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九大前夕的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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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贤  
　　
　　 一九六九年，我自始至终积极参与了张春桥“九大”整陈毅的全过程。

　　 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首先得从八届十二中全会说起：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

　　 这次全会是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八届中央委员原共九十七人，除十人去世外，还有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了”、“反党分子”等等，纷纷被靠边或打倒，因此，实际到会的中央委员只有四十人，表决时连过半数的人数都达不到。为了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査报告》，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为了通过准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几个文件，只能临时把十名候补中委提为中央委员，使他们具有表决权，这样才使中委的到会人数达到五十名，表决时可以符合法定人数。

　　 这次全会，把不是八届中委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扩大了进来，还把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等扩大了进来，连当时正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造反派的代表，也被请进了会场。扩大参加者共达七十四人。

　　 毛泽东说，陈毅“有右的方面的资格”

　　 毛主持了全会。在开幕式上他提出了几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否必要?是否正确?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要求大家讨论。毛自己强调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重要的。”

　　 接着，全会就对参加所谓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进行了批判，斗争，当时谭震林已经被打倒，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资格，其它到会的六位老同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被分隔编入各个小组，受到围攻，听取别人对他们的揭发批判。主要批了他们三个“反对”：“反对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揭发的结果说，这几个人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分成两个摊子互相串连，反对文革，其中的“联络员”就是陈毅，他来往于两摊之间传话。按照党内斗争的惯例，一个人在倒霉的时候，他在历史上的老账就会被翻出来加以清算。这样，陈毅早已作过检查的关于在井冈山时期不支持毛泽东，犯了路线错误的事，就被作为今天犯新的错误的历史根源，联系起来，刨根问底，进行严厉批判。全会并把批判发言印成演示文稿分发。

　　 十月二十六日，林彪在全会上作了一次讲话，他说“二月逆流”是一次“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它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为王明翻案。”

　　 林彪的讲话给所谓的“二月逆流”定了性。全会在讨论召开党的“九大”的准备工作时，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还要不要选举他们当“九大”代表，有不同意见。陈毅则表示自已当代表不够格。

　　 在十月三十一日的全会闭幕会议上，毛出来讲话了：“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毛吩咐：对一些细枝末节，不要去追究了。毛说：对这些老同志，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你有右的方面的资格”。

　　 事情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张春桥说，陈毅“不会打仗，只会下棋”

　　 张春桥回到上海，马上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张，姚和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组成。接着，他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市革委会各组，办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

　　 张在会上作了布置，他说：陈毅，叶剑英、李冨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要把他们的材料收集起来，供“九大”开会的时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众组织，把这些人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统统搜集起来，把知情人都发动起来……

　　 张还当场决定，在康平路大院里成立一个专门的“九大”材料小组，由王洪文和我直接抓。

　　 于是，由王洪文指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李某，由我指定市委党刊的朱某，分别担任这个“九大”材料小组的具体负责人。材料小组开会商量，决定从三个方面着手收集材料：一是把这些被称作“黑干将”的老同志过去在各个场合，各种会议上的讲话集中起来、摘录其中“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二是把历届市委、市人委和各部、委、办等机关的档案，来一个翻箱倒柜，从中搞取有关的材料;三是动员过去和这些老同志共过事的人，或是在他们领导底下工作过的干部，起来“反戈一击”，写出书面的揭发材料，即使关在“牛棚”里的审查对象，也不要放过，动员他们“检举揭发，带罪立功”。

　　 陈毅当过新四军代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今员，上海的干部中有许多人是新四军和“三野”转下来的，对老首长陈老总十分爱戴。

　　 陈毅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亲率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歼敌十五万三千余人，接着出任解放后的上海首届市长兼军管会主任，为人光明磊落，坦诚豪爽，与上海人民忧乐与共，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因此，现在张想要在上海站住脚跟，取陈毅而代之，成为上海市的党政一把手，就必须千方百计削弱陈毅在上海群众中的影响。有一天，张看到康平路市革委会办公室编的一份情况演示文稿，内中反映有些干部在得知陈毅捱整的消息以后，背地里议论陈毅过去如何善于指挥战斗，而现今的上海市领导根本没有打过仗等等，还有静安区的一个干部，在听说陈受到批斗以后，难过得落下了眼泪，张看了以后，气得要命，决定马上召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由他自己亲自主持并作讲话。

　　 这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参加者有市革委会全体委员，各组办负责人、各区县局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以及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约四百人，连宴会厅旁边的走廊里里都挤满了人，张亲自出马，在会上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精神，直接点名批判了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对陈毅批得尤其厉害。他说：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判了“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他们都是党内一些“资格老、地位高、名气大”的人。这伙人实际上就是第二个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执行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

　　 说到这里，张用冷峻的目光，从眼镜的镜片后面扫了一下静静的会场，略略停顿一下，又说：……主要是七个人，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是以李富春的家为“裴多菲俱乐部”的中心，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参加，多次开黑会;另一个是以京西宾馆和西山为黑据点的中心，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三个副缌理，三个军委副主席，一文一武。在这两个中心之间穿针引线的就是副总理兼军委副主席陈毅，他实际上是“二月逆流“的总聨络员，两面跑，一下到国务院，一下到军委，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两个中心，是一股势力，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中心，他们一文一武，互相配合，企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张慢悠悠地，一字一句，把重点转到陈毅身上。

　　 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以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陈毅的老底，他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他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

　　 讲话完毕，张规定必须把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上海的基层群众，企图用高压政策来抑制上海人民对陈毅的怀念和爱戴。

　　 徐景贤给陈毅写信：“选你作右的代表”

　　 过了几天，张和姚到北京参加“九大”筹备工作，起草“九大”文件去了，上海“九大”材料小组收集材料的节奏，也加快起来，不久，张通知王洪文，我和王少庸：中央决定上海的“九大”代表名额为八十名，另外，张、姚两人以及陈毅，都由上海选出，但不占上海的代表名额。至于陈毅，应当由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出面，将代表履历表寄给他自己填写，同时可以写一封信给他，告诉他上海打算选他为“右的代表”，看看他的态度如何。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我就起草了一封致陈毅的信：

　　 陈毅同志：

　　 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我们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根据中央的决定，你作为“九大”代表将由上海选举产生。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市四十三万共产党员同意推选你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特此通知。

　　 现将“九大”代表履历表寄去，请填写后寄回，同时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

　　 敬祝

　　 毛主席万寿无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

　　 这封信的后面盖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红色大印，信发出以后不到一个星期，陈就把履历表填好后寄回，并附了一封简短的信，无奈地对上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选他作为右的代表参加“九大”，表示感愧。

　　 我赶紧把陈的回信寄给张阅，张看了以后催促我们要加紧材料淮备，因为在“九大”会议上，肯定有一场面对面的“遭遇战”了。王洪文和我都着急起来，要求“九大”材料小组在最短时期内拿出材料来。

　　 “九大”材料小组的成员为了把陈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种档案资料，还挖空心思地寻找陈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干部过去当过陈的警卫员，“九大”材料小组就通过组织对这个警卫员施加压力，让他写出揭发老首长的材料。上海市文史馆反映了一个情况，说陈当市长时批示过要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当文史馆馆员。“九大”材料小组马上跟踪追击，发现有一个国民党的旧人员，戴过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对金石篆刻颇有造诣。他把陈写的诗词收集起来，刻成一本印谱，送给陈。陈爱才惜才，就写了一张条子给上海市文史馆，安排他为文史馆馆员，按月发给津贴，一方面展其所长，一方面解决其生活困难，这可是一条尖端材料!“包庇反革命分子”，马上成为材料小组收集到的重要内容之一。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一本三十来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的清样赶排出来了。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六年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讲话以及接待外宾时的谈话记录中摘抄编成的，共分九个部分，都是上纲上线的，标题如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否定历次政治运动，鼓动右派分子翻案和向党进攻。

　　 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轮。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反封社会主义革命。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丑化工人、贫下中农，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卑命。

　　 ……

　　 小册子编成后，送王洪文，我和王少庸审定，我觉得上纲上得不够，便把小册子的标题改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最后送张、姚过目后，一共印了八十多本，准备分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

　　 一九六九年一月，上海召开了一次区、县、局的党员代表会议，会上王洪文宣读了“九大”代表的预选名单，还专门宣读了陈毅的来信，大家举手通过，上海参加“九大”的代表就算正式选出来了。

　　 根据张的“指示”，八十名上海出席“九大”的代表集中到延安西路二○○号文艺会堂，举办“九大”代表学习班。学习班由王洪文介绍“安亭事件”和“打‘上柴联同’”的经过，由我介绍“一月夺*权”的基本经验，由马*天水介绍上海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基本情况，由王少庸介绍项目工作情况、等等，使代表们做到心中有数。学习班结束之前，又把铅印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小册子，分发给毎个上海的“九大”代表人手一册，要他们预作准备，以便到“九大”会议上去和陈“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除了收集陈的材料以外，张还指名要收集“‘二月逆流’黑干将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等人的材料。上海“九大”材料小组当然也不遗余力地收集到了。有些材料已经印成了淸样，还有些关于陈毅，叶剑英等的内部絶密材料，是手写的，仅供领导参考。这批材料，共计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九六九年三月初，中央通知王洪文和我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九大”预备会议。临上飞机之前，王的秘书小廖提来一个大皮箱，交给我们拎到北京去。皮箱里面满满地装着上海收集到的全部材料;王还把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演示文稿全部带上，因为那里面刊载着揭发陈从井冈山时期起反对毛的多篇发言稿。这些都是我们准备在“九大”会议上向陈等人猛烈开火的“重磅炮弹”!

　　 王洪文对陈毅说，“送你一本《言论集》”

　　 “九大”开会期间，王洪文、我和王秀珍率领的上海代表团住在京西宾馆，张、姚等“中央文革”成员住在钓鱼台。大会开幕之前，张、姚到京西宾馆看望上海代表团。张春桥穿了一身军装，洋洋得意，气色很好，他对王洪文、我和王秀珍说：陈是上海选的代表，他应当参加上海小组的活动嘛。你们可以通过大会秘书处通知他，什么时候开会，就让他来参加，听听大家的意见……

　　 姚也穿起了军装，但衣服看起来总是不太合身，绉巴巴的，袖子过长，样子显得有些滑稽。他接过张的话头：“我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这是姚的习惯用语，一开口往往先来这一句，而且他往往重复他所要强调的话，“你们可以事先分一分工……分一分工，按照陈那本言论集的几个部分，要上海的代表们分头准备一下……准备一下，从不同的角度发言，进行批判。”

　　 “我们想把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一册给陈本人，让他自己看看。”王洪文出了一个点子。

　　 “可──以。”张拖长了声音回答，“应该是肃清陈在上海的流毒的时候了。”

　　 一切部署就绪，就等陈出场。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晚上，北京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里灯火辉煌。上海的八十名“九大”代表整齐地坐在会场里。张和姚故意不到场，王洪文和我以及上海警备区的一位副司令，坐在铺着白桌布的主席台前，旁边给陈留了一个空位子。

　　 王秀珍喉咙响，声音尖，事先商量好由她守候在会场门口，一看陈进场，就带领大家喊口号。当时，“九大”秘书处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他听说上海小组要批陈，特地派了两名联络员来，坐在后排，一面作记录，一面观察动向。

　　 会场里的空气，一时显得有些紧张。开会时间到了，代表们都齐刷刷地转过脸去，朝会议室的入口处张望，等待陈进场。

　　 忽然，听见王秀珍的尖嗓子高声喊将起来：“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

　　 “陈毅必须老实交代!”

　　 “陈毅必须低头认罪!”

　　 代表们也跟着齐声叫喊起来。

　　 陈来了。他的额顶已经几乎全秃了，头部两边出现了许多花白头发，过去红润丰满的脸显得瘦削了许多，脸颊边原来鼓起的腮帮子，现在也松弛地垂了下来。他穿着一身半旧的暗靑色呢军服，没有戴军帽，也没有佩领章、帽徽。见过的人，觉得他和过去那种戴着法兰西小帽，风流调傥的模样比较起来，简直判若两人。

　　 会议由我主持。我示意陈在主席台的边座上坐下，接着便来了一段开场白：

　　 今天，我们“九大”上海小组的八十一名代表，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同志作为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今天也来参加会议。遵照毛的指示，我们上海市的党员，选举陈为右的代表。陈过去去在上海工作期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又卷进了“二月逆流“。对这些问题，我们上海的代表们必须进行清算。

　　 我说到这里，王洪文从档案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举在手里扬了扬说：我们把陈过去在上海等地发表过的讲话，编了一本集子……今天，我们要把这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当面送给陈毅同志，希望你能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自己!

　　 说罢，王洪文把小册子递给陈。

　　 陈一下子懵掉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会收到道样一份见面礼。他欠起身子，双手接过小册子，讷讷地说：“应该清算……应该清算……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承蒙上海党选我当‘九大’代表，我很惭愧，我一定要……”

　　 “什么上海党，北京党的，我们的党只有一个。你陈毅这种说法是制造分裂!”主席台下面飞出一条大嗓子，打断了陈的话。

　　 “是的……是的……”陈更加惶恐不安，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主持会议的我见到一上来就让陈威风扫地，很满意，就宣布批判发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就是王洪文，发言的题目，是《彻底揭露陈毅同志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接着，嘉定县农民代表周某的发言题目是《批判陈毅同志反对工农兵、大搞阶级投降的反动本质》，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唐某的发言题目是《看陈毅同志在“二月逆流”中的拙劣表演》……代表们事先都作了准备，他们的批判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像连珠炮似地向陈毅射去;陈忙不迭地在桌子上做着记录。批判会足足开了两个多小时才暂告结束。

　　 午夜，代表们聚集到京西宾馆底层大餐厅去吃夜宵，王洪文、我和秀珍都兴高采烈，以为声名显赫的元帅，如今被我们批得晕头转向。初战告捷，使我们的情绪处在兴奋的状态之中，几个人胃口大开，多吃了几根炸油条，多喝了几碗酒酿蛋。在餐桌上，我们商定要趁热打铁，继续再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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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徐景贤《十年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