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什么是真正的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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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徐萧 实习生 王紫汀

2015-09-28 10:41 来源：澎湃新闻

文化政治就是哪种文化成为普遍性文化的问题

张旭东认为，任何一个看似偶然、看似独特的文化或者文明实体，一旦形成一个文化系统或文明系统，它必然存在内部的普遍性，“普遍性不但对自我理解来说是普遍的，而且对别人来说也是普遍的。”
“中国人想的问题是所有的问题，西方也是这样，所有的文明其实都是这样，这就造成了局部文化世界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它的具体形态和实践是特殊的，但是所要达到的目标或解决的问题是普遍的，“这就造成了每一个文明实体都是要扩充自己的边界，都要变成普遍的问题，那么哪种普遍性更普遍，是你服从我，还是我服从你？这就是文化政治。”张旭东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在张旭东的观察里，今天的中国在很多层面，我们是被套在西方的观念里的，“技术、科学，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靠现代化、现代性。人家是普遍的，我们是特殊的，我们在学，但还没学好。这个我认为没有必要去争辩。”
但是在另一个层面——制度、伦理、情感世界等，这里面每个民族是不同的，历史成分不一样，思维方式、地理条件不一样，“至少还保存着自身文化成为普遍性的可能，还是要留住这样的一个空间。”

探讨中国道路必须处理好两个30年的关系

《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一书中非常吸引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鸿生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问题。在王鸿生看来，这两个30年联续中间有断裂，断裂中间有连续，张旭东引入了一个“主权者”的概念来勾连这个问题，比较具有说服力。
但他认为仍然有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因为张旭东所谈的范围只是就中国本身自我而言，但没有看到“这两个30年的参照在哪里，这两个30年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两个30年是和整个国际各种各样的变化背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得把国内的这样一个变化的脉络的理由和正当性，和国际的变化处理好。”
“因为这里面也涉及到国外一些人把邓小平看成是自由主义的代表，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理论？我们现在不能简单说人家都很偏颇或是妖魔化，我们应该给出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王鸿生认为张旭东是开了一个好头，“如果能够把外部世界这样一个参照系引进来、勾连起来，可能更好。”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也认为，讲中国的故事是要以中国为本位，但在讲的时候，也同时应该具有全球的视野、人类的光环。“仅仅的讲我们自己的故事，我觉得很难把中国的故事讲清楚。”
张旭东对此回应道，“两个30年，如果毛泽东的道路和邓小平的道路是反的，那就没有中国道路了。”
在张旭东看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两个30年和社会上的一些价值判断存在偏差：“我比较在意这种负面的影响，看了以后就想去反驳一下。用邓小平的30年否定毛泽东的30年，再往前就是否定五四，否定辛亥革命，这是要重新引出一个历史规律或是普遍性道路，是一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的一种倾向，就是在知识上让人觉得非常不满意的一种状态。”
“但是如果正过来说，如果坚持中国革命往前走的话，如何理解两个30年的内在一致性，或是至少是连贯性，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张旭东认为，两个30年的关联点要比近代中国和儒教中国的关联点更重要，因为只有完成后两个30年一贯性的论述，后者的连贯性论述才有意义。“不然的话就已经是历史终结了，国就不存在了。”在张旭东看来，论述这一问题的困难性“在于不是党自己要说清楚，而是知识界如何对媒体、舆论等说清楚。”
那么两个30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内在一致性呢？张旭东解释说，“毛泽东时代跟邓小平时代的关系，是如何处理实践的问题。毛泽东的实践有点像基督教，虽然那时候中国人一穷二白，但是在精神层面和政治层面上，已经达到天国了。”
“邓小平就说暂时不谈来世，你就看现在吃什么，你想不想吃得更好，现在一个月拿多少钱，明年翻一番，这样就回到很具体的实践上来。在书中，我看上去是认同毛主席的，其实我认同邓小平的。真正的中国道路，文化政治也好，中国道路也好，回到它的具体性来说，只能按照邓小平的道路走，这是中国道路。”
从文化政治角度来看，张旭东觉得，毛泽东的时代在政治性上更接近普遍性的存在。“但是毛泽东时代给我们建立起来的平台过早了，现在是怎么把我们从这个高处不胜寒的平台，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来，然后在地上走，走的方向是毛泽东的那个高度，但是具体的道路要走邓小平的道路。”张旭东总结道。
在这些面对大众的文章里，张旭东一直希望能够抛掉学院腔，更加直白。“我觉得很多话如果三言两语说不清可能长篇大论也说不清，伟大的经典语言很多都是非常直白的。我们有现成的榜样，毛主席就是用最直白的语言和最深奥意思的大师，这一点没有人比得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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