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文网 穆广仁：新华社如何“把地球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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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广仁：新华社如何“把地球管起来”？

沈洪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9月2日

穆广仁是一位“老新华社人”。他1925年1月出生于北京，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外文系，之后成为中国第一批新华社外派记者之一：历任新华社开罗分社首席记者、新华社副总编辑、中东总分社社长。1989年5月卸任从开罗回国，适值北京学生民主运动高潮，六四遭镇压，穆广仁被闲置，至1990年才办理离休手续。离休后与友人合作，历十余年完成《红岩儿女》一书的第一、第二、第三部的编写和出版工作。并撰写若干有关历史的记述和反思文章，多在《炎黄春秋》月刊上发表。
2013年7月，正值穆广仁刚刚在《炎黄春秋》发表《毛泽东时代的国际报道》（原题为《“把地球管起来”》）一文，谈及新华社驻外分社在1950年代的发展。我在北京穆广仁的家里对他进行了专访，以下为对话实录，经过编辑和删节。
问：你最近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的“把地球管起来”一文，讲的是新华社驻外分社在1950年代的发展。能否讲讲当时的时代背景？
答：我的文章里写了，1955年12月，毛泽东对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讲，新华社要把记者派出去，“把地球管起来”，他说新华社现在太保守，派出的人太少了。

吴冷西向我们传达毛的指示，要新华社大发展。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在世界上是很重大的政治事件。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中国外交上取得重大突破，在国际社会显露头角。所以我们当时理解的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明显提高，新华社应当把记者派出去，在国际事务中发出中国的声音。当时，第一批与中国建交的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新华社派出的第一批记者去的是这些“兄弟国家”。中央要求新华社首先在亚非国家建立分社，支持亚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吴冷西传达说，新华社与苏联塔斯社有个分工，新华社重点在东方（即亚非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苏联塔斯社着重在西方。
近来看了很多材料，我才知道毛泽东提出“把地球管起来”，不光是在传媒领域内把地球管起来。1949年刘少奇带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当时斯大林就对刘少奇说，在世界革命运动中，你们的重点在东方，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苏联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苏共二十大斯大林神像被推倒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的混乱，当时苏共很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这种情势为毛泽东争取世界革命中的首领地位，即“取而代之”提供了机遇。毛热衷于夺取世界革命的领导权，因此“把地球管起来”已经不限于媒体范围了，已经从“重点在东方”的世界革命的分工，演变为夺取全世界革命的领导权，这样一来，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演变为毛泽东向世界革命进军的触角。
问：那新华社为管起地球做了哪些准备？
答：毛泽东一句话“要把地球管起来”，要向世界各地派记者，新华社就忙碌起来了。当时新华社主要是宣传中国革命，还没有“把地球管起来”的准备，没有现成的驻外记者队伍。新华社大量的国内记者不懂外文，所以采取紧急措施：拿着中央的令件到全国去物色懂外文、有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调来新华社加以新闻业务的培训，陆续派出；再就是挑选部分国内记者送到外语学院去学外语，自己也开办外语训练班，用这个办法把国内记者改造成驻外记者。
1950年代到60年代，随着我们在亚非国家外交的发展，逐步建立了驻印尼、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加纳、马里，几内亚等等一系列亚非国家的新华社驻外分社，这也就是“重在东方”的体现。
1957年新华社决定在斯里兰克首都科伦坡建立分社，派我担任首席记者。我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学习了英文，还是共产党员，又有一些工作经验，就把我从南京团市委副书记的岗位上调来，接受一段新闻采访、编辑、摄影等业务训练。马上要派出了，赶上“大鸣大放”，我也“放”了：写了一篇大字报《新华社也要民主办社》，建议“领导由选举产生”，“报道大政方针应该由大家来讨论”，加上我主编的国际部墙报上贴了一些搜集的同事们的言论。结果，给了我一个“严重丧失立场”的结论，接受党内纪律处分，取消驻外记者资格，还好，总算没有戴右派帽子。过了6年，1963年才派我到开罗担任常驻的首席记者。此前，1961年有半年时间，我参加了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采访报道。

问：1961年日内瓦会议，新华社派出大型记者团练兵，在第一线“实战”对美、苏、亚非国家不同外交政策下的新闻报道，算是“把地球管起来”之后的一次重要演习。当时你是成员之一，能讲讲当时见闻吗？
答：我参加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完全是一个新兵到那里去学习的，一到日内瓦国际会议大厅我就懵了，那些全世界一流的名记者、名评论家都在场。新华社派出的记者团里，最活跃的是彭迪、言彪（时任新华社伦敦分社社长），他们外文好，又有国际采访经验，在大厅里跟国外名流侃侃而谈，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学的是英国文学，口语、日常生活用语都不会讲，在大厅里，我只有看热闹的份儿。
每天晚上我们记者团都集中到新华社日内瓦分社开会，吴冷西从中国代表团驻地来给我们吹风：代表团对当天会议的争议在哪里，团长陈老总（陈毅）的对策是如何，然后让我们汇报各自得到的情报（包括每天从日内瓦报摊上买来大量报纸所提供的信息），吴冷西听后再出题目，让我们写文章。开始是彭迪和言彪两个人轮流写，每天一篇，后来让我也参加，三个人轮流写。对于我，那真是一次练兵。我从那时候开始学写国际评论，是现学现卖。彭迪有一个很妙的办法，大量采用外国新闻界的资讯，这样写起来很活。另外，是贯彻吴冷西传达的政策和策略：集中打击美国，对英、法、苏有区别，针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策略。
问：新华社在走出去的同时，是否也受到来自中国政府内部的新闻管制？在不同时期有些什么特点呢？
答：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新华社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喉舌，宣传党的政策和官方立场。毛泽东提出“舆论一律”、对国内事清的报道要“以正面报道为主”。“舆论一律”，要求新闻单位的头头听话，不听话就把你换掉，新闻单位的党的领导向中宣部负责，对稿件先进行内部审查。即便如此，中宣部也不能百分之百放心，预审制要求重要的报道先送上边去审看，通过了才能报。后来，还有个事后审读制度，中宣部、新闻办成立了一个审读组，对发表后的新闻报道加以评读，不合要求的就要挨批评。
文化大革命期间，新华社军管领导只抓政治运动，不管新闻报道。有段时间实际上是周恩来当新华社的总编辑，我们夜班到凌晨两三点，把稿子送去，总理天亮以前发回来。四人帮统治时期，姚文元统治着新华社，要新华社跟着“两报一刊”的调子走。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那一段，我们思想上有很大解放。1978年，新华社突破了“两个凡是”，并根据北京市委的报告把“四五天安门事件”正式宣布为革命的群众运动，引起海内外的轰动。那时新华社有个中央新闻组，专门报道中南海，邓小平接见外宾的新闻，我们的记者在现场写好稿子给邓看，邓说可以发就播发了。“六四”之后又不行了，解放军天安门“清场”的虚假报道，是上边送来写好的稿子，交新华社全文照发，一字不能改。涉外的稿子也是外交部写好，拿来交给新华社发，新华社似乎并不自己采写了。

改革开放初期，我在中东总分社，驻外记者作为喉舌和耳目的作用都还是继续的，但是我们思想上跟完全封闭的毛时代有所突破，敢于做一些过去不敢想、从来不做的事情。举例来说，长期以来中国支持巴勒斯坦、冷落以色列。1988年我打算利用采访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运动之机，去访问以色列，请示总社，总社报外交部，外交部也不敢批，最后是赵紫阳拍板的。当时胡耀邦也好，赵紫阳也好，允许、鼓励我们出去打开局面，我和社长穆青访问过美联社总部，回来后也在新华社新大楼中建立“发稿大平面”（专门的发稿中心,各个部门的采编人员集中在一个平面发稿），解决了以前稿件层层送审、时效很慢的问题。后来我去香港采访路透、美联、和法新的驻港机构，他们采取分时段异地发稿制，我们后来也采用这个办法，全天24小时分地分段发稿。从1979年底到80年代这一段，新华社国外分社有很大发展，旧点恢复，又建立了一些新点，成立了地区的总分社。但是赵紫阳下台以后，新华社的对外宣传又走回头路了，受到限制越来越多了。
到了邓小平、江泽民时代，换了个说法，讲主旋律；到如今现在讲正能量，其实都一样，就是歌功颂德，把国内的事说得很美好，几十年来都延续这样的做法。过去天灾人祸一概不报，现在稍微放宽点，天灾可以报了，人祸仍严加控制，实在无法掩饰了，也要遮遮掩掩地把坏事写成好事。从新闻体制来说，我们实行的是预审制，不是追惩制，哪些新闻该发，哪些不该发，哪些要低调，不要深度报道，不要评论，等等，中宣部都会下指令到各新闻单位，严格把关。江泽民时代把这种做法称作“新闻导向”，导向论可以称之为“蒙骗新闻学”，本来一个事件有正反面、多因素，“导向”只允许按照上边的意向进行报道。至今又变本加厉了，来一个“七不讲”，如此控制舆论，让外国人来了解中国是很困难的。
问：你认为目前新华社驻外分社是否已经实现了“管起地球”的理想？
答：新闻本身有自己的规律。西方的舆论市场商业性大，而中国的媒体完全是政策性的，所以二者对接不上。西方的新闻市场讲销路，所以要抢新闻，有新闻价值才有市场。而中国是严丝合缝地按既定政策来办舆论，在世界舆论市场上，中国媒体只是作为政府发言人的工具而已，既违反新闻的规律，又缺少新闻的信用。
中国媒体在世界舆论市场上有三种情况：一，为外国政府和研究机构提供中国的信息，以便各国采取对应中国的对策；二，为某些亚非拉国家的媒体少量采用；三，在西方和大多数国家还是落不了地，不为外国媒体直接采用，而是为世界上的大媒体提供素材，经过它们的选择、加工和改编，才出现在世界舆论市场上。现在外国人了解中国还主要是靠美联、路透、法新、CNN之类的新闻机构。
新华社现在野心很大，要占领世界舆论市场，中国什么事情都想抢占第一，办奥运会要世界第一，建高铁要世界第一，新华社也一直力求在世界舆论市场上扩大其占有份额，想在世界媒体大家庭中拔头筹。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接纳普世价值，中国媒体的产品官方宣传色彩很浓，常常用类似官方的语言采编新闻，很难被外国人接受。我以为，只有新闻真正说实话了，和官方宣传拉开一点距离，做到报道的真实性和可读性，用公众能接受的语言，并利用世界媒体的一流先进技术，才可能在世界舆论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当然，完全照搬西方新闻市场的做法，我也不赞成。但是你完全违背新闻规律，置可信性、可读性于不顾，完全不考虑世界舆论市场，就是我行我素，我说我的，你爱听不听，是无法与世界各大媒体竞争的。

再如，当中国与外国之间发生舆论冲突时，我们只是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驳斥对方的内容，片面地只说中国一方的道理，外国人怎么指责中国的，我们一概不报。我用一个词形容这种做法，叫做“缺席审判”，这样的新闻模式对国内公众，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当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周总理说，我们反驳印度时，要把尼赫鲁和印度外交部指责我们的外交照会全文照发，我以为这是聪明的，现在这种做法不见了。
问：反观40年代的《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言论，其对民主自由的宣扬很是充分，是这些口号吸引了像你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吗？如今你怎么看当年？  
答：对，没有这个纲领，我们不会参加共产党。我觉得共产党内并不是铁板一块，包括党的领导层里，认真搞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有人在。我们对共产党宣称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并不认为都是假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那些文章说的是真心话，认定中国应当走独立、民主、自由、平等、富强的道路。现在有人跟我辩论，认为我们当时糊涂，被热情冲昏了头脑，错误地投奔共产党。我觉得要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假设你身处当时，你也会选择我们同样的道路。思想家李慎之也说过这句话，当时没有第二条选择，这个选择并没错。
1949年以后毛泽东变了，夺取了政权之后，他就把自由民主那一套完全抛弃，自食其言，并把跟他思路不一致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挨个打倒，张闻天、瞿秋白这些更不用说了。我们也是到文革结束后，才慢慢知道些历史材料，开始反思，并为民族的未来奋力呐喊。有很多人觉得我们又不当政，人微言轻，写些文章不起作用。但我以为，关心民族命运、关心历史走向的人们会越来越多，我们的呐喊，仍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起到再启民智的作用。当然靠我们这代人奋力呐喊，就能很快改变中国现状，我还没乐观到这种程度。

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130902/cc02muguangr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