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维伟：上海“五反运动”中的工商界“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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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维伟：上海“五反运动”中的工商界“大户”

作者：郑维伟       来源：《史林》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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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1月份，上海“四反”运动有条不紊地推进，市工商联领导工商界思想改造和坦白检举，市总工会重点发动青年店员工人检举，青年团和妇联分别发动学生和家属做资方工作，新闻舆论成功塑造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典型。工商业者已陷四面楚歌，普遍感到恐惧不安，空气紧张。

　　“四反”为市工商联领导，“五反”由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以下简称“增委会”）领导，这是区分两者的标志，而工商界上层人士亦由主角变为配角，成为斗争对象。2月3日，沪市军管会、政府公布保证“三反”、“五反”的四项规定，严格限制工商业者。工商界坦白和检举材料一律收归市府受理，工商联及各同业公会原接受坦白检举机构一律停止工作。潘汉年并痛斥工商界隐瞒敌产行为。政府汲取“四反”含义不明的教训，据“四反”材料将“五反”内容条分缕析，罗列甚详，供内部掌握，以免无的放矢，造成混乱。

　　对此，工商界上层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荣毅仁发牢骚：“越反越多了，什么三反，什么四反，今天又来了一个五反”，严諤声感叹“替共产党办事的确困难”。盛丕华、胡子婴托病请假。各业各区主委也纷纷撂挑子。相形之下，红色小开盛康年较冷静，“这次工商联领导四反工作成绩不能说顶差，工商界的上层分子都已作了坦白。”上海用军管会名义发布规定是“不大合适的，寻便全国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等都未用此名义，单独上海是这样子，要知五反不是镇反，这是不合适的。”该批评与建议比较中肯。而潘汉年警告敌产问题，徒增工商界顾虑，因该问题多系解放前事，亦不在“五反”之列。

　　11日下午，潘汉年召集工商联执监委员座谈，安抚工商界上层。会后，工商界上层当晚开会，决定拣出重点行业由工商组、工商联干部同执监委员配合一起搞，以便集中火力。迟至16日，市工商联“五反”委员会常委会才召开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委员会组织章程，调整组织。不过，工商界领导层仍顾虑，“假如工作搞不好，一切责任又将推在工商联头上，又要说工商联软弱无力”，要求分工明确、责任分明，否则“挨骂不甘心”。而一般工商联执监委情绪渐趋缓和有轻松感，一扫一周来的沉闷气氛。

　　工商业者普遍认为《人民日报》17日反对干部右倾的社论不是“好现象”，臆测各地干部势必“宁左毋右”而大搞特搞资产阶级了。刘靖基说：“这是党报的社论，非同小可，火力还在后面呢”。也有工商业者认为，统一战线内容变了，资产阶级成了打击对象，“举起双手叫投降就是了”。而工商联负责人又噤若寒蝉，归于沉默。胡子婴说，过去工商界喜欢“叫”，以致工商联也常“上当”，看到社论更不敢向政府“叫”了。经叔平表示：“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不管对不对，更不敢讲话，怕背上‘无理叫嚣’‘猖狂进攻’的罪名”。

　　“四反”阶段，工商联推动同业思想改造、坦白检举，同业视之为政府手臂，颇有抵触情绪。“五反”阶段，工商联被褫夺领导权，工商业者反认同工商联和同业公会毕竟是“娘家”，“现在我们做个老板真苦闷，只有在自己的组织（工商联）里才能叹叹苦。换一个地方，人家就要说你是猖狂进攻”。不过，由于“四反”“五反”交接不够，工作难开展，前一阶段坦白到执监组长，一般会员尚未坦白而徒生猜忌和抱怨，“你们坦白后了事，就不替我们搞搞，让我们杀头坐牢。”斯时，工商联无所适从，而本为政策学习、思想改造的“七一”学会反倒活跃起来。19日晚，学会聚谈“五反”与业务关系，同业普遍反映工人整天开会不事生产，税局催收所得税，银行不放贷，国营公司不收货，军管会又规定不得停业，业务清淡、销路差、工资还得照发，苦不堪言。

　　整个二月份全国各大报连篇累牍地报导不法资本家暗害志愿军、破坏公共工程的典型，上海宣传系统集中塑造暗害志愿军的奸商典型—王康年，激起民众对资产阶级的痛恨。26日晚，学会专门讨论王康年案件，均示痛恨，认为他已是反革命分子，不是资产阶级，死不足惜。经叔平问道：“像王康年这种人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可能是个成功人物，但现在却走上这样一条路，这是什么缘故。”这一追问道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转折年代的身份困惑与价值失范。中共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信念、对资本家剥削本质的认知同部分民族资本家的自由资本主义诉求之间必相矛盾。王康年不过是历史转折关头的悲剧小人物罢了，“王康年是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因为王康年魄力大，投机能力强，对朋友有义气是大家都佩服的。这种人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而不能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

　　工商业者本为社会骄子，何曾遭遇这般阵势，难免风声鹤唳，恐惧自杀者众，其中不乏有人以自杀为弱者反抗的武器，不能一概而论。工商界上层对自杀者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凡是在三反五反中自杀者，可以说百分之百是畏罪者”，对自杀场合选择公开的大楼或办公室而不是个人居所，亦有非议，“本来自杀应静悄悄的死，而现在都跑到高楼大厦跳在大街上给大家看”。当然也有不少人示以同情，将心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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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领导权归市增委会后，媒体塑造暗害志愿军奸商典型，成功地激起群众对资产阶级的普遍仇恨与愤怒，动员高级职员“归队”，使资本家不仅积极递交坦白检举材料，且多恐惧悲观而自杀者，影响恶劣。在这种情况下，既要保持群众热情，又要避免不良政治影响，成为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针对运动中过激情况，一方面中央派薄一波赴沪“考察及帮助上海方面的三反和五反工作”，另一方面，陈毅2月中旬返沪直接领导运动。这标志着上海“三反”、“五反”运动进入新阶段。从2月下旬到3月20日，构成整个运动的休整期，总结经验教训，调整组织与策略，基本特点是利用外部力量促动、警示与引导工商界。具体说，政府工作重点转入“三反”，处理造成“五反”左倾的领导干部；以处理重庆“星四”聚餐会为镜鉴，摸清搞透工商界非正式组织，为清理改造工商联及同业公会创造条件；以北京分类处理工商户的标准与办法为原则，明确政策，缓和工商业者情绪，给以出路。

　　20日，陈毅在市委党员干部大会上宣布，顾准、黎玉、王纪华、曹漫之等人撤职。工商业者反应强烈，恐惧者有之，“共产党做事干净爽辣，先‘开自家’给工商界看看，然后再动工商界的手”。惋惜者有之，“顾准在税收方面是有贡献的，又精明，又强干，对国家帮助很大，像这样积极的人，又没有贪污问题，尚且是受到撤职的处分，这真是令人寒心”。也有不少人觉得顾准搞税收太“左”该撤职，刘鸿生等表示：“顾准的撤职不是他不够左，相反的是他太左了”。

　　处理高级干部毕竟有敲山震虎之效，但重庆“星四”聚餐会则直指工商界。2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指责“星四聚餐会”为“经济垄断的组织和盗窃集团”，“政治野心家的集团”。毛泽东指示各地要摸清工商界组织，担心其有操纵工商联、民建会等组织之虞，“各部分资本家的秘密结社，例如‘星四聚餐会’等，则应设法予以解散”。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商业文化发达，凡是略具规模的行业几乎都有聚餐会。《社论》发布后，业界震动，纷纷终止活动，工作人士人人自危，恐怕被怀疑别有用心，后悔加入团体。

　　2月26日晚学会开会，要求会员勿泄露消息，“以免外界误认为七一学习会是制造消息的机关，步重庆星四聚餐会之后尘”，口头通知会员停止活动。3月4日，学会最后一次集会。会员风闻，凡可能来的人几乎都来了，大有依依惜别之感。学会主要组织者，神情各异，“盛康年好像饮了很多酒，荣毅仁有些强作欢笑，胡子婴比较有不愉快的表情，经叔平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会上，发言者众，澄清“七一”学会与“星四”聚餐会本质不同，仅为学习组织而已。次日，荣毅仁求见许涤新，说明“七一”已解散。此后工商界的政治学习、思想改造不再由工商界私自组织，改由民建会公开组织。

　　运动进行两个月多，工商业者普遍感到吃不消，忐忑不安，千呼万唤五反政策，尤其希望早明了处理政策。3月7日，潘汉年在市协商会做“五反”政策报告，工商界上层情绪稍为安定。13日，政务院公布北京市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此后工商界情绪趋于稳定，“一般的都像心里放下了石头，觉得放松多了，以为这一关终于过去，好像过去了一场噩梦一样。”工商界上层却颇忧虑斗争场面吃不消，有人说：“民愤甚大几个字还是在镇反时看到过，现在又拿出来了。”“民愤”确实难计量，有人说“我厂里几百工人，发动起来民愤一定很大。”胡子婴坦言：“北京的办法公布后，明的政策是大家了解了，但加工、收购、狠命杀价钱，政府可能暗中在实行取消合法利润的政策，这一点局外人就都很难理解了。”

　　三月中旬，运动的消极影响日益凸显。第一，市场普遍不景气，工商业者举步维艰。各行庄业务清淡，厂商十之八九无力还款，甚至连到期利息都难还。工厂停工现象严重，据12个行业材料，平均开工占全业65.58%，产量仅为二月份的69.7%。第二，“五反”以来，劳资争议内容由工人要求改善福利、资方解雇职工等转向工人和店员报告资方“三停”，职工生活困难，到3月10日，失业职工高达13万人，比“二·六”轰炸时还多。第三，市场停滞、商品积压使1951年度所得税征收雪上加霜。3月7日税局开始清缴一九五一所得税，截止16日仅收到46%，而按计划要在20日完全收完。

　　政府一方面高度关注运动消极影响，但在中央政策无明确指示的前提下又难以采取有力措施。3月6日，工商联召开第十七次常委会，推定党员、副主委吴雪之代理主委职务，要求工商业者必须彻底坦白。决议通过运动紧急措施办法，凡被公安司法机关拘捕者、或有对抗、破坏等妨碍运动行为者，即予撤职或停职，而同业公会若有集体对抗、破坏运动者即行解散。据此，工商联处理力度和速度远较“四反”严厉。截止25日，工商联共停职工商联执行委员三人，各同业公会执监委员撤职二人，停职十五人。至此，工商界上层人士纷纷下水洗澡。

　　20日晚，荣毅仁、盛康年、经叔平、蒋伯笙、刘念义等五人在念义家吃饭，闲话“五反”感想。刘念义怀疑，“五反也是政府的经济政策之一，政府好几次都是有计划地选择在淡季时期来搞，农贷的来源就是从五反中来得么。”经叔平担忧资产阶级前途，“资产阶级将来是不是会沦降像黑人在美国的地位一样？”在社会大变革中，资产阶级身份失范，前途未卜，恐惧沦为社会底层。盛康年认为“五反”就是“要资产阶级低头，所以大家必须忍受，低头认错，不要为自己辩护，但这个关是难过的，事后碰碰头，散散闷，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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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事调整、机构改组之后，政府开始重启“五反”。陈毅提议“两路分兵”，把各行各业有代表性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代表人物集中起来，由市增委会直接领导，自己交代，互相揭发，工人“背靠背”声讨检举；其余中小工商业者放回厂店，接受工人“面对面”揭发检举。15日，薄一波向中央报告沪市“五反”部署情况，“第一阶段，三月二十日至三月底，五反检查队进入一百五十户重点户与工人、店员共同进行检查。”其余三个阶段据先易后难原则，先解决前三类工商户，争取其加入运动，扩大统一战线，最后集中力量打攻坚战，解决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

　　第一战役精简选择了36重点行业的74家中等规模的重点户，派驻检查队检查，重点实验，求取经验，因为规模太大无法短期内搞定，规模太小又没搞头，难以取得经验。从运动进程看，一般情况是工商业者初见检查队吓得浑身发抖，面无人色，检查队前三天召开工人诉苦、规劝高级职员归队、做资方家属工作等，资方在群众压力与亲属规劝下，在第四、五天基本上就缴械投降。尽管检查队尚能掌握政策，运动一旦展开，资方在现实压力下纷纷自我加码，或将劳方提出的违法数额照单签收，毫无招架之力。盗窃国家资财是最有弹性的罪行，何谓国家资财，又如何盗窃，很容易扩大化。

　　第一战役共查出盗窃国家资财巨大，以致有工商业者认为，“五反”必被“反”得倾家荡产，颜面尽失，因此，恐惧有增无减，总的思想情况是，“政府宽大，工人偏差；坦白好做，斗争难受；个人无罪，阶级不好；过关容易，前途渺茫”。工商界上层对第一战役中与己关系密切者很关切。胡厥文知悉翁敏如、傅守璞被检查，很着急。刘靖基关切大隆、启新检查情况，刘为大隆董事，与该厂负责人是连襟，多次向工作人员摸底。

　　23日，市增委会扩大会议上陈毅态度严肃，号召打垮资产阶级进攻，薄一波温和客气，用词考究，逐渐不提资产阶级，而用较为中性的“工商业者”。这次会议是上海“五反”运动正式开始前的预备会，向工商界事先通气，安定情绪。陈毅、薄一波明确上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比例共占总数5%，基本守法户提高到1000万。中小户颇为满意，而大户则担心被划入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情绪沉闷，如棉纺业盘算该业最多能争取到半守法半违法户，基本上找不到守法、基本守法户。

　　25日解放日报社论重点批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匆忙发动“四反”蒙混过关，痛斥胡子婴提出工商联参与“五反”是“要夺回某些环节上已被资产阶级所篡夺了的领导权，而把收回领导权斗争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痛斥其所说“明的政策”和“暗的政策”为“造谣中伤，企图抗拒五反”。同日，陈毅宣布“五反”正式开始，一方面指责“上海资产阶级”猖狂进攻“更有组织更有计划，进攻技术更高明，其恶毒程度也最大，其猖狂进攻居全国资产阶级的首位”。驳斥有人散布今天“五反”，明天就来个“七反”、“八反”的说法，联系到“五反”伊始，荣毅仁牢骚，此处所指，一目了然。另一方面，其主旨还是降温，解除资产阶级顾虑，规范运动步骤，明确“五毒”内容，有效地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五反”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消灭“五毒”，政府不会有明暗两条政策，只有一个政策，即根据北京《标准和办法》把工商户分为五类，并放宽尺度，规定凡违法所得在一千万以上并彻底坦白交代者，仍算基本守法户。

　　25日社论发表后，胡子婴“一言不发”，荣毅仁也秘密关照“从今以后，你要少讲话”，辩称“解放报的两次批评是不符合事实的。一月里工商联搞四反是饶主席的指示，二月里工商联决定对工商界教育劝导是潘副市长的指示，为何解放报又来整我们。”经叔平态度沉重，很消极地说：“我现在已经很自然的低下了头，自然而然地抬不起来了”，不敢说话，怕说错了又犯错误。严諤声在家里大发牢骚，“我与资本家关系多，是事实，有时他们要来和我谈，不能拒绝，我也不过是解释政策，劝人坦白，现在反而说我是军师，替共产党办事真难。”31日，潘汉年召集工商界座谈竟出现无人敢说话的尴尬境况，积极者如荣毅仁，即使好友盛康年怂恿，也不肯出头。当潘汉年提及军师，“胡子婴低下头，脸涨得通红，后想发言又未发言，似乎‘思想斗争’很厉害。”

　　一般说来，对陈毅重申第二类以违法所得一千万为标准，工商界上层也认为这体现了政府因地制宜的宽大一面，但上海行业繁多，各业资金周转率不同，日常交易额不同，有的每月有几十亿元至几百亿，有的才几百万，“单纯以非法所得额机械地划分，对大工商户说来是失之公允，因为营业大，手面也阔，不能和一些夫妻老婆店相比，所以最合理的办法是因地制宜，根据违法所得与资本额比来厘定，始能一视同仁。”上层大户对政府宽大颇为难受，一方面是自知罪孽深重，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使违法数字提高到二千万也宽大不到我的头上，眼看别人都在宽大之列，而我自己更孤立了。”因此，工商界建议以资本额或资本额加上周转额与盗窃数字的比例来确定基本守法的标准，而以绝对数字为标准不够公道。不过，极个别工商界上层人士担心政府“政府嘴上说得好听，背后另有一套，也是糖衣炮弹的进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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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日，市增委会通告上层303户在市委领导下在华懋饭店互助互评，不登报、不与职工见面，“背靠背”坦白交代。市委原打算将上层人士389人全部纳入，其中86人因问题较严重，态度欠诚恳，群众意见大，下放区里检查处理。而303人中盛丕华等3人离沪参加国际经济会议，1人工作调动，刘鸿生等3人因病，其他12人因故缺席，而无产无业者如胡子婴、盛康年等24人，仅作个人交代，不参加评类，实际互助互评者257人。市增委会将有产有业者按行业分五组，自选组长，坦白交代，派工作队监督。从过程上看，4月1日到3日政府较放手，到18日施压挤数字，18日以后逐渐劳资见面，政府批准，皆大欢喜。

　　最初，工商界对市里交代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笃定过关，政治上有面子，躲避工人斗争，故神态轻松，感激涕零。忧的是，怕伤同业感情，隔行如隔山，难以互助互评。是故，工商业者甚为松懈，开会迟到，派代表参会等故态复萌。发言者仅三分之一左右，且多自我表功，胡厥文、刘靖基等“老油条”多一言不发，恐祸从口出，互助互评进展缓慢。3日中午，许涤新召开组长会议，警告若不彻底坦白，笃定过不了关，打回区里。次日，许又传达陈毅指示，继续施压。5日，市增委会召集303户开会，潘汉年、许涤新继续追索数字，并选过关者做典型报告，推动运动。

　　市增委会首先利用矛盾，打开缺口。胡厥文与颜耀秋积有矛盾，颜素沉默寡言，敷衍应付，独不放过胡。棉纺组小户包蔚然坦白时，大户极事挖苦，压为违法户。3日上午荣毅仁坦白时，郭棣活从旁帮腔，小户不依不饶，批判申新与官僚资本无异，属人民财产。荣作答泪下，引来厉声责骂不予过关。潘汉年、许涤新在场本有保驾护航意，先解放之再利用其推动同业，但其他人为表现积极，攻击反而厉害。其次，布置积极分子充当炮手，在大组中个别挤压。炮手多系业内积极分子，或事先布置工商界、民主人士开炮；或变“解放战士”为炮手；或鼓动军师。工作队、组长与炮手相配合，或用暗示方法传达领导意图，或直指示组长打击对象，控制运动节奏，不轻易放关。积极者如荣毅仁“五反”后已坦白四、五次，哭过三次，刘念智先后书面补充坦白二十多次。诸尚一为著名会计师，精通税法，对偷漏事项，其一点即破，对方无不低头承认。第三，动员场外力量，给场内施压。盛康年、严谔声等军师对了解上层情况，打通思想，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4日晚，他们受许涤新之托，约荣毅仁、刘氏兄弟、郭棣活、刘靖基等谈话后做出不同策略和判断，荣毅仁思想顾虑，看重政治生命，只是他经手事不多，需要技术人员和会计人员协助。刘氏兄弟问题容易弄明白，郭棣活也只要找厂里职工再算一下，就可以解决，而王子建乃代理人，没理由代资方隐瞒，只有刘靖基老油条，需要好好劝导。最后，工作队以高强度会议疲劳轰炸，反复退回表格，要求补充。每人须填写表格，分门别类详列五毒数额。填表态度是忠诚老实的表征，而工作队视之为影响、控制工商业者的重要手段。许涤新4日传达陈毅指示后，大部分工商业者纷纷将表格拿回修改补充。5日退回表格隔天收回，重填数字大福增加，对比5日前后填报数字总额，原坦白2700亿，补充后到8日达4307亿，增加59.57%。至此，工商界已如惊弓之鸟，但求过关，不计后果，取“要啥给啥、要多少给多少”的消极态度。

　　一般来说，“七一”学会会员，思想觉悟高，政策水平强，积极参加运动，但因人生阅历、年龄差异、政治觉悟、政策水平、心理素质等不同而取不同策略。青壮者如荣毅仁、郭棣活、经叔平等，血气方刚，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思想觉悟高，相对熟悉政策，属积极分子，政府对他们团结为主，斗争为辅，保护过关。荣毅仁家大业大，3日上午，初次坦白，有带头坦白之神气，坦白300多亿，遭小户追逼甚惨。下午，态度转变，放低身段，打悲情牌。郭棣活素谨小慎微，忠厚老实，态度诚恳，通过为半守法半违法户。经叔平政策水平高，群众基础好，积极建言，与人为善，互助互评几无波澜，自评为严重违法户，组内升为半守法半违法户，劳资见面时被树为典型。年长者在传统社会生活时间长，阅历丰富，颇具声望。在转型社会，传统又成为接受新观念的负累。胡厥文有长者风范，威信高，对民主运动有贡献。业内力主评其为半守法半违法户，自责瞎报数字，独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不以为然，顶多算“泄露”情报。无独有偶，包迪生承认“听到”经济情报，颜耀秋自认“我不是偷工减料而是粗制滥造。”礼义廉耻为老辈人所敬重，多取中性词自况。刘靖基精明“狡猾”，人情练达，有独立经营的愿望和能力，关心生产，对运动不积极，属随波逐流者。16日下午，刘靖基第一次坦白态度傲慢，未获通过。20日补充坦白，态度稍收敛，评类时战战兢兢，被评为半守法半违法户。

　　青壮派与长老派的冲突，在刘鸿生家庭表现得淋漓尽致。刘氏家族在互助互评后，常开家庭会议，父子间因阅历、判断力和策略选择之不同而有间隙。刘氏兄弟，年轻气盛，阅历浅，急于过关，对父多有不满；鸿生老成持重，有实事求是心，无哗众取宠意。念义、念礼入厂被斗，念智过关艰难，想自杀逃避斗争，或坐牢来解脱烦恼，怨恨姓刘。后工作队长个别谈话、小组帮助，彻底揭同业底细，与父划清界限。父子对企业前途有不同看法，鸿生初想私营单干，诸子对阶级前途悲观，争取尽快公私合营，摆脱困境。盛、严夜访刘鸿生时，表示拟抱病交代，“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连累儿子。”吴蕴初父子与此差不多。

　　互助互评同时，政府采取“大会背靠背，小会面对面”方式，发动工人控诉，然后派代表和资方说理，既满足群众斗争热情，又保全工商界上层人士面子。18日，市增委首次召开总结大会，潘汉年、许涤新出席，解释政策，保驾护航。经叔平、荣毅仁做典型过关，其他工商业者则采取集体过关形式，尽速解决。经叔平先坦白检讨，代表建议提升为基本守法户。经初则紧张，闻此感激涕零。24日上午，刘鸿生家族企业联合过关，工人先严厉批评刘氏兄弟，念义、念智态度诚恳，而念礼交代时被批不虚心诚恳，遭挖旧账，批评后建议升为基本守法户。刘靖基过关时，初态度谦恭，抱定“态度是有政治性的”，认罪低头；过关后，故态复萌。工人代表皆精心挑选，一般均能按政府意图行事，但亦不乏将阶级斗争推向极端者。惇叙银行总经理蔡松甫平日有家长作风，劳资关系紧张，运动开始劳方认为可有机会出口气，职工代表不让过关，责备市委手段不够“辣”，要求他们斗一斗。

　　工商界上层评定类别工作，历经互助互评、工人把关和政府批准三关。中央、华东局、市委明确中小工商业者分类标准重违法所得和违法情节的经济条件；上层工商业者则与中共合作历史与现实表现的政治条件，尺度颇松。据上述原则，兹将工商界上层评类过程与结果列表如下：

上海工商界上层“五反”评类情况



　　分析上表，（1）中央批准控制比例较沪市为严，但对有影响力的大户则力保过关。303户中评类者共261人，上表系取工商界上层389人为基数，若互助互评者为基数，显见中央、市委对303户评类要宽松得多。市委核准数字较最初控制、上报数字及中央5月2日批准数字更宽松，违法户比例仅为中央控制比例的一半左右，坚决执行了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原则。（2）市委两次上报的控制比例略有变化，30日报告与21日草案相比，陆伯康等两人降为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升级一人。陆被降级显然与《青年报》等张冠李戴地将其塑造为奸商典型有关。（3）区内检查之86人系重点打击对象，据30日报告数字计算，均列为违法户，市委核减阶段力控违法户在20%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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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产有业者互助互评接近尾声时，无产无业者的思想改造即行开张，运动有条不紊地层层递进，步步为营。颇具悖论意义的是，在互助互评时，无产无业者有人被引作炮手，追逼有产有业者，挤数字；如今沦为被批判改造者，政府又引入若干民主人士充当炮手与喉舌，防止无产无业者自搞自，挤思想。民主人士不仅政治上亲政府，多为沪市民建会领导，且不乏中共党员，如沈志远、金学成1925年即入党，资历颇深。王芸生亦曾加入中共，较早进入解放区“投降”，运动中攻击工商界辛辣刻薄。政府引民主人士充当炮手，既可考验其政治忠诚，又可表达政府意见与态度。

　　4月14日，以市工商联秘书长、红色小开、会计师、资方代理人等为主的综合组举行第一次会议，胡子婴、盛康年、严谔声、徐永祚等13人出席，民主人士金学成、沈志远、漆琪生、许士林等6人列席，讨论交代范围与方式。无产无业者与“五毒”不沾边，反而在反映工商界情况、组织其治政策学习上有所贡献，有表功意。盛康年思想认识、政策水平高，反映问题一针见血，“我看除非是与五反有牵连的历史，否则可不必谈，思想倒可谈谈”，“有具体问题的谈事实，不评户的只好谈思想，因为我们情况特殊”。列席者则要求多谈个人助长五毒的行为，沈志远建议，“有些人虽然本身没有一毒，但是有些行为是助长了五毒的，应作检讨。另一种在搞‘四反’时包庇不法资本家的也应交代。”这一说法，颇有杀伤力，扩大交代范围，谁敢保证工作中断无有意无意中助长五毒行为？昨是今非，如何讲得清楚？漆琪生要会计师谈造假账问题；金学成建议个人坦白不要“自己不动手要别人擦背”，拖延时间。闻此，胡子婴、盛康年、严谔声陷入沉默，徐永祚则顽固抗辩。

　　议程排定之后，即转入个人交代，同侪与炮手互助。个人思想觉悟、人际关系、与工商界、政府关系深浅不同，过关情况亦有差别。严谔声为工商政策专家，又兼任市财委副秘书长，与工商界来往密切，“严谔声肚皮里对工商界上层分子内里的黑幕情况知道得最多，不过不肯说出来。”17日他交代时，有条有理，态度诚恳，坦言有助长偷税漏税行为，因工作关系有“失密”行为。有做客思想，一方面做公务员，一方面担任七个企业的董事或顾问，两面摇摆。“五反”后，决心改变工作方向，站在人民立场，帮助资产阶级发扬积极进步面。出席者提意见，不痛不痒，尤其是胡子婴、徐永祚只提问一次，沉默寡言。不过，列席的民主人士意见尖锐。漆琪生批判其为资产阶级的“军师”，希望其倒戈提供炮弹。金学成深挖历史，言辞犀利，批其自命清高，实为资产阶级帮凶。严谔声问一答一，敷衍了事。

　　胡子婴有民主革命历史声望，任市工商联秘书长，深受政府器重与工商界拥戴。“四反”工作卖力；“五反”伊始，时发牢骚，被严厉警告，个人情绪亦时好时坏。19日，胡子婴交代，坦言同情民族资产阶级。为国家工业化而强调利用私营工商业，忽视限制与改造，直到“五反”才明了国家工业化应依靠国营，私营只能配合。出席者体恤她劳心劳力，提意见者寡，态度温和。而列席的总工会、工商联、新闻界、民主党派代表，上纲上线，意见尖锐。工商联工会代表重点向胡提出十余条意见，批判其违背共同纲领、欺上瞒下、不信任群众的事实和言论。金学成批判道：“你把工商联变成了旧的商会，走了南斯拉夫铁托的路线，而你是铁托路线的组织者、领导者。”此种指责是很严厉的，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什么是铁托—是资产阶级的影响侵蚀党，就是资产阶级的俘虏。”许士林责其是资产阶级同路人。王芸生专门来会“吐苦水”，气氛紧张。会议列席者之众，言语之激烈，莫此为甚，难怪胡子婴抱怨市里预先“布置”人马对其“围剿”，使她下不了台。

　　盛康年素来与政府靠拢，政治觉悟、政策水平高，见识超卓，与政府沟通较顺畅，颇受潘汉年赏识。20日交代可谓深文周纳，自称五毒俱无，只是“意识上消极助长了五毒行为”，集中批判思想和交代“七一”学会性质上。列席、出席者亦追问其在学会有无泄漏经济情报事，“七一是否是小宗派，小集团？”一般民建会员对其重视学会甚于民建有所不满。漆琪生追问：“七一是否有小工商联、小协商会、小民建的企图，取名七一是否要和共产党夺取领导权，唱对台戏？”潘汉年亲自与会一方面意在为盛康年等“解围”、“保驾”，另一方面是对胡、严、盛等工商联工作总结评价，主动承担责任。毕竟，盛康年等人是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潘汉年肯定他们三年来在工商联工作成绩，旋即提出他们对革命抱客观主义立场，站在运动外面看事物。学会好坏参半，若再发展下去一定趋向坏的一面，会成为“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加工场所。”盛康年答复中否认对“七一”有所图，“不可能有五十个人的攻守同盟”。不过，小集团、小宗派阴影一直笼罩心头，反右时荣毅仁、盛康年等遭算旧账，被打成荣盛反革命小集团。

　　严谔声、胡子婴、盛康年过关情况之别，胡子婴概括得颇传神：“严谔声过关是借东风，这一位诸葛亮准备溜了，不愿再在财委工作”；盛康年过关是“华容道”有关云长（指潘汉年）拔刀相助；而自己过关则是“火烧赤壁”，狼狈不堪，抱头鼠窜。其实，她感性色彩浓，对运动不满即常发牢骚，不若盛康年冷静，严谔声毕竟居要职。胡子婴担任工商联秘书长，工商联“三反”躲不掉，“五反”又被批判，其愤慨可想而知，迁怒工商联副秘书长幕后指使。这也从侧面揭示出工商联内部复杂的权力结构。其实，与其说批判她个人，不如说是批判工商联工作，而政府亦非要搞臭她，胡依然任职工商联，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徐永祚为大会计师，年事已高，业内朔望，稳健谨慎，常称病在家，深居简出。运动初期，会计普遍害怕坦白吃官司、影响执业、生意，认为干部首先腐化，人家才可能行贿，何来资产阶级猖狂进攻？对此，公会无所作为，徐永祚内心赞许，表面沉默。3月3日，人民日报批评徐永祚等会计师，暗中设法帮助工商界隐瞒伪报、造假账，造成税收巨大损失。徐认为其歪曲事实，欲联合声明反驳，并要民建会代为伸冤。耳闻目睹互助互评的刀光剑影，徐永祚开始交代问题。坦白前夜，女儿帮助至三点钟，坦白态度诚恳，较前三次书面坦白更彻底，交代出江南造纸厂抗战胜利隐匿敌产问题，并举出帮助工商界合理避税的方式，“重视条文，忽略政策”，给自己扣上资产阶级帽子，较政府认定的军师为重。列席者除民主人士，尚有会计师公会代表、徐永祚之正明会计师事务所职工和民主党派的会计师成员等。一般对其态度满意，但批评其影响大，造孽深，交代事实不够。王芸生批其有奶便是娘，诸尚一认为他钻条文空子。民主人士许士林、漆琪生的批评较他人为宽厚，并期其做人民的会计师、公务员、青年导师，徐永祚闻之声泪俱下。

　　经过十一天的小组互助挤思想，25日下午综合组举行总结会议。严肃紧张的思想改造，使与会者初步提高了政治觉悟，“十天小组会，胜读十年书”。胡子婴感谢小组会挽救她，今后要从感情上认识私企必须服从国企领导，要请示领导，依靠群众，克服个人英雄主义。盛康年表达了感谢与疑虑，他对报纸上发表的与事实不符的报道很是苦闷和委屈。严谔声说：“过去是以爱憎为是非，今后应当以是非为爱憎，且应以人民的立场为是非”。徐永祚很激动地表示小组会帮助之大，感动之深，生平第一次，当尽职做人民的会计师。对于列席会议的民主人士表面上均承认其有帮助作用，却对王芸生夹杂个人恩怨不满意。潘汉年总结，如今大家都学会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进行思想改造，前途光明。

6

　　到五月份，政府工作重点转向恢复生产、退财补税和整理工商团体。二月底三月初，政治运动已成为经济生活不能承受之重，“在春季出现了生产萎缩、银根奇缺、交易停滞的萧条现象。”因此，政府恢复生产旨在挽救经济颓势，舒缓工人失业，避免不良影响。斯时，市财委根据中财委指示、在市委领导下，依据五反与生产相结合方针，事实上部分终止了“四项”规定，放宽加工订货。据此，加工订货照顾54个主要行业，6253家较大厂，到四月底经济开始好转，但“好像病人经过人工呼吸，虽已恢复更生，但血液循环不正常，仍然有气无力。”

　　这些措施虽有短期效应，但难于持久。首先，加工订货受政策导向、时效影响，非活络经济根本之策，一旦到期，各厂又普遍陷入困境。工人固然有生产热情，但无力统筹兼顾原料供应、生产与市场的能力，片面生产反造成产品积压，“劳方愈积极，资方愈着急”。财经部门是“三反”重灾区，工作人员“不敢负责”，对私人资本“宁左勿右”，杀价收购，工缴过低，验收苛刻，难有利润。有的宁愿停工，反而节省开支。工商业者已是灰头灰脸，态度消极，为退财补税才事生产。政治运动令其心有余悸，生产搞好了，利润多了，恐被视为猖狂进攻，而退财补税压力又不得不搞生产。积极者希望政府规定合法利润率，超额利润上缴政府，如此才能安心生产，公私兼顾；消极者往往想公私合营甩包袱。

　　退财补税是“五反”后期的工作重心。退财补税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算经济账旨在追索被盗窃的国家财产，收归国库；算政治账是要合理核减坦白数字，收罗人心，移风易俗。坦白过关后，工商界“普遍表现惶惶不安，对退补的负担很重，对今后经营无所适从。”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工商业者为求过关而夸大坦白数额，全市大中小户坦白6.5万亿，上层257人坦白高达1.1亿，占16.9%，几近1951年度全市所得税。工商界最恐慌者莫过于政府在收缴了所得税后，又照单全收退款。荣毅仁坦白金额巨大，心情沉重，愁眉不展，苦笑曰：“如果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

　　29日，市增委会召集303户及74重点户开座谈会，潘汉年通报退款要照顾生产，工商业者从技术角度质疑“罪名”的模糊性，实际上间接否定了个人坦白的客观性，亦变相建议政府核减的可能方向。盛康年反向推论，灵光透彻又不失分寸，“现在政府为什么对退款要核减，这正证明所搞出来的一些数字都是不正确的，普遍的是扩大数字，而这不是个别而是普遍的现象，老实说这里面是有问题，第一次坦白才是真实的，后来群众和干部都是采取宁左勿右的态度，才造成一般的追求数字了”。对此，市委与中央就退补限额、期限和方式，反复沟通，最终确定退款总额四万多亿，可分期退款，方式较为灵活。政府可根据不同情况对退款补税或紧或送。退财补税直到1957年才基本完成1954年以前退缴以现金为主，随着工商业改造深入，特别是1956年资改高潮。“五反”欠款大部分转为政府投资。

　　从总体上看，工商业界算是松了一口气。不过，由于企业规模、经营状况、退补数额与方式、行业前途及政治觉悟不同，工商界上层对退补的态度也有差异。一般说来，中小户船小好调头，违法金额小，退款积极性高。青年工商业家如荣毅仁、郭棣活、经叔平、陈铭珊等由于企业规模、行业差异，对退款之态度亦有差异。荣毅仁、郭棣活等家大业大，业务复杂，退款力不从心，希望以厂相抵或公私合营。郭棣活坦白亦上千亿，只能变卖部分不动产，若政府不收购，“就是杀头也是不行的。”经叔平、陈铭珊行业利润丰厚、退款金额较少，有底气，五六月退款均提前缴清。年长者如颜耀秋、刘靖基、刘鸿生等因经营状况不同，退款难易有别。刘靖基善于经营，年底退清没问题；颜耀秋是技术专家，经营不善，负债累累，退款计划三年，唯祈求政府将剔除盗窃国家资财项目，以后将利润的25%用作退款。刘鸿生企业系统均被评为守法户，父子间几度会商退款事宜，要求政府统一处理，并积极调回海外资金、账外资金以及个人资产偿付。刘氏父子希望公私合营，刘鸿生尤甚，此有违其利用经营经验和才具发展工商业初衷，不乏撂挑子之念。

　　2月份，工商联领导层或出国访问，或互助互评，工商联基本停止运作，颜面尽失，威信扫地，机构改组势在必行。6月，全国统战会议通过改组工商联的指示，为适应大、中、小各得其所的方针，大城市工商联实行分级管理，市工商联联系全市工商界，以大户和上层为主体，并吸收国营企业、合作社一定的代表参加，适当吸收区级重要代表人物，而区级组织为中小工商业者的经济政治活动阵地。8月2日，市工商联召开第19次常委会，废止3月初通过的紧急措施办法，市工商联和同业公会执监委员（或筹备委员）定案如被评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或半守法半违法者，过去已停职或撤职者，恢复职务，完全违法户应无条件撤职，而严重违法户则须经市工商联常委会决定。工商联工作恢复常态，但工作内容渐不同前，组织工商界学习政治理论成为工商联日常事务。市工商联依中央指示精神，以先市区后郊区、先建立筹备会再正式成立的步骤，逐步建立区级组织，一改过去着重发展同业公会的做法。关于组织构成，为体现国营领导，国营、合作社筹委占总额的10-15%，且有一人任正副主委；私营企业内部大中小户比例控制在2：4:1.5；常委会内大户15%左右，中小各半；以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为主，严重违法户如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重要，且改正错误，在筹委或常委中可个别考虑，但排除完全违法户。

　　建国伊始，工商联以工商界上层为主，民建会以中小工商业者为主，分层代表。3月23日，毛泽东要求整顿民建会，开除五毒俱全及大失所望的人，增加一些较好的人，使之成为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6月，全国统战部长会议明确民建会主要发展对象是对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的大工商业资本家，尤其是大工业资本家及其代表人物。大工商业者自然欢迎此路线，认为今后中小工商业会逐步淘汰，民建以中小户为主没前途，公开批评民建过去路线错误，不能代表利益，作用不如工商联，等等。中小工商业者颇不安，认为政治上没前途，“政府到底还是要大资本家的，中小户难出头。”盛康年、经叔平、严谔声等以往将工商联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者，被调往充实民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