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川：“七分人祸”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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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分人祸”是什么？

史川

[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xgc2000.com 转载时请注明作(译)者及出处

　　中国大陆“困难时期”约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已经不是什么十分秘密的
事。但一般人都以“饿死人”来记述这一历史，却显然过於笼统，忽略了除饿
死以外被打死、折磨死等等严重情况。而且，对於导致大批人口死亡的主要原
因，也缺乏探讨，笔者以为，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仍然有把它搞清楚
的必要。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长期以来对此事讳莫如深。即使所谓“敢
於正视历史”的某些上层人士，最多也只是说一句“出现了大批人畜死亡的严
重情况 ”，便没有了下文。

　　对於大批死人的原因，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作批
示，说是因为“坏人当权”，随後，中共中央肯定：“性质是反革命复辟”，
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
规模的最残 酷的连续半年之久的阶级报复。在一九六二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
会上，刘少奇承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却没有真实交代“人祸”的具体
内容；毛泽东说发生问题各级都有责任，也回避中共中央和他自己究竟在哪些
问题上负什么样的责任。

“反瞒产”，是大批死人的主要原因

　　事实说明，毛泽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搞“反瞒产私分粮食”运动，并且依
靠和纵容一批长期以来靠强迫命令甚至采用法西斯手段完成任务的干部，去搞
“反瞒产”，才是造成全国范围大批死人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出於政治需要，对“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的事实”深信不疑，并
且把对此表示异议的人都叫做 “观潮派”、“算帐派”和 “右倾机会主义份
子”。既然肯定是“大丰收”，农村中叫喊粮食紧张就是假象，就一定要弄清
真象并把粮食“挖”出来；既然肯定是“大丰收”，增加征购、减少销售也就
是理所当然的事。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报告说：自一
九五八年十二月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舆论的中心，雷南县一九五八年晚造生
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
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
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中
共广东省委立即肯定了这个报告，表示：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
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的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毛泽东对此
如获至宝，认为这个经验“极为重要”，亲自拟稿於二月二十二日以中共中央
名义转发全国，认定“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
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而且必须“举行一个坚决的教
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大跃进”期间作出的又
一个灾难性的重大决定，其恶果远远超过“拔白旗”。

　　与此相应，自上而下都抓紧布置从农村大量征购并调出粮食。在山东、江
苏、河南、河北、安徽等十五个省已经出现春荒的情况下，一九五九年五月下
旬，中共中央仍饬令各省区：粮食调出计划，各地必须坚决完成，不能推迟。
七月五日，毛泽东肯定了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零年度全国征购粮食一千一百五
十亿斤的高指标,并指示销售量要一减再减,要农民“恢复半年糠菜半年粮”。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中共贵州省委的报告，推广对
秋季农作物要“快收、快打、快购、快运”，按时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十月二
十三日，毛泽东再指示推广广东实行猪、鸡、鸭、鹅和蛋品的派购办法，强令
人民公社和社员“履行交售任务”。

　　各地接到中央的指示後，或按照执行，或有所发挥，不管农民如何叫苦，
不管发生什么悲剧，都坚持“反瞒产”， 坚持高征购， 搜刮粮食，以至猪、
鸡、鸭、鹅等等，一般农村，都开展粮食问题的“大辩论”，压制群众，打击
“重点批判对象”，以保证“超额完成公粮和购粮任务”。

毛泽东纵容干部整人

　　毛泽东历来主张“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由他确
定的“左”倾路线和一系列相应农村政策，就主要是依靠一批只知盲目执行上
级指示、不择手段完成任务和从中谋求私利、却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干部带头贯
彻落实的。毛泽东不仅坚决支持鼓励执行“左”倾路线的省、地、县委书记和
中央各部门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而且多次表态要保护那些紧跟他的部署
而习惯於蛮干胡来、肆意残害无辜的农村中下层干部。

　　早在一九五七年夏，毛泽东就以要靠农村干部收粮食为理由，不许对作风
恶劣的人“搬石头”， 说只须批评一下，作个检讨就可以过关。

　　一九五八年秋，毛泽东收到群众来信， 反映安徽省灵壁县冯庙乡、 杨町
乡、尹集乡因遭受风灾和谎报亩产等原因，已饿死不下五百人，还有许多人卧
床不起。正陷入狂热的毛泽东，并不立即相信和重视这类问题，只要求中共安
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去调查“是否属实”，“酌量处理”。

　　同年十一月，中共云南省委因农村发生严重死亡情况而写出检查报告，承
认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说特别是经过“反右
斗争”和“大辩论”，某些干部有个人主义思想，少数坏份子亦以“左”的面
貌出现，制造混乱。毛泽东虽然表示同意省委对问题分析和处理，却仍然舍不
得惩办和消除这批贯彻“左”倾路线和政策的得力基层骨干。

　　接着，河南省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公社一封群众来信，又送到毛泽东的手
中，反映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现象非常严重，许多被打的人偷跑在外，不打人的
干部反而被扣上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要求上边派人进行调查处理。毛泽东明
知农村问题不少，却偏要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处理时不要使那些“犯
了轻微错误的同志”“感到恐慌”。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明
确提出：“对干部和劳动人民的积极性要保护。就是对５％以内的违法乱纪的
干部，也要分别情节，区别对待，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如果把这个
问题扩大了，是不好的。结论一定要做得恰当，不然要犯错误。”

　　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有意保护下来，并一再加以纵容的一批无恶不作的干
部，在继续贯彻毛泽东“左”倾路线的 “反瞒产运动”、 “反右倾斗争”和
“高举三面红旗”的过程中都大显身手，使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百姓－－主要是
农民－－死於非命，制造出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

全国典型：河南省信阳地区

　　全国典型河南省信阳地区的情况，最能说明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
九六零年四月大搞“反瞒产”期间，信阳地区十六个县市非正常死亡人口，第
一次统计是八十三万人（固始县、光山县和息县各十万以上，正阳县八万，潢
川县五点六万，商城县、汝南县、上蔡县和信阳市各四万，罗山县三点八万，
平与县三万，遂平县二点二万， 新蔡县二万多，西平县二万， 确山县一点二
万，新县三千六百）；第二次统计查出九十七万；上级估计在百万人以上。

　　初步查出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
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

　　固始县原有人口九十三点五万多，劳动力三十八万多，到一九六零年春人
口下降为八十点零六万多，劳动力下降为二十五点九万多，全县死亡的十多万
人多是青壮年。 该县往流公社邓围子大队一千六百六十六人， 死亡九百七十
人，占60％；七一公社上元大队谢老庄小队一百三十二人，死了一百二十人，
剩下十二个人， 其中只有三个劳动力。 该县以生产小队为单位来计算死亡比
例，多者为90％，少者也有10％。 全县无人烟的村庄四百多个， 孤儿五千多
个，房屋毁坏约50％以上。全县患浮肿病的三万多人；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妇
女有一半以上（有的生产队达70％－90％）子宫下垂和闭经。该县段集公社赵
岗托儿所，三百九十个小孩死了七十八个，患浮肿病的九十三个；一个敬老院
五十个老人，死了三十人，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到固始县公安局哭诉：“共产
党为人民， 我父母都饿死了，你们为什么不管？” 公安局长李克武正在打扑
克，他叫人把这个小孩关了起来。

　　以第一书记路宪文为首的中共信阳地委，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左倾”路
线和“反瞒产”方针，把一九五九年农业歉收硬说成是丰收年景。全区一九五
九年实产粮食约四十亿斤，他们谎报为八十三亿斤，并按此数来加大征购任务
和安排各项工作。光山县一九五九年秋粮实收一点八亿斤，却虚报为四点九亿
斤，硬要征购一点五四亿斤。 当征购到一点二亿斤的时候， 群众就没有粮食
了。

　　路宪文的基本观点和逻辑是：“产量不能动摇，谁否认一九五九年的产量
不如一九五八年，谁就是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谁就是反对社会主
义。”他还认为：“社社有余粮，队队有余粮”；“粮食问题，是当前两条道
路斗争的集中表现”；“对农民的斗争，比打日本鬼子还难，谁打不上去，就
把谁拉下来。”

　　各县对此都有具体的发展，如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就说：“农民在社
会主义时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敌我矛盾，因此要开展政治攻势；决心
打好这一仗，只准前进，不准後退。”

　　信阳地区的“反瞒产”运动，不仅时间长，规模大，而且做法很毒辣：

　　一、一九五九年十月在鸡公山公社召开假现场会，从国家仓库中运去一批
粮食，搞了一个假粮食屯，上面是粮，下面是草，只准远看，不准动手。参观
的人问附近的群众“好不好”，群众说，“好是好，我们就是饿肚子。”当时
鸡公山公社的食堂已经停火断炊，全社躺倒八百多人，死了二百六十五人。但
路宪文说：“鸡公山公社是个千斤公社,不能动摇”;“搞不出粮食不收兵”。
这样的假现场会各县都照样召开，仅固始县就开了一百九十五次，参加的干部
有五万人次。

　　二、搞万人“反瞒产”大会。 在潢川县召开的万人大会上， 演出《刘介
梅》的戏，批评农民“忘本”。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在会上以打、推、踢等方
法，斗争了六十多人，并从监狱中提出四人公开审判，威胁群众。但到会六千
代表，都是面黄饥瘦的农民，其中有40％患浮肿病。在当天的大会上，就饿死
一个人，抬走尸体後继续开会“反瞒产”。会议结束後，又有十九人死在回家
的路上。

　　这样的大会各县都开，固始县就开了四十次。固始县在郭陆滩公社开了三
次万人大会，第一次要每人带五斤粮向大会献礼，粮食搞光了，第二次要每人
带鸡、鸭、鹅、猪向大会献礼，家畜搞光了。第三次要每人带一些其他东西向
大会献礼，结果，大门的铜环、破衣服、棉被连稍微值一点钱的东西都交给了
大会。有四个农民，在会上被逼把身上破棉袄的旧棉絮挖出来上交。

　　三、 推广罗山县依靠五类份子“反瞒产”的经验。 路宪文很赞赏这种做
法，叫普遍推广，说：“这样搞，不仅可以搞出粮食，而且可以搞出枪枝子弹
来。”

　　四、固始县还以轮训班的形式搞“反瞒产”，共轮训四次，三千多干部参
加。 该县甚至在学校中也搞“反瞒产”斗争， 县高中就为此斗争师生二十余
人，搜查没收学生粮票二千余斤。

　　五、中共信阳地委还学习中央和省委的办法， 规定一日三报， 每次上报
“反瞒产”的“战果”只准增长，不准减少，发展到下边没有人敢接电话。

　　在“左”倾路线横行之下，许多公社、生产队也提出许多错误口号。潢川
县有的公社提出：“扎紧裤带饿三天，也要搞掉老九的帽子”（这个公社完成
粮食征购任务排第九）。有的生产大队提出：“宁可饿死几百人，也要把流动
红旗夺回来。”（群众反映：“这是要命旗”）。光山县提出：“非反到底、
反死不行”。 固始县黎集公社党委书记张德瑞提出“八挖”： 挖草堆、挖漏
洞、挖社员家底(即搜查)、挖稻壳堆、挖炊事员、挖饲养员、挖加工员、挖保
管员，并强调“先下手为强，後下手遭殃，谁完不成任务，就反谁的瞒产。”

　　在这个“反瞒产”斗争中，他们最普遍的做法就是打人、杀人，打人是基
本政策。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刘文才，每次打人之前都召开打手会议，研究
打的对象、 打人的名义和打人的方法， 并检查打手的组织情况和刑具准备情
况。罗山县膨新公社十七名预备党员，有十六个打人可以转正，有一个未打人
不能转正。这个县的定远公社，调一百八十个预备党员搞“反瞒产”，如果不
打人，就不能转正。光山县打人整人的刑罚有三十多种，潢川县有五十种，固
始县有七十种。比如：

　　一、扣饭和开除饭籍。扣饭，就是只给吃一点饭；开除饭籍，就是不给饭
吃。

　　二、拔头发。各县都很普遍采用这种办法。罗山县张莽公社党委副书记肖
继臣在石山口水库工地斗争胡风银时，把胡的头发拔掉。以致有些人一听到开
斗争会，首先把头发剃光。潢川县仁和集公社党委书记拉着阮袁氏(女)的头发
拖着跑了二十多公尺，一直把这个妇女拉死。

　　三、罚冻。罗山县定远公社鸡笼水库工地指挥部，把林湾大队刘南阶的衣
服扒下，放在冰天雪地里冻；光山县槐村店公社把十三个孤儿扔在山上活活冻
死。

　　四、割耳朵。息县防胡公社大路营大队就割了十七个耳朵。公社妇联主任
黄秀莲是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割了别人四个耳朵，其中一人割耳後死掉。

　　五、熬人油。固始县期思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蒋学成，当过土匪，创造了熬
人油当化肥的办法，据群众反映熬了一百多个小孩，经调查证实熬了二十具尸
体。

　　六、 披羊皮。 息县防胡公社赵楼大队第三生产队一个十八岁的学生王国
喜，因为饿得很，牵了双庙党支部书记家的一只羊准备杀了吃，被大队党支部
书记王国朴知道了，把他吊起来，打得头破血流。然後把羊杀掉，把羊皮贴在
这个学生的身上，令民兵用绳子牵着在大队游了一遍，三天没给饭吃，再从身
上把羊皮揭下来，活活把人揭死。

　　有的还采用了点天灯、活埋、烧胡子、烧阴毛、捅阴户、上绞刑架、坐老
虎凳、锥屁股等办法。至於捆、绑、吊、打、罚站、罚跑等办法，更为普遍，
各县都有自己的一套。罗山县定远公社义店大队治保主任陈如斌，就打过二百
多人；涩港公社党委副书记韩德富打过三百多人。固始县黎集公社南园大队民
兵营长高寿礼在东干渠工地上， 打过一百一十个民兵， 打残十一个，打死六
人。特别严重的是他把从工地私跑回家的社员魏少桥抓回来，组织民兵当场打
死；当魏少桥的老婆来找他时，也被他吊在梁上毒打，活活打死了这个怀孕三
个月的孕妇；高喊要斩草除根，又把魏少桥仅有的四岁小孩活活打死。

　　为了把“反瞒产”搞深搞透，路宪文指示干部要顶住三关：第一顶住“叫
喊关”，他说：“有人叫喊没有粮食了， 应当顶住”； 第二顶住“人口外流
关”，他说：“有人逃跑，这不是生活问题，而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坚决
顶住”；第三项住“食堂停火关”，他说：“停火就是威胁，停火也要反。”

　　当食堂停火断炊，有些群众迫於无奈而宰杀猪牛的时候，路宪文就以破坏
生产为名，宣布“杀牛的一律法办”；原地委的几个书记和公安处副处长韩仁
炳，凡报来宰牛的都批准法办，他们走到哪里就批到哪里，就法办到哪里，有
些坏份子就借此更加胡作非为。平与县向阳店公社有的干部罚宰杀牛的群众穿
上孝衣哭牛爹；有的把杀牛的人用铁丝穿鼻孔，拉犁耕田；有的还把杀牛的人
脱光衣服，打得周身稀烂，然後把鲜血淋漓的牛皮贴在人身上，待干了以後，
就揭牛皮，连人皮一起撕下来！牛肉则被这些杀人凶手没收，大吃大喝。

　　当群众走投无路，啃树皮、吃草根、烹野菜的时候，路宪文说：“这是富
裕中农搞的鬼花样，他们故意这样，挨家挨户搜查。”下面就逐家逐户地把小
锅打烂，不让人家冒烟。

　　当群众向外逃荒的时候，路宪文说：“好人不外流，外流无好人。”他们
把外流的叫做“流窜犯”,各县都组织民兵把关、守路,打击所谓“流窜犯”。
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 就下令把在店里住的、路上走的都抓起来， 全送进监
狱、劳改农场。公社也有劳改队，立功队，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把扣留的
所谓“流窜犯”放进监狱中，饿死了二百多人，却把克扣的九千斤口粮拿出来
向县委报喜，说是公安机关节约的粮食。

　　在这样既不能吃野草又不能逃荒，走投无路、完全绝望的情况下，就发生
了人吃人的凄惨事件。有的是吃死人，有的是把快饿死的人卡死吃掉，父母吃
子女，哥哥吃弟弟， 姐姐吃妹妹， 潢川县有一个小孩快死时，对他母亲说：
“妈妈，我死了你不要吃我！”当这个孩子死了之後，妈妈为了活命，还是把
自己的孩子吃掉。

　　固始县两个生产大队统计，就吃人二百多具尸体。但地委、县委又以“破
坏尸体”为名，逮捕快要饿死的群众。信阳县五里店公社有一家人，父母、弟
弟都饿死了，剩下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她把弟弟煮了吃，县公安局又以“破
坏尸体”的罪名，把她关在监狱里饿死了。

　　在这种毒刑打杀和断绝粮食之下，广大群众成批死亡，全村毁灭，全家毁
灭，死在哪里臭在哪里，就埋在哪里，大人是薄土一层，小孩就抛在荒山里。
光山、潢川、固始县的许多水塘里都有死尸。但地委还继续搞“反瞒产”。他
们把省委拨下来的救济粮发下去，一边发口粮，一边又“反瞒产”，今天发下
去，明天收回来。潢川县党委第一书记梁德柱说，这是“以粮引粮”、“抛砖
引玉”。该县城郊一个生产大队，把发给群众的口粮，分装在二百个坛坛罐罐
里， 当做 “反瞒产”的成绩向公社报喜， 群众说：“这不是报喜， 这是报
命！”

　　信阳地区人民除了死於“反瞒产”斗争之外，还大量死於各种工程建筑的
劳动之中。最突出的是固始县白果冲水库、 百里大堰、 东干渠的三大水利工
程。 在三大工程中， 被扣饭六千八百二十二人，被开除饭籍八百五十九人，
“借东风罚站”(脱光衣服在寒冷的风地里罚站)一千六百八十六人，被拳打脚
踢二千三百一十六人，被毒刑吊打四千六百四十三人，罚挑双挑子一万七千二
百二十人，另有四千九百七十二个病人被强迫劳动。初步查出在六万人中，被
打死、饿死、冻死、累死的即有一万零七百多人。“七一”公社上元大队去了
二百多精壮劳动力，结果死了一百六十人，有一家父子兄弟六人都去了，全部
死光。

　　当全区人民饥寒交迫、死亡累累的时候，地委书记路宪文却出入都有五、
六个卫士随从，每到哪里都事先打电话通知准备饭菜，到光山县一次摆了二十
四个菜，到白雀公社三天， 顿顿吃鱼、吃肉、吃鸡蛋，夜餐吃饺子。 所到之
处，县和公社组织大批群众锣鼓暄天，鞭炮欢迎。

　　固始县的杨守绩、 光山县的马龙山、 潢川县的梁德柱、息县的徐锡兰等
人，出入都是携带“三机”、“八大员”。八大员是：通讯员、女公务员、女
演员、摄影员、女放映员、女广播员、女电话员、炊事员。三机是：收音机、
照相机、电影机。马龙山还加上几个“大将”，即武装部、公安局、财政局、
法院、检察院、商业局、宣传部、报社编辑等干部。

　　公社干部也一样贪污腐化,固始县郭陆滩公社党委书记李思正要喝八种酒,
即：入党酒、升官酒、见面酒、陪客酒、慰劳酒、饯行酒、结婚酒、离婚酒。
公社一般多是三种灶， 光山县槐店公社的书记灶， 顿顿有肉， 三干、 四稀
（三顿正餐中，有干饭，也有稀饭，另有夜餐）；党委委员灶，一天三干；干
事灶，二稀一干，大队一级干部，也是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光山县北向店公
社冷大湾大队，十二个大队干部，用了四个女服务员，半年之间喝了三百二十
三斤酒，吃了五千六百斤牛羊肉，克扣社员口粮八千斤，贪污四千七百八十五
元。

其他地区大同小异

　　其他地区的问题也大同小异，只是不象信阳地区那么突出。比如：许昌地
区十五个县市初步统计，一九六零年上半年死亡十一点四万多人，仅禹县就死
亡二点一万多人，叶县一万多，漯河一点一万多，长葛九千五百，鲁山八千六
百，郏县七千三百。南阳地区十二个县市一九六零年上半年死亡十三点七万多
人，仅邓县就死四万多，唐河四点三万多，方城收成较好也死二万人。

　　唐河县委书记毕可旦，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零年春当群众断炊时，他提
出“大反瞒产”，说，“垮掉一批干部也得完成任务”；“粮食问题，是两大
对抗阶级斗争的继续”。县、社、队都开斗争大会，少则五天五夜，多则八天
八夜，一摊子开会打入、斗人，一摊子指挥民兵去逐家逐户搜查，什么东西都
拿走。

　　禹县县委书记刁文，也是把灾年作丰年，把低产报高产，加大征购任务。
当完不成征购时，就在全县开展“证产运动”和“反偷盗运动”，到处搜查民
房，这个县的无梁公社曹楼大队，就大搞半个月，组织专业队逐家搜查，挖地
三尺，并规定群众不准走动，七天不得关门。搜查时见什么拿什么，群众说：
“这是一扫光，除了一个碗、一双筷、一张床外，其余都是他们的了。”

　　邓县白牛公社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零年春被打死、饿死四千一百多人，
耕牛死九百六十八条，民房被扒二千一百多间，患浮肿病的三千八百多人。该
县裴营公社共打死社员二千五百三十五人，非法斗争社员二千八百四十人，罚
劳改一千六百四十二人，被打死、饿死、累死的社员六千五百零九人，全家死
绝的五百八十一户，死绝仅剩老人的一百一十二户，死绝仅剩孤儿的二百四十
七户，房屋损毁一点一万多间。

　　山东省一九六零年上半年统计，全省死亡五十八万九千零四十三人，官方
认为其中非正常死亡只有二十七万人。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又统计，各种病人就
有一百八十四万多人(水肿七十万人，干瘦十四万多人，子宫脱垂二十多万人,
闭经六十八万人，其他传染病五万多人)。该省寿光县干部违法乱纪极为严重,
对群众的刑法，除了绑、押、打、冻、罚、拔胡子、扭耳朵、不给饭吃外，还
有坐老虎凳、拔筋骨等骇人听闻的酷刑。这个县一九六零年一月至十月，群众
被迫自杀身死的六百八十八人。

　　这些，还仅仅是被官方隐瞒了三十多年的悲剧的一部分。

毛泽东意志畅行无阻的後果

　　如果不考虑维护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的“威信”而有意去掩盖历
史真相，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性看法：是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明显减少，城
乡人民营养严重不足，才普遍出现浮肿病；是高征购和“反瞒产”，夺走了农
民最低限度的口粮，才导致饿殍遍野；是“大跃进”和种种“大办”，强迫人
民进行超强度奴役性劳动， 才使一批批“劳动力”累病、累死； 是不留情的
“反瞒产”批斗和滥施各种法西斯暴行，数不清的无辜百姓才死於非命。而所
有这些，都发生在“大丰收”、“连续大跃进”和“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
社是桥梁”等等宣传甚嚣尘上之时；都发生在毛泽东意志畅行无阻，“左”倾
路线大肆泛滥，“无产阶级革命派斗志昂扬”，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起码的人权
被剥夺得干干净净的条件之下。

http://www.xgc2000.net/wh/famine/Reports/shichuan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