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淮：我在“文革”专案组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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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革”专案组的日子

－－作者：徐兆淮

以非党员身份进入专案组

我是出身贫寒人家的平民子弟，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两年后“文革”爆发。“文革”前，我从未接触过专案一类的工作，一向以为那是党的组织部门和公安部门所主管之事。“文革”以降，造反行动打乱了一切原有的秩序与纪律，推翻了一切原有的结论，于是，我这样连党员都不是的人，也有了参与专案审查的机会。然而，“文革”中的专案组在打破原有秩序的同时，代之而起的，却是践踏人权、无法无天和几近混乱无序的无政府主义状态。

那时的所谓专案工作，或者借炒冷饭抓历史问题，或者借现行言论制造新的冤假错案。结果，发动全所百十号人耗费十年时光，到头来并未抓出几个历史与现行的货真价实的所谓反革命。

学部和文学所的“文革”运动，自1967年前后出现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之后，几乎就进入了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中。如果说，这时期两派群众组织之间互相搜集、整理对立派的所谓材料，上报中央文革和国务院，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搞专案或成立专案组，那么，1968年底，自从工、军宣队派驻学部之后，部署清理阶级队伍时，文学所成立的清队专案组，便可算是真正的“文革”专案组了。

主管专案的工宣队领导是首都二轨钢厂的赵博师傅，他穿着当时流行的工作服，胖墩墩的身材，说话慢声细语的，不像军宣队的薛队长那样咋咋呼呼。

进专案组之前，我属于红卫兵总队文学所勤务组成员，曾参与过总队总部对“5·16”反革命集团的部分审查工作，看守过被隔离审查的涂××，至今，我也未弄清军宣队把我调进专案组，究竟是因为出身贫寒，年轻单纯，还是因为我在群众组织里参与清查过“5·16”兵团的工作。

自1968年至1972年期间，据我所知，专案组审查事项大体有如下三类：一是翻老账查历史问题；二是清理解放后至“文革”前现实言论或文章；三是查“文革”中的“5·16”***集团案。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含义之下，真可谓把文学所从历史到现实都翻了个底朝天，直到“文革”结束之后，这才发现这一切都不过是子虚乌有的瞎折腾!

捕风捉影查影射

查现实言论，追影射文章，是专案组的一项重要工作。“文革”时期，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学部，大字报大批判铺天盖地，揭发黑线人物，反动学术权威的种种罪行，除了解放前的所谓历史问题，便是解放后的现实言论和反党文章了。在我经手清查的现实言论中，主要是有关钱钟书的两句言论：一是有人揭发钱在《毛选》英译委员会工作期间，曾有恶毒攻击《毛选》英译工作的言行；二是与友人议论厨房政治的错误言论。这在“文革”初期，前者可归于恶攻范畴，罪当处死，后者则可定为反动言论。但在1969年“文革”中期，毕竟头脑冷静了些，在最终讨论、写审查结论时，我以孤证为由推翻了前条言论，只对后条作了“错误言论”的结论。当然，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连“错误言论”也很难扯得上。

另一件被当作影射文学代表作品的，是陈翔鹤和他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早在1965年11月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创大搞影射文学，随后又迫害吴晗至死之后，清查影射文学之风，便在全国愈刮愈猛。陈翔鹤在文学所旋即遭到猛烈的批斗。待到工、军宣队进驻学部之后，也一直紧追不舍，多次组织批斗会，逼迫陈承认影射之罪。陈年近六旬，且患有心血管病，连遭批斗无法入睡，遂多服了几粒安眠药而猝死，结果被军宣队宣布为自杀身亡。事过多年之后，我曾写过一篇《陈翔鹤之死》追记此事，表达哀思。

子虚乌有的“5·16”

在十年“文革”中，在整个学部，历时最久、牵连最广、最为复杂的现行案件，莫过于清查“5·16"反革命集团。我在文学所“文革”专案组耗费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大，又最让人头疼费心的，也正是清查“5·16”案件。尽管此事逝去了四十多年，尽管其间我也不断地查阅披露出来的有关资料，但我至今仍然不甚了了，说不清楚这一案件的来龙去脉，也解不开弥漫在眼前的种种谜团。

早在1967年底前后，工、军宣队进驻学院前，我即参与过红卫兵总队清查“5·16”兵团的部分专案工作。当时在沙滩法学所就隔离审查过文学所涂××，外文所兴××。因为在此前审查学部资料室冯××时还出过人命，所以，我们在审查涂、兴时再也没有发生过严刑逼供的情况。据说，学部“5·16”兵团是“5·16”反动组织的据点和大本营，而“5·16”兵团又是与社会上反周总理的思潮紧密相连的，因而，清查“5·16”运动从一开始，便与受到中央文革王关戚所支持的学部“兵联队”纠缠在一起，难以分离。联队的头头们首先遭到隔离审查，随即将材料报送中央有关方面。时至今日，我还闹不清是学部红卫兵总队的上报材料误导了中央的决策，还是中央的决策引发了学部的清查运动。

当然真正把清查“5·16”运动推向全国的，乃是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和1970年3月中央20号文件。正是在这些事件的推动下，学部工、军宣队才积极组织专案力量，加强对“5·16”反革命集团的清查。在这段时日里，我与其他专案组人员，深信中央文件的正确性，从未怀疑“5·16”兵团是否真正在学部存在过。而且就我所知，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混沌，也可说是大多数知识分子陷于个人迷信的结果。

在清查文学所“5·16”分子过程中，我先是负责王春元的专案。同时受到清查的还有涂××、张某、杜某、钱某等人。据学部“5·16”兵团的某些人交代，文学所有个“5·16”分队，以上便是分队骨干。实际上，这一名单大体包揽了红卫兵联队文学所的骨干力量。用如今的眼光看，也许这一名单未免过于庞大，让人生疑，但在当时，因为有中央文件作根据，加之学部长期以来激烈的两派斗争所积聚的派性和复仇心理作怪，也就并不十分生疑了。

按照清查“5·16”的中央文件规定，既然“5·16”兵团是一个反革命集团，那么清查运动便迅速升格为对敌斗争，于是，在各种名目的学习班的名义下，严厉训斥、威逼与恐吓，便也不可避免，车轮战式的疲劳轰炸更是家常便饭，《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语录往往成了敲打人的武器。在长时间的疲劳轰炸之下，年过五十的王春元倒也能沉得住气，依旧能态度和蔼地与我们周旋，从来没有乱招乱供的现象。我和王春元之间也未出现你死我活的紧张态势。倒是连日的疲劳轰炸，让我也有些体力不支了，有一夜晚遂抽空找个安静处所小憩了一两个小时，未料想此举竟遭到军宣队一小战士的严厉批评，说是清查“5·16”是一场对敌斗争，你擅离战场便是犯了临阵脱逃的错误。我内心不服，却又无法为自己辩护。

大约在1970年前后，学部清查“5·16”运动在河南“五七”干校持续一年之后，终于发生了一些变化，不知是清查运动本身的问题，还是因为上层政治斗争出现新情况的缘故，清查运动呈现出疲软状态。我等参与清查者已开始怀疑“5·16”兵团是否真正存在过，盖因被审查者的交代大都不一致，甚至前后矛盾，而且我已逐渐意识到，即使有这一组织，其一般成员也未必都是敌我矛盾，其性质就如同已放下枪的国民党士兵一样。

促使我产生怀疑“5·16”真实性的另一因素是，就连我自己也被怀疑是“5·16”第二套班子成员了。我自然深知自己并未参加过这类组织，我的同派战友也不会参加的。于是，我对军宣队领导保证说：我不是“5·16”，我的朋友何文轩、王保生、许志英、王信等也不可能是。此时，我与一些可以信赖的朋友常聚在一起议论清查“5·16”运动形势，并逐渐取得了一致意见：不相信文学所“5·16”集团的存在，更不能用对待敌我矛盾的方式来看待被审查者。尤其是在干校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我们从不借机整他们，让他们吃暗亏。虽然，我等的这种态度曾被某些人称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鸡派”立场，但改善了清查者与被审查者的紧张关系。以至，多年之后，我们与王春元、杜书瀛等都成了不打不相识的朋友。直到我调离北京，偶尔回京，我仍不忘去看望王春元。

较之王春元，另一审查对象张某则有很大的不同。王春元沉静内向，为人处世冷静随和，从不做张扬激烈状。而张某则显得慷慨激昂，热情外露。写文章洋洋洒洒，文笔流畅，辩论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在被审查期间的强大压力之下，张常情感激动地痛哭流涕，写交代材料则下笔千言万语，如泉水般汩汩流淌。至于是否真实可信，就连我等专案组的人，也往往疑窦丛生。

在学部清查“5·16”运动中，据我所知，学术资料室曾有冯宝岁被逼供而亡，宗教所也有人上吊而死。文学所并无严刑逼供，致人死亡的案例。只听说杜某曾有自杀念头，钱某则整日紧锁眉头。但是，整个清查运动从明港返回北京之后，已经基本停下来。随着林彪的垮台，肖、杨、余、傅逐渐解禁直至最后平反，实际上，人们已不再相信“5·16”兵团的存在了，尽管还有人指责清查“5·16”运动犯了“一风吹”的错误，但在学部大多数人心里，已经为历时多年、波及甚广的清查运动平反了。

专案组内种种

“文革”中工、军宣队主持的专案组，既不同于群众组织和造反派组成的专案组，也不同于“文革”前人事单位的审查，或公安系统组成的专案审查。比之“文革”期间造反组织之专案的狂暴性，虽说有些减弱，但终究还是无法规可言的。专案水平如何，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专案人员的良知与素质了。

专案组组长马某“文革”前原是所里共青团书记，“文革”造反初期思想偏于保守，运动中期一直是游离于运动中心的逍遥派，工、军宣队进驻学部后，被任命为专案组负责人。他平常为人沉稳，但城府很深，颇受上级重视。专案组下干校后辟有一间办公室，我与他同住一屋，后来专案组要抓“5·16”二套班子，牵涉到我与何文轩、王保生等人，马某口风甚严，特让新调来杨某、肖某两位掌管专案材料。我虽心知肚明，却也不便为自己申辩。

专案组还有两位老干部，一位是文学所原人事科长高某(女)，她50岁左右，一向口风甚严，与组长配合很好，颇受信任。而另一位老干部朱寨，则是一位十分喜爱文学评论和创作的文学工作者，他人年轻时即奔赴延安，曾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延安的抢救失足者运动。耿直的朱在“文革”狂飙初起时，即曾提醒我等年轻人不要狂热处事，当即招致猛烈的批斗。后来，他在北京专案组期间，因陪同宣传队赴南方出差时的一桩小事，再次受到批判，随后便离开了专案组。

我在“文革”专案组大约呆了三年多的时光，1972年下半年学部干校结束，我等干校人员全部返回北京。专案工作陷入了停顿间歇期，在无事可做无书可读的情况下，我们除了在清谈闲聊中打发时光，便热衷于打家具和打乒乓球。随后，我离开了文学所离开了专案组，调回江苏工作。

“文革”之中，本来就不乏翻老账追现行的事例，对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结论是如此，对“61人”所谓叛徒集团，还有对瞿秋白《多余的话》的追究，都是典型事例。在文学所对历史问题的专案清查中，清查过孙楷第、俞平伯、陈友琴、王云荪等人的所谓历史问题，清算过唐弢游走于中间道路上，在中性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所谓罪行。其实，作为老辈知识分子为了生存，又有多少人没在旧社会谋事就业养家糊口?又有多少人没在旧报刊上发过文章?对这些如今已是人人皆知的浅显道理，在“文革”初期，我等青年知识分子竞被各种革命口号所蛊惑，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视之为严重的历史问题而予以追究、批斗。如今来说，所有这些历史问题自然不值一提了。值得深思的倒是，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为何那么易于受欺骗、蛊惑，而失去了起码的判断能力?我们是埋怨导演者，还是责怪我们自己?


转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