认识到：按我的情况，做地下工作可能更能发挥作用，愿意出去。李校长说：学校正在考虑让你作助理员。按你的条件，留在延大工作也能发挥作用。反正分校的短期训练不到一个月了。还是等训练班结业回到延安总校以后，学校再同西北局商量。

1948年10月中旬，延大分校3个多月的政治训练结束了。我们背着简单的行李，步行向延安进发。从宜川向北走了一天就到了临镇。临镇是老区，从临镇人的面色和精神状态看，当时老区人民的生活是比新区好，这是大生产运动起了作用。陕北的民风也和黄龙地区不同。洛川、宜川农村的妇女常常隔着门缝看门外的风光，一发现陌生男人经过，就扑地一声把门儿关了。陕北的妇女却大大方方，不怕男人。这不是革命的影响，而是古已有之。

第三天下午，我们就到了延安。看到向往已久的宝塔山，我们都是心潮激荡，双眼湿润，悲喜交加，那是经过长期压抑、发自内心深处、自以为获得自由解放的激动，是1945年8月听到日本天皇发出投降诏书以后的第二次激动。

当时的中共确实需要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我们这些学生受到欢迎和礼遇。延安大学为我们修起了有门窗、有电灯、有木板床铺的新窑洞，新建了文学、教育、政治、经济建设四个系。文学系分为文学和新闻、艺术三个班；政治系分为行政、法律两个班；经建系分为工业、商业两个班。每个班又分为研究班和大学班，原来是大学程度的在研究班，原来是中学程度的在大学班。大学毕业的学生当教员或干部（当时，延大不评学衔统称教员）。我虽是大学肄业，也当了教员，但不在经建系，而是新闻二班的语文教员。伙食标准也提高了，每周可以吃一至两次细粮，教员们的早餐还加一碗豆浆。

延安大学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迎新同学大会，延安的党政领导机关都有一位领导人参加。来自国统区的百余名同学推选我致答谢词。同学们所以要推选我代表他们，这表明：在1948年投奔延安的学生中，中间偏左的民主青年占了大多数。我拟出的讲话提纲，事先同一些有代表性的同学商量过，主要是歌颂延安，但却讲的是当时的真情实感；同时也用自我批评的语气表达了我们某些不理解、不满意的地方。边区《群众日报》未加删改全文发表，边区教育厅选为中学生课外阅读的教材。这也说明：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还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只是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国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杨明轩老人，出于个人的关心，托人给我带来两句话，一句是：太阳里边还有黑子，不要看到边区存在的局部性、暂时性的缺点就感到失望。另一句是：你讲到同学们到边区以后的变化，有一条是：“从读大本书到读小本书。”你说的“小本书”大概是指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这样说不好。虽然我一进边区就知道要管住自己的笔和舌头，但我只注意到不去讲宋纹演那样反苏反共的话。听到杨明老的提示，我才懂得像“小本书”这样的话也是犯忌讳的，因为那意味着贬低毛泽东思想。

我当语文教员，最怯火的是写板书和为学生批改作文，因为我的字太难看，被同学和同事们称之为“小儿体”。好在我的学生气很重，撑不起教师的架子，和年龄相差无几的同学们相处得很亲切。他们对我并不苛求，他们觉得一个学工科的人有那样的语文知识已经不容易了。我喜欢《大公报》，在延安有时也说大公报好。原有的教师和学生告诉我：周恩来对大公报的评语是：对国民党政府“小骂大帮忙”。他们善意地劝我不要再宣扬大公报了。我也听他们的。

刚进边区的民主青年还保持着独立思考的习惯。当新闻班学生参观西北党政机关报《群众日报》的时候，就向社长杜桴生和总编胡绩伟提出不少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国民党的报纸说假话，共产党的报纸有时也不说真话？杜桴生和胡绩伟都是四川人，长于辩论。胡绩伟回答关于真话、假话的问题说：新闻报导的真实性要服从党性原则。符合党的利益的真话当然要说，不符合党的利益的话，要在一定的范围去说，不一定公开报导。当时，我们都佩服胡绩伟的辩才。他讲的那些道理并不能说服我们。但是，既然我们已经下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他提到党性原则，我们不论通不通也无话可说了。

1948年12月，我在延大新闻班工作不过一个月，延大秘书长高云屏找我谈话说：西北局城工部和延安大学想派你出去工作。延大给你的任务是为延大招生，招收国统区的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西北局城工部给你的任务，可能是利用你父亲的社会关系，做国民党军政人员和于佑任监察院系统人员的工作（当时我父亲有一个朋友李梦彪在武汉担任两湖监察大使），具体任务和作法，西北局会找你谈的。我估计是，五个月前关中地委要求我做的事，又向西北局城工部提出了，西北局城工部决定派我出去，延安大学又附加了为延大招生的任务。我对高云屏说：我不是党员，做地下工作恐怕不合适。高云屏说：你写一个入党申请书，经过学校党委和西北局主管部门考查以后，按特别情况处理，马上解决。当天晚上，我写了一页纸的入党申请，第二天，交给高云屏。因为那一天是“12·9”运动纪念日，所以，我把时间记得清楚。接着，我就向新闻班主任交代了工作。两三天后，高云屏又找我谈话说：你的任务变了，杨明轩副主席要你给他作秘书。杨老德高望重，西北局有几位领导人是他的学生，都同意，明天你就到边区政府秘书处去报到吧。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组织部长马文瑞、统战部长（城工部和统战部是一码事）张德生和华北局书记刘澜涛都是杨明轩老先生的学生。

到了边区政府秘书处，第一个找我谈话的是副秘书长常黎夫。他说：听说你笔杆子能行。不过，边区对文字的要求和外边不同。你知道姚警尘吧？姚警尘是蒋介石武汉行营的秘书主任，在外边号称才子，他进边区后到西北局做文字工作，不能适应，他说要当小学生。你来了先学文件，帮助杨老和我剪贴报纸，帮助姬也力（秘书主任）编辑《边区政报》。以后再学习起草文件吧。常黎夫还拿出刘少奇的《论党》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送给我，要求我好好学习。显然，这是启发我争取加入共产党。杨明轩老人也同我谈话。他似乎知道我们这一类中间偏左的“民主青年”的思想情况，着重对我讲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正确”认识边区的问题。他说：青年人好高骛远，容易把革命队伍理想化。其实革命队伍的人也是从旧社会来的，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你不要一看到这些缺点，就感到失望。当时，我对杨老的意见全部接受了。后来才逐渐感到：革命队伍里的许多缺点，是从革命的目的和手段本身产生出来的，旧社会封建传统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我初到边区政府，同钟灵、杨实住在一个窑洞。钟灵是南洋华侨，17岁到延安，我到边府的时候，他是边府主席林伯渠的事务秘书，兼任边府俱乐部主任。他就是上世纪50-60年代，常常同方成合作画漫画的那个钟灵，是一个豪爽乐观、多才多艺、清秀文雅、长于交际的人。同住的第二天，他就在拍纸薄上为我画像，还请即将离开延安的林伯渠主席为我题了几句勉励的话。林老我只见过一面，鹤发童颜，声如洪钟，是一个慈祥亲切的老人。他听杨实说，我会写旧体诗，要我抄出几首给他看。真惭愧！我只是在初中时跟着老文人学过几天旧体诗，高二以后就丢到九宵云外去了，根本拿不出手，不敢抄给他看。几天以后，林老就带着秘书主任吴良柯和两个秘书陈昭、钟灵到西柏坡去了，我躲过了考诗的一关。

林老离开延安后，副主席刘景范代理边府主席，刘景范是刘志丹的弟弟。他当时兼任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员，为了后勤供应的需要，他要我画一幅陕甘宁边区的详图。这一关比考诗要难百倍。我束手无策，只好向秘书主任姬也力求救。我说：我是学工科的，根本不懂地理，不会画地图。刘主席的秘书蒋连穆，是清华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不是也不会画地图嘛！请你对刘主席说一下，还是请内行画吧。姬也力说：你不知道刘主席的脾气，他要谁干谁就得干。他听说你是大学的高材生，就以为你什么都能干，指名要你画，我不好说话。我说：那就只好请秘书长或杨老说话了。姬也力说：那也不好。我给你出个主意，边府民政厅有个赵创，他是专门画地图的，你去求赵创代你画一幅。我说：“那不是弄虚作假吗！”姬也力说：赵创画好以后，你不要直接交卷，由我代你交卷。这就不要你直接对刘主席说假话了。我到民政厅苦苦去求赵创，并且说明我遇到了过不去的难关，是姬也力出的主意。好心的赵创帮我作了一次枪手。

刘景范当时只是不了解大学不可能培养出样样都会干的学生。其实，他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后来一再挨整，没有整人。这是后话。

1949年的春节，我有了新的生活体验：社会调查，军民联欢。中共在延安时期形成了一种规矩，在春节前后开展“拥军爱民”和军民联欢的活动。具体做法是，春节前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派出干部到所在地的农民、工人、商人中去联系群众，征求意见；春节期间，把附近的民众请到机关、团体里来吃饭和联欢。大约为了让新干部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边府秘书处派我参与了这件事情，很有新鲜感。

从1949年1月开始，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合并为一个根据地。晋绥分局并入中共西北中央局，晋绥行政公署和参议会并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西北军区司令部也称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晋绥分局副书记张稼夫担任了西北局宣传部部长，以代替调任东北局宣传部长的李卓然，晋绥行署副主任王达成调任陕甘宁边区秘书长。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和行署主任武新宇，都没有到延安来。解放后，李先后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西南局书记，武任政务院副秘书长。

张稼夫曾在农科大学毕业，作过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中共支部书记。在晋绥地区极左的土改整党中，因为反“左”受到李井泉的残酷打击。到西北局以后，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开明、宽厚的长者，后来还有许多动人的事迹。王达成原是清华大学学生，“12·9”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之一，思想境界和知识、能力都不高，是一个循规蹈矩、四平八稳的老干部。我在延安还有几个上级，也是“工农化”的高级知识分子。例如：当时的边府教育厅长江隆基是二十年代的德国博士，边府秘书处长薛诚是闻一多的助教，边府建设厅农业科长康迪是中山大学农学院的讲师。这些人虽然还常常受到自由主义、教条主义、单纯业务观点的批判，但是在我看来，他们身上“党八股”的气味已很浓。例如：我们的秘书处长，成天埋在上面的文件和下面的工作报告里面，似乎看得少了，就降低了他的职权。其实，我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从几公尺厚的工作报告中选择反映新情况，提出新问题和新办法的内容，作出摘要，送给秘书长和主席、副主席去看，并把最好的经过加工，选登《边区政报》或《边政通讯》。我觉得那是让人受罪的苦差事。因为中共的工作报告，比国民党政府的公文还难看。后者只是“等因 、奉此”地提出问题和要求，前者却要写上那些千篇一律充满大话、空话、套话的政治意义和经验教训。有新内容的实在太少了，比较起来，还是林伯渠、杨明轩和习仲勋那些思想开明的领导人，有一些新的见解、新的语言和人情味。

1949年春节刚过，元宵未来，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参议会召开陕甘宁、晋绥两个边区合并后的第一次议会。我是会议纪录之一。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三件事情。第一件是贺龙的讲话。贺龙批评了晋绥地区土改整党中的严惩左倾。他讲到晋绥行政公署主任武新宇家庭是大地主，土改期间，当地有些农民在武父的鼻子上穿洞套绳，要求武新宇牵着绳子拉他父亲游街示众，武新宇竟然照办。贺龙批评武新宇说：“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难道你武新宇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农民要你把你父亲当牛牵，你就去牵。其实，提出那种无理要求的，决不是老实农民，而是农村的流氓无产者，他们并不能代表大多数农民。你以为你在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实际上你脱离了大多数群众。”

当时，我觉得贺龙襟怀坦荡，很有人情味。当然，贺龙也有专制、霸道的体制病，例如：对于王实味在《野百合花》中所写的“歌啭玉堂春，迂回金莲步”，就是贺龙首先提出问题、强烈反对的。

第二件事是王震的作风。我和另一个青年秘书杨实住在边府会议室旁边一孔砖窑里。会议休息时间，王震突然闯进我们窑里。他问我们是哪里人，是哪个大学的学生。当我谈到我的家在陕西安康城内时，王震说：我到过你们家乡。那一年，我带着队伍深入敌占区，经过汉江河北，已经看到安康的城墙了，只是没有进城。他又同我们谈学生运动，谈知识份子的作用。下半场会议已经开始，我们急着去作记录，王震还在大侃神聊。边府秘书处长找到我们宿舍，王震才在同我们热烈拥抱后回到会场。秘书长和秘书处长对我们说：王震自己是工人出身，却喜欢知识份子。在70年代后期，平反“冤、假、错案”中，王震也起了作用。习仲勋在1953年奉毛之命，去新疆纠正王震确实存在的“左”倾错误，王震一直耿耿于怀，但是，1978年为习仲勋平反，是王震首先提出的。我在“文革”中的冤案，也是由王震把我的申诉书转送邓小平和叶剑英，才得到复查平反的。所以，王震这个人，有专制、残暴的一面，也有一定的人情味。

1949年3月，边府领导人为了让我取得基层工作经验，派我跟着一个组织春耕生产重建乡村政权的工作组去安塞县。延安收复以后，乡村基层尚未经过选举重建政权。在安塞县将近一月的基层工作中，我感受最深的事情，一是陕北的农民敢讲话。村民会议都是在晚上举行，从县以上机关派来的干部，第一次讲话，都要从国际、国内形势讲起。有一次，当我讲到解放军攻克济南，缴获的大炮，口径最大的可以容纳一个人进去。有的村民马上提出问题：人进炮口，是站着进去还是爬着进去？正确的答案当然是爬着进去。我却不懂装懂地说：大概是弯着腰进去。一部分村民马上起哄说：“洋学生吹牛啊！”我自知失言，羞得满脸通红。村民们对我们同行的老干部也不客气。

二是投豆子选举。

乡村选举，是在整党以后进行。我不是党员，不能参加整党。但是，我看到工作组里的党员干部搞整党也不繁琐，只是先发动党员相互提意见，然后让村民对党员提意见，几天就完了。有一个在胡宗南占领期间有投敌变节行为的党员干部，只是被开除党籍，不再当干部，没有受到其他惩罚。

乡长、副乡长和村长的候选人，当然是由党内提出的，但是，党内提出的候选人，不是一名，而是几名。选举是在村民大会和乡民大会上进行的。几个候选人面对选民坐在会场的第一排，每人背后放一只饭碗，村民们依次在候选人背后投豆子，豆子就是选票。投票以后，由村民选出两名计票员，得到豆子最多的人，就是当选人。在选举和计票过程中，我们工作组的人不授意也不干预。解放以后，在新区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的末尾，都有一个民主建政的阶段，选举村、乡干部。我作过几次工作组长，都是按我在陕北学会的办法进行选举。

三是干群关系平等而融洽。

我们工作组下乡后，大约是两人一组，分散住在农民家里，吃农民的饭，按规定交农币（即陕甘宁边区农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当时陕北农民生活很苦，几乎顿顿是小米干饭、腌黄菜，或者南瓜汤。有时，乡长为了给我们改善生活，带我们到来自江西、四川在当地落了户的老红军家里吃一顿白面，调料中还有带肉末的辣椒。有一次还到富农张百万家里吃了顿白面 。所谓张百万，只是养了上百只羊，住的房子是门口砌了一层砖的土窑洞。有一天，我一人在窑里整理材料，房东媳妇来和我拉话。东拉西扯地说了一气，她要我“上炕”，我不上炕她就用手来拉。我吓得跑出去了。后来，我同乡长讲起这一次“艳遇”。乡长说：那个媳妇是“逢人上”，她的野汉子不下二、三十。她看到你这样的白面书生，怎能不想“开洋荤”呢。你就跟她上炕嘛。他又说：“我们这个地方苦焦，受苦人吃不好，穿不好，又没啥娱乐，只有在炕上找个乐子。所以男女关系比较随便，干部也不管毬这些事情。”

我们的工作组七八个人，只有广东人李克更是老洋学生，我是新洋学生，其他都是陕北当地小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他们自命为“工农干部”，认为我这个本来就有平等意识的知识份子已经“工农化”了。他们商量着要给我找对象，商量来商量去，他们选中一个米脂姑娘，据说很漂亮，准备回延安以后，就写信约那个姑娘来同我见面。可是，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打破了那些好心人的计划。我们在安塞的工作尚未结束，边府秘书长就打来电话，要我提前回去，参加西安接管委员会的工作。



参与西安接管

1949年4月中旬，西安接管委员会就在延安成立，主任委员是西北局常委、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贾拓夫，秘书长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秘书长常黎夫。常黎夫调我到接管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具体任务是收集张家口、济南、洛阳、石家庄、太原、南京等已解放的大中城市有关城市政策的规定和布告，以便协助秘书长起草接管西安的规定和布告。

大约在5月上旬，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已经确定，主任是贺龙，副主任是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贺龙是西北军区（又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赵寿山原来是国民党第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起义后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甘泗淇是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军管会下设秘书处、民政处、财经处、工业交通处、文教处、公安处等机构。预定的西安市委第一书记是贾拓夫，书记是先后担任关中地委书记、西北局秘书长的赵伯平，市长是方仲如。

1949年5月10日以后，接管人员陆续整队步行向西安进发。军管会领导机构18日出发。我们秘书处工作人员，包括秘书长常黎夫和副秘书长杨晓初都坐一辆大卡车。第一天午后，在宜川至洛川之间遇到贾拓夫和赵伯平的小轿车。赵伯平向我们喊了一声：“赶紧走，胡宗南要逃跑，杨德亮要火烧西安。”杨德亮当时是国民党的西安警备司令。当晚，我们住在洛川。第二天，行车速度较快，不到傍晚就到了三原县城。当时，三原是关中地委和行署所在地，我们在行署住下了。

20日早上，秘书处长陈广竹带着我们一帮馋猫到三原一家饭馆的二层木楼上去吃羊肉泡馍，草草吃完，秘书长就派人把我们叫回行署，大声嚷嚷：“胡宗南逃跑了，赶快上车进城！”司机急急忙忙开车，撞倒了三原城十字路口的零食摊子，西安军管会的车子侵犯群众利益，那还了得！只好停车，由我下车去给摊贩付出高价的赔偿。卡车穿过泾阳、高陵两个县城，从西安西门进城。西大街有稀稀拉拉上百个打着小旗，欢迎人民解放军的人。我发现欢迎队伍中有一个会计师，就是一个投机份子。据说上午军队进城时，欢迎的人群要多一些。车子开进国民党省政府办公地点新城黄楼。虽然从国民党人逃跑到共产党人进城，时间相隔不到半天，但是整个新城已遭乱民洗劫。电灯、电话被破坏了，能搬动的家具、用品被抢走了，搬不动的沙发芯子也被掏空了。我们勉强找到自己办公和休息的房间，把行李放下，但却喝不上水、吃不上饭。时近黄昏，一辆美式吉普开进新城大楼，下来几个穿长袍、戴礼帽的人，是西安地下党送银元来了。当时，西安市场不认解放区的钞票，只认银元。我们有了银元才在新城西门外一家河南饭馆--—正大豫买来饭菜，自然也有了开水。那一顿，我除了饭菜以外，还吃了十个大包子，份量将近二斤，那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多的一顿。饭是吃了，电灯、电话还是没有。副秘书长杨晓初对我说：林牧，你是学电机的，是不是把电灯、电话修一下。我说：我在工学院只学过基础课，还没学专业课，就离开了，不会修电灯、电话。其实即使我会修，没有工具，没有线路和电话机，也是修不成的。当晚，我们在无声、无光的暗夜中渡过。从此，学电机的大学生不会修电灯、电话的故事，就作为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的事例，在西安一部份党政干部中流传开了。

当时，国民党省政府内没有中共地下组织，却有民盟地下组织，他们建立了一个保护机关财产和档案的委员会，由秘书处秘书主任冯逸农任主任委员。5月21日，军管会秘书长常黎夫给冯逸农写了一封信，派我持信请冯出山。冯逸农住在西安北药王洞。我找到他家，大门紧闭，门内堆着一人多高的沙包。我用力推门和扣环，半晌才出来一个佣人。我把常黎夫的信从门缝塞进去，又过了半小时，才有人出来搬开沙包，打开大门，冯逸农把我迎进有一个小花园的半中半西式房屋。他向我询问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职权和负责人，我向他介绍的主任贺龙、副主任赵寿山、秘书长常黎夫，他是知道的；第一副主任兼西安市委书记贾拓夫，和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他是不知道的。抗日战争期间，常黎夫在国民党省政府做过视察员，是冯逸农的老朋友，他特别关心常的职权。他问：听说黎夫要做西安市长，怎么到军管会做秘书长了？我很惊讶。在延安酝酿接管西安的领导干部人选时，西北局曾经考虑过让常黎夫做西安市长，后来，考虑到西安市是国民政府的直辖市，规格应该高一点，才决定让贾拓夫作市长。延安酝酿接管干部的过程，民主同盟在省政府的地下组织怎么会知道呢？看来，西安民盟的能量不小啊！不过，我同冯逸农初次见面，不便深谈。我只告诉他：新城一片混乱，常黎夫请他马上回去，恢复工作秩序。冯逸农家里有黄包车的包车，他不好意思用，我说：为了节省时间，还是坐上吧，我也叫一辆车陪你坐。冯逸农回到新城，才把民盟在新城各厅、处的负责人和电工找来，该修理的修理，该拿的拿出来。整个新城在我们进城的第三天-—5月22日，才建立起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那些没有建立护厂、护校、护机关的组织的单位，秩序恢复得要慢得多。在西安解放的一个星期之内，城内每晚都有枪声，每晚都发生兵痞和暴民抢劫的事件。直到西安军管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贾拓夫下决心枪决了抢劫惯犯刘黄，午夜的枪声和抢劫案才消失了。我第一次懂得：不良的秩序也比无秩序要好；第一次懂得无秩序的暴民是会起破坏作用的。

西安解放后，到军管会反映情况、提建议、要工作、找亲人的人络绎不绝。当时的政府和军队都有亲民作风。西安军管会秘书处专设接待室，由我主管。在那一段时间里，我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和事。有一天，一个东北口音的人叫王敦英，到军管会来接关系。他说：他是苏共党员、苏联情报员，在西安基督教青年会，以俄语培训班为掩护，向苏联使馆发送情报。我问他同中共哪一级组织有联系？他说：没有，他直接受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领导。当时，我认为是奇谈，我不相信苏联驻华使馆不通过中共的组织就在中国搞情报。但王敦英一再来找，我只好向秘书长报告。秘书长转报中共西北局。西北局给当时还在南京的罗申大使发报询问，罗申回电说：“王敦英是苏共党员，苏联情报员，是一个好同志，请按中国党的规定，处理他的党籍，为他分配工作。”西北局决定：接收王敦英为中共党员，并委派他筹建西北俄文专科学校，任副校长。这就是西安外语学院的前身。这件事使我增长了知识。

另一个姓何的东北人，自称是张学良的交际处长，到过延安，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见过面，还给他们相过面。他给周恩来写信要求工作，周回信让他到北京去。可是，周的信被他的孩子撕坏了，要求军管会送他去北京。当时我认为他是一个骗子。他哭哭啼啼地说他的话都是真的。我只好要他讲西安事变的细节，当他讲到他同西北抗日救国会领导人杨明轩有联系时，我说：你等一等。我立即去问杨老，杨老说：张学良是有这样一个交际处长，你带他来见我，果然，一见如故。这件事又暴露了我的孤陋寡闻。杨老写信告知周恩来，周要西安军管会发给路费，把何一家送往北京。

还有一次，一个青年妇女，黑衣黑裤，戴一顶草帽，袅袅婷婷地走进我的接待室。她把草帽一卸，呀！满屋子都亮了。我不禁想起班固在《汉书》中写王昭君上殿，“光照汉宫”。我第一次看到美女的皮肤，不仅细嫩白晰，而且有光彩，这种光彩是可以照亮一座宫殿的。后世文人形容美女“光彩照人”，大约都是抄袭班固的“光照汉宫”。这个字确实是绝妙好词。

那个青年女子是湖南长沙人，21岁，她的丈夫是西安空军的一个中队长。据她说1948年某月，她丈夫率领8架飞机投奔华北解放区。空军军官中有人打她的主意，强迫她改嫁，她逃到华山，在她的姑父-—一个道士那里，躲藏了一年多。她要军管会帮助她找到丈夫。军管会给中央军委发函询问，军委航空局回信说：1948年某月，确有8架飞机向华北解放区的方向飞行，中途撞山坠毁，不能肯定他们是为起义而来。但对那一批飞行员的家属，在生活上应给以照顾。后来，她被安排在边区政府保安团作护士，有一段时间同我来往频繁，对于那样一个绝色女子，我不能不动心。但是，她的文化太低，只读过初小，给我写半页信就有上十个错别字；而且智商也低，教她学文化她学不进去。我同她在一起，常常一两个小时相对无言，因为说什么她都不懂。最后只好分手。

“西北王”胡宗南从西安仓皇南逃，是被解放军及其情报部门的宣传攻势吓跑的。解放军摆出一付西北野战军从陕东南下和华北兵团从晋南西进的阵势。胡宗南害怕两面夹攻被围困在西安，企图凭借秦岭天险退守汉中和川北。据著名的西北地理专家（也是文字学家）张筱衡先生说：胡宗南曾经向他咨询堵塞山口封锁秦岭的办法。张筱衡回答：秦岭有石道、山谷，堵不住。当时的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企图在撤退前火烧西安，由于中共的谍报人员制造了兵临城下的假情报，来不及烧城，只枪杀了18名政治犯就弃城逃窜了。其实，当时的西北野战军只有3万多人，华北的19兵团，即周士第、胡耀邦兵团还在西南清剿国民党残军，无暇西进。西安解放后，西北野战军主力向兰州进军，西安守城部队只有西北野战军的三个团和边区政府保安团，几乎是一座空城。胡宗南和马步芳知道西安的虚实以后，就联合反扑，胡马的先头部队一度到了咸阳以东，西安城内就能听到炮声。胡马派进西安作内应的人很多。有一个国民党军官向我报告说：马步芳的师长马杨武到了西安，住在东大街银星照像馆。我通过军管会秘书长把这个信息告知西安警备司令部，果然手到擒来，抓住了那个师长。那时，贺龙已经向西安各军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作了动员报告，准备撤出西安。我们军管会的人已在收拾文书、档案，作好撤退的准备。一部分市民也知道了，有些工人和知识分子到军管会找我，要求和我们一起撤走。后来，中央军委调周士第、胡耀邦领导的19兵团从晋南星夜驰援西安。为了稳定人心，19兵团举行了一个入城式，把他们的枪械、大炮、战车展示了一番。接着，19兵团就会同西北野战军在关中西部的扶风、歧山、眉县一带打赢了“扶眉战役”。此后，西安和关中地区才巩固下来。

当时，中共接管城市的政策和策略是比较成熟的。毛泽东提出：“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的份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西北地区做得更好。以彭德怀、习仲勋为首的中共西北中央局决定：对国民党党政军人员，除胡宗南一人以外，其他人只要不进行破坏活动，一律既往不咎。后来又改为：胡宗南本人也可以立功赎罪。还规定了很宽容的城市政策。通过广播电台，向国民党统治区广泛传播。加上西安的地下工作、统战工作和延安的情报工作做得都很出色，延安方面对西安军、政、党和民意机关的机构、人事、地形了如指掌，哪些人接管哪些单位，在延安都已确定；准备在进城以后张贴的布告，公布的法规和政令，都在延安起草好了。所以，接管工作秩序井然，没有发生抵抗、破坏的行为。留用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也都尽职尽责。

中共西北局对于上层非党人士的待遇，也是可圈可点的。西安解放后，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听说国民党元老于佑任的夫人和长女没有去台湾，立即告知有关部门按月送生活费（农币100万元，相当于后来的人民币100元）。西北大学校长、古人类学家杨钟健，在西安解放前，就因为同国民党政府意见不合，拂袖而去。习仲勋委托杨钟健的老友杨明轩，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名义，三次邀请杨钟健回西大工作。杨钟健坚持不回西安。原国民党审计部部长茹欲立被西北军政委员会推选为西北检察院检察长，茹欲立拒不就任，习仲勋又委托茹的老友杨明轩先后三次去三原茹家，硬是把茹先生请出山了。可是，甘肃兰州的著名教育家水梓被安排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一直拒不就职。可见，类似陈寅恪那样的人，不止陈一个。

国民党时期的军队人员，虽然在解放初期都得到较为妥善的安排，可是，他们戴着一个“留用人员”的帽子，毕竟是受歧视的。后来，经过“清理中层”、“内部肃反”、“反右派”等政治运动，都被整得七零八落了。我们这些没有在旧社会做过事的“革命青年”，在过去，根本不相信“共产党先甜后苦”之类的说法，而且义正词严地驳斥“谣言”。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都非我们始料所及。不仅对“留用人员”是先甜后苦，对我们“革命知识份子”，一样是“先甜后苦”啊！





第二章日冕

日冕于太阳大气层之最外层，厚度约等于三个太阳半径。日冕由质子、高度电离的离子和自由电子组成，密度稀薄。形状和大小与太阳活动紧密关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离太阳中心最远的光球，温度为数千度，稍远些的色球，温度则上万度，而距离太阳中心最远的日冕，温度却高达百万度。这一反常的现象意味着什么，成为当今科学界尚未获解之谜。

自建国后，围绕着共和国的“日冕运动”正集中体现了与天体运动几近相同的自然演化。是必然？是偶然？还是与生俱来之？

林牧先生是以自己朴实真诚地语言风格叙述和展现着那个非常时期，中共高层中枢之于地方诸侯外围的日冕运动正酝酿着日后被证明是极其复杂的运程……



建国前后

1949年9月，中共中央邀请支持中共的中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在北平举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代表团团长是中共西北中央局副书记马明方，副团长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杨明轩，我是秘书之一。代表团成员中有新疆的主席鲍尔汉和伊犁等北疆三区革命领袖赛福鼎，原国民党驻新疆军队的最高长官陶峙岳，青海省主席赵寿山是原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副主席喜饶嘉措是活佛的经师，是藏族的大学者；宁夏副主席马鸿宾是国民党宁夏主席马鸿逵的堂兄；甘肃主席邓宝珊原来是傅作义的副司令长官。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在陕西省的负责人韩兆鹗，民盟西北总支部宣传部长和盟报主编成伯仁等。

起先，我们还组织了一批专家起草建设西北的提案，记得有造林问题、水利问题、修建横贯西北五省的大铁路问题、建设纺织工业基地问题，等等。后来都没有用上，因为新政协根本不讨论这些问题。

当时，华北地区在内战中被破坏的铁路尚未修复，西北代表团走了九天才到北京。第一天乘汽车从西安出发，过黄河，过运城，住在临汾晋南行政公署。临汾战役打得比较激烈，我们到临汾时，街道还有些残破，晋南行署的设施也比较简陋，勉强给政协委员们安排了房间和床铺，我们工作人员都是打地铺。路过运城时，不知是未装电灯还是电厂尚未恢复，街道上一团漆黑。

第二天，在临汾休息一天。

第三天，车过洪洞、赵城、霍县。洪洞县有个“万户村”，虽然没有一万户居民，但却比长安县那些江村、刘村、贾李村要大。傍晚到灵石，上了阎锡山的窄轨小火车，小巧玲珑，别有风味。当时，车上尚无餐车，代表团只好在车站上买些零食。小火车走了一夜，第四天上午在榆次停车。在榆次吃拨鱼、削面，是比西安的山西面馆做得地道。当天，山西省委和省政府的汽车把我们接到太原。太原最繁华的街道粉巷也比较残破。接待西北代表团的人，我只记得有山西省政府副主席王世英，因为他是“西安事变”的风云人物，其他人我都不记得了。当天晚上，山西省委和省政府招待代表团看丁果仙（艺名果子红）的山西梆子。那是我终生唯一一次看山西中路梆子的舞台剧。丁果仙那天唱的是朱文登放饭，的确是声情并茂，响遏行云。只是剧场设施很简陋，前排也只摆着条凳，不如西安的易俗社和三意社有靠背椅子。

第五天，代表团休息。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在太原城溜达，街道和房屋都不如西安。古人说：“官不修衙”，阎锡山连街道都不修。太原城里唯一的风景名胜是“海子边”，海子，就是一个不大的池塘，周围的树木、花草也是稀稀拉拉的，据说：郊外的晋祠很好，战时遭到破坏，尚未修复开放。

第六天，我们乘正太路火车到终点石家庄。石家庄比较繁华，虽然解放已有一年，普通饭馆里还有涂脂抹粉的女招待，我们都不习惯，吃饭时，或是扬头、或是低头。在石家庄休息一天。

第八天，我们转到德石路，到了山东德州，免不了尝一尝德州扒鸡。

第九天，我们又转到津浦路，到天津未停，转车到北平。

到北平后，西北代表团住在六国饭店。我们随行人员住在前门外打磨厂一家中档的客栈。当时，北平大饭店和客栈的服务人员都是男性，他们穿着长布衫子，对客人迎进迎出，服务周到，点头哈腰，彬彬有礼，张口就是“您哪！”

我们初进北平，都是清一色的灰粗布中山装，赤脚穿上又厚又土的军鞋，服务员和老百姓都把我们叫“老八路”或是“土八路”。代表团想改善随行人员的形象，发了一点补助费，要求每人买两双袜子、一双鞋。东交民巷附近就出现了一批卖假货的，警卫员们上当的不少，买回一些纸做的皮鞋和穿一水就破的袜子。

新政协的会议，随行人员是不能参加的；我们只能从政协委员们会后的议论中听到一些会上的情况。杨明老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民盟领导人也在他的住处议论。例如：民盟中央有一位领导人说：“中共真是把辩证法用活了。本来，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以后，张澜也下令解散民盟。民盟领导成员已在香港建立以沈钧儒为首的新的中央。现在中共又要我们拥戴张澜为民盟中央主席，这大概同西南几省尚未解放有关系，因为张澜在四川省和西南几省有威信。1941年，中共为了建立第三大党同国民党抗衡，力促农工民主党、民社党、青年党和救国会、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这三党三派联合起来，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现在又说为了在政府多安排一些非党的部长和委员，建议把大党化小，而且要把民主党派中的军人分出去，另立一个爱国将领的户头。”对于国号和首都，也有一些议论。有一批民主人士主张不改国号，仍称中华民国，中共不赞成。现在看来，如果当年不改国号，局处台湾的那个政府就非常被动。讨论到首都，委员们曾经提出北京、南京、西安三地，中共坚持建都北京。记得当时的青海省主席、原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陕西人）在会后曾经谈到：北京这个地方不宜建都，容易滋生帝王思想。他说：“当年我上军校的时候，对以后的前途要求不高，只要每天能吃一顿油泼辣子夹蒸馍就满足了。后来，跟着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进了故宫一看，才觉得当皇帝真美，有机会我也要当上几天。”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是：“旧中国灭亡，新中国诞生。”一些民主人士对这个题目很不满意。他们说：“国民党政府灭亡了，怎么说旧中国灭亡了。自从西周出现‘中国’这个称号以后，只有改朝换代，中国从来没有灭亡。”当时，我们认为这些民主人士不懂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国家学说。后来回想起来，才觉得那些民主人士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在新政协会议前后，还有一些花花絮絮。

西北代表团住进六国饭店的第二天，高岗就来探望他的老师-—杨明轩。我是第一次见到高岗，他不像我原来想像的“是一个土包子”，而是高大英俊，有一些不显眼的白麻子，谈吐不凡，很有气派。他来看老师这很平常，可是，他还通过杨老的介绍，看望了素不相识的西北的头面人物，例如：新疆的鲍尔汉，青海的喜铙嘉措，宁夏的马鸿宾，甘肃的邓宝珊等等。当时我以为高岗很会做统战工作，后来觉得他大约是在拉关系另有所图吧？

新政协开会前夕，专管接待工作的政协副秘书长金城邀请代表的秘书到欧美同学会去吃西餐。从各解放区来的秘书们大多是第一次吃西餐，不会使用刀子、叉子，有的干脆用手抓。原来的通知是吃饭，没有说开党员会。可是，金城突然出来传达中共中央对与会共产党员的要求。他先说了一句：“今天到会的都是党员同志吧。”我估计高级民主人士的秘书中一定还有一些人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都不说话，只有我一人站起来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我的话语惊四座，引起全场的瞩目，局面显得尴尬。金城旁边有一位官员出来打圆场说：“他是杨明老的秘书，自己人。”金城才继续讲下去。我回到西安以后，边区政府党组织主动讨论和解决我的入党问题，可能同这一次事件有关吧？

有一天，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王维舟约杨老和杨虎城将军的长子杨拯民到玉泉山去看望正在那里养病的任弼时（任当时是中共中央书记之一，名列毛、刘、周、朱之后）。杨老要我同去。王维舟问：“他去干什么？”杨老说：“他也可以去看弼时同志嘛，还有天下第一泉，他也要去品尝嘛。”这又是一次对非党员的歧视和警惕。杨明老虽然也是中共老党员，但是他一直从事民主运动，极少过党内生活，基本上保持着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和作风。到了玉泉山疗养院，他们几个同任弼时寒暄，我有茶瘾，只顾一杯又一杯地饮玉泉水，果然清冽异常。那时，我还没有喝过无锡的惠泉、杭州的虎跑泉，觉得玉泉水是我生平品尝过的最好的泉水。任弼时是湖南人，他那里的茶叶好像是君山银针，喝上玉泉水沏出的君山茶，仅此一事，我到北平一趟也算不虚此行了。任弼时向杨拯民问到杨虎城的情况，杨拯民说：没有什么消息。杨将军在重庆被杀，那是一个多月以后的事情。

从玉泉山回城，走到南池子，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我们的司机赶紧刹车，老头没有撞倒却被吓倒了。杨老要我下车把老头送往医院。我看老头浑身没有一处受伤，但他自己却说这里疼，那里也疼，并且说他已经70岁了。我把他送到南池子医院，医院检查后也说既无外伤又无内伤。我请医院给老头开一些补养的药，又给了他一笔营养费，还叫来一辆黄包车，把他送回家。南池子的医生说：老头今天是遇上好人了！解放军的首长果然是秋毫无犯，纪律森严！顺便说一下，当时的民间，对解放军确实衷心拥护，把党政人员也称之为解放军。有一天，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带领美共领导人向齐白石求画。齐白石正在为那位美国朋友画画，听王炳南说，那位朋友是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吓得双手哆嗦，无法下笔。王炳南说：齐老，共产党有什么可怕！周总理不是共产党吗，你为什么不怕？齐白石说：“周恩来是好人，他是解放军，不是共产党。”

杨老本来只是西北地区民主人士的领袖，同外地知识界和军政界联系不多。新政协会后，他同张治中、傅作义、陈明仁等国民党将领，同齐白石、梅兰芳等文化界名流，也有了来往。齐白石家里的门官是一个太监，杨老和邓宝珊将军去齐家拜访，门官打了一个千儿，喊了一声：“大人到。”齐老待客寒俭，颤巍巍地用身上带的钥匙，打开柜子，拿出几块硬梆梆的点心和几个水果。客人走后，他又会把点心、水果锁进柜子里去。

据邓宝珊将军说：北平和平交接以后，傅作义并不服气。他和邓宝珊同车遇到庆祝北平解放的秧歌队，扭转头去说：“无耻！”毛泽东邀请傅作义、邓宝珊到西柏坡去见面。毛问傅先生今后愿作哪一方面的工作？傅作义带着气说：我做不了什么工作了，愿意出国去考察水利。毛回答：既然这样，傅先生就作水利部长吧。毛又问：邓先生愿意作哪一方面的工作？邓宝珊说：我想到河西走廊去开荒种地。毛回答：邓先生就回甘肃去作省主席吧。傅作义和邓宝珊的职务就是这样一言而决的。当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个月之前。

开国大典以后，政协还组织代表们去京郊颐和园、十三陵、长城和天津游览。在天津，住在豪华的利顺德饭店，市长黄敬，也就是“一二.九运动”的发动者之一、江青的第一个情夫喻启威，请大家吃西餐，竟然上了四十几道菜。西方国家的宴会恐怕没有这样大吃大喝的。

1949年10月中旬，我们才回到西安。西北各省和自治区政府相继筹建和成立以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很少了。我除了给杨老作秘书以外，还在边府秘书处作研究员，任务只有一条，编《边区政报》。

10月底，边府秘书处党支部开始讨论我入党的问题，党小组通不过，理由是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可是，关中地委和西北局要派我到蒋管区做地下工作时，不是说“你的社会关系很好”吗？真是一个时期一个标准！边府代主席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参加党小组会做说服工作。刘景范说：我和刘志丹的出身也不好，是地主家庭，我父亲还作过国民党的团总，我们家的社会关系也很复杂，亲友里有不少是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可是，我们照样闹革命嘛。刘景范还说：我来作林牧的入党介绍人吧。代主席把话说到这个程度，党支部只好在11月19日通过我加入中共，但却给我规定了两年的预备期。按照中共当时的党章，地主、资产阶级份子本人入党有两年预备期；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份子只有一年预备期。他们是把我当作地主、资产阶级份子对待的啊！入党表格上填写的介绍人也不是刘景范，而是另两个老干部。可是刘景范始终说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可见，党支部后来的做法他是不知道的。

1950年春天，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边区政府秘书处、行政处，自然成为军政委员会办公厅的班底。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对彭德怀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印象。彭德怀的“党的观念”强烈到严酷的程度。他对非党干部特别是留用人员警惕性很高。他发现有一个留用人员的寝室靠近机要室，他当面向：“你是不是党员？”那位先生说：“不是。”他又问：“你是不是团员？”那位先生又说：“不是。”他就毫不客气地当天就要那人搬走。不过，他对文化和文化人还比较尊重。他亲自修改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的报告，文笔半文半白，例如：“踏破千里冰雪，把红旗插遍天山南北。”报告改好以后，他发现有一些标点错了，要求毁板另印，派得力的秘书去校对。他说：“一个标点都不能错，不能让党外人士笑话我们共产党没有文化。”

彭德怀虽然把党和非党的界限划得很严，却能尊重高级非党人士。当西北军政委员讨论增补非党委员时，副主席张治中提出发表了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的原国民党监察委员严庄。赵寿山表示反对。他说：严庄是著名的“反共大炮”，常在《中央日报》和《扫荡报》发表反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文章，不能担任军政委员会委员。张治中怫然不悦，他说：只能看现在的表现，不能算历史旧帐。如果算历史旧帐，我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嘛。会场气氛一时剑拔弩张。彭德怀马上插话说：张治中将军是国民党民主派，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张将军三到延安。至于严庄先生，既然现在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府，历史旧帐就不能算了，我同意张副主席的提议，同意增补严庄先生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工人、学生、市民、军队、干部都在游行。彭德怀在主席台上看到大学的游行队伍来了，高兴地走到台边，想同大学生们交流一番。可是，大学生们只顾机械地走路、呼口号，并没有很高的热情。

总之，我觉得彭德怀是一个复杂人物。他既有体制造成的严厉、冷酷，又不失天赋的坦荡、正直和淳朴。



从西北文委到陕西省委

西北军政委员会同华北、东北、中南、华东、西南等大行政区的军政委员会一样，设置财经、政法、文教、监察等四个委员会。文教委员会领导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新闻局、出版局、体育运动委员会、扫盲委员会等七个部门。在实际工作中，政府文教部门涉及方针、政策和思想政治方面的重要工作均由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领导，文教委员会只管文教部门的计划、财务、基建、人事等日常行政工作。不过，杨明轩老人身兼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西北分会主任委员和中苏友好协会西北分会主任委员等职务，社会活动和对外讲话很多。这就给我提供了锻炼的机会，不停地写讲话稿，为了写讲稿，又不得不去翻书，找材料。加上西北文委副主任、中共西北局宣传部部长张稼夫是一个尊重知识，并且喜欢扶植青年的人，当我叫喊写不出报告和讲话的时候，他就给我出点子，教给我怎样找材料，怎样写文章。我的写作能力，正是1950年到1952年在西北文委逼出来的。

1950年下半年，中共的组织人事部门，为了给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培养技术骨干，从理工科大学出身的青年党员中选拔留苏学生，我是符合条件的选拔对象，已经填写了赴苏留学的表格，杨明轩、张稼夫两位老人不赞成我离开，我也没有坚持。我所以没有坚持，是考虑到我的两个上级是难得的知识型宽厚长者。如果转到工业部门，未必能够遇到那样好的上级。

1952年下半年，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从西北宣教部门调走一批有能力的干部，西北局宣传部又从西北文委调走几个老处长。杨明轩老人感到西北文委的骨干削弱了，想从西北各省文教厅、局长中上调一批中层干部。张稼夫说，不必从各省去调，把林牧提起来作处长就行了。杨明老说：林牧1948年才参加革命，资历太浅，西北局组织部一定不会同意。张稼夫说：我们就报林牧，组织部要是不同意，请他们给我们分配比林牧强的老干部。宣传部坚持要提，组织部坚持反对；最后，组织部采用了变通措施，同意林牧担任西北文委计划处副处长，但要加一个代字。副职加个代字，当时在西北只此一例，不知其他地区还有没有？

1954年高岗事件以后，毛泽东感到高岗、饶漱石等大行政区领导人掌握三至六个省、市党政军大权，容易尾大不掉，决定撤销大行政区一级行政建制和领导机构。口无遮挡的贺龙元帅开玩笑说：“毛主席杯酒释兵权。”实际上也就是那么回事。

大行政区处长以上的骨干，大部调中央工作。杨明轩老人考虑到他到中央是作民盟的工作，对青年人来说“太空”，他表示不要我跟他去。张稼夫老人说：既然杨老放弃林牧，就让林牧跟我去。当时，他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要我到科学院编译局任办公室主任。我对组织部门说：继续在稼夫同志领导下工作，我当然愿意。但是，我的学历和学识都很浅，对于自然科学出版物既不能编，又不能译，不胜任科学院编译局的工作。同时，我既然不再作杨老的秘书，却去为张稼夫同志作变相的秘书，这也不好。我要求留在西安，到西北大学历史系去，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组织部门同意我到西大工作，西大准备让我担任历史系的系主任助理。这时，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和宣传部长赵守一又向西北局组织部要人，西北局组织部自然认为省委比西大更重要，就决定让我到陕西省委报到。

1954年11月，我到了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在省委宣传部担任办公室主任、科学处处长、科学高教处处长，同时兼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文字秘书。省委组织部认为我没有经过基层工作锻炼，任命我兼任潼关县委书记。但是，第一书记不让我去潼关上班，我挂职而未下放，只是镀了一层金，当过挂名的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在中共党内是一级很重要的台阶。没有作过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干部，一般是不能提任中高级领导职务的。

1960年6月，我被任命为省委副秘书长，分管宣传文教工作。1961年2月，我又被任任命为省委研究室副主任和第一书记办公室主任，直到1966年3月被免去一切职务。我被免职的决议和通知未讲任何理由，知情者都知道，那是由于我参与了胡耀邦发动的民主改革，并向中共中央三次上书为耀邦辩护而又拒绝刘澜涛收买的结果。从此，我就遭受长达十二年半的政治迫害。

以上是我在1950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简单经历。我在这16年中经历的一般事件不值得追记，只写我所经历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吧。



三大“民主改革”运动

乍一听“民主改革”运动，人们会以为它是实行民主化、建立民主制度的运动，其实不然。毛泽东把建国初期开展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看作“民主改革”运动，看作“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土地改革应该算是民主改革的一个内容，“镇反”是以暴易暴，思想改造是思想控制和文化专制，都是反民主的。

三大运动，在西北地区有其特殊性。由于当时的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习仲勋是一位一贯反“左”的温和宽厚的领导人，在三大运动中实行了较为宽松的政策，对人的伤害比其他地区要轻得多。

关于土地改革，习仲勋依据西北局研究室和陕西省委研究室的百余份调查材料作出这样一个判断：关中土地不集中，地主占农村总户数的比例不过百分之一。但是，这不等于关中没有封建压迫。关中地区的封建压迫主要来自那些土匪、刀客、流氓出身，拥有武装和黑社会势力，又把持国民党乡镇、保甲政权的官匪结合的大小恶霸。例如：关中地区的蒲城、富平、临潼、渭南就有“四大恶霸”，最大的是临潼相桥镇的国民党镇长秦颂臣。习仲勋对于反恶霸是坚决的。但对一般地主，只是主张依法没收其土地、耕畜、大农具，不分浮财，不挖底财，不强调批判斗争，禁止肉体上的伤害，因而被指责为“和平土改”。

关于“镇压反革命”，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并规定镇反杀人指标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一。习仲勋认为：西北地区有民族和宗教问题，各项社会改革应该实行“慎重稳进”的方针。他建议：西北地区的“镇反”运动实行“宽大与必要的镇压相结合”，并将“镇反”杀人指标降低为千分之零点五（实际执行只到千分之零点四）。他还主张：民族宗教地区的“土改”、“牧改”、“镇反”等社会改革，既要发动和依靠劳动群众，又要取得上层代表人物的同意。习仲勋的上述主张，均曾报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得到毛的批准。

对于在青海发动武装暴乱的藏族大头人项谦，习仲勋抓了十次，放了十次，直到项谦表示“口服心服，今后再不造反”为止。毛泽东表扬习仲勋“十擒十纵”，超过了诸葛亮。可是，十年以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习仲勋的经过毛泽东批准、并受到表扬的开明、宽厚的政策，却被指控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民主革命很不彻底”。

三大“民主改革”运动，我亲身参加了其中的两项，即从减租反霸到土地改革，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1949年冬季，我在陕西省临潼县相桥镇参加了减租反霸运动。相桥镇的镇长秦颂臣是关中第一恶霸。他的私人武装力量超过一个加强营，有300多条枪支，他和临潼铁炉镇的镇长韩国璋划分势力范围，统治了临潼全县的农村，拉伕、派款、私设公堂、欺男霸女、鱼肉百姓，的确是罪大恶极，该反该杀。

减租、反霸运动分为四个阶段：一、宣传政策，发动群众；二、减租、减息；三、反霸斗争；四、民主建设。在发动群众阶段，不光是向民众宣传政策，解除顾虑，而且要摸清阶级成份、租佃、债务关系，摸清秦颂臣及其帮凶的劣迹。在减租、减息阶段，通过民众确定减租、减息的幅度并签定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合同，对于地主、富农的高利贷完全废除。在反霸斗争阶段，先在各行政村批斗秦颂臣的主要帮凶，然后集中到相桥镇，召开全镇居民对秦颂臣的诉苦会和公审大会，最后由法院和民众代表组成的特别法庭，当场判处秦颂臣死刑，立即执行。虽然是由特别法庭审判，但在事前都经过西北和省级党政领导机关和司法机关审议。在陕西省没有出现其他地区发生的乱打乱杀现象。

关中地区的土地改革，是在1950年冬季到1951年春季进行的。共分二期，每期三个月。我在陕西省蒲城县孙镇区椿林乡参加了第一期土地改革，担任工作组长。我们的工作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土地改革的法律进行的。可是，在200余户的乡，只定了一户兼营商业的杨姓地主和一户张姓富农。地主、富农只占农村户口的百分之一。由于地主本人住在城市经商，农村只有他的家属，不仅没有恶迹和民愤，民众反而认为杨家是乐善好施的“善人”。在讨论如何对待杨姓地主时，我和工作组其他成员主张依法没收分配其土地和多余的房屋以及耕畜、大农具，不批斗，不没收其他财产。工作组内有一位大行政区“三八”式、正地师级干部，虽然家庭出身同我一样，都是地主、资本家，同我的私人关系也很好，但却认为我思想右倾，召开工作组和乡支部的联席会，不指名地批判我的右倾思想。那时候，基层还不懂得什么是党内斗争，以为这只是大行政区派下来的处级干部和科级干部之间的分歧，大家都不说话。我作了让步，同意把地主家庭的家具和衣服也分配给贫雇农，但仍然不赞成开批斗会。没有人检举、揭发，批斗什么？后来，那位“三八”式干部吃不了苦，托病回西安去了，工作组就由我作主，对杨姓地主只没收分配，不进行批斗，但地主的生活资料还是按原来的决定分了。杨姓地主有一个当教师的儿子找我提意见说，工作组没收了他家的生活资料，违反了政策。确实违反了政策，我也给人家讲不出什么道理，只对那位教师说：地主家庭的事情，你不要干涉，干涉了对你没有好处。这是大实话。在土改、镇反中，干部、军人、教师如果干涉了家庭的事情，不论有理无理，都会以丧失立场论处的。一期土改已经结束，工作组集中在县上，进行总结、整训，准备在另一半地区开展二期土改。思想偏左的西北局副书记，认为一期土改出了偏差，是“和平土改”，其主要表现是发动群众、定阶级成份、没收分配都没有在严肃的群众斗争中去进行，没有大树贫雇农的阶级优势，大灭地主、富农的威风。对地主只没收不批斗、接受地主自动献地、表彰开明地主等做法都受到批判。经过整训，要求工作组回到原来的工作地区，进行土改补课。我回到蒲城县椿林乡以后，要求农会把杨姓地主从城市叫回农村，开了一次批斗会，由事先组织的几个贫农和中农积级份子进行了内容空洞帽子很高嗓子很大的批判。倒是对一个并非地主、富农的“村盖子”的批判开得有声有色。可见，在农村有恶迹、有民愤的人，不一定都是地主、富农。同时还把一户富农升为地主。那家富农的户主，既参加农业劳动又从事其他职业。在正式定成份时，我们认为其他职业也是劳动，不应按“有劳不劳”看待。后来，要弥补“定地主偏少”的“偏差”，只好把那家姓张的富农升为地主。升级后，那个乡地主、富农的户数还不到总农户的2%。

反对“和平土改”以后，我才知道：在中共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内部也有“左派”，也不完全是习仲勋的思想起作用。二期土改我不想参加了，向西北文委要求回去。正好，西北文委也需要我回去，我就离开了土地改革这一条战线。

后来在农村进行土改和镇反的补课，是毛泽东在1964年听河北省委汇报时提出来的。他当时的说法是：“革命尚未成功，社会主义革命尚未成功，民主革命还不彻底。……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指导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十条”和“二十三条”都提出了“民主革命补课”的任务。以刘澜涛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先后设置过两个西北局，前一个叫中共西北中央局，1941年5月设立，1954年撤销，主要领导人先后是高岗、习仲勋、彭德怀。后一个叫中共中央西北局，1960年10月设置，1967年初在“文革”中解体，主要负责人是刘澜涛）把“民主革命补课”同“肃清高岗、彭德怀、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流毒”结合起来，使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省的“左”祸高于全国，使西北各地地主、富农和反坏份子的人数和户数也高于全国。以西北局直接炮制的社教样板长安县为例，1965年6月29日长安社教工作团《关于长安地区民主革命补课情况的报告》说：“民主革命补课中……补划和原定的地主、富农共5992户，按现在的户数一份人口计算，地主、富农占总户数的8.6%，占总人口的9.22%。……同时，在县、区、社、队各级干部中清除了钻进来的漏划地、富、反、坏分子493人，补戴四类份子帽子的2306人，等于原有四类份子的66.66%。”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共陕西省委对全省在“民主革命补课”中补划的地、富、反、坏分子进行了复查，发现补划的四类份子基本上全错了，全部平反昭雪。这就证明：以习仲勋为首的中共西北局对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决策和实践并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且按我的切身体验来看，还是“左”了。因为陕南汉中、安康两个地区21县的土改，并不是以习仲勋为首的西北局领导的，而是鄂豫陕边区党委领导的。关中地区的土改，一期比较平和，二期就向左转了。甘肃省关于土改的争论，是以“左”派占优势而告终。王震、邓力群等人在新疆开展的社会改革，连毛泽东都认为是“左倾错误”，1952年才派习仲勋去纠正。由此看来，习仲勋关于土改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在西北完全贯彻实行。

为什么关中的地主很少？根据我1965年冬季在陕西高陵县参加农村社教运动时研究，有以下几个原因：

1、在抗日战争中，我国大部国土沦入敌手。国民党政府只能控制西南、西北两个地区，而当时的中国西部，只有四川的成都平原和陕西的关中平原、汉中盆地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交通也比较便利，因此，农村中的许多地主都转而经营工商业，单纯以地租为收入来源的人为数很少。

2、在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西北棉纺织业的主要原料是关中地区的泾斯棉。泾斯棉，在关中泾惠渠、渭惠渠一带几乎推广到家家户户，许多农民因种棉而致富，一些中农家里都有金条。而棉花的锄草、打掐、拾棉等劳动，可以让大量的妇女参加，富裕家庭的妇女也参加植棉劳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规定。每年参加劳动在40个劳动日以上的就算主要劳动。植棉区妇女参加劳动的时间都在40天以上。男劳力不参加农业劳动的都有商业、教师、医生等其他职业。

3、关中农村富裕户雇长工者很少，雇忙工者较多。按照土地法计算剥削量，每年雇短工超过40日的算一个长工。

在关中一期土改中，我们把妇女务棉的劳动和男子从事医生、教师、工业、商业等职业，都算作参加劳动，所以“有劳不劳”者为数很少。对于“佃工剥削”的计算也比较实事求是。而在“民主革命补课”中，对富裕家庭妇女的植棉劳动和男子从事商业、医生、教师、公务等职业都不算劳动。对于雇短工的调查和计算随意性也很大，宁长勿短，宁高勿低。这都是提升阶级成份的原因。至于他们还有什么不正当的作法，我就不清楚了。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我是亲身参与了的。不是参与受改造，而是参与运动的间接领导，那次思想改造的内容是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敌思想”加上“民主个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思想”的具体化是反对“崇美、媚美、恐美”，实际上是以“苏化”代替“西化”；反对“封建主义思想”，不是把矛头指向中国君主时代的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纲常名教和奴隶道德，而是不分优劣地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思想”，是清除国民党的思想影响和组织联系；反对“民主个人主义”，是知识分子最难接受的逆向改造。进行思想改造的方法，是自我批判和大家帮助，辅以查著作、查讲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以后，思想改造又同“三反”运动结合进行。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我们这些置身文教领导机关、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人，处于改造者的地位。但是，由于我们是参加革命不久，同被改造者的思想状况相差不多的人，所以，我们深知：这种思想改造的实际作用收效甚微，特别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思想是根本不能改造的。正像毛泽东说的，改来改去，“灵魂深处还是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王国”。思想改造运动所起的作用，不是改造，而是威慑，是打压。它打掉了知识分子的尊严感、羞耻心，迫使知识分子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识、理性违背良心地骂得狗血淋头；它迫使知识分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名词、术语来粉饰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例如：把美国称为“美帝”，把苏联称为“老大哥”，把共产党看做高于一切，领导一切的领导党，把毛泽东称为“伟大领袖、伟大导师”、“红太阳”、“大救星”，时刻表示“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服务”等等。当然也有少数知识分子转化成为郭沫若、吴晗、钱伟长式的“左派”，“歌德派”。

虽然，在西北领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是杨明轩、张稼夫那样知识型的开明领导人，但是，他们也要忠实执行中央中共规定的方针和任务，同时，他们不能完全控制中层和基层那些在党的思想和体制下受过长期训练的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根据我的体验，小知识分子整大知识分子，“左派”知识分子整自由知识分子，比之工农出身的干部更加残酷。因为他们懂得知识分子的特点和弱点，他们对大知识分子对自由知识分子，还有由嫉妒出发的仇恨心理。在西北地区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就发生过把居里夫人的助手、著名物理学家岳吉恒教授限制自由、隔离审查的事件，发生过强迫西北畜牧兽医学院院长盛彤笙博士脱下裤子进行搜身的野蛮行为。而制造这些事件的人，都是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小知识分子整大知识分子，“左派”知识分子整自由知识分子的残酷性，在建国以后的“反胡风”、“反右派”、“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以来无休止的大镇压中，显示得更加突出。

由于我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对“镇压反革命”运动没有参与，只有零星见闻，没有切身感受。“三反”运动，我们文教部门，也只在财务科和总务科中小打小闹，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东西。



两次反右，三年饥荒

“清理中层”和“内部肃反”

在1951年的“清理中层”运动和1955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我都受到审查。

我的出生地是陕西南部安康县。我的父亲是在当地解放前夕病逝的。在土地改革中，由于我的父亲做过争取国民党驻军起义的工作，我的母亲又没有管过家，除了没收土地和其他应没收的财产外，没有受到批判斗争。当时，由于家里无人主事，我又绝不沾手家庭事务，应得的房产被我捐献了，连藏书和书画、家具都不要了，一些工商业财产也被人鲸吞。家里一贫如洗，我的母亲身患重病，无钱治疗，她和几家邻居给我写信要我寄钱回去。我当时是供给制，哪里有钱，因此，心情沉重。我的同事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的顶头上司杨明轩老人。杨老把自己的钱拿出五十元，要我寄给母亲治病，并且说：“同剥削阶级划清界线是从政治上划清，母子之情是不能断的。你母亲有病还是应该治病的。”我把那一笔钱寄给安康地区公安处的一个同学，请他通过我家所在地的区政府转交我的母亲治病。把钱送到以后，那位同学给我们单位——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说明我托他给我母亲寄了钱。做这个说明，是必要的。可是，他又画蛇添足地检举了我的一个问题，说1946年，他和我在西北工学院同学时，我对他说过：“张宏谟拉我当特务，被我拒绝了。”张宏谟是胡宗南西北绥靖公署的上校参谋、军统特务，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对于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的学生进行全国性大逮捕之前，张曾向我通风报信。如果我确实对他说过这个话，问题就复杂了。在“清理中层”时，西北文委党组织提出这个问题，要我交代。我多次写材料，说明我同张宏谟的关系。张宏谟原来家境贫寒，在他读高中时，曾接受过我父亲的资助，他对我父亲有报恩的思想。1946年夏季，我在西安考上几个大学以后，他曾对我说过：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设置了一种奖学金，奖励西安各高等学校贫寒优秀学生。你今年连续考取三个名牌大学，是否可以由我们替你申请这一笔奖学金？我当时已有反对国民党的意识，自然不会上当。就说：我生在富裕家庭，而且在西北工学院和西北大学都享受完全公费，没有条件申请那个奖学金了。话题到此为止，并不存在张宏谟拉我当特务被我拒绝的问题。至于1947年5月底，国民党大逮捕前夕，张宏谟为我通风报讯，要我离开西安，也没有附加什么政治条件。

这个问题，不仅在1951年“清理中层”查过，在1952年底我被提职以前又查过。好在张宏谟判刑后就在西安一间皮鞋厂劳动改造。西北文委通过公安部对张宏谟几次提审，他的回答都是：某人的父亲对我有恩，我对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报恩，他本人同我没有任何政治关系，我没有拉他当特务。劳改部门在此人所写的证明材料上批注：张宏谟交待问题是老实的。这个问题才算了结。

反胡风的斗争同我没有牵连；相反，我还是中共陕西省委反胡风斗争办公室的骨干。可是，由“反胡风斗争”引起的“内部肃反”运动，我却是审查对象。起因是：西北建筑工程学校有一个教师G，是我的中学同学。他本来没有问题，但在逼供中编造了一个潜伏特务组织——“西北反共青年社”，并说：社长是陕南籍的老官僚李梦彪，曾任陕西省参议会副议长和监察院两湖监察大使，副社长是林牧，成员有30余人，有一批被林牧带往延安进行特务活动，另一批留在西安和陕南混入地下党、团。这个揭发本身就不合情理。既然叫做“反共青年社”，怎么却由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官僚来领导？一个国民党特任官用一个大学肄业学生做副手，也太不相称了。何况，于右任的监察院是不搞特务工作的。正因为此事不合情理，加以当时我所在的陕西省委领导人比较有理性，所以对我没有进行批斗和逼供，只是设立专案，背靠背地进行审查。从1955年“内部肃反”开始审查，到1960年夏季才做出结论。“文化大革命”中又否定了原省委的结论，重新审查了几年。

这一案受害最重的是被迫编造一个特务组织的G。他举报的30余人，由于没有证据，受到审查也没有乱承认，都未受处理；他自己在“内部肃反”后期，就被下放到陕南深山老林去做民办教师，在文革中被整死了。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时，还是我出具证明，说明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他编造的那个特务组织，他才得以平反昭雪。

在政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不检讨是不可能的，不过，善良正直的人，大都能够坚守两条底线：第一分析批判，无妨上纲上线，具体事实必须真实，不能讲假话；第二，不能乱咬别人，特别是不能编造株连许多人的集团性假案。G君就是经不起逼供，乱咬别人反害自己的一个典型事例。

还有一个屈打成招的冤案。“文化大革命”中，陕南旬阳县把一个曾在国民党担任过连长的人抓起来拷问。此人为自己编造了一个罪名：1949年初，他曾经抓住林牧派回来的两个地下党员，被他枪毙了。旬阳县政法部门给此人判了死刑。在上报审批时，上级要求旬阳县补充一个证据，即：林牧是否给陕南派过两个地下党员，派出人的姓名和特征是否同罪犯交待的受害人相符。旬阳县来人向我调查时，我说，我当时的工作性质，无权派人去做地下工作，你们提到的受害人，我也不认识。这一案，审批人还比较负责任，否则，那位连长早就人头落地了。



反“右派”斗争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像一场倾盆大雨，浇灭了我仅仅燃烧了七年的共产主义革命狂热，唤起了自由民主思想的复苏。当时的老干部，有不信的，有半信半疑的，有相信而不赞成赫鲁晓夫加以揭露的，总之，反感的占大多数。我毕竟是新党员，迷信不深，而且有自由民主的思想基础和历史渊源，没有反感，反而有如释重负之感。对于随之而来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我都是欢迎的，只是在公开场合，我还不敢直截了当的表示支持。

1956年9月，我以随行人员身份参加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又产生了中共可以摆脱“斯大林模式”的乐观情绪。那是因为：大会宣布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主要矛盾是经济文化发展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这次大会修改的中共党章又明确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八大”的选举也是中共党内最有民主色彩的一次选举。由上届中央委员会组成的大会主席团，不提下届中央委员的侯选名单，而由各小组自下而上地提出名单，由大会主席团平衡以后，再发给各小组讨论；经过三下三上的讨论和平衡，才决定候选名单；在讨论候选人时，还可以展开批评，除了毛泽东一人无人敢于批评以外，刘少奇、周恩来都受到批评。

1957年1月，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时还没有后来加上去的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六条标准”之类的内容。）

由于上述一系列的文件、言论和事件，我同国内大多数天真的知识分子一样，以为中共的党和政府已经走上不同于苏联的轨道，是欢欣鼓舞的。

对于毛泽东当时发表的宽松开放的方针和言论，不仅民主党派、党和非党的知识分子信以为真，就连许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信以为真。例如：在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全民整风开始时，中共陕西省委曾经宣布：“要做出必要的规定，向群众保证：一、不把他们的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二、不开群众大会斗争他们；三、对于任何有打击报复行为的人，党和政府绝不包庇，本人有越级上诉的权限。”同时宣布：“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整风，可以保证：一、参加与否，本人有完全的自由，也有中途退出的自由；二、如果自愿参加整风，党组织保证不开大会，保证不发动群众批斗他们的思想问题；三、按他们的自愿，可以编入小组，也可以不编入小组；四、思想总结，要本人同意。”西安交通大学学生为反对迁校而游行示威。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和主管文化教育的省委常委赵守一召集高等学校领导开会说：“过去，我们向国民党游行示威，现在学生又向我们游行示威。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怎么办？绝对不要同学生对立，要组织党员参加游行队伍，因势利导。”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6月9日，又发表《工人阶级说话了》。这是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战斗号令。但是，陕西省委推迟了三天才在省委机关报上转载。为什么推迟了三天？因为陕西省委曾公开作出不进行批判斗争的保证，转不过弯子来。后来，周恩来给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打电话，就西安交大问题进行批评，并且决定，反迁校的骨干必须定为右派分子。陕西省委顶不住了，才从6月11日起转发《人民日报》评论，开展“反右派斗争”。但是，对于学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和省委认为不能不使用的干部，还是采用各种形式加以保护。

那时，邓小平似乎是“反右派斗争”的总执行官，曾到各省巡回作战。1957年7月到西安，在陕西省委俱乐部发表了题为“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那时，我的记忆机能选择性很强，注意力集中时的见闻，可以记得八九不离十；注意力不集中时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邓的讲话内容一个字也没有记住。只是觉得杀气腾腾。邓从西安到兰州，打了一个以常务副省长陈成义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宁夏，打了一个以副主席孙殿才为首的反党集团。在青海，打了一个以省长孙作宾为首的反党集团。这几个反党集团的罪名中都有一条“地方主义”。这是中央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邓似乎未去新疆。从西北各省返回西安，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止园（原杨虎城私人住宅）开了一个常委会议，邓批评了陕西省委右倾，要求抓大右派、党内右派。并且说：“对党内右派，不管它的资格有多老，一律开除党籍。因为党内右派反党的政治资本就是他的党龄，我们要彻底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以温和稳健闻名，毛泽东称之为“和平人士”。张德生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严酷决策，从来不敢硬顶，但却长于软磨。为了执行邓小平“抓大右派、抓党内右派”的指示，他抛出了一个摆老红军资格、计较地位待遇却不做好事的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月明，就算交了差。“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当年九月，在陕西省委一次会议上，延安地委书记白志明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意见：“现在不是反右的问题，恐怕应该反‘左’了。”省委主管意识形态的常委赵守一表示赞成。我们列席会议的人感到如释重负，大快人心。第一书记张德生对赵守一、白志明进行了严厉批评，说他们“反了几天右就害怕了，是胆小鬼。”可是，在会后，他却又授意赵守一在10月份发表了一个纠偏和查处借反右派之机进行打击报复的讲话，题为《关于整风运动的几个问题》，同时，他又让赵守一和我帮他起草了一个着重安排生产建设并宣布整风进入“整改”（即改进工作建立制度）阶段的讲话。这样，就用软磨和转移工作重点的方法，提前结束了陕西省的“反右派斗争”。不过，陕西省委这种做法，只是个别特例，不能代表全国范围的严酷形势。

在“反右派斗争”中，我是受陕西省委保护的一员。当时，中共西北党校一个中层干部被定为“右派分子”。他检举我说过“党不能高于一切，人民高于一切”。这是足以定为极右分子的重炮。西北党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向陕西省委作了汇报，省委领导人说：对林牧的检举，请你们核实材料，写出正式报告来。要求核实材料，就是保护。因为没有书面纪录的材料是核不实的。我自己不承认，听到我讲那个话的人都是赞成或同情我的，会说没有听到，怎么能核实呢？所以，西北党校没有写检举我的正式报告。后来，我的家乡——陕西安康地委书记又向省委汇报说：我曾向安康一个领导干部讲过，朝鲜金日成搞个人崇拜，打击了一万多农民和干部，并将反对个人崇拜的四个中央委员开除党籍，在全国进行批判，两个中委逃到中国，两个中委逃到苏联。省委领导人仍然要求安康地委核实材料、写出正式报告来。我当时认为，这一关过不去了。因为我确实讲过那些属于绝密范围的话，那些话当时可以给我定两条罪名：一是泄密；二是攻击兄弟党领袖。我等着挨整，后来却平安无事。因为安康地委书记看到省委书记对他们的检举态度冷淡，也就没有写检举我的正式报告。可见，共产党整人，也没有一定之规。对于上级要保护的人，下级的检举、揭发是难以扳倒的。没有上级保护的人，只要有人检举就可以定案，无须去核实材料，甚至为了凑够5%的指标，一些在大鸣大放中没有言论的人，也可以被定为右派。在反右派保护中受到保护，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保护你的领导人，为了塞悠悠之口，要让你投入战斗，立功补过，证明你不是右派。所以，我在停止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又被吸收参加“反右派斗争”。不是让我到会场上去揭批“右派”和领导斗争，而是让我起草批判“大右派”的文章。陕西省批判“大右派”的文章许多出自我手。我们那个时代，具有双重人格的知识分子是一种怪物！对于自己不以为然的话，别人也是批自己的话，竟然可以写得头头是道，得心应手。起先还心怀歉意，甚至晚上捂着被子为自己的不诚实而流泪；久而久之，就习以为常，连羞恶之心也没有了。上世纪80年代，我曾向一位老学者道歉，我说：反右派的时候，我还写过胡批你的文章。他根本不知道。他说：我还认为你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呢。

写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几位亲密的“右派”朋友。一个是王天敏，他是我中学时的好友，后来是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一度是狂热的革命分子，中大那些国民党特务骂他是“毛泽东的干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他先后在治淮工程指挥部和治黄工程指挥部从事技术组织工作，反右派前是治黄工程指挥部计划处长。1957年4月，他到西安来看我和另一个好朋友张德荣（中共地下党员，大学教师）。我们三个人当然无话不谈。王天敏对两位老友倾诉了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失望和不满，具体观点就像我后来才知道的北大林昭。我和张德荣当时都不能完全接受。他还谈到1947年夏季我在南京认识的中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全国学联主席梅振乾。据说，梅振乾在南京一家银行工作，由于他是民盟盟员，受过罗隆基的领导，处境也不好。其实，梅振乾常到南京蓝家庄向罗隆基请示，那是中大学生的猜测之辞。如果真有此事，当罗隆基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部长的时候，为什么不对梅振乾那样在全国学运中有很大影响和贡献的民盟盟员委以重任呢？

那一次王天敏和我一见，竟成永诀。“反右派”斗争初期，梅振乾和王天敏都被定为“极右分子”。梅振乾自杀了，王天敏受到“劳动教养”。王天敏有一段时间在郑州附近的陇海铁路上砸石头，他给我来信说：“劳动很重，又经常处于饥饿状态，身体垮了。”要求我在郑州附近一个地点给他送一些食物。我按他约定的地点给他送食物和生活费，根本找不到人，估计是劳教部门把他转移了。后来，王天敏死于超负荷的劳动和饥寒交加之中。他的妻子罗良珏是武汉水利学院毕业的水利工程师，受丈夫的牵连也被打成右派，带着一个儿子被遣送回家乡务农，由于不能维持生活，改嫁一个农民。1979年，她听说我已恢复工作，到西安找我，我介绍她到陕西省水利勘察设计部门工作，当时，右派已被改正，她是熟练工程师，应该不成问题。但是，陕西省水利部门借口年纪太大不愿接受，我请主管农、林、水利的副省长出面说话，还是不行。可见，已被改正的“右派”仍然受到歧视，她只好黯然地返回农村。

我的同乡好友郁飞（我的祖籍在浙江）的遭遇也很惨。郁飞，是郁达夫先生和王映霞女士的长子。达夫先生婚变后，带着郁飞去新加坡办报，从事抗日宣传。日军入侵东南亚以后，达夫先生身陷菲律宾一个市镇——巴耶公务，化名经商。胡愈之先生带着14岁的郁飞回到重庆，并供给他读书。后来，郁飞参加了中共的新闻队伍，在新疆日报当记者。1957年大鸣大放中，郁飞出差在外，没有发表任何言论。1958年，复查“反右派斗争”时，上级发现新疆日报所定右派不够规定指标，要求补定一个。当时，郁达夫先生由于受到他的生前好友——中国驻菲律宾大使王任叔道听途说的诬陷（日本宪兵队在不知道郁达夫真实身份的情况下要他做过没有伤害中国人的翻译，后来日军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就把他杀害了。），被戴上“汉奸”的帽子。新疆日报大约因为这个原因，把郁飞补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劳教的时间一再延长。为什么延长？因为郁飞“不认罪”。为什么不认罪？因为他没有鸣放，无罪可认。有一段时间，当局允许经过劳教的“右派分子”自谋职业。郁飞就到北京去谋职。他知道郭沫若六亲不认，不去找他，只去找曾经抚养他的胡愈之。不巧，胡愈之当时出外视察，一时不能回来，郁飞又没有在北京等胡愈之的费用，就决定回新疆劳教单位。可是，回劳教单位的费用也没有呀。他想到印度驻华使馆有一位一秘是他在新加坡的同学，他想找老同学给一点资助。走到印度大使馆，向站岗的中国军队战士说明来意，那个当兵的用手一指：“你到那个房间登记，就可以见你的同学。”不料，郁飞一走进当兵的指定的房间，就被戴上手铐，诬陷他企图叛国。于是，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又变成没有“叛国意图和行为”的“叛国犯”，接受更加严酷的“强劳”。郁飞就是这样从新疆到浙江受到整整18年的“强劳”，才得到平反。至于郁达夫先生的“汉奸”帽子，还是日本的郁达夫研究者，经过细致的调查，找到杀害达夫先生的前日本军人，才真相大白，得到昭雪，被追认为抗日烈士。

我所以要在我的回忆录中写几位“右派”朋友，是因为我幸免于难，他们却受到大苦大难，我心有不安。同时，梅振乾、王天敏已经被整死了；郁飞在美国患老年痴呆症不能说话了。我如果不写出来，谁知道他们呢？



在“大跃进”运动中

我这一生思想最荒谬、做错事最多的，是在“大跃进”时期。我有责任对历史作出如实的交代。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首次提出“在生产建设上来一个大跃进。”毛泽东在关于这篇社论的一个批语中说：“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

12月4日，国家计委传达毛泽东关于“二五”计划的指示。毛泽东指出：“15年后，苏联要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要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3月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口号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毛泽东还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口号。

毛泽东的上述口号和路线，使我在革命狂热冷却以后，又激发起建设狂热。我非常自觉地、满腔热情地接受和投入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这是为什么？熟读“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屈辱历史而又经历过痛深创巨的抗日战争的青年，有一种摆脱贫穷落后面貌追求富国强兵的急性病和民族主义情绪；而在经过土改、镇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至“反胡风”、“反右派”以后，对于人整人的阶级斗争，感到恐惧和厌恶，以为转入建设对自己、对人民都是有利无害的，根本想不到后来的“大跃进”整人更多，伤人更惨。当然，知识贫乏，缺少科学精神的蒙昧主义也是一个原因。

当时，我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主管科学和高等教育工作；同时协助省委第一书记和文教书记起草文件。我所作的错事都在这些方面。

一、提出反科学的批“三论”

所谓批“三论”，就是“根据论”：没有根据的话不敢说；“条件论”，没有条件的事不敢干；“规格论”，不合规格的企业和学校、科研机构不敢办。

我用批判“三论”来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倡的“敢想敢说敢干”，当然是在提倡“唯意志论”的胡想、胡说、胡干。现在看来荒谬之至，当时竟然有不少的欣赏者，省委宣传部长就很欣赏，他用我的谬论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提高风格，力争上游”，在理论刊物上发表，却没有让我署名。陈伯达看中了那篇“奇文”，说什么“批‘三论’有理论的概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人敢于批判陈伯达表扬过的文章，但在1971年的“批陈整风”中，造反派要批判原省委宣传部长发表的那篇文章，并追查他同陈伯达的关系。那位宣传部长推卸责任说：批“三论”的观点不是他的，是林牧提出来的。造反派又来找我的麻烦。我说：“批‘三论’是我出的点子，那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但是，原省委宣传部长发表那篇文章，没有让我署名；陈伯达表扬他的时候，他也没有说那是我的观点。我当时没有分享‘荣誉’，现在也不能分担责任。”造反派也讨厌那种在有利时剽窃别人观点，在不利时又向别人推卸责任的人，以后就不批我而去批他了。不过，在写历史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是批“三论”的始作俑者。

二、我代中共陕西省委起草了《关于推广西安第一航空技校实行勤工俭学的决定》（那时的“勤工俭学”并不是学生自愿从事有偿劳动以解决学费问题，而是借“勤工俭学”之名，实行无偿劳动），《关于推广西北农学院与烽火农业社建立联系制度的决定》。这两种做法，都被毛泽东吸收到他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边。后来我又代陕西省委起草了《关于各高等学校与陕西各专区政府建立联系制度的决定》，就是让驻陕各个高校同陕西省八个专区建立经常性的联系，由各专区为大学提供“开门办学”和进行科学实验的基地；由大学为各专区的地方工业和地方教育事业提供教学和技术力量。这种做法，对于打乱大学的教学秩序和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还仿效其他地区的做法，发动学生自编教材，实际上是用学生的名义，由教师编写教材。更为荒谬的是：我提倡打乱旧教材从古到今、从初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系统性，提倡着重研介最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成果，只对过去的科学发展作必要的追溯。这当然会造成一片混乱。1959年，中共极左派领导人康生对陕西省的所谓“教育革命”大加赞扬。他要陕西省委文教书记写一篇文章，由他修改定稿后在《红旗》杂志发表。那篇文章是由我执笔的，题目是《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题目和内容都是极左的。这又为我增加了一笔政治上的欠帐。

三、我企图在一个省的范围，建立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体系。我建议并参与建立全国第一个中国科学院的省分院——陕西分院。

当时，陕西省的科研机构只有一个考古研究所和农业科学研究所（后来升级为包括一批研究所的农业科学研究院），其他科研机构都是中科院和中央国防工业部、委直属的。建立省级科学院，本来是没有条件的。我们想了一个主意，就是依靠陕西省高校较多的优势“借鸡下蛋”。1958年8月，我们违反高等学校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的规定，截流了100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依托高等学校，办了一批新兴科学研究所。后来，中共中央宣传部高教部发现此事，发来电报进行批评，并要求把1958年暑期以前由省上自行分配的大学毕业生一律退还。接到这个电报，我感到进退两难。不退还学生，要受处分，退还了学生，新建的一批研究所就要垮台。当时的省委文教书记很会动脑子，他拿上中央发来的电报，左看右看，找到了一点空子。他说：“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怎样解释‘1958年暑期以前’，如果指的是1958年暑假开始以前，我们只能坚决退还省上自行分配的学生；如果指的是暑假结束以前，我们分配学生是在1958年8月，暑假尚未结束，就不在必须清退的范围。”于是，我就向中宣部学校教育处处长吴济涵请示说：“中央电报上所指的‘1958年暑期以前’可否理解为‘1958年暑假结束以前’？”吴济涵回答：“可以这样理解。”我把吴济涵的回答逐字记录下来，并注明了年、月、日、时、分。高教部起草的报告，用词不确切，也无话可说。这样就保住了那1000名省上自行分配的学生，也保住了新建的一批研究所，保住了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当然，这件事如果不在1958年那个年代，我们不敢做，高教部也是不会让步的。那时候，“新生事物”即使是在违犯规定下产生的，也会受到保护。

对于基层的科学技术工作，我提出和推行了“县县办科学，社社搞试验”；提出和推行了从农民、工人的技术革新能手中聘请科学研究员。

其实，我也懂得科学和技术的区别，那时却故意把技术提到科学的高度。所谓“县县办科学”，就是把各县的技术推广站升级为农业科学研究所或者其他研究所。所谓“社社搞试验”，就是在一部分人民公社或生产队提倡育种、耕作、造林、农具改革、防治病虫害等技术革新的试验。从农民和工人中聘请科学研究员，就是把耕作能手王保京、刘述贤，植棉能手张秋香、薛俊秀，改革农具的刘恒杰、纺织女工赵梦桃等劳动模范聘请为有关科研机构的研究员。

这里特别要提到王保京和烽火公社。卢耀刚先生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寡民》，专门揭露了王保京及其烽火公社的问题。“大跃进”以前和以后的问题我没有插手，无权评论。“大跃进”中的问题，我要负很大责任。烽火社是陕西省委所抓的第一个农业试点，1958年，省委指定我同烽火社直接联系。我在烽火社所作的极端荒谬的事，大约有这样几件：

一、支持王保京放亩产15万斤的小麦卫星。那是在省上召开的农业生产跃进大会上，西北农学院著名育种专家赵洪章教授提出小麦亩产2万斤的指标；陕西农业科学院提出小麦亩产5万斤的指标。王保京准备提出亩产15万斤的指标。在提出指标之前，王保京找我商量。我当时的思想是希望农民能够压倒农业专家，但对15万斤的指标表示怀疑。王保京对我说，他要搞立体农业，就是采取在空中搭架、铺席、填土的办法，在每亩地上种五层庄稼，一亩地可以起五亩地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新颖，就是失败了也值得试验，就说：你提吧。我当时根本不去想，庄稼不仅需要土、水、肥，也需要阳光和空气，五层庄稼，虽然可以省地，却不能节省空气和阳光呀。我也不去想，上面几层庄稼，在施肥、浇水和孕穗以后，空中楼阁会坍塌下来的。在第一层卫星田下种200斤以后，我曾到烽火社去看，发现它们是把麦种一粒一粒地粘在纸上，排得密密实实，一点空隙也没有，后来长起的麦苗都烂在地里了。王保京的大卫星刚刚发芽就陨落了。农业科学院和赵洪章教授的中型卫星也失败了。

二、支持王保京研究“田间设计学”。

王保京的“卫星”失败以后，我还觉得他的立体农业如果能够解决空气、阳光和空中楼阁的负荷问题，还是可以研究的一种设想。1959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聘请他担任特约研究员，并请他去介绍研究成果，他又来找我商量。我说：你的那一套，我看立体农业是一个新颖的设想，你现在已经在西北农学院学过一段理论知识，是否根据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同西农农艺系的教授商量，共同总结出一套系统的观点和做法来，我看可以称之为“田间设计学”，你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可以着重讲这个问题。此后，王保京没有给我拿出什么书面意见，我不知道他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是怎么讲的。

三、1959年，中央有关部门要宣传建国十周年的成果，其中一个题目是宣传人民公社的成果。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宣传王保京的烽火公社，并派出由我牵头由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李若冰参加，在烽火公社作了一段调查，写出题为“人民公社为技术革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人仍由我牵头。调查报告有许多虚夸之辞。

我自己还亲自种过“放卫星”的试验田。那是1958年10月，在杨凌生物土壤研究所，我参与一个青年育种专家八亩小麦的高产试验。我们在杨凌农村收购了一百多条狗，用电线电死，然后埋在试验田里沤肥。虽然我们连狗肉都舍不得吃，但是八亩小麦都被烧死了。

由于以上这些措施，《人民日报》曾经用头版全部篇幅鼓吹“陕西科学研究风行全省”。对于这种虚夸的报道，我们当时还沾沾自喜。

四、在大炼钢铁中，造成破坏性后果。

1958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布置钢铁生产任务，会议要求，各省（市、区）要力争多完成钢铁任务。到30日，如果不能达到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是不行的。这次会后，省委向全省派出四个钢铁检查团，陕南团由文教书记赵守一任团长，冶金局长刘良湛任副团长，我任秘书长，还带了几个技术人员。

本来赵守一是一位温和宽厚的领导人，但在钢铁任务的强大压力下，也变成一个实行强迫命令和瞎指挥的强硬派。他把汉中地区的县委书记、县长都赶到土高炉旁，并且撤销了“作战不力”的凤县县委书记和略阳县长，还对一些作战不力的炼铁农民进行“炉前批判”。在汉中，他要求封闭茶馆（汉中人同四川人一样爱泡茶馆），封闭一切娱乐场所，动员居民投入钢铁大战。他对干部施加压力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只是反复说：毛主席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今年的钢铁产量要加一番，达到1070万吨。我们拼上老命也要为毛主席争一口气。在宁陕县大安镇，检查团的一位技术干部发现了一块高品位硫化铁富矿，在一个煤油桶做成的小炉子里确实炼出了可以发出三道火花的铁，就用这个例子说明土高炉一定能够炼出铁来。可是，这个事例没有代表性，哪里能找到那样多的高品位富矿呢？

我们检查团走遍汉中12个县，在大部分县都要去土高炉工地。那里，摆着吃饭不要钱的白米饭，挖矿、运矿和炉前操作的人，每天平均要吃一公斤多大米，而当年成熟的庄稼却无人去收。西乡县，省报副主编下放到那里任县委书记，他提出一个怪点子，把县城的壅城封起来做炼铁炉，在城楼和城门洞之间打几个出火口，把矿石堆在城楼上，把木柴填进城门洞里，然后点火烧城，结果，城内浓烟四起，市民都逃出城去了，矿石没有融化，柴火就熄灭了。由于近山的木柴都被砍光了，县委书记提出给公路上的行道树“间苗”，就是隔一颗伐一棵，这一条检查团未敢同意。后来检查团把副团长省冶金局长留在汉中继续督战，赵守一和我那时去安康地区检查，那时我们已经松劲了，安康9个县只走了5县，而且只在地委和县委听一听汇报，未上炼铁工地。那是因为在汉中看到炼铁的效果不好，而且对林木破坏极大。不过，安康地区的经济林木已经破坏殆尽了。

我们从安康回到西安，汉中地区放过一个日产万吨的卫星。万吨，是根据各县报告统计的，自然有大量的虚报浮夸，而且炼出来的都是烧结铁。当《人民日报》发表这个喜报时，我们高兴不起来。但是几天以后，《人民日报》又发出邓小平领导广西省创造了日产20万吨铁的纪录。我们在汉中有了失败的教训，我们运用了思想动员、强迫命令、批判斗争、纪律制裁等一切手段，牺牲了一料庄稼，破坏了20年也恢复不了的森林，特别是陕南最可贵的自然资源，油桐、漆树、木籽、木耳扒等名贵药材经济林木，真正做到了全民动手，只炼出了一堆烧结铁，邓小平怎么能在广西省创造日产铁20万吨的纪录呢？一天20万吨，一年就能生产7200万吨，那么，中国只要有三个广西省，一年之内，在钢铁生产上就可以超英赶美了，何须15年、20年？！陕南是我的出生地，可是，多年来我不想回去，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其中有一条原因就像项羽怕过乌江一样，愧对江东父老啊！



暂时的缓和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接着又于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举行八届六中全会。以上两次会议统称“武昌会议”。1957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又于4月2日至5日，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以上这两次会议统称“上海会议”。“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都是逐步纠正“共产风”、“虚夸风”、“高指标”的会议。但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那些局部纠“左”的措施，而是另外几件事情：

第一、进一步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三面红旗”；，纠正那些后来被毛泽东看作“鸡毛蒜皮”的缺点，是为了更高地举起“三面红旗”。例如：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肯定了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是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必要的组织形式；重申了“三大元帅，两个先行”的提法。他说：“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还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在“武昌会议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上提出：“一方面要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做；另一方面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毛泽东还解释了他提出的“压缩空气”。他说：空气还是那么多，并没有减少，只是要压缩一下。决议并要求“继续大跃进”。

第二、讲到缺点错误，毛泽东老是批判别人，教训别人，从不反省自己。他指名批评了主管农业的谭震林，主管理论工作的陈伯达等人，又不指名地委过于刘少奇、周恩来和主管计划工作的李富春。例如：他在上海会议上作了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教训别人：“要多谋善断，要多听人家的不同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改的空气。”他提倡敢于批评皇帝的“海瑞精神”。他还反其道而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邓小平作副帅。在会下议论中，彭德怀就说，他本来就是帅，还要挂什么帅？让邓小平作副帅，置少奇总理于何地？本来，党内许多高级干部都知道，“高岗事件”以后，毛泽东对于邓小平是比较冷落的，为什么在“上海会议”上又提出要邓小平作他的副帅呢？是否因为邓小平在“反右派”和“大跃进”中执行毛的决策很坚决呢？这只是我的猜测之辞。

第三、从1958年3月“成都会议”以后，各省市对中央会议特别是毛泽东的接待工作也在“大跃进”。成都修了一个金牛坝招待所，各省市借金牛坝的图纸普遍地大修高级招待所，一家比一家豪华。例如：武汉有毛的东湖别墅和洪山饭店；陕西有丈八沟招待所；大连有棒槌岛招待所；杭州有刘庄；上海有锦江饭店和毛的专用别墅；等等。就连毛泽东根本不可能去的云南、贵州、青海、宁夏、新疆也修了高档的招待所。会议的饮食、娱乐，也在进行攀比、竞赛，到了上海会议达到高峰。就住所来说，除了政治局常委各有专用的别墅以外，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在锦江饭店都有各自独立的一整套公寓式住房。各省市的随行人员，除了秘书、警卫员以外，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长、计划委员会主任，每人都有一个单间，第一书记和其他中央委员有一个大套间。就饮食来说：郑州是吃饭不要钱，不交粮票和伙食费;不仅对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贵宾是这样，对一般宾客也是这样。上海规格最高，早餐和晚上加餐，由服务人员逐一征求个人意见，要吃什么就做什么，然后由服务人员送到房间；中餐和晚餐，每顿换一种地方菜，餐厅贴着条子，“今日扬州菜”，“今日苏州菜”,“今日粤菜”，等等。有一天，胡乔木和我们同桌，他也看不出是什么菜，问了一句：“今天又是哪一家的乡风？”每晚的晚会都有好几场，有毛泽东喜欢的交谊舞和华东各省的地方戏曲；有刘少奇、周恩来喜欢的话剧、电影、歌舞，还有保龄球之类的娱乐。会场设置了一个小卖部，以低于市价很多的价格，为与会者提供上海牌手表、衣料、食品和日用品。我就买了几块上海表和毛料。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了一句：“下次的会议在西安开，免得西北人说我瞧不起他们。”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和省长赵伯平听到这一句金口玉言，既高兴又紧张，他们派我到上海会议接待处去取经，学习上海接待经验。上海会议接待处告诉我：上海会议有一个接待委员会，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挂帅，下设秘书组、接待组、文化娱乐组、保卫组。前两个组的负责人我记不得了，反正都是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市长、副市长。文化娱乐组组长是上海市文教书记，副组长是上海市文化局长。保卫组组长是南京军区司令员，副组长是上海卫戍区司令员和东海舰队司令员。他还说：接待委员会成立以后，一面整修锦江饭店和几大别墅、准备参观的工厂和旅游点的道路；一面在华东六省市：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山东收集名菜、名点、名厨，定期集中到上海来。文化娱乐的项目应有尽有。会后还安排与会人员去苏州、杭州旅游，路费和食宿免费。

上海会议以后，中共陕西省委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接待毛泽东和中央会议的准备工作。会上，先要我报告了向“上海会议”接待处取经的情况。然后作出几个决定：1、责成常务副省长李启明统管接待准备工作。2、通过西北协作区办公厅，在西北五省、区征集西北各地的名菜、名食和瓜果。3、在陕西省委的丈八沟招待所修建1号至7号高档宿舍。其中1号楼是高大的平房，左右修建两套同一形式和规格的房间，供毛泽东和江青专用，中间有一个小会议厅，正房后面一道走廊通向一排平房，一间是小厨房，另外几间供毛的秘书、警卫员和护士住宿。一号楼的桌椅和床榻都要宽大，床头和两旁都有很宽的放书的地方。一号楼左右两套房间都有一间书房，陈列毛泽东喜欢的善本线装书，书房里还要放一张贵妃榻，供毛躺着看书。在一号楼附近，还修了一个不小的温水游泳池，供毛游泳。我所以要不厌烦琐地介绍为毛泽东准备的房间，是为了说明：当时，各省、市领导人对毛的生活习惯揣摩得何等细密，照顾得何等周到！这不仅是个人迷信，还有“伴君如伴虎”的畏惧之心。2、3、4、5、7号楼都是二层小楼，分别供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住宿。六号楼是娱乐室，设置象棋、围棋、克郎球(斯诺克)、麻将牌等等。

4、把从西安到丈八沟招待所的公路修建成高级公路。

5、指定我收集善本线装书，尤其是陕西省特有的古书，为毛布置两个书籍不同、陈列形式一样的书房。

6、会上也谈到购置高档录音设备问题。此事闯了大祸。虽然毛泽东始终未到西安，在“文革”中，陕西省有一位公安厅长却揭发省长李启明为毛安窃听器，而且始终不改口。所以，陕西省长李启明的第一条罪行，就是为毛安窃听器。其实，李启明只是在布置接待准备工作时，谈到录音设备问题。后来毛未来，自然录音设备也没有安装。

在陕西省劳师动众做好接待毛泽东和中央会议的准备工作以后，1959年7月初，毛的机要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叶子龙带着李敏、李纳两位公主到丈八沟招待所来查看，并表示满意。可是，毛泽东不仅当年没有来，以后始终不到陕西来。周恩来常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也来过。

毛泽东1947年离开陕北以后，为什么不再到陕西来?陕西一些老干部有过议论。有人说：毛泽东暗杀过陕北的革命领袖刘志丹，后来利用高岗反刘少奇，反对不成又打倒了高岗。他害怕到了西安又发生一次“西安事变”。这个估计太离谱了。其实，中共在西北的军政领导人对毛泽东都很迷信，没有人敢于反对他，更没有力量发动什么“西安事变”。也许，毛泽东个人对陕西和西安有心病，有心理障碍吧？否则，为什么1962年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出《刘志丹》小说，毛会那样反感呢？



“反右倾”戏中有戏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2日至8月1日）和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至16日）。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的错误。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他明确提出要克服缺点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首先肯定了1958年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然后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1958年以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浮夸风普遍滋长起来，想在一年或者几个月里就要实现本来需要几年或者是几十年才能达到的目标；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例如轻易否定等价交换等经济法则，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他还说大炼钢铁有失有得，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过分强调“政治挂帅”，不适当强调“第一书记挂帅”；等等。本来，彭德怀说：那封信只是给毛泽东个人参考的，不是给中共中央的正式意见。可是，7月16日，毛泽东批示把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人员讨论。在前几天的讨论中，只有少数人反对彭的意见，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书记处书记周惠同意彭德怀信件总的精神；后上庐山的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前总书记张闻天作了长篇发言，明确支持和发展了彭德怀的意见。7月23日凌晨2时左右，毛泽东吃了三片安眠药还睡不着觉，半夜里把到会人员从睡梦中叫起来开会，由他发表了批彭的讲话。他说，彭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性”，“跌到了右派的边缘”。并且说：“现在，党内外的右派在夹攻我们，在这个紧要关头，大家要硬着头皮顶住，不要动摇。”

毛泽东讲话后，庐山风云突变，会议急转直下，由纠“左”变成“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似乎彭德怀一封信，就改变了毛泽东和与会大多数中共中央委员、省、市委领导已经做出正确估计的客观形势。这是对唯物主义的极大讽刺。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会议集中开展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8月16日，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毛泽东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分明是中共党内为国为民求实纠错同祸国殃民、讳疾忌医的两条路线斗争，却被颠倒黑白地拔高为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可见，毛泽东反复无常的阶级分析、是非判断实际上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为我论”和“独断论”，没有任何客观标准，也没有任何诚信可言。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在讨论会议初期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时，到会的领导人众口一词地总结“左”的经验教训；在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讨论的时候，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内的大多数与会人员都认为彭的意见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当毛泽东龙颜大怒的时候，到会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却又众口一词地反右、批彭，最后发表全面批彭讲话的是刘少奇，他说他有几天睡在地板上，“杀得两眼通红”。在那一场颠倒是非善恶的生死斗争中，齐国的“太史简”在哪里？晋国的“董狐笔”在哪里？西汉的晁错、主父偃、汲黯、司马迁在哪里？东汉向光武帝“折槛力争”的朱云在哪里？“党锢之狱”中的陈蕃、李膺、范滂在哪里？唐朝向唐太宗直谏200余次的魏征在哪里？谏议大夫阳城在哪里？宋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范仲淹在哪里？屡屡犯颜直谏以至垂老投荒的寇准、苏轼又在哪里？明朝抬棺上书痛斥嘉靖皇帝的海瑞在哪里？以生命反对魏忠贤的杨继盛、邹应龙又在哪里？所以我要说：苏共和中共的现代专制主义大大超过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现在还有不少人把中国的专制主义归咎于所谓“封建遗毒”，期期以为不可。毛泽东自称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马克思并不专制和残暴，应该说是列宁、斯大林加秦始皇。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极端性、严密性、残酷性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专制主义制度。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期提出的19个讨论题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加会议的第一书记分别传到各地，要求地方党委组织领导干部进行讨论。中共陕西省委要求分管各口的书记处书记召集工业、农业、财贸、文教、党群各部门的部、委、厅、局负责人分组讨论。我那一次未上庐山，在西安参加了宣传文教组的讨论。我本来不准备发言，因为我当时还不是厅、局长，而且讨论的主题是纠“左”，大家都在讲纠“左”，我没有新的意见。后来由于我代第一书记起草文件的特殊身份，知道一点庐山风云突变的信息，但还不知道变得那样严重。7月31日，在讨论会最后一天，我发表了不吐不快的意见，从理论上提出对“大跃进”、“政治挂帅”和毛提出的“积极平衡论”的不同意见。那是我的“打抱不平”、“冒险犯难”的“坏”脾气在起作用。事后，有的领导人说：还是毛主席讲得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要顽强的表现他们自己的，总是要按照他们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党的。”

中共陕西省委的“反右倾斗争”火力很猛，超过其他政治运动，还有鲜为人知的历史背景。第一、在“大跃进”中，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又使用了他的不为人先的“拖”和“磨”的功夫。虽然“共产风”、“虚夸风”和“高指标”、“高征购”的问题样样都有，但比其他地区走得慢，吹得小。谭震林、陆定一等人都曾批评：“陕西是一个黑锅底”，东不如河南，西不如甘肃，南不如四川、湖北，北不如河北、山西。第二、庐山会议讨论批“左”时，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他在会上未作正式发言，只是在别人发言时有一些插话。做记录的人没有记录他的插话。批彭开始以后，中办发现，西北组的会议简报中没有彭的发言，就向西北组召集人——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北经济协作区主任张德生提出询问。张德生要求会议记录人追忆彭的发言补报上去。结果发现彭的插话中有两颗“重炮”。一颗是批评“第一书记挂帅”。本来，彭德怀的原意是批评西北地区的某些第一书记，毛却认为批评“第一书记挂帅”就是批他，因为他是全党的第一书记。另一颗是：当西北各省、区的第一书记都在检讨自己的“左”倾错误时，彭德怀插话说：“责任主要在中央，我们政治局委员们都有责任，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本来彭的插话是代地方承担责任，而且也符合事实，但是，点了毛泽东的名，这还了得！毛泽东并没有提到西北组漏报彭德怀插话的问题，却在其他问题上发泄他的不满。他在一次批彭的讲话中。突然讲了几句：“＇西安事变＇后，陕西省委就不听我的话。”张德生等人听到毛的批评惶恐不安，立即把“西安事变”以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的欧阳钦、赵伯平、汪锋找到一起，大家挖空心思地回忆他们在哪些问题上没有听毛的话，想来想去，一件事也没有。但是，他们意识到，毛泽东已经由彭德怀迁怒于西北干部，迁怒于陕西省委。当时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和省长赵伯平，就是带着这种战战兢兢、唯恐触犯毛泽东的心态，大抓“反右倾斗争”。庐山会议是8月16日结束的，8月22日至9月10日，陕西省委召开了二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后来统称“反右倾斗争会议”。省级各部门讨论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的会议记录都印发会议，我的言论也在其中。会议前期，我是不能参加的。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传达和声讨告一段落，即将转入批判本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时候，省委办公厅通知我到会场去。我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在劫难逃，有的朋友劝我要撑住，千万不要自杀。我到会议场所以后，省委文教书记赵守一找我谈话。他说：你的发言乍听起来，有新意，仔细推敲起来，就有很大的片面性。你就在这里写一个检讨，先给我看。我在赵守一的房间，奉命写了一个又像检讨又像辩护的材料。赵守一看了一遍就加了一段批语：“林牧同志自觉地进行了深刻的检讨，请省委宣传部安排时间，让他在支部大会上作一次检查。”奉命检讨变成了“自觉检讨”，敷衍了事的检讨变成了“深刻检讨”。第二天上午，支部书记先向大会宣读了赵守一书记的批示，然后让我把检讨念了一遍。大多数党员对赵守一的批示心领神会，在我作出检讨以后，一言不发，少数几个“左”倾分子却揪住不放，上纲上线地进行批判。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早就估计到这种情况，当天下午就打电话来要我搬到会场去。张德生对我谈话说：毛主席讲写文章要有“三性”：鲜明性、准确性、生动性。我早就对你说过：我不担心你的文章不鲜明，不生动，我只担心你不准确，我要求你把准确性放在第一位。你总是喜欢标新立异，这一次又说错话了。听说你已经在支部大会上作了检讨，这样就好。犯了错误，不能闭门思过，要在斗争中改正错误。所以我要你来参加会议的斗争。我在会议结束时要做一个反右倾斗争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仍然由你执笔。

当天晚上，张德生的秘书向我介绍了第张德生保护我的经过。他说：省委常委会议讨论你的问题时，多数常委主张批判和定性，大家说：林牧已经知道庐山会议在批彭反右，还要继续发表右倾言论，性质严重。张书记说：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的几个秀才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李锐都有错误。毛主席在讲话中说：“要保护秀才”，“秀才拉不走，秀才还是我们的”。所以，除了李锐以外，其他几个秀才都保护下来了。我们陕西省只有这么几个秀才，陈元方的“论否定”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我们保不住，只能公开批判了。林牧是在内部讲了错话，我们一时又找不到代替他的干部，还是按毛主席的指示保护过关吧。这里讲到的陈元方，当时是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是陕西省的理论家。在反右倾斗争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省委宣传部部长又告诉我：“你的言论印发会议以后，有一位大学党委书记已在进行系统批判，西安师院党委书记提醒那一位带头批判者说：‘你批判林牧是否过早？’带头批判者说：‘早什么？省委把他的言论印发会议，就是发动大家批判的。’西安师院党委书记说：‘你是否考虑过，张书记能不能离开这个笔杆子？’听到师院党委书记的提示，文教组其他成员就按兵不动了。”我听到这个话，感到毛骨悚然！我自己和我在陕西省委的朋友们都认为：这一次“死定了”。师院这位老兄的城府竟然如此深沉！揣摩领导意图竟然如此到位！此后，我同带头批判我的那位朋友始终保持着亲密友谊；同师院那位党委书记在真正遇难的时候，断绝了关系。

后来，在大会批判中，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刘国声和西安市委分管宣传文教的专职常委从一平，公开提出：“林牧的言论比我们严重，为什么不批判他？”对刘国声的抗议无人回答。对从一平的抗议，主持会议的赵守一书记回答说：“林牧的情况和你们不同，他是说错话，你是反党。”从一平是一个得理不让人的“三八式”老干部，会后，他去找赵守一说：“我和林牧都是在文教组发言，他的发言份量不比我轻，为什么他是说错话，我是反党？”赵守一无理找理地说：“据西安市委同志揭发，你不止一次地说张书记（即省委第一书记）是一个‘白面书生’。”从一平说：“白面书生不是贬词，张书记的风度温文尔雅，就是像一个白面书生嘛。”赵守一无辞以对。

这次会议上，还有一位受到保护的人——原西北农学院党委书记陈吾愚。他没有参加省委各口召开的纠“左”讨论会，但在学院内部，有许多不赞成“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教育革命”的言行。西北农学院党委副书记是一个“左”派，而且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当陈吾愚在省委参加“反右倾斗争”会议的时候，副书记没有报告省委，就在该院发动党内的干部教师揭发批判陈吾愚的右倾言行。当时我已经解脱，信息很快传出去了。西北农学院支持陈吾愚的中层干部把西农批陈的情况打电话告诉我。我就报告赵守一说：“毛主席不是再次强调‘第一书记挂帅’吗，一个党委副书记不请示省委，就在校内揭发批判第一书记，这是违反党的纪律的。”赵守一要我用省委的名义给西农党委副书记打电话立即制止。后来对企图借反右倾而夺权的西农党委副书记进行了批判。这就是我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来抵制“反右倾”的方法之一。

有一天晚上，陈吾愚到我们房间谈心。他说：我们都是紧跟毛主席的。但是，在“反右派”和“大跃进”以后，主席是不是走得太快了？我们紧赶慢赶都赶不上。不仅我们赶不上，大多数干部和大多数群众都赶不上。主席不是经常强调相信大多数、依靠大多数吗？当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赶不上的时候，是否应该考虑主席的决策不对啊？我说：你今天这一席话正是我想说而不敢说的。陈吾愚是一个很有见解和风骨的知识型的老干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坚强，不像我那样脆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担任了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却遇到很多勾心斗角的事，他信念失落，精神崩溃，患了严重的神精官能症（有时精神分裂）。外界传说，他已经不能认人了。1980年冬季，我去医院看陈吾愚。我问他：“老陈，你认识我吗？”他说：“你是林牧嘛，烧成灰我也认识。”我问：“你怎么得了这个病？是不是受到交大那些上海人的排斥？”他说：“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不是软蛋，又是一把手，还怕别人排斥吗？”我又问：“那么到底为了什么？”陈吾愚才对我讲出不会对别人讲的心里话。他说：“我对我们党内你斗我我斗你，在党外不断整群众这一套做法，早就厌烦了。三中全会以后，我以为，我们党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料党内的情况仍然很复杂。我现在认识到，这不是人的作风、人的素质问题，是制度问题。我充满信心地说：“不要紧，现在有小平、耀邦在领导改革，我们的党，我们国家会一天天好起来的。”他说：“你太天真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是很难改的。恐怕耀邦也无能为力。”我又问：“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他说：“我无力回天，当年入党时是宣过誓的，我又不能叛党，只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了。”当时，我并不理解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1981年，我住在西安南郊长宁宫写文章，陈吾愚也在长宁宫疗养，由他的妻子陪伴。我每天晚饭后都要去他的房间聊天，他神志清醒，情绪正常，我也放心。不料有一天，他的妻子去王曲镇采购日用品，陈吾愚用一根带子一头拴在床栏上，一头套在自己脖子上，然后拼命使劲，把自己绞死了。疗养院的病床，只有很低的栏杆，这样自杀，是要下最大决心，承受很大痛苦的。一个有才能有远见的共产党人，一个中国一流大学的校长，就这样死了。在他死后，我才懂得，他在信仰失落又自感无力回天的情况下，要用结束自己生命的办法来实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中国有一句俗话：“在一棵树上吊死”。陈吾愚就是在信仰失落以后，还要在共产主义这棵树上吊死的人。就像中国古代那些从一而终的忠臣和烈女一样。可是，对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者，我始终保持着对他的友情和敬意，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已。

陕西省委二届十二中全会以后，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用两个月的时间开展“反右倾斗争”。当时，我除了协助省委第一书记起草文件以外，还兼任省委宣传部科学高教处处长。驻陕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运动怎么搞？我同省委文教书记商量，主张只对中央和陕西省委有关反右倾的文件进行正面的传达、学习，一般的不去揪斗新的斗争对象。因为1959年1月，毛泽东有一个批示，批评清华大学党委的“宁左勿右”。中共中央为了落实这个批示，曾经召开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陆定一、康生主持的全国教育会议，批评和纠正了1958年教育革命中一些过“左”做法。那次会后，陕西省委和驻陕各高等院校又进行了认真纠“左”的工作。现在，如果在高等学校揪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恐怕上半年按照中央教育会议精神认真纠“左”的人都会成为斗争对象了。中央和省委何以取信于人？赵守一书记一贯反对整人，对反右倾持消极态度，自然同意这个建议。可是，陕西省高教局长是一个老左派，他要在高等学校“大开杀戒”。这时，我下了狠心，干脆拔掉陕西省这一棵极左的毒根。我这一生主动整人、蓄意整人就只有这一次。

这位高教局长来头不小，他原是西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第一副局长，有很强的行政组织能力和对上级的公关能力，颇受中央教育部门和陕西省某些有权威的领导人的器重。大行政区机构撤销以后，他到陕西省担任省委文教部长兼任政府的高等教育局长。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位部长为了把对他本人和他的亲信提出尖锐批评的办公室副主任打成“右派”，采用了修改鸣放纪录的手法。例如：把“省委文教部无真理”改为“党内无真理”；把“省委文教部一些领导干部都是唯唯诺诺的人”，改为“省委领导干部都是唯唯诺诺的人”。而且在讨论定右派的会议上，排斥持有不同意见的副部长和处长参加。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和干部处副处长向赵守一书记揭发了他的这种做法。赵守一召集会议对这位部长进行了批评，并免除了他的省委文教部部长职务，让他专任政府的高教局长。可是，此人积习难改，继续打击高等学校的教师和干部。

我在准备打掉高教局长的时候，碰到一个难题：此人是老“左派”，没有“右倾”言行。响当当的“左派”当时正处于强势地位，怎么抓住他的辫子呢？恰好，他组织陕西师范学院的教师编了一本《教育学》教材，他以主编的名义署名出版，并在他所写的序言中吹嘘自己如何设计和领导编写那一本《教育学》。我看了那本书，如获至宝。因为那本书是以凯洛夫的《教育学》和东欧各国的《教育学》讲义为蓝本编写的。他的主线是人道主义、人性论和人本主义心理学。按照毛泽东的思想，那些观点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高教局长虽然是老“左派”，但却分辨不出那些观点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亲自把那本书中的“修正主义”观点摘录出来，并加以评论，送给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人。省委开了一个有高等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参加的会议，批判高教局长主编的《教育学》。高等学校的多数领导人正在担心高教局长反他们的“右倾”，参加了那个会，如释重负大快人心，纷纷起来进行揭发批判。由批判《教育学》发展到揭批高教局长一贯整人的种种劣迹。最后，陕西省委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高教部批准，撤销了他的职务，下放到师范学院去做中层干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位高教局长起来造反，指控省委文教书记赵守一和我对他“栽赃陷害”，就是说《教育学》不是他写的，是师范学院教师写的。我们把教师们的责任转嫁于他，进行陷害。他领导师院学生对省委文教书记和我进行了几次批斗，而他则被造反派结合成为师院革委会主任。平心而论，我采用反右的手段来打击危及一批先进干部知识分子的“左派”领导人，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反右倾反不倒他。但是，那位高教局长的过失，在于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弄虚作假来抬高自己。那本《教育学》，论责任是他的，论观点不是他的，何况我并不反对那本书的观点，只是利用那本书作为打击“左派”的工具。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整这个人，我后来也有内疚。

在几次反右的政治运动中，我都曾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来对付“左派”，保护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和同袍。当时，我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有一个开明、进步、一贯反“左”的支持者——陕西省委文教书记赵守一。而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又是赵守一和我的支持者和庇护者。就是这个赵守一，当胡耀邦在陕西省推行“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超前改革时，他作为省委第二书记是最坚定最得力的合作者；当万里在安徽省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时，作为省委书记处书记，他又是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合作者。后来，在他担任国家劳动人事部长时，又率先进行了劳动制度、工资制度和人事制度的改革。

1959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以检查和部署“反右倾”斗争为主题的文教书记会。会议由中央文教小组两位组长陆定一、康生主持。陕西文教书记赵守一参加，我也随行。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沙滩办公，几层楼贴满了大字报，杀气腾腾。集中批判的是理论处处长许立群、宣传处处长秦川和副处长张军。科学处处长于光远是老运动员，几乎每次运动都要受到批判，“反右倾”也少不了他。不过，于光远每次都是边缘人物，达不到戴帽子打倒的程度。因为他的言论都能从马、恩原著中找到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不同于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们的思想发展很快，常常是第二条原理修正了第一条原理，第三条原理又修正了第二条原理。“左”、中、“右”派都可以从他们的著作中找到根据。所以，在“六四”以前，我常常学于光远，从马、恩原著中寻找和引证那些具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理论根据。耀邦和胡绩伟、王若水也是这样。

在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召开的反右倾会议上，我对康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风派和极左派的面目，有了初步认识。本来，在同年一月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康生反“左”的情绪和力度，超过陆定一。他公开说：“去年一年（指1958年）我们说了一年胡话。”庐山会议前期，康生还在中宣部召开的全国理论干部训练班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教育革命”大放厥词。听到庐山会议批彭反右的消息，草草结束了那个训练班，而且不许把他的讲话向下传达。在这次讨论反右倾斗争的会议上，他迅速恢复了杀气腾腾和信口为人定性的本来面目。例如：当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介绍中宣部宣传处长秦川的“右倾”言行时，康生并不注意秦川有什么言论，却问了一句：“秦川是哪一年参加革命的？”会上有人回答：“1936年。”康生说：“是‘老战友’了，够条件了。”因为毛泽东讲过：“这次运动着重解决‘老战友’的问题。”康生就把革命资历作为一条定性标准。当甘肃省委文教书记汇报到该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吴文遴的“右倾问题”，康生插话说：“吴文遴不仅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且是阶级异己分子。”康生说：“1936年，我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吴文遴是我的学生，是一个学生队的队长。有一天晚上，他来找我谈话说：他的家庭是富农，按照当时党的政策，不动富农的财产，他家的家产却被农民分了。”康生又说：“当时，吴文遴的家乡延长县传出一个谣言，说是天上掉下一块石头，上面有几个字是‘不分田’。我怀疑这个谣言就是吴文遴造出来的。”康生这一段话实在荒谬，你有什么证据怀疑天上掉石头的谣言是吴文遴制造的呢？可是，有了康生这段“金口玉言”，甘肃省委就把“为富农家庭翻案”和制造天上掉石头不许分田的谣言等罪名，落实到吴文遴身上，把他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兼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他同30余个“分子”关在一个穷山沟，强制进行每天长达十二小时的劳动，只给吃六两粮食，几乎整死了。在这次会上，陕西省委文教书记赵守一，是康生表扬的对象，因为赵守一汇报的主要内容，是批判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元方的哲学著作《论否定》、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岳邦珣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陕西高教局长挂名主编的《教育学》。康生和陈伯达表扬陕西省委“把反右倾斗争提到理论斗争的高度了。”康生还表扬了由他约稿和定稿、由赵守一署名发表的《教育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并在大会上说：“我们的教育部和高教部还写不出这样一篇东西。”1960年，康生提名赵守一任教育部长，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没有同意，赵守一后来做了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这不能说同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无关。可是，到了赵守一协助胡耀邦在陕西省推行超前的民主改革以后，康生却点名说：赵守一这个人我了解，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从延安派出来开书店时，就是叛徒了。当时无人敢问：既然你早就知道吴文遴是阶级异己分子，赵守一是叛徒，为什么几十年都不揭发，反而要加以重用呢？后来在“文革”中，康生点名定性的有800余人。所以，中共党内许多领导干部说，同康生认识、受康生表扬，是祸不是福，说不定哪一天，他会给你编造罪名，把你从九天之上打到九地之下。康生就是这样一个毫无人性和人格的魔鬼式的恶人。对于康生在1959年一年之内由反“左”到反右的两次荒谬的表演，我得以亲见亲闻，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的“反右倾斗争”，从中央一直发展到基层，不叫“反右倾”斗争，而叫“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大辩论”和“整风整社”、“整党整团”运动，全国被打倒的干部和民众共有360万人，有的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叫“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其他分子。

不仅如此，在1958年2月到1959年7月逐步降温的“共产风”、“虚夸风”和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又迅猛升温。本来，1959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了3400亿斤，比上年下降了15%；棉花170.9万吨，比上年下降了13.2%；油料410.4万吨，比上年下降了14%。与此相反，钢1387万吨，比上年增长了73.3%；煤36909万吨，比上年增长36.7%。农业与工业同轻重工业之间严重不平衡。可是，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却认为“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会议确定，1960年的钢产量要增长到1840万吨，粮食产量6000亿斤，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会后，各地响应号召，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大办社队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千亩万亩的丰产方，大办公共食堂，大办千头万头的养猪场；同时，又大办无米之炊的代食品。把异想天开的“大跃进”的邪火烧得更大，烧得更旺。

就我个人的精神状态来说，我对“三面红旗”的态度起先是深信不疑、满腔热情、如痴如狂地拼命执行；在作了许多蠢事，碰了许多钉子以后，半信半疑，不时提出一点不同意见；到了大反“右倾”以后，我一看到无处不在的“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的几丈长的标语、横幅，就像碰上三根大棒，三堆大火，三颗核弹一样，心惊肉跳，噤若寒蝉，不再出什么点子，也不敢提出一句不同意见了。我感到无产阶级的暴力专政，已经延伸到经济、文化领域，一切工作都在用专政的手段来推动了。

就在对反“左”和反“右”我都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1960年6月，我被提拔为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当时，我的党龄还不到十年，这是省委第一书记和文教书记力排众议的结果。有人说：省委提拔了一个“右派”，又有人说：省委提拔了一个“左”派。其实，我有时公开右倾，有时“形左实右”、亦左亦右，是一个具有二重人格的两面人。不过，自觉的两面人可以左右逢源，变过来变过去都能得其所哉；被迫的两面人，却经常处于良心与党性、宽容与严酷、诚实与说谎、自由与奴役的矛盾之中，苦不堪言啊！



批习斗争

1961年夏季到1962年夏季，由于各个行业都在放宽政策，不用担心自己挨斗，也不用去斗别人了，是1952年以来政治环境最为宽松的一年。每到这种时候，我在童年和少年所养成的对中国文史的兴趣，就会复苏，就会重新拣起来，继续阅读和研究。

1962年春夏之交，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身患重病，起先医生误诊为肝炎、胆囊炎，1964年才确诊为肝癌。他到哈尔滨和大连去疗养，临行前给我的任务是：在农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等方面作一些反“左”的调查，然后带上材料到他的疗养地去，协助他起草一篇系统总结“大跃进”以来反“左”经验教训的报告。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张德生要我先到北戴河会议上去住几天，了解中央的精神。当时我们估计，北戴河会议会在继续反“左、继续放松政策的基础上，转入发展经济文化建设的正常轨道。

到了北戴河，我才大吃一惊。原来，我们把毛泽东的意图又估计错了。8月6日，毛泽东发表了“形势、阶段、矛盾”的著名讲话。接着，又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中心小组会议上，多次阐明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群的危险性，这种斗争要贯彻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他从陕西户县杨伟名等三个农村党员的“万言书”讲起（编者注：关于杨伟名等三个农村党员的“万言书”其万言书部分本书已作为附录在后，供参阅），批评以中央农村工业部长邓子恢为代表的“单干风”（未点支持邓子恢的陈云、刘少奇的名）；把彭德怀要求重新审查自己历史的8万字的上书，批评为“翻案风”；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春季提出的“五年恢复、五年发展”，“争取快准备慢”的估计，批评为否定大好形势的“黑暗风”。毛泽东还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看来，刚吃了几天饱饭又要折腾了，一场大的斗争山雨欲来。

我把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几次讲话都抄下来，带到大连，张德生迫不及待地认真阅读。第二天，德生约我出去散步，我们坐在大连老虎滩海边的礁石上，德生说：“看来，我们原定的计划泡汤了，你做了几个月的反‘左’调查用不上了。”接着，他又说：“昨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好觉。我在想：在民主革命期间，虽然我们远离中央苏区，很难看到中央文件，但是，我们的做法往往同毛主席不谋而合。因为党要生存，要发展，就不能不反对王明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特别是1956年反‘冒进’和1957年反右派以后，每当我们认为应该反‘左’的时候，毛主席却要反右。我们紧赶慢赶都赶不上毛主席。这一次，毛主席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 、两条道路斗争长期存在，提出反对‘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我又感到突然，跟不上趟。这是为什么？”德生的这一番肺腑之言，我感到很亲切，有共鸣，当时我心中的疑问同他一样，我很希望听他谈一谈怎样解决这些疑问。可是，他的答案却又使我失望。他说：“我想来想去，还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身体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实际上还是一个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民主派。”最后，德生谈到他自己解决同毛泽东思想不一致时的经验，他说：“当我发现自己思想上有了同毛主席思想不一致的苗头，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这样向下压，向下压。”他一面说，一面用力地把两只手从胸部压向腹部。张德生是一个既有普通人的良知又忠于共产党，忠于毛泽东的人。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和平人士”（有斗争性不强的意思）。周恩来对他的评价是“老实人”、“守法户”。他的肺腑之言，在当时中共多数中央委员中是有代表性的。

为什么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后一贯反右，而中共党内那些善良、宽厚的领导人如胡耀邦、赵紫阳 、习仲勋、 张德生等领导人却是一贯反“左”？这个问题，我在20世纪80年代才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因为中共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列宁斯大林主义，它本身就是很“左”的。毛泽东又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是列宁、斯大林加秦始皇，更加“左”上加“左”。邓小平在反对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说过，“纠‘左’有时就纠正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其实讲得比较中肯。

当时，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已经把我改造成为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虽然灵魂深处是一个十分厌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王国，可是，在行动上只是一个制造文字的工具。不管我思想上通不通，你说反“左”我就写反“左”，你说反“右”我就写反“右”。反正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呢！我们小人物不负责任，也负不起那个责任。没有权利就没有责任感，有多大权利就有多大责任感。这是我的切身体会之一。

我正在大连那个花园城市寻幽探胜，优哉游哉！特别是对大连图书馆一批日本人统治时期馆藏的中国国内已经失传的明代小说很感兴趣，如饥似渴地阅读。到了9月10日，悠游不成了。有一天晚上，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通过一位中层干部给张德生打来电话说：“中央工作会议正在揭发批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请德生马上去参加会议。”德生回答：“我出来养病是经过小平、彭真同志批准的，现在症状并未减轻，恐怕没有精力参加会议。”第二天晚上，刘澜涛直接同张德生通话说：“这次会议很重要，你不参加政治上有损失。”这两句话，既是关心，又是警告，德生感到形势严峻，才不得不动身去北京参加会议，我以陕西省委副秘书长的身份随行。德生一到北京饭店，先向西北小组召集人刘澜涛报到，刘向他介绍了从北戴河会议到北京会议的情况。原来，在批判彭德怀的“翻案风”时，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提出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所写的小说《刘志丹》（这部小说刚刚在《光明日报》和《工人日报》上连载），他指控《刘志丹》小说写了高岗的事迹，是为高岗翻案的。毛泽东每当提出新的论点时，总是要抓所谓“反面教材”和反面教员，来证实他的论点，何况他对刘志丹在陕 甘、宁的威信本来就不高兴，阎红彦的揭发投其所好，自然引起他的兴趣。8月下旬，庐山气候变冷，不宜于继续开会了，就把会议搬到北京，着重对陕甘红军和陕甘苏区的创建者之一习仲勋进行揭发批判。在批习斗争进入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印发了高岗后妻李力群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揭发习仲勋同高岗“密谈”的万言长信。为什么李力群的长信拖了三年才起作用？据我估计：在庐山会议上，习仲勋发言谨慎，同彭德怀的问题没有牵连，而李力群的揭发是自说自话，没有人证和物证，不能落实，因此，中共中央没有当一回事。到了1962年9月，习仲勋成了主要的斗争对象，过去那些没有旁证的揭发材料就变成至宝了。

刘澜涛要求张德生揭发习仲勋，同他划清界限。张德生向我口述了八个问题，要我帮他起草一篇发言。那八个问题是：

1.1949年春天，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新解放区的工作方针，彭德怀主张以减租反霸为中心，习仲勋坚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

2.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副主席张治中在讲话中提到蒋介石的时候，都要称蒋先生。当时西北局党报《群众日报》编辑部要修改讲话，习仲勋指示：“按张副主席原话发表，一个字都不能改。”

3.习仲勋离开西北后还经常插手西北的工作，例如，不许拆西安城墙。

4.在1961年困难时期，习仲勋要求陕西省给中央机关领导人送过几次富强粉。

5.习仲勋的家乡陕西富平县遭灾，习仲勋要求陕西省政府为富平调粮拨款救灾。

6.西北各省主要干部的任用都要征求习仲勋的意见。

还有两条，更是鸡毛蒜皮，我记不起来了。

张德生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领导干部，我又长期协助他工作，能够平等对话，在他口述了八大问题以后，我提出疑问说：这几条意见能不能站得住？新解放区的工作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是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习仲勋提出这个方针没有错，何况，我们如果批评习仲勋错了，岂不是又有为彭德怀辩护的嫌疑吗？尊重张治中，是毛主席、周总理交待的，习仲勋没有做错。习仲勋在国务院分管西北地区的工作，他过问西北各省的工作是履行自己的职权，能不能说是“插手”呢？何况，他不许拆西安的城墙，是功还是过呢？1961年，陕西为中央机关送了几次富强粉，具体工作是习仲勋办的，可是，书记处书记和副总理以上领导干部人人有份，又不是只给他一个人要的。那时，只有陕西省还拿得出富强粉，北京附近各省拿不出来呀！

张德生对我说：在重大党内斗争中，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揭发批判，我们不表态是立场问题；表态事实必须准确，不能伪造；至于分析批判，是高是低，是对是错，中央在作结论时是会考虑的。反正我又不知道习仲勋同高岗之间还有什么牵连，我只想起来这几条，你先写下来吧。

看来，张德生在党内斗争中的态度是求实而不求是，只顾按事实表明立场而不顾是非。现在，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能够判断，张揭发的问题，都不是习仲勋的错误，特别是不许拆西安城墙，为中国省会以上的大城市保留了唯一一座城墙、城楼、护城河都很完整的600年的古城，立了大功。可是，毛泽东、彭真、柯庆施那么多大人物都不听梁思成夫妇维护民族建筑瑰宝的建议，把全国的城墙，包括北京城墙和南京的石头城粗暴地夷为平地了。

张德生还给我分配了一项任务，要我认真阅读《刘志丹》小说的全文，并将其中涉及高岗的内容摘录下来。我把《刘志丹》小说看了两遍，然后把写到高岗的文字摘录了2000余字。小说中，高岗的化名是罗毅，都是在故事发展无法回避的地方让他出现，而且有意不写高岗的“出五关，斩六将”，专写高岗的“走麦城”。这分明是在贬低高岗，怎么能说“为高岗翻案”呢？我把摘录的材料交给张德生，不知他是否把那个材料送给西北组的负责人康生和刘澜涛？反正，从会议的批判发言看，积极批判“利用小说反党”的诸公，一般都没有引证小说的原文，恐怕大多数人没有认真阅读过那部小说。

接着，我又奉命研究高岗后妻李力群揭发习仲勋的万言长文。我有几点怀疑：

1.在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以后，习仲勋受周恩来的委托去给高岗做思想工作。这是一次合法的谈话，不是什么“高习密谈”。

2.就高岗和习仲勋共同创建陕甘红军和陕甘苏区的历史关系来说，高岗顶牛对习仲勋不利，自杀更不利，只有劝说高岗检讨过关才对习仲勋有利。可是，李力群揭发习仲勋对高岗说的话，全是煽动高岗不满、促使高岗自杀的言论。难道习仲勋是那样一个没有政治经验、不顾个人厉害的蠢人吗？

3.李力群揭发的是“高习密谈”。既然是密谈，李力群听到三言两语是可能的，怎么会听得这样完全、记录得这样完整，竟然可以写出一万字来呢？

4.李力群揭发“高习密谈”的要害，是“陕北救了中央”。这句话是作为习仲勋反党定性的主要根据。退一步说，即使习仲勋确实讲过那个话，也是符合事实的。当时，不到三万人的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下，且战且走，走了二万五千里，早已疲于奔命。如果没有刘志丹、高岗、谢子长、习仲勋创建的陕甘根据地，中央红军连喘一口气的地方都没有，能够保存下来吗？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的评价是：“万里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可见，他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功劳是估价很高的。过去，皇帝落了难还要表彰文臣武将和老百姓“救驾有功”。难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比皇帝还要神圣，如实地说一句“陕北救了中央”，就犯了欺君大罪，成为“反党集团”了吗？

5.李力群揭发：高岗死后，习仲勋把一支手枪交给高岗前妻之子高毅，要他为高岗报仇。这个话更加荒谬。高岗死后，高岗的子女能够进中南海吗？一只小小的手枪能够对付强大的8341警卫部队吗？如果要报仇，为什么不让住在北京同高岗关系亲密的高岗后妻李力群及其子女去报，却要舍近求远，舍亲求疏，要让同高岗关系冷淡的前妻之子高毅去报仇呢？

6.全部揭发材料都是高岗后妻李力群一人编造，没有任何旁证。毛泽东不是一再提倡“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吗？只凭李力群一人揭发，就要在会议上强迫习仲勋承认，习仲勋虽然被迫承认，但却说了一句：“具体事实有出入。”

至于《刘志丹》小说，会上的说法是“在习仲勋的授意和支持下，由李建彤炮制了反党小说《刘志丹》”。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小说是习仲勋授意和支持的。相反，有一天晚上，我到习仲勋的老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杨明轩家里去，正好遇到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弟媳李建彤。刘景范埋怨李建彤说：仲勋不让他写，我也不让他写，他偏偏要写，现在连累仲勋出了这样大的问题，其实仲勋根本没有看过稿子。杨明轩老人是西北的老教育家，中共在西北地区的领导人习仲勋、高岗、安子文、刘澜涛、马文瑞、张德生、张达志等，都是他的学生。我在延安和西安为杨明老作过秘书，去北京开会时，常去探望他。西北地区的领导人，有了什么困难和委屈，也常常向老师倾诉。

把习仲勋“反党”的问题敲定以后，康生和刘澜涛就追逼仲勋交待他的“反党集团”成员。仲勋起先说，一切责任由我承担，没有什么集团。后来逼供没完没了，仲勋只好把已经被打倒的西北干部说出来，例如：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马锡武，原内务部常务副部长王子宜，原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原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康生疾言厉色地说：习仲勋真狡猾，你交待出来的都是已被打倒的死老虎，要交待尚未被揭露的新成员。习仲勋坚持说：再没有其他人了。僵持到散会时间已过，刘澜涛只好宣布暂时休会，要求习仲勋下去以后必须认真考虑，明天上午一定要交待“反党集团”新的成员。这一天晚上，我估计西北籍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其随行人员没有几个能够睡好觉的。因为大家都曾经是习仲勋的下级，谁知道灾祸会降临到谁的头上。

第二天上午，刘澜涛向西北小组传达说：昨晚，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向恩来、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汇报，谈到“反党集团”成员问题，恩来同志说：“习仲勋这个人不老实，过去他对中央说过假话，现在他的话也不能信，不要往下追了。”听了传达，不仅西北籍的中央委员们心里放下一块石头，我们这些随行人员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因为顶头上司如果受到习的牵连，我们这些秘书和秘书长们必然是“覆巢之下无完卵”啊！

西北组集中揭批习仲勋，中南组和军队干部集中揭批彭德怀，其他小组彭习兼批。习的“反党集团”，会上确定了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三人。刘景范的罪名是他的妻子李建彤写了《刘志丹》小说。贾拓夫与《刘志丹》小说无关，大约是因为在庐山会议时彭德怀让他看过给毛写信的稿子，也许还因为在中央工作的西北干部中，他的职位仅次于习仲勋，是统管轻工业各部的国务院六办主任。彭德怀那一方受到批判的，有原总参谋长黄光诚，原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还有中国人民志愿军邓华、王平等几个司令员。由于各组都编会议简报，外组的情况，我也知道一点，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钱俊瑞揭发习仲勋的发言令我震惊。他说习对他讲过：“高岗这个同志太心急了，毛主席百年以后，不是你又是谁呢？”邓颖超马上说：“习仲勋能把这样的话对你说，看来你陷得很深啊！”我对钱俊瑞的揭发始终持怀疑态度，钱俊瑞同习仲勋没有任何历史关系，又不是朋友和老下级，习仲勋怎么会把高岗会接毛主席的班这样的话对他说呢？

会上的批判发言很普遍，连德高望重的朱德、董必武、陈毅、贺龙、叶剑英都不得不表明态度。陈毅在会上写的一首诗：“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传诵一时。不过，发言中对《刘志丹》小说内容进行分析批判的，除了始作俑者阎红彦以外，几乎没有。多数人是批判习仲勋的“反党野心”。可是，高岗所以成为“反党野心家”，是由于他要拉下刘少奇，自己取而代之，不论是否有毛泽东的授意。习仲勋在国务院当副总理，是分管日常工作的，他没有滥用权力，去干与国防、外交、内政方面的大事，更没有谋求更高的政治权力，仅仅有李建彤在没有习仲勋的授意和策划下，写了一部描述中共的功臣、元老刘志丹的小说，就能说习有“反党野心”吗？

会议结束以前，中共中央设立了对彭德怀和习仲勋的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前者由贺龙负责；后者由康生负责；刘澜涛副之。第二个专案委员会成员中有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

张德生要我代他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大意是说：在高岗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1952年，原东北局副书记张秀山曾经向我散布议论刘少奇同志的流言蜚语。我当时觉悟不高，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1954年四中全会以后才报告。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期间，我曾经给中央写信，错误地控告薄一波在财政部搞独立王国。由于我有以上错误，不宜参加审查习仲勋的专案审查委员会。这封信送上去以后，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答复：德生的问题，中央知道，不影响他参加专案委员会，他现在的职务也需要参加这个委员会。

张德生对上述两个问题长期检讨，直到1965年病危时还在检讨，认为这是他终生的内疚（后来又加上批习斗争以后，对陕西省省长赵伯平和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张策进行了过火的斗争）。我自己觉得，张德生对于他在几次政治运动中错误整人感到内疚，那是必要的，那说明他没有丧失人的良知。但是，对于事关刘少奇、薄一波的两件小事内疚终生，实在不可理解。刘少奇本人就在《论修养》中讲到“哪个人前无人说，哪个背后不说人”。听到别人议论刘少奇的缺点没有报告就内疚终生，难道告了密害了别人就不内疚了？！控告过薄一波，即使告得不对，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公民应有的合法权利。难道因为高岗反对过刘少奇信任的薄一波、安子文，其他人对薄、安有意见，就同高岗一样了吗？张德生的终生内疚，是一种惨痛的精神奴役。这也类似戴东原揭露的“宋儒以礼杀人”，共产党是“以党性杀人”。

根据我的切身体会，中共党内有些派性很强的大人物，例如康生、薄一波、刘澜涛等等，常常拿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这三个人的“问题”来打压西北地区的干部和人民，说什么“西北是彭高习的反党老巢”，“彭高习反党集团在西北流毒很深”，“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等等。因为个别领导人被打成“反党份子”（至少对彭德怀、习仲勋的打击是错误的，是冤案），就把一个地区的干部、人民以至山、川、草、木都看作异己力量，诛连了一万余人。这是阶级歧视、党派歧视以外的地区歧视，是十分荒谬和恶劣的。

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位力抗逆流，对彭德怀、习仲勋不揭发、不批判，而且在私下谈话中表示：“仲勋是个好同志。”他就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省长赵伯平。像这样坚持真理不随大流的“硬骨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只有一人。除此之外，同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一样，没有一个人敢于在批判高潮中说一句公道话。这是集体的荒谬，这是集体的悲哀！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各地与会人员都在北京过国庆节。西北的领导人回去以后，分别召开传达和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的会议，着重批判习仲勋。

继续揭批“习仲勋反党集团”的重点地自然在陕西省。从1962年10月上旬到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先召开了一周常委会议。议程是：一、传达中央会议精神；二、阅读中央会议文件和简报；三、批判习仲勋；四、联系本省实际，揭发本省有牵连的人和事。

随同赵伯平参加北戴河会议和北京会议的陕西省委研究室主任G君，是我的好友。北京会议后期，有一天晚饭后，他约我出去散步，并对我说：近来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我问：为什么？他说：赵伯平同志对习仲勋不揭不批，刘澜涛找他谈话后，他仍然保持沉默，G君劝他赶紧表态，他却说：“仲勋是个好同志啊！”G君说：他很痛苦。对伯平的态度，不揭发是政治立伤问题，揭发了，对不起多年培养自己的老上级。他问我怎么办？我当时既有私心，又有组织纪律观念。我想，我要是阻止G君揭发，他是一个党性很强的人，说不定哪一天“觉悟过来”把我暴露出来，我就要犯庇护“反党”问题的错误。想了一想，我说：这是原则问题，恐怕应该揭发，你先不要向澜涛揭发，先对德生讲一讲。G君在北京饭店对张德生讲了赵伯平的态度，在10月份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又公开揭发了赵伯平。张德生做事谨慎，在未同西北局刘澜涛商量以前，当场没有表态。G君揭发赵伯平本来就是矛盾重重，有党性同人情、舆论的矛盾，也有祸福难测的顾虑。为什么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揭发与习仲勋有牵连的人还感到祸福难测呢？因为中共党内也是人治不是法治。在党内斗争中整谁不整谁，往往因人而异，没有一定之规。赵伯平是中共在西北地区的革命元老，习仲勋是他的学生和下级，刘澜涛和张德生也曾是他的下级。如果中共中央某一位主要领导人，考虑到党内的影响，要保护赵伯平，那么，G君的揭发就会给自己招来灾祸。正是在重重矛盾下，G君在揭发赵伯平以后就精神错乱了。他骂自己“反党”、“反领导”，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停地写交待材料。张德生在同刘澜涛商量以后，决定批判赵伯平，就派我去对G君做消除顾虑的工作。我对G君说：张书记要我告诉你，你揭发赵伯平的行动是正确的，西北局和省委是支持的。G君说：“你哄我呢，张书记是钓鱼呢，你们想引诱我继续暴露反党思想呢？”我磨破了嘴皮，G君仍然不信，继续搜索枯肠写他的交待材料，例如：“1952年，我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在莫斯科伏努索伏机场，同前来欢迎的一个苏联女青年拥抱接吻。”“有一次跳交谊午会，我想把一个漂亮女同志拥抱一下，但却有贼心无贼胆”。“我想当省委常委”。“我的父亲是漏划富农”（实为上中农）等等。后来，省委把G君这些胡说八道的“疯话”，通过组织部，付之一炬。直到同年11月，陕西省委三届五次会议正式批判赵伯平，G君的神经才恢复正常。但是，从此留下了病根。一到党内斗争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紧张的时候，他就要犯病。从1962年10月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先后发病10次。医生把这种病叫做“精神迫害妄想狂”，我们把这种病称之为“阶级斗争恐惧症”。1971年7月，我和G君都在“五七干校”接受审查和改造。有一天晚上，G君突然犯病，他打着赤膊，穿着裤衩，跑出“牛棚”，跪在院子里凄厉地叫喊：“毛主席我有罪啊！”后来，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突然想起他曾经对毛泽东的某些观点发生过怀疑，感到很严重、很痛苦，就跪在院子里，向毛主席请罪了。他确实做到了“狠斗私字一闪念”，然而这是多么残酷的精神奴役啊!1964年，陕西省委副秘书长M君，和G君同时发病。他们同是“精神迫害妄想狂”，表现形式却不一样。医院把他们两人安排在一间病房，两人常常发生矛盾。M君一进病房就要关门关窗，并在病床下面检查，看有什么人躲在暗处害他。G君一进房间就要开门开窗，唯恐别人说他关起门来搞什么反党秘密活动。医院只好把这两个患者分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M君又犯了病，引起并发症，不治而死。

在批习斗争中，陕西省委批判的另一个领导干部，是省委书记处书记、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张策。张策虽是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在陕甘红军中的老战友，但他同高岗反刘少奇和《刘志丹》小说等问题并无牵连。陕西省委批判他的是“翻案风”，翻1959年1月陕西省党代表大会上批判西安市委分散主义的案。可是，省委批判西安市委分散主义是错误的，因此，陕西省委借批判习仲勋的机会，反对张策的“翻案风”，据我看是打击报复行为。

1962年11月上旬，省委三届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开幕，主要议题是揭发批判“习仲勋反党集团”。在讨论传达报告时，大多是众口一词，对习仲勋进行口诛笔伐；可是，只表态不揭发具体问题的大有人在，个别人还公开提出异议。例如：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副院长、秦腔音乐家王依群说：“中央有些领导同志（指刘少奇）把习仲勋等人说成是青红帮、哥老会、流氓。习仲勋作了7年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难道我们是在流氓领导下取得西北五省革命胜利的？”大会进入联系实际揭批陕西的问题时，会议长期沉默，有人明确表示不知道会议的风向，就是说不知道上面要求揭发谁。省委指定两个常委把省委常委会揭发赵伯平、张策的问题向大会作了介绍，大会才把斗争矛头指向张、赵两人。这就是当时的“党内民主”！揭谁，批准，都是自上而下确定的。上面要揭批的，下面不揭不批不行；上面不许揭批的，下面想揭批也不行。

陕西省委三届五次会议开会之前，调来习仲勋一位老秘书T，专门揭发习的问题。T写好长篇发言材料以后，先征求他的老友、省委常务书记赵守一的意见。赵守一看了材料，提出两个问题请他考虑。一个是，T揭发习仲勋曾将中共中央一份绝密文件让他抄写一份送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另一个是，有一个戏曲演员在一天上午拜访习仲勋，这个演员走后，T秘书发现习的床上有污血。赵守一就前一个问题说，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你可要实事求是呢！假定习仲勋要给苏联驻华大使送文件，为什么不用照相拍摄原件，却要你抄写一份，你抄的是否原件，难道人家不怀疑？就第二个问题说，你说的那个戏曲演员，是科班出身，从小就在剧团练功，处女膜早就破裂了，不会有血的？T秘书当时接受了赵守一的意见，删掉那两条揭发材料。可是，在“文革”中批斗赵守一时，他又举出这两个事例，来指控赵守一阻止他揭发习仲勋。T秘书在大会上的公开揭发也很恶劣。他虚构了一些习仲勋不可能对他说的话。例如：他说高岗自比中国的斯大林，习仲勋自比中国的马林科夫。他画了一张表，把国务院一些并非西北籍的副秘书长、副部长、办公厅主任以至处长、秘书都打成所谓“西北帮”，唯独没有他自己，因为据说他是“受习仲勋排斥的人”。以上所有诬蔑习仲勋反党、里通外国、拉“西北帮”等不实之词，在1978年都被否定了。

西北其他省、区也揭批了一批习仲勋的老下级，例如：甘肃省揭批了常务副省长霍维德等人；宁夏揭批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李景林和副主席吴生秀；青海省揭批了常务副省长张国声等人；新疆自治区揭批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武开章和副主席杨和亭、吕剑人。这还只算省一级领导干部，一级一级上挂下连的结果，全西北株连了一万余人。其中还有一些普通老百姓。例如：习仲勋的家乡陕西富平县淡村，习仲勋闹革命时的根据地陕西三原县武字区，赵伯平的家乡陕西兰田县赵家村，都被打成“反党老巢”，全区、全村的民众都受到株连。习仲勋家是中农成份，上升为反动富农；赵伯平家原是中农，上升为恶霸地主。

不仅为《赵志丹》小说提供过素材的人受到株连，而且一切编写过刘志丹、谢子长及其他地方性革命历史的文章、书籍、歌曲、电影、戏剧、画册的人都受到株连，似乎不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革命，都不能说、不能写、不能画、不能唱。

所谓习仲勋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批习斗争中，着重揭批习的“反党”问题，对于路线问题，只是肯定了习仲勋在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中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1963年，以刘澜涛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西北各省全面地清算和批判彭德怀、习仲勋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前后两个西北局在称谓上有区别）书记时的路线和工作。全面清算的内容集中反映在1964年在西北局书记处常务书记王林领导下，由陕西省委办公厅起草的《关于彻底清除彭高习反党集团流毒》的文件之中。我没有参与文件的起草工作，但却看过文件的内容。虽然建国前后我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同彭、习都有过接触，但是，我当时的任务是协助副主席场明轩先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对于西北局全局性的路线和政策了解不够。看了1964年那个全面否定彭、习的文件，我才懂得，所谓“彭习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实比毛泽东社会改革中的路线、政策宽厚温和，是有人道主义和求实精神的，它大大减轻了毛泽东“左”倾路线对人的伤害，是有胆有识，难能可贵的。

一、关于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

毛泽东根据他在江西一带的调查，曾经提出地主富农户数应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六、七、八的控制数字，这个数字后来成为全国土地改革的经典指标。

毛泽东提出镇压反革命的方针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并提出镇反杀人的控制数字，“应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一”。

1949年8月4日，习仲勋作了“关中新区工作方向”的讲话。他根据西北局研究室和陕西省委研究室100余份调查材料指出：“关中农村土地不很集中，地主占农村户口不到百分之一，加上富农共占百分之六左右，共占土地百分之二十左右；中农占农村户口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占土地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他认为农村人民的主要敌人，不是一般地主、富农，而是“互相结合的恶霸、特务、土匪组成的农村中最主要的反革命残余势力”。他提出：对地主的“斗争方式，最基本的是说理斗争，并须与人民法庭的审判相结合。”“对于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要领会其精神，……但不能抄袭那一时候的一切斗争方式。”1951年8月22日，他在关于甘肃土改的讲话中又说：“放手是放正确之手……不能放错误之手，乱打人，乱斗争，乱没收，降低或提高成份等，这些都是错误的。”

关于“镇压反革命”，习仲勋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西北地区有民族和宗教问题，应该更加宽大，建议在西北把镇反方针修改为“宽大与必要的镇压相结合”，建议将杀人指标减少一半，减为占总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毛泽东批准了习仲勋的请示报告。后来，在实际执行中，西北地区的杀人数字在千分之零点四左右。这就是说：西北比全国其他地区少杀了60%的人。在西北局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在四川把保长以上的敌伪人员都杀了，我们西北对保长一级基本上都没有杀。习仲勋不好指责邓小平等人在四川的作法，却找了一个借口说：四川的保长多半是胞哥，可能杀得多一点。看来，习仲勋当时是违心地为四川辩解，难道“胞哥”都该杀吗？

二、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和剿匪、镇反运动。

1952年5月4日，习仲勋在《关于西北地区土改和统一战线、民族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去进行改革。”他提出具有独创性的政策是：除了“通过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自觉”和由“本族群众为生去做”以外，“首先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上层人士的同意和赞助。”他要求用“改得和平些”和其他必要的妥协，去换取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赞助。他还规定了几条政策界限；“游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恶霸，不清算；半农半牧区暂不土改；严格保护畜牧业，牧畜一律不动；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动；清真寺拱北、教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

当时，王震担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邓力群是常委兼宣传部长。他们在新疆的剿匪、平叛、土改、镇反中提得很“左”。虽然王震并没有把习仲勋放在眼里，但是，习仲勋对他也敲过警钟。例如：1951年4月13日，西北局给王震发了一个电报，对新疆省人代会讲话初稿，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报告中说：“这次省人民代表会议的多数代表是由选举产生的”，应改为“是由各地区、各群众团体、机关、干部选举产生的”，以区别于将来更广泛的人民群众直接选举。这个修改意见，既说明当时的选举不是公民普选，又说明习仲勋的主张是，人民代表将来是要进行公民直接选举的。

（二）镇压反革命项内，“首先在军队及政府机关中发动民主检举运动”一句可以不要；镇反对象中可不提“大回族主义”。由此可见，习仲勋不赞成在军队和机关中检举“反革命分子”，因为新疆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都是和平起义的，如果在军队和机关中检举“反革命分子”，会伤害许多起义人员。习仲勋也不赞成把“大回族主义”作为镇压对象。

（三）“克服民族主义倾向”应改为“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倾向”。

1952年，毛泽东发现了王震在新疆实行“左”倾政策的危害，派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去新疆加以纠正，并撤换了王震和邓力群在新疆的职务。王震和邓力群对习仲勋始终耿耿于怀。

特别值得赞扬的是：习仲勋和平解决少数民族暴动的开明和高明的做法。

上世纪50年代初期，甘肃省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回民暴动，一次暴动占领了甘东的中等城市平凉；另一次，解放军伤亡近2000人。怎样处理呢？习仲勋认为用武力镇压的办法不行，他在争取到伊斯兰大教长马震武的支持后，请伊斯兰教上层人士组织代表团，通过谈判，和平地解决了争端。青海著名的千户项谦，一再发动暴乱。青海省的军政当局准备派五个团去镇压。习仲勋说：绝不能打，藏民是游牧民族，游而不定，你把军队开去，他就跑散了，军队一走，他又集合起来暴动。他给当时的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说：不能打。请喜饶嘉措大师去做工作。喜饶嘉措是藏传佛教的经师，藏学大学者，中共把他安排为青海省政府副省长。果然，喜饶出面劝说，多次暴动的项谦就不再造反了。后来，毛泽东在中南海当面表扬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请诸葛亮厉害。”因为毛泽东讲过这个话，后来被传成：习仲勋对项谦十擒十纵。其实，没有十擒十纵，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习仲勋这些受到毛泽东赞成和赞扬的宽容明智的政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都变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罪行，受到长达十余年的清算和批判。在1964年到1966年上半年的“四清”运动中，西北各省、区都进行了土改镇反的补课，补划了一大批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西北各省复查的结果是：“四清”运动中补定的反坏份子，基本上全错了。所谓“土改、镇反不彻底”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习仲勋的土改、镇反和剿匪路线是正确的。

l林牧自传：昭昭日月（三）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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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百日



六十六年前（1898戊戌年)，一场变法，从政治——提倡官民上书言事，改定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从经济——倡办各种实业，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发展，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从文化——普遍邾立学堂，准许创立报馆、学会，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全面革新，为旷世为有。

六十六年后，现今可查的中国改革第一线曙光初现西部，也许是因了地方之穷，穷则思变。一场被林牧称之为“百日维新”的地方超前改革运动在中国的西北省份陕西发动。它的主旨其一：解放思想；其二解放人；其三放宽政策；其四搞活经济；其五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颠倒过来。亦为共和国所未曾先例。

至1898年9月21日，到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胡耀邦则自1964年12月30日到任陕西，至1965年6月20日离开陕西，先后在陕200天，其中实际工作时间正好100天，百日尔！

历史的巧合令人深思，林牧先生直接辅佐胡耀邦所进行的这一场超前改革正如林先生所言，是他心目中的“又一次‘百日维新’”。在世人则看，地火之奔突。

6月20日，胡耀邦被迫弃陕而去，登机时，叶剑英元帅说了一句大有深意的话：“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

至此，林牧先生见证了胡耀邦在陕西超前改革的全部过程。



我在胡耀邦超前改革中的遭遇

我这一生，经历过十几次政治运动，有时整人，有时被整，后者多于前者、重于前者。而我所参与的自觉性最高、受到的打击最长最重的运动，莫过于参与胡耀邦的超前改革及其以后十余年的灾难。

1964年冬季，胡耀邦初到陕西主持工作的时候，我和他素昧平生。据耀邦从共青团中央带到陕西的秘书戴云后来告诉我，耀邦知道我并让我协助他做事，有一段戏剧性的故事。

耀邦到西安以前，中共中央西北局曾经发布一个《党政干部十条规定》。这个规定中有一条是：清理干部家属中的地、富、反、坏分子，要求这些人离开机关宿舍回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其实，干部家属中的地主、富农，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就已经改变了阶级成份，而且丧失劳动能力，农村不愿意接受，他们才被子女请求组织批准后接来瞻养。可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来，过去已经改变阶级成份的人，并未经过重新戴上帽子的程序，忽然恢复了五类分子的成份，要被加以清理了。我的年过七十的老母也是清理对象，被我送出机关和我的弟弟同住。除我之外，省委书记和中层干部中还有一批同我的情况相似的干部。

耀邦是1964年11月30日到陕西省委的。第二天，省委办公厅送给他的第一份文件就是省委机关清理干部家属中五类份子的报告。耀邦有些纳闷。他对戴云说：我初到陕西，需要了解全省的重大情况。为什么别的文件不给我送，偏偏要送这样一个鸡毛蒜皮的文件？后来，耀邦同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谈话时提出这个问题。赵守一把那份文件要来一看，就指着文件中提到我的那一段话说：“问题可能出在这个人身上。”耀邦问为什么？赵守一说：此人有南方人的才气，又有北方人的胆识，加上记忆力特别好，被称为“活字典、活档案”。大概有人怕你用他，先给你送来这份材料，要你知道他的家庭出身不好。耀邦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招人忌妒的人大概有些本事，我倒要试一试看，后来耀邦又在无意之中问到马列一些观点的出处和原文，我一般都能够回答。从此，我就在耀邦身边工作，参与了他所发动的超前改革。凡是见于《胡耀邦的超前改革》正文中的事情，本文不再重复了。



[编者注：鉴于文字完整之需，根据林牧先生上述“凡是见于《胡耀邦的超前改革》正文中的事情，本文不再重复了。”一说，我们在此特将林牧先生原文《胡耀邦的超前改革》插入下面，以求阅读之完整。见谅！]



胡耀邦的超前改革

1、严峻的年代

2、受任于危难之际

3、解放思想、解放人

4、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5、说了就干、雷厉风行

6、在四面围剿中

7、忍无可忍的反驳

8、莫完莫了的缺席裁判

9、“文革”中的“西北三家村”

10、“耀邦瘦了、陕西肥了”



严峻的年代

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我国大陆大抓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思潮一浪高过一浪。1963年5月和9月，中共中央先后制订了“前十条”和“后十条”，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在全国范围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好准备。1964年9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同前后两个十条相比，修正草案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更严重了，并提出“民主革命补课”和派工作队领导运动的问题。10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当时的华北局书记李雪峰给刘少奇的信。批语中指出：“应及时提出反对右倾的问题。”还要求对所谓烂掉了的地区和单位的领导机构进行夺权斗争。

在城市，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五反”运动，也发展成为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城市社教运动。

从1963年11月到1964年6月，毛泽东主席先后对文化部和各文化艺术团体进行了多次尖锐的批评，最后一次，批评他们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文化部和各文艺团体进行了两次整风，并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家、学者进行错误的点名批判。

1964年2月，毛泽东主席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

“三和一少”是王稼祥提出的，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和，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要和，对发展中国家要和，以及少强调斗争。“三自一包”是邓子恢提出并得到刘少奇等领导人赞同的“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

从1963年9月到1964年11月，中共中央又通过党报、党刊发表了“批判国际修正主义”的“一评”至“九评”。

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全国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在1964年冬季就初步形成了。

当时的陕西省，除了全国性的“左祸”样样俱全以外，还多了两顶大帽子，即：“彭、高、习反党集团流毒很深”，“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彭，指彭德怀。他曾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野战军司令员；高，指高岗；习、指习仲勋。高、习是陕西人，又曾长期在陕、甘、宁地区闹革命和担任领导职务。以上这三个人被打成“反党分子”以后，陕西省就被看作他们的“反党老巢”；在他们领导与影响下进行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就被看作“很不彻底”了。在1978年冬季主持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的王任重认为：在社教运动期间，陕西省“左”的程度和恶果超过全国任何其他省份。举一些例子来说，1964年，陕西全省逮捕6470人，拘留5000余人，共11500人，平均每天抓30余人，高于全国其他各省。受到开除公职处分的干部和教师1450余人，是1963年的3.3倍。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党员3200余人，是1949年以后最多的一年。以上这些处分，大部分集中在当年的第四季度。社教试点县——长安县区级干部受处分的占45％，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撤换的占76.2%。长安、延安、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县共清查出应退赔现金813万元，平均每个农村基层干部应退赔183元，比陕西省当年人均国民收入122元多61元。三县在批判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非社教试点的一般地区也发生浮动乱斗现象。中共西安市委有一个报告说，全市共查处投机倒把分子9500余人。陕南的凤县社社都反了普通农民，有些生产队户户要退赔，卖柴、卖菜、卖鸡蛋以至当保姆的收入都被看作剥削收入、都要退赔。对贫下中农代表，要查三代和五夫，即：舅父、姑夫、姨夫、姐夫、妹夫。长安社教中还创造了“围攻根子”的作法，即：把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放到群众中去进行揭发和批斗，揭发不出问题，又经得起批斗的考验，才能成为可以依靠的“根子”。

对所谓“有问题”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学生侵犯人身自由的现象也很严重。省上用“隔离审查”的名义把一批未作结论的厅、局、处长投入变相监狱。地区和县用“集训班”的形式，对一批干部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审查。在基层，限制干部、教师、工人、农民、学生的人身自由，就更不在话下了。省文化局所属单位和陇县等地，都发生社教中乱打人的现象。一些高等学校在学习“一评”至“九评”中，联系实际批判学生中的“修正主义”思想，西安市有九名大学生因此自杀。有些中、小学在学生中“树立贫下中农优势”，搜索和批判所谓“小地主”、“小富农”、“小资本家”，一些中、小学生被逼得自杀或逃亡。

中共陕西省委还设置了以文教书记挂帅的“思想战线指挥部”，下设“清理反党党史小组”、“文艺批判小组”和以“批修”为内容的理论学习班。“清理反党党史”是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清查《刘志丹》小说发展而来。起先还只清查为《刘志丹》小说提供过素材的人和单位；继而清查一切有关刘志丹、谢子长等陕、甘红军创建者们的故事、诗歌、戏剧、回忆录；最后清查到除了毛泽东以外反映一切中共领导人和烈士事迹的文字材料，似乎除了毛泽东以外一切地方性的革命活动都有罪，都不许写，不许宣传。“文艺批判组”，除了批判中央提出的“毒草”作品和学术文艺观点以外，还要批判本地的“毒草”作品和作者，例如：长诗《刘志丹》、电影《桃花扇》、戏剧《游西湖》、《赵氏孤儿》、《卧虎镇》、《破宁国》、《蟠桃园》以及“反党画”、“反党歌曲”等等。全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马健翎在批判中自杀身亡。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柯仲平在受到清查时含恨猝死。关中画派最杰出的画家石鲁精神失常。“理论学习班”集中训练高等学校和党干校的政治课教师，大部分教学骨干都受到所谓反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党政机关的政治空气也很紧张。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党政干部的十条规定，要求党政干部清查阶级成份和阶级立场；要求清理住在机关的干部亲属中的地、富、反、坏分子，把他们遣送回原籍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尽管这些人早在1956年就已经改变了成份，而且大多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农村不愿意接受。接着，又对党政干部按当时的“左”倾政治标准进行摸底排队。陕西省委的“左派”领导人在1964年冬季进行过两次排队。第一次排队结果是：省级各部、委、厅、局和各地委、行署、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烂了和有严重问题的占46%。第二次排队时，这个比例上升到60%以上。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省的生产建设在全国范围居于中间偏上的序列。在“大跃进”运动中，由于陕西省的领导人较为稳健，虚夸风和“共产风”相对来说要小一点。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人，不像有些省数以十万、百万计，而是数以千计。最困难的1961年，还给甘肃省调拨少量粮食。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于“左”倾指导思想比其他地区危害更烈，陕西省医治“大跃进”创伤的经济恢复工作进展缓慢。1964年，全省2099万人口的社会总产值只有51.3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3.88亿元，农业总产值18.35亿元。粮食总产量57亿元，棉花总产量6.64万吨，国民收入总额25.51亿元，人均国民收入122元。农村多种经营和集市贸易都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耀邦亲自调查过距离西安市只有几十公里的兰田县一个生产大队，400户社员只养了25头猪。

总之，三秦大地万马齐喑，人人自危，民生凋敝、百业萧条。这就是胡耀邦同志初到陕西时面临的一幅紧张凄惨的图景。



受任于危难之际

胡耀邦的前任——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同志长期患病，到1964年冬季濒临病危。中共中央于1964年11月16日任命胡耀邦代理张德生的工作。

耀邦在陕西省进行的超前改革，是从他的长期经验和感受发展而来。早在1950年，耀邦以18兵团副政委的身份转到地方，担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和川北行政公署主任，积累了从事地方工作的经验。在共青团中央的十年中，耀邦就关心全局工作，重视调查研究，当时他已经走过全国的600多个县、市。有一次，从莫斯科回国，他不从天上飞，也不在铁轨上跑，而是坐着汽车穿越苏联的中亚地区和中国的西北、华北回到北京。1962年6月，耀邦报名到基层蹲点，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他对生产和社教运动的感性经验，是在湖南、湖北、陕西等地逐步形成的。他个人的主观条件是：坦荡率直，求真务实；善良、正直，刚毅果断，敢作敢为；富有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加上他勤学好问，善于思考，知识渊博，思如涌泉。耀邦这样一个人，来到一个“左”祸最烈的地区，可以说是最渴望解放的人民适逢其会地遇到一位最了解人民疾苦和敢于解放人民的领导人。一场超前的民主改革，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了。

耀邦是1964年11月30日晚上到西安上任的。那一天，西安的天气也同政治气候一样，是乌云压城城欲摧，同时正遇到省委常委星期五的例会。本来，从1964年8月以后，西北局就指定一位“左”得出奇的书记处候补书记W君以帮助工作为名坐镇陕西省委。每次省委常委会议，由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主持，由W拍板作结论。当时陕西省一些干部估计W君可能要作陕西省委的第一书记，大多提心吊胆，不料，中共中央却把胡耀邦派来了。邓小平同耀邦谈工作时，只是要求他“团结陕西干部搞好工作”，未作其他交待。

那一天，省委常委散会后，西北局W君到省委小灶食堂吃饭。饭后，W对省委副秘书长白君说：“咱们到咸阳去，今天晚上不回来了。”我有些纳闷：今晚耀邦要来，他对陕西人地两生，W君主持陕西省委的工作，理应去车站迎接；就是不去接，也该留在省委，同耀邦商量交接工作的问题以至安排他的生活。为什么迟不出去早不出去，偏偏要在耀邦到职的这一天跑到咸阳去？是不是要给耀邦一个下马威，表示我不欢迎你胡耀邦呢？我所接触过的极左分子大多狭隘、自私、诡计多端，喜欢拉帮结派，排斥和算计那些善良、正直的同志，所以我习惯于观察和描述他们“诚于中、形于外”的细节。胸无城府的胡耀邦是没有我这样的习惯的。

12月1日，耀邦去西北局报到。第一书记L对他说：“你搬到西北局来，不要住在省委。我们是革命派，他们是××××派。”（四个×见之于耀邦的原始记录，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耀邦说：“我的主要工作在省委，还是住在省委便于工作。”L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要他找W谈。W向耀邦介绍陕西的阶级斗争如何严重，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流毒如何深广，干部队伍如何不纯，并且指名说：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和常务副省长刘邦显是陕西右倾势力的代表人物。

耀邦初到陕西，弄不清山有多高，水有多深。他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讨论“陕西省的农业生产为什么上不去”的问题。

我第一次见到耀邦，是1964年12月3日。那一天，耀邦第一次主持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议。他身上披件旧军大衣，手上捏着点燃的纸烟，身边跟几位大干部、小干部，一边高谈阔论，一边大步流星地走向省委会议室。常委会议开始，耀邦没有讲多少客套话就进入正题。他不像其他老谋深算的领导干部那样，初到一个地方只听不说，令人莫测高深；而是同大家一起，侃侃而谈。

在这次常委会议以后，耀邦还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调查会，最后讲了他的看法。他说：陕西省在“大跃进”中的“虚夸风”、“共产风”不像其他地方那样严重，生产受到的破坏比较小，但是，农田基本建设也上得不快；在三年调整时期，工业下马过头，特别是基础工业和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下马过头；以致经济恢复的物质基础，不如先进省份。

至于主观上的原因，耀邦指出：“领导生产因循保守，小手小脚。”指出：“陕西有一股保守势力，压制一切新鲜事物。”指出：“公购粮负担过重，陕西人老实，不会向中央叫喊。”谈到社教运动，耀邦未作全面估价，先提出几个具体问题，就是：“捕人多了一些；‘双开’（既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多了一些；面上夺权斗争打击面宽了一些。”

在这次讨论中，由耀邦提议，陕西省委和省政府作出以下几项决定：

1、捕人暂停；

2、“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

3．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

4、省、地、县三级抽调干部到农村基层，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5．将1965年的粮食征购任务，由17亿斤减为14亿斤（ 对这个问题，耀邦亲自给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写报告。报告说：先退下来，让农民休养生息，缓过气来，今后会给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6、向国务院申请，在陕西建设第一批年产7.5万吨的五个小化肥厂；

7、向国务院主管部门申请，1965年给陕西省增拨化肥3万吨。

前四条，省上立即执行；后三条，很快就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广大干部和农民奔走相告，齐声叫好，他们把解放干部、减少购粮、增加化肥和派出二万多名干部下乡称之为“四喜临门”。可是，这几条措施，上级一些领导人不以为然，他们尤其反对捕人、“双开”和面上夺权斗争暂停，把它们概括为“三个暂停”，后来又加上文艺批判、学术批判暂停和打击投机倒把暂停（这一条其实是复查不是暂停），变成“六个暂停”，作为耀邦“大刮翻案风”的罪名之一。有些人甚至把减少购粮和增加化肥也当作“物质刺激”来批判，真是逻辑混乱，匪夷所思！

耀邦在陕西做工作十天左右，就到北京去参加全国人代会和制订《二十三条》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去了。



解放思想，解放人

在1965年1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主持制订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和“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的指导思想，并且加上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二十三条》提出了“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重申了“政治、军事、生产、经济四大民主”；提出了“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要让人家把想说的话说完”；提出了反对“人海战术”和“神秘化”等等较为宽松的具体政策。胡耀邦同志本来就对党内的“左”祸深恶痛绝，本来就有一套进行民主改革的思想，只是在共青团中央没有机会施展，到陕西任职以后，他第一次得到在一个省的范围独当一面的机会，就对《二十三条》作了符合民意的人道、民主、求实的解释，先后提出“解放思想、解放人”和“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两个施政纲领，进行了超前的民主改革。

中共陕西省委传达和贯彻执行《二十三条》的会议，于1965年1月18日到28日在西安丈八沟招待所举行。耀邦于1月22日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并在会议前后，向西安的大学师生、中学教师、新闻界、文艺界、驻陕部队和民主党派作了宣讲《二十三条》的讲话。这些讲话的基本精神，就是“解放思想，解放人”。具体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的十二条。

一、解放思想

耀邦在大小会上反复说：“现在有不少干部思想不解放，精神不振作，五心不定，束手束脚；甚至整天愁眉苦脸，提心吊胆，挺不起腰杆；在会上不敢讲话，勉强提一点意见，吓得面无人色。这样的精神状态怎么能够把工作搞上去？要教育干部解放思想，消除顾虑，立大志，鼓干劲，往前赶，向前奔。”

解放思想的内容和方法，就是下面提出的观点、政策和措施。除此之外，耀邦还提出“不强求统一”。他说：“情况这么复杂，总的工作原则必须一致，方针政策上统一于《二十三条》，具体做法允许各地、各单位参差不齐，不去强求统一，不能要求省委规定许多具体杠杠。这样就解放思想了。……领导一解放，大家都解放了。”

二、主要反“左”

《二十三条》在反倾向斗争那一条里，只是说：“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在讨论中，许多干部提出：“看不出当前主要反对什么倾向？”耀邦明确回答：“在目前主要是反‘左’。”

三、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是学习片言只语，不能样样突出政治。

耀邦不赞成林彪提倡的学习毛主席语录，不赞成样样突出政治。他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学习毛主席思想，不是学习片言只语，而要全面领会，活学活用。”下面有一段话，我们在整理记录时怕耀邦闯下大祸，建议他在正式印发的稿子里删掉了，现在把它恢复过来：“我不赞成学毛主席语录。因为毛主席的话，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针对一定的问题讲的、语录，把历史背景和针对性抽掉了，只留下几条干巴巴的结论，光学语录不学原著容易助长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这一段话在速记稿和讲话录音中可以查出）在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中，耀邦还风趣地说：“不能样样事情都突出政治，政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譬如：游泳的时候就要突出鼻子，不突出鼻子就会被水淹死。”

四、对阶级斗争情势，要进行具体分析，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多少说多少。

耀邦在西安交通大学和驻陕部队的讲话中说：“大学里有什么阶级斗争？”“军队里有什么阶级斗争？”“学校里、军队里的坏人不过有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几。”后来有人批判耀邦“用缓和阶级斗争的办法去抓生产”；或是说：“对阶级斗争原则肯定、具体否定。”这些话都说得不错。耀邦本来就不承认什么“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本来就不赞成人为地“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他要求如实地分析和对待阶级斗争。在那些迷信阶级斗争的人看来，他就在“缓和以至否定阶级斗争”了。

五、社教运动是要教育人，不是要整人。

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最主要的办法是什么？就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重新教育人，改造人。”他又说：“惩办是个必要的不可少的方法，但惩办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改造。改造社会。”

耀邦还讲到几天前的一个故事。2月15日，耀邦在共青团中央一次会议上宣讲《二十三条》，有一位17岁的女青年黄国玉递条子说：“我很讨厌我的家庭，我的父亲是花岗岩脑袋，改造不了。”耀邦说：“你爸爸现在大概是花岗岩脑袋，花岗岩下边是什么石？”黄国玉答不上来。耀邦接着说：“是石灰石，比花岗岩软了一点；石灰石下边是什么？是页岩。页岩下边是土壤，越来越软了。他那么顽固，你就顽固地做工作，可能会做好呢。”

六、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变质、做官当老爷”。

耀邦也讲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他给“走资本主义道路”下了一个定义，就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变质、做官当老爷”。这样自然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领导干部中的腐败分子和官僚特权分子，而把工作中的不同观点排除在外了。如果社教运动和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按照这个目标去搞，而不是反对什么“修正主义路线”；同时采用文明的符合民主和法制的方法，说不定会搞好呢。

七、抓关键，向前看

耀邦主张抓关键，抓大事，不抓细枝末节、鸡毛蒜皮。1月29日，他在陕西省和西安市文艺工作者大会上说：“要分清什么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什么是具体工作和生活作风上的缺点。不要把缺点当做道路问题。大题不做不对，小题大做也不对。”讲到这里，他顺手拿起一只有缺口茶杯说：“缺点、缺点，只是缺了这一点。这个茶杯还可以用嘛！我们不能因为它缺了一点就把它扔了。”

为了抓关键和解放大多数被整的人，耀邦提出“四个不反”和“六个不查”。“四个不反”即：“不反社员（一般农民）；不反工人；不反学生；不反一般干部。”“六个不查”即：“不查一般阶级成份；不查一般男女关系；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农民中的瞒产私分和小偷小摸；不查市场上的小额交易。”当时，到处都爱抓男女关系问题，1月19日和20日，耀邦对大学师生和中学教师说：“查什么男女关系？男女之间就是有关系嘛！我们反对的只是道德败坏。但是，事实没有搞清楚的不要主观臆断。领导干部道德败坏影响到党的威信的，要检查、批评甚至处理。社员、工人、知识份子中的男女关系问题，一般不查，主要是教育问题。”

耀邦还提倡“向前看”。1月22日，他在省委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很丰富。我觉得重要的，对实际工作有巨大意义的有两条：一条，什么事情都要加以分析；一条，领导大家向前看。”他说：“许多事情，从时间上来讲无非是三个：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事情，有些弄不清楚，我的意思停下来。不要争了，因为有些情况讲不清楚，留下来，等待历史去解决，恐怕更稳妥。”

耀邦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左”倾份子老是纠缠和夸大历史旧帐，什么“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流毒”呀，什么“土改、镇反不彻底”呀，什么“查三代查五夫”呀！仅仅一个习仲勋问题，在西北就株连了一万余人，而彭德怀、习仲勋本人都是冤案，受到株连的人更不用说了。耀邦提倡“向前看”，就是反对翻那些是非颠倒或是非难分的历史旧帐，留待历史去作结论。

八、维护人权、尊重风俗人情

在1964年秋冬的社教运动中，对于一些被认为有问题但却没有查清定案的干部和群众，采用了“隔离审查”、“集中训练”和短期限制自由等侵犯人权的错误做法。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到处搞隔离，搞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他说：“华县一个女学生来信说，省上有位处长把她软禁了三天，逼她承认乱搞两性关系。你把人家软禁起来，你犯法嘛，你违犯宪法、私自捕人、私设公堂，怎么能这样干？”他说：“现在集中训练的人，不要虐待他们。《二十三条》给他们看，让他们讨论。不要搞监视，不要当犯人看待。年假要照例给他们放假回家。怕什么呢？就是犯了严重错误也不怕嘛！你放假让他们和老婆、孩子团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老婆、孩子的问题，人民也不同情。”他还说：“严禁打人，严防逼供信，也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做法和其他形式的体罚。说群众都主张打人，我不相信。”耀邦这样的话，讲了不止一两次。耀邦讲话以后，全省受到“隔离审查”和“集中训练”的人都不再受虐待了，其中大多数人被放回家去，同亲人过了一个团圆的春节。到了二月中旬，除了有叛徒、特务嫌疑的人以外，各地的“集训班”都解散了，打人的事件也不再发生。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农民得到了解放。

当时，左倾分子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不许吃好东西，不许拜年、送礼，不许闹花灯、社火。耀邦在春节座谈会上说：“过革命化的春节，不错。什么叫革命化？不是吃棒子面才算革命化。我们主张不要大吃大喝，但还有中吃中喝、小吃小喝嘛！他有点积蓄，过节多买点肉，娶了媳妇，多买一点东西，有什么不可以？大家忙了一年，节日看看朋友，走走亲戚，送点礼也可以，不算错。只要不拿国家的东西就行了。”

这一年的春节，本来是会空前凄惨冷清的。耀邦从政治上解放了人，又从生活上解放了人，才使陕西人能够“欢欢喜喜过个年”啊！

九、党组织和领导人要能听反对的话

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说：“现在不是提倡过硬吗？民主也要过硬！我们陕西党的组织能否听坏话、反对的话，就是民主能不能过得硬的标志。……我这一条很差，湖南蛮子有名的，讲话粗粗的，嗓子那么大，也是个纸老虎就是了。你们以后就把我看成个纸老虎，不对，就给我提意见嘛。……你说不敢说，说了一定挨斗，我看也不一定。你说你在省里挨斗，你写信告到毛主席那里去，可能把你表扬。要树立这么一个榜样，对于敢于讲反面意见的加以奖励。”耀邦不仅能够这样讲，也能够这样干。他性子急，容易激动，有时批评别人过分尖锐。但是，我们知道他的脾气以后，可以当面反驳他，顶撞他。他不仅不会秋后算帐，还会当面认错。这一年2月下旬，他的秘书小李写了一段关于社教的稿子，耀邦不满意，他发脾气说：“你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总是怕右，我的家很穷，我14岁参加革命，我就不怕。”当天晚上，他的秘书戴云和我一起对耀邦提意见说：“小李这一段文章写得不好，你可以批评，但这同人家的家庭出身有什么关系？我们的出身也不好，你为什么要用呢？”耀邦起先不认帐，他说：“我没有说过这个话呀。”我们顶他说：“你就是说了，我们都听见了。”耀邦说：“要是说了，这个话不对。”接着，他就去对小李说：“小李呀！你的那一段文章还是下了功夫的呀！”4月间，西北局转来陕西留坝县委办公室主任王瑜琨向中央告耀邦的信，批评耀邦“忽左忽右”。起先，耀邦刚看到这封信还不高兴，他说：“我正在挨批，他又来火上泼油。”我在旁边说：“偏僻山区的县委干部怎么知道你在挨批？你的《电话通讯》刚发下去又被迫检讨和停止执行，不知内情的人看起来不就是‘忽左忽右’吗？”耀邦说：“你的分析有道理。这个人敢讲反面意见，以后把他调到省委来。”后来，耀邦和我们“吾神难保”，已无权调这个干部了。

十、反对依靠少数积极分子而不依靠广大群众。

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对群众运动讲了积蓄已久的意见。他说：“我觉得现在有一种作法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只听少数积极分子的话，情况是他们提供，主意是他们出，事情也是他们办，而把广大群众当成哑巴，当成阿斗，少数人包办一切，多数人心惊胆跳，我说群众基本上没有发动。……积极分子也要搞民主，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不能给积极分子以特权。我觉得我们有些地方历史上发动群众的经验是不足为训的。”耀邦这段话打中了党的历史上许多群众运动的要害。为什么许多群众运动不能代表大多数群众的真实意愿，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发扬民主变成形式民主？其主要弊端就在这里。延安抢救运动和晋绥土改是这样，“大跃进”、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所以，一些资深的领导人对这段话特别反感。

十一、提倡政令公开，反对神秘化

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怎么搞，就是要依靠省、地、县委的工作队，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一下子就把政策交给他们。要开门见山，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中央就是将《二十三条》印成布告，到处张贴。这一着也是厉害，你不交我来交。”耀邦说：“一下去就开大会，把政策公开。有事就开，没事就不开，群众要求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对于分配公购粮，对于他的《电话通讯》，耀邦也主张一竿子插到底，同基层群众直接见面。他认为神秘化是隐瞒真情、弄虚作假、包办代替的隐蔽所和遮羞布，所以主张政令公开。

十二、在学术文化领域，耀邦主张正面教育和以多出成果为标志。

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以后，耀邦就决定停止正在进行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他主张文艺、新闻、科学、教育部门的社会主义教育，着重正面教育和学术讨论。对文艺界，他强调抓创作和演出。他说：“同志们要勇敢地创作，创作出好作品来，演出好节目来。这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第一个标志。”当时，报纸上正在批判新编歌剧《蟠桃园》。耀邦风趣地说：“《蟠桃园》不好，指出它的缺点，要作者另写一个《樱桃园》嘛。不要多批了。”当时，我主管陕西的文艺批判，对文艺评论家胡采的观点，让胡采发表文章进行自我批评。我以为这样做已经很宽大了。耀邦说：“你的思想还不解放。自我批评是你们指定的，不是人家自愿的。你们把胡采也解放了吧。”接着又说：“我这里忙得很，你干脆回来吧，不要搞文艺批判、学术批判了。”

以上这些，就是胡耀邦于1965年1月下旬在西安几次讲话中陆续提出的第

一个施政纲领。

耀邦在提出他的一系列观点和主张以前，曾经再次向西北局第一书记请示。第一次是1964年12月下旬，耀邦听了西北局W书记向他介绍陕西阶级斗争如何严重的情况，又看了陕西省委“左”派书记提供的县以上干部队伍“严重不纯”的排队数字以后，觉得事情不好办，就向L书记请示说：“问题这样大，盘子怎么定？”L回答：“你自己斟酌。”耀邦以为L已经向他授了权。第二次是1965年1月下旬，耀邦在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以后，拿着纪录稿去请L书记审阅，L没有同意，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耀邦就以为L没有意见。如果是一个精通官场世故的人就不会像耀邦那样天真。因为L说“你自己斟酌”，并不是授权，而意思是“出了问题你自己负责”。L不置可否，就是让你自己去揣摸，或者让你暴露得更充分一些，他再出来纠正和打击。可是，耀邦的赤子之心，是一座从不设防的城市，把别人想像得同自己一样的坦率、纯真。这是耀邦在西安、在北京一再吃亏的一条性格上的重要因素。每当我回忆起耀邦的这种性格，敬重，惋惜，痛心，种种感情一齐涌上心头！



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1965年春节期间，耀邦在陕西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现在干部思想不解放，缩手缩脚，顾虑重重，不敢认真执行《二十三条》。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把生产搞上去？我建议春节以后，除了常务书记留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以外，书记处其他同志都下去，分别到各地、县委参加多级干部会议，直接宣讲和落实《二十三条》。省委书记处赞同耀邦的建议，并按陕南、陕北和关中东部、西部分片负责，耀邦去陕南。

耀邦同陕西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一起，于2月5日到12日，采用日夜加班的办法，在8天中走了安康地区10县中的7个县。他同县、社两级干部开座谈会，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征求意见，一个一个问题排队，一件一件事情处理。对于一些明显抓错了的人和处理错的案子，耀邦说：“咱们开一个省、地、县、社四级书记会议，四级都认为搞错了的，立即纠正，立刻放人。这样做似乎不大符合组织程序和法律程序。可是，那些案件原先都没有经过什么组织程序和法律程序，而且大多没有定案，采取断然手段纠正那些未经合法程序处理的冤案、错案，有什么不可以呢？”

后来批判耀邦时，有人讽刺说：“8天走了7个县，急急忙忙干什么？又不是救火呢！”其实，这个话歪打正着，当时耀邦确实有救人如救火、救生产如救火的心态。那是“忧人之忧，急人之急”的公仆意识的自然流露。可是，那些点燃烧人民、烧庄稼、烧工厂、烧学校，也在烧国家、民族元气的错误斗争熊熊烈火的纵火犯们，却唯恐地狱之火烧得不旺，怎能容许你胡耀邦去救火呢？后来，他们打击救火者的气焰和烧伤力，比之纵火于基层更加残酷、更加疯狂啊！

耀邦走过陕南7个县以后，不仅对社教运动的“左”倾认识更为深刻，而且对生产之凋蔽，经济之萧条，民生之困苦，更有了直接的感受。2月12日，他在安康地区干部大会上发表了系统的讲话。2月14日，他又在安康地委亲笔起草了《电话通讯》。安康讲话和《电话通讯》是耀邦在陕西省提出的第二个施政纲领，这个纲领后来在汉中地委又作了一些补充。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颠倒回来，把生产摆在首要地位。

耀邦说：“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的服了务。”他说：“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的标志。”“一切领导增了产的干部，特别是在困难条件下领导增了产的干部，就是好干部，就是真正过得硬的好干部。”

二、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不要抠得过碎。

耀邦讲了三条：

⑴不要着重历史问题，而要着重现在的表现；

⑵不要着重“ 洗手洗澡”中已经交待出的问题，而要着重今后的问题，着重“将功补过”；

⑶不要着重枝节问题，而要着重大的关键问题，着重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这一条是重申了耀邦“抓关键”和“四个不反”“六个不查”的主张。

三、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些，不要想得太窄。耀邦提出四条：

⑴“两手抓，双丰收”。即：“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关中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陕南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山货土特产；陕北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造林和畜牧业。”

⑵不仅要搞好今年的生产，而且要为今后的生产大发展积极创造条件。

耀邦说：“我省山地荒坡面积大过耕地几倍。各县同志一定要用算帐的办法，鼓舞大家树雄心，立大志，从今年大搞基本建设着手，为今后几年从山地荒坡上大大增加收入打好基础。过一年算一年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耀邦还在不少县、社帮助他们计算开发当地自然资源的大帐，帮助他们提出一抓什么、二抓什么、三年、五年、十年抓到什么程度的规划的轮廓。

⑶不仅要认真注意现有的经验，而且要汲取和创造新的经验，包括现代化生产的经验。

⑷不仅要注意增加生产，而且要注意为生产服务的商业、交通、财政等问题。

四、在经济政策方面搞活一些，不要管得太死。

耀邦提出五条：

⑴按照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原则，改进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的工作。

⑵把集市贸易搞活。我们的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不可能代替群众的互通有无。日中为市，几千年的历史了。不能把投机倒把与农民之间互通有无混为一谈。所有的集镇都要赶集。要向有关部门讲清楚，防止乱没收。

⑶“很好地组织短途运输。人力畜力短途运输不是什么剥削，而是一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必须有报酬，要下决心把山区交通运输搞起来。”

后来，耀邦到了汉中地区，农民又提出山区运输难的问题。耀邦同省计划委员会负责人商量后，对山区修路作了具体部署，即：“山区道路，可以修架子车路，也可以修简易公路，由县、社自行组织人力修建。省上给每个民工每天补贴粮食一斤，菜金二角；再调拨一些炸药和钢钎子。”

⑷“必须有计划地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在小城镇，最大的出路就是发展手工业，然后在手工业的基础上变成乡镇工业，辅之以其他行业。必须非常注意解决乡镇工业的原料问题，无非是木头、竹子、钢铁、纸张、棉纱、油料等，不要扣他们，卡他们。”

⑸“三级财政当花的钱要花一点。不当花的钱花了，当花的钱不花，都是违背总的路线的。什么都有节余，不是好事。”

五、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

⑴“凡属从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最好选择几个典型，经过大家讨论，重新作出决定，并在大会上宣布。”

⑵“凡属撤销工作尚末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

⑶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作好工作，搞好生产，就一律既往不咎。

⑷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六、在生产队划分作业组，实行定额管理和按劳分配。

1965年2月18日，耀邦同汉中地委负责人张军、彭彬谈话时说：“生产队经营管理上有问题，有三大问题，一个是划作业组；一个是定额；一个是分配办法。要发动群众讨论……我们要学会科学计算，要学会现代化的科学管理。”当时生产队的粮食分配办法，大多实行以人定量加按劳分配，耀邦主张一律改成按劳分配加照顾。耀邦也提出了联系产量计酬的问题，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承包制度,不好落实。

七、造林方针

耀邦所到之处都要提倡植树造林。他编了一段生动通俗便于记忆实行的造林方针，就是：“植树造林，育苗先行；一队一亩，专人经营；谁种谁有，不搞平分；开山育林，不断更新。”

八、对增产的单位和个人给以物质奖励

耀邦在安康地区提出，当年秋季要在全省和各地举行生产评比大会，对增了产的单位和个人奖励耕牛、农具、化肥。

为了说明耀邦在陕西先后提出的观点、政策、措施的来龙去脉及其在当时的作用，这里讲一讲历史背景和作者所知道的耀邦的理论认识，人品性格，生活经历。耀邦在陕西省进行局部改革，是从“解放思想、解放人”入手；后来在全国范围进行全面改革，也是从“解放思想、解放人”入手，这不是偶然的。

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解放全人类”。马克思所要建设的社会，“将是这样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是，在苏联和中国的革命建设中，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屡屡扩大和错位 ，不断制造冤案、假案、错案；人的思想也常常受到整齐划一、定于一尊的文化专制主义的禁锢。这就使人本身和人的思想、才智不断受到压抑和摧残，对革命和建设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要进行符合人民实际利益与真实意愿的改革和建设，就必须首先把作为目地和动力的人及其指挥部——头脑解放出来。可是，解放思想、解放人，会遇到压抑思想摧残人的旧体制和保守势力、邪恶势力的顽固抵制和打击，没有明确的认识、坚定的信念、过人的魄力和献身精神，是难以承担这个艰巨任务的。耀邦博览群书又勤于思考，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和远见卓识；他在中央苏区的错误肃反中受过审查，在建国后的反右斗争中受过批判，他对思想禁锢和冤、假、错案有切身的感受；他保持着尊重人、同情人、爱人、助人而不整人、害人的善良天性；又具有无私、无畏、敢作敢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正是这些优秀品质，促使耀邦始终把“解放思想、解放人”作为推动改革和建设的首要任务，1965年在陕西小试锋芒，1978年以后在全国大见成效。

耀邦把发展生产摆在首要地位和强调把经济搞活，这种思想也来自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但是在我国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年代，革命和生产的关系被颠倒了，只能说“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不能说抓革命也抓生产，更不能把生产摆在首要地位。可是，时时关心生产，在耀邦的头脑里已经扎下根来，同时他也注意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十分关心人民的生活。他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要了解生产情况和人民生活状况，即使是带着其他任务下去，也是如此。他常常批评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不懂生产，要求我们学习生产知识。

耀邦还说：“商品的本性就是自由，就要不断流动，所以，经济工作要搞活，不能卡死。”他提出的农民互通有无和短途运输不产生剥削，是以《资本论》为依据的。在安康和汉中，他都说明农民为买而卖这叫简单流通，不产生剥削。短途运输是靠人和牲畜的劳动力赚钱而牲畜又要由驾驭者喂养，也不是剥削。至于长途贩运和以私人经商为业，由于他没有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根据，所以思想还没有解放到那个程度。集市贸易是中共八大提出的，本来是合法的。可是，1963后和1964年，国务院一再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取缔私商，集市贸易大多被关闭了。耀邦在陕西重新开放集市贸易，后来也受到批判。

耀邦提出“两手抓，双丰收”，是受到湖北、广东等地的启发。耀邦说过：湖北的多种经营搞得好，农村比较有生气。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对他说：不抓多种经营，农民手里没有钱花，不能解决农村脱贫致富的问题。不过，你只要这样干就行了，不要提出新的口号，不要形成文件；否则，就同“以粮为纲”的方针不一致了。可是，耀邦接受了王任重的经验，却没有听王任重只做不提口号的劝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两手抓、双丰收”的方针。这就是耀邦不同于其他领导人的个性。后来，不仅有人抨击他否定毛主席的“以粮为纲”的方针；而且有人攻击他：“你只有两只手，一只手抓了粮食，另一只手抓了多种经营，还有哪一只手去抓阶级斗争呢？”

植树造林，是耀邦一贯的爱好，走到哪里就提倡到哪里。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时，他就多次带领青年植树造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他又在西北地区和其他地区提倡植树种草，改善生态环境。植树“谁种谁有”，似乎不是他的发明。“开山育林”是他的发明。他反对机械地、自生自灭地封山育林，主张对一部分森林，有控制地开山育林，该采伐的采伐，该淘汰的淘汰，同时大力增植新生树木，以利新陈代谢。

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和发展乡镇工业，在他之前，中国领导人似乎没有说过，是他的一大创见。可惜，他只实行了100天新政就受批判，靠边站了，在实际工作中未见成效。

至于物质鼓励，现在看起来算不了甚么，但在当时物质刺激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内容之一，也是耀邦受批判的罪名之一。



说了就干，雷厉风行

耀邦常说：“干部就要干，战士就要战。”他自己正是一个有创见、有战略眼光的实干家和实战家。他的工作很勤奋，很艰苦，无论在家还是下乡，每天早晨六时起床，晚上零点就寝，中午没有午睡，只吃六两粮食，节假日也不休息。跟着他下乡，令人疲于奔命，每到一个站，不是先休息，先吃饭，而是先谈工作。他还有一种抓住真理所向披靡，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英雄气概。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当机立断，说了就干；要干就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注意速度，讲求实效。下面追记一些耀邦在提出新的观点、政策以后亲自落实的情况。

2月14日，耀邦从安康发出《电话通讯》，2月15日就到了石泉县。在石泉县委，座谈了生产、生活以后就研究案子。对一般案子，上下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立即加以纠正。谈到一件杀人未遂案，主管部门起先不大通。原来，石泉县有一个青年干部被他的未婚妻蹬了。这个青年很痴情，买了一瓶农药，把不再爱他的未婚妻找来，要求两人一起服毒自尽，并没有动手，未婚妻就把她告了，法院要按谋杀未遂判刑。耀邦说：这个青年的做法当然很错误，不过，他只是吓唬吓唬原来的未婚妻，希望重归于好，并没有动手强迫女方服毒，女方没有受到伤害。这个小伙子被女方遗弃了，已经很痛心，再给他判刑，他会更加觉得这个社会没有温情，更加活不下去，社会的同情也会在他这一面。能不能说服那位女青年，给男方以行政处分，让他向女方赔礼道歉，看女方愿不愿意撤诉？后来，这个案子就这样较为圆满地处理了。

2月15日晚，耀邦从石泉到了西乡县。西乡，当时是陕西省的三个社教试点县之一，由汉中地委书记张军任工作团长，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各派一位书记蹲点坐镇。陕西省委在西乡蹲点的书记F，是比耀邦资格老的老战友。老朋友见面分外亲切。耀邦问F是否看到他的《电话通讯》，F说：他已看到并给省委发回电报表示同意。F又说：省委通知：2月16日西北局第一书记L君要作关于社教运动的报告，他在第二天早晨就要回西安去了。

谈完工作以后，我准备睡了。汉中地委书记张军推门进来，对我说：“伙计，工作不好搞哇！”我问：“出了啥子事？”他说：“意见不一致嘛！”接着他说：“省委F书记刚下来就同汉中地委发生争论。F认为：汉中同关中一样，土改、镇反很不彻底，需要补课。汉中地委认为：汉中十二个县所订的地主、富农已经占到农村总户数的6％以上，符合毛泽东主席规定的六、七、八的指标，镇反杀人数字占总人口的比例也高于关中，不存在不彻底的问题。加之，汉中地区的土改是由鄂豫陕边区党委领导的，不应受到彭德怀、习仲勋的牵连。张军讲的第二条原因，现在的中青年听了可能莫名其妙。可是在60年代以至70年代前期，就是有那么一种荒谬的逻辑：凡是在彭德怀、习仲勋领导下所做的工作，所搞的政治运动，都是右倾的、错误的。张军还谈到：对西乡社教也有争论。F认为，西乡县的领导班子烂了，要开展夺权斗争。汉中地委认为，西乡县的领导干部中，只有一位副县长有男女关系问题。一把手张正范本人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他的妻子在西乡解放前以中学生的身份逃过解放，家庭又是地主成份，F书记就认为张正范同“有敌对思想”的地主女儿结婚，是丧失阶级立场的“四类干部”，问题属于敌我矛盾。对农村基层的看法也有分歧，F对于农民的阶级成份总是就高不就低。

张军讲完以后，我说：“这些问题，你明天汇报的时候都可以讲嘛。”张军说：“不敢讲呀！耀邦和F书记是老战友，我们和他却是萍水相逢啊！”我说：“耀邦是一个公而忘私、实事求是的人，很有民主作风，你敞开讲吧！”

第二天上午，张军向耀邦汇报了一般工作情况以后，就提出汉中地委同F书记的几点分岐。对于土改、镇反是否彻底的问题，耀邦认为汉中地委的意见是正确的（耀邦私下对我说镇反杀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对于西乡县领导班子和农村基层的问题，耀邦要求工作团逐人介绍情况，上下共同研究问题的性质。例如：对县委一把手张正范，耀邦认为：不仅他本人没有问题，他的妻子也没有问题。他说：“一个小姑娘，由于不了解党的政策，逃过解放，后来又回来了，这很正常嘛，是什么敌对思想、立场问题？他认为西乡的领导班子是比较好的，不属于夺权单位。对于基层的问题，耀邦也否定了F书记的“左”的看法，例如，F把租来的部分土地让给亲戚耕种的佃农定为“二地主”等等。

这次会后，耀邦接见了大部分由于错案被限制自由的县上的干部，这就表示，他们已经解放了。耀邦还向全体县级机关干部讲了话。在西乡讲话中，耀邦提出了解放思想的一条重要原则，即：“不强求统一”。

2月16日，耀邦到了张骞、李固的家乡城固县。李固就是东汉“党锢之狱”中受迫害的清流领袖，是耀邦钦佩的人物。

由于我的衣着比耀邦好些，身材又较为高大，走下老式北京吉普以后，城固县的同志把我当作耀邦迎接，把耀邦晾在一边。省上在城固蹲点的人提醒城固县委书记：“这不是胡书记，胡书记在后边站着呢。”当时，城固县委正在召开县、区、社三级领导干部会议。耀邦一下车就走进会场，要求大家递条子提出问题，他当场回答和解决了38个问题。这里摘录其中的一部分对话：

1、区、社干部说：油菜产量下降，主要原因是粮棉争地。

耀邦回答：有四条原因，省上解决两条：征购粮任务过多的适当减少；今后从省到公社不再下达粮食、油料种植面积指标，由生产队自行决定。其他问题，地方自行解决。

4、区、社干部提出，夏粮征购时间正值收麦和插秧的大忙季节，农民往往为交粮来回跑几天路，荒了田。

耀邦问：夏征和秋征什么时候合适？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了一番。最后，耀邦说：按你们多数人的意见办。今后，夏粮征购推迟到7月下旬完成；秋粮征购推迟到11月下旬12月上旬完成。

6、区、社干部提出：农田普遍缺肥料。

耀邦回答：一种苕子，二种油菜，三种胡豆、豌豆，四种满园花，五种一点大麦。没有化肥，我们自己造，今明两年全省建起五个年产7.5万吨的化肥厂。还要种绿肥，发展养猪，山区搞草木灰。

15、区、社干部提出：化肥调拨太迟，耽误生产。

耀邦问：什么时候调拨好？

大家又闹闹嚷嚷地进行议论。最后，耀邦回答：按大家的意见办，一年调拨两次，一次在打春前；一次在6月份。

25、区、社干部提出：汉江大桥低，河床抬高了4尺，淤田20万亩。

耀邦回答：这不光是城固一县的事，三千里汉江，陕南占一半，却没有一座大桥，很不方便。今后在安康、石泉、城固修三座汉江大桥，陆续上马。

后来，耀邦指示省级主管部门对三座汉江大桥立项，筹措资金，进行勘察设计。这三座大桥在“文革”中施工和建成。汉江流域的乡亲们，当你们今天乘坐单车、汽车、摩托车顺利地穿越汉江大桥的时候，是否知道，过去几千年来，不论是人、是车、是马都要坐渡船过汉江？是否知道谁是修建三座汉江大桥的决策者？是否知道这三座汉江大桥中凝结着胡耀邦的心血啊？！

30、区、社干部提出：城固脱产干部缺额不少，请求省上调派一批干部来。

耀邦回答：这一条意见不对。哪里都有人才，干部不够自己提拔。

耀邦同志这种明快果断、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深受广大干部和人民的赞扬。有些基层干部说：“胡书记下乡地动山摇，刀下见菜，我们提了多年意见解决不了的问题，胡书记三锤两梆子就解决了。”

2月16日晚，耀邦到了汉中地委。17日整天开座谈会。先谈生产建设。耀邦要求干部弄清和牢记自己主管地区与部门的历史和现状、情况和数字，并对今后的发展有一个轮廓设想。他喜欢考干部，当某些领导干部翻开本本作汇报时，他常常要求干部合起本本讲。谈到一些情况和数字，干部记不清要翻本本，耀邦代替他回答。那位干部惊讶地问：“胡书记你怎么知道？”耀邦说：我是从你们的报告中看到的。耀邦还擅长心算，爱替地、县、社计算生产帐、收入帐和未来发展帐。那时还不兴用计算器，我们的笔算和珠算都赶不上他心算的速度，只能对他的心算起核对作用。谈完工作以后，还要谈当地的风景和风俗。耀邦问：你们秦岭上那一条金牛路是怎么得名的？只有一个干部知道五丁开山、金牛修路的传说。耀邦又讲到萧何月下追韩信，追到褒城县的寒溪，传说寒溪突然涨水，韩信过不了河，才被萧何追上。讲到这里，耀邦问：你们汉中人就这个故事写过一首有名的诗，谁记得？会上没有一个人记得。耀邦说：那首诗是：“……若非一夜寒溪涨，焉得汉家四百秋？”接着又说：“我也是现炒现卖，昨天晚上从你们《汉中府志》上看到的。”他说：“我考你们的意思是，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你所在的那个县、那个府的地方志。地方志记载了当地的历史沿革，天文、地理、物产、自然灾害、风俗人情和名胜古迹，不可不看。”

在座谈社教运动时，汉中地委谈到社教中打倒了汉中地区一些闻名全国的先进单位。例如：勉县高潮公社连续九年水稻大面积亩产千斤以上。公社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党依靠贫下中农呢，贫下中农不要翘尾巴。”由于说了这一句话，工作组把公社领导人定为打击贫下中农的“现行反革命”，把公社的红旗拔掉了。会上一些干部愤愤不平地说：高潮公社的工作组长是省上的一位局长M。我插话说：“M有历史问题，他原来是胡宗南长官部的少将处长。这种人就是容易用‘左’的行动来掩盖‘右’的历史。”耀邦批评我说：“你的思想还是不够解放。M在高潮公社整错人，不对，应该批评。但是，你不要同人家的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他过去作过国民党的少将处长，后来参加地下党，是立过功的嘛！”

2月17日下午，耀邦要我写一个材料，介绍城固县社教运动中一些好的做法。我大大咧咧信笔一挥就交了卷。耀邦看了稿子，往桌子上一扔说：“你写的是什么东西，是党八股。毛主席说，党八股要亡党亡国的。”接着又说：“我一到陕西，就听说你是个人才，现在看来，徒有其名，没有真本事嘛。”我在革命队伍所受的批评，常常是“急躁、骄傲“右倾”；从来没有人说我无才无能。耀邦这样尖锐的批评，是我生平经历的第一次。我实在受不了，就把耀邦的房门“哐当”一声用力一带，走了。我跑到张军的房里去大发牢骚说：“耀邦粗暴，我不干了。”张军安慰我说：“耀邦性子急，要求高，有时说话随便，心肠却是好的，你不要在意。”

本来，我的情绪可能要闹几天，而且会同耀邦顶撞，可是，天外飞来的横祸却把我的情绪一扫而光。当天午夜，即2月18日零点以后，西北局第一书记L给耀邦打来电话说：“我把中央和西北局的意见通知你，你的《电话通讯》提出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耀邦把这个批评告诉我们以后，我和张军私下议论说：“西安和汉中近在咫尺。L和耀邦的关系是一把手同二把手之间的关系。既然认为耀邦提出的四条干部政策有问题，为什么不及早打个电话直接提醒？却要反映到中央去，用中央和西北局两顶大帽子来压耀邦。”2月18日上午，耀邦给他的《电话通讯》的诞生地安康地委打电话，传达了西北局的电话内容，请他们防止翻案风。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说：“从各县多级干部会议反映的情况来看，目前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左’的影响严重，不存在翻案风的问题。”耀邦又找汉中地委书记张军、彭彬商量。他们的意见同安康完全一致。耀邦的信心更大，但是在工作中又不能不尊重中央和西北局的批评，反“左”的火力减弱了。

2月19日耀邦经过留坝去凤县。留坝，因留候张良隐居修道而得名。当时的县城，只有稀稀拉拉几十户人家。离县城三十公里的张良庙却是一个风景优美、庙宇巍峨、集市也较为繁荣的地方。 张良庙西花园回廊墙壁上镌刻着许多名人题诗和楹联。耀邦看过以后说：“悲观主义，有什么好？”在平时，谈诗文、谈音乐、谈戏剧，耀邦总是喜欢那些雄壮、激昂、乐观、向上、富有阳刚之气的东西。谈到《红楼梦》、《梁祝》一类的作品和乐曲，他总是觉得“软绵绵的凄凄惨惨”。同时，他只顾工作、读书，而不会娱乐，陕西省委有的同志给他概括了四个不断，即：“读书不断，工作不断，思考不断，议论不断”。有时候，我们向他宣传好戏，好电影，建议他去看一看，放松一下。他说：既然好，把剧本找来看一看就行了。他的生活情趣是读诗词。他能背许多诗词。有一次，他让我背诵岑参和章八元咏大雁塔的诗，我背了几句就背不下去了，他接着背诵完。

进入凤县以后，川道灌木丛生，山鸡很多。凤县的命名，恐怕同山鸡多有关系。山鸡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其中最大最美的说不定就是古代北方人心目中的凤凰了。南方人是把孔雀当作凤凰的。耀邦一发现山鸡，就要停车下去打猎。他的性急，打完山鸡，让警卫员捡回来，就催驾驶员：“开车，开车”。有一次，警卫员小解批评他：“你这个人真自私！人家谢处长还没上车呢。”耀邦回头一看，谢处长正在上车，他马上说：“对，自私！自私！”耀邦枪法好，边走边打，两个多小时打了11只山鸡。当晚，耀邦请凤县县委的大师傅把山鸡全煮了，请县委的同志和我们四个随行人员饱餐一顿。

当时，凤县正在日夜加班召开会议。耀邦和我分别参加了小组会。原来我们估计基层干部听到耀邦的《电话通讯》会是一片狂欢，甚至有人起来诉苦，翻案；而贫下中农代表因为原先大多是整人的，则会有人赞成，有人抵触不通。可是，我们在会上发现，听了耀邦的《电话通讯》以后，被整怕了的基层干部半信半疑，表示了有保留的欢迎。贫下中农代表却有一种“漠然”“木然”的神态，似乎在说：“上面叫批斗谁就批斗谁；上面叫解放谁就解放谁。”情况同安康、汉中两个地委反映的一样，“左”的倾向和影响仍然很严重，哪里有什么“翻案风”？谁敢刮“翻案风”！2月20日，耀邦到了宝鸡地委，也把西北局电话上的批评向地委和行署领导人传达了。宝鸡地委的看法同陕南两个地委一样，甚至讲得更加肯定。他们在感情上也能够同耀邦像朋友一样倾吐积压多年的知心话。

2月21日，耀邦到了武功县杨陵镇。杨陵是后稷教民稼穑之地，那里是西北地区农业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中心，除了西北农学院和农业、水利两个中等专业学校以外，还有陕西省农业科学院及其十几个研究所，有中央直属的水利、水土保持、植物等研究机构。耀邦于第二天上午召集杨陵各单位、各学科的农业专家座谈，请他们为陕西农业的发展献策献计。西北农学院的学生听说耀邦来了，要求讲话。时间来不及了，耀邦在2月22日下午离开以前和同学们见了面。同学们蜂拥而上，把耀邦重重包围起来，无拘无束地问长问短。我们该走了，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冲出重围。这种状况，在影视明星、歌星和体育明星中是常见的，在党政领导干部中是罕见的。

2月22日午后，耀邦到了咸阳地委。咸阳地委书记向耀邦当面提出反对意见，后来成为陕西中层干部中反胡的急先锋，直到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此人还在陕西省委的一次会议上不指名地批评耀邦。过去，我对此人很反感。现在看来，此人只是思想上有“左倾顽症”，但却不搞阴谋，不随风倒，而且在耀邦当权以后还敢于继续进行尖锐批评。这种光明磊落的反对派，比那些风派和阴谋家值得尊重。

2月23日，耀邦回到西安才发现，他已处于十面埋伏、四面围剿之中了。



在四面围剿中

首先是西北局W书记发难。1月下旬，耀邦看到西安市委《关于打击投机倒把的报告》。报告中反映：西安市查处了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耀邦批示：“看来，西安市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已收到显著成绩，这一点要肯定。但是否都打得很准？有些老实的劳动人民因为家计困难，作一点小额的贩运活动，是否也算作投机倒把分子？退赔了没有？对这种人因为退赔和斗争，是否出了问题？对吊销了营业证的一些确系家计困难的贫民，是否有妥善的安置？……为了总结经验，可否考虑群众性的打击投机倒把运动，暂停一下？暂停中，派出所、居民委员会仍要对大的投机倒把犯注意。”西安市委和市政府按照这个批示进行复查，减轻了其中4000多人的处分。西北局w书记知道以后，就在2月14日上午找陕西省委秘书长陈元方和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彭天琦去西北局向他汇报。W批评耀邦“为投机倒把分子翻案”，并且说：“是不是投机倒把，只能看性质,不能看交易额的大小，只要是转手倒卖，一毛钱也是投机倒把。”

二是，西北局办公厅收集和审查耀邦讲话、谈话的记录和录音。

三是，西北局宣传会议点名批判耀邦。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西北局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H在西北局宣传会议上，指定西北局宣传部的两位处长和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宣传部长批判耀邦的《电话通讯》，只有西安市委宣传部长拒绝发言。会上还批评耀邦为正在受隔离审查的陕西省文化局长鱼讯和卫生厅副厅长高峰翻案。耀邦看到会议纪要莫名其妙。因为他不认识也没有过问那两位厅长的问题，要求会议更正。西北局宣传部没有更正。

四是，西北局第一书记亲自上阵。

2月16日L书记作了一个宣讲《二十三条》的长篇讲话，针锋相对地批驳耀邦的观点。例如：耀邦主张反“左”，L主张继续反“右”；耀邦强调抓生产，L强调抓阶级斗争；耀邦提倡解放思想、解放人，L坚持禁锢思想、打击干部和民众；耀邦提倡放宽政策，搞活经济；L坚持原来卡得很死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听了耀邦讲话又听了L讲话的干部都能明显地感觉到：“两个书记，两种思想，两套政策。”

2月23日，耀邦刚刚回到西安，L就给耀邦写信批评“干部四条可能引起翻案风”。2月27日L又给耀邦写信说：“干部四条是有片面性的，肯定会引起翻案风。”由“可能”变成“肯定”，问题逐步升级。

2月28日，耀邦为了顾全大局，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作了检讨，承认“干部四条”缺乏分析，有片面性；同时给L回信作了检讨。3月2日，L给耀邦写信说：“工作中出一点纰漏不要紧，只要认识了错误，就会成为推动工作前进的动力。”

3月3日，陕西省委发出正确执行耀邦“四条干部政策”的通知。那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确实处分错了的，改正过来；处分过重的，减轻下来；但处分正确的，不能随意减免其处分。对于有些人的处分轻重问题，如果大家认识不一致，或者一时弄不清的，就不要匆忙地改变处分。”陕西省委这个通知已经周到得无懈可击了。西北局仍然不同意，不放手。他们要的是彻底否定耀邦的全部主张。

3月6日，西北局W书记向起草了3月3日通知的省委书记章泽说：“耀邦的问题，你们准备怎么办？”章泽说：省委已经发出防止执行“干部四条”中出现片面性的通知。L书记也给耀邦回信，肯定了他的检讨。W说：“难道这就完事了？”持中间立场的章泽也不耐烦了，顶了W一句：“你们还要怎么样？”

3月7日，西北局发出通知：从3月11日起，召开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陕西省委1965年1月以来的工作，邀请陕西省委书记处全体成员和西北局各部、委、办主要负责人列席。当时在陕西长安县参加社教的中共中央候补书记杨尚昆也参加了西北局的会议。耀邦向杨尚昆说：“西北局这样小题大做，我想不通。”杨说：“这大概不是L的意思，你可以找L谈谈。”

3月8日，耀邦找西北局第一书记L谈话。L对耀邦到陕西以后的工作，肯定了五条成绩，即：你把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举得很高，你是抓革命的，你是抓生产的，你的干劲是大的，你是能够联系群众的。讲了四条缺点，即：

1、省委1月工作会议，对成绩讲得不够，对缺点讲得很具体。

2、你的《电话通讯》对干部的四条处理意见很不妥当，会使许多人翻案，主要错误是这个错误。

3、集市贸易不发达是由于生产不发达，你说集市贸易有几条好处不妥当。

4、没有很好地商量，没有很好地搞集体领导。

耀邦说：确实有不少地方社教打击的不准，西北局有些同志和省上以及各县的看法不一样。L虽然答应，西北局有关部门要同省委的同志一起谈清楚，要团结起来。实际上没有这样做。

3月8日晚7时，耀邦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了L书记的谈话以后，大多数没有参与密谋的常委认为L对耀邦的成绩讲得充分，缺点讲得温和，都像吃了定心丸一样，估计那次会议可以平安渡过。第二天，耀邦和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按照L定的调子，起草给西北局的汇报。

3月11日，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开始，耀邦报告了省委一月会议以来的工作。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接着报告。赵对耀邦主持陕西省委工作的成绩作了高度评价，并且说：“他吃苦耐劳，联系群众，以雷厉风行的作风狠抓生产。这对改变陕西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保守思想、拖拉作风和陕西地区的经济面貌，都是很必要的。”讲到耀邦的所谓错误，赵巧妙地说：耀邦的缺点错误，L同志已经讲了（这是指2月8日L对耀邦的当面批评），我都同意。还说：“耀邦最近发生的错误，我是有责任的。”

胡、赵发言之后，西北局的书记和部长们相继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照本宣读。除了西北局经计委主任宋平（就是后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纪检组组长方仲如肯定了耀邦的成绩以外，其他人的发言都是全盘否定，杀气腾腾，无限上纲，虽然没有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但已呼之欲出了。

批判耀邦的主要内容有这样几条：

1、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包括“否定社教运动的成绩”，“夸大社教运动的缺点”，提出四条“为四不清干部翻案”的干部政策，解散“集训班”，从“隔离审查”中放出一大批人，等等。

2、“用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有人批判“三个暂停”；有人批判“六个暂停”，即：除 了“捕人”、“双开”、“面上夺权”暂停以外，还有打击投机倒把暂停、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提出“四个不反”、“六个不查”等。

3、否定党的方针。例如：提出“两手抓、双丰收”的方针；提出活跃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和发展乡镇工业等政策。

4、实行物质刺激。除了把给先进单位和个人奖励耕牛、农具、化肥指控为物质刺激以外；还把减轻粮食统购任务和办化肥厂、调拨化肥等措施也指控为物质刺激。

5、破坏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原则。以个人名义发出《电话通讯》。反对用个人名义发出《电话通讯》这一点似乎有道理。可是，耀邦的《电话通讯》是先发回省委，由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书记发出的。陕西省委书记处的七位书记当时都表示同意，其中三位也发出《电话通讯》，给予支持和补充，可见他代表了省委领导集体的共同意见。至于以个人名义发号施令，当时从毛泽东主席、西北局第一书记以至地、县的一把手，哪一位不是这样办的？L 本人不是还把个人的讲话和谈话编印成同《毛主席语录》一样的小红书，发给干部人手一册吗？

最为恶劣的是：西北局书记处的W和E蓄意把耀邦的问题拔高为反对刘少奇。他们质问耀邦：你传达毛主席说：安源煤矿只派了一个人就把群众发动起来，现在反而不会做群众工作了。你又传达毛主席批评，用在白区做秘密工作的方式来搞群众运动。这是指谁呢？陕西志丹县长雷登盈反对少奇提出的社教运动要“以反右倾为纲”，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你要给雷登盈平反。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抓住耀邦的这些所谓“要害”，都是耀邦传达毛泽东主席的话，又不是他自己的话，怎么能当作耀邦的罪名呢？他们不是认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要原原本本地传达吗？那么为什么又要封锁“真理”，不许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呢？

这个会议开过两天之后，耀邦发觉他上当了。这个会根本不像3月8日L对他讲的那样文明，那样肯定成绩多于批评缺点，而是一次把胡耀邦当作反党分子来斗的会。3月13日晚，耀邦去找杨尚昆说：他要向中央申诉。杨说：会议这样开法，我也没有想到。但是又劝耀邦不要向中央申诉。他说：“稳住，稳住。你的问题就是那个四条，看L同志最后怎样讲，我还要发言替你讲话嘛。”

西北局批胡会议期间，陕西省委正在召开全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3月15日，耀邦已经被迫在西北局会议上作了第三次检讨。3月16日，西北局勒令耀邦到全省贫代会上去作公开检讨。耀邦在贫代会上忍气吞声地宣布，“西北局指示：我在《电话通讯》中关于干部问题所提的四条意见是错误的，可能引起翻案风，停止执行。”耀邦作了公开检讨，西北局还嫌不够，又指责耀邦只讲了西北局指示，没有讲中央指示，强制省委再在大会上作出补充声明。真是欺人太甚！耀邦冤愤难平，在受到六天批斗又作了公开检讨以后，突发大脑蜘蛛网膜炎，医生宣布有生命危险，西北局不得不暂停批判，把耀邦送进医院去抢救。在耀邦病情略有好转以后，杨尚昆去医院探望。耀邦又提出，要回北京向中央申诉。杨说：“你要申诉是你的权利。但我劝你还是稳住，申诉对你没有好处。”杨尚昆还要耀邦写一个态度更诚恳的检讨。否则，西北局不好下台，事情不好了结。

3月22日，耀邦爬在病床上，万分委屈、万分痛苦地写了《关于陕西工作的自我检讨》。这是第五次检讨了。

3月30日晚，西北局书记处讨论胡耀邦的检讨。L说：“胡耀邦在最后一次信里把他的思想说得清清楚楚，是说了心里话，是对人民负责的，我看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看了也高兴。四条，从政治上、思想上说，都是错误的，但是采取了几个措施也就可以了。”3月31日，西北局书记处补开最后一次批胡的会议。西北局L书记做了结论性的讲话。他讲了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政治挂帅、民主集中制等几个问题，当然是说耀邦在以上几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他还故意赞扬已故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他说：德生同志在世时省委有一套好的制度和作风。省委应该把它继承下来。最后，杨尚昆发言。他肯定了耀邦的动机是好的，肯定了耀邦没有犯路线性的错误。他说：“耀邦同志确是干劲十足，想把工作做好，想把陕西省农业生产落后于邻近各省的局面迅速改变过来。”他说：“是不是说耀邦同志的错误已经成为路线上与中央对抗和西北局对抗呢？我看还不能做这个结论。”在这两点上，杨尚昆的发言比西北局那些人温和。但是，他肯定耀邦错误的性质是“政治上摇摆”、“对革命动摇”；他指责耀邦“少谋自断”、“无谋擅断”，这反映了他当时的“左”倾思想和作为一个居中调停者的局限性。至于他说耀邦采用缓和革命形势、缓和阶级斗争的办法来抓生产，却是歪打正着地说到了点子上。耀邦正是要缓和人为的阶级斗争。

杨尚昆说：“四条已经停止执行，问题说大也不大，不必紧张。……总而言之，时间很短，问题不大，问题的性质属于摇摆，不属于路线错误。……省委可以开一次会讲一讲，按胡耀邦的检讨水平写，不夸大，也不缩小，正面提，不提耀邦的名字。”

就在同一天，3月31日，西北局要求陕西省委把耀邦的第五次违心的检讨报送中共中央，并加发到陕西省各市委、地委、县委，这就把批胡在陕西全省公开化了。

在西北局书记处批胡会议期间，整人者还在会外进行了不正派的活动。

一个是分化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

开会前两天的3月9日，西北局W书记找赵守一谈话。W先批评赵对耀邦的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然后说：在西北局开会以前，你是否把耀邦的错误对省上一部分领导干部讲一讲?赵守一说：“耀邦是我的上级，在中央和西北局没有作出正式决定以前，我怎么能向干部讲他的问题？何况，我并不认为耀邦有什么问题。”3月11日，当赵守一在西北局会议上作了同耀邦看法一致的发言以后，西北局办公厅又把赵的发言退给本人，并说：“在会议印发以前可以修改。”显然，这是又一次拉拢和分化。赵守一经过认真考虑以后说：“我的发言不改了，我宁肯犯支持耀邦的错误，不犯出卖同志的错误。”从此，西北局就把胡耀邦和赵守一放在一起批判斗争了。

第二个手法，是用死人压活人。

批胡会议开了两天，西北局通知陕西省委把已故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的遗言送去。所谓张德生遗言，是我根据张德生病危前同陕西省委常委和地委书记的谈话整理出来的一个草稿。这个草稿给张读过，张提了修改意见。可是，修改稿出来以后，张德生已无力审定和签字了。那是一个未定稿。但是，由于张德生在他的最后谈话中对西北局和L书记评价很高，又强调了西北局最为重视的“肃清彭、高、习反党集团遗毒”和“进行土改、镇反补课”，L书记就把那个未定稿当作正式的“张德生同志遗言”，印发会议，报送中央，并大加赞扬，用死人来压活人。

第三个手法，是分化中层干部
在批胡斗争中，西北局通过他的几位领导干部拉拢和分化陕西省委办公厅、宣传部、组织部和省公安厅、西安市委的一批中层干部。对于其他人的事情，我说不清楚，只能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事。

批胡会议开会前夕，西北局有一位领导干部找我谈话。他问：“你跟耀邦下乡走了哪些地方？”我回答了。他又问：“你听到耀邦一路都讲些什么话？”我说：“耀邦一路讲话的精神是解放思想，解放干部、群众，抓好生产，搞活经济。”他干脆点破题目说：“你听到耀邦对西北局、对L同志讲过什么话？”我说：“没有听到。”他又问：“在省委一月会议期间，耀邦对西北局、对L同志讲过什么话？”我说：“耀邦的讲话、谈话都有记录，除了记录以外，我没有听到他讲过其他的话。”当西北局把张德生遗言的未定稿印发以后，西北局那位领导干部又找我和张德生的政务秘书孟服南谈话。他说：“我看了你们整理的德生遗言，符合德生的原意。只是德生还有一些话你们没有整理上去。耀邦主持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以后，有人对德生反映：省委又在走回头路。德生着急地用手拍着病床说：‘怎么能走回头路呢？！怎么能走回头路呢？！’你们是不是把德生的这些意见补充进去？”我和孟服南都说：“我们没有听到德生讲这个话。相反的，耀邦到陕西工作以后，德生曾经高兴地说：“现在，省委的一线、二线、三线、四线都很强，我可以放心了。”张德生所讲的一线，是指新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二线，是指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三线，是指陕西省省长李启明；四线，是指从北京市委调来的省委常务书记冯基平。张德生真正说过的话，是西北局不爱听的，所以就没有让我们补写进张的遗言里边。

按照我在共产党内所受的组织、纪律的教育，西北局领导干部对我和孟服南所进行的收集情报和让我们伪造张德生遗言的活动，都是严重违反党纪的非组织活动。所以，我在1965年5月18日向中共中央上第一份万言书时，就把西北局领导干部同我进行的两次谈话，追记下来，报告中共中央。

除了分化利用陕西省原有的中层干部以外，西北局还有派人打进来的企图。耀邦由于工作繁忙，一度想建立一个小型办公室，派他的秘书戴云去同西北局办公厅主任商量。那位主任说：“编制没有问题。西北局第二书记，本来就应该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但是人员要由我来物色。”戴云回来向耀邦汇报以后，耀邦鉴于西北局已经给新疆派人专门收集情报，就说：“他是想派几个特务来打我的小报告，我不要。”



忍无可忍地反驳

1965年4月，胡耀邦继续住院治病，西北局一面向中央提名，让胡耀邦由代理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改为正式任命；一面又派出有书记处书记参加的一批干部，分赴陕西各地，收集耀邦讲过的片言只语，收集耀邦“破坏了大好形势”的歪曲、夸大的事例。这些人下乡，一反过去“报喜不报忧”的惯用手法，专门收集和编造“报忧不报喜”的材料，故意把形势描绘得一团漆黑。西北局常常把这一类材料编进《西北情况简报》，印发中央和西北各省。当然，西北局机关也不乏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可是，那一类材料，西北局是不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陕西省委办公厅和研究室的负责人经过商量，认为不能等待挨打，我们也分别到各地去作调查。我们所到之处，地、县、社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拥护耀邦提出的新观点、新政策，其中知道耀邦受到批判并被扭住不放的干部愤愤不平。尤其是被耀邦解放出来的人，又是感激又是担心。他们说：“没有胡书记我们不得解放，胡书记要是被打倒了，我们又该遭罪了。”至于当时的城乡形势，不论工、农、商业，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五月初，耀邦出院，恢复工作。当时，上有西北局专横压制，下有省委两位“左”派书记处处刁难，省委常委会作不出任何一个新的决定。不过，耀邦和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还在坚守阵地。虽然作不出新的正确决定，也决不通过“左”的错误决定。同时，省、地、县都有一批支持耀邦新政的干部，他们不声不响地按照耀邦的既定方针办事。改革和反改革力量处于冷战对峙、互不妥协的状态。杨尚昆也起了某些缓解作用。例如：他要求省委通知各地：生产要继续抓好，不能松劲。省委立即把杨尚昆的意见传达下去。正因为这样，在1965年10月以前，胡耀邦新政仍在陕西继续推行，生产和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成绩。

耀邦虽然兼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但在西北局根本没有发言权。有一天，西北局要加批转发西北某省一个“左”的文件。耀邦在西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建议删掉过“左”的内容再发。L书记说：“按西北局的规矩，一个文件有两位以上书记签字就可以发出了。这一次大多数书记已经同意，本来可以发了。既然耀邦还有不同意见，可以破例照顾一下，大家再讨论一下。”讨论的结果，无非是把耀邦批驳一顿，那个“左”的文件照原样发出了。请看这就是所谓集体领导，视第二书记为无物。我曾长期在党委机关工作，我发现党委第一把手要开动表决机器，是很容易的。是否发扬民主，完全靠一把手的良心，不受任何制度的约束。这正是马克思指出的，多数人是消极的成员、只有个别人或少数人是积极的成员的“虚假的集体”。这件事也说明耀邦的执着。他明知提意见是浪费口舌，还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陕西省委把整个5月份的时间都耗费在起草、争论和修改为省委六月会议准备的检查报告之中了。争论的双方都抓住杨尚昆所作的结论性的发言中的一句话。正方坚持杨尚昆讲的“按耀邦检讨的水平写。”反方坚持杨尚昆讲的错误的性质是“政治上摇摆”，是“对革命动摇”。可是，耀邦始终不承认什么“摇摆”或“动摇”呀！他对我们几个助手说：“我的家很穷，我十四岁参加革命，从来没有什么山头，在长征中都没有动摇过，现在怎么动摇了？！”他们搞的那一套根本就不是真革命，反对他们那一套，怎么就是对革命动摇了？”可见，要是写上“摇摆”、“动摇”就不符合“胡耀邦检讨的水平。”正方当然坚持决不写。在相持不下的僵局中，耀邦提出请坚决反对他的S书记把检查错误的那一段写出来。S折腾了半夜，第二天在会上说，他写不出来。后来，耀邦又提议由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代理常务书记章泽、主管意识形态的F书记四人组成起草小组，由秘书长、副秘书长、农工部副部长和耀邦的秘书戴云协助执笔。起草小组中的四个主要成员分别代表了支持、半支持、中间、反对四种立场。可是，四个助手都是支持者，因为当时在能够执笔的省委中层干部中选不出反对派来。

起草检查报告初稿，纠缠的时间不多。因为对于那些极左的观点和提法，我们执笔人总会设法应付的。例如：我负责协助坚决反胡的F书记执笔。对于他提出的观点，我采用既要这样又要那样的折衷手法来写，把他讲的反右的尖锐言辞全部用上，写在上半句；把我编的反“左”的话写在下半句；而在遣词造句上，前半句是虚张声势，后半句才是强调的重点。F书记看到我把他的话全都用上了，而且写在前面，对于我所编的后半句不太注意，也就马马虎虎地同意了。可是，起草容易，通过难。一稿通不过，改为二稿，二稿通不过，改为三稿，先后反复修改达16次之多，都是我们执笔人在玩弄文字游戏，换汤不换药，坚决不上纲上线。时间磨到5月底，再也磨不下去了，只好勉强定稿。

检查报告勉强通过了。可是，在会议规模和印发什么文件的问题上又发生了分歧。西北局要求扩大到县一级干部；省委认为，六月是夏收夏种的大忙季节，不宜把各县的干部都抽上来开会。经过杨尚昆的斡旋，才确定扩大到地区一级。接着又争论印发什么文件。反方主张印发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上的全部发言；正方主张只印L书记和杨尚昆的结论性讲话。双方又相持不下。耀邦提议委托代理常务书记章泽去西北局请示。西北局第一书记L说：“我的讲话不要印了。其他同志的发言，发不发，发谁的，由省委斟酌。”但却指定印发省委1965年11月反右倾的报告，并让G再去征求W的意见。W对G说：“你们猜，L不让印发他的讲话是什么意思？”G回来把请示的结果向省委传达。善于揣摸领导意图的G说：“W同志既然这样说了那就是要印嘛。”省长李启明一听，火气上来了，他说：“上级的指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L说不印就是不让印，我们只能从正面去理解和执行。W却叫我们猜L是什么意思。难道要我们去摸L的肚皮不成？”这就是后来作为李启明反党罪行之一的“摸肚皮的官司”。S理屈辞穷，丑态毕露。省委多数决定：按L的正面指示办，不印他的结论性讲话，其他人的个人发言自然也不便印发了。不过，L指定印发陕西省委1965年的反右倾报告，这一手很厉害。省委那个报告，是在W主持省委工作时炮制出来的，是一个“左”得出奇的报告。L要求重新印发这个过时的错误文件无非是为了表明：一、省委五月会议是一次反右倾的会议；二、用反右倾报告为依据来检查胡耀邦到会以来的工作，就可以得出西北局反右是正确的；胡耀邦反“左”是错误的；三、用以说明，胡耀邦翻了上届省委的案，让陕西省委搬起自己的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准备省委检查报告期间，还有两个插曲：一个是省委F书记告密；另一个是作者向中共中央上万言书。

在批胡斗争中，陕西省委先后出现了三位告密的书记。即S、F、G。当年5月，我们只发现了其中的一位。那是在省委丈八沟宾馆起草检查报告的时候。有一天晚上，F书记正在同我们打扑克，一号楼服务员走来对F说：“杨主任（尚昆）现在有时间，请你过去。”F走后，服务员对我们说：是F约杨尚昆见面的。当时我们没有在意。两天后，耀邦从丈八沟宾馆回到家里，心情沉重。我和戴云问：“出了什么事？”耀邦说：尚昆找他谈话，批评他议论了刘少奇。我们听了也很紧张。因为在那个年月，议论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反党性质的大问题。我们着急地问：“你到底说了少奇什么话？”耀邦说：四月间，他住院治病时，F也去住了一段时间。有一天闲谈中，他主张反“左”；F主张反右，并以196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李雪峰要求“反右倾要画龙点睛”的信为根据。耀邦为了说服老朋友，就说：“中央关于反右倾的批示，是少奇的意思，毛主席从外地回来后不赞成那个批示。”我们听到这里才松了一口气，原来耀邦传播的是毛的意思，并不是他个人指责刘少奇。按照当时的规矩，耀邦的错误是“自由主义”、“小广播”，上不了反党那个纲。后来，F的夫人亲口对我说：她帮F清理文件，发现F有一个小本本，把耀邦同他私下聊天的内容、时间、地点都记下来了。夫人劝F：你和耀邦是老朋友，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对他当面提，为什么要把私下谈话都记在本本上，是不是要去告密？F不听劝告，常同夫人吵嘴打架，后来反目成仇，竟然离了婚。

当斗争日趋尖锐、复杂的时候，耀邦和他的支持者都把希望寄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身上。耀邦常常背诵李白的诗《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这里的“长安”，当然是指首都北京，是指党中央和毛主席。耀邦日夜盼望党中央、毛主席能够主持公道，伸出救援之手，使他和陕西的干部、人民能够拨开蔽日的浮云。

耀邦推行的那一套超前的人道、民主的政策并不符合毛的左倾指导思想，为什么他又盼望得到毛的支持和救援呢？这有一种复杂的心态。就历史关系来说，耀邦同毛是很亲密的，对毛是很崇敬的。他把毛的错误决策看作其他人在起作用。他对我们说过：“主席身边没有得力的人，下边的真实情况反映不上去。社教中的‘左’的做法，还是他的警卫员参加通县社教，在无意中写信告诉他的。”毛在制订《二十三条》的过程中，重新提起他在民主革命中讲过的一些话，耀邦就以为毛可能逐步实行宽松、求实的政策。同时，他也知道毛的主意易变，担心西北局这一场斗争拖得太长，时间一长，毛个人继续反右倾，耀邦这一场民主改革就会一败涂地。因而，他是既殷切期望又忧心忡忡的。

F向杨尚昆告耀邦，又给我们以启发：他能上告，我们为什么不能上告？于是，就由我执笔，几位负责同志提供材料，先后写了两封长信，向中央反映陕西社教运动中的极左表现及其恶果，反映耀邦提出的观点和措施在陕西产生的积极作用，反映西北局L和W的错误观点和他们打击耀邦而进行的一系列非组织活动，要求中央直接解决陕西的问题。长信写好后，没有给耀邦看，另外几位领导干部看了，同意那些内容，但却觉得他们不便署名，最后就由我个人署名。5月28日发出第一封信，6月18日发出第二封信，都请田家英同志转送。7月上旬，中央办公厅秘书组回信说：“你写给中央的两封信，已给中央负责同志看过。”我知道那封回信是田家英用秘书组的名义写的。虽然我们的斗争以失败而告终，可是，我永远感激田家英这位急公好义、同情和保护耀邦的超前改革的人。

1965年5月30日至6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了专门检查工作的会议。西北局派农村工作部部长和研究室副主任参加会议。耀邦作过检查报告以后就不再去会场，让大家敞开议论。会上，大多数干部认为：耀邦主持陕西工作以来，成绩很大，面目一新，缺点错误是局部的、一时的；极少数人认为错误严重，错误的性质是“政治上动摇”，“对革命动摇”。还有一些干部公开表示，耀邦有功无过。例如：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发表了省军区党委集体讨论的意见。他说：“衡量成绩与缺点，正确与错误，要看是不是把工作搞上去了。耀邦到陕西时间不长就把工作搞上去了，有什么错误？”有的地委书记说：“什么政治上动摇？耀邦的《电话通讯》，省委书记们都赞成，我们地委书记都赞成，难道大家都动摇了？”还有一些厅局长在会上不发言，晚上到耀邦家里去慰问，并说：“大多数人心里有数，是尊重事实的。”

省委六月工作会议开得冷冷清清，溜号的，发牢骚的，说怪话的，什么人都有。积极反胡的，只有省委书记处两个、西北局派来的两个、省级部局长和地委书记中的三、四个人。省委“左”派的书记S为了打开沉闷的局面，抓住我的几句话，在会议上号召大家对我展开批判。我等待挨批，等了一个上午，没有一人发言。来自农村的地委书记和专员们说：“麦子熟的得黄腊腊的，人心急得火烧火燎的，还要我们在这里消磨时间，不如早些散会，让我们回去收麦子。”这时，耀邦的老友、陕西省委F书记忍不住了，就赤膊上阵，发表了《我们必须分裂》的长篇发言。他指责耀邦的错误是“政治上动摇”，“对革命动摇”；抨击耀邦对抗西北局和杨尚昆的批评；讽刺耀邦的检讨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号召大家“同耀邦分裂”。这样就使耀邦及其支持者们都忍无可忍了。

耀邦在挨整期间，常常背诵白居易《咏李都尉古剑》的名句：

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

宁为寸寸折，不作绕指柔。

平时，他只背诵前四句，到了F书记赤膊上阵以后，耀邦气得火冒三丈，把后两句也大声地念出来：

愿快直士心，当断佞臣头。

当然，耀邦只是在气头上才念出白居易的那两句诗。在他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他不仅不想砍那几个把他整得死去活来的“佞臣”的头，反而以德报怨，在工作上给以安置，在生活上给以照顾。

世界上恐怕不存在不需要任何人的理解、支持，仅仅凭着一个人就能够对抗整个世界的“孤胆英雄”。耀邦坚持斗争的勇气和力量，一面来自陕西广大干部和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一面也受到北京一些领导人的保护和鼓舞。

就在F书记表示要同耀邦彻底决裂的那一天晚上，我和耀邦的秘书戴云正在耀邦的院外生气，耀邦跑出来说：余秋里打来电话了。他说：“听说你出了一点问题？”耀邦简单介绍了情况以后，余说：“怎么搞得那么厉害？在西安谈不清楚，回北京来谈嘛。”

几天后，叶剑英元帅率领张爱萍、张宗逊将军等到陕西视察军事工作。在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为叶帅等接风时，张爱萍将军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接风宴会结束以后，主人们向客人告别，叶帅说：“耀邦，你留一下。”耀邦单独留下以后，叶帅问：“我听贺老总（指贺龙元帅）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哪！’？”耀邦说：“您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作过六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叶帅问：“什么问题？”耀邦介绍了情况。叶帅说：“老弟呀！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呐！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耀邦说：“我走不脱呀！”叶帅说：“我带你走嘛。”

6月11日晚，耀邦在陕西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表了八条申辩发言，后来被西北局看做“翻案书”大张挞伐。其实，耀邦当时的申辩迫于形势，是在肯定已经作过的违心检讨的前提下就事论事，并没有把该翻的案彻底翻过来。第二天，省委办公厅通知西安市委和各地书记到省委看耀邦申辩发言的记录稿，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和西北局。

耀邦作过申辩发言之后，省委六月工作会议通过了一个以安排工作为主、对争论的问题不作结论的会议纪要，于6月18日草草结束。

6月18日，耀邦以回北京治病为由，向西北局请假。西北局知道叶剑英元帅要带走耀邦，不便加以阻拦，给耀邦回信，要他好好治病养病。

6月19日晚，省委S、G两位书记不知道耀邦回京申诉谁胜谁负，既怕得罪西北局，又不愿同耀邦决裂，提前去探望耀邦，表示送行之意，并且说：第二天有工作不到机场送行了。

6月20日，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和我们几个省委秘书长去机场送行，西北局只去了一位并非反胡主要人物的侯补书记。省委F书记虽然坚决反胡，但还有反对派的礼貌，也去送行。

在登机时，叶剑英元帅说了一句大有深意的话：“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

胡耀邦自1964年12月30日到西安就职，1965年6月20日离开西安，先后在陕西200天，其中做工作的时间正好100天。可以说是又一次“百日维新”。

没完没了的缺席裁判

耀邦离开陕西以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对他进行的缺席裁判达七次之多；加上耀邦在场的两次，一共是九次。而缺席裁判，对耀邦本人是缺席，对耀邦的主要支持者则是即席批判。所以，单就陕西问题来说，耀邦的几个主要支持者比耀邦本人所受的打击更多、更重。

耀邦回北京半月以后，曾经让陪他同去的陕西省委办公厅秘书毛生铣给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和常务书记三人带来一封亲笔信和口头谈话。这封信传到常务书记那里神秘地失踪了。西北局勒令毛生铣交待原信和耀邦谈话的内容。据毛生铣交待：耀邦原信和口头谈话，除了对省委当时的工作提出安排建议以外，主要是传达彭真同耀邦的谈话。

据耀邦说，彭真听了他报告西北局的争论以后说：头一天，中央办公厅给他送去了耀邦的《电话通讯》，他看了一下，就是那个“四条”不够确切，觉得需要打个招呼。第二天，到毛主席那里说了说，毛主席说：告诉耀邦注意一下。第三天，少奇看了《电话通讯》全文，说：除了“四条”，从字面上看，阶级斗争也讲得少。胡耀邦是搞阶级斗争的嘛，怎么会忽视阶级斗争呢？彭真说，他向耀邦打招呼时，提了“四条”，没有提阶级斗争；后来，王伟去西安，叫王伟把少奇同志的意思也带了去，注意一下有好处。（本文作者注：王伟当时是共青团中央副书记，他到西安传达了刘少奇对耀邦的批评）

彭真说：原先想给你打个招呼，注意一下，没有想到把问题搞得这么复杂，这么严重。

彭真说：中央就靠L和你抓西北的工作，你们两个之间的问题，应该当面谈清楚，就在北京谈，谈的时候我们也参加。当着你的面，我当然要批评你几句，你知道 我对L讲什么？

彭真说：现在你好好休息，工作暂时不要管。请尚昆同志给西北局打个招呼：第一、一般性的工作，耀邦暂时不要管，让他专心休养。第二、过去的事不要再谈了，集中力量抓当前工作。

当耀邦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要求离开西北时，彭真说：你休养一个时期，回去好好工作，不要松劲，不要打退堂鼓，当着我的面不要把话说得太死。

从彭真同耀邦的谈话来看，对耀邦最初的批评来自毛泽东、刘少奇和彭真。但是，中共中央似乎不赞成继续过火地批斗胡耀邦。可是，西北的党内斗争却在不断地升级和升温。

1965年7月13日到8月4日，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公开议程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社教问题、计划问题和工业生产问题。但是，最重要的议题，是没有列入议程的批判胡耀邦。

陕西省委参加西北局兰州会议的是省长李启明和工业书记S。西北局W书记挑动李启明提出耀邦问题，李没有提。S虽是坚决反胡的，但是西北局认为他没有掌握足以使耀邦问题升级的炮弹。于是，就在会外寻找发难者。那时，陕西省委文教书记F在兰州参加西北地区现代戏会演。西北局书记H就在兰州名胜五泉山找F谈话，鼓动他到西北局工作会议上揭发胡耀邦。

陕西省委工业书记S先后在1965年4月4日、7月17日和7月29日向西北局L书记写了告密信，举报耀邦在会议和个别谈话中不赞成西北局的批评和某些不正确的做法。7月31日，S把他告密的内容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上公开讲出来。接着，F书记以受到特邀的会外人士的身份，举报耀邦不同意L书记和杨尚昆对他的批评，举报耀邦说过，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批转李雪峰的反右倾报告。F举报以后，西北局W书记立即表扬“F立了大功。批胡会议在7月31日下午达到高潮。

8月2日，w传达了西北局书记处的指示：“F同志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揭露了一些问题。这些都是大是大非问题、原则问题，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西北局书记处已经同意，在另外的时间召开会议，专门听取F同志的汇报。”W又说：“对于这些问题的谈论就到此为止。不要再谈，不要再传，因为其中牵扯到西北局的问题，牵扯到中央的问题，牵扯到全党团结的问题。问题太重大了，不能再谈，不能再传，再谈再传没有好处。”真的不能再谈不能再传了吗？F于5月中旬个别举报，7月下旬西北局鼓动他在兰州会议上公开举报；8月份，又让他在省委127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举报。可见，L和W当时唯恐知道的人不多，唯恐扩散的面不广。所谓“不能再谈，不能再传”不过是故作神秘，借以说明耀邦问题的严重而已。

在兰州会议结束之前，西北局书记处为胡耀邦私设了专案审查委员会，以E书记为首，W为副，并对耀邦停发党内文件（这一条，经耀邦抗议后改变了）；同时决定，组织西北全区党员干部学习毛泽东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和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人所共知，七届四中全会是针对高岗问题而作的。很明显，西北局是想把耀邦按高岗对待，在全西北党员干部中当作“反党分子”批判。可是，按照共产党的党规党法，西北局无权对一个中共中央委员、西北局第二书记私设专案，并当作反党分子对待啊！

兰州会议以后，西北局完全撇开了陕西省委合法的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剥夺了陕西省委作为一级党委的自主权，派W以太上皇的身份坐镇指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1 9 6 5年8月到1 0月的陕西省委已经名存实亡，一切权力都被W所篡夺。

W命令陕西省委于8月11日召开省委127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的开法，由在兰州领回W密旨的但却并非代理第一书记或常务书记的F定了调子。即：“会议要画龙点睛，要上纲”。“要一开始就谈八条（指胡耀邦的八条申辨书）。，“要点名批判胡耀邦”。

8月16日，省委127次常委（扩大）会议开始，F首先发言，大讲胡耀邦攻击西北局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8月18日，W从兰州赶回西安，名为指导实为主持省委会议。他在大会、小会上不断插话，煽风点火，施加压力，要求大家集中批判胡耀邦的“八条翻案书“；他勒令停止省上正在召开和即将召开的安排生产、检查社教运动的一切会议，集中力量批判胡耀邦。

省委127次常委（扩大）会议开了几天，W又嫌会议规模太小，勒令省委把127次常委（扩大）会议改为128次常委（扩大）会议，要求每个地、市委来两个书记，长安、延安、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县各来一位县委书记，、省级各部、委、厅、局都要有主要负责人参加。与会名单由W一手圈定。W确定印发43份批胡的讲话和发言。W还决定：会议由省长李启明作开场白；F、S、G三名省委书记处书记依次作带头定调子的发言；接着，由省委常委一个一个表态，最后由各市、地委和省级各部门负责人一个一个表态，不许漏掉一人。

8月23日，省委128次常委（扩大）会议开幕，完全按照导演W预定的程序，按部就班的进行。省委常委逐一表态之后，W又命令与会人员分编两个组，一组是各地、市、县委负责人，一组是省级各部门负责人，两组均由召集人逐人指名发言。W还规定：“不谈别的，专谈对耀邦的意见”。“要讲材料，让材料说话。”“话不在多，一语道破。”“可以谈，也可以写。”W绞尽脑汁，呕心沥血，企图导演一出得心应手的傀儡戏。可是，与会同志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仍然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不同程度的抵制。有的言不由衷，不讲导演要求的“要害”；有的大帽子下面空洞无物；有的重复别人讲过的意见；有的保持沉默，雷打不动；有的公开为耀邦辩护，如西安市副市长颜志敏说：“把耀邦比作赫鲁晓恐怕不实事求是吧？”W急躁而又悲哀。8月24日，他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说：“会议这样开法到底怎么样？有人思想上有准备，有人思想上没准备；我们的认识在三楼，他们的认识还都在一楼，没有走上来。”

W导演的陕西省委127和128次常委（扩大）会议，都没有按规定报告中共中央。胡耀邦在北戴河看到省委办公厅送去的文件才知道西北局又在强制省委对他进行批判，就写了一封申诉信，委托当时也在北戴河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罗瑞卿转报中央。8月25日，中共中央让杨尚昆给W打电话说：“不能进行缺席裁判。”W回答：“省委召开这样的会议，是省委和各地委同志的一致要求和普遍呼声，不是西北局要他开的。”接着，W和 L又耍尽阴谋诡计来进行欺骗活动。

一、不出会议简报

起先，W规定：“这次会议不出简报”。后来，W又说：“可以隔几天出一期，只登会议动态，不登发言。”第一期简报编出来，W看到有一条会议动态是：“8月23日，F发言讲了耀邦的错误。”W似乎恍然大悟的说：“怎么他们讲的都是错误？我看这个简报也不要出了。”

二、大删发言纪录

省委F书记和S书记的批判讲了许多不堪入耳也不堪入目的丑话、脏话，被删掉了一半还多。李启明的开场白本来是W修改过的。W在纪录稿中发现：“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批判胡耀邦，”觉得大事不妙，就一笔抹掉了，好像谁都没有说过这个话。

三、不许纪录自己的丑话

有一天W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大放厥词，对胡耀邦进行人身攻击。正讲的得意忘形，突然问了一句：“今天不是正式会议，没有作记录吧？”作速记的干部小郭站起来回答：“今天是省委常委正式会议，按规定必须作记录。“W说：”我随便讲讲，不要纪录。“但是，W讲的坏话太多，作记录的人稍不注意就记上了，W一看到这种纪录就一笔勾销。

四、写假报告

由于8月25日中共中央已让杨尚昆打了招呼，W不得不补写一个召开128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请示报告。W向报告起草人面授机宜说：“（1）要写出我们和胡耀邦的分歧是不能掩盖，必须解决的。这个问题不解决，简直工作不下去了，生活不下去了。（2）要联系到兰州会议的实际，（3）要把127次会议为什么改为128次会议的理由好好想一想，写出来。但是，执笔人写来写去，W改来改去，总是写不出不批胡就“工作不下去，生活不下去“的思想感情。W眉头一皱又生一计——强奸民意。他把被逐人指名表态者的姓名、职务和被歪曲篡改了的发言汇集起来写进报告，以便说明批胡是这些被迫表态者自觉的强烈要求。可惜，当时被强奸了民意的一大批干部至死还不知道他们曾经被W当作射向胡耀邦的暗箭。真是冤哉枉也！可是，那些机关算尽了的人也不能自圆其说。批胡的128次常委（扩大）会议，是8月22日开幕的，怎么到了8月26日才向中央请示呢？

五、作假姿态

陕西省委128次常委（扩大）会议批判胡耀邦的斗争，已在8月30日结束，8月31日转入讨论具体工作。可是，西北局书记处却于8月31日发出一个196次会议纪要。纪要说什么“西北局指定W指导会议，但会议如何进行，要由陕西省委负责，西北局不能包办代替”。说什么“不要把胡耀邦的错误扯得太宽”“要与人为善”、“防止简单急躁”，“谁也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西北局书记处这个会议纪要在9月1日的省委会议上传达以后，许多同志都傻了眼。大家认为，西北局已经把批胡斗争包办到底，包办完了；已经把自己的观点逐一指名的强加于人了；已经是“与人为恶”而且是穷凶极恶了。事后却又来放一个马后炮，把责任推给省委，推给与会同志，真是把群众当玩偶，当傻瓜！

是不是在西北局书记处放了那个马后炮以后，就不再包办代替，不再强加于人了呢？不是。请看陕西省省长李启明9月7日关于《省委128次常委扩大会议纪要》的说明。李启明说：“《纪要》的写法和大家的意见有很大的差距。怎么办？上午各书记同志分头到各组去参加会议，作些说明。说明今天发出的《纪要》稿是西北局的指示精神，是根据昨天西北局W同志的修改本修改的。如果经过说明后，大家仍不满意，那么，可以再开常委会议，请W同志再定调子。”李启明讲的很清楚：与会同志虽然不同意会议纪要，但那是西北局定的，省委做不了主。如果说明了这个情况以后大家还不满意，那就只好请西北局W再来定调子了。请看当时的陕西省委还算不算一级党委？请看参加会议的同志还有没有一点民主权利？

《会议纪要》在省委几位书记说服大家“服从西北局指示”的情况下勉强通过了。西北局在未请示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命令陕西省委把那个纪要在全省17级以上党员干部中传达讨论，肃清胡耀邦“错误”的“流毒”。

1965年9月18日到10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196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陕西省由省长李启明和省委书记处书记F、S参加。F和S在西北小组提出胡耀邦的问题，要求在中央的会议上批判。西北局W书记鼓动李启明也提出胡耀邦的问题，李启明说：中央这次会议是讨论计划，我们不能干扰中央的部署。

西北组的情况大概反映到中央了，同时耀邦也在向中央申诉。在一次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联席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发问：“胡耀邦这个人怎么样？”L书记讲了耀邦的所谓严重错误，并且大肆夸张地说胡耀邦在陕西两个多月就发表了200万字的演说（实际上，西北局指定陕西省委收集耀邦在陕西200天的讲话、谈话以至聊天，不过40万字）毛泽东又向曾经同耀邦共事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询问，陶铸和李井泉对耀邦作了肯定的评价。L看到会上无人响应他对耀邦的抨击，就说我们欢迎耀邦同志回西北去做一个象样的检讨，然后继续工作。“邓小平插话说：”你们的关系搞的那么尴尬，他回去以后怎么工作？“接着，毛泽东主席又提出问题：”陕西的工作为什么起不来？“L回答：”是革命的问题，是领导的问题，是省委领导中一两个人的问题。“毛说：”要革命就要反右，反右势必出“左”，出了“左”再反“左”。

本来，中央通知西北局书记处和陕西省委书记处全体成员，10月6日到北京去谈双方的争论。10月6日，耀邦带着自己的长篇发言，到中南海去开会，到了原定的会议室，只看到邓小平一人。邓对耀邦说“你们的争论摆下，不要谈了。你不要回陕西去了，休息一段时间，另行分配工作。中央派霍士廉到陕西接替你的工作。”耀邦提出：“中央是否给我做一个结论？”邓说：“没有必要。他是一级党委，中央又不能解散他。”耀邦说：“他们写的《省委128次常委（扩大）会议纪要》已经发下去了，还要在17级以上党员干部中肃清我的流毒”，邓说：“他们做的不算，中央没有给你做结论。”耀邦又提出：“是否把总书记今天讲的这几点形成一个文件发下去。”邓说：“没有必要。”就在邓同耀邦谈话以前，1965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已经发出通知：免去胡耀邦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任命霍士廉为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10月中旬，西北局办公厅通知陕西省委说：中央作了三条决定，第一、胡耀邦的问题挂起来；第二、免去胡耀邦在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职务，由霍士廉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第三、陕西的工作按西北局的方针执行。要丢掉胡耀邦的那一套，西北局的方针就是中央的方针。当陕西省委办公厅把西北局传达中央的三条决定，书面通知各地、市、县委以后，西北局秘书长韩劲草给陕西省委秘书长陈元方打电话说：西北局办公厅传达中央的三条决定时，提到“要丢掉胡耀邦那一套，西北局的方针就是中央的方针”。这两句话，不是中央的原意。至于改不改，由省委自行决定。可是，那时陕西省委已经无人负责，所以对西北局假传的那两句话，没有更正。

1965年11月，霍士廉才从浙江到陕西省委就职。霍刚刚就职，西北局w就让陕西省委办公厅送去省委128次常委（扩大）会议的全套文件和记录。据霍从浙江带来的秘书对我说：霍士廉看了文件和记录，不以为然。他对秘书说：“这纯粹是谩骂吗！谩骂不是战斗。”他又说：“要把人一棍子打死。如果打不死站起来，又该怎么办呢？！”霍听说：省委秘书长陈元方和副秘书长林牧是支持胡耀邦的，他委托秘书告诉我：过一段时间，他要向陈元方和我了解情况。

西北局的w和陕西省委的F和S一再要求霍士廉召集一个由市、地、县负责人参加的大会来肃清胡耀邦的流毒。霍士廉表示，他不了解陕西的情况，以后再说。后来，实在拖不下去了，霍士廉才同意在1966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举行省委工作会议，并在会前开一星期省委常委会议，为省委工作会议准备文件。当时，我在农村参加社教运动，霍士廉调我回西安起草文件。

作为省委工作会议预备会的省委常委会议，二月上旬举行。霍士廉传达西北局L书记的指示说：省委这次会议要回答毛主席提出的“陕西工作为什么起不来”的问题，L认为陕西工作起不来的原因有三条，一是土改和镇反很不彻底；二是社会主义革命中有三次反复：第一次反复是砍掉农业合作社；第二次反复是1962年搞“包产到户”；第三次反复是胡耀邦的右倾错误；三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旗帜举得不高。L还为他本人回答毛主席：“是省委内部一两个人的问题”划圈圈、定调子。他说：“死了的不算，走了的不算。”死了的，显然是指耀邦的前任张德生；走了的，大概是指受到习仲勋问题株连而离职的前省长赵伯平和前省委书记处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张策。那么，要算帐的自然就是胡耀邦和赵守一了。

在一个星期的讨论中，第一书记霍士廉、常务书记章泽和两位付省长保持沉默，第二书记赵守一请假，多数常委都对耀邦持批判态度。只是在讨论耀邦的错误性质时，省长李启明同F、S两位书记发生了激烈争论。起先，李启明主张维持杨尚昆所作的结论，即：“政治上动摇”、“对革命摇摆”，后来又退了一步，承认耀邦“犯了路线性的错误”，但却不是“两条道路的问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F和S在1965年7月下旬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早已不满足于杨尚昆所作的结论，让为耀邦的问题“是两条道路问题”、“是反社会主义问题”。双方坚持不下，霍士廉把矛盾下放，决定由李启明、章泽和F、S四位书记组成省委工作会议文件起草小组，由我作执笔人。在这一周的会议上，只有省委常委、政法办公室主任刘子义一人仗义执言。他说：“陕西工作起不来，那是上届省委的责任，胡耀邦才来了几个月，有什么责任？何况人家还把工作搞去了。砍农业合作社，陕西省才砍了500个，当时在全国属于砍得很少的一类。包产到户，是西北局L同志讲的，讲过了又把文件收回去，什么做法？至于土改、镇反不彻底，土改，我不清楚；镇反时，我是陕西省公安厅厅长，杀人控制数字由占人口千分之一减少到千分之零点五，是由西北局提出，党中央、毛主席批准的，你追究谁的责任？！”

刘子义是陕北红军老干部，同胡耀邦、既无历史渊源，又无私人交往。这样的人，在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讲出石破天惊的大实话，令人肃然起敬！可惜，这样一位刚强正直的老干部，在“文革”初期第九次批判胡耀邦、赵守一的陕西省委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被逼得在会场上吊自杀，而且妻离子散。

一周常委会议之后，文件起草小组只开了一次会，吵不出一个结论来，又把矛盾下放给执笔人。我在起草文件时，既要按西北局所定的框架来写，又不愿上纲、上线，就用了“不够”、“不高”之类的措辞，而在说明“不够”、“不高”时，又尽量多说空话，少讲具体事实。李启明、章泽对文件草稿，未提任何意见，F和S很不满意，但我不按他们的高调去写，他们也无可奈何。霍士廉看了稿子说：“虚多实少”，但却不提修改意见，让李启明先按那个稿子去讲。

省委工作会议于2月21日开幕。西北局L书记不断召见霍士廉，面授机宜，控制会议。霍士廉随时把L的指示向大会传达。除了重复“民主革命很不彻底”、“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三次反复”以外，对于“是省委内部一两个人的问题”，L又说：“一两个人是个约数，也不一定卡得那么死。”看来，L在毛主席面前所说的“省委内部一两人的问题”，原来只是指胡耀邦和赵守一。在省委工作会议的预备会议上，李启明坚持了低调的意见，L又说“一两个人不一定卡得那么死”，意思很清楚，是要把李启明也包括在内了。

极少数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人，听了L划框框、定调子的指示以后，立即把斗争矛头指向胡、赵、李三人。有的“左”倾分子嘲笑省委报告中检查的“不够”、“不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折衷主义，要求画龙点睛地写出“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性质，并点出人名。但是，多数人保持沉默，一部分勉强发言的人，也只是敷衍应付，不上纲上线，更不点名。主持会议的霍士廉也不积极。他在一部分地、县委书记座谈会上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思想。他说：“中央调我到陕西，我本来不愿意来，因为听说这个地方情况复杂容易犯错误。我来了以后也是提心吊胆。”接着，他又说了几句掩饰之词。他说：“后来我看到西北局领导很强，L同志抓得很具体，我才比较放心了。”显然，霍士廉的前一段话是真心话；后一段话是违心之词，而且重点在L‘抓得很具体’这半句上。他是想让大家理解：上级抓得很具体，他不能作主。他还对我说：“西安这个地方，他过去来过，现在情况不清楚了。这次会后，我要找你和陈元方同志谈谈。”可是，后来他一直没有找我和陈元方谈话，而且不敢再接触了。

会议开得松松垮垮，稀稀拉拉。西北局派来坐镇指挥的秘书长H君忍不住了就赤膊上阵。在一次省委常委和各小组召集人联席会上，H起来发言。他指责与会同志认识不深，思想混乱，没有打中要害。他点出胡耀邦的五个要害问题，即：胡耀邦传达毛主席讲的，当年安源煤矿只派了一个人就把群众发动起来，现在反而不会做群众工作了，搞人海战术。这是指谁呢？胡耀邦传达毛主席批评用白区做秘密工作的方法来搞群众运动。这是指谁呢？胡耀邦传达毛主席的批示‘形而上学，有些大老爷也在所难免’。又是指谁呢？陕北志丹县长雷登盈反对少奇同志提出的“以反右倾为纲”，被开除党籍。胡耀邦要给雷登盈平反。这是什么意思？彭真同志打电话批评胡耀邦，胡耀邦竟敢不听。彭真同志是什么人，是代表谁的？

主子画了龙，奴才就来点睛。H秘书长提出五个为什么，省委F书记接着话茬说：“他们是一个反党集团。”省委S书记说得更明确：“是一、二、三反党集团。”所谓一、二、三，是指一把手胡耀邦，二把手赵守一，三把手李启明。省委有一位被西北局封为“左派”的部长又加了一句：“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这是把胡耀邦及其支持者问题的性质，讲得最明确、最完整的一次会议。

“图穷七首现”。原来L回答毛主席关于“陕西工作为什么起不来”的提问，“是革命问题，是省委内部一两个人的问题”。在省委二月会议开会以前，又说什么“土改、镇反不彻底”，“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三次反复”，都不过是引线，是陪衬，他的真实目的是要追究所谓“第三次反复”的责任，把胡耀邦及其支持者打成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这一点，恐怕新来的霍士廉也是始料未及的。

西北局秘书长和陕西省委两位书记画龙点睛以后，会议的温度急剧上升。少数盲目紧跟者声嘶力竭地提高调门声讨。霍士廉按“左派”们的强烈要求，通知赵守一到会检讨。赵守一对霍士廉说：“在目前这种气氛下不可能作出实事求是的检讨”。拒绝参加会议。多数正直的人愤愤不平，就连刚从南京调来的西安市市长徐步和另一位紧跟西北局但良知未泯的市委书记都认为调子太高，需要降温。有些干部提醒文件起草人：“要当司马迁，不要昧着良心起草文件。”正在这个时候，邓小平率领余秋里、薄一波等人到陕西视察。3月7日，我给中共中央写了第三封信，请余秋里转送邓小平。信中说：“关于西北局和胡耀邦同志之间的争论，我曾经两次向中央反映情况，并接到中办的回信。后来听说中央决定：此事不要再提了。可是，现在西北局又让陕西省委开会，旧事重提；而且，会上的批判越来越不实事求是。我作为会议文件的执笔人，感到很为难。我不愿意在我的笔下写出违背党性和良心的文件。我希望总书记能够加以过问。”

3月9日，邓小平召集西北局书记处和陕西省委全体常委（包括赵守一）到丈八沟宾馆开会。邓发表了一个简短讲话，大意是：“听说省委正在开会，检查工作，总结经验，这是必要的。但是，我的意思，老帐不要翻了，算老帐算不清楚。还是向前看，搞好当前工作。”接下来，邓同霍士廉谈起陕西省委的领导班子，邓说：“张德生是好同志。赵伯平，就是那样的人，已经调走了”。对于胡耀邦和赵守一、李启明，邓一字未提。余秋里也到省委来，对霍士廉说：“抓革命，就是把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工作搞上去。并不是要整一批人，定几个份子，才叫抓革命。”

霍士廉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以后。会议迅速降温。最后，由李启明代表省委作了一个低调的检查报告，会议就结束了。



“文革”中的“西北三家村”

1966年“5.16通知”下达，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打倒以后，西北局L书记这样提出问题“西北的三家村“是那几个人？从他举出的所谓“罪行”来看，显然是要把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打成“西北三家村”。尽管耀邦已经离开西北，赵守一。李启明仅仅是陕西省的领导人，在西北地区没有任何职务，把胡、赵、李打成“西北三家村”简直荒谬得不可思议。可是，权势者要整人，是只看自己的政治需要，不管什么逻辑的。以政敌为替罪羊，既可以泄私愤，又可以保自己，比之舍车保帅，更为“高明”，也更加阴险。

打倒所谓“西北三家村”的斗争，在三个场合进行。即：正式会议、“集训班”和“隔离审查”为名的秘密监狱。

第一条战线是正式会议。6月1日到7月1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西安召开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后期扩大到西北五省、区、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这是西北局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杀气最为浓重的大会。由于胡耀邦不归西北局管辖，西北局无权公开点名批判，会上公开的做法是把赵守一、李启明作为彭、高、习的代理人，又把从未同彭、高、习共事的胡耀邦作为头目，这样胡乱拼凑成一个作为“彭、高、习黑线”的西北三家村。7月15日到8月17日，中共陕西省委又召开扩大的四届五次委员会，按照西北局会议的调门，继续揭批胡、赵、李。

第二条战线，是所谓“文化大革命座谈会”和“集训班”。6月13日至9月18日，西北局指定陕西省委F书记举办“文化大革命座谈会”，接下来改为“干部集训班”，9月21日，又由西安秘密转移到陕西耀县田咀一个山沟里。长达半年的“座谈会”和“集训班”的任务是揪出和批斗“胡、赵、李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成员。这个“集训班”完全限制人身自由，受打击的干部有陕西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付主任、宣传部付部长、农工部付部长、个别地委书记和西北局、西安市委的一批中层干部以及省委的一般干部，共40余人。

第三条战线，是以“隔离审查”为名，不断转移的秘密监狱，关押了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和我三人。

也许有人不相信，在胡耀邦离开西北一年之后，西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还在拿他开刀。下面拿出证据来。

西北局当时曾经炮制了一个文件：《关于胡耀邦同志和反党份子赵守一等相互勾结进行反党活动的材料》。这个材料和一批对胡耀邦的告密信，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从西北局L书记家中找出来的。这里摘录一部分、公之于众。

“胡耀邦同志于1964年11月底调来陕西工作。他在陕西工作期间，很快同习仲勋反党集团在陕西安下的钉子、培养的忠实接班人赵守一和李启明结成一伙，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西北局，反对中央。”

“在省委一月会议上，胡耀邦大肆攻击社教运动，说死人多了，捕人多了，斗争面宽了，伤了贫中中农的感情。对犯错误干部进行集训是‘到处搞隔离，搞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等等。赵守一则添油加醋。在省委一月会议以后，胡耀邦和赵守一一起，利用职权，提出一系列的暂停，给社教运动大泼冷水。……2月14日，胡耀邦从安康向全省发出《电话通讯》，提出了“四条”与《二十三条》相对立的干部政策，赵守一立即响应，在2月17日给省委书记处的信中，对胡耀邦的《电话通讯》大加赞扬，并提出四条补充规定。李启明于2月22日给省委书记处的信中，也替四不清干部叫嚣……”

在“对西北局决定阳奉阴违，采取了不正当手段拉拢群众，窃取情报，进行翻案活动。”这个小标题下面，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地列举了十六条所谓‘反党罪行’。例如：“（10）胡耀邦抛出八条翻案的意见，陈元方等人以此为基调，起草向中央的报告。”“（12）林牧通过田家英写信给毛主席，控告西北局。”“（16）胡耀邦采用恶劣手法盗窃情报。”

材料的最后一部分是“彭、罗、陆、杨反党分子支持、干预了胡耀邦等反西北局的活动。”

对于这个给胡耀邦及其支持者妄加罪名的黑材料，需要稍加说明。

这个黑材料，对西北局看得最为严重的所谓胡耀邦反对刘少奇的问题只字不提，自然是由于刘少奇当时的处境已经很不好了。对于社教以外的问题没有提，是由于“文革”初期只注意阶级斗争问题，尚未对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全面批判。

黑材料把耀邦提出八条申辩意见当做“翻案”，当做反党活动。申辩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绝不是反党；何况中共中央并没有给耀邦定案，有什么案可翻？林牧通过田家英给毛主席写信控告西北局，也是党员应有的权利，也不是反党。黑材料指控耀邦“盗窃情报”，那是指西北局对耀邦进行缺席裁判时，不许省委办公厅给耀邦送文件，耀邦起先直接向省委办公厅要文件，后来又通过中央办公厅要文件。当时耀邦是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向省委办公厅要文件和省委办公厅送文件，完全合理合法，怎么变成“盗窃情报”了呢？

至于说“彭、罗、陆、杨反党分子支持、干预了胡耀邦等反西北局的活动”，更是倒打一耙的无稽之谈。彭真最先批评耀邦；杨尚昆只是在斗争的两方起了某些调停作用，不像L和W那样咄咄逼人罢了。罗瑞卿和陆定一，同西北的争论拉扯不上。一会儿说耀邦反对彭真、杨尚昆一会又说彭真、杨尚昆支持耀邦。这种荒谬的逻辑，只有在那个荒谬的年代，在荒谬的人物的口头和笔下，才会编造出来。

1966年12月中旬，红卫兵发现陕西耀县山沟里有一个软禁了四十几名干部的秘密集训班，就去加以解散，并把其中的重要成员送到几所大学的红卫兵手里。12月下旬，我也被红卫兵从秘密监狱里要出来。1967年7月，陕西省委秘书长长陈元方写出文章，揭露胡耀邦一案的内幕。4月，陈元方在两派群众组织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作了关于“L、胡斗争”的长篇讲话。十年后，耀邦表示不赞成“L胡斗争”的说法。一是由于那一场斗争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个人之间的斗争；二是由于只有L斗胡没有胡斗L，耀邦及其支持者一方始终是挨打的。5月间，造反派组织把一部分省委书记、常委和中层干部召集起来，就所谓“L胡斗争”问题进行辩论。大体上有三种看法：

一、坚持毛泽东制订的《二十一条》的正确路线同坚持刘少奇的“形左实右”路线的斗争。

持这种观点的，是以陈元方为代表的1965年就支持胡耀邦的一大批干部。

二、个人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

持这种观点的，多半是不明真象也分不清是非的世俗之见。他们看到“文革”中你斗我、我斗你都是争权夺利，就以为胡耀邦在民众和干部中威信高，威胁到西北局主要领导人的权威，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和权威，所以要打倒胡耀邦。

三、以错误路线反错误路线的斗争

持这种看法的有几种动机不同的人。第一种人，在L当权时，他们认为西北局代表正确路线，在L被打倒以后，他们不敢说西北局代表正确路线了，但也不愿承认胡耀邦代表正确路线，只好说两方面都是错误路线，争取打一个平局。第二种是受极左思潮支配的多数造反派，他们按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指导思想来衡量，西北局是“形左实右”，胡耀邦是公开的右或极右，所以说，都是错误路线。至于我自己过去认为胡耀邦执行和发展了毛的思想和路线，在“文革”开始以后，已经认识到耀邦推行的不是毛的路线，而是选择毛泽东著作中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那些带有人道 、民主、求实色彩的观点和语言，推行自己的一套新的主张。

1968年5月1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反胡急先锋四次告密者S做了省革委会付主任，后来又兼任中共陕西省委付书记。根据谁掌权谁正确的不成文的铁的法则，原陕西省委机关“清理阶级队伍”“清查黑根黑线”、“整党”、“一打三反”等运动，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以进入所谓“红色政权”的反胡急先锋S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来划线站队的。陕西省委和省政府揪出的以赵守一、李启明、陈元方为首的几个“翻案集团”都是胡耀邦的支持者。直到“四人帮”覆灭以后，1977年5月，陕西省委召开的揭批“四人帮”的有线广播大会，还在点名批判胡耀邦的支持者赵守一、李启明。适逢中央组织部两个干部到西安来探望赵、李，赵守一对那两位同志说：“起先西北局批判我们‘胡、赵、李三家村’是反对刘少奇、反对西北局的反党集团；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新建立的省委、省革委会又批判我们是刘少奇在陕西的代理人；现在揭批“四人帮”又把我们上挂下联的进行点名批判。我们也弄不清我们到底是谁的人？”

反胡的斗争，在陕西持续进行了十二年之久。直到1979年1月8日至2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才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具体指示，作出如下决定：

“（1）胡耀邦同志主持陕西省委工作期间，反对‘四清运动’中的形左实右的路线，以及对陕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正确的。因为反对批判胡耀邦而遭受打击的赵守一、李启明、陈元方等一批同志，都应予以平反。

（2）‘文革’期间，以省委名义组织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以及后来发展成的“集训班”，把原省委、西北局机关的一批干部打成“黑帮”、“反党分子”，改名换姓，弄到山区，长期隔离审查，打击迫害，是极其错误的，现予平反。

（3）‘四清’中，有的同志提出‘陕西土改不彻底’、‘镇反不彻底’的口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民主革命’补课，错误地补划了大批地主、富农；‘文化大革命’中，又大搞清队扩大化，打击迫害了大批干部和群众，造成严重后果。实践证明：陕西的民主革命基本上是彻底的，两个‘不彻底’的估计和采取的一系列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社教运动中，特别是在“反胡”以后“左”上加“左”而进行的社教运动中打击和处分的农村、工厂数十万基层干部，陕西省委也进行了复查，发现大多是“冤案”、“错案”，也给以平反昭雪。以陕西省泾阳县为例，社教运动中受处分的干部，得到平反的占84.6%，基本维持原案的只占15.4％。



耀邦瘦了，陕西肥了

前面已经写过，当耀邦正在西安遭受残酷打击的时候，随同叶剑英元帅到西安的张爱萍将军曾经说：“耀邦瘦了，陕西肥了。”张爱萍快人快语，一语中的，生动而确切。

耀邦在陕西的超前改革受到超重的打击，确实把他整瘦了，一度几乎整死了。但是，系统批判耀邦的正式文件《中共陕西省委128次常委扩大会议纪要》，是1965年9月9日形成的，9月下旬才发到各市、地、县委，向17级以上党员干部传达，并“肃清其流毒”。在此以前，虽然陕西省地、县级主要领导干部知道这一场斗争，但是由于这些同志中的大多数是支持耀邦的，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执行着耀邦的既定方针。所以，在1965年秋收以前，胡耀邦新政所造成的良好形势并未受到大的破坏，陕西全省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和提高。1965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64.1亿元，比上年增长24.8%；工业总产值29.65亿元，比上年增长24％；农业总产值23.66亿元，比上年增长29％；国民收入总额31.95亿元，比上年增长25％。人均国民收入150元，比上年增长23％；粮食总产量125亿斤，比上年增长44％；棉花总产量11.47亿吨，比上年增长72％。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陕西省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一年。陕西确实比较肥了。

胡耀邦同志所进行的超前改革，刚刚实行了100天，就被粗暴地扼杀了，而且受到持续多年，株连甚广的批判和打击。可以说是一败涂地。

超前改革的失败是必然的，其所以必然，就因为它超前了。首先，它超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导思想。最先对胡耀邦的批评来自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等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西北局领导人在拿到尚方宝剑以后才进行了火上泼油的残酷打击。后来中央虽然觉得西北局的做法过了头，但是由于胡耀邦的大方向不符合毛泽东主席日益向“左”发展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所以也就没有采取措施去加以纠正。而且，1966年以后对胡耀邦及其支持者的继续批判，是以毛主席提出的“要革命就要反右”和“陕西的工作为什么起不来”为依据的。

胡耀邦同志陕西新政的超前，还表现为政策对体制的超前。当时，党的领导体制是“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高度集中统一和下级党委绝对服从上级党委，而高级党委又不受任何监督、制约的领导体制。当时的耀邦不可能去改革这种领导体制，只是进行了部分观点和政策的调整。在没有进行体制改革的情况下，部分观点和政策的调整，必然要受到旧体制的干预和阻挠。1965年10月6日，邓小平对耀邦说：“他是一级党委，我们又不能解散他。”这个话已经触及政治体制问题了。在当时，“党的错误只能由党自己来纠正。”特别是像中共中央西北局那样的高级党委，在1960年再次成立时，中共中央给它的授权，就是在西北五个省、区“领导一切，指挥一切”（见之于中央文件）。这样的高级党委，整错了人，做错了事，如果它要坚持错误，下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把它无可奈何；党外群众更把它无可奈何，除非毛泽东主席下决心解散它、改组它，就是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也无可奈何，充其量只能说“不能搞缺席裁判”。“老帐不要翻了”这样的话。

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当时的指导思想来说，就领导体制来说，胡耀邦当时的改革是超前的，是必然要失败的。可是，就社会发展的趋势来说，就广大人民和干部的利益与意愿来说，耀邦当时的改革，并不是超前的，并不是注定要失败的。耀邦的一系列观点和政策，一经提出，就受到陕西广大人民和干部的欢迎和拥护，而且100天的改革在实践上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当时如果在中国任何一个省份推行耀邦提出的观点和政策，一定也会在那些省份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方面取得同样辉煌的成果。看来，能不能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领导体制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广大人民和干部的利益和愿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胡耀邦在陕西省推动改革，是从“解放思想、解放人”入手，然后提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后来在中央推动改革，也是走这个路子。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一点，看一看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外国历史上那些成功的改革家，中国历史上那些开创了开明盛世的明智的帝王，比如：汉文帝刘恒、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康熙皇帝玄烨等，似乎也是走这个路子。这种做法，今后是否可资借鉴呢？

林牧自传：昭昭日月（四）日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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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日鬼



日鬼——方言也。表示“弄”、“搞”、或曰“勾心斗角”。“日鬼”流行与陕，乃至西北。民众多以“胡日鬼”渲染其。

“日鬼”在中共党史发展上该为潜台词，由战争转而经济后，其所为尤甚。自上到下，自内到外。集中体现于政治信仰、施政思路，体现于人斗胜天，体现于对自然规律之藐视，体现于闭关自守，竭泽而渔。

林牧先生恰如逐日而入世，又于日冕而混沌，再则日清而分明，经历了炼狱般的磨难。进入本章，以其林氏语言风格之犀利将为你展示太阳中心之黑子现象。

在西北局紧锣密鼓准备批胡的时候，我以为是西北局常务书记和办公厅主任在搞鬼，对第一书记还抱有幻想。因为我同第一书记的关系近一些，又被他的道貌岸然所迷惑。1965年3月7日，我给L书记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听说西北局书记处准备召开扩大会议，检查陕西省委今年一月会议以来的工作，这是必要的。但是，耀邦的忘我的工作精神和雷厉风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已经在陕西的干部和群众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对他批评过头，陕西的干部和群众是难以理解的。我还说：西北局办公厅四处收集耀邦的未经本人核对的讲话、谈话；西北局宣传部在点名批判耀邦。这些做法我认为是不妥当的。 3月8日，L书记的夫人，也是他的办公室主任给我打电话说：“你给L同志的信，已经收到了。”接着就发生了西北局一位领导干部先后两次找我谈话进行分化和要我提供耀邦动态的事件，已见前文。

3月11日晚，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在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同耀邦口径一致的发言，西北局办公厅把他的发言退回来，并且说：“在会议印发之前可以修改。”这显然是在争取赵守一改变态度。赵守一派他的秘书找我去商量。我当时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胆小鬼，就说：“这是高层党内斗争，我不宜介入。”赵守一又对他的秘书说：“林牧害怕了，你告诉他， 我们的事牵连不到他。”这时，我只好去见赵守一。赵守一对我说：“会议的火色不对。西北局的书记和部长们都是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照本宣读，上纲上线，提得很高。是不是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出了问题，中央指示西北局进行批判？”我说：耀邦那里有全套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和简报，我看过了。耀邦在中央会议上只有一个书面发言，就是《走马到职报陕情》，没有什么问题。赵守一想了想说：“我的发言不改了。宁肯犯支持耀邦的错误，也不犯出卖同志的错误。”

斗争趋于激烈以后，我想逃避斗争。我给北京的老上级写信，要求调到北京工作。不久，《光明日报》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商调函。耀邦带到西安来的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戴云也要求回北京。4月中旬有一天，我和戴云到医院去看耀邦。耀邦说：“我正在挨整，你要走，戴云也要走。我又没有带什么人来，你们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挨整？困难的环境也可以锻炼人，咱们还是同舟共济吧！”耀邦又说：“你一定要走，我也不强留。只是《光明日报》发挥不了你的作用，我可以给你介绍其他更适合的工作，或者你先到汉中去做几天地委副书记，等西安的斗争缓和了你再回来。”我和戴云最后说；“你把话说到这个程度，我们就不走了，豁出去陪你挨整吧。”由此可见，我并不是耀邦那样“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人，我一再企图全身避祸，后来下油锅是逼出来，是一步一步下决心的。

1965年5月和6月，我两次给中共中央和毛、刘、邓、彭上书，本来就是自发的，有意识地不给耀邦看，不让他承担责任。耀邦听戴云讲到此事，就对我说：“既然别人不便署名，你的信就不要发了。你的官又不大，一个人署名，作用不大，风险太大。”我怕耀邦为我担心，就对他说：“那就不发了。”其实我还是发了。5月28日发了第一封信，是万言书，6月18日发了第二封。

1965年6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作会议，由耀邦作检查报告。西北局L书记指定省委印发1964年11月由西北局W书记主持泡制的“左”得要命的“关于反右倾的报告”。显然，西北局是要以那个报告为指导思想来检查耀邦的“错误”。会议开始以后，汉中地委副书记彭彬说：“把反右倾报告作为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谁还敢讲话呀！”听到这个反映，我在会议的西安市小组会上发言，以自我批评的口气批评那个错误的反右倾报告。我说：“省委1964年11月的反右倾报告，我曾参与修改。现在看来，那个报告有比较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例如：报告一开始就不加分析地肯定：陕西地区，不论哪一级，不论个哪地区，不论哪个部门，不论哪个单位，都存在着严重的右倾现象。一连用了四个不论，简直是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嘛！报告还不顾关中、陕北、陕南情况的差异，笼统地说：陕西地区的民主革命极不彻底。事实上，陕北老区在1934年到1935年的土地革命中所定的地主、富农达到农村总户数的10%至15%，而且把地、富、反份子从肉体上消灭了。陕南土改中所定地主、富农的数字也远远高于关中。报告估计陕西省各部、委、厅、局和各地、县领导班子烂了或有严重问题的占46%，后来又上升到60%以上。这些估计都缺乏具体分析。中共中央在下达《二十三条》的通知中规定：《二十三条》下达前发出的有关社教运动的文件，凡是同《二十三条》精神不一致的，以《二十三条》为准。省委1964年反右倾报告中的主要内容同《二十三条》的精神不一致，不应当继续作为指导思想。”我发言以后，“左”倾分子立即进行围攻。一些支持耀邦的人也认为我太莽撞了。他们在会下说：“你应该提具体意见，说明耀邦那些具体观点没有错，不应该批评西北局第一书记指定印发作为这次会议指导思想的文件，你批评那个文件就同西北局第一书记直接对抗了。”当时我的确缺乏经验，不懂斗争策略。自己认为辩护不如反攻，保胡不如批L。当晚，在省委常委和各小组联席会上，省委S书记提出：“省委反右倾报告是L同志指定会议印发的。林牧经常列席省委常委会，知道L同志的指示，还要公开唱反调，这是对西北局和L同志的态度问题，应该在全体大会上进行批判。”省委主管组织监察工作，很注意维护党规党法的书记处书记严克伦接着说：“《二十三条》规定：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家把想说的话说完。应该让林牧同志把话说完嘛！”S主张批我，严克伦反对，其他省委书记和常委没有说话，省委并没有作出批判我的决定。可是，第二天上午，省委S书记和西北局L部长所在的西安小组竟然宣布：林牧公然同西北局L书记唱反调，号召大家进行批判。我等着挨批和辩护。但是，几个“左派”分子前一天已经对我围攻过了，其他人鸦雀无声。会场沉默了三个小时，小组召集人只好宣布散会。我离开会场时，省委S书记换了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对我说；“林牧，你不要检讨了。”S这个号召用重炮打我的人，打了一梭子臭弹，却又来装好人，简直恬不知耻！不过，由此也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6月19日晚，耀邦随叶帅离开西安的前夕，我去向他们告别。耀邦问：林牧，你怕不怕挨斗？这次会上人家就要斗你，没有斗起来；今后要有挨斗的精神准备。我说：我恐怕经不起大斗。过去在两次“反右”中，由于上面有人保护过关，我只经过小批没有经过大斗。这一场官司要是打输了，我的下场不是劳改就是自杀。戴云说：“你为什么那样悲观？”我说：我做梦都梦见咱们的官司打赢了，可是，经过冷静地分析，我乐观不起来呀！建国以来，一直是反右有理，反“左”招祸啊。彭老总只是讲了一些大跃进中的缺点，并没有提出一套新的方针、路线，就遭到灭顶之灾。耀邦这一次却是提出和实行了一整套人道、民主、求实的观点和政策，毛主席能够支持吗？！耀邦沉默不语。

耀邦离开西安以后，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住医院、靠边站了。原省委常务书记冯基平，早在3月份西北局第一次批胡会时就托病回了北京，由章泽代理省委常委书记。这时，章泽持中间立场，同刘、胡两方都是若即若离。但是，由于他还要抓几个办事的人，当中宣部第二次调我去《光明日报》时，他坚决不放。1965年8月，陕西省委召开以批胡为内容的127次和128次扩大的常委会议，章泽可能为了保我，也可能怕我在会上放炮，对我说：近几个月，省委连续开会，把面上的工作都放松了，你可以代表我到关中西部那些省上很少去人的县份检查一下生产和面上社教工作。我出去逍遥了半个月，当省委128次常委（扩大）会议进入高潮以后，又把我叫回来。回来以后，我才知道章泽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已经转向了。但我始终认为，章泽只是作风圆滑，并不是一个存心做坏事的人。冯文彬对他的评价很中肯，“他不会主动做好事，也不会主动做坏事。”

在省委128次（扩大）会议上，省委秘书长陈元方和我都保持沉默。操纵会议的西北局W书记，并不让我们去起草批判“胡耀邦翻案书”（即“八条申辩意见”）的报告，那个报告由西北局认定的几个“左派”去 搞。陈元方和我的任务，只是起草《省委128次常委（扩大）会议纪要》。但是，这个报告的前半部分是批胡的结论性意见，我们的笔总是不能跟着W的指挥棒转，几乎是他说一句，我们记一句。陕西省长李启明有意说：你们两个秀才好像是“江郎才尽”了，几段话都编不出来。我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又给田家英写信反映了。

1965年9月，按照西北局的规定，陕西省各级党委应将《省委128次党委（扩大）会议纪要》向全省17级以上党员干部传达，并组织讨论，肃清胡耀邦的流毒。按照中共的党规党法，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无权对一位中共中央委员的“问题”作出结论，并向下传达，“肃清流毒”。但是，一个集权专制的党委把党规党法当作管别人不管自己的东西，他们不仅不会以法治国，也不会以法治党。有一天，在省委小灶食堂，常务书记章泽板起面孔对我们几个秘书长和研究室主任说：“这一次的学习，你们都要参加，要认真地提高认识，肃清流毒。”大家都不表态。晚上，我去找章泽，根本不提“肃清流毒”的事，只是说：“我想下乡参加农村社教。”章泽马上说：“我也想下乡蹲点，只是离不开，你可以下去在高陵县找一个生产大队，代替我蹲点，我每月去一两次。”后来听说；省委办公厅、宣传部、农工部肃清耀邦流毒的斗争，都在西北局派人监督下进行。有些过去支持耀邦的中层干部痛哭流涕地作了检讨，但是，我却逃脱了。这是章泽第二次保护我。

在批胡以后，陕西省以至西北各省、区的二期社教都是“左”上加“左”。我在高陵县是省级机关社教工作队的带队人，除了在生产大队蹲点以外，也参加县社工作团的领导工作。在审批各公社上报的定案材料时，遇到许多离奇古怪的案子。例如：崇皇公社有一个规模很小的生产队，当年种麦17亩，按当地的高产计算，每亩产麦 500斤，总产量只有8000多斤。但是，这个生产队的队长却被打成当年盗窃万斤麦的盗窃份子。姬家公社有一个支部书记，在逼供下承认自己盗窃一万多斤粮食，并且交待了某月某日在某处盗窃多少斤的明细帐，共计200余笔。盗窃份子记了200多笔有时间和地点的盗窃细帐，这真是海外奇谈！还有一个在夏收期间看守麦场的场长承认自己从场上盗窃麦子2000余斤，作案手段是在布鞋鞋壳里把粮食带出去。马家湾公社上报捕办一个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份子。此人的罪行是“1936年在中条山打死两名新四军”。本人招供了，可是，1936年根本没有新四军，抗日战争初期新四军建立以后也没有到过中条山呐！在我蹲点的那个生产大队，是右倾的典型。可是，还有一个基层干部自杀，运动后期复查时还发现25%是假案、错案。其它地方，根本不许复查，一复查，就要大反翻案风。有一位地委书记，1965年省委6月会议期间公开为耀邦辩护，1965年8月会议上大批耀邦，在二期社教中采用了刑讯逼供的手段，用极左的行动来表白自己同耀邦划清了界限。

1966年春节，我从社教地区回西安休假。西北局那位对我做过两次工作的领导干部又同我谈话。他说：“L同志很关心你的工作情况，不知道你对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在西北工作时间太长，孤陋寡闻，想交流一下。《光明日报》两次调我，省委没有同意，我现在还是想去。”西北局那位领导干部说：“交流可以，只能在西北这个范围交流。L同志要你到西北局去，研究室或宣传部，你愿意作哪一方面的工作都可以。”我说：“我还是想离开西北。”那位领导干部说：“反正我已经把L同志对你的关心传达到了。”听到西北局要调我去，我很紧张，马上去找省委分管干部工作的书记严克伦，向他表示，我要求离开西北，那怕支援越南也愿意去。严克伦说：西北局的调令已经来了，调你到西北局研究室工作，你不要再提意见了，坚持不去，对你没有好处。后来，我听陕西省委秘书长陈元方（他是耀邦的坚定支持者）说：西北局想把他和我都调去，担任西北局研究室正、副主任，另派L书记的秘书H担任陕西省委秘书长。我马上给戴云写信，请他告诉耀邦，西北局要调我去，我处境危急，希望耀邦设法把我调离西北。没有几天，陕西省委就通知我离开社教地区，回省委起草文件。3月上旬，戴云来信说，我的工作问题，耀邦已同中央有关部门谈妥，可以到北京去。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要陕西和西北局放人。新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是好人，你可以开诚布公地向他讲清你的困难处境，要求他把你放了。我给戴云回信说；霍士廉初来时，对西北的斗争有不同看法，几次说要找陈元方和我长谈。现在，霍士廉已经受到控制，不敢同我们谈话了。西北局不松口，他也无权放我走。看来，我是在劫难逃了！

由于在陕西省委3月会议期间，我又向到西安视察的邓小平反映了第七次批胡的情况，邓出面干与。西北局L书记大概觉得我这个人争取不过去，没有利用价值了，调我去西北局的事被搁置起来。这时，章泽又让我同他到陕西兰田县去搞社教。当时，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农村社教指挥部都设在兰田。五月间，邓拓、吴晗、廖沫沙被打成北京市的“三家村”以后，西北局L书记提出“西北的三家村”问题，虽然没有点名，但是，从他列举的事例来看，显然是要把胡耀邦和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陕西省长李启明打成“西北三家村”。L把耀邦的超前改革作为西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起点和对立面，这一招非常恶毒。因为空前广泛、空前凶猛、空前野蛮的“文化大革命”，是任何人都逃避不了的，抵挡不住的。我在当时是一个有闯劲而无韧性的脆弱的人，更加抵挡不住。

打倒所谓“西北三家村”的斗争，在三种场合进行，即：正式会议、“集训班”和以“隔离审查”为名的单独监禁的秘密监狱。

第一条战线是正式会议。从6月1日到7月1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西安召开了40天第三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会议前期扩大到西北五省、区的省一级党、政领导干部；会议后期扩大到西北五省、区的县委书纪。会议的主题就是揭发和批判以胡耀邦为首以赵守一、李启明为副的“西北三家村”。这是西北局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杀气最重的大会。7月15日至8月5日，陕西省委接着召开扩大的省委委员会，继续揭批胡、赵、李“三家村”，并在会议结束前作出决定：撤销赵守一、李启明等人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在报纸、广播和群众大会上公开进行批判。省委常委、陕北红军老干部刘子义，在会场上上吊自杀。这是第一位为胡耀邦仗义执言付出生命的义士和英雄。三十年来，一提到他，我就不禁热泪盈眶，甚至失声痛哭。

第二条战线是集训班。从6月13日到9月18日， 陕西省委举办“陕西省文化大革命座谈会”，后来改为“干部训练班”，参加的人员有西北局的副秘书长、处长，省委秘书长、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农工部副部长，部分地委书记和省委办公厅、宣传部的部分处长和干部，共40余人。9月21日，由西安秘密转移到陕西耀县一个山沟里，直到12月中旬被红卫兵发现后解散。这个训练班的任务是揪出和批斗“胡、赵、李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成员。

第三条战线就是特设的秘密监狱，涉及耀邦一案的只有三人，即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和林牧。而我是由第二条战线转到第三条战线的。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6月10日，我在兰田县社教地区做了一个怪梦。梦见我正在爬山。爬几步，出溜下来；再爬几步，又出溜下来。爬呀，爬呀，就是爬不上去。抬起头来一看，天空出现了“珠穆朗玛”四个大字。原来是世界最高峰挡住了我的去路，我是绝对翻不过生命中这一座大山的。

6月11日，我一起床就开始烧材料。我烧了记录那一场大斗争的日记、笔记，也烧了我向中共中央三次上书的信稿、给田家英的信以及中央办公厅的回信。过去，我把这些材料随身携带，是准备有朝一日上北京去打官司的。后来，有些上级和朋友埋怨我不应该烧掉那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我自己也觉得很惋惜。但是，人们不了解我在“文革”初期的心态。自从“五.一六通知”下达，“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发现我曾经长期迷信的毛泽东思想发展到荒谬绝伦、毫无理性的程度，我发现广大民众对于摧毁冒出地平线上的一切顶尖人物、顶尖文化、顶尖财富的“文化大革命”如痴如狂，我在上面和下面的精神支柱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我认为一切都完了：耀邦一案永无翻身之日，我自己永无翻身之日，整个中国的前途都是一团漆黑啊！有些人说他们在“文革”挨整时，如何地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未来的光明前途。他们说的是不是真话，我不清楚。反正我自己既不相信群众，也不相信党，更不相信毛主席，我看不到中国的未来有半点光明！哀莫大于心死，我的心已经死了。

6月11日上午，陕西省委办公厅打来电话，要我立即回省委参加“文化大革命座谈会”。章泽那时似乎不是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核心人物，对他们的决策不大清楚，他还想再保护我一次。他说：现在社教工作队正要整训，你是工作队队长，怎么能走？我给省委打电话为你请假。章泽打过电话后很无奈地对我说：“省委不许请假，我也没有办法。回去以后好好学习吧。”在批胡斗争中、章泽三次保护我，我在后来也曾给以回报。

6月13日，为省委常委会议作纪录的干部郭步岳（他是耀邦的坚定支持者）告诉我；由于耀邦已经调离西北，西北局这一次的作法是从赵守一入手，揭发“胡、赵、李三家村”。F书记把参加“文革座谈会”的可以利用的中层干部召集到省委来，正在进行准备揭发材料的具体部署。这一批人是所谓知情人，当然不会有你这个打击对象。接着，曾经为我向中央上书提供材料的一位中层干部，专门来对我说：“咱们过去对耀邦，对西北局的看法，恐怕要重新认识了。”他是在阵前倒戈之前，先对我打个招呼。这种人比那些突然翻脸背叛的人要好一些。

6月14日，“文化大革命座谈会”正式揭发问题。令人倍感意外的是：带头揭发问题的是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长期提拔的干部和他的秘书。特别是前任省委宣传部长揭发的几个理论问题，正是他参与起草的文件中提出的问题，而且并无错误。赵的秘书点了我的名。会后，我看到我的一位无话不谈的老朋友到省委去找F书记，我估计得到他是专门去揭发我的，而我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他完全知道，他的揭发对我是致命的一击。这一天傍晚，我到妻子工作的单位去，向妻子和孩子告别，并把我们夫妻共用的一只上海手表和几十元钱交给妻子。一个人下定了必死的决心以后，是会从容不迫、若无其事的。我的妻子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看出来。回到我的宿舍，我给耀邦写信告别。信上说：“我受不了未来的无休无止的人格侮辱，只好走了。向您说一声永别！估计您的日子也不好过，望您保重！”当时我已受到监控，估计这一封投进省委附近邮箱的信未必能发出去。十一年后，我见到耀邦的时候，也忘了问他是否收到。

1965年6月14日夜，我虽然下了必死的决心，但在面临生命终结、告别人世的时候，禁不住心潮激荡，思绪百转千回，三十八年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

首先我想到，当年我如果不问政治、专门做学问就好了。想来想去，不行。因为我生就一种吃亏惹祸的脾气，见不得不公不平的事情，见不得人整人、人害人、人杀人的现象，爱替别人抱不平。后来，当局要把那些打抱不平的活动看成政治问题，就把我逼上干预政治的道路上来了。后来，上大学学工科，本来是想做一个不问政治的工程技术人员。可是，入学不久就感到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和腐败，使人无法安下心来学习，当时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在我们工科学生中闹得更加厉害。

我想得更多的自然是耀邦这一案。我想到，如果我不支持耀邦新政，或者持而不坚，不要再三、再四地向中共中央上书为耀邦辩护，那么，我这个专门为组织、为上级起草文件和文章、自己不负主要责任的中层干部，虽然免不了“文化大革命”的一般冲击，但却不会同那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结成誓不两立的冤家，不至于惨遭杀身大祸。可是，想来想去，按我的思想和性格发展的脉络，坚决支持耀邦新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学生时代，我本来就不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的成员，而是接受中国民主同盟的自由、民主政治纲领并参加其活动的民主青年。1947年11月蒋介石政府解散了中国民主同盟，第三条道路走不通了，非共产党的民主青年也要受到“特别刑事法庭”的审判，才把我们驱赶到共产党这一边来。到了延安，参加了共产党，虽然主观上下决心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追求当时认为无比崇高的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党性，但是，党性与良心、专政与民主、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经常处于矛盾斗争之中，苦不堪言！在平时是二重人格，在“反右派”、“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中，良心、民主、人道主义就会情不自禁地露出头来，说出口来。如果不是上级领导人几次保护过关，我早就被划为“右派份子”和“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了。由此可见，逆反人性、人情的思想改造对于有良知、有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是无效的。经过十几次有时整人、有时被整，在大多数运动中是经历挨批检讨--—保护过关--—上阵整人的过程，我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始终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这正像毛泽东批评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王国”。正因为这样，我自然就同胡耀邦“萍水相逢，一见倾心了”（这是西北局军事组组长批判我们的语言）。胡耀邦对我们一批知识份子干部所起的作用是：改变了二重人格，开发出固有的良知，恢复了独立思考，进行了第二次启蒙。虽然，耀邦对我个人没有给予任何好处，可是，我始终感谢他，把他当作我的第二次启蒙老师，他促使我变成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真正的人。

我自然也想到我的难舍难分的妻子、儿女。他们跟着我，没有享受到什么特权，只有屈辱和苦难。可是，我如果不死，他们受到的株连会更多更重。我死了，让妻子改嫁，儿女改姓，他们受的罪会少一点。

人在大难临头、走投无路的时候容易迷信，何况我生在一个佛教家庭，参加共产党以后，宗教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我想到：38岁常常是英雄的末路。岳飞、郑成功、李自成、多尔衮、辽圣宗耶律延禧和俄国的普希金都死于38岁。可是，人家事业有成，死犹重于泰山。我呢，一事无成，死得轻如鸿毛。真是死不瞑目啊！我希望有灵魂，有来世，因为我要化为厉鬼去惩罚那些以整人、杀人、侮辱人为职业的虎、豹、豺、狼。我还想同情缘难断的妻子、儿女和知心朋友在未来的人道、民主的太平盛世重新团聚呢！

除了追忆历史、留恋妻儿、幻想来生以外，我对我的文稿、信件，作了一番清理，怕它们给妻儿、亲友、同志留下受株连的把柄。那时，我看到这也有问题，那也有危险，就放进炉灶里烧呀，烧呀，这样就把时间拖长了。

由于我在二十几天前西北局第一书记提出“西北三家村”的问题时就作了自杀的准备，积攒了安眠药、绳子、小刀、铁钉以及李时珍《本草纲目》列举的合食必死的几种食物，作为自杀的工具。大葱与蜂蜜合食必死，我试过了，一点感觉也没有，可见李时珍也有无稽之谈。最后对我起作用的，还是将近100片安眠药。服下安眠药以后，我笑了。不是苦笑，而是得意的笑。我笑的是：虎豹豺狼们，权力再大，法网再密，反动气焰再高，也抓不住我了！储安平有一篇文章叙说他的死亡感觉是掉进一个黑洞，越掉越深，以至最后失去感觉。也许我服用安眠药的剂量过大，我的死亡感觉是：顷刻之间，一片黑暗，什么都不知道了，灵魂也没有出窍。

失眠是我的职业病，我从25岁以后就长期服用安眠药，有了抗药性，加之服药以前拖延的时间太长，黎明时分，有一位服务人员发现我失去知觉，向省委报告了。他们把我送到医院。一个昼夜以后，我才被抢救过来。我恢复知觉以后，发现有一位省公安厅副厅长在旁边看守，我就揭发了L一段政治历史问题和1962年他在系统宣扬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主张以后，又把责任推在几个省委书记和中层干部身上的恶劣行迳。我明知我的揭发立即会被送到L本人手里，但是，我既然死不了，就要反攻一下。

6月16日上午来了三个我不认识的人，他们自称是审查我的专案组，宣布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对我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其实，他们那时已经开除了我的党籍，大约是等待审批手续，当时没有宣布。

后来我才知道，专案组三个人是西北局办公厅政法组组长g、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N、省警校校长H。他们都是从外省新调来的，所以我不认识。他们利用我不认识这个条件，表示他们是中央派来的，在中央就看到我的材料。他们审查我的重点自然是我给中共中央的三次上书，他们所谓在中央看到我的材料，自然也是指那三封信了。那时，我并不怀疑中央派人审查，因为中共中央已经把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给毛写信控告林彪，打成“现行反革命”，自然也可能把我给中共中央写信控告西北局第一书记，打成“现行反革命”。我就向他们讲了我三次上书的内容。他们追问，是谁给我转信？我说：是请田家英转的。他们又问，为什么要田家英转信？我说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又是中央办公厅分管信访的副主任，我请他转信有什么问题？他们说：田家英是彭、罗、陆、杨安在毛主席身边的钉子，已经畏罪自杀了。你托田家英转信，可见你们是一丘之貉。那时，我才知道田家英也出了事。至于后台，耀邦没有看过我的信，我本来就没有后台，完全是个人行动。

关押我的秘密监狱，在半年之内转移过四处，都是一个独院，由一个公安干部带领四名公安战士看守，吃、喝、拉、撒都在院内，而且由公安战士贴身监视。晚上，我住在套间里屋，几个公安战士住在套间外屋。家属不知我在何处，只是每月有公安干部找家属要我的伙食费。每次转移都在午夜，一辆车前导，一辆车断后，我坐在中间一个没有窗户的闷子车里，当时我觉得，他们把我的身份提高了，蒋介石对待张学良和杨虎城也不过如此。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害怕红卫兵找到我，对他们不利。

我在求死不得和重兵看守之下作了许多后来引以为耻的交待和检讨，凡是我做过的事，说过的话，写过的东西，什么都讲。不过，我所以作出那些检讨和交待，不是为了投降、告饶，而是为了麻痹他们，寻找一个求死的机会，“文化大革命”后期给我的结论是两次自杀，一次绝食。其实，自杀何止两次！我在坐监狱的时候，随时都想自杀，只要能够弄到手的东西，都可以作为我的自杀工具。我吃过有剧毒的夹竹桃枝叶；吃过不少铁钉子和大头针；绝食，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了。但是，夹竹桃枝叶只能使我呕吐；铁钉子，都是直插下去，排泄出来，没有一根斜插下去刺穿肠子；绝食7天，仍然能够下地扫院子，后来被牢头、禁子发现，强迫进食。当时陕西省委的S书记曾经说过：“我们要整得你们这些反党份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们确实是这样干的。没有生的自由，也没有死的自由。这才是惨绝人寰的政治迫害！

1965年12月25日晚上，监狱里突然来了两个军人。他们对我说：红卫兵要把你拉出去批斗，批斗完了，仍然接你回来。你出去以后，对内部的事情不许乱说，暴露了内部的事情，只会给你罪上加罪。我被送到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即现在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当时是军事院校），有两个红卫兵陪我住在一间学生宿舍。第二天，红卫兵要我交待问题，我交待的当然是支持胡耀邦和控告西北局的事情。他们很感兴趣。12月27日，红卫兵让我游行示众。带头游行的是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和常务书记冯基平，下来就是我和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共11人。当时正是三九严寒，由于监狱里的人不给我取棉衣，我还穿着一身秋衣，冻得狼狈不堪。游行以后，所有的“黑帮份子”都住在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监狱里派车接我回去，红卫兵说：“这个人我们要审查，不能回去。”当天晚上，陪我同住的红卫兵对我说：今天游行的人是西北局提出的名单，今后，由我们组织的游行示众，就要由西北局第一书记带头，没有你了。他们指着我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的黑牌子说，这个东西今后不给你用了。接着就用脚把它踩得稀烂。他们还要我提供家属的单位和地址，并说：你的衣服太单薄，我们通知你的家属给你送棉衣来。第二天，我的妻子就同我见了面，并送来了棉衣和大衣。事后，红卫兵告诉我，他们在66年10月，就听说陕西省委有一个部长，因为控告西北局第一书记被关进监狱。11月，西安的造反派到北京找中央文革的王力，要求从中央办公厅档案中调出林牧控告L的几封信件。王力说：中办的档案已经封存，不能查。这一次，红卫兵要求西北局把一批“黑帮分子”交给他们游行示众，红卫兵特意提出林牧的姓名，西北局才把我交出来。

我在西军电住了两个多月，三月份到了陕西省委造反派手里。他们对我都比较优待，不批不斗，也可以回家。但当有一派动员我起来造反时，我不造反。困为我知道，按照“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指导思想，我们的案翻不过来，我只控诉西北局把我打成“特务、反革命分子”是政治迫害。尽管这样，在造反派中还有一批人在支“左”部队的默许下，为我们翻案。

1967年4月，江青大反翻案风，陕西省也跟着反。这时，反胡的急先锋、原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S先生成为所谓“红色政权”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根据“谁掌权谁有理”的不成文的法则，“红色政权”对于陕西的历史是非自然要以S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来画线了。他们在陕西省委机关打了三个翻案集团：一个是以原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为首的“赵守一、林牧翻案集团”；一个是以原省委秘书长陈元方为首、以副秘书长白瑞生、蒋锡白为副的“陈、白、蒋翻案集团”；一个是以原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农工部副部长白纪年为首，以原共青团陕西省委副书记、中共陕西省委财贸政治部副主任王乃奇为副的“白、王翻案集团”。这三个翻案集团的共同问题都是为胡耀邦一案翻案。

我在反“翻案风” 中被批斗过几次后再次入狱。这次入狱的名称叫做军事监护。实行军事监护的地方，就是“西安事变”中蒋介石住过的高桂滋公馆，那是一个曲曲折折的大院子，套着许多小四合院。我进去的时候，只有一个四合院关着五个人，我被编为5号。后来西北局、陕西省、西安市三级机关“情节严重”的“走资派”都被集中在这个院子，先后关押过73人。监狱里的牢头、禁子监押着我们搬运砖头给每一个院子砌一面高墙，把四合院变成三合院。这也是作茧自缚，不过是被迫的。

“军事监护”的监规很多。例如；每人住一间房子，每天都要把玻璃门窗擦得明光净亮，以便站在院内的狱卒一览无余地进行监视。同住一院的人不许交谈。每人房间有一只痰盂，用于小便。每天放风两次，每次五分钟，用于大便和刷洗尿盆。吃饭，由炊事员送到小院里边，叫谁的代号谁才能出去打饭，从室内到院子倒污水和接清水，要先喊报告，经过监管人员允许才能跨出房门。晚上通宵开灯，白天不许躺在床上休息。每人的房内，都由监管人员根据态度的好坏贴着“顽固分子，是顽而不固的......”之类的语录。有一段时间，早晚都要向毛请罪。除了毛选、语录和人民日报，不许看其他书报。我进去得早，监规还不很严，我还带着马、恩、列的选集，后来其他人就不许带了。除了交待材料和给别人写的证明材料，不许写其他东西。监管人员要不停地催我们写交待材料，每隔几天就来收一次。没有那么多交待可写，我就抄写马、恩毛的著作或者默写自己能够背诵的诗词，竟然没有受到批判。可见他们也不认真去看。家属只能送生活费和衣服、牙膏、牙刷，不许探望，不许送吃的东西，不许送片纸只字。当时，我每月只有20元生活费。到院外劳动或“提审”，都有两名公安战士押送。违犯以上监规者，轻则训斥、罚站，重则批斗、打人。

这种特设的单身监狱，除了同集体监狱同样地不自由，同样地要受人格侮辱，同样地要受体罚以外，还有两条难以忍受的痛苦，一是孤独，二是饥饿。

由于我们受监护的对象都被孤立、分割起来，除了“提审”的时候要说话，要受到围攻和逼供以外，我们每天只能在开饭的时候说两个字，即，炊事员问：几两？我们回答2两或是3两。这同十几个人关在一个“牛棚”可以谈天说地，可以互相包庇，可以骂那些整我们的大人物和小人物，简直有天壤之别！看到墙上的壁虎，地下的蚂蚁，都感到亲切。因为它们是鲜活、自由的动物，又不害人。如果院内飞来几只小鸟，每个房间的囚徒都要用欣喜的心情抬头张望。我在监狱里常做三种梦，即：在天上飞、吃一吨饱饭和子女哭着要爸爸。因为当时的最高理想就是这三件事。后来，在解除军事监护以后，回到单位，回到家里，第一顿吃了90个饺子。有一段时间说话不大流畅，因为语言机能衰退了。

由于我们的伙食标准低，每天只有4角钱，而管理人员又在贪污克扣粮、油、煤炭，我们受监管的人普遍吃不饱，六十几岁的人也吃不饱，面汤、米汤都很珍贵，都要抢着打，到院外劳动，捡到菜根和西瓜皮如获至宝，拿回囚室洗净了慢慢吃。有一天，我和一个囚徒给伙房抬菜，抬到伙房，对炊事员说：给我们一点生菜吧。炊事员害怕监押我们的公安战士看见，急急忙忙抽出几颗生葱给我们藏在衣兜里。我回囚室吃葱，越吃越饿，从此，我才懂得葱是开胃的，以后要生菜再不要葱了。我当时40岁出头，是监管对象中最年轻也是饭量最大的。炊事员知道我的饭量大，夏季常常拿来一些剩饭说：“5号，灶上剩下一些高梁米，给你吃了去。”炊事员们都有是非善恶观念。有一天，被编为一号的原西北局常务书记W，嫌发给他的馒头小，想换一个大的。炊事员就没有对我那样客气，而是把他挖苦了一顿。炊事员说：“你这个人怎麽这麽没成色？听说你是西北局第二号人物，过去脚一蹬，西北五省的地都要打颤呢，现在领馒头还嫌小了。”在公安战士中，也有一些心地善良的人。监狱里用主食票打饭，交几两票就打几两饭。有一天我领了一个馒头，交出二两主食票，发馒头的公安战士说：“你交过了。”我说：“我没有交过。”他仍然坚持“交过了”；连续几次都这样。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有意让我多吃一点。还有一个公安战士，有一天晚上偷偷扔给我一个苹果，后来又在值班的时候悄悄告诉我：我知道你吃不饱，我可以代你买些吃的东西。他连续几次代我买过馒头、饼子、白糖之类的食物，后来被他的同伴告发了，以丧失立场、同情阶级敌人之类的罪名被开除军籍。可惜，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姓名和籍贯。为了这件事，我受到一次“四面出击”的刑罚。所谓“四面出击”就是前后左右都站着公安战士，前面的人狠狠一拳把我打得倒向后面；后面的人，一只手扶起我，另一只手再狠狠一拳把我打得倒向前面；左右两边的人照样仿效。这一次痛打，虽然没有留下伤痕，却让我的筋骨痛了一个多月。

我还有一种解决饥饿问题的办法，就是吃猪食。我是猪倌，在喂猪时，监押的公安战士嫌猪圈臭，站在很远的地方。我乘此机会，捞起猪食槽的菜根菜叶和馒头、米饭渣子，大口大口地与猪争食；同时还要抓几把发酵饲料藏在裤兜里，晚上假装读毛选，抓起裤兜里的发酵饲料，小口小口地吃下去。军管组发现了，又批判我“偷吃猪饲料，暴露了丑恶的灵魂”。其实，那些逼得人不如猪、与猪争食的法西斯份子的灵魂，才是极端狠毒和丑恶的。

在军事监护中，审查路线问题，他们已经不过瘾了，着重审查的是“派谴特务”和“国际间谍”问题。所谓“派遣特务”，是指胡宗南派谴我带领三十几个学生到延安去搞特务活动。所谓“国际间谍”是指同我认识的一个同乡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报部门派到海外去作工作。其实，这两个问题，早在50年代已经审查清楚，做过结论了。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把中共过去的组织全都否定了，所以，他们又要重新审查。特别是后一个问题，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往国外的工作人员当作“国际间谍”，简直是笑话！

1969年9月10日，军管组突然向我宣布省革委会的两条决定：一、林牧在历史上没有发现叛徒、特务问题，有悔改表现；二、解除军事监护，送回原单位接受批判教育，争取群众谅解。我感到莫名其妙。回到省委办公厅以后，才听说，毛指名让胡耀邦参加了“九大”并提名为中央委员。在选举时没有选上，所以，省革委会对我实行了“半解放”。如果耀邦当选了中委，我就可能全解放。

省委办公厅的干部让我在大会上作了一次 检讨就准备解放，而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干部主张否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开除我的党籍的决定。正在这个时候，反胡急先锋、原省委领导成员中唯一一个继续担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的S又跳出来说：“连林牧都解放了，还要恢复党籍，陕西省就没有一个黑线人物了，胡耀邦、赵守一变成光杆司令了。”S发了话，省级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和工宣队只好照办，又把我看管起来，大反我的翻案风。然后送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和继续接受审查。

我在“五七”干校长达四年半，种过地，喂过牲口，务过果园，专案组查一次又一次，总是不能做出符合新省委意图的结论。1975年，“五七”干校要转成正式学校，我们几个老大难份子已经无处容身了。陕西省委才分配原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到长安县拖拉机修配厂去当修理工，分配原陕西省省长李启明到户县电厂去当钳工，原省委秘书长陈元方回家养病，分配我到偏僻、穷困的商洛地区去做基层工作，起先在林业站，后来到镇安县深山区生产队去做驻队干部。又磨了四年之久。在“五七”干校和商洛山区八年半，经历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但是，由于那些事情与耀邦一案无关，留待我在自传中去写，这里就不说了。

1976年4月下旬，即“天安门事件”的半月之后，陕西省委通知我从山区回西安看结论。结论没有定性，只有“顽固对抗文化大革命，性质严重，开除党籍，行政上降四级”。我问，结论上为什麽不提我犯了什麽性质的错误？宣布结论的人说：“顽固对抗文化大革命”就是定性，根据就是你一再自杀和绝食。我说“我没有罪，不是畏罪自杀”。宣布的人说：组织上没有说你“畏罪”，你的自杀就是“对抗文化大革命”。“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以后，对抗文化大革命就是最严重的问题。西安医疗部门一些好心人估计在我第二次开除党籍以后，还会受到更大的打击，就带我到精神病院去就诊，医生给我开了一个“精神病”的证明，寄到农村，从此，没有人管我了。类似的事情还有一次，那时我在“五七”干校，肚子疼了几次。干校派了一个专案人员带我回西安在陕西省医院就诊，内科主任田凤英看到我假装不认识，支开年轻大夫，自己来为我检查，检查后的诊断意见是“住院检查，排除肠道新生物”。“新生物”是肿瘤的代称。干校送我就医的人只好让我住院。他回干校汇报以后，干校专案组说：“那个家伙快要死了，不用管他。”那一次，我得到将近一年的自由，省医院内科主任才把“肠道新生物”的诊断最后确诊为“神经性肠痉挛”。

“四人帮”覆灭以后，坚持极左路线的陕西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一面“捂盖子”庇护自己及其同伙，只揭批年轻造反派的问题；一面对参加胡耀邦超前改革的赵守一、李启明、陈元方和我揪住不放，甚至在1977年5月号称“揭批四人帮”的全省有线广播大会上，把赵守一、李启明同“四人帮”上挂下连地进行点名批判。恰好，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到西安同赵守一、李启明谈话。赵、李两个人说：“1966年夏季，当时的西北局把我们打成反对刘少奇和西北局的‘胡赵李三家村’；后来，刘少奇被打倒了，又说我们是刘少奇在陕西的代理人；林彪叛逃了，又说我们是林彪的人；现在，揭批‘四人帮’，又把我们同 ‘四人帮’上挂下连的地进行批判。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谁的人？！”

与此同时，有一位曾经支持耀邦后来转变立场，痛哭流涕地进行检讨、揭发、以至告密的人，由于在1973年已经恢复工作，1976年底和1977年春天，一再去北京在耀邦面前恶人先告状，说赵守一、李启明和林牧的坏话。陕西省委一位女护士在耀邦面前反驳了此人对我们的诽谤。耀邦的秘书想了解一下真相，就在当年五月中旬借来西安出差的机会，先找了那位诽谤我们的人和另一位持中间立场的人谈过，然后找到陈元方和我，谈了一整天。最后，戴云说：看来你们解放不出来，还是1965年那一场斗争的是非没有分清。“解铃还须系铃人”。1965年向中央几次上书是由林牧署名，这一次还需要林牧就全案写一个申诉材料，要求为这一案平反，不要仅仅要求为个人平反。

1976年7月上旬，我和当时也未解放的原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同路去北京。耀邦看了申诉材料说：克伦的个人申诉，我可以转。林牧的申诉，我不好转呀！戴云建议请王震转。耀邦说：王震礼拜天下午要到我这里聊天，你等到那一天来。在等待王震的空隙，我先请胡绩伟转信，胡绩伟答应转给华国锋。礼拜天下午，我在耀邦家里见了王震。王震问：“你是来开会的？”耀邦说：“他有什麽会可开，他是来告状的。”王震又问：“告什麽状？”耀邦说：他告的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状。王震说：“怎麽阎王都解放了，小鬼还没解放？！”耀邦说：“历来是阎王好解放，小鬼难解放嘛。”王震说：“你把材料交给我，我看了再说。”过了几天，王震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王老已经把你的一份材料转给叶帅。不过，你们这一案，华主席不知道，叶帅只知道一部分情况，全案是小平处理的。等几天，小平正式工作以后，王老再把另一部分材料转给小平。”

还是大干部的问题解决得快。7月20日，耀邦告诉我：“中央决定派万里同志组织班子去改组安徽省委，万里要陕西的赵守一和李启明，中央只同意要一个，决定让守一去安徽。你马上打电话请守一做好准备。”7月23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找万里、顾卓新、赵守一等三人谈话，交待改组安徽省委的任务。中央组织部通知陕西省委在23日中午12时以前把赵守一送到北京。陕西省委明知道卡不住赵守一了，还要最后刁难一次。他们借口没有飞机，给赵守一买了一张7月23日傍晚从西安发车的火车票，7月24日下午六时，赵守一才赶到中央组织部。当时的中组部部长郭玉峰说，你来迟了，昨天下午，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给万里、顾卓新交待了任务，今天早晨，他们已经飞到合肥了，要等你去，才能宣布中央改组安徽省委的决定。你只好辛苦一下，今晚就飞合肥。赵守一说：“辛苦一下没有什麽，只是陕西省委没有为我恢复党的组织关系，我现在还不是党员，怎麽能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的书记处书记呢？”郭玉峰说：只好变通一下，由中组部派组织处处长陪你去合肥，先在口头上介绍你是中共正式党员，然后再请陕西省委为你出具书面的组织关系介绍信。

“胡、赵、李三家村”的第三号人物李启明也被叫到北京，中共中央准备派他到云南省委担任第二书记，并且，催陕西省委尽快为李作出审查结论。陕西省委派他们的审干办公室主任带上结论叫李启明签字，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某某还对到北京去的人交待：“这个结论寸步不让。”李启明一看结论，保留了三条严重错误，第一条就是“给毛主席安窃听器”。李启明当然不签字，陕西省委审干办公室主任说：“你妥协一下，签了字就可以分配工作了。”李启明说：毛主席没有去过西安，我没有也不可能给他安窃听器，这样无中生有的问题，怎麽叫我妥协呢？李启明没有签字，中共中央只好把一个没有做结论的领导干部派到云南去工作。

“胡、赵、李三家村”的骨干分子、原陕西省委秘书长陈元方也被揪住不放。中央组织部只好把他先调到中央党校当教师，直到1979年1月，陕西省委改组以后，他才被派回陕西，担任省委副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但他到职不久，就有一些原来反胡的人告他的状，而且告状的人抓住耀邦对支持者过严、对反对者过宽的特点，捏造事实说陈元方在西安市翻反“胡”的老帐。这封告状信偏偏送到耀邦手里。由于北京当时还有一些人时刻企图抓耀邦的辫子，耀邦只好给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批了几句话，大意是说：陈元方同我没有什麽特殊关系，你们要是认为他不好，可以调动他的工作（不是原话）。1982年春天，陈元方在陕西又受了一个礼拜的批判，并被免去了西安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后来专门编陕西省的地方志。这是陈元方在党内第六次受到打击。

另一个耀邦的支持者汉中地委书记张军的结局也不好。除了“文革”中在“省委文革训练班”、在汉中地委受到残酷打击以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由于坚决拒绝“批邓”，被逼成严重的脑血栓，神志不清到死亡，没有熬到彻底平反的一天。

1977年7月底，我从北京回到西安，等待中央的批示，一直等到1977年12月，主管审干的汪东兴才把我的申诉书批给陕西省委。汪东兴的批示比较有力，要求陕西省委复查、平反。陕西省委不得不建立一个复查小组，把一个在1978年看来非常简单明确的案子，由1977年12月复查到1978年10月还没有结果。在此期间，陈元方、王维琪（原西北医学院党委书记）和我在西安钟楼附近，办了一个“民主墙，经常书写和张贴揭露“四人帮”党羽和提出自己政见的大字报。

由于陕西省委对我的问题久拖不决，有些地方党委和中央一些部门出面打抱不平。中共安徽省委、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和国家民委，不管我有无复查结论，也要调我去他们领导的地区或部门工作。我正准备离开西安，中央派王任重主持陕西工作。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三位部长联名给王任重写信，要求省委不要放我到外省去，要求省委把我分配到省委宣传部同他们一道工作。王任重采取了特殊措施，先把我调回省委宣传部工作，然后再做结论。我于1978年11月到陕西省委宣传部报到。省委宣传部干部处的同志问：“你怎麽没有组织关系？工资关系也不对，听说你在18年前就是省委副秘书长，怎麽工资级别是17级？”我说：“我没有组织关系，我先后两次被开除党籍，凡是开除党籍的人工资级别要降四至六级，这是党内的老规定。”干部处的同志说：“不恢复党籍怎麽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呢？”我说：“这件事情，是有一点滑稽！我也不知道是怎麽搞的。请你们去问王任重吧。”我在省委宣传部上班几天以后，省委审干办公室才给我看据说省委已经通过的复查结论。否定了我的主要问题，过去把一再自杀、绝食定为“顽固对抗文化大革命”，现在改为是抗议“林彪”、“四人帮”政治迫害的正义行动；与胡耀邦、赵守一的“黑线关系”也不能提了。但是，复查结论还是为我留了几条小尾巴。例如：“1962年4月向高等学校做形势报告时，散布了夸大困难、否定三面红旗的错误言论。”我说：这个问题，不论正确错误都不能把帐记到我的身上。当时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关于形势问题的宣传提纲，要求全国地、师级以上领导干部，按照中央的宣传提纲向各阶层人民做形势报告，讲清困难，检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而且要把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检讨不折不扣地向群众传达。审查人说：那就加上一句话---“根据中共中央宣传提纲所作的形势报告有错误言论”。这样一改，就变成在我的复查结论中加上一段批评中共中央的话。反正有理说不清，他们硬要批评中共中央，我也没有办法。

省委宣传部办公室为了让我熟悉情况，送来一大堆文件。我发现其中一摞文件是1978年的《敌情动态》，其中有陈元方和我在西安钟楼民主墙所贴的大字报。我问办公室主任：“我和陈元方的大字报怎麽也成了敌情？”办公室主任说：“当时是省委要求宣传部把钟楼附近有份量的大字报都用照相机摄下来，汇编成《敌情动态》 。”我说：“怎麽提出不同意见就是敌情？我现在做了宣传部长，是负责掌握敌情的人，说不定哪一天我再提出不同意见，又会成为被你们掌握的敌情了。”这时，我已经感到来日大难，斗争正未有穷期。果然，不久就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须革命”等问题上，同我的顶头上司--—兼管意识形态的省委常务书记L发生争论；在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问题上同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和主管农业的常委发生冲突。在全国4000人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和评论毛的功过时，我又提出：把毛泽东著作中的正确部分划入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把错误部分排除出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这样很难区分。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也是既有正确部分，又有错误部分的。不如干脆就把毛泽东著作称为毛泽东著作，不要提毛泽东思想了。由于当时的讨论气氛比较宽松，我没有受到公开的批判。但是，不少领导人已经认为我很狂妄，以致1982年1月邓小平要求中央组织部对我进行考查时，考查者在“考查材料”中对我的才能说了大量的好话以后，给我加上“抗上”的评语；并且倒打一耙，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实地揭发了我的老上级张德生的生活作风问题。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原省委办公厅有人把张德生和我一起揭发，诬陷我们共同占有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在调查和批判时，我只是自已检讨我和那位女演员接触过多，感情上有些波动。至于男女关系，我声明：我自己没有，张德生也没有，因为张在疗养期间同他的夫人住在一起。我为这个有诬陷不实之词的考查材料，申诉了三年之久—--从54岁到57岁。1982年2月我声明，我不干了，要告老还乡，中央组织部一位负责人才为我写了一封否定那个考查材料的信件。当时北京有一位老上级对我说：“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拖你三年，现在三年已满，你的年龄已经过线（指提职之线），你还要他那个否定黑材料的信件干什麽？”我说：“否定黑材料还是必要的，干干净净告老还乡嘛。”

1982到1983年，我在北京的两年，有些地位高的保守分子又给我造了不少谣言，例如：说我到北京来，是专门为耀邦打小报告的，甚至说我给耀邦写信，要他防止“宫廷政变”。我必须说明：我去北京工作是另一位领导人根据邓的意图调去的，不是耀邦调我去的。我去北京以后，为了避嫌，从来没有单独探望耀邦，他也没有找过我。我是给耀邦写过一封信，但是那封信只是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在经济体制没有改好以前，速度越高，效益越低。因此，不宜过份强调高速度。第二、您讲话不用稿子。过去可以，现在恐怕不行。还是要在事前做一些准备，字斟句酌。讲的时候可以离开稿子，即席发挥。如此而已，至于什麽“宫廷政变”，那是做这种事的人心虚，我不在中南海，只是管理科技干部，我知道什麽“宫廷政变”！

1982年5月，陈元方在西安受到他这一生中最后一次批判（第六次）时说：有人说我们以支持胡耀邦的胜利者自居。不对！“我们始终都是失败者！”陈元方这一句话说出了我们始而参与胡耀邦的超前改革，后来又坚决支持他在全国范围所倡导的经济、政治、文化“全面改革” 的人的共同心声。不论就“全面改革”的事业来说，还是就个人遭遇来说，我们至今还是失败者！

林牧自传：昭昭日月（五）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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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皓日



皓日当比喻君主。

当共和国升起太阳的神明时，林先生从此深醒。朦胧中，林先生所见之太阳已非万物滋润的那处所依。当神州大地莺歌燕舞，万众齐呼“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之时，林牧所苦苦思想的是那个可以于战争时同甘共苦，戎马倥偬的战友、同志如今又在何方？

11亿中国人经历了十年恶梦，作为身兼要职，且处太阳圈子内层的林牧又曾经历了何等样的历史，我们今天将从林牧先生的亲笔里获取答案……



在文化大革命中

我在“文革”中的经历，分作两段来写。前一段着重记叙同胡耀邦超前改革有关的经历，因为那场斗争一直延续到“文革”期间，特别是对所谓“西北三家村”反党集团成员的反攻倒算是在“文革”初期进行的；对我们几个骨干分子的打击，却延续到整个“文革”时期。第二段，写我在文革中的一般经历和见闻。

在“文革”中，对于我们“西北三家村”成员的打击是在秘密监狱和秘密训练班中进行的。一般性的造反、打内战和揪斗“走资派”的斗争，是在各机关、各单位公开进行的。以中共陕西省委和省政府为例，在“文革”发动和“夺权斗争”中，造反派揪出的“走资派”都在机关内部关进一间大房子，号称“牛棚”，实行“群众专政”。看管“牛棚”的人，一种是工勤人员，一种是造反派的干部。“牛鬼蛇神”们在前一种人看管下就走运了，在后一种人看管下就倒霉了，因为工勤人员一般是不虐待俘虏的。例如：在省委宣传部的“牛棚”，有一天，看管牛棚的工勤人员拿出一沓纸条子，提醒“牛”们：某书记的秘书h是一个特务，这些条子都是他揭发你们的反动言行的，我没有向上交，以后h在场的时间，你们说话小心一点。从此，住在牛棚门口的“牛鬼蛇神”就承担了一项任务，发现h往牛棚走的时候，就提醒大家：“特务回来了。”大家马上停止一切谈话，捧起小红书，大声读起来。H离开牛棚，大家又海阔天空地谈论，以至发牢骚，骂那些整人的人。有一次，军宣队找来部长、处长中最漂亮的几个家属，给“牛”们做劝降报告，要求“牛”们好好交待问题。报告以后，军宣队要求“牛”们回到“牛棚”认真讨论几个家属的报告，由那几个工勤人员主持。结果，大家讨论的不是如何认识错误交待问题，而是几个家属中谁最漂亮，争吵得一塌糊涂。

省委组织部的“牛棚”是由造反的干部看管，就不像宣传部那么“宽松”了。有一天，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政府人事局长老秦向 “牛棚棚长”请假，要去医院看病。按造反派的规定，“牛”们出去看病要有人押送。那一天，造反派偷懒，就说：“你自己去吧。”老秦到医院看病以后，又到饭馆吃了一顿羊肉泡馍，不巧，被造反派发现了。回到机关以后，造反派先让老秦站在机关食堂门口一张桌子上，一边敲锣，一边骂自己：“我不要脸，我偷吃了一顿羊肉泡馍。”食堂开饭以后，造反派又押着老秦游遍食堂，在每一张餐桌旁边都要骂一遍：“我不要脸，我偷吃了一顿羊肉泡馍。”更为恶劣的是：文艺界的造反派要求国内外闻名的“关中画派”大画家石鲁自画揭露自己罪行的连环画，在西安市中心钟楼北部用绳子挂起来，强迫石鲁在闹市民众面前，按照连环画自己骂自己。这样恶毒的侮辱人格真是古今中外闻所未闻！

揪斗和游街的形式，也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大单位用大卡车和小轿车拉“走资派”，小单位用三轮车、自行车、架子车拉“走资派”，还有的什么车也没有，用绳子拉着戴高帽、挂黑牌的小“走资派”，步行游街。游行时还要敲着铜锣，自报姓名、家庭成份和罪行。有一位“走资派”故意同造反派捣乱，他先大喊一声“黑帮分子某某”，然后拉长声调说：“家庭成份，……”造反派大呼小叫地逼他：“怎么不敢报了，是地主还是富农？”“走资派”大喊一声“贫农！”造反派都泄了气。有时候，造反派对家庭成份好的也不轻饶。比如：有一个游街者自报“城市贫民”，造反派随手煽了一个大耳光，骂了一声：“街油子，也不是好东西！”

有些“造反派”，特别是那些被极左的领导干部利用他们公报私仇的造反派，残酷到灭绝人性的地步。例如：陕西省委宣传部干部张祖望，在1967年2月贴出大字报，为胡耀邦超前改革的支持者——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和我林牧鸣不平。省委造反派偷偷带他去见21军支左部队一个负责人，那个负责人对他的看法很感兴趣，要求他把自己的意见以及和他持相同意见的人写出来。不久，江青在全国范围大反“翻案风”。支左部队负责人和造反派头头就把他们要张祖望所写的意见书抛出来，在原省委机关打了一个“赵、林翻案集团”，整了十几个人，张祖望首当其冲，他们在反击赵守一和林牧翻案的大会上，强迫张祖望爬在地下，由组织批斗会的人在他的背上踩上一只脚，形象地表明，把张祖望这只“小爬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他们每天凌晨，要用冰冷的自来水管淋遍张祖望的全身，并且拳脚交加，痛打一顿。张祖望不堪虐待，逃跑了六次，支左部队和造反派每次都会把他从陕南或四川抓回来，打得遍体鳞伤，最后把张祖望逼成疯子，终生致残。我的朋友、西安医学院党委书记王维祺，有一段时间，白天受批斗和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晚上被铁索绑在磨盘上，通宵不能睡眠。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造反派故意强迫他在操场跑圈子，最后跑死了。陕西省山阳县组织五类分子和走资派游街示众以后，集中在一个广场上，用石头砸死，有一天就砸死了二百余人。陕南山区安康、旬阳、镇安等县，基层干部和农民建立了一个第六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六总司”。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按关中方言“六”和“刘”发言近似，就把“六总司”改为“刘总司”，诬陷那个群众组织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反革命暴乱司令部”，逮捕了数百人，在刑讯中杀害了50余人，又正式判刑处死50余人。其实，按陕南方言六读如禄，根本不会误读为“刘”。这一次大屠杀虽然在1978年平反了，但是杀害一百余名无辜平民的省革委会负责人并未受到任何制裁。

就在最高领袖煽起的极左思潮流毒全国的时候，很多人并未泯灭自己善良的人性。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把我抛出来在几万人大会上批斗和在西安全城游街示众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那一天，是1966年12月27日，批斗和游街的11人，排列次序是：第一名，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第二名，省长李启明，第三名，省委常务书记冯基平，我名列第四。在这一批人中，只有冯基平属于原来同我们对立的刘澜涛那个极左阵营。可是，当冯基平落难以后，对我也关心起来。他们久经批斗的锻炼，有了应对的经验。我刚从秘密监狱走出来，第一次享受喷气式的待遇，根本受不了。冯基平告诉我：你干脆跪下，要好受一些，我按他的提示办，果然轻松多了。在游街示众时，被游街的人一左一右有两个纠察，一手按头，一手拧胳膊，让你保持喷气式的姿态，而且要脱掉帽子。这种形式，只在闹市区做做样子，一过闹市，两个纠察就把手放下，把帽子给我带上，并且悄悄说：“手脚活动活动。”游行完毕，回到关押黑帮的军事院校，管理我的红卫兵就说：“现在是三九天气，你还穿一身秋衣，你把家属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取棉衣来。”正好，省委机关一位不知姓名的女同志在大街上看到我穿一身秋衣游街示众的狼狈相，就去找我的妻子。当时，我的妻子已被赶出机关大院，安置在一个偏僻街区看守一所尚未建好的学校。那位女同志竟然找到她，要她给我送棉衣，送到红卫兵的造反司令部。我在游街的第二天就同妻子见了面，穿上了棉衣。这时，红卫兵已经知道我是因为控告西北局和刘澜涛才被关进监狱的，从此不再让我接受批斗和游街示众了。

我的难友中，也有一些人受到好心人的保护。例如：作家柳青、杜鹏程的藏书和手稿，受到西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红卫兵的保护。画家石鲁拒不检讨他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五条批评，一度被判处死刑，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政法组的几个青年，拿出医生证明，以石鲁有精神分裂症为由，保住了他的生命。

那时，造反派对揪斗“走资派”展开竞赛，看谁家揪斗的“走资派”地位高、名气大。西北大学学生到洛阳把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揪到西安。西北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安戏曲学校到全国人大揪前陕西省省长赵伯平，被戏曲学校那些练过武功的学生抢到手里。西电学生通过北京、西安军事院校封锁了北京和西安的机场、火车站。戏曲学校学生让赵伯平从丰台上车从渭南下车，突破了封锁，在揪斗“走资派’方面赢了一分。造反派学生虽然都认为习仲勋、赵伯平是“反党分子”，但却没有受过他们的害，在生活上都给以优待，他们想吃羊肉泡馍，学生们悄悄地给他们买来。

一般市民和农民，同情受难者的人多。那时物资紧张，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受难者大多被扣发工资和票证，但是在市场上，只要人们发现你是挨整受难的人，可以不要票证。我有一位同事到商店去买牙膏，售货员说，拿出用完的牙膏皮来。那位同事悄悄地说：“我是黑帮。”售货员说：“好吧，一次给你买两管。”

总之，“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人性的大暴露、大展览。极端专制、野蛮的暴君加暴民的政治，制造出不少凶如虎狼、毒如蛇蝎、狡猾如狐狸的非人，但却不能泯灭多数人的善良人性。所以，在饱经迫害和侮辱之后，我对中国人的人性和良知，仍然持乐观态度。

“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全面专政”，整人的运动一个接一个。运动初期是按照“五一六通知”，着重揪斗意识形态领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及“破四旧”。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以后，从国家主席、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机关直到县、社、生产队，全面开展“夺权斗争”，向“走资派”夺权，打倒了刘少奇以下的大部分“当权派”，并在“造反派”之间开展了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1968年，在各地“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又在一般干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打击面由上向下发展。“清队”刚刚告一段落，1970年又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一打”是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三反”第一条是反对翻案风，其他两反，我也不记得是反什么。在陕西省级机关反对“翻案风”的第一案就是反对林牧翻案。其实，做出“解除军事监护”决定的是省革命委员会，要解放我并恢复我的党籍的，是原省委办公厅的“革命群众”，林牧并未定案，也没有翻案。省革委会的领导人肖纯，从反对胡耀邦超前改革的旧账出发，指责群众为林牧翻案，说什么“连林牧都解放了，胡耀邦、赵守一就变成光杆司令了。”肖纯一声叫嚷，省级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坚决执行，省委机关原来要解放我的“革命群众”马上倒转矛头把我重新禁闭起来，有气无力地、敷衍了事地反对我的“翻案风”。一直拖到6月份，原省委机关因为是“黑省委”，被彻底解散，所有干部都要下放到农村。对我无法安置，一度要送回军管组去。军管组认为他们已经释放的人，不好再收回去。省级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只好把我送到陕西省泾阳县五七干校去继续审查。押送我去干校的是原省委办公厅两个搞专案审查的干部。他们在路上大发牢骚说：他们利用我们造反审干，把你们这些“走资派”打倒以后，我们也被淘汰出局，这才是“狡兔死，走狗烹”啊！当时，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级机关有两个五七干校，一个是延安金盆湾干校，一个是杨梧干校，前者收容已经解放尚未分配工作的干部；后者成份比较复杂：大部是轮流训练的在职干部，一部分是审查我们的专案组，一部分是原有的农业工人，以上三部分都被称为“五七战士”；后一部分是未解放或者解放了又反复的西北局和省级机关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艺术权威”，还有一部分是被打倒的造反派大头头。后面这三部分人统称“待审人员”。“待审人员”又按“问题”轻重，分为节假日可以回家的人和节假日不能回家的人。我属于“问题严重”不能回家的这一类。

“待审人员”集中在干校的一连和二连，一连是西北局的人，二连是省级机关的人。连长由专案组骨干担任，副连长由农场工人担任，班长由已经解放的干部担任。林彪事件以后，先后开展批判林彪、清查“五一六”分子和批林批孔运动，批判“走资派”就很少了，不能回家的也很少了。

杨梧干校批判“走资派”，有三次很有意思。一次是批判陕西省交通厅副厅长、原国民党骑兵第六师师长胡景铎。起因是胡景铎在锄草时锄掉了几棵棉花苗子，批斗的口号是“大军阀胡景铎破坏生产”，由破坏生产又联系批判他们给胡伪造的历史问题，即：1、在兵临城下时才起义；2、以不接受改编和不降低职务为起义的条件。“待审人员”也要参加批斗会，而且必须发言。一些知道胡景铎情况的人，在批判中大呼小叫地揭露了专案组的谎言。例如：胡景铎，你吹什么牛皮？你在国民党军队才是个师级干部，算什么大军阀？有的说：1946年还在进行国共和谈，哪里来的兵临城下？你是不是要污蔑共产党在发动内战？有的说：1946年，解放军对所有起义部队都不改编，不降低起义军官的职务，你怎么又提条件呢？

再一次是批判省卫生厅厅长王某。王某是非党干部，不是“党内走资派”，而且年过七十，丧失劳动能力，他们却把这样的人也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王某的任务是放羊，有一天，一只羊腿上生了蛆，王老汉给羊伤口擦了一点ddv，羊中毒死了。干校批判他蓄意破坏生产，大字报铺天盖地。王老头说，我是好意，以为用少量ddv可以杀死羊腿上的蛆虫，想不到ddv的毒性那样大。造反派说：你是德国医学博士，难道不懂得ddv的毒性？王老头说：我是20年代的医学博士，ddv是五十年代才发明的，我怎么知道。还有一次吃葡萄事件。杨梧干校二连有三个班负责经营百亩果园。有一次，在果园劳动的人，摘了一些葡萄给参加果园劳动的人分享。这件平常的小事，惊动了专案组几个极左分子的神经。在他们看来，虽然同在果园劳动，“五七战士”吃多少果子都是合理合法的。受审查的人摘果园的葡萄和“牛鬼蛇神”们分享，这又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又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对摘葡萄的“待审人员”进行声讨。可是，经过这一场声讨，“待审人员”仍然照吃不误。因为果园、菜园和养猪养牲口的主要劳力是“待审人员”，担任连长、班长的果园工人是庇护“待审人员”的。专案组的“五七战士”又是吊儿郎当，偶尔参加一下劳动，而且多数专案组成员也是良知未泯、不愿歧视和虐待“待审人员”的，极左分子人数不多，也不愿多事。

“五七干校”对“待审人员”的虐待，除了抓小辫子进行批斗以外，主要是加重体力劳动，不许一部分他们认为“问题严重”的人回家休假和限制家属探望。在林彪事件之前，“五七战士”们要上课，要学习，要开讨论会，劳动的时间是有限的。“待审人员”不上课，不学习，整天就是劳动、劳动、再劳动，只有每天早晨的“天天读”（即朗读毛主席语录），是人人有份，雷打不动的。可是，我们所在的那个连队，一度连“天天读”也改为劳动了。为什么要改？那是由于，“待审人员”的异类——一个三流作家的献策。那个三流作家的身份是“叛徒”。叛徒罪名是否符合事实，不得而知，但是，他的思想行为确实像一个“叛徒”。有一次，在排队买饭的时候，三流作家自我标榜说：“我不喜欢吃细粮，喜欢吃粗粮，粗粮营养丰富。”我们几个爱说话、爱打抱不平的“待审人员”马上说：“既然你爱吃粗粮，那就用你的细粮来换我们的粗粮。”三流作家再不言语了。还有一次，他向连指导员献媚说：“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不宜同五七战士一起天天读，应该多参加劳动，改造思想，最好把我们参加天天读的时间都改为劳动。”指导员立即采用了他的献媚，把“待审人员”的两班劳动改为三班，加了一个早班。

“五七干校”校一级和连一级有些极左的负责人，对于曾经做过他们上级的人和地位高、名气大的人有“施虐狂”。作家柳青、杜鹏程是老病号，身体虚弱，干校负责人要他们扛100斤的水泥袋子和200斤的粮食袋子。我和西安作家协会主席胡采私人关系较好，我又比他小十几岁，常常结为劳动伙伴，比如，拉架子车时，由我驾辕，由他拉绳。有一次，干校要把一批棉籽运到十几里以外的永乐店的榨油厂去，那十几里都是坑坑洼洼的田间土路，我和胡采已经给架子车装了八百斤棉籽，干校领导小组一个副组长，原来是我在省委的下级干部，他看到我们就说：“老林年富力强，是精壮劳力，可以多拉些。”又给我们加了两袋棉籽，达到1000斤。还有一次，指名要我和胡采到校部去弹几百斤棉花，我们两个弹了一天又加一个通宵才完成任务。弹完以后，我们俩眼睛都看不见东西了。

不许回家休假和看病，限制家属探望，造成不少恶果。陕西省纺织工业局局长身患严重心脏病，不能及时治疗，在果园劳动中休克，送回家就死了。陕西省经委副主任不能回家，家属送来一些食品，专案组一个姓孟的极左分子把点心、饼干都要一块一块掰开检查。那个喜欢献媚的三流作家，，也没有好下场。他有病不能回家，妻子到干校探望，不许停留，他送妻子上车站，回来的路上低血糖犯了，死在路上。这件事也是那个姓孟的干的。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摔死以后，中共中央在9月18日就发出通知，分期逐级向下传达。9月下旬传达到省一级党委的时候，我们就从“小广播”知道了详细情况。10月下旬，“五七干校”向全体学员传达时，农村的广播站已经在大喊大叫了。可是，干校在传达时，还掩耳盗铃地把我们“待审人员”撵到果园、菜园和大田去劳动。干校有一个老干部，在一篇上交的检讨中，故意在第一页引证毛、林的语录。专案组找他谈话批评说：“林彪已经叛党叛国了，你怎么还引证他的语录？”这位老干部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怎么会叛党叛国呢？我只信中央正式文件的传达，不信小广播。”这一席话使专案组十分尴尬。

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下发《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以后，五七干校组织的传达讨论，才让“待审人员”参加。对“待审人员”在劳动上和生活中的虐待减轻了，大多数人恢复了原来的工资，节假日和两周一次的大礼拜可以回家休假了。此后，杨梧村的农民给我们这些人编了一首顺口溜：“穿得烂，吃得好，挣得多，干得少，手上带的罗马表，背上鸡蛋苹果往回跑。”

1972年以后，“五七”干校不断开展新的政治活动：如批判“林彪、陈伯达反革命集团”、批判“极左思潮”、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批林批孔”等等。这些政治运动的做法，同一般机关学校没有什么区别，不值得追记。值得记叙的是一批典型人物在“五七”干校的经历和表现。

1971年冬季，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高克林也到干校来了，在菜园劳动，而且冻结工资，监管很严，1972年春节都不许回家。我感到纳闷。因为高克林虽然在西北局资格最老，是1923年参加共青团（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1929年才参加共产党），但他不属于刘澜涛的“华北帮”，在西北局是边缘人物，没有实权；而且他在“文革”前就去北京疗养，西北的当权派和造反派没有揪斗他，没有打倒他，他怎么会到五七干校来呢？后来高克林自己讲了他近几年的经历。原来，1967年，西北局被造反派夺权，大多领导人都被打倒以后，住在北京的高克林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西北局犯了错误，他是西北局领导成员之一，愿意回西安接受群众的批判。周恩来回信说：西北局的错误与你无关，西北的群众并没有要求你回去接受批判，你安心在北京疗养。后来，大约毛、周对兰州军区第一把手不大放心，派高克林担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高穿上军装走到西安，兰州军区政委兼司令员冼恒汉和驻陕“支左”部队主要负责人胡炜给中共中央军委发电报说：高克林有叛徒嫌疑需要审查。高克林的兰州军区第一政委职务未被免职，就被陕西的军管组关押起来，而且受到拳打脚踢的待遇。在军管组关了一段时间，又被送到“五七”干校审查。1972年春天，高克林从“五七”干校给周恩来写信，讲了他在就任中途被扣押审查的情况，要求去北京治病。周恩来命令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把高克林送到北京治病，陕西省革委会通知杨梧干校，杨梧干校派车送高克林。高拒用干校的汽车，自己搭火车回西安转赴北京。事后，陕西省革委会批评杨梧干校虐待高克林，杨梧干校负责人回答：冻结工资不许回西安都是按省革委会命令办的。1972年，以胡耀邦为首的“西北三家村”副村长、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和西北“三家村”的骨干分子原陕西省委秘书长陈元方也被解除军管，送到杨梧干校继续审查。半年后，“西北三家村”的另一个副村长、原陕西省省长李启明和我们的对立面原西北局书记处书记w、原西北局秘书长h和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f也陆续到杨梧干校来了。这些人，加上已在干校的林牧和原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w，被编在一个学习小组。至于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经过西安造反派最多最重的批斗以后，起先被送往北京，后来被安排在安徽省安庆市，同我们不在一起。虽然两个对立面的人编在一个学习组，但是在思想感情和生活上仍然泾渭分明。

赵守一、李启明到干校以后，对我们讲起他们的故事。原来，赵守一比李启明早半年解除军管，可以自由出入军管组，参加省革委会组织的学习班。赵守一每天回军管组，都要给李启明带一盘菜，而李启明要求赵带来的，天天都是红烧肉。这一点，我们坐过监狱的人都有体会，因为监狱的伙食标准是每天4角钱，加上管理人员克扣粮油，不但吃不饱，而且没油水。所以我们坐过监狱的人最想吃的东西就是红烧肉，河北和东北人最想吃的是饺子。由于赵守一在“文革”初期就被扫地出门，家属被送回农村监督改造，所以，解除军管以后无房可住。军管组擅长虐待人的管理员薛胖子态度大变，对赵守一说：“我可以给你找一套房子。”赵守一回答：“谢谢！我住够了！”赵守一经过多年与世隔绝的监禁，仍然保持着政治家的敏感。他说：“我们这些人不要去批极左思潮。煽起极左思潮的不是林彪，是毛主席。我们如果批极左思潮，迟早又会算我们‘翻案复辟’的帐。”他说：“林彪、陈伯达虽然垮台了，中央还有一些人心存叵测，窥窃神器，顽固推行极左路线，形势并未根本好转，国家的前途，我们的前途都未可乐观。”

原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w，也和我们编在同一学习小组，此人在“五七”干校不断暴露了他的翻云覆雨的风派品质。在一次批判林彪的小组会上，w发言说：1963年他就发现林彪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是实用主义，赵守一采纳他的意见在西北局会议上发表了，受到批判和迫害。赵守一当场声明，w讲的情况不符合事实。真实情况是：赵守一本人对林彪的许多观点提过不同意见。“文革”时期，w首先揭发了赵守一对林彪还有毛泽东一些理论观点的意见，整人者摇身一变而要在被整者当面把人家的观点据为己有，脸皮真厚。审查赵守一的专案组在林彪事件以后有了变化，他们也想找出一些能够为赵守一开脱的材料。他们从陕西省委档案中发现：1959年，赵守一担任省委文教书记时，曾经以省委的名义作出改进高等学校政治课的决定，主张用毛泽东著作来代替苏联式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教材。专案组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第一个调查对象就是w， w又一次作伪证说，那个意见是他先提出来赵守一采纳的。赵守一专案组又向我和原省委宣传部理论处正副处长调查。我们都说提出那个点子的是赵守一不是w。1958年，w曾在理论刊物上发表了批判“根据论”、“条件论”、“规格论”的唯意志论的文章，受到陈伯达的表扬。“文革”初期，没有人敢于批判陈伯达表扬过的文章。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专案组要同w算账。w推诿责任说：批“三论”不是他的观点，是林牧的。专案组找我调查，我说：我确曾口头提出批“三论”，w如获至宝，用他的名义发表了文章，陈伯达表扬他时，他沾沾自喜，挂口不说他是剽窃别人的观点，w没有要我在他的文章上署名，我也没有受过陈伯达的表扬，不能替w的文章负责。

我原来设想，我的回忆录每一个主要段落，都要写一个典型人物，w就是其中的一个。而我要反映典型人物的特征，分散写不如集中写。这里既然提到w在五七干校的表现，就不如把他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表现也写出来。

我在前面写过自己的一些朋友，尽管他们的思想政治倾向不尽相同，但都是一些诚实、不自私而又坚守某些政治原则和道德准则的理想主义者。因而，他们的政治生涯都是坎坷甚至悲惨的。w却不同，他是并不坚守某种理想和道德准则的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由于他具有善于观察和适应政治风云变幻的经验与手腕，他在政治上没有受过一次打击，反而官运亨通。他的下台，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累累如贯珠的一连串婚外情暴露了。他在1979年复出以后，仍然把他的机会主义和婚外情贯彻到底。1983年，他到北京后向我打听“清除精神污染”的背景，我告诉他：邓、陈和胡乔木、邓力群要搞，胡、赵、万、习不赞成。我劝他不要表态，并请他给陕西学术界的g和文艺界的h带话，请他们三位带头人稳住阵脚，不要乱来。他告诉我：“我们的认识是清醒的，是不会有错的。”可是，w回西安不到一周，我就从中央电视台看到陕西理论、学术、文艺界三巨头连翩亮相，大讲“清除精神污染”。“清污”流产以后，我见到w和g，问起此事，他们矢口否认，说他们没有表态。1987年，耀邦下台后，陕西“三巨头”又一次在电视新闻中亮相，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大批方励之、刘宾雁。“六四”以后，w和g这一对亲如兄弟的风派理论家决裂了，起因是：g在陕西省委一次声讨“动乱”、“暴乱”的会议上，不指名地批评w：“我们有些老理论工作者对‘四项基本原则’也发生了动摇。”w听到这个消息，把g的一些私下谈话收集起来，编成g的“反动言论集”，送给陕西省委。省委要求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开会解决w和g之间的矛盾。W和g在会上互相揭发，彻底决裂。事后，g感到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桂冠难保，心脏病大发作，死了。G的家属不许w登门吊唁，不接受w送的花圈。W心脏病也发作，跟着死了。陕西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为他们贴出一张讣告：“某某死了，终于死了，死得迟了。”这就是民众对风派理论家的盖棺论定。

杨梧干校还有两个陕西省级机关东派的造反司令，他们是被当作“五一六分子”送到干校审查的，主要问题是“给康生整理黑材料”。这是受军队支持的西派为东派制造的一起假案，诬陷东派头头收集康生的问题，要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控告康生。他们用逼供的手段强迫东派一个骨干写了一份交代材料，牵连了一大批人。后来那个写假材料的人写了遗言，说明他的交代是在严刑逼供下伪造的，他感到内疚，只好自杀。此人自杀后，这个假案仍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继续审查。东派的副司令承认了假案，正司令没有承认。杨梧干校审查“五一六份子”的运动，主要是围绕这一案进行的。在批判东派正司令时，副司令上台把那个假案讲得有鼻子有眼，对正司令疾言厉色、义愤填膺。我真佩服那位副司令，面不改色编造假话诬陷同伴的能力。这个假案，在康生被否定后，自然得到平反。可是那些神话康生、整人致死的人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批林批孔运动以后，中共中央一再强调落实干部政策，在杨梧干校受审查的人，绝大部分都离开干校，分配了工作。只留下我们这一个老大难小组，还受到最后一次批判。那是因为我们在果园劳动时你一句，我一句编了一首《干校八景》的打油诗，其中有一句“坑坑洼洼杨拉路”，指的是从杨梧干校到拉丝厂那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干校一些工作人员贴出了大字报批判我们“污蔑五七道路”。由于干校只剩下稀稀拉拉几个人，批判我们的大字报无人响应，也就不了了之。可是，“五七道路”走不成了，因为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撤销全国的“五七干校”，我们必须离开。当时的所谓新省委和红色政权处理我们这些人时，对我们的对立面还是给予优待。被民众称为“狗头军师”的原西北局秘书长h被分配到陕西咸阳地区担任地委副书记，原西北局书记处书记w和原省委书记处书记f被送往北京。对于被打进胡耀邦集团的四个人是这样分配的：原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到长安县拖拉机厂做修理工，原陕西省省长李启明到户县电厂做钳工，原省委秘书长陈元方回家治病，林牧以未作政治结论的非党干部身份下放到商洛山区锻炼。

我在“文革”初期的生活待遇是冻结工资，每月发生活费50元。在“五七干校”恢复了原工资，并补发了冻结工资。因此，初到商洛地委和专署的招待所，那里的人看到我的工资级别同地委一把手一样，都在议论猜测，有的说：这个人可能是来接替地委一把手的，有的说：起码是个地委副书记。据说，商洛地委在为我分配工作时颇感难办：省委组织部的通知是：分到农村基层做一般工作，农村基层是指公社，公社养不起也不便使用这样一个高工资、高知名度的人。他们把我分配到商洛地区林业站，林业站也算是基层，又在城市，比农村生活条件好些。林业站同林业局合署办公，他们也不便给我分配具体工作，只告诉我，想出去了，就在商洛七个县走走，做一些调查研究。省上还有一批已被解放的当权派下放到商洛降职使用，有一位地委革委会副主任（副专员）在延安时和我同住过一个窑洞。这些人都害怕我“黑线缠身”（有胡耀邦、张德生、赵守一三条黑线），不敢接近，倒是一些萍水相逢的一般干部，没有那些功利主义的考虑，同我来往频繁，有的还同我成为好朋友。有一位比我年长资深的老干部、地区农办主任赵子珠，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常请我到他家吃饭，下乡时常约我同路，因为他有车，可以让我少走些山路。但在我回到省委工作以后，他到西安开会时，我请他到我家来，他不来；我到商州，在地委书记陪同下专程去看他，他竟然回避了。在共产党内，也有这样施恩不图报、共患难而不共安乐的高人！我在那一时期做过的农村调查，现在时过境迁，没有什么用了，只是对我加深对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的认识有好处。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主要是思想政治方面的是非颠倒，人妖混淆，是对人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造成了数以千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但在经济上的破坏性远不如“大跃进”时期。商洛地区是陕西省最贫困的山区，但是，农民贫困的程度，并不比过去更严重，相反的，山上的梯田，河川的坝地还在增加，植树造林还在发展，市场的供应也比三年饥荒时期好得多。我还发现，在“文革”中走上领导岗位的县级干部并不都是不好或不称职的。例如：我当时接触过的商南县委书记周兴诗和山阳县委书记李小林，就是比较优秀的干部。周兴诗在“文革”后期就发现“四清”中受打击的基层干部和在“民主革命补课”中补定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大多是错案，并着手进行平反。这在当时是有胆有识、难能可贵的。80年代初期，周兴诗推行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大胆和快速，在陕西全省都是闻名的。李小林思维清晰，即席讲话有点子也有条理，在山阳县抓农业和林业很有成绩。可是，在清理“三种人”时，李小林被撤职，周兴诗在职务提升时也遇到阻力。“一阵风”、“一刀切”和“一朝天子一朝臣”这种弊病，也是中国政坛的痼疾之一。

曾经在商县流放的彭真，恢复工作以后说过：“专案组没有一个好人。”我的感受不同。审查我的专案组换过无数次，他们对我的言行的分析批判，是按照当时的思潮上纲上线的，难免是非颠倒和混淆，但在具体事实上，除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御用专案组以外，其他专案组都是实事求是的。比如：他们审查我的问题主要是我同胡耀邦、张德生、赵守一的“黑线关系”。在开始审查时，他们相信上级讲的“林牧如果不是黑线人物，陕西就没有黑线人物了。”但是，确定黑线人物的标准，是参加过胡、张、赵的反党阴谋活动。他们查来查去查不出我的阴谋活动，不能适应上级的需要，就把专案组换一批又换一批。其实，胡、张、赵本人就是不搞阴谋的，怎么能查出我的阴谋活动呢？我在恢复工作以后，把审查我时间最长的一个专案组长推荐给省委一个部门担任处长，推荐的理由就是：“这个同志政治品质好，在政治压力下能够坚持实事求是。”

据说，省委组织部发现我不在农村基层，向商洛询问，商洛地委就派我参加“学大寨工作队”，到镇安县深山区梅花大队去当驻队干部。当时的农民和基层干部对于从上级机关下放的“走资派”，是同情而不虐待的。他们对我的吃住都很照顾，也不给我派重活。我发现有些农民不吃盐、不点灯，就给他们送了一点盐和煤油、煤油灯。我的房东老薛劝我说：“以后你不要给他们送东西了，山区这样的穷人不少，多年都是这样过来的。你现在这样的境况，碰上多事的人还会说你在腐蚀贫下中农呢！”有一天，我的房间张贴的毛泽东像被风刮掉了，老薛赶紧打浆糊贴上，并对我说：“我怕有人抓你的辫子。”

农业学大寨，除了务虚以外，在山区就是修梯田。修梯田，增加了耕地，提高了产量，是有成果的，但是，代价太高，手段太野蛮。在劳动报酬方面，除了直接受益的生产队以外，其他生产队基本上是无偿劳动。虽然记了一笔工分帐，规定了以工还工，但是，那笔账一般都没有兑现。劳动是强制的，劳动量是超负荷的，也没有安全生产的制度和条件，开山炸石，常常死人、伤人。梅花公社邻近的一个公社，实行残酷的劳动惩罚。他们把完不成规定的土石方任务的农民，编为“懦夫懒汉队”，挂上“懦夫懒汉”的黑牌子，打人骂人，甚至使用电刑。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在出事以前还专程拜访过我，滔滔不绝地大讲他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不满，表示他对老干部的敬意。出事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个两面三刀的家伙。

我下放到生产队不久，就遇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我们驻队干部也被集中到公社学习讨论。按照上级规定，人人都要发言表态，我保持沉默。梅花公社书记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他在会下对我说：公社书记和主任还要到县上参加“批邓”会议。你替我写一个发言，用我的名义去讲，就算你过关了。我把报纸抄了一抄，替公社书记写了一个“批邓”发言，再没有人要我表态了。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期间，我在西安休假，并没有到西安钟楼和新城广场参加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议论是有的。但是，当时的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看到胡耀邦、万里、张爱萍等“右倾翻案风”的几员“干将”也被视为“天安门事件”的后台，认为胡耀邦这一方彻底完蛋了，就于四月下旬把我从下放地叫回西安，向我宣布了“顽固对抗文化大革命，性质严重，开除党籍，行政级别降四级”的政治结论。此后，我仍被指定回到镇安县梅花公社，他们没有讲进一步的处理，大约要我永远在山区做一个带工薪（降级后的工薪）的农民吧？

当年1月，周恩来去世，山区的农民也有政治敏感，他们对我说：“中国的半边天都塌了，你恐怕永世不得翻身了。”9月，毛泽东去世，我不禁失声痛哭，房东老薛说：“你对毛主席真是忠心，把你整到这步田地，你还哭得这样伤心！”其实，我所以失声痛哭，是因为我深知毛泽东是变幻莫测的，他对任何人的信任都长不了，信任高岗又打倒高岗，信任刘少奇又打倒刘少奇，信任林彪又打倒林彪，信任邓小平又打倒邓小平。如果毛泽东不死，说不定哪一天又会打倒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一伙，毛泽东一死，江青一伙必定上台，中国完了，我不用说也彻底完了。可是，这些话又不能对老薛和其他任何人说啊！后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打倒“四人帮”，我根本没有想到。

“四人帮”垮台以后的事，我在上一篇回忆录中已经写过，补记“文革”的经历，就到此为止吧。



两进两出

两进两出，指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两进两出。第一次出来，是被打倒扫地出门的。第二次出来，是政见不合，被迫出来的。

“四人帮”覆灭之后，华国锋提出“抓纲治国”的方针，就是要抓住“揭发批判”“四人帮”这个纲来治理中国。邓小平、胡耀邦主张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不赞成“以揭批‘四人帮’为纲”；他们提出了“拨乱反正”的方针，就是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和搞乱的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再颠倒过来，返回正常状态。具体内容，就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突破毛泽东后期的思想禁锢和理论错误，平反“文革”及其以前政治运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实现人身及其名誉的解放。

揭批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在当时自然非常必要，但是，这个“纲”抓得并不理想。除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些大头目，和一部分省、部级问题非常明显的领导人，如中央文化部的于会冰、浩亮、刘庆棠，教育部门的迟群、谢静宜，国家体委的庄则栋，辽宁省的毛远新，安徽省的宋沛璋，河南省的刘建勋，北京市的李雪峰和上海市的一帮人以外，多数地区和部门把主要矛头针对着“造反起家”后来并无实权的年轻人，造反派头头几乎无例外地受到清洗和惩办，而那些在各级所谓红色政权中掌握实权的老干部出身的“造反派”，受到应有惩办者很少很少。以陕西省为例，在“文革”中建立的中共新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掌握实权、作恶多端的是名为二把手实为一把手的支“左”干部胡炜和一把手李瑞山、书记处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肖纯。他们制造的冤、假、错案数以十万计；他们直接间接杀死和逼死的人命数以千计。可是胡炜在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的位置上受了几年审查，未受法律和纪律制裁，而是按军级干部的待遇离职休息。李瑞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组建的陕西省委给以党内处分，中共中央没有批准那个处分，反而安排他先后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职务。肖纯，陕西省委给以开除党籍的处分，中共中央没有批准，反而安排他担任了中共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第一书记。“文革”前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霍士廉，在“文革”中因为支持造反派很早就被“结合”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委书记。作为很早结合的陕西省级党政领导干部，在推行反动路线、迫害干部与民众方面，他也有次要的责任。但在“四人帮”覆灭以后，他先后担任宁夏、山西的党委第一书记和农业部长，未受任何处分。类似陕西省的情况是不少的。

原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文革”初期曾经红火了一阵，他先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文革”中期，不知什么原因，被打倒了，流放到陕西杨凌省农业科学院安置。当时，陕西省可能是毛泽东和“四人帮”比较放心的地方，流放到陕西安置的有彭真、王任重、周小舟、杨献珍、赵毅敏等人。１９７８年４月至１２月，王任重代替李瑞山主持陕西工作。王任重对于平反“冤、假、错案”是积极的，（我也是在他手里解放的），在陕西民众中赢得了“王青天”的称号。但是，和他同来改组以李瑞山为首的“文革”领导班子的三个领导人，都来自中南地区，而且都是保守的。１９７８年底，王任重调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农业办公室主任以后，其他三位中南干部继续留在陕西，而胡耀邦推荐继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马文瑞，也是守旧的。马文瑞调来主管组织的副书记和主管意识形态、主管农业的两个常委，也都是保守的。省委领导班子中，只有省委副书记、西安市委第一书记陈元方是思想开放的知识型的领导干部，但他在省委领导班子中是孤单的，１９８１年就受到第六次错误的批判，并被免去西安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在省上专管编纂地方志的工作。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我又经历了三次争论。第一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争论。当时兼管意识形态的陕西省委常务书记李尔重是一个极左派。当邓小平和胡耀邦已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针和理论的时候，他仍然大讲斗争和专政。

书记和常务书记对理论务虚会不以为然。因为常务书记李尔重是兼管宣传文教工作的，我同他谈理论问题多一点，他不便点胡耀邦等人的名，却点出于光远来，说：“你不要听北京那些理论家的话，于光远我熟悉，他们这些人脱离实际工作，缺少实践知识。”当面谈不拢，我就给李尔重写了一封信，同时送第一书记，委婉地表示李尔重的一些观点不妥当。李尔重不直接答复，却在会议上引证列宁和毛泽东那些严酷的观点来坚持他自己的观点。迫于无奈，我只好把我同李尔重之间的争论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宣传部。下面把我的那封信做摘要。



给陕西省委常务书记的一封信

中央宣传部并中共中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直接、间接听到陕西省委常务书记李尔重同志的十余次讲话（有些是看纪录稿）。尔重同志很早就提出实现“四化”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要注意原有企业的革新、挖潜、改造，要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这在当时，我们就认为看得准、讲得好，是很拥护的。另一方面，尔重同志也讲过一些值得商榷的论点。这些论点如果出自一般领导干部之口，无妨作为一家之言，从容讨论。但出自省委常务书记之口，讲话的口气又很武断，有时甚至是训斥和挖苦别人，而且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精神传达之后，在四月五日，省贫协还把尔重同志那个包含一系列极左论点的讲话，印发全省。尔重同志还说：胡耀邦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的结束语同小平同志的讲话“不完全对路”。周扬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冯文彬同志在《宣传动态》上发表的文章，我们认为很好，尔重同志却不以为然。尔重同志口头上也讲对小平同志的讲话不能各取所需，实际上他本人就在取其所需。我认为尔重同志这种指导思想如不迅速扭转，对陕西的思想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都是有影响的。因此把我的意见同时送陕西省委马文瑞、李尔重同志。再向中央和中宣部反映一下。

一、关于政治和政治工作、政治运动

尔重同志说：“我看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情况下，政治工作就是抓阶级斗争，抓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斗争，离开阶级斗争，当前的政治思想工作还抓什么东西？我说，只要有共产党存在，你就得天天搞政治运动。”

我以为关于政治，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早就作过全面的论述。一九二零年，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态度。”接着列宁又说：“我们的斗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粉碎资产阶级制度的殘余。粉碎全世界资产阶级屡次想要消灭苏维埃的行动。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这个任务上，妨碍了我们的注意力另一方面的任务——建设任务……我们战胜白卫分子的每一步都会使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政治，不论革命和反动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又说：“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

对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可否这样理解：政治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政治是阶级和群众需要的集中表现。在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以前，无产阶级政治的基本内容，就是同国内外资产阶级作斗争。在无产阶级建立和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并实现了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除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无产阶级政治的基本内容，就是从事国家建设的政治，从事经济方面的政治。这也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所决定的。在工作重点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以后，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这时政治工作面临的任务，“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对于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忽视，不过这时的阶级斗争已经处于从属地位。这是由于：1、作为公开的完整的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现在是在同“反动阶级的残余”（这是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1月的提法）和“新的剥削分子”作斗争。2、现在的阶级斗争是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基本任务去进行的，是为这个基本任务服务的。至于“只要有共产党存在，你就得天天搞政治运动”，这个话更不确切。政治运动和政治工作似乎不是一回事。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进行三大改造的斗争中，也不是天天搞政治运动，而是把集中突击的政治运动和细水长流的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在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党中央明确指示：“不搞什么运动，不要提中央没有提的什么运动。” 尔重同志怎么还要说“天天搞政治运动”呢？

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提法

尔重同志不止一次地说：至于说三百年、五百年后我们进入了共产主义，消灭了阶级，那是另一回事。

我以为这个问题有两点值得商榷。

第一、消灭阶级和进入共产主义是不是一回事？

列宁说：“消灭阶级——这就是说，使全体公民在同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就是说，全体公民都有利用公共的生产资料、公共土地、公共的工厂等进行劳动的同等权利。”这段话指的是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

列宁又说：“为了消灭阶级， 不仅要推翻剥削即地主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段话指的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

按照前一种要求，消灭剥削阶级，显然用不着等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按照后一种要求，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是否需要等到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这是正在研究的一个问题，不宜早作结论。

第二、即使把消灭阶级和进入共产主义看作一回事，是否就需要三百年、五百年？马、恩、列、毛都没有讲过，也不可能讲，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早知五百年的神仙。

尔重同志还一再地批评“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想法。其实“四人帮”制造矛盾、制造斗争，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试问：“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不是人为制造的吗？“党内资产阶级”不是人为制造的吗？大量的冤、错、假案，不是人为制造的吗？如果说“四人帮”所抓的阶级斗争都是客观存在的，那人家就抓对了，我们还揭批“四人帮”干什么呢？

此外，为了说明阶级斗争的存在，尔重同志多次讲“还有党内野心家在干什么”，“党内再不出野心家，我就不信”。当然从理论上讲，在下一代或者下几代，很难保证党内不出大的问题。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两年多之后，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今天，一个省委书记再三再四地讲这个话，尽管主观上不一定有什么意思，客观上的影响似乎不好。

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尔重同志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也不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是毛主席发明的，是我们老祖宗马克思发明的。”接着，尔重同志引证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几段话，如：“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公社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动和同样激烈的革命。”等等。其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是马克思的发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讲的那几段话，不仅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也没有那样的意思。马克思只是说公社建立以后可能引起资产阶级激烈的反抗和无产阶级激烈的革命，因而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还要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而“四人帮”鼓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指的是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向所谓“党内走资派”夺权。两者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即使我们今后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做出新的解释，估计也不外乎三中全会公报上指出的：“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等等。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讲的那几段话，指的是政治领域的革命和阶级斗争，指的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似乎也不能作为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做出新解释的根据。

五、关于“四人帮”路线的性质问题

尔重同志在传达邓小平3月16日讲话的大会上说：什么“极左”路线？林彪“四人帮”有“左”也有“右”。

我觉得这个说法也值得商榷。就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复辟法西斯主义的罪行来说，他们是反动派、反革命，谈不上什么“左”和“右”。但是，他们为了篡党夺权而推行的路线却是极左的，这已是全党公认的事实。在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似乎不应该有什么怀疑了。

林牧

1979年4月



我的信送到中央以后，习仲勋认为李尔重的观点是错误的。耀邦不表态，他不仅没有批评李尔重，反而同意调他到河北省担任省长，由副省级提为正省级。李尔重到河北以后，仍然固执己见，并同河北省思想开放的第二书记江一真闹得不可开交。河北省在中央工作的一批省、部级干部大多反对李尔重的观点和作风，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中共中央才把李尔重调离河北，让他回湖北省去（李是河北人，长期在湖北工作）。可是，耀邦并未指出河北省领导干部中的争论谁是谁非，江一真很不理解，我当时也不理解。1982年6月，我陪马文瑞到北京301医院去看王任重，才知道王任重是支持李尔重的，他说：“河北问题本来不是什么问题，都是在北京的河北干部闹的。”王任重这个人，在陕西平反冤、假、错案得到一个“王青天”的名声，调到北京以后，不论在担任副总理主管农业的时候，还是在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宣传部长的时候，都暴露出他在“文革”前就存在的“左”的倾向。

他不赞成农业生产责任制，也不执行耀邦在中宣部提出的“创作自由”、“学术民主”和“批评与反批评自由”。他庇护李尔重，不仅由于政治倾向上有某些共同点，可能还由于李尔重在河北和湖北工作时，是他的老下级。不过，王任重不是极左派，他和胡乔木、邓力群之流是不同的。李尔重却是十分顽固。上世纪９０年代，他和马文瑞都参加以邓力群为首的极左派的活动，他们不仅反对胡耀邦、赵紫阳，就连邓小平的一些观点，他们也是反对的。

李尔重调离陕西以后，我赢得了一些工作空间，较为放手地做了几项工作：

一、建议省委开展了“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在此以前，陕西省没有进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二、利用我担任省委常委学习秘书的身份，在一段时间内，省委常委坚持了每周半天学习日的制度。在学习日，由我先向省委常委会议汇报一周内本省干部和民众的思想动态，选择干部和民众中提出的问题，请省委讨论。尽量做到上情下达。

三、利用我在省委宣传部主管理论工作的职责，应机关学校的邀请，向干部知识分子作报告，解答大家在理论和政策方面提出的问题，宣传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其他“左”的思想。由于我的讲话容易带上对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和极左分子的愤恨的情绪，有些听众反映“讲得是好，就是火气太大了”。讲话容易情绪化，不是那么心平气和，这确实是我的缺点。

四、1979年，在奉命取缔自发刊物（官方叫非法刊物）时，陕西省的自发刊物虽然很多，西安、宝鸡、咸阳、汉中、延安都有，有油印的也有正儿八经铅印的，但在不得不取缔时，没有抓一个人，大多没有进行组织处理。这不是一人之力，我也做过一些工作。

1980年，以推广“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开始以后，陕西省党政机关的斗争又激化了。在这个问题上，陕西省党政机关一度产生“三国四方”的说法，所谓“三国四方”，即：以分管农业的副省长白纪年和农办副主任王伯惠为一国一方；以省委宣传部的林牧为一国一方；以省委常委、秘书长、省委分管农业的专职常委和省委研究室主任为一国两方。前两方是赞成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后两方是反对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其实，岂止三国四方！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长都反对家庭承包责任制。可以说，反对责任制的在陕西党政领导机关是主流，是绝对强势；赞成责任制的是支流，是绝对弱势。

其实，对于农业生产包产到户，我是后知后觉。1962年，当全国不少地区的农民自发实行包产到户、党内高层和中层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争论的时候，我持中间态度。当时，我认为“包产到户”是农民在“三年大饥荒”中进行生产自救的权宜之计；从长远来看，农业集体化的方向不能动摇。1962年，我对陕西户县农民思想家杨伟名主张实行单干和自由贸易、节制资本的“万言书”没有支持。文革初期，我还揭发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一度提倡包产到户后来又把责任推给别人的做法。“文革”后期，我被下放到陕南山区镇安县梅花公社梅花生产大队劳动。那几年的下放劳动同我当权时下乡蹲点根本不同。当权时下乡蹲点，一是享有特权，二是带有中央和省委文件规定的框框，看不到也认识不到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文革”后期下放劳动，是以没有政治权利的“负罪之身”下去接受劳动惩罚，感受就大不相同了。那时候我才认识到：所谓“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当权的干部所有制，普通社员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都没有任何权利，谁都不是生产队的所有者，谁都不是生产队的主人公。同时，由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搞一次运动就要整一批干部，换一批干部。因此，除了现职干部以外，下台干部也不是生产队的所有者，也没有任何权利和义务的观念。我还体会到：“农业学大寨”运动，就其成果来说，不可完全抹杀；就其形式和手段来说，无异于奴隶劳动。

正是因为我在农村基层有这些新的感受和认识，所以1978年11月，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耀邦指出：“笼统地说集体经济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如果集体经济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由衷地表示赞同。后来，中共安徽省委支持和推广安徽小岗村等地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经验，胡耀邦又把它命名为“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我都积极赞成。1980年春天，为这个问题，在陕西省委一次常委会议上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

1980年2月下旬，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并成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万里等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个月后，1980年4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肯定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章。文章指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即包产到户）是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一种形式，是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实行包产的个人岗位责任制。”文章认为：安徽实行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四川实行的包产到组和将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这是我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试验。”熟悉中共党内运作方式的人都不难看出：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中共中央新的领导班子实行农业改革的倾向性的提示。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对这种农业改革是热烈欢迎的，不少地方自发地干起来；可是，不少省一级领导机关都采取怀疑、拖延以至抵制的态度。中共陕西省委是拖延和抵制时间最长的少数几个省份之一。

1982年秋季，陕西省省长于明涛在中央一次会上讲的是：“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陕西迟了两年。”1980年6月前后，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有事去北京，省长于明涛和常务书记召集了扩大的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农村政策。我根据自己在陕西汉中地区几个点的调查，说明一些自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确实取得了增产增收的效果，省委主管农业的专职常委同我进行激烈争论；另一位1927年加入中共、曾经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资深常委对我进行了粗暴的批评，我抗议说：“讨论问题要以理服人，你们不能以势压人。”那位资深常委竟然说：“我们引蛇出洞，要真是蛇，不光要以势压人，还要打蛇呢！”我拍案而起，声色俱厉地说：“中央已经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你们还要‘引蛇出洞’，我什么打击都经过了，你们就继续打吧！”省长于明涛把话题引开，并在会后对我进行了婉转的批评。省委主管部门把会上的争论向尚在北京的第一书记报告，第一书记强调巩固集体经济，反对包产到户。此后，我在陕西省委宣传部就没有任何分工了。下面干部提出意见，分管宣传工作的常委说：第一书记交待过，林牧的主要任务是代省委起草文件，宣传部不要给他分配什么任务。可是，在“文革”以前，我是陕西省委起草文件的主力，还兼管宣传文教工作。在我同省委领导人发生争吵以后，省委的主要文件，特别是涉及农村政策和其他改革开放工作的文件，我都不能参与了。可见说什么要我专门起草文件，只是一个借口。

1980年9月，陕西省的媒体要我写一篇反对保守的文章，我考虑到省委忌讳反保守，就不用那样的题目和语言，写了一篇，《稳中求快》的短论。文章中讲到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我说：摸着石头过河，就要先下水，站在岸上空喊是摸不着石头，弄不清水深水浅的。讲到这里，我举出彭文应所写的一个童话故事。那个故事说：小马要过河，不知水深浅，就去问大象，大象说那条河很浅很浅，连我的大腿都淹不到。小马又去问老鼠，老鼠说，那条河很深很深，我的同伴都被淹死了。小马不知道谁的话对，就去问他的妈妈，妈妈说：你下水去试一试就知道了。小马下了水才发现，河水并不像大象讲的那样浅，也不像老鼠讲的那样深，小马完全能够走过去。

当时陕西省委的第一书记姓马，主管农业的常委就向第一书记告密说：林牧对省委不满，发表文章影射攻击第一书记。第一书记派人查我。还好，第一书记的两个秘书找出我的原文和彭文应的童话，力陈林牧没有影射攻击。

这位农业常委诬陷的人不止一两个。陕西省的文学刊物《延河》发表了讽刺一个思想保守的老官僚的短篇小说，其中有一句话说那个老官僚“长得很富态”。农业常委认为那篇小说是影射攻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因为省委第一书记就是“长得很富态”，他要求西安作家协会和《延河》编辑部查处。查的结果：那篇小说的作者是外省人，没有到过陕西，不认识陕西省委书记，自然不可能攻击他。农业常委还诬陷过省委宣传部主管新闻出版工作的副部长老吴和省广播电台，都被受诬陷者当面加以揭露。我感到省委这位常委已经成为“公害”，就给几位书记写了一封信，要求省委查处那位诬陷成癖的常委，如果省委不能解决，我就到中央去谈。省委常务书记章泽在我的信上批了一段话，大意是：同志之间的不同意见，可以在一起谈一谈。其它书记没有表态，也没有哪一位书记召集会议，让受害人同那位农业常委一起谈一谈。写到这里，就不能不讲一讲当时陕西省委领导班子的构成情况。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和那位同我公开发生激烈争吵的资深常委，论人品，还是比较正派的，论历史关系，同我也比较亲近。但是，他们的政治倾向很保守，他们配备和重用的主管农业、主管组织、主管宣传和后来取代思想开放的西安市委第一书记陈元方的几个领导人，都是思想保守、人品也不大好的人。这四位先生的姓名中都有一个字由H打头，我把他们称之为四个H。其实，第一书记也觉察到那些人的品质不大好，但是，因为政治倾向相同，四个H又善于逢迎，他仍然信任他们。

在这样一个领导班子控制下，根本没有我们这种人的生存空间。所以，我一再给北京的老上级写信，要求调离陕西。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其他部门先后商调三次，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都加以拒绝。为什么拒绝？第一书记每次提出的理由都是：陕西省委需要这样一个写文章的人。这个话，有部分真实性，因为第一书记在报刊上发表的官样文章都是由我执笔的，决策性的文件是不让我写的。他要用我的文笔，却不用我的观点。还有一种心态，就是：像我这样的异己份子，只能由他当作一个文字工具来控制使用，不能让他所反对的开明的领导人去使用。我亲身体会到，改革和反改革，民主和反民主，也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它同私人关系的亲或疏没有多大关系。

我既不能离开陕西，在省委又没有多少事可做，就只好不断地下乡。值得记叙的是三次下乡。

1981年春节，我用将近一月的时间走了陕北延安、榆林地区的许多县、社和生产队。当时，陕北许多县、社、队自发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联产承包的生产责任制，走在陕西全省的前面。但是，由于省上不开绿灯，基层都涂上一层保护色。例如，子长县提出的口号是：“统地包山”，就是川地实行生产队统一经营，山地实行包产到组或到户。可是，我到了子长县三个最穷的生产大队，看到的是，不论山地川地都在包产。甘泉县向上汇报的是70%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我看到却都是包干到户。子洲县绝大部分生产队都在实行包干到户，对外介绍却是集体经营加包产到组。联产承包确实“一包就灵”，陕北那个干旱、寒冷、四处荒山秃岭的穷苦地区竟然出现了甘泉、志丹两个人均户粮千斤的县。我住过的几个最穷的生产队，当年春节家家杀猪、炸糕、酿酒，年茶饭可以吃到阴历二月。佳县的一位老农民竟然问我：“干部们说的共产主义是不是已经到了？”但是，在佳县、吴堡县和榆林地委，干部们问我对包产、包干到户的看法，我都不敢表态，直到结束调查以后，延安地区一些负责人要我对干部作一个报告，我才在干部会议上报告了我的调查结果。在报告中，我对那些名为包产到组和“统地包山”实为普遍包产、包干到户的县，仍然按照县上自己的说法，加以肯定；如果说破了，省上就会下令加以纠正。我只对个别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生产成倍增长的经验加以充分肯定。

这在当时的陕西已经出格了。回西安以后，我以《陕北见闻》为题，给省委第一书记写了一个报告。第一书记把我的报告压了一个月零四天，才写了几句批语，要我以个人名义“投报登载”。当然，这对省委的决策是不起作用的。

1981年夏季，我又到陕南商洛地区调查。有一天，我的老友商洛地委第二书记白玉洁陪我到山阳县中村区去。原来只是随便走走，却遇到中村区妇女干部张玉娥向我们告状。她告的是中村区会计谢家富贪污杀人，受到区委书记和县上一些领导人的庇护，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案情相当曲折。白玉洁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案情又涉及县委副书记和区委书记，他作为新任的地委书记有责任管。我当时反正无事可为，也对那个案子有兴趣。我们就一起到山阳县，用六天六夜时间找人谈话和查档案，找线索，终于破了那个名闻全国的杀人贪污案。我还为那一案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银河激浪》。事后有人说：秀才办案，不务正业。其实，我那时几乎没有什么正业，只为自己找些事来做。

1982年5月，我的共患难的朋友，原陕西省委秘书长陈元方遭遇到第六次打击，被中共陕西省委开了一周批判会后，免去了西安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陈元方和他的对立面H2这两个人很值得说一说。陈元方在中共党内是一个有学识 、有良知、有骨气的中层干部。他一生受过六次打击，其中两次的对立面都是那个善于投机钻营的老朋友H2。第一次是在延安整风审干期间，当时陈元方在中共西北中央局工作。整风前，他办了一个墙报叫《西北风》，这个墙报上发表一些揭露延安阴暗面的文章，整风中，西北局书记高岗派人把陈元方用五花大绑从乡下抓回来，关在边区保安处监狱。整风转入审干以后，曾经同陈元方在中共陕西省委（地下）共事的H2，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并揭发陕西省委是“红旗党”，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特务党。H2先生由于坦白揭发有功，被康生等树立为特务投诚的典型，戴上红花四处讲演，绘声绘色地编造他进行特务活动的故事，动员其他人也出来“坦白”。有一天，H2到监狱去对陈元方劝降。他说：“元方，我已经彻底坦白了，组织上对我很好，每天吃猪肉、戴红花，你也坦白了吧。”陈元方问：“坦白什么？”H2说：“就是咱们一起当特务的问题嘛！”陈元方大骂：“王八蛋，你是特务，我不是特务。” H2假坦白，一时成为延安的风云人物；陈元方不说假话，却坐了三年半监狱。延安审干以后，H2在干部中臭不可闻，但仕途却扶摇直上。在解放战争中，他才是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的一个副科长，建国后，却成为中共甘肃省委的书记处书记，在两次“反右”和大跃进中，左得出奇，他是造成甘肃省死人100余万（超过当时甘肃人口10%）的罪魁祸首之一。1962年，在中央工作组整顿甘肃省委时被撤消职务，无人敢用他。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作了“东郭先生”，把他要到黑龙江去做了一个副专员。“文化大革命”中，他带领所在专区的造反派到哈尔滨去造欧阳钦的反，又一次身败名裂。“文革”后期，他又投靠曾经共事的石油部长做了一个局长。

陈元方1959年遭受的连续两次打击都在西安市委，当时他是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城市建设和财贸工作。1958年到1959年，中共陕西省委同西安市委之间发生了“省市关系”的斗争。挑动这次事件的是陕西省委工业书记W。W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阴谋家，他要把原来由西安市管辖的一批大工业收到省上管理，西安市委有所抵制。W就找题目整西安市委。当时西安市所属的国棉五厂开展了一个“扩台扩锭”活动，就是一个工人可以操作更多的纺机和纱锭。西安市委在全市推广这个经验。陕西省纺织工业管理局和省工会不赞成西安市的做法。省委工业书记W把争论的两方召集起来向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汇报。据W说：张德生作了八个字的结论：“积极支持，暂不推广”。西安市委却在继续推广，违反了省委的决定。据西安市委说：张德生只讲了“积极支持”，没有讲过“继续推广”。据张德生自己说，他记不得他讲过八个字。但是，W却让他直接领导的省委工业部长拿出个人的笔记本，证明张德生讲过那两句话。W不断激化那场争论，最后，把这个争论作为1959年1月中共陕西省党代表大会的一个议题，对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冯直、陈元方和专职常委丛一平进行批判。由于主持那次党代会的陕西省长赵伯平，建国初期是西安市委第一书记，他不便保护西安市委，以至批判的调子上升到“反党”的高度。当时在北京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听到省上批判西安，西安不好收场，才口述了几句降温的结论，即：“西安市委的成绩是主要的，某些领导同志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这个降了温的结论，仍然是是非颠倒的。两年以后，当省委工业部长N调任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以后，才讲出事件的真相，原来他的笔记本上的所写省委第一书记的两句话，是省委工业书记伪造的，可见，一些阴谋家在党内斗争中整人的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陈元方在第二次打击中有惊无险，接踵而来的第三次打击就是十分惨痛的。他在1959年5月发表了一篇哲学论文《论否定》，重新阐述被斯大林删掉的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规律”。那篇论文颇有创见，引起国内哲学界的重视，人民出版社已约定出单行本。可是，那篇论文在联系中国实际时，讲到人民公社对农业合作社是一个否定，但是，人民公社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还要再来一次否定。“反右倾斗争”开始以后，有人连续发表文章批判“论否定”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论文。中共陕西省委就把陈元方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消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贬到郊区公社去作副社长。

1963年，陈元方被平反以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1965年，胡耀邦在陕西推行“解放思想解放人”和“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超前民主改革时，陈元方是坚定的支持者。那场改革被扼杀以后，陈元方和我等四人被打成“反党集团骨干份子”，由于他久经锻炼，是我们几个“骨干分子”中最坚定的一个。

“文化大革命”是对陈元方的第五次打击，“叛徒”、“死不悔改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都戴过，直到1978年才被“解放”。

1979年，陈元方担任了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那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胡耀邦领导之下，陈元方应该大展宏图了吧！事实却大谬不然。反胡的政治势力，全国都有，陕西更甚。“不是冤家不聚头”。陈元方在西安市委先后遇到了两个老对头。一个是在1959年整西安市委和陈元方，在1965年又整胡耀邦和我们这一批支持者的W。

W这种极左的阴谋家和投机家，在党内总是顺风顺水。1959年，他是中共陕西省委工业书记，1960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重建以后，他就晋升为西北局候补书记，后来，又因为在反胡耀邦超前改革中立了头功，晋升为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打倒，后来又担任了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在西安市委，他自然是积极执行毛泽东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在“四人帮”垮台以后，他摇身一变，又用极左的手段来清查“四人帮”。他把他的副书记、副市长和秘书长等打成四个帮派，株连了干部和工人2000余人。陈元方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他在平反冤、假、错案中，不仅平反了“文革”中和“文革”前的冤假案（其中由于反对“文革”和林、江而被判处死刑的冤案就有32起），同时解决了清查“四人帮”扩大化的问题，为2000多个在“文革”中造过反和担任过职务但却没有罪恶的人平反昭雪。这正表现了一个秉公执法、没有派性的政治家的风度。可是，陕西省和西安市一些明反陈元方实反胡耀邦的保守派却认为解决清查“四人帮”扩大化是错误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给西安市委派去一个第二书记，这个第二书记正是在延安审干中诬陷陈元方是特务的H2。这里把H2在延安审干后的经历交待一下。H2，虽然因为编造一系列特务假案声名狼藉，但在仕途却是顺风顺水。20世纪50年代，他就是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工业书记，在两次“反右”和“大跃进”中左得出奇，是造成甘肃省非正常死亡100余万人（占当时甘肃总人口10%以上）的四个罪魁祸首之一。1962年，反“五风”时被撤职，无人敢用，他的老上级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却当了东郭先生，把他安排黑龙江担任副专员。“文革”初期，这个忘恩负义的H2带上本专区造反派去造欧阳钦的反，又落得身败名裂。“文革”后期，H2又投靠了石油部长康世恩，到石油部作了一个局长。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分明知道H2的种种劣迹，却把他要到陕西省，起先做副省长，后来又派到西安市委任第二书记，显然是要把陈元方顶下来。H2一到西安市，就同西安市旧有的恶势力结合起来，反对陈元方。中共中央纪委派副书记张策（当时人称当代包公）带领工作组来调查，调查结论肯定了陈元方解决“清查四人帮”扩大化是正确的。但是，制造清查扩大化的W在北京做了中纪委更高负责人的工作，把张策的调查结论置之高阁，实际是否定了。西安市的恶势力瞅准了胡耀邦对支持者过严对反对者过宽的弱点，给耀邦写信无中生有地诬陷陈元方在西安市翻“刘胡斗争”（西北人把原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扼杀胡耀邦超前改革的斗争称之为“刘胡斗争”）的老帐，打击反对过耀邦的人。胡耀邦最反感他的老下级仗他的势，就给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批了几句话说：“我同陈元方并没有特殊关系，你们如果觉得他不好，可以免去他的职务。”陕西省和西安市的保守分子看了胡耀邦的批示如获至宝，于是就在1982年4月开了一周批判陈元方的会议，最后免去了陈元方的职务，让那位品质恶劣的H2接任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在开会以前，不知哪一位居心险恶的领导人提出，要林牧起草会议的结论。我毫不犹豫地找省委第一书记说：我不赞成开这样的会，我决不参加这个会，更不能起草会议的结论。省委第一书记只好说，那你就下乡去吧。陈元方在批判会议结束时，讲了一段掷地有声的话。他说：有人说，我在西安市翻了“胡刘斗争”的老帐，这是毫无根据的造谣污蔑。有人说：我在西安市以“刘胡斗争”的胜利者自居，不对，我们始终都是失败者。

是的，不论就胡耀邦在陕西进行的超前改革来说，还是就他在全国进行的全面改革来说，胡耀邦和他的支持者们始终都是失败者，到今天仍然如此。

我所以不厌其烦地追记陈元方所受的六次打击，是为了说明：在中共党内那些善良正派、有良知有操守的干部，斗争多么复杂，经历多么坎坷，苦难多么深重。鲍彤先生说过，中国最好的人和最坏的人都集中在中共党内。因此党内斗争特别复杂、特别尖锐。我认为在“六四”以前，是可以这样说的。

我和陈元方始终是患难与共。就在他再一次挨整之前，北京的老上级（不是耀邦）托人告诉我：邓小平在我写的关于改革的几项建议之前批了几句话，说什么“很有见解，是个人才，请中组部考察”。陕西省委给我写的考察结论有“主观抗上 ”的评语。省委机关也有人告诉我：那个考察结论是省部分管组织的副书记H1，要他的秘书、新提拔的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勃兴（此人后来做了陕西省委书记）写的，第一书记看过，没有签字，用省委组织部的名义上报中央组织部。我觉得陕西省已经没有我的生存空间了，就给中央组织部写信要求调动。

1982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为了实现干部年轻化，要求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年龄过线的领导干部退下来。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主管调整领导班子的工作，他委托中组部一位陕籍中层干部到陕西对省委第一书记说：中央准备派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赵守一（“文革”前陕西省委第二书记，是胡耀邦推行超前改革的坚定支持者）继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希望他主动表态退下来。第一书记考虑了两天，致电中组部：“欢迎赵守一同志担任陕西省委第二书记。”六月间，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陕西省委几位主要领导人到北京商谈调整领导班子问题，第一书记指定常务书记、分管组织的副书记和他同去，要我也跟上去。本来，此事与我毫不相干，他大约要用我起某种沟通作用。我们到北京，刚刚住进中南海，习仲勋就找我谈话，他问我：“听说××不想退，是不是真的？”我说是的。仲勋说：“怎么办？干部年轻化是中央的既定方针啊。”我说：“中央如果要求××退下来，恐怕需要在中央机关给他安排适当的职务。”仲勋说“可以嘛，把他安排在中纪委，中组部都行。”接着，他又谈起陕西的其他情况。对于陕西省委H1和H2的情况，他了如指掌，他知道H1拉帮结派的情况，也知道H2整陈元方的情况。他说，我要同××（指第一书记）谈的，“陈元方和×××这两个干部谁好谁坏，难道你不清楚，为什么要支持××去整陈元方？”我说：耀邦那个批示也不妥，那些人利用了耀邦的批示。仲勋说：“耀邦有他的难处。”他不便往下说，我也不说，因为我没有打小报告的习惯。我只是要求调离陕西，仲勋说：“我知道你在陕西待不下去了，现在各地都在调整班子，正需要你这样的中年干部，问题是××不放你。”我说：“不是真不放，其实我在陕西无事可做。”我把习仲勋答应为他在中纪委或中组部安排职务的意思，转告了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他说“中组部有部长，中纪委有常务副书记，我去了能干什么？”我只好把他还是不愿退下的意图，报告习仲勋。最后，耀邦和习仲勋还是迁就了，同意他再干两年。不过，我的事办得很快，仲勋让中组部主管部长告诉陕西第一书记，林牧同志要求调动工作。第一书记表示同意，并且让他的夫人转告我：他是爱惜人才的，你一定要走，也不好强留了。

1982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通过中组部调我，据说是参加省委领导班子。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常务书记和分管组织的副书记共同商量，组织书记提出：可以放人，但要提出意见，林牧只能担任省委秘书长，不能参加江西省委领导班子，第一书记同意。常务书记章泽认为陕西省委无权干涉江西省委怎样用干部，但是这个意见他在会上不敢讲，只私下对我讲了。据他说，陕西的干部问题，都由第一书记和组织书记两个人拍板，他这个常务书记起不了作用。不久，北京的老上级托人告诉我：不宜去江西，因为陕西省委的黑材料也会跟到江西去，不如到北京来，先到劳动人事部担任科技干部局局长，以后再调整工作，因为到了中央机关，陕西的黑材料比较容易澄清。1982年9月1日，我离开陕西到了北京。可是，到北京以后要否定陕西省的黑材料也是阻力重重、千难万难啊！这不单是权力斗争，也不是帮派之争，而是民主改革和反民主改革之争。保守派竭力阻挠民主派掌握权力，这是必然的，连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他们都不放过，怎么能放过我这个小人物呢？

陕西省委那位第一书记还是做过好事的。例如：1982年6月，他采纳了陕西日报主编张光（刘志丹的女婿）的建议，发动整修西安的古城墙。“六四”以后，他对有关领导人说：“对于林牧同志，你们不要把事做绝。”还要人给我捎话说：“不是什么大事，检讨一下就行了。”（我没有检讨）他还对我谈到省委组织书记指使张勃兴给我写的那个“考察材料”，他说，他们原来写的更不像话，我划掉了一些内容，最后也没有签字。也许这只是他下台以后的反思，这总比坚持错误的人要好吧，这说明，虽然观点不同，不能合作，总还有一点情义吧。

林牧自传（六）日珥及附录


第六章日珥

出现在太阳边缘外面的火焰状气体。分宁静日珥、活动日珥、爆发日珥、环状日珥等。有些爆发日珥高骾离日面几十万千米，再向日面落下，有时甚至被完全抛出。寿命从几小时到数月，温度约7000k，气流速度约4千米/秒。日珥多寡与太阳活动强弱有关，有约十一年的周期……

这注定是林牧先生所不能看到结果的一天。它作为一种历史事态，近二十年来从未静止，它仍然在进行中。珍贵的是林牧先生为我们留下了这些宝贵的笔墨。我们将有幸亲眼看到时任共产党高官的人对其事件进程的真实披露。

绝不简单是又一次的大自然的契合，“日饵”的火焰也罢，宁静也罢，活动也罢，爆发也罢，它的存在形态一切都预示着一个自然的生命仍然存在着。



我在“六四”前后

1989年4月14日，我和几个亲属去洛阳参加牡丹花会。4月15日上午和中午，在洛阳的王城公园观赏含苞待放的牡丹花；下午游龙门石窟和白居易故居。那是我第一次去洛阳，游兴很浓，准备第二天再去白马寺和少林寺。不料，乐极生悲。当晚电视新闻播放了耀邦突然去世的消息。我立即给耀邦夫人李昭发去唁电说：“惊闻噩耗，痛不欲生。”那是当时的真情实感。第二天，全家都没有继续游览的情绪了，黯然回到西安。我拟了几副挽联：“才如海，功如山，气如虹，不愧中华民族英烈；清似水，明似镜，直似弦，堪为共产党人楷模。”“水晶肝胆，赤子心肠，难躲明枪暗箭；锦锈河山，神州大地，必见舜日尧天。”“一腔热血殉华夏，两袖清风见炎黄。”这些挽联，我虽然寄给耀邦家属，但却不可能写出来公开张挂。

我很想为耀邦奔丧，但是，耀邦的儿女亲家、原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刘海滨要求去北京，都被有关部门谢绝，我当然是不能去的。不过5月上旬，机会来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要在当年“七一”前编印一本纪念耀邦的书，他们通过陕西省委约我去北京写文章。我在陕西省委档案局抄了两天材料，再带上我自己保存的耀邦在陕西讲话、谈话的稿子，于5月9日到北京，住在厂桥中直机关招待所。第二天，组织编书的同志到招待所来谈了他们的编辑计划，要求我写耀邦主持陕西工作那一段时间的事迹，一周内交稿。当天我就动手写作。

当时，北京学生已开始静坐绝食，我没有时间出去。5月16日，北京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在北大芍园举行的会议、发出的声明，我也没有参加。我只给胡绩伟、李洪林打电话问情况，绩伟未找到，洪林简单介绍了一些情况。

我的文章在5月16日就写好了，并约中宣部负责联系的同志拿走稿子。当晚，我就决定：第二天去天安门。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梦见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长张奚若先生，他板着面孔，严肃地对我说了四个字：“保护学生。”接着，用手指向一个角落，那个角落里站着委委琐琐的李铁映。为什么我梦见张奚若却没有梦见马叙伦呢？因为张奚若是陕西人，我见过他。不认识的人是不可能入梦的。

当时，北京的公交车停开，出租汽车也在列队游行，只能步行。沿街商店的收录机，无例外地播放着国歌和国际歌。每当学生队伍、工人队伍经过时，商店的店员们热烈鼓掌，打着V字的手势，有些女店员感动得热泪盈眶。公园一律免票，为了节省路程，可以穿园而过。我走到天安门前，口渴了，想买一瓶汽水，卖汽水的朋友说：看老先生的样子像是大学教师，尽管喝吧，不能收你们的钱。

天安门前，最有秩序、最有分寸的是学生。高自联的大喇叭不断提醒游行队伍：注意广场秩序；注意广场卫生；迅速通过天安门，不要停留；不要呼喊出格的口号；等等。工人队伍、市民队伍、干部队伍就比学生激进。例如：新闻队伍有这样的口号：“人民日报，胡说八道；中央电台，颠倒黑白；我们再不愿欺骗人民了。”工人队伍有这样的口号：“主席，主席，包办酒席；再当主席，不要面皮。”还有这样的横幅：“紫阳，李鹏，还等什么呢？”不明真相的工人还把希望寄托在李鹏的身上。“打倒邓小平，打倒赵紫阳”的口号，也出自工人、市民队伍，而不是出自学生队伍。四川人游行队伍打出的横幅比较别致：“小平，四川人欢迎你告老还乡！”

当时，李洪林住在前门东大街一幢楼房的最高层，我去找他。洪林当时意气风发。他说：“现在这一代青年太可爱了，他们比我们强。第一，在我们头脑里还有旧的世界观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则是一张白纸，非常单纯；第二，我们的外语都不行了，他们行，可以直接接收世界上最新的知识和信息。”他说：“原来以为，现在社会风气败坏是很难治的病症，现在，民主运动荡涤了一切污泥浊水，近一周来，北京没有人犯罪了，一些失足青年都在组织游行，表示今后再不做坏事了。”在这些问题上，我都赞成洪林的看法。只是在谁胜谁负问题上，我没有他那样乐观。例如：他说：邓小平的政治生命完了。我说：军队的态度还难说。他说：38军军长已经抗命了。我说：其他军队未必都能抗命？洪林还说：赵紫阳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把邓小平亮出来了。”因为他讲到十三大一中全会作过一个秘密决定，肯定党的领袖还是邓小平。我说：我个秘密决定作的不好，中央委员会怎么能作出不让全党知道的秘密决定呢？附带说一说，洪林对紫阳有些评价，是我没有看到的。他说：紫阳有些地方比耀邦厉害：一点是，当邓力群提出三十多人的批判名单，紫阳加以否定，保护了鲍彤、洪林、浩成等三十余人。另一点是：他一上台就解散邓力群的书记处研究室和熊复的《红旗》杂志。还有对反对“自由化”强调正面教育，实际上没有怎样反。我说：当时小平把耀邦拉下马，一时无人代替，不得不对紫阳迁就一点。我约洪林到天安门探望绝食的学生。他说：前几天，他同严家祺、温元凯等十二人已经探望过了。当时，他正同于浩成一起编一份《广场简报》，顾不上出来。我离开洪林家，再到天安门去探望绝食学生。绝食学生外面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墙，有保护的，有探望的，我一个人挤不进去，遇到几个不认识的北京学生，他们询问了我的身份和态度，又问我是否要讲什么，我说：我写一个书面声明吧。我退到中山公园外，用身上带来的纸垫在一块木板上写了一篇书面声明。题目是：

《献给当代中国最可爱的人——绝食请愿的人民英雄们》(编者按：此原文附全书后)

我把书面声明交给同我谈话的学生。回到中直招待所以后，又追记下来，寄给李洪林。书面声明上填写的时间是5月18日，那是我记错了，那一天实际上是5月17日。我在“八九”民运中参加的活动仅此一事而已，想不到以后却引起很大的风波。

5月20日，西北的革命元老、全国政协副主席汪锋到中直招待所来了。老上级是不会来看一个下级干部的，他是有其他事到招待所来，听说我在那里写纪念耀邦的文章，顺便到我的住房谈了几句。我问他：“汪老，中央怎么能这样干？”他说：“出兵、戒严不过是维持秩序，使学生的行动有所控制。你放心！军队绝不会开枪的。”我知道汪锋同杨尚昆都在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常有来往，就问：“你是不是听尚昆讲的？”汪锋默认。当时我以为，杨尚昆能够代表邓小平，既然他说“绝对不会开枪，”大概就不会吧。

我有一个表侄孙女从台湾回来，在西安等我见面。我要她到北京见面。5月20日，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已经等了8天，西安到北京的交通已经中断，她只好在5月22日回台湾去了。我托中直招待所为我买5月21日飞西安的机票。招待所神通广大，竟然买到了。那时，北京仍然没有公交车和出租汽车，有些市民已在修街垒，并且喊出口号：“你有30万，我有800万。”意思是说你有30万大军，我有800万市民。在北京机场遇到一个姓张的中层干部（实有其人），他认为天安门的学生应该撤，不撤就有危险。我说：学生所以不撤，是因为担心撤回去以后“秋后算帐”，现在聚集在天安门还可以抱成一团，互相保护，何况，每天晚上都有十万以上的市民和工人、干部到天安门保护学生。那位中层干部还是主张学生应该撤。我说：谁有办法说服学生撤退？他说：“有办法。几个军人抱一个学生，就可以把学生抱走。”我说：“你这是馊点子。”不过，在“六四”大屠杀以后，我觉得这位中层干部的“馊点子”也不失为一种不太坏的办法。如果邓小平还有一点尊重人的生命的良知，他采用这种办法也可以强迫学生撤退，何必使用坦克、枪炮去屠杀数以千计的爱国青年！在“4.25讲话”中，他已在以流血相威胁，他是处心积虑要制造“流血事件”，决不是什么迫不得已。

5月21日，我回到西安，同台湾归来的表侄孙女母子二人团聚，22日，送他们回台南。从机场回来，就有大学教师登门拜访。当时，我在天安门发表的书面声明，已在西安印发。个别大学教师要我同西安学生见面。我说：我现在同学生见面，可能会激发他们的情绪，不见为好。请告诉同学们：当局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劝他们撤退，不要作无谓的牺牲。那位教师说：共产党绝不会那样作的。我说：为什么不会，过去镇压的还少吗？那位教师又说：就是坐监狱，学生也不怕。我当时想到和讲到的镇压，不过是棍棒和监狱，教师、学生想到的也不过是监狱。因为，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运动也不过如此。大家根本没有想到邓小平会用枪炮杀人，坦克碾人。邓小平能够做出普通人想都想不到的事，可见，他当时已经丧失了人的良知。

5月22日晚，我准备再去北京，火车不通，只好从襄樊绕道走。5月23日，我搭公共汽车到襄樊，京汉路也不通，我又到河南南阳油田。在南阳听到“六四”大屠杀的消息。我的家人也到油田来了。有一天晚上，油田保卫干部李先生同我谈了几个小时。他说：他的家乡在豫东太康县，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故乡。他的父亲是县级离休干部，在当地有一定威望。他邀请我到他家住一段时间，他愿意“以全家生命保障你的安全”。李先生走后，我的家人和亲戚经过商量，认为李先生是很有诚意的，但是，政治形势还不知道怎样发展，住在太康农村信息闭塞，加之我们和李先生一家素昧平生，在他家里住的时间长了，也不大好，不如回浙江老家。第二天早晨，李先生拿了两张汽车票，准备送我去太康，我们只好把不去太康的考虑婉言相告，对他反复地表示谢意和歉意。

我买了从南阳去上海的车票。每到一个大站，都要上来一批武装警察，缉拿所谓“两乱”分子。我不是通缉对象，没有受到注意。从上海转车去浙江金华，我在祖籍义乌已无近亲，金华有一家曾经在陕西工作，同我家有往来，我去投奔他们。这一家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给我以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当时，国内的报、刊、电视充满了声讨“两乱”的歇斯底里的谎言、谬论和伪造的画面。每当电视上播放这一类节目的时候，主人都要告诉孩子：“外公不爱看这些东西，赶紧换台。”我在金华大街小巷和公园、影院、租书店到处游荡。在1989年6月和7月，随处可以听到议论“六四”、谴责政府的声音。对邓小平还有所顾忌，放言无忌、集中抨击的是李鹏。我有几次听一些老人说：李鹏的眉毛和林彪一样，是吊梢眉，不得好死。一些有地域观念的浙江人，希望乔石上台；有人又说：乔石没有魄力，还不如让蒋家人回来。我说：蒋家在中国大陆罪恶太大了，让他们回来，那可不行；何况，蒋家也没有人了。有一天，金华传来谣言说：赵紫阳的儿子（又说是女婿）逃到金华来了。我是不信的，因为赵紫阳同金华没有关系。可是，那个谣言惊动了两批人；一批是警察，要搜捕；另一批是市民和郊区农民，要起来保护。可见，公道自在人心。尽管官方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口头宣传竭力制造白色恐怖，可是，同“文革”中人人自危的气氛相反，民众冷静、客观，是非分明。足见，社会毕竟是进步了，人民恢复了良知和正义感，邓小平、江泽民绝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制造个人迷信和极左思潮来蛊惑人心了。

8月下旬到10月底，我到杭州，借一家亲戚在卖鱼桥附近的空房住了两个月。我一天写作，一天出游，走遍了园、林、桥、寺、洞、江、湖、溪、井、泉，无山不登，无幽不探。可是，良辰美景难平满腔悲愤，心里总像压着一块搬不动、化不掉的大石头，只好写一点自己不擅长的旧体诗加以宣泄。这里抄录其中几首：



吊秋瑾

八十年前反暴君，

暴君如草锄还生。

西湖难贮英雄血，

绿惨红愁愁杀人。

谒岳墓

英雄遭际古今同，

千古冤血一样红。

何日黎民能作主，

也将白铁铸元凶。

斥秦

信史从来斥暴秦，

杀人如草不闻声。

古为今用翻铁案，

陈胜刘邦是乱民。

哀扶苏

宅心仁厚拒屠刀，

柔懦不能抗赵高。

卅万雄兵齐束手，

任由孺子乱秦朝。

辟秦

乱世人心思辟秦，

梦魂萦绕武陵春。

桃源若许操舟渡，

愿作渔人一问津。



除了写旧体诗，我还在金华和杭州写了一篇5万字的长文：《八九民运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的未来》。那篇文章是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总结八九民运的经验，用社会民主主义规划中国的未来。起先我还敝帚自珍，保存着草稿和修改稿。在第三次开除党籍以后，我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自己觉得，我在杭州写的那篇文章，对未来形势的估计过分乐观，而分析问题、规划中国未来去向的观点又陈旧落后了，干脆一火而焚之。我有一个习惯，思想不很固执，经常否定自己。一发现自己的文章有过时或错误的东西，就付之一炬。多年来我自焚的发表或未发表的文稿，字数近百万。现在，我有些后悔，不成熟的甚至错误的文稿，也记录着自己的心路历程，应该有选择地保存下来。焚稿，是追求完美的表现。实际上，自己的思想，过去不完美，现在和今后永远不会完美。难道不完美的东西就完全不值得保留吗？

从杭州又回到金华。国内政治形势持续恶化，我真有出国的打算。但是，在北京在西安均已离群，此路不通。1989年底，陕西当局在北京几家报纸和陕西省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发表通知，勒令我回西安“交待问题”。这是变相通缉，我怕连累浙江的亲友，1990年春节期间回到西安。西安市和户县有两家私营企业接我去住了两个多月，主要是读书和思考，重新认识自己思想上模糊不清的问题。在此期间，我否定了在浙江写过两遍长达5万字的“八九民运和中国的未来”。从此，我不再为未来绘制蓝图，一方面是觉得自己学力太差，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是认识到任何预制的蓝图，都不免陷于空想，因为形势变化中偶然因素很多，任何人都难以准确预测。

四月间，中共陕西省委知道我已经回来。有一位同我私交较好的领导干部约我到一家咖啡馆见面。他说：陕西省委某副书记曾经对他说，好朋友出了问题，怎么办？没有想出什么办法。后来，陕西省委主要领导人又对他说：老林的问题，说严重就严重；说不严重就不严重。他就是在天安门发表了那一篇声明。省上已经派人去北京调查过，没有发现他的原稿（我带到北京去的助手，曾经代我抄过那个稿子，可是，他没有说），要是本人说：那个东西不是他写的，是学生伪造的，事情就好办了。当然，我的朋友绝不会直接说，是省委要他给我传话。我说：事情怎么能那么做！分明是我在现场写的，而且我现在仍然坚持我的观点，怎么能把责任推给学生。那位朋友也是赞扬八九民运、反对大屠杀和大镇压的。他并没有批评我的想法不对，只是对我的处境担心。彼此问一问生活状况，尽欢而散。

五月初，我写了一封由西北大学党委转中共陕西省委的信，作了几条声明。

一、1989年5月18日（实为5月17日），我在天安门前发表的书面声明，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由衷之语，是清醒而自觉的政治行为，我对这个声明的起草和印发负完全的政治责任。

二、我不作违心的检讨，让历史去作出公正的结论。

三、1989年6月以后，我所以长期在外，不过组织生活，是由于我的思想一直不通，不愿意回来作违心的检讨，如果这违犯了党的纪律，我愿意承担责任。

四、我支持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并不做违心的检讨，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对待群众运动的正确立场，是坚持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五、对于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我同目前执政的一些同志有所不同。但是，我相信，我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最后一句，也是真心话。我当时信仰葛兰西和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我在流亡中带的也是他们的著作。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那是以后几年的事，但我始终没有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常说：“我是后知后觉。”

看到我的信以后，西大两个党委书记到我家探望。他们谈了两件事，一件是，西安有五、六个高校的学生，组织了一个“民主救国会”，由西大学生许剑雄、张明、张红旗带头。这几天正在闹，希望你最近不要回学校去，以免学生们缠你。另一件是摸我的底，问我准备怎样了结北京的事情。我说：我的想法都写在那一封信里，你们和省委就作组织处理吧。他们又问：怎么处理呢？我说：开除党籍嘛，不开除，我也要退党的。他们原来都是我提拔起来的，不好再说什么。

过了几天，陕西省委高教工委书记和西北大学党委两个书记，以组织的名义正式同我谈话。他们没有说什么，只是由我把在北京的活动和现在的态度复述一遍。谈到我和胡绩伟、李洪林的关系，我赌气地说：有什么可谈的？胡绩伟、李洪林是马克思主义者；李鹏不是，杨尚昆、姚依林不是。后来，陕西省委又把这两句话作为我的新的问题。当时我还不清楚杨尚昆同邓小平、李鹏也有分歧。至于说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只是按过去的习惯，把它作为区分正确与错误的代名词。

也有一些好心的朋友埋怨我说：人家要帮助你，你不配合么！本来说一句“不是我写的”，就没事了，你偏要把问题搞得那样复杂。

此后，陕西省委就为我设置了一个调查组，由省委纪检委、省委高教工委和西北大学纪检委书记参加。政治问题，清清楚楚，没有什么调查的，又加上经济问题，即：我在一家跨省公司担任常务副董事长时，代陕北买一批进口化肥未到货的问题。起先，省委纪检委想给我定为失职甚至渎职。但公司不是国营，我又不是企业法人，没有具体经营的责任。企业法人是总裁。斗来斗去，最后给我作的结论，是负有领导责任。

陕西省委还给我开了一次批判会，熟人都回避了，一个也不来，由一个新调来的省委副书记主持，省委各部门和西大党委书记参加，批判我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各部门的负责人都没有发言，只有省委副书记一人发言。他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只是重复列宁那一句话：“社会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变种。”我只讲了一句话：省委可以把能够请到的理论家请来，根据马克思主义原著同我辩论。当场没人说什么。在省政府一次厅、局长会议上，新调来的副省长郑思林（后来作过江苏省长），离开会议议程讲到我，说什么“林牧很嚣张，竟然要和我们辩论。”有的厅局长用主席台可以听到的声调说：“你们为什么不敢同人家辩论？”那位厅局长在散会后说：清查“两乱”是省委的事情，与政府无关。你郑思林初到陕西，根本不了解陕西的人事情况，连省委书记们都尽量回避的事，你插什么嘴呢？我所以要把郑思林的姓名写出来，是考虑到这个好事之徒说不定有什么背景呢？

1990年7月19日，我给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题为“最后的忠谏”，托陕西省委主要负责人转送，据说省委送了。

我的那封信，在既讲成绩也讲问题，既讲反“左”又讲防右的套话中，委婉地提出了要求邓小平改变政策的意见。例如：“去年夏季，小平同志可能听到某些人未必真实的报告，感到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不得不同意采取非常措施的意见，从小平同志六月九日的讲话来看，他并不知道现场的真实情况。”毛主席“误用了林彪又打倒了林彪，错打了小平又起用了小平。毛主席能够做到的，相信小平同志也能够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实现了小平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宽松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实行激化矛盾的严峻政策的结果。”“现在，各国的社会主义模式都处于探索、发展之中，不论是中国模式，瑞典模式，还是苏联的主流派和马克思主义纲领派，都不是完美无缺，唯我独尊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博采众长去寻找最佳的社会主义模式呢？我们为什么要重复苏联共和我们党过去的历史教训，把自己封闭和孤立起来呢？”

“最终行动，对于一个人往往能够起覆盖一切的作用。如果华国锋同志的最终行动，是粉碎‘四人帮’而不是两个‘凡是’，他就是一个名垂青史的一代伟人，如果邓小平同志在一两年内能够再一次拨正航向，推动改革。……人民就会永远铭记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丰功伟绩，而不会记住前进中的某些曲折了。”

当时，我明知邓小平是一个为了维护一个人、一个党的专制权力不择手段、不知悔改的人，为什么还要作什么“最后的忠谏”呢？这有两点原因：一点是我的头脑里残存的传统道德在起作用。我考虑到：不管怎样，我总算做过四十年共产党员，而邓小平对我个人在“文革”后的平反起过作用，有“滴水之恩”，我在离开共产党之前，作一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最后的忠谏”，可以做到我不负共产党和邓小平，而是共产党和邓小平有负于人民，也有负于我。另一点是：我当时不愿忍受清查和劝降的纠缠，索性把事情做绝，促使他们早一点把我开除出党。

我的“最后的忠谏”虽然措辞婉转，但是，我要求邓小平学习毛泽东“错用了林彪又打倒了林彪，错打了小平又起用了小平”，显然是要求他起用赵紫阳，抛弃江泽民和李鹏。这当然是他们不能容忍的。

1994年秋天，王丹在西安问我：“为什么有些人坐过监狱（指收审）还没有开除党籍，你没有坐监狱却被开除了党籍？”当时我没有回答。王丹如果看了我的这一篇回忆录，恐怕就能够理解了。

我发出那一封信以后，专案组的纠缠显著减少，劝降的人完全绝迹。在他们看来，我还在坚持“动乱分子”的立场继续进攻，围攻和劝降都是无用的，只有赶快处理了。就在7月或8月的一天，省委专案调查组要求中共西北大学第一支部（这个支部的成员是已离职休息的前任西大党委书记和校长，还有一批具有老党员身份的教授）开会，先由省委调查组宣读了他们起草的开除我的中共党籍的决定（草稿），要求支部讨论。党支部要求我本人先表示态度。我说：我早就写出声明，我“不作唯心的检讨”，陕西省委开除我的党籍是既定方针，请大家举手通过吧，我不在乎那个党籍。西大第一支部党龄最长（1928年入党）的前党委书记吴大羽发言说：“林牧同志，你太小看我们了。我们又不是谁的工具，哪有由上级党委写好处分决定让基层组织举手通过的组织原则？”其他老党员也提出反对的意见。支部书记宣布休会。我的老师张宣叫我到他家去。他先批评我“太鲁莽了”。在北京的行动太鲁莽，今天的行动也太鲁莽了。你不能自己要求大家举手开除你的党籍。这样，大家就不便说话了。大家帮助你，你也要加以配合嘛。党支部复会以后，我没有说话。经过讨论，作出一项决定：中共西北大学第一支部不同意开除林牧同志的党籍。具体问题没有讲。

在此以后，省委、纪检委重新收集材料，研究对策。事情拖下来了。我趁此机会进了医院。

在医院，看我的人很多，都是同情分子。也有一些平时没有来往的人去看。例如：刘志丹的九妹刘玉兰；原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陕西省省长赵寿山的女儿赵铭锦，她们都是中共党员，也反对“六四”大屠杀和以后“清查两乱”的大整肃。北京有两位西北革命元老给陕西省委写信，提出：“不要小题大做。”“不要把事做绝。”中共陕西省委顾问委员会的正副主任也不同意开除党籍。

接着，中共进行整党，其目的是以清查“两乱”的思想对全党进行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我当然不愿意参加那次整党。但是，西大内外不少朋友到医院来说服我参加整党。他们说：他们要开除你，遇到很大的抵制，你不参加整党，他们正中下怀，反而会把责任推到你自己身上。你偏要参加，让他们在基层组织坚决反对的情况下开除你，让他们去承担责任，承受骂名。我接受大家的劝告参加了整党。在整党中进行的检讨和思想总结，都是以检讨的形式为自己在天安门的行动辩护，党支部通过了。省委及其纪检委又在炮制新的对付我的材料。我等得不耐烦了，向西大党委打了一个招呼，以查病为名到北京去了。在北京，就是那个为毛泽东安装录音器而被投入大牢的朋友，把我安排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在西单的一个招待所。我在北京共过事的下级为我配备了一辆汽车，司机同志拉着我看遍了“六四”期间开枪杀人和用坦克轧人的遗址，一边看，一边介绍情况。他告诉我，北京市民的悲愤之情仍然很强烈。新华总社一位记者来看我，他曾在六部口目击杀人惨状。他说：“六四”子夜，有几十位男女学生从天安门撤退，走到六部口，坦克赶上来，把那几十个同学，连人连自行车压得血肉横飞。那位记者说，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半，但是一想起“六四”杀人的惨状，就觉得“活着就是痛苦！”我还到人民日报宿舍去。当时，胡绩伟还在受审查，不便见面，我只到副总编丁济沧家里去了。他们已经知道：陕西省委要处理我，“西北大学顶得很硬”。可见，这种消息不胫而走，传播很快。在丁家，还遇到社会科学院一个青年，他参加了一位知名人士的专案组。据他说：那位知名人士很怯懦，邓小平看到他痛哭流涕认罪检讨的录相，表示：“这个年轻人确有认罪表现，可以从轻处理。”

我从北京回到西安，中共陕西省纪检委又拿出第二个调查结论和处分结论，不要我参加，让中共西北大学第一支部背靠背地讨论。支部成员，除一人以外，全部发言，逐段驳斥省委的结论和处分决定。

1990年底，中共陕西省委看到处分不下去，只好通知西北大学党委，让基层组织自作结论。1991年1月4日，中共西北大学第一支部写了一个长达1500字的结论，先征求我的意见。我问：为什么要写得这样长？起草人说：为了逐条驳斥省委的结论，不得不写得长一些。那个结论，有不少巧妙的指辞。例如：林牧同志虽然违反了中央当时的决策，但却没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林牧同志的书面声明，是从维护宪法和党章出发，维护宪法和党章，就是维护了四项基本原则。那个结论给我以最低处分：“当面警告”。多数人认为：如果不给任何处分，省委就可以不顾基层组织的决定而另行处理；给一个最低处分，可能容易通过。党支部表决时，我当然不举手。支部的同志说：为了表明全体一致，老林你也举手吧。于是，我也举起手来。

1991年春节期间，陕西省委分管组织和检查的副书记带上组织部长上我家拜年。大约是表示：那件事情已经了结。

1991年10月底，陕西省委纪检委突然通知我去看他们依据中纪委的意见，重新作出的审查结论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那个材料长达7页多，挂口不提基层组织的结论和处分决定。省委的纪检委书记说：中纪委认为，现在要落实中共中央关于“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的方针，鉴于苏共的和平演变都发生在领导干部身上，所以对领导干部的处分要从严，而你又没有作过实质性的检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本立场没有转变过来，所以要这样处理。我说，能够实行和平演变的人，都是你们这些掌权的领导干部，我们无权的人怎么能实行和平演变呢？我又说：开除党籍，我无所谓，我已经被你们开除三次，可以上基尼斯的世界纪录了。那位纪检委书记说：不说了，不说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开除我出党的通报，发到县、团级以上单位，并向全体党员传达。许多原来不知道我的人，听到传达，登门慰问。有些从未见面的书画家和镌刻家，送来书画和图章，有一幅画是“虎落平阳”。有一只图章，刻着“屈子行吟图”，把我比作屈原。其实，我是叛逆者，并没有屈原的愚忠。



附 录

附件之一：我在天安门的书面声明

公开声明献给当代中国最可爱的人——绝食请愿的人民英雄们

原西北大学党委书记 林牧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于北京天安门前



可敬可爱的青年同学们、朋友们：

你们以为民请命、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慨，为推动改革、争取民主、反对腐败、振兴中华而进行绝食请愿。你们的爱国行动得到首都百余万群众和各省市、各行业数以千万计人民的坚决支持和声援。我到天安门广场看到这个伟大而悲壮的场面，激动得热泪盈眶。稍有一点良心和爱国爱民之心的人，身历其境都会象像我一样受到教育和激励。为戊戌变法而牺牲的有“六君子”。为孙文、黄兴先生领导的广州起义而牺牲的有“七十二烈士”。伟大的“五四”运动，在北京参加示威游行的不过一万余人，在全国大约有上十万人。我们那一代大学生发动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在每个大城市不过有几千人、上万人参加。“四五”运动也只是在北京、南京、西安、武汉等几个大城市充分展开。这一次和平的人民运动，规模之大、扩展之广、水平之高、秩序之好，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干劲冲天、斗志昂扬。旧中国传统观念加于人民的因循守旧、安分守己、中庸之道、难得糊涂、官贵民贱、个人迷信、窝里斗、各顾各、阿Q精神以及有时排外、有时媚外等精神枷锁和臣民意识一扫而空。官风不正、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不好等一度被人们看作不治之症的污泥浊水，行将被人民运动这一股汹涌澎湃的滚滚浪潮冲洗得越来越干净。近些天来，各大城市连小偷和其他犯罪者都少见了。中国人民不再是丑陋的，而是光彩照人了。这是一次全民思想的大解放，传统观念的大突破，民族精神的大发扬。不论运动在发展中还会遇到多么大的挫折，受到多么大的压制和打击，历史终将证明：这次运动是在中国深化改革、加速实现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有人把这次运动同“文化大革命”相比，这是不伦不类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等极少数人发动的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它在方向上和方法上都是错误的。这次运动是由具有先进思想的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发动的，它在方向和方法上都是正确和有秩序的。

有人借口戈尔巴乔夫同志正在北京访问，担心“家丑外扬”。这些同志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恐怕不对头吧。这次伟大的人民运动不是什么“家丑”，而是民族之光。好心的外国同志和朋友看到如此伟大的壮举，只会钦佩和赞扬，只会进一步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大有作为、大有希望的伟大民族。只有极少数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既得利益者，才会感到不大光彩。其实，这些同志只要弃旧图新，同人民站在一起，是会得到人民谅解的，是会由不光彩变得也很光彩的。

有人诬蔑这次运动是“一小撮坏人”煽动起来的。试问：“一小撮坏人”在人民中是完全孤立的，他们有什么威望和号召力能够把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人民煽动起来？就拿我来说，在未到天安门广场之前，我支持这次运动的方向，但对绝食的作法还有怀疑和顾虑，到了天安门广场之后，我才认识到同学们如不采取这种方法，就不足以感动“上帝”，也就是“唤起民众”。身居高位的几位同志们！你们不妨试一试，运用你们手中的权力能不能发动一个同样规模的逆向运动？我敢断言：你们办不到。因为真理不在你们手里，人民不会站到你们那一边，你们几乎失尽了党心、民心和军心！

还有人以“安定团结”、“稳定大局”为借口，对人民运动指手划脚，横挑鼻子竖挑眼。看来，任何美好的口号，都会被有些人拿去当作打人的棍子。中国人民是要安定团结，稳定大局的。不过，我们要问：是谁破坏了并在继续破坏中国社会的安定团结？是谁损害了改革开放和民主化的大局？不正是那些打击人民爱载的胡耀邦同志，打击学术文化界一批知名人士，镇压1986年底到1987年初的学生运动的人吗？不正是那些一面以权谋私，一面专制独裁，以感想代替政策，以致朝令夕改，使国民经济大起大落的人吗？不正是那些宁可让学生饿得生命垂危，让许多大城市生产、工作和教育陷于停顿，却拒绝承认学生和人民的和平请愿活动是爱国行动，反而把坚持正义的人民运动诬蔑为“动乱”的人吗？

安定团结，稳定大局，要有一定的基础和前提，就是：坚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反对倒退；加速实现民主化和法治化，反对腐败和独裁；坚决维护党章和宪法，反对任意践踏党章和宪法的违大法乱大纪的行为。有了这个基础和前提，才谈得上安定团结和稳定大局。否则，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军无宁日。

最后，我恳切希望绝食请愿的同学们珍惜自己的有用之身，在运动已经取得初步成果的时候，恢复正常的饮食。推动改革，促进民主和法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我们的路还很长很长。你们是民族的精英，祖国的未来，要吃饱肚子，恢复健康，再来继续革命吧！

（注：这个书面声明经外电转播，并被学生印发）



附件之二：杨伟名及其“万言书”——记为真理而献身的农民思想家

1962年8月6日，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形势、阶级、阶级斗争”的著名讲话。这标志着22个月之前还是在北戴河以中共中央制订农村政策《十二条》为开端的放宽政策、恢复生产、理顺民心的工作中断了，从此进入大抓“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16年。

毛主席在提出新问题、新观点、新政策的时候，常常要树立对立面，利用“反面教员”和“反面教材”。在那次北戴河会议上，第一个充当反面教员和教材的，不是大人物和大块文章，而是陕西省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杨伟名等3个农民和他们的“万言书”。毛主席认为杨伟名等人的“万言书”，“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他还针对“万言书”中讲到的“一叶知秋，异地皆然”这句话，驳斥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的希望。......对这3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这次北戴河会议，由批判杨伟名的“万言书”发展到批判彭德怀同志的8万字的“意见书”和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同志主张实行包产到户的观点。会后，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反对“单干风”和“翻案风”的运动。3个普通农民的一封信，引起如此的轩然大波，这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那么，3个农民的“万言书”究竟是怎样产生的，里面讲了什么意见呢？

3个农民的“万言书”，立意和执笔出于杨伟名一人之手。杨伟名是一个贫苦农民，只读过3年私塾，上书时是生产大队的会计。他写出的“万言书”，经过七一大队支部书记贾生才和大队长赵振离讨论同意，3人共同署名，分别寄给中共中央、中央西北局和省、地、县、社各级领导机关。

“万言书”的标题是《当前形势怀感》。从当时面临的“生产凋零”、“人民饥饿”、“农村经济濒于破产”的困难形势提出问题，认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在分析造成困难的原因时，杨伟名不像当时那些开明务实的领导人那样，仅仅从“大跃进”走快了、“人民公社办早了”这些近期政策上去找原因，而是看得更远，从“三大改造”和“计划经济”方面去找原因。他说：“我们国家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用了6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反了客观规律。”他还说：“就是把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说成是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也是可以的。”

依据这种分析，杨伟名建议中共中央“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精神用于当前形势”。退回去，“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

在这个总的构想下，杨伟名提出了几项具体建议：

一、对私人工商业分别采取“改造”和“节制”的不同政策。

对较大的工商业实行“改造”，“对一般中、小工商业，只宜采取节制的方法......使之不足以操纵国计民生，仅取其合法利润”。

二、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单干”。

这种单干，“土地虽分到户，地权仍归集体所有，牲口农具私有，但不能买卖，也不能出租，劳动致富，生产发家，剥削行为概不能有”。这实际上就是80年代初期在中国大陆兴起的家庭承包制。杨伟名早说了20年。

三、收缩计划经济范围,应该收缩到仅限于工业和商业，对于农业，除按国家需要采取征购大包干步骤以外，其余农产品中的出售应采取“自由选购”和“自由出售”。粮、油、肉、蛋等也可以“自由交易”。

“因各地区之间的物价参差而进行贩卖从中渔利者，应从积极方面把它看成是促进物资交流的正当行为，不能与走后门式的投机倒把相提并论”。

杨伟名没有搞过工业，自然不了解工业计划经济方面的弊端，但是，杨伟名提出的在农业方面不实行计划经济的主张，在当时，其他人是想也不敢想的。

四、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杨伟名认为：民主与集中，不是一半民主，一半集中或专制；也不是群众作一半主，干部作一半主；也不是民主和集中的混合与折衷。他认为：“就人民这一面来说，人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而集中，并不集中领导者的意见，而是“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来的真正的民主”。

杨伟名的“万言书”不仅在内容方面提出了当时中国大陆其他人没有提出的创见，而且在表达形式方面也显示了过人的才华。例如：他用“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来比喻通过局部的形势可以通观全局；他把“统购统销”比喻为“杀鸡取蛋”，把“自由交易”比喻为“养鸡取蛋”；用“解带松腰”来比喻放宽政策。他说：“一个人勒一条腰带，走起路来会感到紧凑轻便，不然就会觉得涣散无力......不过所谓有用也只是一条而已；如三条五条地把浑身都捆起来，即使是一个走起路来健步如飞的人也动弹不得。再者，缠在腰里的腰带要松紧适度。过于松了固然不行，过于紧了倒会使人气喘。”他又说：“目前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是否存在着浑身捆着腰带动弹不得的意味？果有之，只有解带松腰才能气和神安；只有腰间仅缠一带，其余尽解，才能手脚灵便。”多么深刻的思想！多么生动形象的比喻啊！

杨伟名又把民主和集中的政治关系比喻为“双程轨道”。他说：“轨道，车可对开，东来西往，互无妨碍。如双轨交迭，则相与冲突而互为路障，甚或撞击而两车俱伤。”他的意思是说：下情上达和政令下行应该有两条并行不悖的双程轨道。东来西去，畅通无阻。如果在一条轨道上两车对开，就可能撞车，或者上面的政令压制了群众的意见，或者群众抵制上面的政令。

杨伟名的“万言书”，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然是不完善的。但在30年前那种“左”倾指导思想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却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

杨伟名的“万言书”在不同的时期受到不同的对待。

从1962年5月10日发出“万言书”到同年8月5日以前，各级领导机关都没有加以指责，有的还给以重视和不同程度的支持。例如：当年5月28日，原西安市市长刘庚向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转送了“万言书”，并要求“送给省委研究处理”。6月23日，原咸阳行署专员王世俊给杨伟名复信说：“来信提到许多重要问题，这对我们了解情况，研究政策，指导工作是有益处的。”王世俊还让咸阳行署把“万言书”复写若干份，发给行署各主管部门研究。6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宣传动态》上未加批评地摘要刊登了“万言书”的部分内容。7月2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刚给杨伟名复信，对“万言书”有批评也有肯定。

由此可见，从1960年10月放宽政策到1962年8月以前，中国大陆的政策气氛是比较宽松的。

1962年8月6日，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批评了“万言书”以后，各级领导机关就不能不追查和批判杨伟名及其“万言书”了。9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派出两名副部长，会同咸阳行署一位副专员和中共户县县委书记，先后4次找杨伟名等3个党员谈话，进行批评。9月26日，中共户县县委向上级党委写报告，为杨伟名等3个党员开脱，认为他们“思想观点是错误的，但根据他们只是向党的上级组织反映意见没有实际行动的情况，不作组织处理”。10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写了查处杨伟名及其“万言书”的专题报告，调子就大大提高了。报告说：“万言书”实质上是恢复资本主义道路，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报告说：“万言书”要求缩小计划经济的范围，实行自由贸易，“完全是一种冲击统购统销，破坏计划经济，使资本主义自由泛滥，社会主义阵地日益缩小的荒谬主张。”报告说：“万言书”提出要“搞二三十年新民主主义建设”是“明显地要退回到资本主义道路。”报告还提出：要以杨伟名的“万言书”为反面教材，在农村进行一次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12月1日，中共户县县委及其监委再一次保护杨伟名等3人。他们向上级党委报告了处理意见。意见说：“杨伟名等3个党员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讨”，“认识很好”，“且他们只是向党的上级组织反映意见没有实际行动”，“经县监委研究，并经县委同意，党内不给纪律处分”。户县县委一再保护杨伟名等三个农村党员，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在户县县委的坚持下，陕西省委也只好把棍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于1963年1月21日批准了户县县委的处理意见。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地方党政组织对杨伟名及其“万言书”所持的态度还是较为宽容的。

至于杨伟名本人是否作了“认识很好”的检讨呢？请看杨伟名“在省、地、县、社各级领导同志反复多次的帮助下”所写的最后一次书面检查。《检查》说：“《当前形势怀感》一文，由构思到定稿，由了解情况到综合归纳，从主观上总觉得自己是按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的思想方法去认识客观事物，用实事求是的唯物观点考虑问题，尤其是阶级立场方面，觉得自己除一心一意旨在如实反映情况，提供领导参考，有助于克服困难，裨益于社会主义建设以外，还能有什么问题吗？”然而，“现在竟然存在着严重的观点、立场问题，实出我意料之外”。由此可见，杨伟名在从中央到地方的重重压力和反复批判之下，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和立场。中共户县县委上报的“作了检讨”、“认识很好”，是为了保护杨伟名过关而说的文饰之词。

可是，到了既不通情又不讲理的“文化大革命”中，情况就极端恶化了。省、地、县、社各级机关对杨伟名及其“万言书”曾经给予不同程度的同情、肯定和保护的人，几乎都受到批判。同杨伟名一起在“万言书”上署名的生产大队支部书记贾生才和大队长赵振离受批判后回家务农。杨伟名本人经过残酷的斗争，于1968年5月以自杀来维护自己的思想自由和人格尊严，为真理而献出生命。直到1979年4月27日，在杨伟名上书17年、殉身11年后，中共户县县委才发出书面决定，并在杨伟名的家乡召开群众大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近来，杨伟名生前的好友，在户县领导机关支持下，准备为他写一本传记。（作者注：没有实现）

杨伟名“万言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像同时代的职业政治家、思想家那样，只看到3年困难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失误所造成的结果，而是更进一步追溯到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对城市工商业改造、计划经济以至民主集中制等许多方面。他不仅要求“实行社会主义的单干”，“对私人中小工商业实行‘节制资本’，缩小计划经济的范围”和“改进民主集中制”，而且要求从总体上进行体制改革，用二、三十年的时间，重新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或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尤其可贵的是，他不仅具有较为系统的创造性的政见，而且具有过人的勇气和责任心，敢于公开地向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提出那样有胆有识的建议。他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缩小计划经济的范围”，实行“自由贸易”，“实行百分之百的民主”等等主张，在当时是任何人都没有提出过的。这样一个既有远见卓识又有革命胆略的思想家，在知识份子中也是凤毛麟角的，而在粗识文字的农民中，我还不知道有没有第二个？遗憾的是：国内外的人们，只知道中国大陆有胡风上书，有彭德怀上书，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杨伟名上书。这样的人和事在历史上是不应该被埋没的。所以，我才把杨伟名上书的主要内容、主要过程及其悲壮的结局，向读者作一个简略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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