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动机判断与史料考证——对毛泽东与斯大林三封往来电报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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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动机判断与史料考证——对毛泽东与斯大林三封往来电报的解析


　　 内容提要：1947年11月至1948年3月，毛泽东先后发给斯大林两封关于中共对民主党派政策的电报，但说法完全相反。全面、详细地反复解读史料的结果是，毛泽东第一封电报所述并非中共真实的想法和做法，其动机在于试探斯大林的态度，以解除苏共对中共的疑虑，并接受中共关于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的主张。此例反映出当时中苏两党关系的微妙和复杂性，也说明在历史研究中，动机的判断必须以系统、全面的史料考证为前提。

　　 关键词：毛泽东；斯大林；电报；统一战线；联合政府；史料考证

　　
　　 在历史研究中，对于一项决策，一个讲话，一件事情，一场运动，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做出对行为者动机的判断。在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中尤其如此，因为一方的决策以及他人对这一决策动机的判断，往往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由于决策程序和档案开放的情况不同，一般说来，在冷战时期，对于西方阵营的决策动机比较容易和准确地作出判断。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决策过程相对明晰，各部门都有对策报告，还要经过层层讨论和争辩，最后下达决策指令，而现在那里的档案又非常开放，研究者几乎可以随心所欲找到他们需要的文件。相反，对于东方阵营的决策动机判断就比较困难，不易把握。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领袖外交”，决策程序不明朗，往往是“领袖”的个人思考，或者是顺应“领袖”意向和思路的“建议”。即使有一些决策文件，现在档案馆的开放程度也令研究者望而却步。
　　
　　 但是，无论多么困难，这项工作还是要做的，否则在研究中就无法将历史发展的链条连接起来。当然，如果完全没有或者只有极少相关史料，别说动机判断，就是过程描述也只能暂时搁置。不过，多数情况是，只要研究者全力和认真搜寻，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直接的或间接的史料。这里的关键问题或前提有两点：第一，尽可能找到与研究对象有关的所有史料；第二，必须对这些史料进行考证、鉴别和筛选。否则，研究者很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在这方面，有一个典型案例，就是1947—1948年毛泽东与斯大林在电报中中共对民主党派的立场和政策的对话。
　　
　　 这本是一桩“旧案”，再次提出，一则是笔者感到这个问题并没有讨论清楚，二则是就讲授史学研究方法而言这个案例很有意思。
　　
一、一则俄国史料引发的学术“风波”

　　 1995年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连载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А.М.列多夫斯基的文章《1949年1—2月米高扬在中国的秘密使命》。文中发表了米高扬1960年9月22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递交的关于这次使命的书面报告，以及所附1949年1—2月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的一些谈话记录。这篇文章及所附档案披露了一个重大情况：毛泽东在一封1947年11月30日致斯大林的电报中说：“随着中国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不存在了。……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就会极大地巩固中国革命。”而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签发的复电说：“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还要让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米高扬在报告中的结论是：众所周知，由于苏共 的这个建议，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内部刊物《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5、6期）马上译载了列多夫斯基的文章。不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杂志《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3期）以连载的方式公开刊登这篇文章及所附档案。“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问题在中国党史学界引发了一场学术“风波”。
　　
　　 首先是《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的译者按语说：“文中有些说法明显带有赞扬苏共，而贬低中共和毛泽东的倾向，请读者阅读时逐一分析。” 《党的文献》在刊登译文时就加编者注指出：“经中央档案馆查找，没有发现毛泽东拍发过此种内容的电报。这里引用的所谓毛泽东‘11月30日’的‘电报’，也不符合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思想主张。……从毛泽东这段时间先后公开发表的宣言、报告中明确表达的思想来看，米高扬在1960年9月22日提交的这份报告，此处与史实完全不符。”
　　
　　 接着，《近代史研究》发表一篇文章，其中谈到这个问题时称：“稍有中国革命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根本不符合毛泽东极为重视统一战线的一贯思想和实践。”在列举了一些事实后，作者认为：“米高扬在报告中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至于如何看待俄国学者披露的这一史料，作者的态度比较谨慎：“那么又何以解释毛泽东要拍出那样一封不准备执行其内容的电报呢？原中文电文是怎么写的？俄译有无错误？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深入挖掘文献。”
　　
　　 随后有学者根据俄国披露的新史料，重新解读毛泽东1947年10月对民主党派的态度，并将其与1957年的反右问题联系在一起。作者在一部讨论反右运动的专著中指出：根据这两封电报“可以知道，早在1947年11月，那时国民党还有强大兵力，战争胜负未分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有了胜利之后抛弃民主党派的意思了。只是因为斯大林的电报，才把这件事推迟”了。显然，作者的前提是认定列多夫斯基提供的史料是真实可信的。然而，更多的中国学者对此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1999年中国的学术刊物连续发表了几篇专题评论文章，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
　　
　　 《党的文献》刊登的文章开宗明义，指责有些中国学者、作家根据俄国档案的“只言片语”，对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加以曲解，客观上散布了对党的这项基本政策的怀疑和不信任情绪”。文章引用大量史实讲述了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政策，认为多党合作制是中共“借鉴而又不照搬苏俄的政权模式”所作出的“政治抉择”，“毛泽东怎会轻言放弃和改变，又岂是什么外国人士想象和建议得出来的呢？”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的政策“表里如一、积极一贯”，绝非是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后才改变的。接着，作者便对米高扬报告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由于1960年夏天中苏关系恶化，在此背景下出笼的报告，其内容和材料是否“客观、公正和可靠”，都值得怀疑。至于俄国学者提供的毛泽东和斯大林往来的两封电报，“仅为孤证”，且“真实性和准确性，同样令人怀疑”。其根据是，毛泽东11月30日电报的内容与他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报告的说法完全不同；斯大林的复电迟了将近5个月，“不符合两党文电往来的礼仪和惯例”；毛泽东12月所作党内报告斯大林理应知道，而在4月回电中说“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岂非“无的放矢，纯属多余”；经认真查找，这两封电报在中央档案馆告缺。因此，“我们不能断言无，也难以信其有；如果有，内容是否如所言那样”？
　　
　　 接着，《中共党史研究》也发了一篇质疑文章。作者在中央档案馆工作，并“多次查找中央档案馆的有关档案，均未查到这两份电报”。而作者认为，从当时的战争形势和中共要求注意保管档案文件的决定及所定制度看，“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来往电应该保存下来，而且应该保管在中央档案馆”。作者还认为，与电报有无相比，更重要的是历史事实。作者列举了1947年10月10日至1948年4月20日之间的大量史实说明，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政策是一贯的，是最基本的政治纲领的一部分。因此，“米高扬的论调是完全不符合中国共产党对待各资产阶级政党政策的历史事实的”。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中共党史研究》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就认为，不能因为毛泽东电报中所讲内容与中共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不一致，就否定毛泽东拍发这份电报的可能性。理由有三：第一，米高扬的报告虽然没有引用毛泽东电报的全文，也没有注明档案出处，但是作为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他“不可能根据虚假的、不存在的电报指出当时中共中央的看法”，这是很容易查证的；第二，对于新中国采取怎样的政治制度，毛泽东是有反复考虑的，而1947年10月出现了民盟解散的新情况，中间党派不存在了，再加上南斯拉夫的经验，“毛泽东考虑新中国能否实行一党制的问题，应该说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三，毛泽东一直主张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但在不同的时期，其内涵是有变化的，因此他给斯大林的电报并不背离其一贯主张。总之，毛泽东发去这样一封电报的目的，是想同斯大林探讨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试探。
　　
　　 2000年初，《当代中国史研究》也发文参与了讨论。文章指出：“米高扬提到的上述两封电报是否存在，值得怀疑”。第一，列多夫斯基在公布米高扬的报告时，“没有说明他本人是否把电报内容与原件进行过核实”，而“作为享有使用俄罗斯总统档案‘特权’的高级研究人员”，列多夫斯基完全有条件这样做。第二，米高扬报告中提到的这两封电报的内容，与列多夫斯基文章中提供的其他一些档案相比，“是不合逻辑和情理的”——既然毛泽东已经接受了斯大林的看法，为什么还要去莫斯科讨论与民主党派关系的问题？第三，米高扬的报告是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时提出的，其动机值得怀疑。作者同样列举出大量史实，证明了中共对民主党派政策的连贯性，并指出斯大林实际上是主张一党制的。总之，米高扬的结论“不能成立”，他所提到的两封电报也“不应轻易相信和盲目接受”。
　　
　　 如此看来，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必须确定俄国学者提供的这则史料所引用的档案文献是不是真实存在，否则其他都无从谈起。
　　
二、对俄罗斯解密档案的查询和解读

　　 笔者长期从事中苏关系史研究，对于上述问题自然十分关注。1949年初，斯大林派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是在中国政治和军事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后苏联全面转变对华政策的起点。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全面通报了对未来新中国的设想及各项政策方针，也第一次试探性地提出了废除1945年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因而可以说是中苏关系史中一个重大事件。但有关这次访问的情况，当时中国方面除了当事人师哲的回忆录有所提及外，没有公布任何档案文献。因此，列多夫斯基文章的发表，令人又喜又惊。喜的是这则史料及随后公布的一系列俄国档案文献，对于研究者了解这一事件，提供了重大帮助；惊的是，毛泽东竟然在1947年11月提出了要搞“一党制”的想法，而这种做法与中共一向倡导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统一战线方针是根本背离的。这就难怪中国学者首先对俄国史料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1996年5—6月，笔者正在莫斯科收集俄国档案，曾多次访问远东研究所，并结识了列多夫斯基先生。在访谈中，笔者表示希望他能出示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电报和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回电的原始档案。列多夫斯基答复，俄国档案管理很乱，一时难以找到这些文件。不过，他答应尽力寻找。据说，2000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行在莫斯科开会时，也向列多夫斯基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不久，这位老先生还真的在总统档案馆找到了这两封电报的原件，并连同馆藏号全文发表在《远东问题》杂志上，《中共党史研究》随即刊载了这篇文章的中译文。但细心的中国学者还是对俄国杂志是否全文发表了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提出疑问，因为电报中缺少第5点和第9点。经译者向俄方询问，2001年7月30日，《远东问题》杂志主编А.М.格里戈利耶夫教授发来传真答复：查阅电报文本的结果是，“由于作者和准备付印的编辑的疏忽，电报中漏掉了顺序号5和9。”随后，《远东问题》重新刊登1947年11月30日的这封电报，并保留了斯大林在电报上所做的强调标记，以及该电报所发范围。《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在2002年第1期全文译载了这封电报。
　　
　　 至此，历时6年多的一场围绕俄罗斯解密档案真实性的讨论结束了，1947—1948年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关于中共对民主党派政策往来电报是否存在的问题已经真相大白，水落石出。当然，如果俄方能够提供原始档案的影印件，而不仅仅是经过编辑的打印件，就更能说明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如何解读电报的内容。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笔者将电报中相关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并加以必要的说明。同时，鉴于斯大林回电中提到对毛泽东1948年3月15日电报的答复，故笔者将俄国学者后来公布的这封电报主要内容也列入其中。
　　
　　 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绝密，苏联情报总局（ГРУ）局长库兹涅佐夫12月10日交给斯大林：
　　
　　 八、美国人和蒋介石企图通过宋子文与我们开始和平谈判，这个企图是一个阴谋诡计，其目的是迷惑广大群众。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蒋介石，都担心我军可能会强渡长江，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这种打算。
　　
　　 在香港的李济深将军、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以及其他对蒋介石抱有敌意的人，与美国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将来他们会被美国人利用做有利于美国和蒋介石的事。我们对待这类人的策略是对他们不抱很大的希望，不指望利用他们为革命做事。
　　
　　 九、随着中国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也不存在了。在民盟的成员中有一些是同情我党的，虽然其大多数领导人是动摇分子。他们是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解散了同盟，因此证明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极大地巩固中国革命。
　　
　　 十、由于美国人和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在中国人民面前已昭然若揭，所以1947年10月10日我们发布了人民解放军宣言和土地改革纲领，这些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
　　
　　 1948年3月15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绝密，库兹涅佐夫3月30日交给斯大林：
　　
　　 一、近几个月来，我们处在新的条件下，集中精力解决了一系列的政治和战略性质的任务，即土地改革、工业、贸易、巩固统一战线、审查党的队伍、在党内开展反对右倾特别是左倾的斗争。……
　　
　　 二、中国民主同盟，国民党内部的民主分子和一些小党派，对国民党和美国还抱有某些希望，不相信我们党和人民有力量、有能力战胜一切国内外的敌人，认为有可能通过某种第三条道路解决当前的危机。因而，他们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当国民党发动突然进攻时，他们全都陷于困难、被动的境地，并因此失去了在民众中间的威望。这迫使他们于1948年1月接受了我们的口号，发表了反对美蒋、与中共结盟、对苏友好的声明。上述党派代表现在聚集在香港。对待他们，我们在批评其错误观点的同时，采取了团结的政策。
　　
　　 我们认为，在我们建立中央政府的情况下，他们有代表参加这个政府将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这些党派的主要缺点是他们完全不开展工人与农民的工作，也很少去做大学生的工作。由于脱离群众，这些党派的影响非常小。他们习惯生活在大城市里，从来没有表示过要到我们解放区去的愿望。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自由资产阶级）对我们说是重要的，我们不应该对这一阶层视而不见。我们应该把它吸引到我们一方来。我们认为，以后当我们有了巨大的成绩，占领了诸如沈阳、北平和天津这样的城市，当我们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变得完全明朗的时候，我们将邀请他们来参加中央政府。只有到那个时候，他们才可能会表示出到解放区来并与我们合作的愿望。
　　
　　 三、今年我们不打算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个问题尚未成熟。在今年行将举行的国民大会上，蒋介石还将当选为总统，而当我们取得更大的成绩时，他的威信就会动摇得更厉害。我们将扩大我们的领土，将要夺取1—2个最大的城市，当满洲、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和安徽连成一片的时候，那就到了迫切要成立中央政府的时候了。
　　
　　 显然，这大约是1949年要发生的事情。
　　
　　 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致捷列宾（苏联情报总局驻延安工作人员）转毛泽东电，绝密：
　　
　　 我们收悉了毛泽东同志于1947年11月30日和1948年3月15日发来的两封信。我们因为核查了一些答复所必须的材料，没有能够即刻复电。现在我们已经核查了这些材料，可以对这两封信做出答复了。
　　
　　 第一点。对1947年11月30日来信的答复。我们非常感谢毛泽东同志的情况通报，同意毛泽东同志对形势所作的估计。信中只有一处让我们疑惑不解，即“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极大地巩固中国革命”。
　　
　　 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人民中的中间派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也许，必须要吸收这些党派的一些代表进入中华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之后，中国政府，按照自己的政策，至少在胜利之后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时间长度现在还很难确定）将是民族民主革命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这意味着，暂且还不必实行整个土地的国有化和废除土地的私有制，不必没收全部大小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资产，不必没收大地主甚至靠雇佣劳动生存的中小地主的资产。有必要等一个时期再进行这些改革。
　　
　　 谨告知您的是，在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人民阵线中还有其他政党。
　　
　　 第二点。对毛泽东同志1948年3月15日来信的答复。我们非常感谢毛泽东同志非常详细地通报了有关军事和政治问题。我们同意毛泽东同志在这封信中所作的所有结论。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及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的考虑是完全正确的。
　　
　　 对这些已被认定的档案文献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就是历史研究者的工作和责任了。《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刊登了一篇全面解读上述文件的论文。在承认两封电报作为史料的真实性的前提下，作者对俄国档案进行了详细解读，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既然“俄方公布的毛泽东与斯大林两封往来电报内容是真实的可靠的”，那么“毛泽东在当时的确曾考虑过让‘中共之外’的‘所有政党’在中国革命后离开政治舞台，这是历史的真实”。
　　
　　 二、毛泽东产生“一党制”的想法是因为“中国政治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即1947年11月6日民盟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被迫解散，导致中国各民主党派“已不复存在”。因此，毛泽东不是要取消民主党派，而只是接受了一个现实。至于追随蒋介石的少数右翼党派，中共当然不会允许他们在新中国立足。
　　
　　 三、1947年9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东欧各党都被迫接受苏联模式搞起了“一党制”，中共要向苏联“一边倒”，又缺乏政权建设经验，自然会产生让所有党派离开政治舞台的考虑。但这只是“初步想法”，而非“既定政策”。
　　
　　 四、在同一封电报中，毛泽东一方面表示中共要学习苏联和南斯拉夫搞“一党制”，一方面又向斯大林通报中共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如何解释这一矛盾现象，作者根据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央会议上的讲话，推测毛泽东要学习南斯拉夫的经验，“考虑准备将这些已没有组织存在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其成员仍在其原有组织名义下团结和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类似南斯拉夫民族解放阵线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
　　
　　 五、毛泽东在1948年3月15日电报中提出要成立联合政府的想法，是因为1948年初民盟又在香港恢复了组织活动，而且更加倒向共产党。毛泽东的这一做法，不仅“彻底改变和放弃了1947年11月30日电报中的想法”，而且是在斯大林提出“不同意见”之前作出的决定，因此米高扬关于中共接受了苏共意见的结论“有悖于历史的真实”。不过，斯大林的电报对中共并非完全没有影响，因为此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推动成立联合政府的“颇为引人注目的重要举动”。
　　
　　 这场讨论到此似乎已经结束，此后中国学术刊物未就1947—1948年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政策和统一战线问题再展开讨论。时隔多年，回过头来再看这些档案文献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观点，笔者认为其中还有一些学术问题值得重新研究，并以此说明对史料的全面考证和解读是进行动机判断的前提。
　　
　　 以往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四个问题上：1、米高扬报告中所引用的俄国档案（即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电报）是否存在；2、米高扬报告的结论是否正确；3、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述内容是否与当时他的真实想法相符；4、毛泽东先后发出两封意见相左的电报究竟出于何种动机？
　　
　　 前两个问题，笔者同意学界同行已有的基本一致的结论：米高扬的报告和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的三封电报，作为史料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俄罗斯总统档案馆确实保存着这些档案。米高扬报告的结论是错误的——中共并非是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才改变其对民主党派的立场和政策的，而米高扬在1960年如此报告的动机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对于后两个问题，笔者认为还是需要再认真思考的。毛泽东在1947年11月30日电报中说，将让所有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而在1948年3月15日电报中说，将成立包括其他党派代表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说法是不是毛泽东当时的真实考虑？或者说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考虑？更关键的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先后向斯大林发出这两封意见相左的电报，其动机何在？
　　
三、对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动机的判断

　　 本文开头讲过，进行动机判断要有两个前提：尽可能找到与研究对象有关的所有史料；必须对这些史料进行考证、鉴别和筛选。而真正做起来，还需要有一个检验的过程。就是说，第一步是寻找史料，而且尽可能地详尽，要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至少要掌握足以建立逻辑架构的史料。这一步是基础，需要下很大功夫。第二步是考证和解读史料，在考证史料真伪并厘清所有史料之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动机判断，得出结论。这一步是关键，需要的是学术功底。第三步是用史料检验结论，即将动机判断后的结论与所有收集到的史料进行核对，如果出现任何矛盾或冲突，那么就要重新考察，不是结论有问题，就是史料有问题。这一步也是不可或缺的。不过，一般来说，从逻辑上讲，对于同一个问题、同一件史实，所有史料应该都是一致的。如有个别说法相左而又是真实的材料，那大概就是对材料的解读有问题。当然，具体问题都是复杂的，有时动机并非是单一或静态的，也有“一箭双雕”或前后变化的情况，需要全面思考、反复论证。
　　
　　 毛泽东为什么会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发给斯大林两份立场和观点完全不同的电报？从逻辑上讲，有两种可能性：其一，中共中央的意见是建立联合政府，而毛泽东本人倾向于“一党制”，所以他需要实行“一党制”的苏联支持他的主张，进而说服全党；在迟迟没有得到斯大林回复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报告中共的实际做法。其二，毛泽东本人与中共中央的立场完全一致，都主张建立联合政府，但考虑到苏联实行的是“一党制”，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和产生矛盾，毛泽东故意先表述一种与中共既定政策相反而同苏共做法一致的意见，以试探斯大林的态度；在苏联没有对此表示赞同的情况下，毛泽东才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二者必居其一，取舍就在于对史料的解读和考证。为此，笔者仔细查阅了所能收集到中苏双方所有档案文献和当事人口述史料，以及当时的报纸——尽管写作时未必全部引用，但在研究时不全部阅读是不行的。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看法：
　　
　　 第一，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作为史料本身是真实存在的，但电文中所说“一党制”的观点不是毛泽东的真实想法。
　　
　　 研究者不能因史料中所述内容与史实不符，就轻易断定史料是虚假的，不存在的。同样，也不能因史料本身是真实的，就想当然地认为史料中所述内容也是真实的。简单说，档案本身的客观存在并不等于档案内容的真实存在，档案读者看到的都是档案作者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对于档案文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有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议论：“没有一个文件能告诉我们比文件的作者想到的更多的东西——他想象中的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他认为应该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只是他希望别人想到他所想到的事情，甚至只是他自己认为他想到了的事情。所有这一切，在历史学家对它们进行加工、做出解释以前，是毫无意义的。”
　　
　　 俄国档案中就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同样是列多夫斯基先生公布的一份档案，即斯大林1950年8月27日的电报，其中说到：苏联代表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没有及时返回安理会的原因，就是为了把美国吸引到亚洲来，让它陷入一场战争，特别是与中国人的战争。列多夫斯基和一些俄国学者认定，这就是斯大林同意发动朝鲜战争的动机。然而，这个结论与已知史实完全不符：斯大林先前不愿意在远东出现军事冲突，就是担心美国会出兵干预，而后来同意发动战争，恰恰是认为美国不会干预或来不及干预；朝鲜战争爆发后，直到朝鲜人民军彻底溃败前，中国几次表示愿意出兵帮助朝鲜，恰恰是斯大林阻止了这一行动。因此，斯大林的电报不过是文过饰非，欲盖弥彰，他所说的只是他事后的想法，而非当时的动机。这就是用史料考证检验动机判断的结果。
　　
　　 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起，被毛泽东列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含义有所不同，但始终是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共的一贯政策。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将与所有各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的主张。说到政治制度，毛泽东提出了既非欧美式、也非苏联式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非最新式的民主，而是合乎世界潮流，合乎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关于政权问题，毛泽东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还喊出了“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的口号。尽管这时还是针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而言的，但毛泽东也郑重表明：“我们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 1944年9月，中共方面正式提出“召开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的国事会议，成立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有人担心共产党得势之后，会像苏联一样搞“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明确回答说：“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毛泽东还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纲领中明确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任务。
　　
　　 1947年是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的一年。在政治上，国民党不得人心，越来越孤立，而共产党民意所向，渐渐取得优势地位。在军事上，国民党从进攻转入防御，共产党则从防御转入进攻。这一年的7月7日，即人民解放战争开始战略反攻后，中共中央再次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口号，号召“一切民主党派，一切民主团体，一切国民党内的民主分子，团结起来！争取民主的胜利”。10月10日，毛泽东为解放军总部起草了政治宣言，八项政策中的第一条便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就说明，在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更加重视统一战线问题。作为政治措施，甚至首先想到的就是成立“联合政府”。在毛泽东看来，越是在取得胜利的时候，就越要防止“左”的倾向。
　　
　　 1947年10月，面对中共军队的强大攻势，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刘航琛提出了一个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的方案。中共中央认为这是美蒋缓兵之计的阴谋，由周恩来起草了《关于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党内指示。在10月27日下发前，毛泽东认为，这个指示电很有必要，但还需要增加一条，“将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完全弄清楚，预防过左倾向发生，这一倾向，在历史上是发生过的”。毛泽东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在经济上，则将在长时间内容许他们存在，并使他们的经济在政府法令许可下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利经济之恢复与发展。对于在平分土地后生长出来的新富农，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的过左性急，是错误的。”
　　
　　 毛泽东一直主张搞统一战线、联合政府，上述文章、指示和讲话基本都是他亲自起草的。试想，他怎么会突然产生一种完全相反的想法？那么，是不是因为民盟作为一个最大的民主党派被迫解散的情况，导致毛泽东产生了新的想法呢？还是先看一下史料。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发表解散公告。1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时事评论《蒋介石解散民盟》。毛泽东在修改这篇文章时加写了一段话：“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的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 显然，毛泽东不仅没有抛弃民主党派的想法，反而预言民盟吸取教训后会有更加光明的前途，期望之情跃然纸上。
　　
　　 况且，就在11月30日发出致斯大林电前不久，11月18日，毛泽东在给起草民主政府宪法的吴玉章的复信中还讲到，宪法内容要“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基本原则”。11月29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阶级划分和土地改革问题的指示稿时，特意加写的一段话指出，这两个文件主要是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的。提出“一党制”的主张，显然属于一种“过左行动”。毛泽东怎么可能在第二天就突然一改初衷，在要求全党注意纠正“左”倾的同时，自己却提出这样一种有违党的一贯方针的主张？
　　
　　 事实上，在发出11月30日电报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在党内反对“左”倾，更加强调统一战线，甚至把“成立联合政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还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在报告和讲话中，毛泽东全面回顾了中共对民主党派政策的历史，系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的必要性、重要性。总之一句话，“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现在，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还是要提”。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这次会议“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毛泽东所有这些指示和讲话，与他在致斯大林电中所说，完全是两个声音。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11月30日电报中所讲将来要让所有其他党派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主张，应该不是他的真实想法。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发给斯大林这样一个并非自己本意的电报，而过了几个月，又发出一个意见相反而属于真实主张的电报呢？
　　
　　 第二，毛泽东先后给斯大林发出两份截然不同的两种主张的电报，是为了试探苏联的态度，解除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疑虑，并使其接受中共的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政策。
　　
　　 这里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当时中苏两党关系的背景。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帮助建立起来的，且一直处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但自毛泽东走上领袖地位后，对中共与苏联之间不断出现的矛盾和分歧颇有抵触。一方面，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中共不得不被迫改变已定的方针和政策，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等。另一方面，中共也曾以种种理由抗拒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最典型的事例是，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三次要求八路军抽调部队到满蒙交界和满洲地区与日军作战，都被毛泽东拒绝。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在中国首选的合作对象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这固然因为苏联实现其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必须通过国民政府，但与斯大林对中共的不了解、不信任也不无关系。在苏共领导人看来，毛泽东是“普加乔夫”式的人物，中共党人是“民族主义者”。同样，毛泽东对苏共也是心存芥蒂，特别是对斯大林逼他去重庆谈判更为不满。这种情绪虽然当时没有公开表露，但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还是一股脑倾泻出来了。
　　
　　 还有一个背景必须了解：1947年夏秋冷战局面在欧洲已经形成，苏联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为了实现战后与美国和西方进行合作的构想，斯大林早早就解散了共产国际。雅尔塔体系保障了苏联的战略利益，斯大林也满足了西方的要求：劝告法共、意共和希共放下武器，参加政府，而在东欧各国则允许多党存在，实行“联合政府”政策，并提倡“民族社会主义道路”。然而，杜鲁门宣言和马歇尔计划迫使斯大林走上了与美国对抗的道路。在1947年9月召开的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上，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提出了“两个阵营”的理论。此后，苏联开始进行阵营内部的整肃，斯大林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与莫斯科保持一致，特别是在对外政策方面，而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则是东欧各国的唯一选择。
　　
　　 中共此时对苏政策的目标十分清楚：中国革命越是接近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越感到需要苏联这个盟友。然而，面对中苏两党关系的现状，毛泽东的处境十分微妙。统一战线是中共取得全面胜利的根本保证之一，毛泽东无论如何都要坚持执行这一策略。与此同时，中共也很了解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的情况。1947年10月，中共的各种报纸刊登了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的几乎所有文件和日丹诺夫的报告，并且发表了中共东北局编写的《现代国际形势研究的提纲》，宣讲情报局的主张和方针。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东北局的电报中说：“我们对欧洲九国共产党成立情报局认为是必要的，对日丹诺夫的报告认为是正确的。” 所以，毛泽东既要实行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的政策，又要同莫斯科保持一致，避免引起斯大林的疑虑，就必须知道苏共对中共这一政策的态度。
　　
　　 实际上，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情况基本上是掌握的。红军长征期间，中共曾一度失去了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系。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于1936年又同共产国际恢复了电讯联系。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在延安派驻了军事情报组，以后还有医生、情报员和联共（布）中央代表常驻中共中央所在地，直到1949年中共中央进入北平之前，苏共始终有一部电台在毛泽东身边。况且，1947年7月7日的口号和10月10日的宣言，都是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所以，关于中共对民主党派的立场，以及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的政策，苏共都是早已知道的。但是，斯大林一直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 ，这就难免引起毛泽东的疑虑和不安。中共要继续执行既定政策，又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就必须得到苏共的首肯。于是，毛泽东便试探性地给斯大林发出了11月30日的电报，以民盟被解散为由，有意说出了一种中共并没有也不准备实行但与苏联做法一致的主张——“一党制”。同时，毛泽东在电报中还特意提到中共正在执行的政策——10月10日的宣言，并言明“这些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两个“方案”，斯大林总要选择一个。然而，斯大林迟迟没有回电。在此期间，又出现了几个情况，令毛泽东更加迫切需要让斯大林了解中共的真实意图，以免事情更加复杂化。
　　
　　 1. 1948年1月6日，苏联《真理报》用将近一个整版，详细报道了毛泽东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讲话。报道提到了统一战线，强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定领导下”，但没有提及“联合政府”。这就意味着斯大林可能同意或至少并不反对中共在会议上提出的总的方针和政策，这多少让毛泽东放心了一些。不过，苏联报道不提“联合政府”，又有些令人放心不下。毛泽东需要知道斯大林本人的明确态度。
　　
　　 2. 1948年1月，民主党派的情况出现新的变化，要求中共必须尽快表明态度。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稿中写到：“民主同盟一部分中委已集会香港，恢复活动。国民党反对派已在香港成立革命委员会,宣言反蒋。冯玉祥在美组成‘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反对美援蒋内战，要求美助民盟获致中国和平。国民党已宣布开除冯玉祥党籍。另一方面，宋子文确曾至港与李济深、蔡廷锴接洽。民盟及国民党民主人士多对冯、李、蔡等估计高，且有对两广反动当局伪装反蒋的阴谋感兴趣者。这一切，都需要我党对蒋管区民主党派问题根据中央去年10月27日指示作进一步的具体的分析，并规定对待他们的明确方针。” 1月14日中共中央指示：“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份，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 3月6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公开发表讲话，表示欢迎民盟领导机关重建，欢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希望与他们“为着共同目的而携手前进”。对于这种做法，斯大林是否赞同，是否会接受？
　　
　　 3.毛泽东1947年12月15日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革命越是接近胜利，越要强调统一战线。1948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宣称：“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总纲领，在“社会主义没有到来以前，总的纲领就只能是这一条，没有第二条”。即使革命胜利了，为了“巩固胜利”，还是需要统一战线。1月18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决定写到：“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而在“人民大众”当中，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1—3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连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函电，在统一战线、土地改革、工商业政策、职工运动、阶级划分、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各个方面，全力开展反对“左”的偏向。中共的政策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坚定，同时也越来越需要得到苏共的理解和支持。
　　
　　 于是，1948年3月15日，毛泽东又给斯大林发去第二封电报，再次讲述中共对待民主党派的政策。这一次，毛泽东说的是中共的真实想法和将要采取的做法，而斯大林也做了明确的答复。
　　
　　 第三，中共对待民主党派的政策虽然不是因斯大林的电报而确定的，但是苏共的表态对中共后来成立联合政府的过程并非没有影响。
　　
　　 主要的影响在于，斯大林4月20日的电报推动了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工作。毛泽东的电报比较谨慎，虽然提出未来的新政府有必要吸收民主党派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但没有使用“联合政府”这个概念。而斯大林在回电中则明确指出：“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而且“至少在胜利之后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时间长度现在还很难确定）将是民族民主革命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斯大林的答复，终于让毛泽东卸下心防，可以放开手脚实行早已确定的任务了。
　　
　　 接到斯大林电报后，4月25日，毛泽东致电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通知他们考虑即将在中央会议上讨论的若干问题，然后赴城南庄商定。其中一个重大问题就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群众团体代表，到解放区商量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临时中央政府。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节口号的这一条，是毛泽东审阅草稿时亲笔改写的。随后，成立联合政府的筹备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事实上，发布“五一”节口号前三天，毛泽东已致电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指示其设法转告张东荪、符定一，邀请他们及平津文化界人士至解放区，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诸事宜。5月1日，中共中央给上海局、香港分局下达指示，提出了拟邀请来解放区出席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名单。同日，毛泽东亲自致函李济深、沈钧儒，告知政协会议召开拟定的地点（哈尔滨）和时间（今秋），并提议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表示拥护中共关于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此后，国统区及香港各界民主人士纷纷来到解放区。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大约明年春天要召开各个民主党派、团体和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并且将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现在非常必要建立一个这样的政府，完成这件事的所有条件已经成熟。” 中译文见《中苏关系》第1卷，第329—331页。不过，这里还存在一个疑点。
　　
　　 尽管中共从自身的考量出发，愿意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苏共的意向，但斯大林在4月20日的电报中关于南斯拉夫的那句话，却令人难以理解。这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可能触动了毛泽东敏感的神经：既然不让中国仿照苏联的做法，又说南斯拉夫不是“一党制”，那就是说中国可以学习南斯拉夫了？但就在此时，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冲突已经公开化，斯大林的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毛泽东不得不细细掂量。
　　
　　 此前，毛泽东很重视东欧国家尤其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建国经验，并希望与铁托建立直接的联系。1947年7月7日，作为解放区对外贸易的负责人，刘宁一访问南斯拉夫，得到铁托接见。刘宁一提出希望南斯拉夫与中共建立贸易关系。此后，中共东北局还派出新华社特约记者到南斯拉夫，希望在那里建立分社或代办处。东北局书记林彪在给铁托的介绍信中提到，希望与南斯拉夫“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在194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统一战线要研究南斯拉夫经验”。在1948年1月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将来要像南斯拉夫等国那样，也搞一个类似“人民阵线”的组织，所有各党派、人民团体、个人都参加。
　　
　　 然而，就在中共与南共密切往来时，1948年初，苏南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结果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中共中央很快就了解到这一情况 ，并且做出了倾向性的表示。1月28日，苏联《真理报》编辑部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不同意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在巴尔干联邦问题上所持的立场。2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真理报》编辑部的声明。6月28日情报局会议做出决议，指责南共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执行了一条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路线。新华社立即行动，于7月10日播发了根据莫斯科俄语广播的《真理报》6月29日所载的决议内容，7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决议全文。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刊登了中共中央7月10日的决议：完全同意情报局通过的对铁托集团进行批判的决议。11月1日，刘少奇撰写《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公开表明了中共对南共的批判立场。为了避免被斯大林看成中共在走铁托的“独立”道路，毛泽东还特别注意不要突出宣传自己：不要提“毛泽东主义”，更不能“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1949年1月，毛泽东要求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中的“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显然，中共必须撇清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毛泽东在1947年11月30日的电报中提到，要学习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而斯大林在1948年4月20日回电中说南斯拉夫不是这方面的榜样。这自然让毛泽东想到斯大林的用意所在。此后，毛泽东立即要求访问苏联。斯大林推迟访问日期后，毛泽东很着急，再次要求尽快到莫斯科请教，而所提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与小的民主党派和团体（及民主活动家）的关系；关于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9—10月，毛泽东多次提出访苏，并“再三强调他已经准备好，必须出发”。毛泽东此时最迫切需要搞清楚的是莫斯科的真实意图，并一定要让斯大林明白，中共不是以南斯拉夫为榜样，而是站在苏联一边的，是值得信任和帮助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中共在各个方面都要与苏共保持一致，在新政权建设方面，自然也必须听从莫斯科的意见。
　　
　　 那么，苏共究竟希望新中国成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苏联自己是“一党制”政体，冷战后也要求东欧各国搞“一党制”，而南斯拉夫实际上早就搞起了一党制。南斯拉夫共产党1945年8月建立的“人民阵线”吸纳了独立民主党、人民农民党等几个党派，在此之外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而阵线内的这几个党派到1948年也都被全部清除了。斯大林在电报中这样说，只是强调其表面意义，内中含义就是不能把铁托与他本人相提并论。从理论上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的前提是这些国家已经或开始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制度。而在斯大林看来，中国实在太落后，根本无法搞公有制和集体化。既然不是社会主义，自然也就谈不上“一党制”。斯大林4月20日电报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后来的一系列谈话和电报，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清楚了。
　　
　　 在1949年1月6日给毛泽东的复电中，斯大林再次表示，同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建议时间提前，即在解放北平之后立即进行。毛泽东则准备立即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所有问题。后来因调停国共和谈，与毛泽东之间产生了分歧和争论，斯大林决定派米高扬前往中国，全面听取中共的意见。毛泽东虽然在涉及中共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坚持己见，但并不想得罪斯大林。在西柏坡的会谈中，中共领导人充分显示了对苏共的忠诚。毛泽东说，铁托是叛徒，而“中国应该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一边”，“对我们来说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关于未来国家政权的结构和性质，中苏双方意见完全一致，即中国“与俄国和欧洲的条件不同”，不必也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只能实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后来斯大林还告诫中国领导人，在经济上“希望中国共产党人不要排斥民族资产阶级”。1949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苏。在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中，刘少奇详细讲述了中共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理论根据和具体做法，斯大林在阅读时连连批示，表示赞同。在7月11日与刘少奇会谈时，斯大林指出：“你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
　　
　　 苏共的态度和立场如此明确，中共也就放心了。联合政府的组建虽然推迟了几个月，但确实吸收了大量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1949年10月组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机构中（后来增补者不计），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6人，非中共人士4人，常务委员27人，非中共人士17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7人，非中共人士3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56人，非中共人士27人；政务院总理、副总理5人，非中共人士2人，政务委员15人，非中共人士10人，政务院组成机构主官35人，非中共人士16人；最高司法机构（最高法院、最高检察署）主官、副主官6人，非中共人士3人。非中共人士比例如此之高，联合政府可谓名副其实，至少在人员结构上可以这样说。
　　
　　 不过，也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在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没有出现“联合政府”这个用语。在此前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或文章中，凡谈到未来新政府时，一直使用的都是“联合政府”的概念。在一个月前，即8月22日周恩来送毛泽东审阅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中，还多次使用这一用语，并且引用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的一段话：“在一个共同承认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之下从事工作的联合政府。”《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的一则注释注明：这句话引自东北书店1948年版的《毛泽东选集》（第318页），但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和1991年版的《毛泽东选集》中，都没有包含着“联合政府”一词的这句话了。这是不是受到苏共的影响？毛泽东本人是否也有这样的考虑？吸收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参加政府是否只是民主革命时期的策略主张？抑或这个时候毛泽东本人的主张开始发生变化？这是另一个需要考证的问题了。
　　
　　 无论如何，至此关于“电报风波”的讨论可以告一段落。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如此行事的动机，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如果不下功夫解读和考证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史料，研究者确实很难做出合理的判断，也就难免对当事人产生种种误解。当然，随着史料的发掘和披露，这个问题有可能再次引起争议，笔者不过是就目前所见史料谈谈一己之见而已。
　　
　　 最后要说的是，档案本身不可能替人们解开以往的所有历史谜团，这里需要历史学家付出艰辛的努力。这样说丝毫不是否认档案本身的重要性，而只是强调谨慎使用档案和利用包括档案在内的复合材料的必要性。因为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千辛万苦所得到的史料进行考证、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在这个意义上，爱德华·卡尔的另一句名言也值得回味：“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因此可以说，目前所做的一切历史判断都不是终极结论。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87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