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应国：汪小川《二铺调查》四十五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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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应国：理性的声音──汪小川《二铺调查》四十五周年祭

　　一、历史的「误读」

　　原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汪小川，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搞过一个闻名全省的「二铺调查」。之所以闻名全省，是因为文革初起，「二铺调查」就受到了极为严厉的批判。【转发者注：1966年6月6日，《贵州日报》刊登以贵州省委名义发表的文章，点名批判省委宣传部长汪小川和他的《安顺二铺调查》等文章】汪先生是贵州第一个被拋出来的党内人物，是文革红色祭坛上最早倒下的一批牺牲品之一，所以省内报刊上全是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诸如「坚决拔掉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彻底揭露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等等。其中，「二铺调查」作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自然是批判的重点，说他「鼓吹包产到户」，「鼓吹单干」，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云云。八十年代初，当包产到户再度浮出水面并取得合法化身份，成为农村改革的突破口，进而更成为举国上下奉行不怠的基本国策时，我不由想起了汪小川，想起了他的「二铺调查」，心中暗暗佩服他的远见卓识，深为我省贵州能有这样头脑敏锐，思想开放且言说大胆的官员而欣慰。前几年，有朋友接了个农村研究的课题，我还一本正经地向她建议，应对贵州数十年来的农村研究及其学术成果作一番梳理，尤其要给「二铺调查」写上浓重一笔。但朋友最终未能找到「二铺调查」，还抱怨说到处都查不到这份东西，结题报告中只好一语带过。我不免感到奇怪，这才想起自己对这份十分耳熟的材料，似乎也只是仅闻其名而未见其文，心中自不免有几分好笑。于是开始四下留心打问，但几乎问遍了身边认识的人，都没有谁见过这份材料。这倒奇了，一份被示众多年的东西，居然无人真正知道它的本来面目，岂非笑话？直到后来读到一篇介绍「二铺调查」的文章，方知这是一份从来就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材料，当年仅打印了几份供省委领导参考，无怪一般人皆不知其庐山真面了。最后，误打误撞，竟阴差阳错地撞到刘学洙先生面下，承他美意，迅速为我复印了一份「二铺调查」并其它相关资料寄来，如此方得一睹为快。学洙先生是汪小川的老部下，退休前为《贵州日报》总编，恰是当年汪兼任的职务，有关汪的情况和材料自是了解多多。正所谓「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幸甚。

　　不过，认真读完这份想望已久的材料，我却有些失望甚至失落。材料名称为《安顺二铺的调查材料》（以下简称《二铺调查》），共包括七份档，依次为（一）前言：如何扭转单干倾向；（二）从中所看干土分到户（缺）；（三）石龙大队座谈会纪要；（四）云峰公社支书支委百分之九十以上主张包产到户；（五）二铺区农村市场的几点情况；（六）对某些经济政策的一些反映；（七）附：关于经济领导工作的几点意见。全部材料合共约一万五千余字。其主体部分（即真正的「调查」部分）实为随行人员执笔整理，仅「前言」和附录为汪小川所拟。而恰恰是这最能反映他意见的部分让我大失所望，其内容已如标题所示「如何扭转单干倾向」，意在纠偏，即纠正包产到户，而不是像原先的批判所说「主张包产到户」！这一出乎意外的发现一时竟让我有点不知所措，我没想到当年的大批判竟给我留下了这样一个延续多年的「误读」（也可见当年的批判者们为了罗织罪名可以荒唐到何等地步），心中那个「贵州包产到户的思想先驱、代表人物」的形象，一下就被颠覆了，原打算想为他写点甚么的冲动也几乎因此而废止──我无论如何也落不下笔去。

　　平心而论，《二铺调查》也并非就因此而失去其应有的价值，譬如文中照录下来的那些反映农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的声音──「就是拿机枪抵在肚皮上也不愿收归集体」、「集体生产能搞好我愿砍头」等等，今天读来犹觉震撼人心；而汪小川在「前言」中所表达的某些意见──譬如他一再强调农民受到挫伤的积极性，强调农民对集体生产失去的信心，提出采用经济方法而不用行政手段纠正「单干」等，放到几十年前那个特定的背景下，也自有其可贵之处。但主张扭转「单干」和主张包产到户毕竟是完全对立的两面，而今的研究者又将如何来面对这个真实的汪小川，如何来解读这明显的矛盾呢？更让人困惑的是，意在纠偏的调查，为何还敢把那么多出自农民之口、强烈主张包产到户的话全都记录下来？这意味着甚么，又将会冒多大的政治风险他难道不知道？在真实反应农民要求和委婉纠偏之间，究竟有着一种怎样的链接？换言之，其外显的矛盾与内隐的心曲究竟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联呢？数月来，我沉缅于各种资料的翻查中，反复阅读着刘学洙先生寄来的那些相关资料，包括《冲出绝境》、《我目击下的贵州大四清》、以及新出的《历史小故事》等，企望能从中找到点有价值的线索，以助我解开心头的谜团，走近那个真实的汪小川和他真实的思考。直到读完他那曾备受批判的「九篇历史小故事」之后，我方觉眼前一亮，豁然开朗，顿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我注意到，「九篇历史小故事」的写作时间与二铺调查的时间十分接近。二铺调查始于1962年4月初，「九篇历史小故事」的写作则始于同年6月，其开篇之作〈李世民怀中的死鹞子〉，借唐太宗与他所敬畏的谏臣魏征说事，强调听取不同意见的重要。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仅此一语，一下竟将我点透，忽而就觉得隐约摸到了汪小川及其「二铺调查」的某种内在理路。不敢说发现了甚么微言大义，但若由此切入，不惟那表面的矛盾和内隐的心曲能够理解，而且更可从中窥见在复杂的党内斗争环境下，相当一批高、中级干部的思想状况及其动向，进而为我们理解当时的党内纷争及后来的历史演变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从这个角度看，汪小川的《二铺调查》倒成了一份难得的历史文本，内中包含着不少有价值的信息，隐秘地传递出大跃进以后党内斗争与党内分歧的某种深层背景和复杂原因。

　　为此，我们就需要返回当年的语境，弄清一些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如此方能正确地解读《二铺调查》所蕴涵的历史信息，并客观地估量其文本价值。

　　二、背景之一：毛泽东大倡调查研究

　　1962年春，汪小川率队来到当时的安顺县二铺区搞调查，此举并非突发奇想，空穴来风，而是直接源自毛泽东的大力宣导。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其恶果在1959年就已经显现。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主观主义、强迫命令、急躁蛮干等一系列过激、过左的做法，给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带来了极大损害。所以，从1958年11月起，在连续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如第一、二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八届六中、七中全会等），亲手发动了大跃进的毛泽东开始考虑如何着手纠左。他在各种会议上侃侃而谈，大讲「压缩空气」，大讲「客观规律」，反对共产风；还要人们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注重「商品交换」，注重「价值法则」等等。他不相信自己的得意之笔已经闯下大祸，引发成了一场巨大的全民性灾难，还想不动声色地纠正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但对于一架已经发烧至高热的机器来说，这种轻描淡写的降温显然是不可能使之迅速冷却的。到准备继续纠左的庐山会议召开时，国内的经济形势已十分严峻，部分农村地区的缺粮现象已经出现。一些了解情况的领导人如彭德怀等，忧心忡忡，怀着沉重的心情登上庐山，而毛泽东则仍沉浸在他的政治浪漫主义所幻化出来的诗情画意里，所以他把这次会议称作「神仙会」，与几位元老酬诗唱和，一派轻松，真有几分飘飘欲仙的架势。却不料会议进程中，彭德怀的一封信引起霹雳震怒，会议急剧转向，揭开了反右倾的大幕，经济调整由此错失良机。彷佛是为了证实自己的正确与决心，毛不仅在一封信中豪迈地宣称：「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1 而且，更在会后发出了继续跃进、更大跃进的号召，致使已经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几乎完全脱榫，濒临崩溃的边缘。到了1960年，一个农业大国最可怕的事终于发生了，这就是席卷全国的大饥荒。粮食供应全面告急。6月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中指出，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7天，天津只能销10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十个城市只能销8、9天。2 当时的周恩来日夜焦虑，亲自指挥调运粮食，被称为「粮食调度总指挥」。但连续两年的高指针已经征购了太多的过头粮，许多地方已是无粮可调，经过大跃进的洗涤，有的农民已是家徒四壁。农村大面积的死亡、浮肿和外出逃荒现象正在四处蔓延，形势已十分危急。只是各地都在拼命封锁、掩盖，不敢如实上报，以至同年四月，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谭震林还在向毛泽东汇报： 　

　　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他们这里（指河北省──引者注）的大名县也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底，实际上并不是甚么每天八两、十二两，而是吃一斤，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八两粮食的样子。3

　　然而，大面积的死人事件所酿成的巨大惨祸还是隐瞒不住地被揭开了。1960年10月，令人发指的信阳事件终于东窗事发，数十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4 不能不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震动。据当时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讲：「我到光山（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甚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5 同时，引起毛注意的，还有一份湖北省委书记王延春关于沔阳县通海口公社刮共产风的情况汇报，其中写道：

　　这个公社的「共产风」年年季季在刮，年年季季在处理，可是边处理边刮，一直刮到工作队进村的时候──9月4日，这一天有的生产队还在没收社员的自留地；……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至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夜壶，甚么都刮。全公社算了一笔账，共乱调劳动力349个，土地8020亩，房屋1512栋，资金（包括分配未兑现的）53万元，粮食53万斤，家俱35040件，耕牛84头，木料等84万斤，砖瓦147万块，家俱24906件。6

　　对于当时出现的全国性大饥荒，毛泽东并非毫不知情，有报导说，毛在这一年有七个月没有吃肉，原因是他知道全国人民在挨饿，自己心里不好受，也要跟着受苦云云。但毛恐怕不会认为这是自己的错，是大跃进的错，他似乎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因为下面的干部胡作非为，欺下瞒上，导致上面不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使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的缘故。所以，就在这一年的年尾，毛突然下定决心，要搞调查研究！他不仅让自己身边的卫士下去调查，而且更在同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其后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公开号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一个调查年」。会后，根据毛的这一提议，几位中央高层领导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各自纷纷下到农村搞调查。刘少奇到湖南，周恩来到河北，朱德回到四川老家，邓小平与彭真到了北京郊区的顺义和怀柔。同时，毛泽东还指派自己的三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自带队，组成中央调查组，分赴广东、湖南、淅江三地进行调查。这一年五月，毛作出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定，就与胡乔木调查反映的情况直接有关。不仅如此，包括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内的中央各部委的头头们，也都纷纷组成了自己的调查组，有的还由一把手带队前往农村。一时之间，调查成风，各中央局，各省市也都纷起效法。──这就是汪小川「二铺调查」的来源。顺便说说，汪的调查并不止此一桩，他还搞过「平坝调查」、「铜仁罗江调查」、「江口闵孝调查」等等。

　　三、背景之二：七千人大会

　　1962年元月11日至2月7 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是令许多亲历者事后谈起来仍然激动不已的一次会议。大体说来，这次会议有三大亮点：一是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口头报告（另有书面报告），前所未有地指出了指导工作中的严重错误；二是邓小平代表中央宣布，对前一段反右倾中受到错误批判的人进行甄别平反，一风吹，当然不包括「彭、黄、张、周」诸人；三是临近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宣导的「出气会」，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带头表示对前一段的工作失误承担责任；周恩来、邓小平等亦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检讨，分担责任；随之各省各部的负责人也纷纷检讨，承认错误。据说此举给与会者极大的鼓舞，基层干部的满腹怨气涣然冰释，化作了欢欣鼓舞与心情舒畅。

　　此次会议，其直接起因是中央调拔粮食已愈来愈困难，各地方当局──鉴于自1960年以来出现的大面积粮荒和信阳事件的严重影响，已开始有了一定的自保意识，恰如李先念所说，「过去是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邓小平也批评一些地方「向中央讲策略，搞后手。」「现在是各有各的打算，讲的数字不真实，困难也不真实。」7 所以会议原定是要解决分散主义问题，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加强全局观念，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但事实上，粮食调拔困难固有一定的地方因素影响，但更深沉的原因还是大跃进竭泽而渔的做法，加上连续几年的歉收，农民连果腹都已成了问题，哪里还有粮食可征、可调？此外，在共产主义指日可待的高调跃进之后突如其来的大饥荒，也使不少人疑窦丛生，满腹的困惑和迷茫，思想混乱，情绪低落，正如毛泽东的诗句：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曾几何时到处都是丰收的喜讯，粮食多到吃不完的地步，有的甚至提出吃饭不要钱，为甚么一夜之间却处处粮荒，满目萧然？那么多的粮食到哪里去了？曾几何时高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两三年就能实现的天堂日子何以会变成眼前这般的「凄凄惨惨戚戚」？面对残酷的事实，人们不能不置疑，不能不追问：这一切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大跃进对不对？人民公社是不是办早了？谁该对此负责？这是天灾还是人祸？中央有没有责任？8 一句话，人民满腹怨气，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则忧心忡忡，一片茫然，既不知前路何在，又担心犯下错误，被扣上「右倾」、「保守」的帽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1年11月10日，由刘、邓主持召开了一次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和上调问题。不想，会议一开场就陷于僵局，各方大员面对中央要求皆有难色，嗫嚅其词，既不能推诿，又难于应承。无奈之下，陶铸提议不如召开一次地级以上会议，以打通思想，完成必需的征调任务。此议立即得到邓小平的赞同，事后向毛泽东汇报时，毛亦感觉不错，是个办法，大笔一挥，决定将会议扩大到县委一级，并要求相关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也参加，由此定下了七千人大会的规模与格局。

　　七千人大会最具冲击力的，是刘少奇在会上作的口头报告。本来，按照事先安排，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是书面报告，为此还专门组织了一个由陈伯达牵头负责的起草班子，参加的人有田家英、胡绳、吴冷西等。按常规，报告起草后，经刘、邓审阅，再转呈毛，毛阅后再批转政治局审议通过，即可作为正式报告。但这一次，常规却被罕有例外地打破了。由于时间紧，刘少奇的书面报告采取分段送审的方式，完成一部分便送一部分到毛处。第一、二部分毛很快地就看完了，唯独第三部分却迟迟没有看完，乃至要刘推迟三天再作书面报告，继而又改变主意，决定书面报告不作，也无须再经政治局讨论，而是将之作为会议材料先印发与会者讨论，另由刘少奇再作一个口头报告。这一反常之举实在耐人寻味，以至出现了这样的戏剧性场面：刘于当晚连夜赶写出的口头报告提纲，因无法及时送毛阅看，只好借第二天开会前在休息室的短暂时间请毛审阅，毛看完一页，递一页给其它中央常委传看。虽说口头报告是临时动议，但刘少奇对所谈的问题早已烂熟于胸，他滔滔不绝，一气讲了三个多小时。他的坦诚，他的清醒，他的敢于直面困难，直面缺点和错误的勇气，一再激起阵阵热烈的掌声。尤其是当讲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一语时，据说全场爆发的掌声长达数分钟之久。9 应该说，这是刘少奇少有的几次有意摆脱毛的定音调而作出的一次精彩演出，对他而言──至少在文革前十年的时间里，这样的演出是不多的。不过，也正如今天的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刘少奇在报告中谈到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关系，以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等等的说法，已经大大突破了毛的「错误难免论」和「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比例框架，由此招来大忌，为尔后的悲剧埋下了伏根。此说虽不无道理，但属后话。就当时来说，除了毛，恐怕不会有人想到这是毛、刘分歧的表现。因此，不难想象，当代表们离开北京，回到各地，将有关承认缺点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毛在「出气会」上关于发扬民主，允许不同意见等等的大会精神传达开来时，像汪小川这样敏感而又多思的领导干部，会受到怎样的鼓舞，又会采取甚么样的积极姿态来予以响应了。

　　四、背景之三：包产到户的争论

　　发轫于1956年合作化运动中的包产到户，从一诞生起，就是针对着集体化生产中不可避免的一窝风、平均主义、缺乏责任心和积极性等各种问题和弊端而由农民们自发创造出来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其最大特征就是一个「包」字。当时的不少地方如四川的江津、广东的顺德，安徽的芜湖，江苏的盐城，淅江的永嘉等等，都出现了在生产队向合作社承包生产任务的基础上，又向生产组和个人实行包工包产的现象，称之为「两级承包制」；有的地方因只将田间管理承包到户，又叫「分户田间管理责任制」。由于它简便易行，职责明确而富有效益，符合传统农业生产的特点，深受广大农民欢迎，所以1957年即迅速蔓延到很多地方。但也正因它以户为主，分散易行的特点，与集体生产、集体劳动、集体分配的合作社理想总似乎不那么合拍，因此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充满了争议。褒之者将之誉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贬之者则将之视为集体化的倒退，是单干，是资本主义倾向等。在集体化等于社会主义，个体等于资本主义的逻辑中，包产到户很容易与资本主义挂上钩，所以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立即遭到了批判和否定。从此，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思维模式：包产到户=单干=走资本主义。

　　但与这种僵固的思维模式相反，中国农民似乎铁定了要走这条路的决心。于是出现了包产到户屡禁不绝，屡禁不止乃至屡仆屡起的奇怪现象。经过1958年的大折腾之后，1959年各地为了应对春荒又悄悄冒头的包产到户，虽经庐山会议的严厉打压又缩了回去，但随之又在大饥荒的1961年卷土重来，并迅速蔓延，安徽、河北、河南、湖南、淅江、广西、陕西、甘肃、贵州等省，包产到户不胫而走。尽管它仍然没有合法化，不少地方还在沿袭着以往一套左的做法严加禁止，但面对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和无数非正常死亡的阴影，地方干部们此时已是焦头烂额，束手无策，而况事实证明，包产到户确实是最有效也最受广大农民欢迎的自救之策，因此，许多中下级干部尤其是农村干部，大多对之采取了睁眼闭眼的默许态度。到1962年上半年，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之风可谓强劲吹拂，愈演愈烈，形成了后来被毛泽东严加指责的所谓「单干风」。

　　就贵州而言，大约自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就开始着手纠正包产到户了。七千人大会虽未将包产到户列为议题，但会议进程中发生的一件事，却向各地传递出一个不祥的信息，这就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会上突遭解职。曾希圣被撤职的原因是所谓「五风」问题（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直接来自会议期间安徽省干部对他的不满和揭发，主要是说他作风粗暴，不民主，独断专行，容不得不同意见等等。当然，还有一项罪名，虽未作为重点，却极具震慑，这就是他曾在安徽大力推行的「责任田」（实为包产到户的又一别名）。谁都知道，曾希圣在大跃进中也同样头脑发热，跟着办了不少蠢事，致使安徽受害不浅，饿死了不少人，及至事后清醒，方知局势严峻，心中自是十分懊悔。为了帮助农民度过饥荒，他发现了包产到户的好处，乃四下鼓吹，并多次向毛泽东请示汇报，终于得到毛的首肯，同意他进行试验。曾氏欣喜异常，告诉属下「已经通天了」，要大家放手试验。一时之间，安徽的「责任田」声名鹊起，被老百姓称之为「救命田」而广为传颂。曾希圣一向深得毛泽东信任，1961年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被撤职，曾氏被指为代理，以一省之方面大员而兼任两省的第一书记，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往后都极其罕见，所以有「大红人」之称。孰料翻云覆雨之间，「大红人」一变而为「大霉人」，谁不为之心悸胆寒？大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便有了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的「黔南来信」，要求省委着手纠正包产到户。紧接着，1962年4月8日──也就是汪小川的二铺调查刚一结束，中共安顺市委就发出了《关于纠正包产到户情况的报告》。这就是说，至少在当时的贵州，纠正包产到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主流趋势了。

　　五、《二铺调查》的文本意蕴

　　汪小川一行于1962年3月31日到达安顺，4月1日即前往当时的二铺区，在听过区委负责人的介绍之后，确定了三个调查点，一是二铺公社的石龙大队，二是云峰公社的小山大队，三是马场公社的中所大队。历时约八天左右。调查方式多以座谈为主。顺便说说，二铺区即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屯堡区之一，云峰公社也即而今有名的屯堡景区云峰八寨。汪小川选中这一带搞调查，会不会与屯堡人善经商的传统有关？在那个年代，经商就是「投机倒把」，就是「市场经济」，而「市场」不正是农村经济状况一个最好的窥视孔吗？从材料中专门有一份二铺区农村市场情况的调查看，作此推测似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由于《二铺调查》并非完全出自汪小川的手笔，更由于由他亲自撰写的「前言」和「附录」应当是更能反映他的认识和看法的直接文本，所以，今天来考量《二铺调查》的意义或价值，就有必要对之作出适当的区别。下面先来看看那部分属于座谈整理的调查材料。

　　今天来看，这部分材料最可贵的地方，就是真实记录和传达了广大农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的心声，因此，材料中有许多直言不讳的语言，表达了农民们对纠正包产到户做法的严重不满，严重抵触。如：

　　在这几年，酸、甜、苦、辣都尝过了，饭也饿够了，认为「只有各干各，不然还要饿饭」。现在社员大多数都主张单干，全队已有十多户公开提出要求田、土到户。（《石龙大队座谈会纪要》）。

　　我们去的那天，公社正在召开大队以上干部会，讨论纠正包产到户。到会的干部认为：现在无法纠正，据说有的群众讲「就是把机枪抵在肚皮上，也是不愿收归集体」。「要叫我们饿饭，就把土地拿回去，要叫吃饱，就让我们这样做年把看」。「要让土里长草喂老蛇，就收回去」，你们是「可丢不可修」。（同上）

　　从调查组在云峰公社参加的一次党内会议看，会上主张包产到户的倾向简直令人吃惊。

　　云峰公社最近召开了一次支部书记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支书、支委和团支部书记一共三十五人，从会上暴露的思想来看，有三十二人认为集体生产不好，主张田土下放，占到会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四。并且他们已采取各种形式下放了土地。据会上的统计，田土全部下放实行单干的有二百四十亩；田集体土分到户的一百四十五亩；小季包产到户四百一十五亩（有少部分没有包产任务谁种谁收）；分集体田土给社员种洋芋五百二十三亩；扩大自留地三百二十七亩（不包括个人开荒），共计一千三百七十六亩，占全社耕种面积七千四百二十八亩的百分之二十。上述各种形式在十二个大队七十三个生产队中均有发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云峰公社支书支委百分之九十以上主张包产到户》）

　　除此之外，材料中还透露出农民们对几年大跃进、对人民公社运动等等的不满。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集体生产的不满。

　　「能不能把集体生产搞好？」他们认为不可能。

　　小山大队支书雷仲和，列举办人民公社以来，生产连年下降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小山大队历来的粮食产量为一九五七年二十八万斤，一九五八年二十六万斤，一九五九年二 十四万斤， 一九六0年二十万斤， 一九六一年十二万斤。他从减产的事实中得出结论：「如果说集体生产能搞好，我愿砍头」。（同上）

　　农民不比工人，工人非搞集体不可，农民就不行。为甚么，吴屯大队支书徐起伯说：「人多人懒，狗多狗馋」，你出工早，我出工晚，有的做活快，有的做活慢。农民习惯单家独户的生产，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一家三哥四弟都要分家，何况几十个人在一起生产。徐说去年吴屯下放土地，秋收进度很快，板田全部种完，烂田也打好了，出工不用喊。上面叫搞集体生产，社员就灰心了，生产也受损失。他们认为凡是生产搞得好的地方都是各干各的，集体干活就是不如个人干活。（同上）

　　本寨大队长李成儒（党员）说：「包产到户的地方是我们的方向」。（同上 ）

　　其次是对集体分配方式不满。

　　在座谈中，大家对粮食分配问题，都不同意人劳结合，对半分成（地委曾规定最低的人劳结合比例为对半），认为从「干不干，两罐饭」和去年的人七劳三，到今年的对半分，好是好了点，但还有平均主义。他们主张全部按劳分配，只照顾五保户和遇到天灾横祸的真正困难户。（《石龙大队座谈会纪要》）

　　社员干活不起劲，是因为不按劳分配，多做不能多吃，少做也不少吃，每个都有基本口粮。　　去年实行「人七劳三」分配方法，社员很有意见。（《云峰公社支书支委百分之九十以上主张包产到户》）

　　对于口粮分配，各地提的意见最多，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人劳结合，而要求实行按劳分配，有的社员说：「六十条上明明规定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公社偏要人七劳三，把按劳分配又取消了」。认为「人劳结合还是平均主义」，这种粮食上的平均分配， 不利于巩固集体……有的群众说，这是「猪羊同圈，黑白不分」，只能把「勤人拖懒，懒人更懒」，是养长毛和尚的政策。（《对某些经济政策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材料中还反映了几年大跃进给农村和农业造下的恶果，以及令人深恶痛绝的高指针、高征购给农民们带来的巨大伤害，谓之触目惊心，一点也不为过。如： 　

　　他们说，这个大队一九五四年是一个初级社，一九五六年和汤官屯办成一个高级社，粮食是连年增产的。到一九五七年曾收过八百多石谷（每石四百斤），这几年由于生产上的瞎指挥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到一九六一年只收粮食三百多石，每人口粮只七十至一百二十斤，大队长汪荣武说：「一日无粮千兵散」，社员口粮少了，牛饲料也没有了。「没有饭吃，人心不齐，社员思想落后，不听话了。」社员们说，办这几年公社，「对集体生产灰心完了」。（《石龙大队座谈会纪要》）

　　耕牛和农具减少了，高级社时期有耕牛七十五头，现在只有二十二头，死亡率达百分之七十，现每头耕牛平均负担耕地达三十亩。高级社有水车七十多架，现在只有十架了，过去一家一张挞斗，现在只有四张了。生猪也由过去的八十多头减少到只有三头了。（《云峰公社支书支委百分之九十以上主张包产到户》）

　　公社虚报浮夸，不实事求是，购了过头粮。一九五九年粮食总产为二十四万斤，征购任务七万斤。完成了征购任务之后，又来了一个「光荣粮」多卖了四万多斤。去年只收入十二万斤粮食，征购任务仍是六万多斤。完成公余粮后，全队每人平均不到一百斤口粮，挫伤了生产积极性。（同上）

　　旧州区去年有二十二个队购了过头粮。一九五七年产粮三千三百万斤，每人合一千斤， 商品粮为四百斤，口粮约六百斤左右，到一九六一年减产为一千四百八十万斤，征购九百二十万斤贸易粮，每人平均只留粮一百八十五斤。因此群众说：这几年把基础搞垮了，这几年是死任务，活口粮。口粮减得多，任务减得少。「除了锅巴没有饭」。该区黄腊公社也是个产粮地区，一九五八年前每人平均的实际口粮，都在六百斤以上。近来连续四年减产很大，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与一九五七年比较，人口少二千多，牛死百分之六十，农具损失更大。但粮食任务仍未减轻，年年购过头粮，年年又供应。去年产粮二百八十万斤，征购一百八十二万斤。大部分队每人平均只有几十斤口粮。现在群众生产积极性非常低落，十五个大队中有九个大队，生产根本不动。（《对某些经济政策的一些反映》） 　　

　　请原谅这些大段大段的摘引吧。作为当年那场大饥荒的亲历者，我本人对那段日子也有不少刻骨铭心的记忆，但作为一个城市中人，我至今仍无法想象当时农村的可怕情景。试想一个公社的人均存粮不到两百斤，有的甚至才几十斤──而且是毛谷，这意味着甚么呢？除了饥饿和死亡难道还可能有别的出路吗？我注意到，材料中似非无意地透露了黄腊公社几年「减少」（实际就是饿死）两千多人口的事实。10 全国有多少公社？1958年的数字是二万六千多个，每个公社只算死1000人，就是二千六百多万！实际数字当然远不止此，今天的研究者估计多在三千万至四千万之间！11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八年抗战，整个中国的死亡人口最高估计也只是三千多万。中国农民在三年大饥荒中所承受的苦难，所作出的牺牲，至今在许多官书官史中仍未得到公正的评价与合法的交待。

　　老实讲，时隔四十五年来读这些资料，心中感到的仍是沉重、压抑和悲凉。那些从农民心底迸发出来的话，无所顾忌，痛快淋漓，今天读来犹有惊心动魄之感。「集体生产能搞好，我愿砍头」、「就是把机枪抵在肚皮上也不愿收归集体」、「包产到户的地方是我们的方向」等等，这些出自底层民间，出自草根老农的「真声音」，这些在当年极为犯忌，随时有可能遭来大祸的话，说者固属不易，但将之忠实地记录下来，转达出去，则恐怕要冒的风险会更大，也更需要勇气。汪小川后来的命运证实了这一点。所以，不能不感谢汪小川和他的调查组，没有他们的实事求是精神，没有他们的悲悯情怀和无畏担当，我们今天就不可能听到这些元气淋漓的话，这些「原生态」的民间记录。这是农民们对自身权利的愤怒呼唤，也是对人祸横行的悲切控诉。从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历史车轮的隐隐滚动声，而且可以看到来自地层深处并最终导致未来中国发生巨大变革的那条伏线，其逻辑指向就是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包产到户的全面推行。笔者所以不避文抄公之嫌，在这里大段抄录，就是希望这些饱含着苦难与血泪的「真声音」，能够穿透尘封的岁月，闪放出它应有的光亮，而不至被时代的阻隔所遮蔽，所湮灭。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的这两句诗，当可作为汪小川及其调查组成员的真正写照。

　　所以，我以为，《二铺调查》作为一份不可多得的思想史资料，不仅在贵州的学术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当代中国思想史的文本系列中，也该据有它的一席之地。如果仅就包产到户问题而言，《二铺调查》真实地记录下来的那些农民话语、农民心声，既是代民立言，更是对另一些出自领导干部或知识分子之手的、呼吁包产到户的历史文本的丰富和补充，故而具有不可替代的文本价值。就中自不难明白，二十年之后兴起的包产到户浪潮，确是顺乎民心，合乎民意的历史必然，是阻挡不住的历史潮流。惜乎这样一份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在后来编辑出版的许多有关包产到户的资料集中都不见踪影，这实在是贵州学术思想界的一大遗憾。此外，《二铺调查》作为贵州三农问题研究史上的一份重要材料，它对计划体制或公社体制下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弊端的分析与揭露，以及它那种面对现实，客观、负责、认真、求实的态度，即使在今天的三农问题研究中，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总之，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背景下，《二铺调查》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贵州理论工作者的思想勇气和探索精神，而且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贵州思想界不凡的认识水准和理解能力，确实不愧为贵州思想史上一份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文献。

　　六、外显的矛盾和内隐的心曲

　　《二铺调查》的目的，从汪小川当时亲笔撰写的〈前言：如何扭转单干倾向〉一文看，显然是为了纠正包产到户，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无论从其文字和精神看，我都不是主张包产到户，说实话，我当时没有这种觉悟水准。」12 这话说在包产到户已经「正名」，且重显辉煌的八十年代，应该是可信的。那么，「不是主张包产到户」的汪小川，为甚么要在调查中真实反映农民包产到户的呼声？意在纠偏的《二铺调查》，为甚么要忠实地记录下那么多农民的心里话和农村的真实情况呢？换言之，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明显的矛盾？这其中究竟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内在关联？又隐含着一种怎样的苦衷和心曲呢？

　　为此，就需要对汪氏的这篇「前言」再作些适当的分析。

　　首先，即使是从纠正包产到户（也即文中所说的「单干倾向」）着眼，汪小川在文中所作的分析和所流露的不少想法，都可见他确有不少异于常人处的思考。

　　例如，在分析包产到户发生的原因时，汪小川并不像一般人通常所喜欢做的那样，只会一味地指责农民思想落后，走资本主义之类；而是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农民以「吃不饱」为由而搞包产到户的基本事实。「吃不饱」──这是三年大饥荒中中国农民最大、也最紧迫的现实，也是包产到户在1959年遭到严厉批判之后又重新卷土而来，暗潮汹涌的根本原因。可以说，1962年出现的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民为了战胜饥饿与死亡迫不得已的选择，是农民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唯一可依恃的一条破困突围的自救良策。这一点，甚至包括当时的许多高层领导心里都很清楚，基层干部们更是心知肚明，所以，大多对之采取了睁眼闭眼的默许态度。那么，为甚么「吃不饱」？为甚么会发生大饥荒？只要稍加追问，就会追到大跃进的头上。汪小川抓住「吃不饱」的现状，引用农民的话，「所谓『一日无粮千兵散』，所谓『要想吃饱饭，只有搞单干』」等等，是否隐示着他对大跃进的某种不满与怀疑？他在文中一再借农民之口，拿1957年前作比较，说「干部们所最感苦恼的是群众不『信话』了，不像一九五七年前那样『信话』了」，而群众的反应则是：「一九五七年前人心齐，就因为那时候都在说，快有拖拉机，快有电灯电话，谁不指望很快过好日子？！现在甚么都落空了。」「一九五七年前」还没有大跃进，没有人民公社，可见农民们不满何在，怨气何来。他显然深知这其中的根由，直言不讳地分析道：「现在和那时候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农民经过这几年农业生产上的挫折，照他们的话说『灰心完了』。这就是说农民对集体化的信心有所动摇。」──对集体化亦即对人民公社的不满，这才是促使农民们搞「单干」、搞包产到户的真正的理由，也即汪小川说的藏在「吃不饱」背后的那个「隐蔽的理由」。他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分析道：「集体生产因为人心不齐，活路保不住品质，你等我等，浪费了时间，耽误了季节。也就是说，集体做的活路不细、工效不高，因而不能增产。」针对此他提出：「要在当前情况下，找到吸引住农民在集体里生产的恰当办法」，「认真考虑怎样发挥集体生产的优越性」。尽管这在当时的公社体制下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但这样的思考方向──即把问题主要归结于体制，归结于政策，而不仅仅只是归咎于农民，至少证明了他对农村状况和农民实际的了解与同情。更重要的是，这些分析和思考，实际指向的是人民公社最为人所诟病的两大痼疾──生产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尤其是平均主义，对农民积极性伤害尤大，对农业生产影响尤深。所以汪小川对之亦倍表关切。

　　「农民最敏感的就是粮食问题。在农民的直感上，粮食怎么分配，怎么征购，怎么供应，就测量着党的政策是否兑现了。」针对此，文中列举了不少农民的意见，如「养懒汉政策」，征购上「鞭打快牛」，「哪里生产搞得好，哪里粮食增产多，哪里就征购的多」，以及「人劳结合」上的缺陷，「回销粮」供应上的不合理等，认为按劳分配搞不好，就不可能真正做到自愿互利（人民公社的组织原则之一）。所以他说：「现在农村基层干部是不大敢向群众讲『自愿互利』这句话的，他们怕一讲『自愿互利』农民就会更多地散伙了。」这里已经涉及到了人民公社运动中的「一窝风」及强迫命令问题。显然，如果完全靠自愿互利，就不可能有人民公社运动。倘再深挖下去，就会触及到公社体制的一个深层矛盾，即在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准的条件下，「一大二公」的公社体制与分散型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之间的尖锐矛盾，根本矛盾。只不知汪小川心里是否明白，这样的矛盾，在原有的公社体制下是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的，所以，在后来包产到户势如破竹的八十年代，才会有公社体制的全面解体。当然，这一天是汪小川所无法预见的。他的难能可贵之处，是正视现实，正视已经出现的缺点和错误，包括政策上的错误，直言包产到户所以「猖獗起来，就说明我们某些具体政策和措施上还有问题。」用语虽极谨慎、委婉，却也隐隐透出他的某种焦虑与不安，所以，他极力主张从经济上而不要从行政上去纠所谓的「单干倾向」，很显然，他是担心使用行政手段会给农民带来更大的伤害。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政治氛围，以及他个人的身份与角度，他当然不可能把自己的怀疑与不满都说出来，而只能将之深深地压在心头；但面对现实，面对农民们的悲惨境遇和农村实际，他又不可能违背良心，违背事实地瞎说一通。如此，内隐的心曲转化为的外显的矛盾──即纠正包产到户和真实反映农民心声的矛盾。可以说，没有对大跃进，对人民公社的怀疑与不满，就不会有这样的矛盾，就不会有那些震撼人心的忠实记录，自然，也不会再有那些婉约其词，用心良苦的分析了。亦如他后来所言：「我之所以搞出这个调查，无非是遵循党的一贯教导，我们应该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即使这些意见和呼声全然不对，也应参照考虑改进我们的工作。」13 他既非中枢高官，亦非方面大员，他的调查，无非是为某一个省的党政首脑提供建言或参考罢了。从他那些迂回曲折，委婉含蓄的分析中，我彷佛看到他深切的忧虑和从那忧虑中传出的一声声叹息：长太息以掩涕泣兮，哀民生之多艰。

　　那么，仅仅根据上面的分析就断定汪小川对大跃进、对人民公社心有不满，是否有武断之嫌？对此，笔者虽无法再提供甚么更直接的证据，但间接的材料也还是有一些。如他发表在1959年《团结》上的几篇文章〈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服务〉、〈「夸大」和「夸小」〉等，就对当时的「共产风」和「浮夸风」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提「口号」的问题〉一文中，他指出「口号决不可以轻率提出」，「每一个口号的提出，都应该经过缜密的研究，要充分估计到能否以及如何实现它的一切条件。」这显然是针对大跃进中乱提口号的现象有感而发的。另据作家戴明贤回忆，1961年，他随宣传口组成的工作组下乡反「五风一化」，回省后组织整风学习，「汪老以『端正学风』的题目，把几份在『大跃进』中忘却一切客观规律，大话说到荒谬程度的绝密档，发到组里让我们这些小公务员学习。这种胆识和气魄，当时令我们有点瞠目结舌。」14 此外，汪小川写于同一时期的「九篇历史小故事」似也可作为重要的左证。其中，〈李世民怀中的死鹞子〉已如上述，是讲要敢于和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另有〈重耳用头须御车游街〉、〈投鞭未能断流〉则是讲重然诺，讲信义的重要，以及说大话、空话的害处；〈刘邦倒履迎郦生〉是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其它如〈汉理财能臣桑弘羊〉、〈陶朱公──范蠡〉、〈会做生意又会办外交的子贡〉等，都是宣扬和强调懂经济，善理财的人才，显系有感而发。这些故事，说的虽是历史，但在当时特定的语境中，却可谓切中时弊，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表现出作者相当的勇气和胆识。不难想象，要不是心有所思，心有所感，在那个年代谁还敢冒着「借古讽今」，「含沙射影」的风险去拿古人来说事？

　　不过，笔者仍要指出，这里一再强调汪小川心中对大跃进、对人民公社的怀疑与不满，并非仅是为了正确解读《二铺调查》的需要，而实在是想藉以证明，至少在1962年──或者准确地说，至少在当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前，像汪小川这样对大跃进以来的形势深表担忧，心有疑虑的思想状况，绝非个别和偶然，而是当时一大批高中低级干部所共有的心态，并且已在党内形成了一股激荡的思潮。尤其是经过三年大饥荒之后，这股思潮，上承彭德怀1959年的理性之吼，下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痛切陈辞，要求对过去几年实施的政策进行全面的反思、检讨，及时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尽快扭转国民经济的危险局面，尽快改善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如前所述，正是这样的冲动与诉求，构成了七千人大会的思想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汪小川和他的《二铺调查》，或者说，汪小川在《二铺调查》中曲折表达出来的那些思想倾向，在一大批敢怒而不敢言的高、中级干部中是颇具代表性的，因而对于我们分析和理解当时及以后的党内斗争、党内分歧和党内思想状况，都是颇有裨益的。

　　七、理性的声音

　　大约从1956年起，伴随着毛泽东左倾错误思想的发展，中共党内就出现了一股与之相对立的，以理性、务实为特征的思想倾向，这里姑且将之称为「理性的声音」。在此后二三十年的历史发展中，这一思想倾向时强时弱，时隐时现，一直顽强地存在着，并时有精彩的表现。如果以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反冒进为发端，15 那么，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发难和张闻天的呼应就可说是达到了高潮，后来在毛泽东的强力打压下虽然偃旗息鼓，但其思想基础并未瓦解，经过大跃进，经过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大溃退之后，又在1962年重新集结，日趋活跃，由此形成了一股激荡在党内的思想潮流。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要求对大跃进以来的政策包括缺点和错误进行必要的反思、检省，这既是七千人大会得以召开的思想基础，也是将有关包产到户的争论推向高潮的汹涌之波。

　　本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已作出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判断，但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通称西楼会议）上，他却意外发现1961年竟有30亿元的财政赤字，不仅如此，经向财政部门查询，方知自1958年以来，年年都有不小的赤字，只是财政部门怕被戴上右倾帽子不敢上报而已。这一发现使刘少奇对局势的估计再次发生了变化，认为经济形势恐怕将进一步恶化，他大声疾呼现在是「非常时期」，认为，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甚么？」16 自此，他对形势的判断渐趋严重，对1959年的庐山会议未能及时纠左一直耿耿于怀，多次提到关键是庐山会议。17 他曾疾言厉色地说：「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18 甚至说过这样的重话：「照这个趋势，不采取坚决的措施，拖下去要灭亡。」19 以至在同年六月底，当田家英在外搞完调查，返京向他汇报包产到户可行时，刘不但当即表态「现在情况已经明了」，随之提出分田到户的主张，还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20 可见刘对形势的估计已经紧张到了何等地步。所以，当毛泽东于七月上旬结束在外巡视返京召见刘，责备他「你急甚么？压不住阵脚了？为甚么不顶住？」时，一向恭谨从命的刘少奇却表现出了少有的激动，抗声道：「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21

　　事实上，不只是刘少奇，此时处于所谓中央一线的其它人如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陈云、彭真等，哪一个不是忧心忡忡，面对危局。所以，在西楼会议上，刘少奇力邀陈云出山，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并听从陈云建议，在五月的中央工作会上，作出壮士断臂，「伤筋动骨」的悲壮之举，大规模降低工业指针，压缩基建投资，企业关停并转，减少一千万城市人口，将调整进行到底，避免了国民经济的大崩溃。而正是在这一特殊的背景下，一向受到非议的包产到户，作为缓解困难的自救良策，再度引起了许多高层人物的关注和兴趣。

　　首先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田原先并不赞同包产到户，他是奉毛指派率队到韶山搞调查后才开始改变态度的。1962年6月底，田家英奉召返京，由于毛此时尚未回京，便迫不及待地抽空先后向刘、邓等人作了汇报，力主实施包产到户，得到刘、邓的明确支持。于是在毛返京后召见他时，乃向毛提出包产到户的主张。毛未置可否，却出人意料地问田，你是主张以集体为主还是以个体为主？并问田是他自己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 田见势头不妙，只好说是自己的主张，未敢再提刘、邓等人的看法，事后却几次受到毛的点名批评。这之后再触霉头的是陈云。这位自因反冒进受到毛泽东不依不饶的批评而变得十分谨慎的经济专家，就连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盛情邀请都未能使之开口发言，此时却按捺不住，主动求见，当面向毛提出重新分田到户，以激发农民积极性的主张。毛听后未表示意见，第二天却传来毛为之十分生气的消息。22 对包产到户情有独钟的邓子恢，更是不遗余力，从1962年5月到7月，先后应邀到解放军总后勤部、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党校等作报告，系统地介绍包产到户，并在得知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已明确表态之后，还向毛当面陈情，大谈「责任田」亦即包产到户的种种好处，引起毛的极度不满；事后在北戴河会议上被作为「单干风」的代表而受到严厉批判，最后索性连农村工作部和他所担任的部长职务也一并撤掉了。

　　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的大人物之外，还有许多为包产到户而吶喊，而呼号的有识之士乃至于小人物。如时任河北省常务副省长、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的胡开明，就直接上书毛泽东主张实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因向毛泽东写信「保荐责任田」而大名鼎鼎、也被当作「单干风」代表大批特批的陈让能，却不过是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的一个小干部。至于被毛泽东指斥为「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的杨木水、冯志、陈新宇等三个年轻人，更是几个位处最下层的小人物。不过，笔者这里最想介绍的，是陕西省户县三位农民党员于1962年5月联名发出的一封题为〈当前形势怀感〉的信。这封因毛泽东引用「一叶知秋」而轰动全党的信，23 其真正的执笔者名杨伟名，时年四十岁。据撰文介绍此信的卢跃刚先生称，信中「陈述之坦率，行文之从容，语调之平实，语言之练达，比喻之生动，观察之细腻，态度之理性，意见之尖锐，问题之逼近，判断之准确，思想之深刻，让我大为震惊。综观20世纪50、60、70年代党内和民间万言书，以思想水准衡量，《当前形势怀感》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24 下面的相关信息即采自卢文。

　　首先，对于当时人人讳言的形势，信中直言无忌的描述就显得不同凡响。

　　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

　　针对逼人的形势，作者希望能够拿出「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来应对形势，放开严格控制的物资流通和自由市场，对中、小型的工商业改用「节制」之策以代替「改造」之法，农业方面则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方针等等，要求「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作『全面彻底』地『调整』。」不仅如此，作者还对当时已显得颇为敏感的民主集中制发表了大胆的意见，他打了个「双程轨道」的比方，希望「民主」与「集中」能够各行其道，畅通无阻，最终实现在广开言路的基础上，广泛集中群众意志形成正确决策的理想目标。如此等等，皆可称切中时弊之言。

　　自不待言，笔者引用这封出自农村基层党员之手的信的目的，除了藉以向这些中国民间思想的先驱表示我心中的敬仰之外，更重要的是想证明，前述那股起伏跌宕的理性思潮，在中共党内有着何等深厚的基础。但由于民主机制的缺失，更由于长期来已经形成了毛泽东干纲独断，一个人说了算的极不正常的局面，这一波起势不小的思潮还是在毛泽东的一意孤行下很快瓦解，烟消云散了。7月8日，毛泽东召集刘、邓、陈、田等开会，正式就包产到户问题表明了他的态度，刘周邓等不得不跟着转向。7月18日，中共中央紧急下达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在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大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点名批评了主张搞包产到户的田家英、邓子恢等。至此，有关包产到户的争论戛然而止。毛泽东力挽狂澜，一顿暴脾气，就将这股汹涌激荡的党内思潮压了下去。至此，1962年成了继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又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由七千人大会开启的沿着正确轨道来纠正大跃进错误的理性声音，在北戴河会议（以及八届十中全会）上被打断，被终结，中国的政治风向再次发生逆转。只不过，由于担心重演庐山会议因反右而停止纠左的严重后果，毛投鼠忌器，勉强同意了刘少奇在会上的提议，不将有关阶级斗争的讲话精神传达至县以下，从而使这次转向显得不那么的急剧和猛烈；同时也使后来中国的社会走向，暂时出现了政治、经济双行线互相矛盾、发展的奇特局面。一方面是思想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愈刮愈紧，不断地反帝反修反资反右；另一方面则是经济领域的继续纠左、继续调整。最后，在毛泽东左倾政治思维的主导下，两者终于不可避免地由对撞而断裂，于是，1962年也就不可避免地经四清而导向了文革。

　　这里，还需提及七千人大会期间发生的一段小插曲。会上为修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曾组成了一个阵容庞大的二十一人起草委员会，成员包括周、邓、陈、李、彭、薄等一干重量级人物。在一次委员会举行的讨论会上，当谈到该怎样承担错误时，彭真语出惊人：「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甚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25 像这样公开地明确讲毛有错误，不仅在当时，就是在此后的十数年间也仅见此一例！可以说，这是1962年那股要求反思大跃进错误的理性思潮所达到的最高点，也是其最精彩的一次演出。只可惜这样的声音太微弱、太稀有了，与毛此时已形成的说一不二的巨大权威相比，彭真的话只会招来大祸，他后来果然在文革中成了继「三家村」之后第一批倒下去的党内高干。

　　当然，似也不该就此以为，这一股以理性、务实为特征的党内思潮，从此就灰飞烟灭， 杳无踪痕了。事实上，它并没有被完全的打散、消解，更遑论彻底消失，而是隐沉下去，转化为一股不动声色的潜流，继续积蓄着它的能量。文革期间，随着一大批党内干部被打倒，许多人因此而堕入底层，走向民间，也因此得以了解到更多的现实，更多的民生疾苦，从而能够与文革后期崛起的那股以反「四人帮」专制主义为特征的民间思潮结合在一起，其思想认识有了全所未有的升华与提高，故而方能共同演绎出威武雄壮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为「四人帮」的覆灭奠定基础，并最终导致了邓小平的复出和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如此才有了后来的拨乱反正，才有了平反冤假错案、推行包产到户，以及改革开放等等一系列翻天覆地的重大举措。时至而今，这股理性思潮仍然活跃在中共党内，并不时有所表现。至于它在往后会不会又出现甚么惊人之举，那就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了。

　　八、结束语

　　最后，还应该说说，对于本文中提到的那一股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思想相对立的理性思潮，究竟该如何命名，又该如何去描述、刻划，方能准确地概括或表达其特征？这在本文的写作中，也曾是一个令人困扰，让我大费踌躇的问题。照我原先的想法，曾在某些官方文本中出现过的「党内健康力量」一语本可作为成例沿用，但仔细想想，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巨大阴影的笼罩下，许多身居高位的领导人对毛都是唯唯诺喏，屈意附和，纵有异议亦不敢吐露心扉，道出真言，更遑论一般的党内干部了，既如此，所谓的「力量」云云又从何谈起？再说，我想刻划和描述的，主要是一种思想现象或者说思想倾向，它的构成很复杂也很模糊，它不是一个稳定、成型的东西，由一批相对稳定的人组成，恰恰相反，它是聚散无常，流变不定的，又具有因时因事因人而异的极端复杂性；成形时，它能呼风唤雨，翻天覆地；溃散时，它销声匿迹，遁之无形；最易聚合又最易消散，谓之「力量」，难免有将其固定化之虞。当然，除此之外也不是没有现成话可用，譬如毛泽东说过的「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一语。说实话，如果要借用，我还真更倾心于这个「反对派」或「怀疑派」的称谓。想想每每在重要关口，都会有隶属于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站出来冒险发难，作狮子吼，其影响所及，难道还不足以成「派」么？不过，也正因为这一点使我有些犯难和犹豫。代表人物不断涌现固是好事，但代表人物同时也常常变来变去，此时一个样，彼时又一个样，忽左忽右，忽对忽错。即如人所敬仰的彭德怀，在其主持军内事务期间，不也曾有过批萧克、批粟裕等过左的表现与作派么？似这样来划「派」，岂不是反让人更觉得不可捉摸，变化无常吗？所以，我最后还是决定使用「思想倾向」一词，或更模糊一些，叫做「理性的声音」，虽稍嫌抽象、笼统，却也有更具弹性和包容性的好处。按照这一概括，不管那发出「声音」的人如何变化，这「声音」总代表着一种与毛泽东的左倾思想相对立、相抗衡的思想存在或历史事实，而且它从未间断，从未止息。

　　那么，按照这里所说，将汪小川和他的《二铺调查》放到这样的背景之下，具体地说，纳入到这一思潮之中进行考察和评估又是否合适呢？

　　确实，如果是仅就包产到户而言，无论是汪小川其人还是他的《二铺调查》，都无法与那些奋不顾身，敢为包产到户挺身而鸣，甚至因此而遭来横祸的人相比；若是就文本价值而言，《二铺调查》无论是就影响还是就旗帜鲜明地为包产到户鼓与呼的勇气，都难以同陈让能的《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胡开明的《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责任制的建议》、以及杨伟名的《当前形势怀感》等相比。但要是换一个角度看，像李云河、陈让能、杨伟名等这样披肝沥胆的悲情英雄毕竟只是少数，是凤毛麟角；从当时整个党内的思想状况看，客观地说，更多的人恐怕还是像汪小川这样，在清醒、理智的认识中，更愿意采取一种平和、徐缓，甚至是迂回曲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是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毛泽东的巨大身影笼罩着全党，支配着全党的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时代所特有的一种政治文化和思想文化现象。从这一点看，《二铺调查》所反映的思想状况和认识水准，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文本价值，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党内思想史资料。这大约就是汪小川和他的《二铺调查》的意义所在，价值所在罢。


　　2007年元月4日─元月19日 初稿

　　元月20日─31日 改毕


　　注释

　　1 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992页。

　　2 转引自萧冬连等着《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红旗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626页。

　　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069页。另按：这里说的「八两」、「十二两」云云，是指改制前使用的老秤，16两为一斤，合今之十两；八两为半斤，合今之五两。

　　4 有关信阳事件的死亡人数，至今仍是个谜，有研究者指出，根据当年各县上报的死亡人数统记 【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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