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泽文：一个中学生的文革造反经历 (1-4)

reading

一个中学生的文革造反经历

作者 黄泽文

序言

我的文革造反经历，从1966年10月28日，摆脱班文革对“黑五类狗崽子”的管制那天算起，到1969年1月22日，以知识青年的身份领命下乡为止，一共持续了两年零三个月。

以下乡当知青为终止点是有道理的。因为，经过两年多的翻云覆雨，中学生终赴乡野，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自那时候起，我就不再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兴趣了。当知青，以及后来当工人，当教师，都必须面对每天的劳作，对连续不断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各种政治运动已成隔膜，渐生反感，终有反思，绝不再主动参与其中。

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一个老三届的高一学生，一个被归入“黑五类”的少年，在文革中，我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当个“逍遥派”，一是成为“造反派红卫兵”。我选择了后者，其原因很简单，初衷是要和迫害我的老保红卫兵斗，后来却以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为己任，参与了派斗。少年意气，青春躁动，热情而真诚，值得记录，值得反思。

作为一个中学生对文革造反的回忆，虽然经历有限，视角逼仄，但却也袒露心迹，剖析自身，针砭时弊，揭示历史。因此，依据当时的日记和笔记，我写下这篇长文。希望能管中窥豹，对了解中学生在文革中的活动，对成都的文革历史，提供一些帮助，且有助于警示后世。


一 串联（重庆篇）

文革初期的大串联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观。

“革命大串联”的洪流起源于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闻风而动，坐火车、乘汽车、甚至步行，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怀着朝圣一般的虔诚心情拥进北京，轮番接受伟大领袖的亲自接见。然后，怀着顿开天眼后的使命感，斗志昂扬地奔向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去炮轰火烧，去砸烂打倒，去搅乱一潭死水的地方政府，形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势态。

在伟大领袖的特意安排下，乌泱泱跑出来串联的师生，均享受免费乘车、免费伙食、免费住宿的优惠待遇。这破天荒的安排乐坏了当年的学生和老师们，成千上万年青的学生们和并不怎么年青的老师们，如潮水一般，涌流在神州大地上。

但是，如同共和国当年的所有革命行动一样，出去串联是有阶级身份条件的。成都五中的串联始于1966年10月初，地处西南一隅的成都，其文革步伐总是比北京晚了许多，但这并不妨碍校文革把我等黑五类子女排除在外。阶级斗争年代的思维逻辑一目了然：首都乃全国首善之区，京畿重地，尔等出身黑类，非我红色阶级的崽子，其心必异，不得不防。随后，串联的口子越开越大，逐渐惠及一般家庭出身的同学。在新中国的阶级成分谱系中，他们被称为麻五类，即不红不黑，麻麻杂杂。直到十月将尽之时，串联进入失控阶段，阶级出身限制的籓篱才在汹涌澎湃的大串联洪流中被冲开。我等黑五类家庭的崽儿，已经无人管控，也就趁机跑出去溜达一番。

我们的串联队伍一共集合了七个人，包括几个一起受难的同学，加上我的上初一的弟弟。我们找校文革的人开了串联证明，没有受到什么阻拦。我们到北门火车站也顺利拿到了火车票，可惜的是，车票是到重庆，时间是12月9日。

但这并没有阻挡住我们的急于成行的决心。

在11月13日，在我阑尾手术出院后的第五天，我告别了父母，带着弟弟，和几个黑五类的同学一起，取道重庆，正式开始了一群“狗崽子”的串联。我们有胆量无视车票时间的限制而提前出发，但没有胆量直接冲向北京。当时的我们尚不知道，这个放弃北上，而行辙东南（重庆在成都东南方）的行动，最终导致了此次串联在遗憾中草草收场。

我们晚上到了北门火车站。车站上人流拥挤，混乱不堪，全是操着天南海北口音的学生。我们乘乱挤上了到重庆的列车，心中忐忑，毕竟票上的时间不对。但很快我们就发现，担心是多余的，在如此水泄不通的车厢里，查票根本不可能。临晨4点，列车启动了，挤在人群中的我们七人相视而笑，放下心来。

火车从成都开出，或急或缓，沿东南方向行进于四川中部的丘陵地区。天色渐亮，尽管一夜折腾，但我睡意全无，好奇地打量着窗外的景色：一条大江，在车窗左侧一直伴随着我们的火车。后来知道，这是沱江，在四川也算是一条大江。沱江流经简阳、资阳、资中、内江等地，伴随着成渝铁路浩荡东行。第一次居高临下看见大川奔流，看着窗外急速后退的丘陵、梯田、竹林和农家小院，迥异的景色使得常年生活在川西平原的少年感到兴奋。

车内的景象极为混乱，但尚未到不堪忍受的地步。一个原来三人坐的位子挤了五个人，还有人坐在椅背上，甚至还有人佝偻身躯坐在行李架上，小小的厕所里也有人塞在里面，过道上也挤满了人，以至于几乎无法行走。虽然已是十一月中旬，车厢里却热得人背心出汗。车厢里面拥挤得人贴着人，可那时候却没有出现偷盗之类的事情。

成渝线建成于1952年，全长504公里，是新中国建成的第一条干线铁路。火车走走停停，整整走了36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左右，方才到达山城重庆的菜园坝车站。从这点可以窥知，运送大串联的师生，已经严重干扰了当时不堪重负的铁路运输。

一下火车，我们就体会到了山城的特色—山高坡陡。从菜园坝火车站爬到上面的两路口，足有两三百级台阶。待我们吭哧吭哧爬上去后，已经是满脸通红，浑身热汗，江风一吹，背心发凉，这让常年生活在成都平原的小子们知道了厉害。我们凭串联介绍信找到接待站，未及思量，就被安排上了一辆转运的汽车。汽车拉着我们，一路向西，一直开到十多公里外的沙坪坝区的上桥，在重庆煤矿学校门口停了下来。

重庆出煤，故有煤校。这是一所中专，校舍整齐，规制颇大。我们被安排在一间教室里面睡地铺。虽是打地铺，但水泥地面上铺有一层厚厚的稻草，稻草上铺着草席，还有被子，被子虽脏，但此时谁还会嫌弃。在和先来的学生们打了招呼后，在他们的指点下，七人就在空处安放了我们的简单行李。然后，拿着发给我们的饭菜票，饥肠辘辘的我们立即到食堂去饱餐一顿。这里还有热水供应，洗漱之后，就香甜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乘公共汽车去重庆大学。大串联期间，不仅乘火车免费，连乘市内的公共汽车也不收钱。我们把学生证拿出来，在售票员面前晃一晃，就能畅通无阻地上车。

重庆大学是重庆文革的一个中心，重大“八一五”更是闻名全川和全国的革命造反组织。我们一走进校门，就立刻感觉到校园里面的火热气氛，校园里面人头攒动，大字报铺天盖地，或贴或挂，令人目不暇接。当时重庆大学的的师生分成了两大派，一派叫“赤卫军”，一派就是“八一五”。我的文革初期受迫害的经历使得我自然站在造反的“八一五”这一边，与他们感情相通。

我们边看大字报，还边抄写，一副认真学习的模样。抄的都是最吸引我的反对血统论的大字报，往往一抄就是几个小时。看大学里老师和学生写的文章就是过瘾，现在回想起来，文革的大字报虽然都充斥着革命辞藻，而且强词夺理，气势汹汹，甚至无限上纲上线，但有的文章却论述严谨，且文采不错。记得看一篇大字报时，上面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曲率半径处处相等”，下联是“摩擦系数点点为零”，横批为“又圆又滑”，大概是讽刺某当权者在革命到来时的世故情态。我觉得很是有趣，有工科大学生的灵气。

某一天进城时，我在汽车站无意中拿到了一份材料，是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10月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个讲话：《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所谓“两个月”，是指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初召开）以后的8,9两个月。《总结》论述了文革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把 1966年夏天以来学校里搞的“红与黑”分类和学生斗学生归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斥之为“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总结》还指出，这是在文革中制造混乱，干扰伟大领袖的文革大方向。[1]

我仔细阅读后，心中豁然明朗。前两个月校文革和红五类对我们的“专政”欺压，在党中央看来，是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尽管当时山城寒风阵阵，读了这份讲话，却使我如沐春风，心中暖暖的。过去那个自卑、怯懦、规矩、听话的我，在心中生发出自信的底气。这是我在这次串联中的一大收获。

文革大串联本质上是一种红色旅行。大串联期间，除了煽风点火，学习取经之外，中共革命的红色圣地，是串联师生趋之如骛之处。怀着敬仰之心，我们去参观了红岩村。红岩村是当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所在地。我们还参观了世称“周公館”的曾家岩50號，这里是当年周恩来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的居住地，也是中共南方局在重庆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

此外，我们也去参观了位于歌乐山麓的渣滓洞和白公馆。重庆多山，歌乐山在其西边，山不高，但林木茂密。渣滓洞据说原来是一座煤窑，后因环境隐蔽而被军统改为监狱；而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白驹自诩为中唐诗人白居易（晚年号香山居士）之后裔，故在公馆门上写有 “香山别墅”的字样。这里群山环抱，环境清幽，风光秀美，但却藏着国民党的两座声名狼藉的监狱。

当年我们这一代中学生，从小浸染在红色革命传统教育之中，看过电影《革命家庭》、《在烈火中永生》，读过革命回忆录《我的一家》和小说《红岩》，对关押革命志士的监狱情况，以及许晓轩（许云峰）、江姐、杨虎城、小萝卜头、陈然等与敌人作斗争的事迹均耳熟能详。我们怀着虔诚和景仰的心情，参观了这两处展览。

需要提到的是，当年我们参观时，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处监狱均称作是“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此集中营还当选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这并不符合历史真相，这是因当年的政治需要而进行的编造。上世纪40年代，国民党政府关押政治犯以及屠杀政治犯的情况与中美合作所并无关系。中美合作所是1943年至1945年在歌乐山建立的中美合作的抗日情报组织，为取得抗战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2]



照片2 （来自网络，谨向原作者致谢）

谈起为抗战胜利起到的重要作用，首先应该提到重庆本身。作为中华民族抵抗日寇侵略的战时首都，重庆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危亡中不屈抗争的象征。这里留存着许多山河破碎时期可歌可泣的历史遗迹，包括日机轰炸导致的万人死亡的防空洞，领导全国抗战的指挥中心所在地黄山，建于南山的埋有抗日空战烈士的空军坟，立于市中区的抗战胜利纪功碑等。当然，后者在解放后已被改名为解放碑。

我等孺子，当时哪里具备这样的认知能力？我们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这段历史。当青少年的成长被刻意塑造时，当思想被局限在一个特定的领域时，对真正的历史，对前辈的足迹，我们毫无认知。其实，又岂止是我们年轻一代，几乎全体国人，当年都缺乏这种认知和辨别的能力。值得可喜的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历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重庆市迄今已经修复了多处抗日遗址，并开展了“抗战名城一日游”，来介绍当年那段民族危亡之际的历史。

在重庆串联期间，我们没有花任何时间去游山玩水。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当时根本不知道山城重庆有什么风光名胜。我和弟弟做的唯一的一件私事是去看望了在重大当老师的七叔。七叔是我父亲最小的堂弟，当年也就二十八、九岁。他毕业于重大，毕业后就留校当老师。七叔带着我们两弟兄，在沙坪坝的馆子里点了几个肉菜，让饥肠辘辘，油水寡淡的两个少年饱餐了一顿。

在不知不觉中，在重庆就呆了十多天。终于，我们突然醒悟，应该到北京去，到北京去见毛主席。11月26号晚，我们拿着回成都的车票，翻墙爬进了重庆火车站，挤上了到北京的火车。弟弟在拥挤的时候，帽子被一个家伙抓去。这个损失极为重大。帽子的重要性，要到了北京才知道。

消息闭塞的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我们已经永远失去了瞻仰伟人的机会。就在我们挤上去北京火车的这一天，毛主席在北京西郊机场最后一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中央赓即宣布，自8月18日以来，毛主席已经连续八次接见，今冬明春，将不再接见了。当时，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这个未知的“坏消息”，而是火车里面的拥挤和混乱。那种拥挤和混乱，几乎超出了生物人的忍耐程度。



参考文献

[1] 《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百度百科。

https://bbs.wenxuecity.com/bbs/a ... =&x=25&y=11

reading

二   串联（北京篇）

作者 黄泽文

从重庆出发到北京的火车是特快列车，但火车沿途却走走停停，慢慢腾腾，毫无特快的速度。

火车运行的紊乱尚可忍受，难以忍受的是车厢里水泄不通般的拥挤不堪。当时车站的工作人员，拿这帮大串联的革命小将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的，几近于放弃管理。定员为108人的车厢里面至少挤进了二三百人，几乎每一寸地方都被塞满，连厕所里面也没有空隙。相比我们来重庆的火车，彼时的状态真是小巫见大巫。车厢里面汗臭、屁臭、口臭、脚丫子臭混和在一起，充塞在拥挤的空间中。吃饭、喝水、上厕所只能在大站停留的时候抓紧时间解决。于是，车厢里面形成了新的秩序：进出车厢要翻窗口；车门绝不打开，窗口也严格把守，以防站上的人挤入；车内走动不走过道，必须从一个个椅背上跨越；行李架上和椅子下方是不可多得的睡觉之地；厕所成了呼吸新鲜空气的好地方，只有这里才可以一直开着窗，因为窗口有铁栏杆。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使火热的少男少女们情绪低落，车厢里面热闹极了，唱歌，说笑，摆谈，争论不一而足。操着不同口音，穿着各种服色的青少年们挤在一起，说着，笑着，讨论着。有正色询问你是啥家庭出身的，有开口先背毛主席语录的，有一首接一首唱毛主席语录歌的，还有激动地描述自己串联经历的。车厢中不少人都戴着红卫兵袖套，佩戴着毛主席像章，还有一些人穿着黄军装，但我们七人却没有这些行头。好在人多，面生，口音各异，再加上多数人都在拥挤中挣扎，无暇他顾，我们并未引来特别的注意。我身边贴身站着的人中，有几个来自云南个旧，还有几个却来自辽宁丹东，都还友善。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朝圣”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火车运行根本没有准点，经常因为上车人太多而被迫晚点。到第二天上午，才走到距成都还有几十公里的简阳县养马河车站。我们被告知，火车得在此处停几个小时。于是，饥肠辘辘的我们干脆下车，到附近的养马镇上去吃饭。

养马河，据说是三国时期五虎上将张飞养马之处。我们对养马没有兴趣，忙着寻觅养胃的地方。记得，找到的是街边一个极为普通的小店，我和弟弟一人一碗冒碗头的米饭（要半斤粮票），一人一份凉拌莴笋尖，一碗肉汤，就在街边站着吃了起来。莴笋尖是四川最常见的蔬菜莴笋的头部嫩尖，汆水后加盐，拌上辣椒油、盐、花椒面而成。出来十多天了，第一次吃上如此热气腾腾且滋味地道的家乡饭菜。直吃得我们口中麻辣，热汗淋漓，直呼过瘾，以至于至今对其记忆犹新。

在飞驰的火车上，随着人员的逐渐减少，终于有了一些空隙，我开始有机会观赏窗外的景色。对于一个从未离开过川西平原的成都小子，窗外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我有时喜欢把头伸出去，让扑面的冷风扑打我的脸。这样，我可以看到我们这列火车在转弯时摆出的优美曲线。我惊讶于成都平原的青翠丰润，秦岭山区的倚天绝壁，西安城墙的古朴宏大，晋豫交界处依山而建的洞窟民居，缺水裸露的黄河河床，以及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

经过三天三夜的折腾，我们终于在11月29日晚上11点55分，到达了北京南郊的永定门火车站。由于是第一次到首都，我当时特别记住了这一有意义的时刻。

我们一行七人异常兴奋地走出车站，可是完全没有料到，北京以零下十五度的寒潮迎接我们这群南方小子。我们都只穿了毛衣，没有带防寒的棉袄。我马上就冻得手脚麻木，两颊生痛，耳朵失去了知觉，这远比呆在虽拥挤但温暖的车厢里难受。我们走在极为宽阔的大街上，由于寒冷，双腿配合着嘴巴的哆嗦，不住地抖动着。紧接着，“北京停止接待”的坏消息随着寒风扑面而来。我们得知，“毛主席已经结束了今冬明春的最后一次接见”，要求我们返回原地。我们立刻呆住了，这可真是从头冷到脚，抵达北京的欢快立刻就被寒风和这个比寒风更寒冷的消息吹得一干二净。

当时的我们只有线性思维。我们脑子的思维逻辑是：见不到毛主席就使得在北京逗留没有了意义，而不接待就意味着吃、住等基本需求无法解决。我们这些内地小子，头脑简单，完全没有意识到，可以不理睬这初始的禁止，而直接进城，到任何一个接待单位去，凭我们开的介绍信再加上软磨硬缠，是可以住下来的。此外，我们脑子里还没有串联可以游山玩水的开放心态，北京的名胜古迹那么多，当时却视若无睹。思维的局限决定了行动的局限。这时，我们的一个同伴又得病了，在极度寒冷中，他的肚脐眼肿了起来。于是，大家商议，作出了“返回成都”的决定。

我们很顺利地拿到了11月30日下午3点半回成都的车票。然后在温暖的候车室熬了一夜。30日一早，我们坐从永定门开往北京火车站的公共汽车进城。沿途，汽车经过了天桥、天坛、前门等地，我睁大眼睛观看着首都的景物。一切均和成都不一样：北京的天真蓝，街真宽，建筑真美。这些久已神交的古建筑，无声地伫立在湛蓝的天穹下，披着金色的阳光，显得庄严而神圣。

车子过了前门，右弯进入天安门广场，视野一下变得极度开阔。突然，我在车上望见了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紧接着，我又看见了远方的天安门城楼。正好这时，汽车在广场右侧停靠。我告诉大家赶快下车。说完，我拉着弟弟抢时间下了车，同伴中也有跟下来的，却也有三人没有即时反应过来，随车继续向北京火车站驶去。

我们一行四人，快步来到广场，在宽阔宏大的广场上，我感觉到人的渺小。我们走到造型挺拔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围绕着纪念碑转了好几圈。踏上两层碑座，我用手抚摸着汉白玉的浮雕（当年居然可以抚摸），又仰头仔细瞻仰了毛主席写下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碑的背面是周总理的笔迹，纪念历年来牺牲的英烈。在中学，我曾经读过关于它的课文，上面的碑文我能背诵。

然后，我们几人快步向天安门走去，远远看了看分列左右的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现在改称国家博物馆）。熟悉的天安门城楼沐浴在冬日清晨的阳光中，红墙黄瓦，气度庄严，前矗古典华表，背衬碧蓝天空，显得巍峨肃穆。我们驻足观看，目光喜悦，心潮起伏。心中回想着，在电影中看过的国庆时天安门前的盛况；又想象着，近三个月来毛主席在这个城楼上站着，挥手检阅欢呼雀跃、泪流满面、如醉如痴的红卫兵们。今日此时，我也居然到了这里，只是可惜，错过了见红太阳的时机。待我们走过金水桥，走进城楼的大门，看见里面人山人海，买毛主席像章的人排着长队。顺着人流，沿着青砖铺就的小路，我们一直走到一扇紧闭的大门前，这才意识到，故宫不对外开放，于是只好遗憾而返。

在重新回到广场上时，我们发现有拍照的服务点。我们立即排队等候，以天安门城楼为背景，拍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以纪念此次北京之行。我和弟弟整理好在旅途中搞得不整洁的衣服，并佩戴上毛主席像章。天冻风狂，手指僵硬，要把硬币大小的像章戴在胸前，是一个难度极大的挑战。冻手弄细针，足足折腾了十来分钟，几经反复，两人才终于把红太阳放在了胸前。然后，两人并肩而立，以天安门城楼为背景，留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记录下了两个成都少年“来京朝圣”的模样。

九、十月份，我以班上黑五类狗崽子的身份，被取消了戴毛主席像章的资格（班文革七条勒令之一，见我的前文《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1]），于是胸前一直阙如，即使串联，也未戴，心中有股气：“不戴，老子心中自有红太阳”，也就直到这时，方才把他老人家重新放在胸前。同时放在胸前的还有我的成都五中校徽。

到了北京火车站，会合了刚才失散的三位同伴，此时大概是上午10点。这时我们才发现，回成都的火车的上车点在西便门。开车时间是下午3点半，掐指一算，时间尚有余裕，于是大家商量，决定到同一方向的清华大学去看看。

清华大学的校园，原是满清皇家园林“熙春园”的一部分，后来咸丰皇帝更其名为“清华园”，这是校名的源头。1909年，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在此处建立了留美预备学校，时称“清华学堂”。民国年间，清华得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培养出许多大师级的人物，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综合性大学之一。

1949年后，由于一边倒，跟着前苏联学，仿照其单一的办学模式，清华把法、文、理、农等学院调整了出去，自身变成了一所工科大学，成为培养工程师的摇篮。由于专业单一，曾有人戏称其为“五道口工业学院”（五道口是清华所在地的一个交通要道）。尽管如此，清华大学在中国仍然是顶尖的高等学府。

文革肇始，这里也是风起云涌，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已然成势，名声在外。待我们乘车赶到，首先发现，原来典雅的镌刻有“清华园”三个大字的三拱石门已经被毁。被毁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三个字是清末的军机大臣那桐所题，属于“四旧”。这是文革初期，头脑发热的红卫兵大学生们破四旧的“杰作”。当年的大学生，其狂热不亚于中学生。

校门不存，校园里面却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大字报铺天盖地。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草草观看。其实，我们中学生更熟悉的是清华附中。当年如雷贯耳的“齐向东”文章“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2] 即出自于此，而且此附中乃是举世闻名的“红卫兵”的发源地，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过“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系列文章。[3] 红卫兵一经成立，立刻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如燎原大火，迅速蔓延开去，红遍全国，充当了文革初期冲锋陷阵的急先锋，给新中国历史留下了沉重的一笔。其所作所为，今人多有记录，此处不作赘述。

午后，我们七个人急忙乘车往西便门赶去，哪知赶到后，列车已经提前开走了。那个年代有很多奇怪的事情，京畿之处的火车发车不守时，只能算其中之小者。

我们决定走路返回北京火车站，去重开回程车票。沿西东长安街走路，目的是想亲身感受这“天下第一街”的风光，细细观看北京的街景，也算不枉到了一次北京。一路上，我们以南方佬的眼睛好奇地观赏着北京的风貌。长安街极其宽阔，两边高楼矗立，街道整洁，也有许多北方独特的灰墙瓦屋。街上的商店也和成都的一样，刷成了红色脸面，一遍鲜红的红海洋。和成都不同的是，商店门窗紧闭，只有开门进去才知道里面是卖什么的店铺，完全不像家乡的商店那样一目了然，自然亲切。

革命军事博物馆前人山人海，排队参观的人形成了一两里的长蛇巨流。此时，我们饥肠辘辘，再加上车票无着的不安，便无心去参与排队。沿途，我们经过了民族文化宫、西单电报大楼、新华门、中山公园、又再次经过天安门，最后在筋疲力尽之时，回到了北京火车站。几经周折，我们拿到了12月1日凌晨2点多的车票。

夜色渐浓，饥肠辘辘，我们在拥挤的北京火车站胡乱吃了点东西。吃食叫煎饼果子胡辣汤，据说这是北京的著名小吃。一张摊开的薄饼，粘贴一层蛋，抹上一些酱，放上几片菜，插入一根葱，卷裹起来，居然叫煎饼果子？果子在哪里？至于胡辣汤，就是一碗黏糊糊，里面放了几片木耳，少许胡椒，很多水豆粉。由于人多，天寒，待排队拿到手中，煎饼绵软，胡辣汤温。那滋味，完全不能和家乡的豆浆油条相比。

我们七人，在午夜的寒风中交替着排队，排队时不断地用跺脚，抖身来驱寒。不排队的人则躲在席棚里避风，此时双手双脚已经开始出现冻疮，痒痛兼发，北国寒风果然了得。冻至凌晨2点，终于熬到了上车时间，待登上了回家的火车，温暖重又回到身上。搬着指头算来，我们一行在北京一共呆了26个小时。这就是我们到北京串联的全部经历。

12月3日下午，经过60来个小时，回到了成都。我们整整20天的串联就这样在遗憾中结束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这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大串联”，回想当年那种气势磅礴，豪情万丈，色彩斑斓的经历，总会有些神往，那是人一生之中可以有一，难再有二的经历。至于这种上千万青少年的“全国大流动”的真实目的，我们当时并不甚了了，只知道这是伟大领袖的号召，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至于这种狂热与激情会给国家经济带来什么样影响？串联以后我们这些中学生要做什么？尚不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之内。



参考文献

[1] 黄泽文：《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文学城博客。

[2] 阎阳生: “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 ， 十一同学会网站。

[3]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1966年第 11期《红旗》杂志，1966-08-21。

reading

三  地下室里的抗争

作者 黄泽文

自大串联后，成都五中就进入到一个“无政府状态”。原学校领导早已被打倒，属于“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之列；工作组因“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1] 已经撤销；校文革也无人理睬，毫无权威，形同虚设。

夏秋以来，以班级为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格局已被彻底冲破。原来同窗受教朝夕相处的同学已作鸟兽散，许多人不再来校，在家中“逍遥”起来。而来校者，则分为“造反”和“保守”两大派，在校园中各占地盘，势同水火，从此开启了近两年的“校园派斗”。新中国的这六年间（1947-1952）出生的第一代青少年，年龄从14岁到19岁不等，以整体而言，永远离开了课堂。其人生境遇，知识深度，眼界视角，从此被决定。

串联一回来，我就想参加造反派组织，和折辱过我的保守派红卫兵对着干。这是一个中学生的文革造反的最初心态。

我到学校去，此时的校园早已没有夏秋之季的那种火热和激奋。空旷的操场上，人迹寥寥，残留的大字报在十二月的寒风中寂寞地飘荡着。校园里有各种名目的战斗“团”、“队”，占据着往昔的教研室、教室、实验室。其中有名号为“红卫兵4528部队”、“红卫兵七中队”，“八一敢闯队”之类的组织，均是先前在校文革组织下，斗老师，打学生，搞血统论，在社会上抄家毁物的红卫兵团伙。我与他们势不两立。还有一些造反组织，我搞不清楚他们的来历，亦不详其面目，不敢贸然进入。

就在我举棋不定之时，同为班上“黑七人”，且和我一同去串联的赖城坚找我来了，他说：“段建军回来了，他主张咱们自己成立一个组织。”我初听此语，觉得匪夷所思，实属意外。我站在成平街口对着成坚说：“这能行么？咱们出身不好，又势单力薄？”成坚却说：“我看可以，没有什么可怕的！”在他的鼓励下，加上串联时感受到的外面如火如荼的造反气势，胸中的一腔热血就激荡起来，我点头同意了三个人“自己干”的大胆主张。

这一决定，使我在文革初期的那两年再无机会去当优哉游哉的“逍遥派”，而成为了所谓的“造反派”。造反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自己解放自己，和那些不可一世的红卫兵们，校文革以及他们的组织对着干。这是我在少年时代，在政治上的第一次自主选择。

这种“造反”属于“揭竿而起”。在文革初期，老百姓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可以自由地去成立各种名号的“造反组织”，想成立什么就成立什么。当然，这种造反也属于“奉旨造反”。造反有明确的指向，那就是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里面所提出的：“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 造反在当时受到伟大领袖的直接鼓励。当时，毛泽东最著名的话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他鼓动老百姓，发扬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精神”，去突破已有的政治格局，来帮助他打倒党内的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成立一个自己的造反组织，这个主意拿定了，但到底要搞个什么名堂，我们心中并没有底。三人商量，一致认为，要与大学生的造反组织挂钩，以便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但找谁呢？我们一下子想起了曾经大闹过西南局，炮轰过四川日报的四川大学的“井冈山野战军”，这是一个很有闯劲的队伍。于是，我们三人跑到川大，在一座名为“望江馆”的平房中和这一群大学生挂上了钩。一回来，我们就把三个人的队伍取名为“井冈山野战军成都五中支队”。这一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这时候的学校，唯一还在开门办事的是校文革办公室，一个叫屈经明的青年老师，曾经的校革委副主任。还在里面坐班，管着学校的公章。谁要成立组织，就到他那里去登记。我们登记回来，又在总务处领了笔墨纸张，还争取到一部简易油印机。

起码的家当有了，就缺一间房子来安放我们的队部。此时，主要的楼房均已被先期成立的各色各样的保守派红卫兵所占据，一些破房子也挤满了其他的造反组织。我们找来找去，只在金鱼池边的教研楼底下找到一间地下室。

五中当年的这栋教研楼坐西向东，是一座两层的西式砖石建筑，是语文、外语、史地教研室的驻地。楼上一层有大小各异的房子数间，配以宽敞的回廊。房间高敞，玻窗明净，红漆地板铺地，门和窗框皆为绿色。楼的东、西、南三方均有石梯可供人上下出入(见照片，此处是向南的侧面楼梯)。向东是正面，有宽阔甬道，一头连接楼梯，一头连接一圆形金鱼池。鱼池周围有砖柱和葡萄架，两边遍植花草树木。楼的下层即是所谓的地下室。其实，该层大部仍在地面之上，只是窗少而小，采光极差，里面阴暗潮湿。按其建筑特色和规制，我揣测此楼乃是民国年间的一富家宅邸，且极可能修造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军阀混战年间或日寇侵华年间，因此有很好的底层设置，用于躲避轰炸或者枪弹。至于什么时候并入五中校园，已不可考。

我们别无选择，就决定在此处开始我们的抗争。好在地下室的门朝南开（正好在照片上南向楼梯的后面，被楼梯挡住），冬日的阳光能照进来，且有一扇小窗可透入光线。我们把地下室清扫干净，安上电灯，搬来几个课桌和椅子。成坚找来一张纸，用毛笔写上“井冈山野战军五中支队”的大字，贴在小门上，表示此处又一个造反组织成立了。在低头可进的小门门框两边，我们贴上了一副对联。对联为：“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对仗工稳，铿锵有力，横批是“革命到底”。这副对联，摘录于罗广斌、杨益言的小说《红岩》，由当年渣滓洞集中营中的革命志士拟就，我们拿来，用以表示我们三个十七岁少年立志抗争的决心。

当年的我们，在中学接受了长期的革命传统教育和革命理想教育，心中一直有一个成为坚定革命者的理想。文化大革命打破了按部就班的学习秩序，为我们提供了实现这个理想的机遇。因此，在挣脱了“不准革命”的枷锁后，我们三个刚满十七岁的少年，心中有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崇敬，有着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路线的仇恨，立志要扫荡旧世界的污泥浊水，要砸烂帝修反的狗头，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

人少，办一张小报正好。我们取其名为《千锤百炼》，意为我们要在革命的熔炉中千锤百炼，成为好钢。在第一期上，我们安排了发刊词，井冈山野战军五中支队成立宣言，以及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学生的文章。我们的成立宣言控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学生的迫害，并用当时的豪言壮语宣称：“从今以后，我们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头可断，血可流，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语句铿锵，意气绝决，表现出站起来造反的豪气，一改前几个月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模样。

自我奋争，精力旺盛，我们忘我地战斗着。每天很早就开启了门上的铁皮鎖，黄昏时分才又把鎖关上，从不缺席。三个人齐心得像一个人，三个人忙得像六个人。要写稿，刻蜡纸，油印，发行，还要收集别人的文章和讨论社会上的动态。白天，我们三人在地下室点一盏40瓦的电灯，在明暗之间忙碌着，边干还边唱歌，我们最爱唱的歌是：“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这首歌选自《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

从我们地下室门口路过的人都很惊奇，这里面还有人么？怎么里面那么热闹？有的人甚至要低头侧身瞄一眼，面带疑惑，眼露惊奇。

我们经常忙得忘记了吃饭。错过食堂的开饭时间，我们就去一街相连的榮华寺街上的一家小饭馆吃。学生清贫，花销节省。标准的吃法是，一人一个“冒碗头”的半斤米饭，一碟三分钱的小菜，一碗免费的骨头汤，一共花银子一角三分。当年的成都，物价就是这样便宜。我们吃得风卷残云，津津有味。有时，我们也敲腰包稍微宽裕的段建军的竹杠，要他掏三角钱买一份回锅肉请客。成都的回锅肉是川菜中的招牌菜，用半肥瘦的猪肉，最好取自猪腿上二刀处或者坐磴儿（臀部）处，煮七分熟，撈出半冷后，快刀切片，下锅炒炙，至肉片开始翻卷时，成都人俗称“起灯盏窝”时，下本地产的郫县豆瓣酱和蒜苗，翻炒均匀，起锅即成。其色、香、味、形俱备，妙处难以细述。至今记得十七岁时的那种美味，那种欢笑。

正统的红卫兵们没有放过我们。随着《千锤百炼》小报的一期、二期、三期，… 的不断发行，我们鲜明的观点，锋利的言辞，以及对学生斗学生行为的痛批惹恼了他们。他们仗着人多，仍然想在我们面前耍威风。或围着我们当面高叫，或背后散布流言，说什么“狗崽子也要造反了！”“你们到底要造谁的反？”并公开称我们为“黑队”，是“非法组织”。

地下室的上面就是“红卫兵4528部队”的队部。4528是成都五中的电话号码，当年全校就这一部电话，摆放在校园庭院第二进的电话室中。中国军队番号均以四位数码命名，带有保密的意味。最初的正统红卫兵仿效之，以学校的电话号码来称谓自己，此乃文革时髦，以显示其血统纯正的根底。

楼上的地板正对我们的地下室刚好有一个洞，这些红卫兵们，就有意把炭灰、果皮、甘蔗渣、废纸扫下来，每天清晨我们打开地下室，地上就是一大堆垃圾。有时，白天我们正在工作时，垃圾就纷纷扬扬地洒了下来，弄得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冲上去找他们论理，他们不是躲开，就是蛮不讲理地横扯。原我班班文革的一个姓王的矮个子家伙甚至当面对着我们说：“对你们就是要这样”，其笃定欺负之心，蛮横之态，毫不遮掩。

现在的览者可能会觉得奇怪，同是满脸稚气的少年，且是同窗受教的同学，怎么会有这样的仇恨和对立？其实，只要熟悉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风风火火的阶级斗争教育，就能明白个中原委。这是斗争教育，仇恨教育，立场教育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在我的这些红五类同学眼中，我等的家庭身份带有“原罪”，我等“狗崽子”自然就是“革命的对象”。

面对这种压力和欺负，我们并不屈服，而是与这些曾经侮辱和压制过我们的“血统红卫兵”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我们不断发表文章，驳斥他们。

我们已经不再是几个月前的我们，形势也不再是前几个月的形势。虽然，我等尚不能从根子上认清“血统论”的源头，只是从文革《十六条》和陈伯达的《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中，寻取支撑语句，来和那帮红色子弟论争。如：“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坚决抵制“用血统论来代替阶级论，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干扰文革大方向”。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08-05。

[2] “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红旗杂志1966年十三期社论，1966-10-01。

reading

四.  支持受迫害的同学

作者  黄泽文

我们不仅坚持与保守派的红卫兵斗，而且还支持曾经遭受过他们打击的同学，勇敢地站起来和他们斗。

一天，我们几个人正在“红教工”的队部闲聊。红教工是文革时期，学校老师们搞起来的造反组织。那个年月，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成立造反组织，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合乎时代潮流的事情。

文革之中，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籓篱消失了，昔日的师生，成了今日的战友。有的青年老师，不过比我们大五六岁，但他们受过大学的培养，眼界宽阔，思维缜密，知识丰富。我们几个高一的学生，喜欢和他们聊天，无论聊形势，还是谈文学，甚至摆龙门阵，总能感受到智者的启迪。

聊天之中，原初三（7）班的班主任，戴眼镜的魏舜华老师说到，她班上有一个叫徐群瑶的女生，是个工人的女儿，父母都是本分的老实人，家住在五中隔壁的成都市中医医院。去年八、九月间，在校文革当政，学生斗学生成风之际，徐被其班上掌权的红卫兵打成了“反革命”，污蔑她写了反动标语。遭受到班上红五类同学的反复批斗，辱骂，甚至毒打，监管。

魏老师接着介绍说，这个女生不服，她只身起来造反。昨天，她写了一份控诉大字报，讲诉其冤屈，但被“八一敢闯队”的红卫兵当场撕毁，还威胁，恐吓她。她孤掌难鸣，唯有在校园的寒风中低头痛哭。

文革中，甚至文革前，这种捕风捉影的指控实在不胜枚举。现在举两个例子，来看看在“千万不要忘记”的熏陶下，在“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的鼓动下，写反动标语的罪名是如何被构陷出来的。

案例一,你正在写大字报，发现毛笔不好使，就在报纸上胡乱拖了几笔，想整理笔锋。可是，你没有注意到，报纸背面是伟大领袖正在笑容可掬。那年月，报纸上出现红光满面的笑容的几率实在太高。这正好被一个革命警惕性极高的同学发现，拿起报纸，在光线的穿透下，这胡乱的几笔正好以一定的角度穿过红光满面的笑容。于是惊呼，于是上报，于是逆天之罪构成，正好抓你小子一个现行。

案例二，你在百无聊赖地听讲台上宣读一篇来自高层的大块文章，满耳是什么“打倒，摧毁，粉碎，揪出，…”之类的强横语句，于是你就用笔在一张废报纸上无意识地划着“打倒，摧毁，粉碎，揪出，…”，可你没有注意到报纸上印的那些小字是什么。当下课时，你走了，但一个有心人来了，拿过报纸，看见你写打倒，摧毁，粉碎，揪出的后面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或者是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于是惊呼，于是上报，于是逆天之罪构成，正好抓你小子一个现行。

看着这些，当时的你目瞪口呆，你能说什么呢？抗争？那就是“抗拒从严”！低头认罪吧，也许你能争取一个“坦白从宽”！

其实，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在文革前就已经蔚然成风。由于伟大领袖对党外的资产阶级和党内的修正主义成天忧心忡忡，他反复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 “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2] 于是，全国上下均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拥护，紧跟，执行。国家的宣传机器和这个机器指挥下的各色人等，利用各种媒介和专业特长，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影、戏剧、歌曲、绘画、雕塑，…，向着老百姓，向着我们中小学生，成天灌输着“革命立场”，“阶级仇恨”，“对敌斗争”，“提高警惕”，“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东西。

于是，在这火热的、激昂的、警惕的环境中，大家都把眼睛睁得亮亮的，彼此注视着；大家都把耳朵伸得长长的，彼此探听着；同时，人们又处处小心，谨小慎微，彼此提防着。下面笔者再简要介绍亲身经历的两个例子，供后之览者了解当年大搞阶级斗争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环境。

记得在上初三的时候，1964年底或1965年初，突然消息灵通的同学拿着一本《中国青年》杂志，说封底上的绘画是反动画。是读者发现，全国波及，中央震惊。我一看，那是一幅农村青年们在广阔天地挑担奔跑的劳动画面，画面前方是一遍芦苇 [3]。据同学说，画面的芦苇中藏有“蒋介石万岁”的反动标语；同学还说，画面上的芦苇倒向左侧，是暗喻“左派被压倒”。我们拿着此画端详，横看，竖看，仔细看，反复看，背对阳光看。我等愚钝，就是没有看出有任何反动的地方。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滑稽。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塑料底的布鞋、凉鞋开始流行，塑料底为模压而成。突然有一天， 一个同学神秘兮兮地跑来说，快检查你的鞋底，看看有没有问题？我抬脚给他，他仔细看了好一会，说：“你的没有问题。”我却奇怪了，问：“你说的是啥问题？”他才小心地告诉我，有人发现，有的鞋底后面，塑模压成了一个“共”字，有的压成一个“毛” 字。

这种人人自危，动辄得咎的日常生存环境，令人心惊胆颤，不啻水深火热。这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社会生态。长久浸染于内的中国人，从此谨小慎微，处处防范，如惊弓之鸟，如野坟之人。

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时间推移了近一个甲子。某些家伙又在鼓吹“大搞阶级斗争”，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无视世界潮流、历史进步和人民的福祉，面目庄严，信誓旦旦，用心叵测。我真希望他们能生活在当年那样的环境中，看你小子是不是能逃脱那种彼此像乌眼鸡一样相互盯着，一不小心就被无辜构陷的命运。或者，把你划入打击对象，给你戴上高帽子，如文革中的走资派。

往事未曾如烟，不多说了！还是回到文革初期的成都五中，回到徐群瑶的班主任魏舜华老师身边。

魏老师详细讲述了徐群瑶同学被同班红五类同学无辜构陷，打击迫害的过程，我们听得义愤填膺，怒从胸来。我特别生气，几周前的共同遭遇使我心中冲起一股义愤。我说：“我们一定要支持她！”

成都市中医医院就在连接一号桥的红星路一段上。五分钟后，我和魏老师来到徐群瑶的家中，站到了徐的面前。魏老师讲明来意，我就鼓励她说：“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不要怕，起来和他们斗，我们支持你！”我还说：“把被撕毁的大字报底稿给我，我们帮你抄，重贴出来，谁敢再撕，找谁算账！”

徐群瑶站在我们面前，开始还咬着牙，低头不语，这时再也控制不住眼泪，委屈地哭开了，边哭边讲她前几个月来的经历。听其语，观其容，我心收得紧紧的，腮帮子鼓起，我也想起了我在那几个月遭遇的屈辱，真有同病相怜的感受。最后，我和魏老师走了，临走时我说：“到学校来干吧，自己解放自己是最好的出路。”

回来后，我们把徐的大字报抄好，替她贴在学校的显眼处。我还特地写了一份“强烈抗议，坚决支持”的大字报，为徐群瑶同学的大字报叫好，并要求她班上的红卫兵们交出徐的黑材料，为徐平反，恢复名誉。大字报警告那些违背《十六条》，至今还在压制同学的红卫兵们，“要认清形势，迷途知返，否则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

在我们的支持下，徐毅然站出来造反了。而“八一敢闯队”的那些同学，此时也变得小心起来，没有敢再来挑衅。徐群瑶同学加入了我们的战斗队，成了我们队伍的第四个成员。

随着形势的发展，起来造反的同学越来越多。后来，又有不少初、高中的同学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很快，我们形成了一个有二十多人的战斗集体，其中也不乏红五类的同学。我们的原则是：不问出身，只看态度。只要志同道合，就是我们的战友。

这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交往经历，文革中独有。规范的校园，正常的学习，以班级为单位，在同一教室里，在同一老师面前，学习一样的知识，故有同窗和同学之说。文革以来，正常的学习被迫终止。革命使得同窗有可能成了对头，“同学”从此沦为“同也不同，学也不学”的境地。倒是在我们这样的造反组织中，以志同道合为纽带，以相近的观点为基础，共同经历了波澜起伏的岁月，建立起了温暖的理解和深厚的友谊。其中一些人，后来发展成了终生的朋友。此可视为中学生在文革损失中的一个补偿。

形势对我们有利。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初，五中全校若干个造反组织决定联合起来和保守派的红卫兵斗。联合起来的组织称为“成都五中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下面简称“革联指”。这是一个联合的组织，其指挥机构不是什么总勤务组，而是各个组织的“联席会议”。勤务组是文革时期领导小组的自谦性叫法，表示领导者是大家的勤务员，当时这样的称谓很时髦。

就这样，成都五中形成了两个直接对立的阵营：一边是前期成立的血统纯正的红卫兵，一边是后来成立的各种造反组织的联合体,也自称红卫兵。当年的中学生们，均奉伟大领袖为自己的红司令，都拼命要想成为捍卫红司令和红色江山的红卫兵。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在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

[2] 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的谈话，1964年7月7日。

[2] 李泽浩油画作品“你追我赶”，《中国青年》1964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