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文革中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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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蜀　

　　在人类生活中，一定的历史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是同一些流行歌曲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独立战争中流行过《杨基·杜德尔》，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过《马赛曲》，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诞生了《国际歌》，俄国十月革命时人们唱《华沙革命歌》、《红旗》，苏联卫国战争中到处传唱《喀秋沙》，中国北伐战争期间响彻《国民革命歌》……

　　歌曲属于文化的范畴。在那场以“大革文化命”为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文化大革命中，流行过一些什么歌曲？它们对时代面貌、社会情绪及人民的命运有过怎样的反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给后人留下了一些怎样的思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1966年5月中旬至月底，在率先开始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序幕的上海，举行了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据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记者述评称：“这是一次空前热烈地歌颂伟大毛泽东思想的音乐会；这是一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音乐会；这是一次有广大工农兵奋起参加的，为巩固地占领和扩大社会主义音乐舞蹈阵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开火，向资产阶级‘权威’、‘专家’挑战的音乐会。”《人民日报》还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春光》，称颂这是“广大工农兵拿起了音乐舞蹈这一有力的武器，投入了文化领域的一场兴无灭资的战斗。”

　　这次音乐会可算是唱出了文化大革命歌曲的先声。

　　应运而生的“语录歌”

　　语录歌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产物之一。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语录歌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

　　在1966年6月2日新华社记者有关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的述评中，就已提出：“广大工农兵聆听了毛主席诗词演唱以后，纷纷要求把毛主席的一些语录也谱成曲，使之广泛传诵。”

　　“毛主席语录歌”在1966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周年前夕由官方传媒正式推出。《人民日报》9月30日发表了第一批经官方审定认可的“毛主席语录歌”，包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以上三段毛泽东语录在文革中使用频率极高，被称为“老三段”）和《我们的教育方针》、《工作就是斗争》、《什么人是革命派，什么人是反革命派，什么人是口头革命派》、《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分清敌友》、《争取胜利》、《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等10首。

　　该报在《编者按》中称：“林彪同志说，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甚至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广大群众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中，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形成了读毛主席语录，用毛主席语录的热潮。他们迫切希望，使毛主席语录家喻户晓，到处传诵。革命的音乐工作者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为毛主席语录谱出了许多曲子。这是一种崭新的形式。正当国庆前夕，为了祝贺这伟大的节日，我们选登了劫夫同志和中央乐团谱写的十段语录曲，供同志们歌唱。”在发表的10首“毛主席语录歌”后面，该报注明：“以上除《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和《工作就是斗争》二首是中央乐团谱曲外，其余为劫夫谱曲。”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成名成家”已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而搞臭了，所以创作歌曲基本上已不再署个人名字而只署“集体创作”。为什么劫夫要署名？因为他是当时公认的革命作曲家、“时代的歌手”。

　　于是，在国庆节首都天安门广场的庆祝集会游行即毛泽东第四次接见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的时候，广播中便开始播出了使人们感到十分新奇的“毛主席语录歌”。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二批“毛主席语录歌”，这一批主要是鼓动造反精神的《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不打它就不倒》、《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等4首。10月25日，《人民日报》推出了第三批“毛主席语录歌”，全部是选自被称作“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三篇文章中的语录，包括《完全彻底为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白求恩》、《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们大家要学习他》、《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等8首。

　　在短短的20多天里，由“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官方传媒连续三次推出“毛主席语录歌”，自然在群众中煽起了大唱语录歌的热潮。《人民日报》在首次发表“毛主席语录歌”时的《编者按》中说过：“我们相信，在革命的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高唱毛主席语录的歌声一定会响遍全国。”这句话没有说错。当时已经形成“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学”与“不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革命还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标准了。另一方面，为了体现出学习的成绩，往往要在写文章或讲话时引用毛泽东的语录，但要求广大群众特别是工农兵群众背诵语录并非易事，编成歌来唱，就使得一些语录易记易背，这当然大受欢迎。何况，当时音乐工作者们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一些“毛主席语录歌”确实也远比如今的一些流行歌曲更通俗易唱优美动听，更使大众喜闻乐见。。

　　1967年第5期《解放军歌曲》发表的编辑部文章《为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而歌唱──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一文，有一段话讲到“毛主席语录歌”：

　　语录歌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小将最热烈的欢迎。从城市到乡村，从内地到边疆，从军营到工厂，从田间到课堂，到处是一片语录歌声。语录歌家喻户晓，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开口放声歌唱，其普及之广，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的音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语录歌的产生，不仅把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了新高潮，而且也标志着我国的音乐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之一。

　　这段话的前边几句，确实反映出了当时“毛主席语录歌”流行的情景。

　　当时给“毛主席语录”谱曲之多，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被称为“老三篇”的毛泽东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中的许多“语录”，都被谱成了歌曲，特别是《为人民服务》一篇，除去很少几句话外，几乎通篇被分解成“语录”谱成了歌曲，当时有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可以从头到尾又唱又跳将这篇文章演唱完（那几句未谱成曲的“语录”以朗诵串连）。

　　著名的部队作曲家唐诃当时还给《为人民服务》全文谱了弹唱曲（其中只有两句话用“念白”表现），在《解放军歌曲》发表时标明是“为毛主席著作谱曲”──自然这已不是“语录歌”，而应称作“著作歌”了。

　　“毛主席语录歌”的作曲者们恐怕是完成了音乐史上最艰难的谱曲工作。有些被谱成歌曲的“毛主席语录”，既无韵律、节奏，又无诗意可言，有的句子全是政治语汇而且又长，真是难为了作曲家。比如第一批“毛主席语录歌”中那首“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要谱成有节奏而且易唱好听的歌，真是谈何容易！还有一些长句子的语录，如《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帝国主义制度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等等，后人将很难想象都是当年的“毛主席语录歌”。

　　在文化大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官方传媒宣传的是不同的“毛主席语录歌”。1966年10月率先发表的前两批“毛主席语录歌”中，《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什么人是革命派，什么人是反革命派，什么人是口头革命派》等都曾在群众性的造反浪潮中起到过极大的鼓动作用。以至现在的一些电影、电视片在出现文革时期的场面时总爱用《造反有理》歌作为背景音乐。实际上，在红卫兵“破四旧”的1966年8、9月里，这些歌还未诞生。当1968年底大陆各地建立起“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1969年初中共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地位之后，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权、掌权，曾为鼓动群众造反起过作用的那几首“毛主席语录歌”便“鸟尽弓藏”，从官方传媒中消失，而被代之以《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等新的“毛主席语录歌”。在整个文革进程中，经常还有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这些新出现的“语录”也都被谱成了歌曲。

　　历史剧中也有“毛主席语录歌”，这恐怕是今人难以想象的。1967年4月，全国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批判“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实际是借题发挥批判刘少奇的“卖国主义罪行”。为了配合这一批判热潮，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编演了歌颂义和团运动的大型歌舞剧《红灯照》。这样的“历史剧”也必不可少地配上了一首“毛主席语录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里的一段话：“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这首语录歌（连同剧中的其他10首歌）由红卫兵专程到北京请著名作曲家李劫夫谱了曲。

　　当时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歌”中，竟还有一首是由老外谱的曲。那时中国外交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和干扰，为了“反帝反修”，“打倒各国反动派”，四面树敌，不仅同“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尖锐对立，而且同文革前关系甚好的亚、非、拉美许多新独立国家也关系恶化，同越南、朝鲜等共产党邻国关系也一度紧张，最后只剩下被毛泽东誉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的阿尔巴尼亚成为唯一的最亲密的“战友”。于是，就有了一首由外国人谱曲的“毛主席语录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是阿尔巴尼亚作曲家从毛泽东于1966年10月25日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节选出来的一段话：“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牢固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因其曲调的外国风味，当时很受群众欢迎。

　　“语录”毕竟不是都可以谱成歌来唱的。尽管当时幸免于被打倒的少数几个作曲家和一些业余爱好者费尽心力，勉为其难地创作了大量的“毛主席语录歌”，但是真正得到群众认可，广泛传唱的并不多。

　　“伟大统帅”毛泽东的话被称作“最高指示”，那么“副统帅”林彪的话便自然成了“次高指示”。除去为“毛主席语录”谱曲外，当时还派生出了为“林副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

　　“林彪语录歌”几乎与“毛主席语录歌”同时出现。在196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三批“毛主席语录歌”时，打头一首就是“林彪语录歌”《永远学习“老三篇”》，该报并在《编者按》中说明：“今天本报发表的九首歌曲，第一首是林彪同志最近关于学习‘老三篇’的指示”。这应算是第一首由官方推出的“林彪语录歌”。

　　此后，为“林彪语录”谱写的歌曲不断出现，较为人们熟悉的有《要带着问题学》、《为人民立新功》、《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等。林彪那段称颂毛泽东“四个伟大”的题词（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被谱成歌曲后，不大好取名字，最后干脆定名为《毛主席万万岁》，还有一首“林彪语录歌”：“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因为很难从这段话中取出一句或半句来作歌名，只好定名为《毛泽东思想颂歌》，

　　在1967年和1968年间各地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展开全面内战的时候，一些地方还流行过不知谁从林彪的哪篇“著作”中找出来的一段“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在武斗时，交战双方常常会像本世纪初中国民间的大刀会、红枪会一类武装组织上阵时念诵“刀枪不入”之类口诀那样，或高诵毛泽东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那一段语录，或高呼“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的口号。当时这段以“完蛋就完蛋”为中心词的“林彪语录”很鼓动了一些热血青少年在武斗中去拚命。有些地方的红卫兵、造反派还将这段语录谱成了歌曲。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钢二司”）1967年1月18日出版的《革命造反报》第16期上，就发表了题为《要敢于牺牲》的这首“林彪语录歌”，谱曲者注明歌唱完后喊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将“毛主席语录”与“林彪语录”结合在一起了。在1967年5月26日出版的《井冈山之声》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主编）第十三期上，也发表了由四川音乐学院井冈山战斗团谱曲的这首“林彪语录歌”，曲谱前标明歌唱时要“英勇地、前仆后继地”。歌的最后是呼喊“完蛋就完蛋！冲啊！杀！”此歌被俗称为《完蛋歌》，在各地有不同曲谱。当然都是造反派自己谱写和演唱的，未能登官方传媒大雅之堂。

　　因为对领袖人物的神化，语录成了类似于封建帝王“圣旨”一样的东西，作曲者的名字就不能按惯例放在歌曲的前面，以避大不敬之嫌。最初发表语录歌是不署作者名字的，有时只在后边说明一下，《人民日报》最早发表的三批语录歌就是如此。后来开始署名了，也不能署在歌曲前边通常的位置上，那里只能署“为毛主席语录谱曲”一类的话，作曲者名字只能放在歌曲后边的括号里。这也是当时一个很有时代特色的现象。

　　除去领袖人物的语录外，语录歌还衍生出了“革命英雄人物”的语录歌。但不好也称“语录”，便称为“革命锦言”。1968年5月，解放军青海省军区某部副指导员门合因舍己救人英勇牺牲，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授予门合“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光荣称号。于是就有了“为门合同志革命锦言谱曲”的歌《无限忠于毛主席》、《毛主席著作要天天学》、《门合支左工作行动准则》等。

　　进入鼎盛时期的“毛主席诗词歌曲”

　　“毛主席诗词歌曲”是在文革前就已出现的，只是那时还只有不多的几首，其在音乐中的地位也同其他歌曲一样，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在1965年第3期《红旗》杂志选载推荐的13首革命歌曲中，有一首“毛主席诗词歌曲”《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只排在第8位）。但是到了文革中就不同了。1966年5月举行的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便在上海文化广场为上万听众专场演唱了“毛主席诗词歌曲”，引起极大反响。这以后，所有已经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全部被谱成了歌曲（有的是一首多曲）。这些歌曲全都跟语录歌一样成了神圣的东西。

　　同偏重于说教的“毛主席语录”相比，“毛主席诗词”没有那么多的大白话或政治语汇，这些诗词本身又具有较高的艺术魅力，因此“毛主席诗词歌曲”多系优美动听的抒情歌曲。在文革时期，以往的抒情歌曲几乎全都被批判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人们不敢再唱。但是人们在生活中总不能成天只唱慷慨激昂的战斗歌曲或杀气腾腾的造反歌曲，因此“毛主席诗词歌曲”作为可以公开演唱的抒情歌曲，自然填补了空白，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此外，毛泽东的诗词毕竟不像某些“语录”有对文革政治形势那么直接的针对性，不会因形势的变化而显得过时，因此在整个文革时期，“毛主席诗词歌曲”是始终流行的。

　　在群众中流行的“毛主席诗词歌曲”主要是文革前创作的，而文革时期新创作的一些注重“战斗性”、缺乏艺术性的，便较少流行。最没有人唱的，是1976年元旦发表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尽管这两首词也被谱成了歌曲，而且在当年3月新“创刊”的《人民音乐》杂志上作为重点发表，在当年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五集中被放在开篇的位置（每一首都分别谱有两种不同的曲），谱曲者还颇费了些工夫，较有艺术性，但仍未流行。因为这时广大群众饱受近十年的动乱之苦，已经对文化大革命充满怀疑、厌倦和反感，毛泽东的威望也大打折扣。而这两首词里所表达的那种无视人民疾苦、粉饰现实的“到处莺歌燕舞”和赞美动乱的“炮火连天，弹痕遍地”、“试看天地翻覆”等内容，已很难再引起群众的好感。再加上当时“四人帮”将这两首词当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武器挥舞，更使得这两首词被蒙上了原本没有的文革政治色彩，广大群众更对其“敬而远之”了。

　　虽然“毛主席诗词”没有对文革政治形势的针对性，但它毕竟也算是“最高指示”，因此，正如一些“毛主席语录”被人们各取所需地用于不同目的一样，一些“毛主席诗词歌曲”也被派上了不同的用途。

　　在文革大规模武斗期间，战死的人都被本派群众视为“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牺牲”的“烈士”，通常都要举行十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一般还要用汽车载尸游行示威。在这样的会上和游行中，“毛主席诗词歌曲”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便成了“追悼烈士”的通用哀乐。因毛泽东这首词中有烈士上天后“吴刚捧出桂花酒”的句子，当时一些人说起某人在武斗中被打死了时，便有“喝桂花酒去了”的戏谑说法。

　　关于这首歌，还有另一个有趣的传说。据长沙造反派中的著名极左派理论家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回忆，当年与他在长沙同狱的一位“联动分子”程德明告诉他，程认识的一位北京女友（“联动分子”）在1967年2月底来信说，毛泽东已下令将全部被捕的联动分子释放。在接见被释放的联动分子时，江青要求他们改变反动观点，“而我们的同志的回答却是齐声唱起歌曲《蝶恋花》，把我们‘敬爱的江青阿姨’气得吐不过气来！”[1]因为这首歌是毛泽东怀念前妻杨开慧的。不过，对这一传说，文革后公开发表的一些“联动分子”的有关回忆均未提及，而只说到他们当时如何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

　　《西江月·井冈山》也是一首被广泛用于武斗中的“毛主席诗词歌曲”。常常是一派群众组织被另一派的武斗队包围后，就会在广播中反复播放这首歌，以示其“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英雄气概。当时奉命“支左”的解放军部队也常遇到这样的窘境：因为要到某一派群众组织驻地去强行办理如搜缴武器之类事情而被阻于屋外时，该群众组织也会在高音喇叭中播放这首歌，照样唱“敌军围困万千重”。解放军战士听了无可奈何，因为人家是在唱“毛主席诗词歌曲”。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是当时群众爱唱的歌，也是造反派宣传队的保留节目，有的还编成舞蹈表演。除了因其曲调优美抒情外，更重要的是当时造反派都知道李进就是江青，知道这是毛泽东为江青所摄照片题的诗。而江青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在中共高层领导内经常以“为造反派说话”的姿态出现，被造反派视为“知心人”。另一些人喜欢这首歌，则是因为诗句中的“乱云飞渡仍从容”、“无限风光在险峰”所表达的意境，能使人在面临困境时得到鼓舞。

　　毛泽东诗词歌曲还有的用途就是一般人所难以想到的了。当时许多干部在“五七干校”中既被监督劳动又挨批斗折磨，对主管五七干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是敢怒而不敢言。据电影评论家邵牧君回忆，1973年军宣队撤离他们那个五七干校时，一位搞美术的“五七战士”唱了一首毛泽东诗词歌曲“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以示欢送，事后才有人想起，这首诗名叫《送瘟神》。[2]

　　出自民间的造反派歌曲

　　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全面展开的1966年6、7月间，仍像以往历次政治运动那样，作曲家们迅速行动起来，谱写了一首首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歌曲。当然，除了极少数几个作曲家或工、农、兵业余作者外，一般都不署名，只作为“集体创作”，如“中国音乐家协会集体创作”、“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集体创作”等。自从8月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局势逐渐失控，原有的专业作曲家一批批被当作“反动权威”、“黑线人物”打倒。10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各地掀起群众性的造反浪潮，从这时直到各地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和中共“九大”召开前后，在中国大陆的官方传媒中，除去“毛主席语录歌”、“毛主席诗词歌曲”和一些歌颂毛泽东的颂歌之外，基本上已经见不到什么别的创作歌曲了。在这一段一方面是极端的文化专制、另一方面又近似于“无政府状态”的空白时期，在群众中便流行开了许多造反派自行创作的歌曲。

　　最早流行的是杀气腾腾的造反歌。

　　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出现，也最为知名的造反派歌曲，当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严恒所作的《革命造反歌》。歌词共有三段：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主席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们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三段词唱完后要高喊一声：“杀！杀！杀──嘿！”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是与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名的最早的学生造反组织，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而名声大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统一在红卫兵名号下。此歌作者严恒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宣布退出了“红旗”，“并把‘造反歌’火药味很浓的歌词改得很温顺，符合工作组的需要。”[3]这三段流行的歌词是改之前还是之后的？不详。1966年8月6日，红旗战斗小组与红卫兵在天桥剧场召开有关“血统论”对联的辩论会，应邀到会的江青在讲话中，提到造反歌说：“造反歌，我想找一个作曲家，诗人帮你们忙，但是他们都在整风，不知他们谁能担负这个任务。我的确是想把它流传下去。国歌不就是田汉编的吗？田汉是个叛徒。所以我很谨慎。你们先这样唱着。”[4]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检阅了红卫兵。在事后新华社于21日播发（《人民日报》同日刊载）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毛主席接见了我们“红卫兵”》中，有这样几句话：

　　“毛主席接见我们了！”好消息像闪电一样传开了。全体“红卫兵”战士沸腾了，大家齐声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造反歌》……

　　这大概是官方传媒中唯一的一次提到《造反歌》。但这首歌却未能在官方传媒中发表和播放，不过，因其旋律简朴、节奏明快，歌词大致能表达初期一部分青年学生的造反情绪，因此仍然不胫而走，迅速风靡全国，并成为初期各红卫兵宣传队演出时的保留节目。

　　笔者当年曾见到红卫兵翻印的《革命造反歌》传单上署名为“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笔者闻知彭小蒙大名即始于此），大概是因彭小蒙在北大附中红旗的名气所致（当时是不会有“版权”之争的）。北大附中红旗与清华附中红卫兵同属于那批得风气之先，最早起来造反的“高干子女”。只是他们当时造反的目标与毛泽东的意图有所不同，主要是为捍卫父辈打下的“无产阶级江山”而打击经中共中央同意批判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他们当时所听从、所保卫的“党中央”，也不是后来所说的“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是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在内的中共中央集体。后来这些高干子女成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成员，被打成“反革命”，也尝到了被专政、被“集中火力打”的滋味。随着“联动”的被批判，加上歌词中的“血统论”意味，逐渐很少有造反派再演唱这首歌了。

　　1971年8月10日，周恩来在广州友谊剧院观看文艺演出时，询问演出节目《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颂歌》的创作情况，表示不同意原歌词稿中对土豪劣绅用“杀、杀、杀”的口号，说，练兵时可以用这种口号，但对土豪劣绅要有区别；都杀光了，就会变成盲动主义，犯方向路线的错误。[5]这个在唱歌中高喊“杀杀杀”口号的作法，始作俑者就是北大附中红旗的《革命造反歌》。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

　　另一首较为流行的造反歌是《鬼见愁》，此歌有代表了文革不同阶段的两种不同版本。

　　前一个版本的《鬼见愁》原是宣扬“血统论”的“联动”对联，上、下联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鬼见愁”是横批。这幅对联出现于1966年7月底，大约8月上、中旬被编成歌曲。据当时是北京地质学院附中高一学生的申晓辉在《文革日记》中8月17日的记载：“64届三班李××是个编歌的人材，据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造反歌，是他在上厕所时编出来的，现在已流传很广了。”[6]

　　后因“血统论”露骨地“违反毛泽东思想”，也得罪了广大的普通群众（特别是人数不少的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的后代），“联动”对联不仅遭到中央否定，也遭到群众的鄙弃。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讲话中批判了这幅对联。造反派便将这首歌改了歌词，有了后一个版本：

　　老子革命儿接班，

　　老子反动儿背叛。

　　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

　　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唱完后通常还要高呼几句“谁要反对毛主席就滚他妈的蛋！就罢他娘的官！”有的还加上“叫他永世不得把身翻！”或“把他脑袋（或称“狗头”）砸个稀巴烂！”一类口号。这个新版的《鬼见愁》，成了一首典型的造反派歌曲。流行于1966年底至1967年初群众性造反高潮时期。其不同于《革命造反歌》的重要特点是，歌中已看不到《革命造反歌》中那种高干子弟引为自豪的“血统论”（“革命后代举红旗”、“党是我们亲爹娘”）的痕迹。因而更为许多没有“好出身”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背上黑锅、受到株连，长期遭受歧视甚至迫害的群众所欢迎。1966年底，四川某工矿企业第一支职工造反队到上级机关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因造反队负责人之父是已被打倒的前文化部副部长、“大黑帮”，“保守派”工人赤卫队便在会场边起哄，叫喊“狗崽子滚出去！”造反派则理直气壮唱起这首新版《鬼见愁》，“正义”的歌声使赤卫队败下阵去。

　　至于歌中骂人的话，则是从以“联动”为代表的“老”红卫兵那里学来的。因为“老”红卫兵中的高干子弟们知道他们的父辈（特别是一些工农出身的军队干部）不但平时爱“骂娘”，就是在中共高层会议上也会“骂娘”。为了表明自己是血统纯正的“革命后代”，他们便不仅穿上父辈的旧军装，还学着像父辈那样“骂娘”（连女孩子都如此）。尽管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对红卫兵讲话中多次劝告他们不要骂人，但因这一不良现象已被当成了“革命血统”的标志，所以不仅未能得到纠正，反而还“普及”到了后来的造反派当中，成为一种时尚。当时另有一首造反派歌曲更进一步骂道：“混蛋王八蛋，你睁眼看一看，文化大革命，谁敢来阻拦……”

　　继造反歌之后出现了慷慨激昂的群众组织战歌。

　　自近代以来，一些宗教团体为了使信徒们产生认同感，常运用节日、圣人崇拜、历史铨释、定期集会及音乐、绘画等手段来增加凝聚力。在这里，无论是历史还是音乐、绘画，都已成为一种独特的象征符号体系。这样的符号体系在文革中的造反派组织中也能看到。从1966年底到1968年红卫兵运动的鼎盛时期，许多红卫兵组织都创作了自己这一团体或自己这一派的“战歌”，以及歌颂自己的造反纪念日（自定的“节日”）或“战斗历程”（作出“历史铨释”）的颂歌。

　　当时最为走红的“革命作曲家”李劫夫就曾应邀为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组织《卫东》的“战歌”谱曲，歌词是卫东红卫兵所作，颇有代表性：

　　红旗飘飘，炮声隆隆，文化革命战火红。卫东战士迈大步，行进在革命的行列中。我们在斗争中锻炼成长，我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们的红司令是毛主席，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第二段前四句与第一段相同，后四句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奔向那共产主义锦绣前程。为了把革命大旗插遍天下，红卫兵永远跟着毛泽东！”

　　在1967年1月夺权之前，重庆的造反派尚未分裂为两大派，统称为八一五派，当时曾流行过一首《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由“中央音乐学院赴川革命串联队”集体创作，歌词第一段是：

　　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可挨打，可挨斗，决不低下革命的头。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决不丢！

　　第二段歌词除“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一句不变外，其余是：“敢造反，敢革命，革命到底不回头。”“打黑帮，破四旧，不获全胜誓不罢休！”

　　有的群众组织虽然没有专门创作的战歌，但是经常在广播中播放和在集会上齐唱一首在某种意义上代表自己组织意愿或感情的歌曲，可以视为他们的“代战歌”。如北京大学两大派，“新北大公社”经常广播文革前的一首表现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歌颂毛主席的流行歌曲《毛主席是咱社里人》（千山那个万水呀连着天安门，毛主席是咱社里人……），以彼社代此社，试图以毛泽东是“新北大公社”的人这一虚幻意愿来自慰和打击对方。另一派“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则经常广播那首“毛主席诗词歌曲”《西江月·井冈山》，以示自己一派虽属少数，但却有如当年在毛泽东领导下坚守井冈山的红军，而对方尽管人多势众，也只是反动的“敌军”。清华大学的两大派中，井冈山兵团属掌权的多数派，自然不必以这首“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歌来鼓舞士气，有人便创作了一首《井冈山战歌》，歌词为：

　　井冈山是造反的山，井冈山人是造反的英雄汉。舍得一身剐，敢闯阎王殿。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井冈山是红色的山，井冈山人是红色的英雄汉。忠于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彻底砸烂旧世界，创建红色新江山。

　　但是这首歌并未得到“井冈山战士”认同，因而也未能作为“战歌”流行。清华大学另一派“四一四”则经常唱的是那首俗称《完蛋歌》的“林彪语录歌”。以这段林彪语录谱成的歌，当时在各地有多种版本。但像清华大学“四一四”兵团这样把它作为自己“战歌”的，似乎并不多见。

　　1967年夏秋之际，各地造反派两大派展开大规模武斗。因中央文革领导人江青公开讲话肯定“文攻武卫”口号，所以武斗在“武卫”的旗号下变成了正义之举。于是也就有了理直气壮歌颂武斗的歌曲。在江苏省文艺界红色造反司令部主办的《红色文化、红色文艺战线》第26号合刊版上就载有一首《文攻武卫之歌》，由江苏文总省锡红反团与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筹）《新上音》《革命楼》红卫兵创作，歌词有两段，第一段是：

　　文攻武卫，嗨，文攻武卫，我们快快武装起来！

　　江青同志号召我们文攻武卫，我们再也不能天真烂漫。

　　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垂死挣扎疯狂十倍，

　　他们血腥镇压革命派，我们手无寸铁要吃亏。

　　文攻武卫，嗨，文攻武卫！杀杀杀，嗨！

　　歌词第二段只有“江青同志……”一句改成了“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林副统帅、中央文革”，其他与第一段同。

　　当时重庆两大派以大型兵工企业生产的援外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各自抢占制高点，坦克上街，“舰队”巡江，展开了炮火连天的全面内战。在重庆南岸黄山上原有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别墅，50年代改建为工人疗养院，此时则被一派群众组织占据作为武斗据点，建立了所谓“黄山警备区”。对此武斗据点居然也有自编歌曲《黄山战歌》，歌词大意为：

　　都爱黄山好风光，我爱黄山是战场。山下长江炮声响，山上松林红旗扬。站在山顶放眼望，五湖四海胸中装。毛泽东光辉思想来武装，红色江山万年长，万年长！

　　歌中唱的“山下长江炮声响”，即指当时这一派以改装舰艇组成的“长江舰队”溯江而上与另一派在江岸上的几处武斗据点展开炮战。时光流逝。不仅后人将不会想到当年曾有过这样的“战歌”，就连当年的造反派也没有多少人能记得起这类歌曲了。

　　稍晚于“战歌”，出现了“史诗”型的造反历程颂歌。

　　由于受到文革前《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影响，在1967—1968年间，造反派组织自己编演的“史诗”型大歌舞一时成为风气。

　　首都中学红卫兵“四三”派于1967年初夏编演的大型歌舞史诗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在北京公演达101场以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观看了演出。7月1日，该剧进入广播剧场摄像，由北京电视台进行了转播。剧中的创作歌曲《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广播。[7]这可能要算是在官方传媒中“露脸”的极个别的造反派创作歌曲之一。此歌发表在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海淀、西城委员会主办的《中学红卫兵》报第五期（1967年6月11日出版）上，歌词是：

　　山连山，水连天，我们和中央文革心相连。

　　风再大，浪再险，我们和中央文革肩并肩。

　　洒热血，心甘愿，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炮声隆隆，吼声震天，文化革命掀起狂涛巨澜。

　　革命造反派冲锋陷阵，坚决把刘邓彻底砸烂彻底砸烂彻底砸烂！

　　山连山，水连天，我们和中央文革心相连。

　　山连山，水连天，我们和中央文革心相连！

　　当时还有另一首同题歌曲，是四川著名群众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创作的大型歌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七场《四川很有希望》（“四川很有希望”是毛泽东对四川大动乱所作的评价）中的一曲《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歌词为：

　　巴山蜀水连北京，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毛主席是舵手，江青同志擎大旗。红卫兵战士永作您忠实的红小兵！风险大，浪连天，革命的重担挑在肩。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赴汤蹈火也心甘！山连水，水连天，我们和中央文革心相连。紧跟舵手毛主席，斗私批修永向前！红卫兵战士永跟中央文革心不变！

　　在1967年首都中学红代会红卫兵战歌演出办公室编演的“大型革命歌舞”《红卫兵战歌》中，有另一首内容相似的歌曲《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歌词为：

　　像海边的灯塔指引着革命的航程，像高山的青松无比勇敢坚强，光荣的中央文革啊，您是毛主席的忠实助手，光荣的中央文革啊，您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英雄的红卫兵革命意志坚，心红甘愿排除万难。大风浪里跟着您，海枯石烂心不变。誓做您的铁拳头，彻底砸烂旧世界！敬爱的中央文革啊，我们永远跟您心相连！我们永远跟您胜利向前，胜利向前！

　　当时首都红卫兵不仅编演了根据文革前萧华作词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原曲重新填词的《红卫兵组歌》，另外还创作了一个仿照《长征组歌》体例，词、曲均由红卫兵另行创作的《红卫兵组歌》，由首都红卫兵展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4525部队、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天津群众艺术馆东方红战斗团集体创作。包括《革命烈火连天烧》、《白色恐怖奈我何》、《心中想念毛泽东》、《难忘的八月十八那一天》、《煽风点火革命大串连》、《跟着毛泽东，世界一片红》等十二首歌曲组成。歌词都很有时代特色。如《革命烈火连天烧》：

　　毛主席亲自批发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革命的烈火连天烧，连天烧！

　　从渤海湾到戈壁滩，从黑龙江到海南岛，

　　斗争的火焰万丈高，万丈高！

　　毛主席亲自批发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吹响了文化革命进军号！

　　拿起笔，作刀枪，意气风发胆气豪！

　　风在啸，山在摇，革命造反杀声高！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卷起红色大风暴！

　　把资本主义彻底埋葬，把修正主义连根拔掉！

　　瞄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炮！开炮！开炮！

　　……

　　群众组织编演大型歌舞之风刮遍各地。造反派分裂成两大派后，又各编各的。如四川成都的两大派，红卫兵成都部队编演《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则编演《四川很有希望》。但是这些歌舞中的歌曲，以及各群众组织自己的“战歌”，多因其严重的标语口号化，再加上派性的障碍，大多没有得到流传。

　　在大歌舞热潮中，也出现过一个并非歌颂造反派的造反历程，而是歌颂中国共产党的“造反”历程的大歌舞，就是由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编演的表现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的大型歌舞剧《井冈山的道路》，曾在1967年至1968年间传到全国许多地方，其中第四场《红色政权》中的《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第七场《星火燎原》中的《八角楼的灯光》等歌曲，因艺术水平较高，曲调优美抒情，同时又没有文革的派性味道，都曾传唱一时，颇为流行（笔者在文革结束30多年后还在重庆街头听到一中年盲人用二胡演奏此两歌乐曲）。

　　造反派歌曲中还有不少五花八门的类型，如前文提到的为“林彪语录”谱曲的那首《完蛋歌》，以及后文将要提到的一些“重新填词”歌曲。

　　有些造反派歌曲现在看来十分荒唐，但在当年却是颇为严肃地流行过一时的。例如，在1966年12月4日重庆发生了造反派冲击会场造反，与正在集会的“保守派”工人纠察队发生大规模武斗的流血事件后，在混乱中传开了“工纠打死造反派”的谣言，一些造反派从火葬场强行拉走几具尸体，认定为“造反烈士”，陈尸展览，大造舆论，重庆文艺界造反派特地为此创作了歌唱“烈士”的歌曲《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歌词大意为：

　　读着《毛主席语录》想起了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那天我们一起去开会，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亲爱的好兄弟！你上台揭露了重庆市委，你发言戳穿了阴谋诡计，你勇敢战斗，你英勇无比，谁知那一双黑手把你青春夺去！……

　　因其曲调哀婉抒情，一时间到处传唱。但当有关“烈士”的传言被证实是无中生有后，这首歌也就销声匿迹了。

　　后来大规模武斗中真的死了人，一些地方便又出现了歌颂“烈士”的歌曲，但因派性的阻碍和一般群众对武斗的反感，这类歌曲多半只在本派群众组织的宣传队少数人中传唱，难以流行。

　　从造反派歌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大革命前多年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的深刻影响。红卫兵、造反派大多是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充满对斗争生活的向往，对为真理献身、为正义牺牲的英雄壮举的追求。只可惜他们像堂·吉诃德一样登错了舞台。

　　两首特殊的流行歌曲

　　文化大革命流行歌曲中最为荒唐的一首，大概要算专供“牛鬼蛇神”们唱的《嚎歌》。

　　因为没有经官方传媒公开发表，此歌在流传过程中便被作了随心所欲的修改，在各地有了不同的“版本”，歌名也有多种叫法，有的叫《认罪嚎歌》，有的叫《牛鬼蛇神队队歌》，也有的叫《牛鬼蛇神嚎丧歌》。这是文化大革命所煽动起来的人类劣根性登峰造极的“杰作”。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纳粹集中营里，法西斯匪徒们也只有过在留声机播放的古典音乐声中拷打折磨囚犯的恶行，还没有谁专门创作一首歌曲来折磨囚犯。这是中国音乐史上最耻辱的一笔。

　　著名剧作家曹禺在《已经忘却的日子》一文中，写到他上小学的小女儿小欢子唱《嚎歌》唱着玩的事：“‘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这个歌她觉得很有趣，孩子们都觉得很有趣，‘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我有罪……’小欢子高兴地反复唱。”小欢子的姐姐不让她唱，妈妈却说，让她唱吧，她不懂。后来曹禺被关进“牛棚”，被责令唱这首歌。曹禺写道：“我之所以会唱，还是受小欢子唱的时候熏陶的结果。”[8]

　　著名演员新凤霞曾专门写过一篇《和溥仪一起唱“鬼嚎歌”》，写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她所在的“劳改队”有一天命令全体学唱《认罪嚎歌》。学唱中，原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溥仪和原是评剧演员的新凤霞两人怎么也唱不好，被罚出列练唱。“这一出来两个人唱更糟了。我个子低，皇帝个子高，可我声音高，皇帝声音低，这一高一低更不是味了。歌词只有几句：‘我有罪呀！哎哟！我该死了！哎哟！该死，该死，真该死呀！我有罪呀！有罪，有罪，哎哟，唉唉哟哇！罪该万死了！……’”最后是连看管人员都只好不让他们再唱下去了，说“这可真是鬼哭狼嚎了！”[9]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不堪文化大革命给予他的迫害，携家逃离中国大陆。4月，马思聪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各种凌辱，其中就包括强迫唱《嚎歌》。在被关押批斗期间，“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嚎歌》，歌词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烂砸碎！’”[10]马思聪的这篇讲话，被各国记者译成多种文字，经众多传媒发表，因此《嚎歌》的恶名也就随之传遍世界。这大概要算当时在国外“名气”最大的一首文革歌曲。

　　《嚎歌》的作者是谁？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在一篇回忆另一副部长齐燕铭的文章中有一个说法：“一九六六年我们一同被关在文化部旁边那个大庙里，不知从哪里送来了一首歌词，硬要周巍峙同志谱成曲子，并由他教唱。这个歌曲的全部，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其中重复了两句特别别扭的调子，就是：‘我有罪，我们是牛鬼蛇神！我们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11]

　　从陈荒煤的这个回忆可以得知，《嚎歌》的曲是由著名作曲家、《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曲作者周巍峙被迫谱写的（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载：“据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这首‘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在1966年8月作的……”[12]此说显然不如陈荒煤本人亲历更具权威性）。强迫一个老干部、作曲家谱写这样的歌曲，丑化和侮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牛鬼蛇神”，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惩罚和折磨。在这里真用得上一句文革流行语：“何其毒也”！

　　凡是提及《嚎歌》的文章，大都没有完整记录下这首特殊歌曲的内容（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录的此歌词曲是由两个当年中学生在事隔三十余年后回忆出来的，不是原版）。《嚎歌》现存的最完整最权威的版本，见于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李伯钊文集》。该书第三部分《日记摘抄》中有李伯钊在1966年8月13日至10月11日被“黑帮”专政队监督人员勒令写下的《“改造”日记》，其中，1966年8月18日所记内容就是《牛鬼蛇神嚎丧歌》，有歌词有曲谱，十分完整，还像一般发表的歌曲那样标明了节拍为2/4，演唱风格为“哭丧地”。歌词有两段：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13]

　　李伯钊是中共老党员，红军时期著名的文艺宣传干部。文革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其丈夫杨尚昆是文革初期最先被打倒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她受株连也被打成“黑帮”。《李伯钊文集》一书编者为这一则日记加注说明，这首歌是监督人员强迫“黑帮”专政队唱的，擅长唱歌的李伯钊却总是唱不好，监督人员罚她单独唱，仍唱不好，就强迫她抄在日记本里天天唱。

　　值得注意的是1966年8月18日这个日期。这天刚好是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红卫兵作为“新生事物”第一次公开在世人面前出现的日子。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在8月1日就写了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于8月3日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看了这封尚未公开的信，但是当时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未肯定红卫兵这种“史无前例”的群众组织形式，全会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也没有提到红卫兵，连“造反”一词也还没有经官方传媒公开肯定而流行，尚未形成后来那种控制各单位局势的“造反派”，

　　由《李伯钊文集》推断，《嚎歌》应在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公开大量出现之前即已存在，那时各学校党委有的已靠边，有的还未完全靠边，文革运动先由上级党委派来的工作组（7月底、8月初陆续撤销），后由全体“革命师生”（在工作组或上级党委指导下）按照《十六条》的规定以所谓“巴黎公社”方式民主选举的“文革筹”一类机构进行管理，仍然接受上级党委的领导。那时的“黑帮”，一般都是经工作组或报经上级党委批准（或默认）的，“黑帮”专政队实际上是先在工作组后在“文革筹”控制下的（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就曾于1966年8月20日给武汉大学“校文革”有关建立红卫兵组织的指示中说到：红卫兵“成立后学校纠察队不要了，可以担任维持学校秩序、治安保卫、管理右派等工作。”[14]所谓“管理右派”实即管理“黑帮专政队”）。这首《嚎歌》实际上应是文革初期左倾路线的产物。其“版权”似不应属于后起的群众性红卫兵、造反派。因此笔者未将其列入造反派歌曲一类。

　　类似于《嚎歌》这样的“歌曲”，有些地方还有新的“翻版”。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铸成了中共党史上空前的大冤案。笔者当时在四川省内江市目睹过一个难以忘却的场面：造反派押解着浩浩荡荡的一大群“牛鬼蛇神”游街示众，多为中老年人，有白胡子老大爷，还有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走在行列中的小脚老太太。押送者少，示众者多，倒像成了“牛鬼蛇神”的大示威。游街队伍最前面是一个“牛鬼”敲着一面破锣，后边一个“牛鬼”斜抱着一个竹扎纸糊如真人大小的刘少奇模拟人像，上书“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再后边是几个“牛鬼”抬着一口纸糊棺材，棺材上也写着同样的文字……整个队伍在造反派监视下边走边拖声唱着：“刘少奇，垮了台，儿子儿孙哭哀哀……”唱的是四川旧时民间死人后哭丧的调子。造反派此举无非是要表明“牛鬼蛇神”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社会基础”。这大概要算《嚎歌》的一种“地方版本”吧。

　　在刘少奇被正式宣布打倒之后，还出现了一首配合中央决议的歌曲《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这首歌中，除了开头的“怒火在燃烧，铁拳高高举”两句外，全是给刘少奇强加的罪名和“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还有什么“反动透顶”、“罪大恶极”，什么“撤销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他的党籍”等等。此歌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后边几句，在唱“打倒叛徒刘少奇”、“打倒内奸刘少奇”、“打倒工贼刘少奇”这三句之间，都要高呼口号“打倒刘少奇”，在唱完最后一句“打倒帝修反的走狗刘少奇”之后，还要连呼四声“打倒刘少奇”。[15]此歌被选入当时的一些中学“革命文艺课”教材，让青少年学生们放声高唱。可见当时进行政治迫害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没有听说过苏联有“打倒托洛茨基”、“打倒布哈林”的歌，也没有听说过匈牙利有“打倒纳吉”的歌。在党内镇压所谓“反党集团”并非中共的独创，但在镇压中特地炮制一首歌曲来配合，却似乎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这首歌虽然载入了官方编印的学生课本，但却未能收入后来官方编印的《战地新歌》之类歌曲集中，似乎也未在官方广播电台中播放过。

　　狂热的领袖崇拜歌曲

　　文化大革命使领袖崇拜在中国大陆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当时歌颂毛泽东的歌曲真是铺天盖地，不可胜数。其中最重要的歌曲当首推《东方红》。

　　《东方红》由一首民歌小调被推上“圣歌”地位并不自文革始，而是由在此之前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开了头。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歌曲的《东方红》越来越地位特殊，不知是由谁作出的规定，当时无论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和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庆祝集会上，毛泽东都是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成了他的一种特权（这是要使许多封建帝王也自叹不如的）。以致在文革时期出版的歌曲集中，第一首往往必是《东方红》，第二首才是《国际歌》。当时电视尚未普及，影响最大、最快的官方传媒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的开始曲是《东方红》，每天夜间则以《国际歌》结束。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想到这里边极大的矛盾：前一首歌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后一首却又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矛盾现象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之后。

　　《东方红》歌曲在文革中的影响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在1966年“破四旧”狂潮中，北京甚至有34所中学和外地的学生一起组织了“东方红筹委会”，筹备将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周恩来得知后叫北京市委和国务院办公厅劝阻学生取消了这一计划[16]。后来有人又提出在广播电台报时的时候要播放《东方红》乐曲和“毛主席语录”，受到周恩来批评，说“这样做是强加于人。不但强加于世界人民，也强加于毛主席。造成自己被动。强加于人等于自杀，这有损于毛泽东思想。”[17]但在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却又专门安装了播放《东方红》乐曲的装置，为了保证这一装置不出故障（不在该播放时不发声或在卫星坠落时才播放），不犯“政治错误”，专家们不得不多费了许多心血，终于保证了卫星发射后顺利播放《东方红》乐曲──这岂止是强加于全世界，简直可以说是强加于全宇宙了。这年7月初，有中央负责人在接见部队文艺工作者时说：《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东方红》是我们的党歌。而当时被中共称作背叛了马列主义的“苏修”的苏联共产党在1944年便已将《国际歌》定为他们的党歌。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这样回忆到《东方红》乐曲在文革中给他的特殊感受：“每次我给揪出场之前，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场内奏起了《东方红》乐曲。这乐曲是我听惯了的，而且是我喜欢的，可是在那些时候我听见它就浑身战栗，乐曲奏完，我总是让几名大汉拖进会场，一连几年都是如此。”[18]

　　地位仅次于《东方红》的一首歌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也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作品，在1965年第三期《红旗》杂志选载的“几年来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十三首革命歌曲”中，此歌为第一首。从歌词中即可以看到当时一般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拜已经达到迷信的程度，传达出后来在文革中达到狂热顶点的领袖崇拜的先声。而这正可以说明那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浩劫决非个别邪恶人物的品质所决定，而有其更为深层的社会根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非只有林彪等人才在鼓吹，而是笼罩中共全党的一种思潮。人们最为熟悉的例子，就是在文革前期的许多群众集会上，最后都要由周恩来亲自挥臂指挥群众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当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电影片中就有这样的镜头。

　　文革初期由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秘书局局长的童小鹏，在回忆录中谈到了有关这首歌的一件事。1967年1月，中央办公厅“红色造反团”在汪东兴支持下宣布夺了童小鹏的权，10月，童小鹏被送进汪东兴办的学习班。“汪东兴搞这个‘学习班’，就是组织一批‘造反派’对‘杨家死党’（他们把同杨尚昆关系密切的人都打成‘杨家死党’）及‘走资派’、‘特务嫌疑’，实行非法的‘专政’。有一次，‘学习班’的领导人召开大会，未经法律手续，居然宣布中办俄文翻译阎明复是里通外国的‘杨家死党分子’，当场逮捕。当大会结束，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时，居然宣布‘杨家死党’的人不能唱。我自认不是‘杨家死党’，跟着唱，遭到‘造反团’的人的批评。我当然不服，提出了抗议。”[19]能不能唱这首歌竟成了一种政治权利。这也算得上是音乐史上史无前例的事情吧。

　　作家王火在长篇文革回忆录《在“忠字旗”下跳舞》中，写到他对这首歌的特殊感受：“像《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遍遍每日必听每日必唱的。直到现在，只要回想一下这歌声，就能使人想起当年‘文革’中那种红色疯狂泛滥的岁月。”[20]

　　在林彪事件发生，领袖崇拜的狂潮略有降温之后 ，这首歌还在中央高层引发过一场冲突。

　　1973年9月12日，周恩来陪同前来中国访问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出席专场文艺晚会。晚会结束时，外交部礼宾司经请示周恩来，将一向作为终场曲演奏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临时改为李劫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对此，在场的江青大为不满，责令参加文艺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作出检讨。次日，中国舞剧团负责人刘庆棠等写信给江青，说明“总理指示”的经过，14日，江青写一长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吴德，提出：“在这种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愤”，“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21]为什么演奏一首乐曲会被说成是“为林彪一伙翻案”？原来，《我们走在大路上》系李劫夫在60年代初作词作曲的流行歌曲，据说毛泽东也很欣赏此歌。在1965年第三期《红旗》杂志选载的13首革命歌曲中，此歌排名第三（前两首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林彪事件发生后，李劫夫被说成是“林彪集团成员”，从最走红的“革命作曲家”一跌而为“反革命”。是周恩来不知道李劫夫已经倒霉而被江青抓住了把柄？还是周恩来对李劫夫一案另有看法或不主张因人废曲？或是考虑到毛泽东喜欢此歌？不得而知。一首老歌竟会在中共高层领导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也算文革十年怪现状之一例。

　　《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文革中几乎人人会唱的一首颂歌。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它原是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的战歌，原名《跟着毛主席永远革命》。原词由南开大学外文系65级学生曹宏岭创作，并由他在北京请李劫夫谱曲。后来歌词不知被何人换成了电影纪录片《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中的几句解说词，从红卫兵向毛泽东表忠心的歌变成了普遍适用的领袖颂歌，

　　（原词）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是您的红卫兵，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豪迈的歌儿唱给您听。哎──想起您的教导心明眼亮，跟着您前进步伐永不停。我们誓死跟着您老人家永远革命，永远革命，永远革命！

　　（新词）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哎──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从“誓死永远革命”到“祝您万寿无疆”，这一变化正表明了当时广大群众那种朴素的革命信念已在不知不觉间演变成了狂热的宗教信仰。

　　这首歌在60年代末家喻户晓，风靡一时。在1968年至1969年大跳“忠字舞”热潮中，它是各地用来编舞的主要歌曲之一。但是到了1971年秋林彪事件后，因作曲者李劫夫被认为与林彪集团有牵连而遭审查，他创作的歌也被查禁。在197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出版的《战地新歌》（官方推出的第一本文革歌曲集）中，就没有选入曾在文革初期独领风骚的李劫夫作曲的歌，而以另一首署名“阿拉腾奥勒作曲”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取代了李劫夫那首，新歌歌词个别字句略有变动，具有蒙族民歌风格，节奏徐缓，旋律优美抒情，同李劫夫那首的节奏欢快、热情奔放大为不同，在其问世时，正好已值文革中期，广大群众已从初期的狂热走向彷徨、厌倦，因而这首歌以其特有的抒情风格而受到广大群众喜爱，流传甚广。在90年代中期风靡了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由台湾拍摄的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连续剧《包青天》中，竟“风马牛不相及”地将此歌乐曲用在其《屠龙记》一集中作为背景音乐。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形成了世界性的思潮。在大量狂热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中，也有拥护文革的“老外”创作的。比如，《歌曲》1966年第6期发表了署名“几内亚国立佐利巴舞蹈团贡特·福德等演唱”的《战斗的非洲歌颂毛泽东和他伟大的事业》，歌中称颂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争取解放胜利的战斗号角”、“普照宇宙的光辉思想”。《解放军歌曲》1968年第3期发表了署名“缅共同志集体创作”的“缅甸革命歌曲”《歌唱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歌中唱道：“毛泽东，世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缅甸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思想灿烂的阳光，给世界人民指引方向。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世界无产者拿起刀枪。战必胜，攻必克，毛泽东思想光芒照全球。……”在一些当时出版的歌曲集中，还可以见到日本、苏联等“帝、修、反”国家的“革命者”创作的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但没有作者姓名和歌曲来源，歌词千篇一律，旋律也无外国特色，未见流传，有可能是伪托“老外”之名而作。

　　在文革前期和中期，正值造反派歌曲大流行的时候，红卫兵、造反派中普遍流行过一首文革前“黑线专政”时的创作歌曲《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是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专门创作的，表现的是中共党内“毛主席革命路线”遭到左倾错误路线打击，革命受到挫折时红军战士对毛泽东的想念之情，曲调柔婉、抒情，与文革中的其他造反歌曲很不谐调。但它能够宣泄红卫兵、造反派在受到打击或感到压抑时的苦闷情绪，并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鼓舞，因而得以广泛流传。

　　滑稽的是，这首歌的作曲者之一是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濛，当时已被揪出打倒。而这首歌却仍然到处流行。后来时乐濛谈及此事时感到“啼笑皆非”，他说：“这些‘革命者’唱着我这个‘反革命’写的歌，批斗我这个‘反革命’，真是咄咄怪事。”[22]

　　除去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外，当时还出现了歌颂“副统帅”林彪和“旗手”江青的歌。

　　歌颂林彪的歌，最有影响的是《以林副统帅为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这首歌流行于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歌名下标明是“队列歌曲”，即军队中用作齐唱的歌曲，可见当时在“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解放军中，每个战士都得唱这首歌。它曾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家喻户晓，还被选入了一些地方的“中学革命文艺课”教材。但如今记得起这首歌的人已经很少，这是一首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的歌，歌谱前边有一大段朗诵，用的就是典型的“时代语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我们要以敬爱的林副统帅为光辉榜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永远忠于毛主席！

　　此歌歌词三段，基本上就是1968年至1969年前后风行的所谓“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中的口号。第一句是“以林副统帅为榜样，永远忠于伟大的毛主席”（后两段分别是“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后边就是一些当时流行的四字口号，如“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坚信不疑，坚定不移，斗私批修，革命到底”等等。

　　歌颂江青的歌不如歌颂林彪的这首歌流行。主要原因大约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由毛泽东亲自带头“大树特树”起来的，而毛泽东对江青则始终没有表示过“大树特树”的态度，因而官方传媒未敢对歌颂江青的歌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

　　不过，在1967年5月，有过一次歌颂江青的热潮。因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官方传媒于5月10日公开发表了江青的《谈京剧革命》（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红旗》杂志为此发表了社论，称“京剧革命的胜利”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5月下旬又连续发表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同时在北京集中公演了八个“样板戏”。在北京、上海的纪念活动中，陈伯达、戚本禹、姚文元等人都发表了吹捧江青的讲话，说江青“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是“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就在这一次吹捧江青的热潮中，出现了歌颂江青的歌曲。

　　在这次纪念活动中，首都陆海空三军机关两派群众组织为独自举行纪念演出以争功邀宠，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这两派群众组织中，“首都三军革命造反派”造反较早，批斗过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因其敢冲敢闯，一向得到江青等人支持，同红卫兵首都三司一样被视为“中央文革铁拳头”，另一派“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则对吴、李、邱等人采取“保”的态度，因而得到他们支持。这一派违背周恩来关于希望两派联合演出的指示，单方面于5月13日抢先演出，“三军革命造反派”闻讯后，在红卫兵首都三司支持下冲击会场“造反”，发生严重武斗事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反革命的打砸抢”，“三军革命造反派”从此被打成“打砸抢派”、“反革命”，被迫退出文革舞台。这一“五一三事件”被史家称为林彪集团初步形成的标志之一。

　　事发后，江青转而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与林彪、周恩来等人一起观看了这一派的重新演出以示支持。就在这次演出中，出现了一首歌颂江青的歌曲。

　　1968年1月，音乐出版社将这次演出节目的文字及歌谱正式出版，名为《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第一次印刷印数为310300册），署名由“陆海空三军驻京部队无产阶级革命派文体战士联合演出委员会集体创作”，其中第二部分第五个节目是歌舞《歌唱〈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六个节目是一段歌颂江青的朗诵，第十一个节目也是整台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是歌舞《向江青同志学习》，歌词的主要内容是：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她毛主席著作学的最好，为革命而学，为革命而用，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红旗，揪出了黑线，牛鬼蛇神现原形。为发展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她百折不挠，忠心耿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战功。她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勤务员，青年的好榜样，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这首歌似乎没有流传。如果不是在正式出版物上白纸黑字保存下来，后人将很难想到当年曾有过这样一首肉麻吹捧江青的歌曲。

　　荒诞年月的“重新填词”歌曲

　　借用已有歌曲的曲谱重新填词以“旧瓶装新酒”，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经常出现，十分普遍的现象。北伐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歌》、《少年先锋队歌》，红军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等，都是借用旧有歌曲的曲谱重新填词而成。

　　在文革中成为庄严神圣的颂歌的《东方红》，也是一首“重新填词歌曲”。原歌是晋西北民歌《芝麻油》，原词为：“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是一首情歌小调。在延安时期先由安波等人重新填词改成反映抗日内容的《骑白马》，随后一个小学语文教师李绵绮又重新填词改成《移民歌》，由移民模范李有源唱出来。以后又由参加挺进东北干部团的文艺干部队的公木等重新填词，由东北文工团首演，正式定名为《东方红》。[23]

　　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填词歌曲有民间自制的和官方组织的两种。

　　1967年5月，首都红卫兵中原属“联动”一派的“老红卫兵”，在“联动”遭批判，“老红卫兵”的功绩被否定的情况下，以101中学红卫兵为主，编演了大联唱《红卫兵组歌》。以文革前部队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的曲调重新填词，由《诞生》、《造反》、《反工作组》、《见毛主席》、《八月风雷》、《串连》、《长征》、《爬起来再前进》、《反刘、邓》、《望未来》等歌曲组成。重新填进的歌词充满那个时期的特色，如“砸烂八股旧学制，横扫黑帮立奇功。党给一身造反骨，唇枪舌箭杀气腾”、“革命方知担子重，造反更觉主席亲”、“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等。为了表示同已被打成“反动组织”的“联动”划清界限，要“爬起来再前进”，歌中还有“怒斥联动狗叛徒”、“开天辟地头次干，跌跟头是常事情”的词句。这恐怕要算造反派重新填词歌曲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但因“联动”的“唯我独革”及“红色恐怖”等行为得罪了群众中的大多数（不仅因保老干部而得罪了毛泽东与中央文革），所以这些歌曲很难找到“知音”，未能得到流传。

　　在文革前、中期广为流行的一首《远飞的大雁》，是以藏族民歌重新填词而成的。原词是：“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翻身的人儿想念恩人毛主席。”造反派将“翻身的人儿”改成了“造反派战士”，重新填写的第二段歌词是：“亲爱的毛主席，请您放心。为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造反派战士永远忠于您，忠于您！”各地还有不同的改法，一般不唱“造反派战士”，而唱本派组织名称“×××战士”。这首歌哀婉忧伤的曲调在当时一片火辣辣的欢呼声、打杀声的歌坛上显得十分特别，又颇能宣泄造反派在受到压制时的苦闷心情，因而较为流行。

　　1967年初，武汉出现过一首重新填词歌曲《打倒王任重》，此歌原为1946年流行于东北野战军中的一首二部轮唱歌曲《说打就打》：

　　（原词第一段）

　　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瞄得准来投也投得远，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胆寒。抓紧时间加油练，练好本领准备战。不打垮反动派不是好汉，打他个样儿叫他看一看！

　　（新词）

　　说抓就抓，嘿！说干就干，杀！揪住王任重，斗倒斗臭！集中火力猛攻黑炮手，枪打出头鸟王任重！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王任重拉下马。不打倒王任重不是造反者，打倒他给保皇派看一看！

　　武汉造反派的重新填词歌曲后边，照例还加上了“打倒王任重，气死保皇派”、“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口号。

　　同样是这首歌，在1967年5月成都地区造反派与“保守派”产业工人战斗军的武斗中，造反派只作了简单改动，许多词句未动，只将原词中的“瞄得准来投也投得远，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胆寒”改成了毛泽东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将“练好本领准备战”改成“练好本领打老产”，将“不打倒反动派不是好汉”改成“不打倒产业军不是好汉”。在另一些地方也流行过这样类似的唱法，只是将“反动派”改为唱歌者要打倒的当地某派群众组织名称。

　　造反派的这种重新填词歌还越出了国界。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或因出于“解放全人类”的狂热梦想，或因在国内遭到政治迫害的红卫兵，越过中缅边界，参加了缅甸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当时缅共的一些伤员被送到中国境内治疗，缅共派来慰问伤员的宣传队几乎都是原中国红卫兵，唱的也多是中国文革中的流行歌曲，只是重新填写了歌词。如《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歌中的原词“赣江边，你率领我们反围剿，杀败蒋匪百万兵”被改成“伊洛瓦底江边，你率领我们反围剿，杀败奈温百万兵”等等。

　　随着文革的深入，打击面扩大，政治迫害加深，群众中的反感越来越强，便流行开了一些虽不公开演唱但却广为流传的，对现实进行戏谑、嘲讽的重新填词歌曲。其中最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把“林彪语录歌”《永远学习‘老三篇’》改了词。

　　（原词）

　　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搞好思想革命化。

　　（新词）

　　包谷面，不但战士要吃，干部也要吃，包谷面，最容易吃，真正消化就不容易了。要把包谷面，作为细粮来吃，哪一级，都要吃，吃了就要拉，支援农业现代化，支援农业现代化。

　　这首重新填词歌传遍全国各地，但歌词“因地置宜”略有不同。如老鬼在自传体长篇纪实小说《血色黄昏》中记载，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知青所唱的不是“包谷面”，而是“棒子茬儿”，“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改成了“要把棒子茬儿作为鸡蛋糕来吃”。鸡蛋糕与棒子茬的反差更加强烈了。

　　1968年底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后，知青中流行了更多的重新填词歌曲。多为借用民歌或文革前歌曲重新填词而成，因此有的知青便自称为“借曲家”。比如有一首文革前流行的部队歌曲《我和班长》，原词为：“班长拉琴我唱歌，歌声朗朗像小河。先唱咱家乡风光好，再唱咱连队英雄多。哎哎嗨嗨，大家来唱歌多快活……”重庆有知青将词改为：“知哥拉琴知妹唱歌，知哥知妹穷作乐。知哥不娶向阳花，知妹不嫁土农豁。”（“向阳花”即农民，语出文革前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农豁”是一些知青对农民的戏称，又作“农豁皮”。）还有一段是“队长偷鸡我偷锅，我跟队长‘打平伙’（即凑份子共餐）。队长的姐姐嫁给我，我是队长的姐夫哥。”深感失落的知青便以这样的歌来宣泄苦闷和自娱自慰。

　　从1968年10月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大批机关干部被下放到所谓“五七干校”进行变相劳改，不仅强迫干部们从事许多毫无意义的惩罚性繁重劳动，而且继续进行乱揪乱斗的“阶级斗争”。这一大规模迫害干部、摧残人才的作法，当时却被称作“光辉的五七道路”加以歌颂。著名作家陈白尘在回忆那一段生活的《云梦断忆》中回忆说：

　　我们连里有支歌曲，其中有句“五七道上迈大步”，是天天听到的，可是每次听到“迈大步”三个字，不知怎地，我总想起幼年时候在我那小县城里走街串巷“卖大布”的山东人的叫卖声。自然，这一联想里不知含有多少“反革命”意识，尽管我每周都写一份“思想汇报”，坦白说，这些思想是没有写进去的。[24]

　　把“迈大步”暗自想成“卖大布”，这可以算作一种不公开的“重新填词”。这样的“重新填词”当时就太多了。

　　在1970年初，《红旗》杂志第二期推出了重新填词的“革命历史歌曲”5首，包括《工农一家人》、《毕业歌》、《抗日战歌》、《大刀进行曲》、《战斗进行曲》。《红旗》编者在“关于重新发表五首革命历史歌曲的说明”中称：“今天，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这些革命历史歌曲重新填写和修改歌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歌词从阶级观点出发，突出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突出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突出了工农群众的革命作用，使歌曲的革命音调得到更好的体现，也更切合于当时革命斗争历史的实际情况。”随后，又陆续推出了一批“革命历史歌曲”和“革命历史民歌”。这些歌曲的出现有复杂原因，把持文艺宣传大权的江青一伙是为了显示“毛主席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而广大音乐工作者则是为了设法让更多的优秀历史歌曲得以解禁公演，重见天日。因此这批歌曲的重新填词使双方都煞费苦心。在1972年出版的第一本《战地新歌》中，就选进了“集体重新填词”的10首“革命历史歌曲”和5首“革命历史民歌”。历史可以“重新填写和修改”，这是文革前就已经有了的作法，文革使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5年纪念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时，两位音乐家作曲的许多歌曲又被官方传媒以重新填词的形式推出。在纪念音乐会上演唱的基本上是重新填词的歌曲。当时还曾打算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也重新填词，如将其中《保卫黄河》歌中的“风在吼，马在叫”改成时髦的“红旗飘，军号响”，因遭到周恩来反对而作罢。原词作者张光年（光未然）在当时形势下也曾想建议改掉已被批判为“美化国民党统治”、“丑化中国人民”、“宣扬投降路线”的一些歌词，“考虑《黄河》歌词作个别字句的修改。《黄水谣》改三字（“喜洋洋”改为“种田忙”）。《黄河怨》改七字（“命啊这样苦”改为“夜啊这样长”，“我和你无仇又无冤”改为“我和你相隔万重山”）。”后与演出指挥者李德伦商量后，才收回了修改意见。[25]

　　这批歌曲中，有的不仅被重新填词、改词，甚至连歌名也被改变了，如由孙师毅作词、聂耳作曲的《开路先锋》，被重新填词后改名为《工农革命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打长江》，重新填词后改名为《工农一家人》。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重新填词后改名为《抗日战歌》。若只看歌名，真不知那是历史上的什么歌了。这些重新填词的歌曲，不仅完全不顾原歌的时代背景，塞进了大量打着文革烙印的标语口号，甚至根本不管语意是否通顺。仅举这些重新填词歌曲中的一首，原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为例，即可见一斑：

　　（原词）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场，我们不愿作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的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新词）

　　同学们，大家起来，奔向那抗战的前方！听吧！抗战的号角已吹响，看吧！战斗的红旗在飘扬。我们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我们誓死保卫祖国的边疆，我们决心把侵略者彻底埋葬。我们要和工农在一起，筑成那铁壁铜墙，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迎接那民族解放胜利的曙光。前进，前进，军号已吹响。同学们！同学们！快行动起来，奔向那抗战的前方！

　　在新词中，“保卫祖国的边疆”和“迎接那民族解放胜利的曙光”是非常明显的矛盾（若仅是祖国的边疆遭到入侵，怎么用得上“迎接民族解放”的概念？），但是当时是顾不上这些的。

　　这段历史似乎已经被人遗忘。近年一部写田汉的传记中，写到田汉于1968年12月10日冤死狱中之时，“鬼使神差一般”，广播中响起了他作词的《毕业歌》，作者还发挥说：“当权者播出这首歌，大概是为了鼓励那些狂热过后的青年学生沿着他们的极左路线去‘继续革命’。”有的报刊特地以“《毕业歌》为他送行”为题摘发此段内容。但是这一戏剧性细节的真实性却令人怀疑。熟悉当时情况的人都会知道，那时官方的广播绝不可能播放田汉作词的歌（连《国歌》也已不准唱词而只能播放乐曲）。造反派的广播也很难播放“大黑帮”作词的歌曲（何况此时各地造反派大多已实现解散组织的“大联合”，派性组织广播站已撤销）。而重新填词的《毕业歌》此时又尚未出现。

　　这种恶劣的重新填词风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之后，竟落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头上。

　　因某些领导者坚持“两个凡是”，继续推行不叫文革的“文革路线”，被打成叛徒迫害致死的田汉迟迟未能获得平反，因而由他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也迟迟不能演唱歌词。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解禁公演时，影片中唱《国歌》那一场被改成了只闻乐曲声，只见表演者们不断张嘴而无歌声的怪诞场面。1977年6月由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歌曲集》中，也删去了原有的词曲一体的《国歌》，而用了一个《国歌》的“管乐缩编总谱”来权充“歌曲”。更为严重的是，1978年3月5日，庄严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还通过了重新填词的《国歌》，新词是：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改得面目全非。使田汉冤案在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一年多之后还被加上不应有的一笔。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整整四年之后，田汉（于1979年4月）获得平反昭雪两年多之后的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才通过决定，恢复了《国歌》原词原貌。“新词”连同“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理所当然地被人民抛弃。如今已经没有几个人能记得那些“新词”了。

　　李慎之先生在《只有一个顾准》一文中说了这样一段很有见地的话：“历来的所谓‘国耻’其实不过是各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国难’，‘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国耻’。”[2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遭遇，就是一个沉重的例证。

　　封闭时期的外国歌曲

　　在文化大革命中，外国歌曲几乎全部被批作“反动”、“黄色”、“封资修”，遭到查禁。官方传媒中外国歌曲几乎绝迹。

　　但是，有一首法国歌曲“一花独放”，成为例外，这就是《国际歌》。这首歌在文革期间广播电台天天播放，在一些群众集会上通常作为终场歌曲齐唱。到了1970年更是“大放异彩”，原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把它当成了批判林彪集团的武器，要求全党大唱。他在南巡列车上还亲自同护士、服务员一起唱这首歌，并且唱一句讲解一句。此事传达出去后，唱《国际歌》便成了一项严肃的政治活动。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除毛泽东一人外全部赞同设国家主席，全会上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拥护林彪的报告，但毛泽东以“救世主”自居，坚持“唯我英明”的个人独断，毫无道理地推翻集体意见，将“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定为“反革命纲领”，迫使广大中央委员纷纷检讨“上当受骗”。另一方面，毛泽东却又要大家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求人们通过唱《国际歌》来批判“陈伯达一类骗子”宣传的“天才论”、“英雄史观”……这大概要算毛泽东在文革中最难以自圆其说，最自相矛盾的举动之一了。

　　唱外国歌曲当时几乎等同于“资产阶级思想”，甚至会被看成“反革命”行为。但是，异国情调的歌曲总是对歌曲爱好者们有着特别的吸引力的。“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群众总有办法找到逃出禁锢的“缺口”。

　　当时与中国关系说得上亲密的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于是，随着阿尔巴尼亚访华文艺团体的演出增加，一些阿尔巴尼亚歌曲便得到流传。除去那首阿尔巴尼亚人作曲的“毛主席语录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广为传唱外，当时流传的还有《北京─地拉那》、《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越南，阿尔巴尼亚支持你》等。老出版家、翻译家陈原在《知己能吃么？》一文中提到那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歌时，动情地回忆说：“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喜欢那首由那时的‘知己’作曲家谱的小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首歌真情，朴素，优雅……在那动乱的十年间，这首充满激情的短歌（难道那时还有别的动情的歌么？）伴我度过多少个迷惘的黄昏啊！”[27]有的音乐学院学生，为了满足自己的作曲、演唱欲望，便巧妙地以“阿尔巴尼亚歌曲”为掩护，谱写一些外国味的歌曲来传唱。不过这种伪作很少得以流传。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少许外国电影开始上映。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轧钢工人》等影片上映后，片中的歌曲也随之流行。在文革中上映的苏联电影只有斯大林时代拍摄的两部：《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其中没有作为插曲的歌曲，否则也会随电影上映而流行（老鬼在《血色黄昏》一书中把内蒙知青唱的苏联歌曲“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误记为《列宁在十月》中的歌曲，其实此歌是50年代初期上演的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中的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中期，1970年间，还流行过一首词曲作者身份十分特殊的外国歌曲，即由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创作的《怀念中国》（一译《怀念你，中国》）。

　　1970年3月，在西哈努克出访期间，柬埔寨国内发生军事政变，西哈努克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到北京居留并领导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直到1975年柬埔寨首都金边获得解放后，西哈努克等人才回到自己的国家（但很快就遭到“红色高棉”背信弃义的监禁）。在居留北京期间，尽管当时中国政府面临文革带来的大动乱，但对西哈努克等人仍竭尽可能地照顾得十分周到。在此期间，自然是通过有关部门的批准，中国大陆流行开了《怀念中国》这首歌曲。歌词大意是：“啊，亲爱的中国啊，我的心没有变，我永远把您怀念。啊，亲爱的中国……”

　　据西哈努克回忆，这首歌是文革前夕的1965年他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陈毅等陪同他乘船游览长江三峡时，他被两岸美景所陶醉而写下的。他说：“这是我献给中国人民的三首歌曲之一。周恩来对这首歌似乎情有独钟。1973年，我在对柬埔寨解放区进行视察返回北京之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专为我举行了一个有600人参加的大型宴会。席间，中国的军乐团便奏起了我的这首《怀念你，中国》，曲调轻快流畅。一听到这首曲子，周恩来便停了进餐，居然随着乐队哼起歌来。”[28]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中外抒情歌曲大多已遭到严厉批判，被打成“软绵绵、轻飘飘”的“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文革期间，这首歌怎么会“情有独钟”地获准公开流行？与这一矛盾现象相映成趣的有另一件事：正当中共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中共第二号领袖人物刘少奇已被宣布永远开除出党的时候，1970年5月，毛泽东竟向自称是“不懂共产主义”、“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亲王”西哈努克提出：“你有资格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从现在起，请考虑做一个共产党人吧。”[29]对号称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共产党进行这样的“吐故纳新”，实在是令常人难于理解的。

　　当时在群众中，受批判的外国歌曲依然在悄悄流行。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下乡后，知青们更是公开地唱起了曾被他们自己批判和唾弃过的外国歌曲。

　　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

　　“知识青年”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专有名词，特指被下放到农村去的城市学生青年，它并非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早在文革前，1955年至1965年十年间，就已经有上百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了农村。但是“知青歌曲”却是文革的产物。

　　严格说来，所谓“知青歌曲”，只是由文革中、后期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创作的歌曲。文革前的知识青年大多是因“家庭出身不好”，在日益严厉的“阶级路线”桎梏下，他们升学无门，就业无路，只得到农村去另谋出路。他们从在城市被压制、被歧视的处境变成“新式农民”，没有太强烈的失落感；他们所受的文革前的正统教育及自身家庭社会地位的限制，多不敢乱说乱动；再加上那时毛泽东对知青到农村去强调的还不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们还充满对美好前途的希望。因此在他们中没有出现过后来的这种“知青歌曲”。

　　1968年底，毛泽东的一段“最高指示”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劳动改造的运动。这一运动使得曾在文革中一度被称为“革命小将”，充满狂热的革命幻想的中学红卫兵们，骤然跌落到社会底层，沦落于苦难的深渊。对他们在社会地位上这种强烈的反差，曾在文革初期挨过红卫兵揪斗的杨绛先生有一段生动的记叙：“……上山下乡后的红卫兵，我在干校时见到两个。他们住一间破屋，每日拣些柴草，煮些白薯南瓜之类当饭吃，没有工作，也没人管，也没有一本书，不知长年累月是怎么过的。我做‘过街老鼠’的日子，他们如饿狼一般，多可怕啊。曾几何时，他们不仅脱去了狼皮，连身上的羊毛也在严冬季节给剃光了。”[30]

　　在饱尝了人世的辛酸之后。这些当年豪情满怀的“旧世界的批判者”们，曾在“破四旧”中怒斥一切轻歌曼舞，将所有抒情歌曲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贬为“靡靡之音”、“封资修黑货”，此时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毫无出路的前景，走向了对当初“造反”的反叛，创作了许多与文革主旋律背道而驰、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这些歌曲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哀叹知青生活的苦难，一类是对社会现实的戏谑、嘲讽。

　　在当时严酷的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下，这样的知青歌曲自然不可能发表或演出，多在知青中靠传唱或手抄本半公开流传。再加上地域和农村交通、通讯条件的限制，各地知青往往只限于传唱各自不同的歌曲，因此没有出现像当初一些造反派歌曲那样流行全国、造成广泛影响的知青歌曲。有些地方，因知青歌曲中公开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还有的是以受批判的解放前歌曲（如《秋水伊人》）重新填词而成，因而被当作“反动歌曲”或“黄色歌曲”加以追查、批判，甚至定为“反革命案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首曾引起轩然大波的《南京知青之歌》。

　　《南京知青之歌》原名《我的家乡》，由在江苏省江浦县插队落户的南京市66届高中毕业生任毅在1969年夏收之际创作。他以文革前一批自愿去了新疆的校友创作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为基础，改编了音乐，重写了歌词。歌词第一段是回忆南京古城：“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第二段抒发人生转折的感慨：“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第三段叙述“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的知青生活。尽管歌中也有“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这样的文革豪言壮语，但通篇弥漫着的是沉重的失落感和幻灭感。在流传过程中，歌词又增加了有关爱情和友情的段落。

　　这首歌很快由南京传入上海，又由上海知青带到了黑龙江。两年后，随着一些知青的入伍当兵，这首歌还流传到南京、石家庄等地的一些军营，只是歌名改成了《可爱的南京》等。不知经过什么渠道，这首歌甚至传到了苏联。

　　1969年8月，任毅的一个因残疾而留城的同学，在安装半导体收音机进行调试时无意中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的这首歌。他赶紧告诉了任毅。任毅在第二天同一时间到他那里，果然收听到了由莫斯科广播电台播送的这首歌，苏方将它处理成男声小合唱，改名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美帝”、“苏修”是中国“革命人民”的两大凶恶敌人，歌曲在“苏修”电台播放，是可怕的大罪。任毅最初打算以自首来减轻“罪行”，但有关单位尚未引起重视，不予受理。直到1970年2月，江青、姚文元作了批示，张春桥下令设立专案，任毅才被逮捕。就为这一首歌，任毅被判死刑（又一个史无前例），后经省委负责人开恩，改判十年徒刑，坐了九年监狱。在关押期间，任毅还曾三次被拉到“公判大会”上去“陪杀场”（犯人谁也不知道将宣布死刑的名单上有没有自己，每一次都是残酷的精神折磨）。

　　百花凋零之后的“战地新歌”

　　在文革中、后期，喧嚣一时的造反派歌曲已经连同造反派组织一起退出历史舞台，“毛主席语录歌”也因大量是由李劫夫所作而随同他一起被打入了“冷宫”，领袖崇拜歌曲也只剩下歌颂毛泽东一人的了。倍感寂寞的歌坛，开始出现了经官方认可的少数新的创作歌曲。

　　1972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歌曲集《战地新歌》，书名出自毛泽东的的诗句“战地黄花分外香”，以示这些诞生于文革战斗中的新歌比以往的旧歌更“香”。这是文革时期官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歌曲集，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选编者是“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而选编与出版此书，则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这自然成了当时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此后形成惯例，每年都出版一本《战地新歌》，从1973年的“续集”一直到1976年的“第五集”。这些歌曲集都按照同一编辑体例：歌颂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歌曲打头，然后分别是反映工业、农业、解放军和其他（文教、卫生、体育等）领域的，最后是有关国际形势的。 这些歌曲与文革前的许多创作歌曲一样，密切配合政治形势而作。大多鼓噪一阵后就被人们遗忘，很少能够流传，只有极个别的才在一些人头脑里留下特殊印象。

　　1970年5月21日，首都各界群众50万人隆重集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由林彪宣读了毛泽东于20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后称《五二○声明》）。声明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声明强调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

　　按照《五二○声明》的精神，中央乐团“集体”创作了歌曲《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教唱。歌词为：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当时广大群众对“战斗歌曲”已经厌倦，只有能表达个人情绪的抒情歌曲尚能流行。而这一首充满火药味的政治歌曲又为何能广泛流行呢？除去其歌词通俗、曲调明快之外，还因其内容不涉及文革的险恶政治──在“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中，就再没有什么配合形势的政治歌曲流行过。

　　这首歌是1972年出版的《战地新歌》中最后一首。当时流传甚广，特别是“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一句，被许多人当作了斗嘴时的流行语，以至在近年的某些相声、电视剧中也被用了进去。但是许多人却忘了产生这首歌的特殊背景。作家权延赤在《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中，错将此歌写成是在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期间“百万雄师”为抗议谢富治和王力发表支持工总一派的讲话而唱过的歌。将此歌的出现提前了三年。[31]而在柬埔寨问题专家王爰飞所写《西哈努克与中国》中，又将此歌错记成是在柬埔寨政变刚发生，西哈努克尚未来到中国的时候，就被“周恩来突然想起了”的“正流行于全国的一首歌”。[32]

　　这是文革中期“领导新潮流”的一首“战斗歌曲”。在1972年以后每年照例编选、出版一本的《战地新歌》，每一集的最后都选有一两首这类题材的歌曲。如《续集》的最后一首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第三集》的最后一首是《全世界人民团结战斗》，《第四集》的最后两首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五集》的最后两首是《第三世界团结战斗》、《高举反帝反霸大旗前进》。这些歌中都充满了欢呼、颂扬动乱的套话，如“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全世界人民团结战斗”、“正义的枪声，激荡在五洲”、“战鼓敲，风雷吼，革命烈火燃遍五洲”等等。但这些歌已经基本上没有人唱了。

　　文革政治歌曲的“压卷之作”，给人们留下最后印象的一首，大概要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群众演唱会上经常高唱，“就是好！就是好！”的狂热歌声响彻大陆，使许多人难以忘却，至今有不少文章提到它，但大多将其错记为文革后期江青一伙为“批邓”而组织炮制的。其实，这首歌曲出现在文革中期“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收入1974年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三集，词曲作者署名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文艺学习班”，并不是为“批邓”，而是为批判林彪创作的。因为毛泽东认为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批判林彪的极左批到了文革头上，便将其扭转为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于是，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林彪被说成是“仇恨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妄想复辟资本主义”，因此要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对其进行反击。只是这首歌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这也是造成一些人记忆错误的一个原因）。在同一集《战地新歌》中另有一首儿童歌曲《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则说得更明确：“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呸！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

　　在那些所谓“战地新歌”中，能在群众中流行的实际上只是一些曲调优美的抒情歌曲。如那首蒙族民歌风格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有《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北京颂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1973年，由洪源作词，田光、傅晶作曲的《北京颂歌》，经张越男演唱而传遍全国。其影响竟持续到文革结束20多年之后。在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一群留美学生在怀念祖国和亲人时一起唱起了这首歌。电视剧播出后，有不少在国外的人写信给张越男，述说特别特别想家、想北京的心情。这些人自然都是当年的抒情歌曲“发烧友”。可以想象，在当年那种百花凋零，“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中，一首曲调优美的抒情歌曲能够给予他们多少慰藉，多少鼓舞！

　　激情与抒情——在歌曲流行趋势的背后

　　民间歌曲的流行趋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群众情绪的变化。从文革初期“毛主席语录歌”和各类造反派歌曲的兴起，到后来那些充满黑色幽默意味的民间“重新填词”歌曲和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的出现，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大群众对文革从狂热到幻灭、从拥护到厌恶的心理历程。作家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所写的长篇小说《蚀》三部曲分别为《幻灭》、《动摇》、《追求》，而广大群众在文革中的心理历程则可以说是倒过来的三部曲：追求、动摇、幻灭。

　　在文革初期，官方传媒曾预言过许多美好的前景。1966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宣称：“当前这场空前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必然预示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飞跃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大跃进。”1966年第八期《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宣称：“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我们将在全国人民中更加牢固地扎下毛泽东思想的根子，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并且针对那些“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尖刻地诅咒：“历史将无情地嘲弄你们这批蠢驴。”但是，文革的深入，却使广大群众发现并非是“帝、修、反”而是自己受到了嘲弄。

　　自1968年秋开始的“深挖五一六”运动，使许多原为文革运动主力的红卫兵、造反派遭到打击，一度为革命神话所蒙蔽的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逐渐看清了“皇帝的新衣”的真相，“革命激情”日益衰落。更多人陷入苦闷、彷徨，更多人开始“向内转”，抒情歌曲的走红成为历史的必然。

　　从激情到抒情的情绪变化在上层也得到了反映。当文艺工作者竭力与“文艺黑结”划清界限，在演出中仍像文革前期那样充满激情地“大喊大叫”时，周恩来提出了适应形势的忠告。1970年7月1日、3日，周恩来审查北京军区、海军、空军和总政治部宣传队表演的文艺节目时指出：现在只提革命歌曲，不敢提革命抒情歌曲，革命激情和革命抒情是对立的统一，要有张有弛，有激有抒。你们的节目只有“革命激情”四个字，这是滥用激情。比如，大海有时汹涌澎湃，但有时也很平静。不敢使用革命抒情是一种偏向。革命友情、战斗豪情、官兵之情、军民之情为什么不能抒呢？舞台上不能使劲喊，越唱越快，越唱越尖。以后不能再搞那些标语口号似的东西，这些倾向都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不肃清，文艺就不能发展。[33]

　　1973年6月10日，周恩来陪同越南领导人参观西安，根据周恩来提议，陕西省和西安市在为越南客人举行的文艺演出节目中，加入了由贺绿汀作曲的《游击队之歌》。演出之后，周恩来委托工作人员向表演该节目的演员传达他的意见：唱歌不是唱得音越强越好，节奏越快越好；《游击队之歌》唱得太快了，没有意境，过去不是这样唱的。没有革命的抒情，就没有革命的激情。[34]

　　周恩来谈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但他当时不可能认识到这个“极左思潮”的根源何在。同时，他也不可能找到群众“革命激情”衰落的原因。正如他不可能认识到由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为何会破产的原因一样。

　　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来逝世之后，人民群众的大海骤然掀起了一次汹涌澎湃的激情高潮。在“四五”运动中，天安门广场的示威人群里重新响起了悲壮激越的《国际歌》声。这已经不同于文革初期群众集会上的《国际歌》声，更不同于文革中期毛泽东要求用来批判林彪集团的《国际歌》声。这是真正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群众革命激情的爆发。这歌声预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1] 杨小凯《联动分子》，《中国之春》第九十八期

　　[2] 贺黎、杨健采写《无罪流放》，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149页

　　[3] 丁晓禾编著《老三届朝歌·狂飙——红卫兵童话》，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20页

　　[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首长讲话选编》第一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赴西南革命造反队编158页

　　[5]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474页

　　[6] 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175页

　　[7] 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38页

　　[8] 《收获》1997年第3期

　　[9] 《作家文摘》106期

　　[10] 叶永烈《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199页

　　[11] 《不能忘却的纪念》，《荒煤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62页

　　[12] 《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5页

　　[13] 《李伯钊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350页

　　[14]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钢二司）《革命造反报》第16期，1967年1月18日第四版

　　[15] 重庆市中学革命文艺课参考教材《音乐（一年级用）》，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中学教材选编小组选编，1969年9月

　　[16]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70页

　　[17]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325页

　　[18] 巴金《解剖自己》，《随想录》，三联书店1987年版466—467页

　　[19] 《童小鹏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548页

　　[20] 王火《在“忠字旗”下跳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27页

　　[21]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622页

　　[22] 周立华《时乐濛夫妇的生命二重唱》，《作家文摘》158期

　　[23] 赵世民《〈东方红〉的来龙去脉》，《作家文摘》54期

　　[24] 《对人世的告别》，三联书店1997年版531页

　　[25] 张光年《向阳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249、250页

　　[26] 《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3月28日

　　[27] 《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176页

　　[28] 《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45—46页

　　[29] 《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63页

　　[30] 《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钱钟书杨绛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31] 《微行──杨成武在1967》，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87页

　　[32] 《西哈努克与中国》，《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180页

　　[33]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377页

　　[34]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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