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广仁：毛泽东时代的国际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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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毛泽东主席对新华社领导人吴冷西说：“要把地球管起来。”吴冷西在新华社传达了这个指示，说毛主席批评新华社的国外工作思想保守，行动迟缓，驻外记者派的太少，新华社要大发展，走向世界。吴冷西和其他新华社领导人意识到，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国在世界上影响有很大的提高，新华社走向世界是应有之义。

尽快向国外派驻记者，新华社没有现成的队伍。现有的记者除极少数外，多是不谙外文的国内记者。新华社采取两方面的措施来征集驻外记者人选：一方面，手持中央的“尚方宝剑”，到各地物色既懂外文、又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党员，调来总社；另一方面，为国内记者办“外文培训班”。这两种人都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才能派出。我就是1956年从地方上调集来的备用人员之一。可以说，毛泽东“把地球管起来”这一句话，决定了我一生中重要的一页。

可是，回头看来，直到退下岗来，作为国际事务特别是亚非事务的追踪者，我仍是个并不合格的记者，一个尚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记者。特别是在毛泽东个人迷信时代，极“左”思潮盛极的时代，我曾经充当一个唯上是从的驯服工具，写了一些奉命文章，干了些蠢事。那是我生命中陷入迷雾的一段。只是到了晚年，不能不就此做出一些反思和探讨。这既是为了卸掉个人身上的负担，更是为了勉励更多人认同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价值。从我国的对外政策而言，应当记取毛泽东企图领导世界革命的深刻教训。

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时代。亚非拉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相继取得民族独立，成为新兴国家。其中，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东方以至全世界，都具有强烈影响的事件。新中国成立后，支持亚非拉各国民族解放运动，成为我国外交政策中非常显赫、非常重要的部分。新华社作为党和国家喉舌，以浓墨重彩报道了二战后东方世界的这个进程。我一踏进新华社，就被分配在国际部，从事东方地区事态的报道。此后到了国外，继续报道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取得民族独立的历史进程。

据我记忆，吴冷西曾对新华社干部说，塔斯社和新华社有个分工，新华社“重点在东方”。当时，我没有琢磨这个分工的来头。后来才悟到，吴冷西是没有资格规定两者的分工的，甚至毛泽东主席也没有资格，只有斯大林才有这个权力。1949年7月刘少奇率团秘密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对刘说，在世界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应该有某种分工，中国今后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苏联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见沈志华文《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载《同舟共进》2012年第1期）。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曾明确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是当年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及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的某种解读。

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周恩来总理和印度、缅甸等领导人创立了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会议上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为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这是当时总揽外交工作的周总理的重大创造。他在访问众多的亚非国家的旅程中（我曾参与了总理非洲之行的报道），充分地展现了我国支持亚非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方针，也展示了周恩来的外交风采。可是，事实进程表明，周恩来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和后来毛泽东心中的世界革命战略是格格不入的。然而，毛泽东是决定一切的，周恩来做不了主。

1955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后世界形势变化，改变了此前毛泽东的“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而演变成“取而代之”，即取代苏联而成世界革命的领导者。50年代毛泽东要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也就在改变了中国在世界革命中东方为重的“分工”角色之后，演化为毛泽东“取而代之”的世界革命战略所伸出的一只触角。

1959年，塔斯社声明揭示了苏联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支持印度的立场，我根据社长朱穆之指示，在新华社的新闻中第一次公开报道了中苏分歧。此后，双方展开一场意识形态的大争论，其代表作是“九评”。“反对修正主义”成为我们宣传中的主旋律。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反映在国际关系上，集中到一点，就是反对“和”：反对和平道路，反对和平共处、反对和平竞赛。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最尖锐的论争是武装斗争夺取政权问题。苏联认为武装斗争并非夺取政权的唯一道路，就被斥为修正主义、投降主义。

1963年，我被派驻开罗任记者。这时中苏论战正值高潮。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中产生了大分裂：凡是主张和平道路、议会斗争的共产党，被称之为“修正主义”党；支持毛泽东思想的党，从国际共运中分出来，称之为“ × 共（马列）”。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中，也发生了分裂，而且不只是意识形态的分裂。中苏双方都力图把亚非拉国家拉向自己一边。苏联领导人不再信任中国作为东方国家革命的领导者。本来就对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心存不满的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更是针锋相对。中苏关系的这种演变，从根本上否定了中苏双方在世界革命中的“分工论”，而演变为毛泽东和苏联领导人对世界革命领导权的激烈争夺。

在我的经历中，涉及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几件事，反映了中苏分歧，也折射出了毛泽东争夺世界革命领导权的大背景。这里举若干实例如下。

万隆会议后，诞生了一个亚非地区的非政府组织：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简称“亚团”）。苏联奋力挤进这个组织，而中国则极力加以反对。最终苏联还是挤进来了。亚团在开罗设立书记处。中国派作家杨朔出任中国常驻书记处的中国代表。亚团书记处成为中苏经常吵架的地方。每次开会，杨朔与苏联代表例行争论一番。杨朔觉得这种争论无甚报道价值。新华社也就不再去采访报道了。

在万隆会议精神的鼓舞下，举行了多次“亚非人民团结大会”。1965年5月，在加纳的温尼巴召开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我参与了这次会议的报道。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亚非代表，高唱反帝反殖、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特别是支持越南反对美国干涉的战争。这是大会的主流。而新华社记者在作为会议总结性的述评中，却突出了反对“苏修分裂投降路线”，称“大会自始至终贯穿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团结反帝的路线，一条是分裂投降的路线。”述评说，“有人（指苏联）企图在会上不反帝而反华，不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而是帮助美国迫使越南人民放下武器投降”。这里所依据的，不过是一位印度代表的发言，提出战争双方通过和平谈判结束战争的建议。在《人民日报》刊出这篇评述的大标题更加鲜明地说：温尼巴大会“坚决唾弃苏联代表团兜售的分裂投降路线”。述评还指苏联代表团在会场散发反华小册子，指责中国领导人企图“使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指苏联）为首的大家庭分开，破坏世界革命运动的团结”。现在再复读这篇文章，真是一篇文不对题的“杰作”，是对大会真实情况的重大扭曲。

接着，1966年末至1967年1月初，在古巴哈瓦那举行了亚非拉三洲人民团结大会。我与陈迹被派往哈瓦那报道大会。会议结束后我奉命写了一篇很长的评述，稿件送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审改，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几乎占了一个版面。其基调仍是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破坏”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这里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形式为是否坚持武装斗争是唯一方式的斗争；实质是毛泽东“取而代之”的世界战略，与苏联领导人争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革命的领导权（即以谁“为首”）的斗争。

在任开罗记者期间，我有机会与许多尚未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组织驻开罗的代表经常联系。不久，我就发现一个很不愉快的现象，这些国家多是有两个相互对立的独立运动组织。津巴布韦有ZANU和ZAPO，西南非（现纳米比亚）有SWANU和SWAPO，南非有“泛非”和“国民大会”，安哥拉、刚果（金）、贝专纳（现博茨瓦纳）等都有不同的民族解放组织驻开罗的代表。一个非洲国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织，他们多有不同部族的背景，这种情况在非洲是不足为奇的。问题是中苏双方各支持一派，加剧了分裂对立，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在他们取得独立后，（相当多非洲国家的独立并非依靠、或主要靠武装斗争）也没有停止相互争斗，甚至政变频仍。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外交上的极“左”思潮达到了极致。我们的宣传也达到极致，在全世界极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输出革命，要将红旗插遍宇内。这种几近疯狂的外交，反映了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北京新华社总社曾向国外分社发指示，要求报道外国人学习《毛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情况，要非洲人为毛泽东思想唱赞歌。国外分社勉为其难，奉命行事，我们不顾新闻必须真实的原则，竟玩弄一点小手段，拿出《毛选》四卷的英文本中有关武装斗争的论述，请非洲人阅读，然后谈谈“学习心得”，我们就据以作为新闻发表。

1967年亚非记协在北京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领导上要求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左派’的会议”。我被邀参与其事。会前，我奉命去亚非若干国家，选择“左派”记者与会。结果，阿尔及利亚、埃及、马里、巴基斯坦等国新闻界都拒绝与会。我回到北京后，又奉命说服亚非记协总书记查禾多（原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要他接受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亚非记协的总纲领，拥戴中国文化大革命。我拿着一份拟在会议上通过的报告稿，到交道口南二条查禾多的住所，就文件与他磋商。查禾多感到很为难。他认为亚非记协是个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亚非国家的新闻工作者的组织，不可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作为记协的总纲领。当然，会议还是“通过”了这份文件。这又是我奉命参与的一件强加于人的蠢事。

当时极“左”外交路线的总体表现是：“打倒帝修反”。这是个“世界革命”的口号。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固在打倒之列；已经取得独立的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其领导者不是无产阶级及其代表共产党人，都归于“反动派”，都在打倒之列。毛泽东在1965年《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词作中，就盛气凌人地唱道：“要扫除（五洲四海）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在这种“世界革命”风靡之下，支持亚非拉国家左翼政党开展推翻当权派的武装斗争，公然干涉别国的内政，输出革命，成为一时之尚。在新华社的报道中，极力宣扬马来亚、缅甸、柬埔寨、泰国、印度等国的左翼政党开展武装斗争。其中有些东南亚国家的左翼政党，是中国支持的以华人为背景的共产党。这类支持武装斗争的报道也扩及某些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可是，这样输出革命的结果，红旗没能按照巨人毛泽东的意志插遍全世界，而中国却一时陷于孤立于世界的困境，直到尼克松总统访华后才有所改变。

毛泽东主席的晚年，中苏对抗发展为武装冲突，苏联被认作是最危险的敌人。毛泽东把打倒苏联修正主义作为争雄世界的主要战略。为此，要建立将苏联孤立起来的统一战线，打造一个“反苏一条线”，即联合美国、日本、东南亚、南亚、中东、直到欧洲各国的反苏一条线。可是，直到他去世之际，这“一条线”也不曾有效地建立起来，而苏联却在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14年之后崩溃了。但这并非毛泽东思想把苏联打倒了，而是苏联的极权专政制度埋葬了它自己。


（作者为新华社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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