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中国特色的“五七体制”—读《五八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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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5 月，一位朋友寄来了一本题为《五八劫：一九五八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实》的书，我一口气读完，读得心惊肉跳，却没有勇气再去翻读，它就放在我的书桌上，如一座大山压在心上。接着四川发生了大地震，又是一个大劫难，那些震垮了的大山，又压在心上，弄得我寝食难安。四川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和我的生命竟有如此的关联和纠缠，四川之痛，也是我心头永远的痛啊！

　　现在只说“五八劫”。

　　1958年1 月26日——2月16日，在四川省委直接布置与领导下，首先省城成都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以后又推广到全省各专州、各县。据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批转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关于中等学校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运动主要采取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争辩”的方式，“对于放出来的反动言论或反社会主义分子，要在学生中当作典型思想认真地加以批判，并列为操行评语内容，作为这个学生升学、就业审查的内容”。[1]运动的结果，划为四类（“立场反动，有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三类（“立场动摇，认识模糊”[2]）的中学生一律以“操行不及格”为由，严禁录取高校。四类则定为“反对社会主义分子及坏分子”（又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明确为“敌我矛盾”，[3]“根据中央关于高等学校右派分子处理的指示精神”进行处理，[4]有的遣返农村，劳动教养，有的则和三类学生及所谓“家庭与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一起分到基层生产单位“锻炼改造”，“不给予干部和工人称号，一律叫试用人员”，并明确“限制使用”：“绝对不能分作党团、人事、保卫、计划、财务和重要业务工作”，“不能提拔选送入学，个别培养”，“政治上应时时对他们提高警惕”[5]。这样的“限制使用”的“变相劳改”的高中毕业生有3200人，[6]而当年四川全省高中毕业生不到一万人。也就是说，1958届四川高中毕业生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因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被诱发出的言论，不但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而且成为“政治贱民”，受到了“准专政”。而一些县市还将运动扩大到初中，被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7]

　　如黄一龙先生在《跋〈五八劫〉》里所说：“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对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它直接间接导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终结，更夺走了成千上万孩子至少二十年宝贵的生命，其性质正如对摇篮中的婴儿实行集体谋杀”。因此，黄一龙先生将五十年前发生在四川的这一历史悲剧，称为“摇篮惨案”：“处心积虑，撒饵下套，一个政府对自己治下的小孩子下毒手，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

　　悲剧更在于，“没有抵抗，没有哭泣，整个社会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儿女被‘自己的’政府在摇篮里谋杀”。“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可悲最可耻的一次投降”，“此情此境，只有千百个赤裸的母亲怀抱自己的婴儿默默走进纳粹的毒气室，可与相比”。

　　我们再不能沉默，我们必须和这些受难者一起，来“追问‘摇篮惨案’”[8]，追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社会主义分子”

　　从表面上看，这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非“反右运动”。在正式文件里，也明确规定：“不搞反右斗争”，[9]所以运动中被划成四类的中学生也不叫“右派”，而称“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反动学生”。

　　但仔细考察，却并不这么简单。

　　首先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是毛泽东。他在1957年7月反右运动刚开始时，就发布指示：“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他特别强调：“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特意指出：“农村中也要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则批判之”。[10]

　　毛泽东提出要在农民以及工人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建立在他的下述分析和判断基础上的：“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一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中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他又强调：“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全国人口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百万。一千二百万人，如果集合起来，手里有了枪，那是个很大的军队。但是，为什么天下又不会大乱呢？因为他们是分散在这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这个农村，那个农村；这个

　　工厂，那个工厂；这个学校，那个学校；这个共产党支部，那个共产党支部；这个共青团支部，那个共青团支部；是分散在各处，不能集合，所以天下不会大乱”。毛泽东最后仍不忘强调：“坚持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当然，要注意，刚才邓小平同志讲了，它还是一个很大的力量”。[11]

　　毛泽东这一段话，对我们理解1957年毛泽东的部署，关系重大。它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毛泽东心中始终不忘两个数字：“不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的”六千万人与“顽固反社会主义”的一千二百万人，“不赞成社会主义”的，是他要争取的，而“反社会主义”的，则是他要打击、镇压的，底数是“一千二百万”。其二，这样的“不赞成”或“反对”者不仅上层有，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而且底层社会，工人、农民中也有。其三，在毛泽东看来，同时存在于上层和底层的“不赞成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力量，都是巨大的隐患，必须在它们尚处于“分散”状态时，就地（工厂，农村，学校）解决。这就是他所说的，“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12]

　　这就是说，1957年下半年，毛泽东当决心来解决他所说的“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的危险性”时，是有两个部署的，一是发动“反右运动”，主要解决上层社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一是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解决基层社会（工人，手工业者，农民，城乡劳动者）的问题，争取其中的大多数“不赞成社会主义”者，打击其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13]——尽管由于在具体执行中发生了混乱，又规定不在工人、农民中“戴‘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14]但指导思想未变，这样的限制规定实际上未得到认真执行。邓小平1957年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里，就明确提出：要“把斗争方向引导到------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15]这里所说的，正是上层与社会基层的不同打击对象，更准确地说，是不同的命名。

　　我们从这样的大背景来看四川在高中毕业生中发动的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尽管自有其我们在下文会详加讨论的“创造性”，但总体是符合毛泽东的上述意图和部署的。不仅早在1957年8月27日，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就发出过在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中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指示，多少有些依据；而且当时的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就是将高中毕业生的“社教”与在此之前已经在工人、农民中开展的“社教”同视为“三方面的社教”。据具体主持这次高中毕业生的社教运动的，时为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萧菊人回忆，当时的成都市委书记廖井丹就明确指示：“在知识分子中是搞反右派，工人、农民和高中毕业生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来搞”。[16]

　　在1957——1958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许多工人、农民、中学生等基层人员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一事实，是可以以中共中央的文件为证的——

　　“反右派斗争时，在劳动群众中，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被戴上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有关单位应宣布取消，并且认真进行团结教育工作”（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690号，1961年10月28日）。[17]

　　“全省在1 957、1958年农村、城镇街道和其他基层单位的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经过群众批判斗争，戴了反社会主义帽子的约有XX万人左右。-------对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城市贫民、小商贩、乡以下基层干部、武装民警、学生和国营企业单位营业员、售票员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当参照中央1962年‘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通知’的精神，由有关单位和基层组织召开会议宣布取消，并认真作好团结教育工作------对国家供给的区以上机关干部、小学教师、医生和企业单位职工中本人成分资产阶级分子或其他剥削阶级分子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劳动教养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均应参考摘右派分子的‘三个条件’按摘帽处理”（中共四川省委文件总字（62）183号：《关于反社会主义分子问题的请示报告》）。[18]

　　“58年以来个别地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给少数职工戴了一些政治帽子，如反社会主义分子，同四类分子一起集训——”（中共四川省委文件：川发（65）224号，1965年10月21日）。[19]

　　这里，最引人注目之处，是1958年在基层划“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范围，竟是如此的宽，遭遇“五八劫”者，岂只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而更让今人吃惊的，是所透露出的数字：单是四川一省，“反社会主义分子”就达“XX万人”，即使按低线算，也应是二十万人左右，那么，全国最少也在二百万。这些年大家一直在讨论，1957年罹难者究竟有多少。有学者认为，1957——1958年间，大约划了“一百一十万各类右派，六十万反社会主义分子，十万‘右派言论’引致的各色‘分子’”，共计“一百八十万”。[20]根据《五八劫》提供的新材料，“反社会主义分子”当不只六十万，总数大概还要增加。但也没有达到毛泽东宣布的“一千二百万”的底线。

　　为什么向“高中毕业生”开刀？

　　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大抓“反社会主义分子”，这应该算是以李井泉为首的四川省委的一个“创造”。——其实也不尽然，如果放在1957年反右运动的背景下看，也是事出有因的。

　　黄一龙先生的分析，一语道破“天机”：“事情的诡谲之处，还在这个（摇篮）惨案的主动一方，其作案的动机依然是恐惧：害怕孩子，害怕孩子长大，害怕自己的‘专政’经不住长大了的孩子摇晃”。结论是：“原来在专制体制下，连专制者自己也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啊！”[21]

　　这里只想作一点申说与发挥。

　　人们都注意到，在1957年9——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总结反右派运动的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对党的八大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论断，作出了根本修正，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开始了一个“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时代。这构成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五八劫”，以及此后一系列劫难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背景。对这一转变的原因，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薄一波有一个解释：这是因为“毛主席和我们党”感到中国也存在发生匈牙利事件的“现实的危险”，有一种“危机感”。[22] 这是抓住了要害的。这统治的危机感，其实也就是黄一龙先生所说的恐惧感。就我们所讨论的范围而言，在1957年，毛泽东的危机感（恐惧感）主要有二。

　　一是领导权的危机。这是毛泽东所明言的：“共产党——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23]所谓“右派言论”中，最让毛泽东感到刺激的，大概就是罗隆基所说的“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这句话，[24]它提醒毛泽东，共产党在文化知识上并不占有优势，因而在文化教育界的领导权并不巩固。[25]这正是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以后所要着力解决的。作为应急措施，就是“从机关中抽调一批可任中学教师的优秀党员到学校任教，以便使这个阵地很快地得到加强”；[26] 《五八劫》一书一再提到的那位从市商业局机关调来担任政治教研组组长和班主任的党员副科长，四处扬言：“是共产党派我来的，反对我就是反对党”，[27]他倒是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从长远来看，就是要培养一批“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也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里所反复强调的：“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28]耐人寻味的是，尽管采取了这样一些应急与长远的措施，毛泽东仍然摆脱不了丧失领导权的危机感，以至到了1964年，竟然作出了“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的严重判断，[29]这就已经不限于“某些文教单位”，而是全国范围的领导权危机了。因此，也就不是反右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能解决，只能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面夺权”和“全面专政”的极端手段了。——自然，这都是后话。但其内在的领导权危机感或恐惧感却是从1957——1958年一路发展过来的。

　　其二是“接班人”危机。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在《关于寒假期间集中高中毕业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里，一开始就明确规定，“专题鸣放和辩论的中心问题是：应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接班人？”[30]如此强调“接班人”问题，是反映了由所谓“右派进攻”所引发的隐忧的。黄一龙先生对此有一个精到的分析：“原来当年引诱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上钩入瓮的‘反右派运动’，中间出现过一段曲折，不在导演脚本之内。那就是一些大学生忽然从半路杀出来，也要‘帮助党整风’。他们以伟大的‘五四’儿女自命，坚决捍卫公民的宪法权利，坚决‘向一切法西斯蒂开火，叫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这是执政党在全国执政以前教给青年传唱的一首歌曲的名句）-------差一点打乱了领袖的战略部署，拆穿了领袖收拾预定敌人的‘阳谋’。于是反右立即‘扩大’，横扫全国大专学校的优秀学生。横扫之后总结教训，知道有独立思想的大学生对于专政十分可怕”。[31]用当时一篇批判文章的话来说，就是年轻一代究竟是“革命前辈的接班人”，还是“替资产阶级殉葬的金童玉女”？[32]其实是更担心成为“掘墓人”，这是执政者的一个心头大患。

　　毛泽东1957年1 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里，谈到石家庄一所学校因就业问题闹事时，就特意指出：“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33]——这里，毛泽东突出了家庭出身问题，而且认定地主、富农、中产阶级是他们子弟的后台，这就开启了下文我们将要讨论的以家庭出身为依据的“阶级分析”，以及动辄追查“学生娃娃”背后的“有胡子的人”的传统。

　　毛泽东这一时期还特别注意到中学生的动向。他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讲话里，就有这样的一段话：“去年-----有十七个学校七千人罢课。全国有五百万中学生，中学校长与党委书记要好好研究如何办好学校，五百万个学生闹起事来，也不好办啊。”[34]

　　就在1957年反右运动前后，发生了两件中学生、中专生“闹事”，而且直接影响到我们这里讨论的高中毕业生的社教运动。这就是1957年3月的成都第二师范学潮和6 月12日的湖北汉阳一中事件。这两个事件当时都被称为“小匈牙利事件”，并且上了报，震动了高层和社会。最后都出动了军警，进行了残酷镇压。八十年代都进行了平反，证明前者是官方有意识组织各单位的“左派”，“自称代表工人、农民、市民与学生辩论”而引发，后者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冤案，是按照反右斗争的逻辑，想象、制造出来的：本来是“一中部分学生为升学率问题而自发地罢课闹事”，却先验地认定是“敌我矛盾性质”的“反革命事件”，然后再去寻找“证据”：先依照“以出身决定立场”的“阶级分析”法，认定富农出身的副校长为学生后台，并由此而炮制一个以其为首的“长胡子”的成年人组成的所谓“幕后操纵学生”的“反革命集团”；再千方百计地追查上层右派的“总后台”，最后生拉硬扯，弄成了一个由湖北民盟主任委员马哲民“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35]——这可以说是1957年以后当局处理学生以及社会闹事事件的一个“范例”，其逻辑、想象与手法都一再重复，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在四川，成都二师事件就成为当局发动社教运动，向中学生开刀的一个“理由”。省委宣传部长杜心源在其报告中就直截了当地说：“少数（中）学生也可能成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工具，成都二师闹事就是右派骨干分子彭霖荣煽动的”，[36]有人认为，成都二师事件是“1958年中学生社教运动的彩排，也是执政当局迫害未成年人的试刀”[37]，这是有道理的。

　　事实正是这样，深怀领导权、接班人危机感的执政者，实际上对中学生是不放心的。杜心源部长在他的报告里，就有过这样的分析和估计：“中学生中，有杀亲之仇和直系亲属被关、管、斗的，高中一般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初中占百分之五十。在中等学校曾不断发现极端反动的学生，他们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散布反动言论，张贴反动标语，组织反动集团，煽动学生闹事；有的心怀刻骨仇恨，表面勤学苦练，蓄意报仇。但是某些干部和教师却认为‘青年单纯’、‘子女无罪’，对他们姑息，甚至将其中有的人看作‘好学生’、‘优等生’”。——这几乎是一个“敌情分析”：先从家庭出身上，认定“被关、管、斗”分子的子女、亲属和父母同罪；然后断定中学生中有一批“散布反动言论”（其实不过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反动学生”；又将家庭出身不好，而“勤学苦练”的学生，判断为“心怀不满”，“蓄意报仇”，当然是潜伏的，也是更危险的“反动学生”；最后将学校干部和老师公认的“好学生”、“优等生”，也视为可疑分子，甚至越“优秀”越可疑。这样，就已经把执政者心目中的“不可靠”的中学生，视为“假想敌”了。其逻辑结论，必然如杜心源部长所说，“对于这些人，是首先在劳动中去改造呢，还是用文化武装了他们回转过来反对我们呢？”据说这正是从反右运动中“应该记取的教训”：“大学生的许多右派分子，就是由于中学审查不严混进的”。[38]

　　这就是黄一龙先生所说：“横扫之后，总结教训，知道有独立思想的大学生对于专政十分可怕。而不准可能思想独立的少年进入大学，就逻辑地成为当局的一大要务”。[39]借用一句战争俗语（当局也确实是当作一场战争来部署、对待的），这叫“战线前移”，把反右斗争

　　提前到中学，用运动的发动者李井泉的话来说，就是“中学就把它卡住了”，[40]将“危险”、“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不惜将治下无辜的孩子视为“敌人”而扼杀于“摇篮”之中。这就是向高中毕业生开刀的原由所在。

　　要建立什么样的“五七”新体制，新秩序？

　　但也不能将1958年四川中学毕业生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单地看作是“反右运动”在中学的延续和扩大，它毕竟发生在反右运动以后，是总结、运用、发展了反右运动的经验，从而建立了一种新体制，新秩序，我们把它叫作“五七”新体制，新秩序。其要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新排队，重组阶级队伍。

　　毛泽东在反右一开始，就发布指示：“请你们注意将自己单位的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41]在此前后，他都一再强调：“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42]“社会上总有左中右”[43]。这次1958年的四川中学毕业生的社教运动，在一开始就在《意见书》里明确提出：要根据学生的“一贯表现，按进步、中间、落后、反动四类进行政治排队，排队的标准是：坚持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能分清大是大非，并积极与反党言行作斗争的划为进步分子；基本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但对于大是大非缺乏辨别能力，在个别问题上主要是与个人利益相联系的问题上同情和支持右派言论者划为中间分子；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怀疑，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持有相反观点和立场者划为落后分子；坚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划为反动分子。政治排队应在鸣放过程中不断进行审查订正，排队名单应由各校党支部审查”。[44]以后又将“进步，中间，落后与反动”，简称为“一、二、三、四类”，一类即“左派”，二类为“中派”，三、四类为“右派”，三类相当于反右运动中的“中右”，属“内部控制”，四类则明确宣布为“敌我矛盾”。[45]

　　应该说，所谓“政治排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次重新划分敌我，重新划分阶级。毛泽东早在1926年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里，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46]三十年后，他在1957年又再次提出区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以此作为发动反右运动，以及以后一系列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依据。[47]其要害正是在国家进入“非革命时期”以后，依然要在公民中划分敌、我、友，划分阶级。而划分的标准，既非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经济地位，更不以宪法为依据，首先是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态度，其次是家庭出身——在《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之二》里，就特意点明：“这次运动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类92人，其中出身剥削阶级的62人，占67。4%；直系亲属杀关管斗的55人，占60%，鸣放中大部分严重错误和极端反动的言论，大都出自这类学生的口中，无疑这是阶级本能的反映”，[48]其依据就是前文所说的毛泽东所倡导的“阶级分析法”。

　　再进一步考察，就可以发现，所谓“思想观点，政治立场、态度”，其核心是是否拥护党，也即是否听党的话；而在反右运动以后又确立了这样的新思维：“所谓党的领导，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承认党的领导，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必须落实为“以具体的党组织作为核心”，[49]因此，“反对党的组织的负责人，也就是反对党组织；反对共产党，就是反对人民”。[50]这次中学生社教运动辩论的中心题目之一也是“不服从基层党的领导，能不能叫服从党的领导？”[51]这样，所谓“思想观点，政治立场与态度”，最后就落实为是否听从基层党组织领导人的话，听话就是“左派”，不听话就是“右派”，也即按对党支部、支部书记的忠诚程度，来划分“左中右”（也即我、友、敌）。政治排队的审查权本来也在党支部手里。仅仅是口头忠诚也不行，还要有行动，这就是前述《意见书》里所说的，要能“积极与反党言行做斗争”才能划为“左派”。也就是鼓励“左派”充当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所说的“用绳子捆绑了劣绅（按：即今天的“右派”），给他们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发号施令，指挥一切”的“痞子”，也即“革命先锋”。[52]

　　对所谓“家庭出身”，如果作深入考察，也可以发现，它是服从于“政治立场与态度”的，即使出身于工农，如果不听党的话，特别是基层党组织的话，照样被划为四类。运动《总结报告》中，还特意谈到了出身工农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类学生”，说他们是“由于个人主义严重发展而走上反动道路”的，举出的一个典型是贫农出身的吴某，他的主要罪状，就是与团组织、学校“对立”，“私自组织壁报《奔放》，攻击学校行政负责同志，而且屡教不改”。[53]四川省成都一中的一位参与运动排队的老师回忆说，班上的高干子女全划为一类。[54]这是一个重要信息：讲家庭出身，真正受到信任与重用的还是革命干部子女，特别是其中的高级干部子女，这是执政者眼里真正可靠的接班人，以至后来有“自己的子女接班，至少不会挖我们的祖坟”的说法。尽管这是后话，但1957年确实是一个开端。

　　在划分左、中、右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要采取“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的策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55]在某种程度上，1958年四川中学毕业生的社教运动，就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尝试。《运动总结报告》就把基本经验归结为贯彻了“依靠进步（一类），团结中间（二类），争取落后（三类），孤立批判反动（四类）”的阶级路线；谈到运动的最大收获，就是“四类分子的面目彻底暴露，学生的阵营就分明了”，左派得到了锻炼，中间派开始“懂得了阶级立场的重要”，各类学生都“更加信任党，热爱党，深深感到党的英明、伟大”，最后归结为绝对服从党的绝对领导：这大概也是运动发动者的用意所在吧。[56]

　　二，建立“大权独揽”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如前所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有些文教单位还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因此，建立党的绝对领导权，就成为在反右运动以后最迫切的任务。据杜心源部长在四川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透露，在反右运动中，中共中央曾发布指示，要求各“省委、市委、地委、县委和城市区委书记都要亲自研究一个中等学校和一两所重点小学，农村区委书记要亲自研究一个小学，取得经验，以利于值得全盘工作”。应该说，1958年的中学毕业生社教运动就是以李井泉为首的四川省委的一次试点，加强党对中学教育的领导的一个举措。如杜心源所强调：“党委不管学校，就等于把学校交给资产阶级去领导”。[57]

　　问题是，要建立怎样的党的领导？毛泽东于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总结了反右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的党的领导的原则，并且解释说：“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58]这里说的“大权独揽”，有两个含义，一是党对国家事务、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一切领域的无所不至的绝对领导与控制，二是各级党委，特别是第一书记对党内外事务的绝对领导与控制。而所谓“绝对领导”，就是不受任何限制与制约的权力的高度集中，即所谓“只能有一个核心”：全国，以党为核心；具体体现为以各级、各部门党委第一书记为核心；最后集中到以党中央主席即毛泽东个人为核心。这就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确立与完善的“大权独揽”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这样的集权体制，是落实到社会最基层的，每一个人都被组织在一个固定的单位里（连农民也被纳入生产队），除了党的调动，是不能自由流动的，形成了所谓“单位体制”，由单位组织代表党和国家对其成员实现从生活，到思想、行动的全面控制。在单位内部，又形成上下有序的等级结构，处在最高等级的是党支部书记，如前文所说，他享有不受限制和制约的，可以任意决定本单位所有的人的命运的绝对权力；在书记之下，有支部委员和党员，非党员群众则又有“左”、“中”、“右”之分，处在每一个等级上的人，对上必须绝对服从，而对下一等级则有在支部指挥下进行迫害的权力。由于“左、中右”的划分是由党支部，特别是支部书记决定的，而且根据毛泽东的两类矛盾理论，“人民”可以随时“变为敌人”，[59]“左派”、“中间派”都随时可以转化为“右派”，完全取决于书记的意志，因此，左派（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中间派，以至右派）都会和支部书记之间形成某种人身依附关系。另一方面，这样的集权体制又实行等级授权制，支部书记的权力是上级党组织授予的，因此，每一级的党组织和书记对上级党组织与领导人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依附关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逐层控制，对上服从对下施暴的等级社会结构。正是在这样的等级社会结构里，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他们的眼里，“大权独揽”，一切服从的体制自然是十分美好的，许多人至今也还神往于那个年代，原因即在于此。

　　人们在回忆四川省委组织的1958年中学生社教运动时，都要谈到时为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个人的决定性作用，称当时的四川是“李氏独立王国”，正是这样的体制的产物和突出表现。一位参与直接迫害中学生的领导干部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说到自己当时“只有对‘上级负责’的观念”，“（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一声令下，（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萧某某指挥棒一转”，自己根本不考虑“这样搞会给青年同学带来什么严重后果”，就忠实执行了，“盲目地追随顶头上司，按顶头上司拟定的框框来判断是非，按顶头上司定下的调子来决定敌我”。[60]这都是体制使然，教训是深刻的。

　　三，建立以“兴无灭资”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

　　1958年3 月，毛泽东有一个重要批示：“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一个灭掉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因此要“兴无灭资，无产阶级的自由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被灭掉了”。[61]应该说，“兴无灭资”正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最为流行的口号。杜心源在他的报告里，就明确指出：“加强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学校改革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兴无灭资’，灭资产阶级思想，兴无产阶级思想”。[62]应该说，1958年的中学生社教运动，自始至终都贯穿了这样的“兴无灭资”的精神。

　　问题是，要“灭”的是什么样的“资产阶级思想”，要“兴”的是怎样的“无产阶级思想”？

　　在1958年的中学生社教运动中，有一份内部材料：《省成四中58级学生在双反运动中暴露个人主义思想的典型材料汇集》。所谓“双反”就是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口号下，号召年青学生“向党交心”，实际就是交代自己不符合党的“无产阶级思想”要求的“资产阶级思想”。那么，交代出来并因此受到批判的，又是些什么思想呢？不妨列举几条：1，“把精神寄托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法国和俄国的反映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小说上。我爱读法国作家雨果，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俄国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以及中国作家闻一多、郁达夫的作品”；2，“我醉心于考大学，热中于解难题”，“我出身贫农，是个遗腹子，我母亲一手撑持两亩薄田，每日两顿搀杂粮的饭。她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常说‘你将来要找钱呵！’常叫我们为她‘争气’”；3，“必须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才不枉做人一场。我想成名，对科学有强烈的爱好，从小立下宏大志愿，终身职业就是研究理论物理”；4，“我要用超乎一切寻常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发表许多新奇的见解”，“我向往着童话的境界”，“我还要掌握宇宙，把宇宙看过究竟，满足个人的求知欲”；5，“我生活的目的是为了作家的地位，巨额的稿费和版税，漂亮的小洋房和小汽车，漂亮的理想的爱人”，“我最爱唱的歌是‘五月的风’、‘送君’、‘初恋’、‘望穿秋水’、‘花好月圆’、‘地上人间’-----”；6，“我背着组织和女同学恋爱”，“只要有女同学和我在一起，我就感到幸福和说不出的愉快”；7，我“追求自由”，“我如学文，一定学鲁迅，正视这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我要“写出社会的不公平”，“攻这些只会背政治条文，带着阶级偏见的有色眼镜来衡量别人的文人，打那些被愚弄得昏头昏脑的读者，使他们清醒过来”；8，“我开始对党不满，尤其对一些与我个人相关的政策，如选派留学生，投考高等学校要考察政治条件的问题，以及新教育方针抵触不满”，“党提出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策时，我的不满加深了-----知识分子就是如此，还要什么改造”。材料的整理者将以上思想概括为“个人主义的学习目的”、“消极、颓废的人生观”、“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政治思想反动”四类，并且还作了这样的统计，据说有以上四类“资产阶级思想”的学生分别占学生总数的64.2%，9.5%，5.3%和6.2%。[63]

　　今天来看，这样的材料弥足珍贵，因为它留下了历史的真实记录：在反右运动以后的中国那样一个历史时代，在主流观念中，认为应该批判、抛弃，以至消灭的“资产阶级思想”，竟然包含了如此广泛的范围：不仅有西方和俄国的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学名著，民主、自由、平等、人道等观念，而且也包括了年轻人所特有的个人理想，探讨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求知欲，以及对物质的欲望，青春期对男女之情的朦胧向往，甚至还包括了农民的后代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家庭命运的愿望，而那些独立思考，对社会有批判意识，对现行党的政策持不同意见，对现实存有不满的少年，就更视为心腹之患，必灭之而后快了。

　　于是我们也就明白，在“灭”了这些“思想”以后，所要“兴”的“无产阶级思想”，就必然是排除了民主、自由、平等、人道的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排除了一切个人欲望、利益、权利，绝对服从，无条件牺牲个人的所谓“集体主义”的观念，放弃了一切好奇心，怀疑精神和创造力的高度统一与僵化的思维，放弃一切独立思考，批判意识，不同意见，自觉充当“驯服工具”的所谓“党的意志高于一切”的意识。——“一切服从于党”，这正是与前述“大权独揽”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相适应的新意识形态的核心。《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之一》特地引述了两个学生的反应：一位三类学生说：“我才真正体会到‘离开党一步，就是靠近右派一步’这句话的意思。今后要永远坚信党，听党的话”。另一位四类学生经过批判以后，则写信给同学说：“请从我身上吸取教训吧！生活里，党是我们的灵魂，离开了她，我们将变成一具活尸！”[64]用这样的反应来总结运动的成效，大概是再合适不过的。所谓“兴无灭资”，目的即在于此。

　　四，建立新斗争策略：“设置对立面”，制造阶级斗争。

　　但毛泽东并不满足于这样的胜利。他更有深谋远虑。就在反右、整风运动取得基本胜利的1957年10月，他就提出，以后还要不断搞这样的运动：“假使我们后年也不搞，几年不搞，那些老右派，新右派，现在出来的右派，又要蠢蠢欲动；还有些中右分子，中间派，甚至有些左派会要变。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松劲，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来，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都要来的”。[65]问题是如何始终绷紧这根阶级斗争的弦？毛泽东将其在反右运动中已经运用到娴熟地步的“阳谋”经验，再作发展，提出了一个“设置对立面”的策略，[66]即是说，没有对立面，可以设置，矛盾不尖锐，可以激化，潜伏的矛盾也可以诱发出来，用一切手段制造阶级斗争，既可以将不安全因素消灭于萌芽中，又可以保持社会的紧张气氛，逼使全党全民始终处于“革命状态”。

　　应该说，李井泉对毛泽东的意图，是心领神会的。他后来和上海的柯庆施等一起得到毛泽东的高度信任与重用并非偶然。毛泽东说过“要定期放火”，并且问：“以后怎么搞呀？”[67]李井泉于1958年发动中学生社教运动，就是放了一把火，可以说是他对毛泽东策略的创造性的发挥。问题是居然对未成年人设置陷阱，就特别令人发指。但对毛泽东、李井泉这样的政治策略家来说，只要“政治正确”，一切手段都可以采用；而且他们既已经认定这些十七、八岁的娃娃是最危险的“敌人”，就更加不择手段了。

　　五，建立新的制度：政审、档案等。

　　最后，我们还要提及已经一再引用的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杜心源的那个著名报告。正是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对学生的政治审查，应定为制度”，“初中以上学生应建立档案制度”。[68]

　　四川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的指示和《教育厅、民政厅、公安厅、高教局、人事局关于对报考高等学校考生进行政治审查工作的联合通知》，有三点颇值得注意。其一，所谓政审，目的是“为了保证（高等学校）新生的政治质量，预防地、富、反、坏、右等分子、混入高等学校”。这里所说的“等分子”，就包括了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中学生。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歧视，以家庭出身、思想观念与政治的原因而剥夺了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1957年高教部《关于高考学生政审要求的一些具体意见》甚至规定：“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考生要注意从严掌握，政治和现实表现一般的可以不予录取”。[69]其二，在中学生中划分右派与坏分子，并且由公安部门直接介入高校招生，掌握主导权，如本书编者所说，“大概算作我国在世界上的又一创举”，[70]更是表现了当局的“专政”思维：不仅把一部分中学生视为专政对象，而且在他们看来，教育也是实行专政，专政部门的介入就是必然。其三，政审的内容，包括了“本人成分、出身、经历，主要社会关系及其亲属的政治面貌和他们在历次社会改革运动中的情况。是否有台、港、澳关系”，这是典型的唯成分论和株连术。同时还包括“本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鸣放辩论时的政治态度和在城乡大辩论中的表现，学校政治排队情况”，以及“本人操行评分及对待体力劳动的态度”。[71]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这里可谓“图穷匕首见”：运动不过是对无知纯真的中学生设下的政治陷阱。这样的“政治审查”一旦成为制度，就成了对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控制与迫害的“杀手锏”，扼杀了多少年轻有为的青年！

　　而且这样的政治审查材料还要进入个人挡案。这就将政治控制与迫害延伸到受害者的一生，许多人就因为挡案里有“政治不良”记录而被“控制使用”，成了终身“政治贱民”。本书中许多有关回忆，实在惨不忍睹。这都是血写的历史，是必须正视的。

　　“五八年的高中生”

　　但一切体制都是有效也有限的。因为人的精神是压不服，摧不垮的。

　　于是有了“五八年的高中生”这样的“名片”和共同命名。如其中一位成员所说，多年来，他们“相知于心，始终都在相互寻觅”。现在，他们以这本《五八劫》显示自己抹杀不了的存在。

　　他们当年受难，是因为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以后也从来没有屈服过。

　　1962年，他们给周总理写信，却被作为反革命事件追查，有的被提审五、六次之多，有的因此而入狱。[72]

　　1967年至1968年，他们成立“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查阅并复制了大量有关五八社教的文件和当事人写的证言。在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又遭到残酷迫害。但他们仍冒着极大的风险，将这些材料保存下来，留下了历史的铁证。[73]

　　从2005年开始，经过三年的努力，他们又编辑、自行出版了《五八劫：一九五八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实》一书：“用五十年的血和泪，记下这行将被遗忘的历史”。

　　他们有理由这样无愧地回顾自己的一生——

　　“有一句话，我必须讲出来，就是四十八年来，我从来就没有向他们认过一次错，也没有向他们写过一份检查。我始终认为我是受害者，我对得起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起码良心”。[74]

　　“回顾几十年风风雨雨，我深切地感到我们这些入另册的同学，虽然未成年就遭受不公正的政治待遇，但都能坚忍不拔地直面人生。他们在困难面前毫不退缩，挺着腰杆做人；在名利面前，淡泊人生，洁身自爱；在工作面前，兢兢业业，能挑重担，挥洒自如。虽然没有丰功伟绩，却为社会默默地奉献了一生”。[75]

　　历史将记着这一切。


　　2008年6月21日——28日陆续写成


　　[1]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批转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关于中等学校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1957年11月27日），《五八劫》，267页。

　　[2] 《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普通中学委员会关于对高、初中毕业生进行排队的通知》（1958年6 月13日），《五八劫》，374页。

　　[3]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之二》（初稿，时间不详），《五八劫》，345页。

　　[4]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之一》（1958年3 月1 日），《五八劫》，338页。

　　[5] 《四川省林业厅关于1958年未被高等学校录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125人工作分配通知》（1958年9 月17日），《五八劫》，378页。

　　[6] 《省委组织部召开的研究58高中毕业生分配问题的一次会议记录》（1958年9 月5 日），《五八劫》，376页。

　　[7] 《编者按》，《五八劫》，381页。

　　[8] 黄一龙：《追问“摇篮惨案”——跋〈五八劫〉》，《五八劫》，240——241页。

　　[9] 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关于寒假期间集中高中毕业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1958年1 月28日），《五八劫》，265页。

　　[10]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5 卷，457页，45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11]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选集》5 卷，482——483页。

　　[12] 毛泽东：《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选集》5 卷，432——433页。

　　[13]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57年7 月2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8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指示，要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8月10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在农村中大鸣大放大争》的社论；9月4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军发布了关于在连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9月12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在全国工业企业中开展纠正工作作风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11月1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在各高校和各级党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安排计划。据时为人民大学副校长和党委书记的胡锡奎的说明，大学里的“社会主义教育课是反右派斗争的继续和深入，也是全民大辩论的组成部分”。

　　[14] 中共中央对辽宁省委请示的批复（1958年9 月18日）：“在工人中出身成分好，历史清白，但有突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对这种人只作批判，但不要戴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这种人只能是个别的。他们为什么会产生突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一定有其主客观原因，应该细心地找出这些原因-----改造这种人。对于农村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突出分子，仍按他们本人的情形加以确立为好-----但是不要在农村中去专划一项‘反社会主义分子’，因为这样很容易形成乱戴帽子，特别是对一部分富裕中农容易搞得过头----”。《五八劫》，199——200页。

　　[15] 《五八劫》，201页。

　　[16] 《揭发材料》（肖菊人）（1968年1 月13日），《五八劫》，402页。

　　[17] 《五八劫》，200页。

　　[18] 《五八劫》，387——388页。

　　[19] 《五八劫》，200页。

　　[20] 丁抒：《反右运动中派发了一百八十万顶帽子》，《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203页，田园书屋，2007年出版。

　　[21] 黄一龙：《追问“摇篮惨案”——跋〈五八劫〉》，《五八劫》，241页。

　　[2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654页，中共党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

　　[23]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1957年7 月），《毛泽东选集》5 卷，461页。

　　[24] 参看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上）》，124——126页，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出版。

　　[25] 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杜心源1957年11月16日在《省委地九次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就以成都九中为典型，谈到“六十五个教师中，直系亲属被杀、关、管、斗的就有二十一人，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三；业务水平在中上以上的二十三人中，中右和右派分子就占十二人，占百分之五十二点一，左派只有三人，占百分之十三”，“这说明目前教师队伍政治情况依然复杂”，“真正够称为无产阶级队伍的教师，在中等学校是少数”，而“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党在学校的领导权，是不巩固的”。这样的估计，应该是在次宣传工作会议上，最后作出要在中学毕业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依据。《五八劫》256页。

　　[26] 1957年11月16日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杜心源《在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五八劫》257页，报告称，这是根据“中央关于知识分子工作三项组织措施的指示”的精神作出的决定。

　　[27] 樊宣金：《石室恶梦》，《五八劫》，170页。

　　[28]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5 卷，462页，463页。

　　[29] 毛泽东：1964年6 月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转引自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30] 《五八劫》，265页。

　　[31] 黄一龙：《追问“摇篮惨案”——跋〈五八劫〉》，《五八劫》，241页。

　　[32] 阮铭：《钱伟长和党争夺青年的伎俩》，《中国青年》1957年15期。

　　[33] 《毛泽东选集》5卷，333页。

　　[34] 转引自朱正：《反右斗争始末》（上），41页。

　　[35] 参看吴江：《春寒——二师事件追忆》，《五八劫》177——186页；朱正：《反右运动始末（上）》，303——313页。

　　[36] 杜心源1957年11月16日《在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五八劫》，252页。

　　[37] 王建军：《试刀》，《五八劫》，194页。

　　[38] 杜心源1957年11月16日《在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五八劫》，259页。

　　[39] 黄一龙：《追问“摇篮惨案”——跋〈五八劫〉》，《五八劫》，241页。

　　[40] 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守愚：《关于一九五八年借社会主义教育为名整高三学生问题》，《五八劫》，392页。

　　[41] 毛泽东：《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1957年6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6册，49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

　　[42] 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 月15日），《毛泽东选集》5 卷，428页。

　　[43]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 日），《毛泽东选集》5卷，476页。

　　[44] 成都市委宣传部：《关于寒假期间集中高中毕业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1958年1 月23日），《五八劫》，266页。

　　[45]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之二》，《五八劫》，345页。

　　[46]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3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

　　[47] 参看《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泽东选集》5 卷，363——402页。

　　[48] 见《五八劫》344页。

　　[49] 吴传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中国青年》1957年13期。

　　[50] 疾风：《反对党的某一个组织就不是反党吗？》，《中国青年》1957年18期。

　　[51] 《高中毕业生寒假学习情况简报》（第16号）（1958年2 月），《五八劫》，315页。

　　[52]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

　　[53]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之二》，《五八劫》，344——345页。

　　[54] 原省成一中政治教师贺仲华的揭发材料（1967年12月3 日），《五八劫》，118页。

　　[55]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 月），《毛泽东选集》5卷，464页。

　　[56]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之一》，《五八劫》，333页，329页，332页。

　　[57] 杜心源：1957年11月16日《在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五八劫》，262页。

　　[58]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 月11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7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

　　[59] 毛泽东：《做革命促进派》，《毛泽东选集》5 卷，478页。

　　[60] 章文伦认罪书（1967年4 月3 日），《五八劫》，398页。

　　[61] 毛泽东：《对上海化工学院一张大字报的批语》（1958年3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1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

　　[62] 杜心源：1957年11月16日《在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五八劫》，252页。

　　[63] 见《五八劫》，351页，352页，356页，354——355页，358页，36360页，363页，365页，366页。

　　[64] 《五八劫》，332页。

　　[65]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 日），《毛泽东选集》5 卷，476——477页。

　　[66]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1 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

　　[67] 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 日），《毛泽东选集》5 卷，442页。

　　[68] 《五八劫》，259页。

　　[69] 《“建议不予录取”》，《五八劫》，513页。

　　[70] 《五八劫》，370页。

　　[71] 以上所引《指示》与《联合通知》见《五八劫》374页，371——373页。

　　[72] 陈启为：《给周恩来总理写信的前前后后》，《五八劫》，142——146页。

　　[73] 王建军：《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记事》，《五八劫》，189——190页。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和对李井泉这样的当权者的批判，以及积极参与这样的造反和批判的“造反派”，这是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这需要做具体分析，绝不能因为总体指导思想、路线上的错误，而不加分析地一律否定，更不能用“反右思维与逻辑”，视之为“阶级报复”。像“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的造反活动，或许有那个时代的某些问题，但其正当性与正义性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至于造反派问题，我完全同意何方先生的看法：“把文革中的坏人坏事尽量往造反派的箩筐里装，把造反派妖魔化，这都早已成为普遍现象”，“被弄得面目全非的造反派，是一个需要重新研究，还它本来面目的问题”。（《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466页，473页，明报出版社，2007年出版）

　　[74] 王建军：《我是死过一次的人——胡星林访问记》，《五八劫》，112页。

　　[75] 张安杰：《小凉山怀旧》，《五八劫》，132——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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