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1957年的革命与反革命》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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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册子里收集的，是我近几年在网上发表的有关1957年反右运动的文章。对于57年前的那一场大迫害大镇压的认识，我和许多难友一样，都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它的实质，就体现在这本小册子的书名上：1957年的革命与反革命。

1957年的革命与反革命这个命题，包含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指的是1957年的中国社会，存在着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对立和斗争；第二层涵义，指的是那一年先后有过两个性质相反的社会运动，先是革命运动，后是反革命运动。

在1957年的社会大动荡中，出现两个明显对立的阵营：一边是革命阵营，一边是反革命阵营。毛泽东把反右运动说成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他就是这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帅，是革命阵营的总司令；在他对面的阵营，被他指挥的反右大军打得落花流水的，当然就是反革命了。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们是“资产阶级右派”，也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而当年被划为右派的被迫害者，也无不在最后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才使对自己的批斗划上句号。总之，由毛泽东和邓小平率领的反右大军是革命派，55万余（一说300余万）右派分子则是反革命派。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是如此明显，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人对此公开提出异议。

1978、1979年间，胡耀邦以他无私无畏的胆略和睿智，毅然平反历史上的所有冤假错案，包括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除少数几个为了弥缝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这个荒唐结论而维持原判外，全都予以改正。于是，那个巨大的反革命阵营顿时烟消云散，划为乌有。这就在实际上证明，反右运动既不正确，也无必要，更不存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分野。这是对“1957年的革命与反革命”这一命题的否定。

反右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已经被历史所否定，这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但是，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成果，一党专政的专制统治，却被一代一代的领导人作为治国之道继承下来，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这是几十年来当局拒绝对反右运动进行认真的、深刻的反思，拒不从中吸取教训的奥秘所在。

这个荒谬的历史悖论促使我进行思索，并试图从历史长河的奔流中探寻规律性的社会发展趋势，以了解这场政治运动的本质所在。我发现，从一百多年前的洋务派引进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及议会制、三权分立等政治架构的理念以来，中国社会就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过程。这个转型过程的最基本、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这个矛盾与斗争贯串于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我国一百多年来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事件，都或明或暗地呈现出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痕迹；代表民主的进步的革命阵营和代表专制的倒退的反革命阵营之间，不断进行着时而剧烈、时而缓和，时而明显、时而隐晦的斗争。反右运动就是迄今为止的民主与专制的博弈与较量的一个历史节点。

1949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第五条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许多政策措施，却违背这些民主主义原则，三番五次地侵害人民的自由权利。较大的事件如对《武训传》的批判，土改和三反五反的暴力倾向，镇反肃反的扩大化，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教育改革的“以俄为师”，反胡风，批胡适等，都没有经过充分的民主协商，只由毛泽东乾纲独断，这就必然导致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日益专制化。五十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更是剥夺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家、小业主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实现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全面垄断。这些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所进行的改造，及与此相应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统购统销等，实际上是专制统治的全面化、深刻化。所以，尽管这些年里经济有所恢复与发展，物价稳定，民生有所改善，但一系列反民主的专制主义政策措施所带来的弊病，却造成了广大群众的普遍不满，农村里杀猪砍树闹退社，城市里罢工罢课提要求。这些现象从本质上说来，都是对专制统治的不满和抗争，右派分子的言论，正是这些社会现象的反映。

绝大多数的右派言论，是非常温和的。许多知识份子是在各级党组织再三动员下，才胆怯地、委婉地提出一些批评建议，没有人想要推翻共产党或根本改变名为社会主义、实为专制主义的政治社会制度。但他们既然把批评的目标指向垄断全部权力的党和政府，指向现行的专制制度，就使这些言论带有反专制的民主主义性质。在一些大学校园里，许多大学生更是鲜明地提出争取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的口号。所以，从总体来说，所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实际上是一场民主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抗争。右派提出的批评建议，多数可以归结为要求削弱政治制度的专制性；后来发动的“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则是为了维护和巩固专制主义的统治。所以，从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高度来考察，我们就不难了解，1957年的中国，确实存在着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向当局提出民主要求的右派是革命派，而压制这些要求，维护专制制度的阵营，从主帅毛泽东、次帅邓小平到各级打手，则是反革命派。这可以说是“1957年的革命与反革命”这个命题的否定之否定。

长期以来，我们把1957年的政治大动荡称为“反右运动”，这当然不错，但失之粗疏。实际上，以当年的6月8日为界，前后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治运动。6月8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策划下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同一天，毛泽东还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双管齐下，扭转了运动的方向。所以，1957年的中国，在“六八社论”以前，是方兴未艾的民主运动，是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在“六八社论”之后，是镇压民主的政治暴行，是维护专制的反革命运动。这个判断，我是在前几年才逐步认识的。写于2012年9月的《反右运动中的革命和反革命》，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清晰的分析。

我把这本专辑里的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两篇长文，是对反右运动的全面记叙与分析，都是2007年为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而写的。第二部分为评论和散文，共八篇，除有两篇分别写于2005年、2006年外，其余六篇都写于2007年。第三部分也有八篇，其中七篇是我为有关反右的专著所写的序言，一篇是记述纪念反右55周年茶叙的散文。第四部分的六篇中，有两篇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反右运动的实录，一记过程，一辑言论；另一篇记录我的21年右派生涯，还有三篇是纪念林昭、林希翎的文章。

把这些文章编为专辑，目的是要为1957年的那一场政治大动荡留下真实的信史，并且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和判断，供关心这场运动和祖国命运的朋友们参考。希望这些史实和我的看法，有助于朋友们进一步思考和认识我国现当代的历史，不当之处，请予指教。

2014年2月26日

──转自《新世纪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