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冰心：李慎明文章所发出的危险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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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文章所发出的危险信号

2013-05-18｜

自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抛出《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一文后，批评纷纷。这篇“帽子与棍子齐飞、谣言并谎言一色”的大作中，观其全文，最令 人骇异的还不是对“反右”并不“血淋淋”的评价，而是在现任高官中第一个赤膊上阵，跳出来否认“大跃进”饿死3000万国人这一历史事实。其危害，绝不亚 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否认侵略、德国新纳粹否认屠犹，确实值得大家警惕。

李文是这样说的：“而所谓的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这‘两个三千万’地球人都知道。但这‘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当然，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

这段话非常有意思。前面言之凿凿，说“这两个三千万”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按理你接下来把“非编造的”准确数据公之于众，以正视听，不是顺理成章吗？如此既揭穿了“国际资本”的“反毛阴谋”，又解了国内社会对此的长期争论，不是很好嘛？

结果，李先生却笔锋一转，扭扭捏捏、吞吞吐吐的说“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

我 们不得不问，李慎明副院长你自己到底是否掌握大跃进饿死人的正确数字呢（苏联的事且不管）？还没有写出“专文论证”，先给别人扣上“编造”的帽子，这是典 型的先下结论再找证据的文革遗风，这是中国最高社科学术机构领导人应有的水平吗？如果这数字你自己也不掌握，那凭什么说别人提供的数字是编造呢？难道当年 的死人数字竟然是国家机密，半个多世纪后还不能公开，要让大家猜猜猜？如果你自己学术水平有限，又或当了领导日理万机，反正你们社科院笔杆子多，让手下研 究出个结论，你引用一下也无不可，但你当了15年社科院副院长，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个基本数字都找不到，现在才想起“需要写专文论证”，你不觉得自己 有失职、在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上面存在问题吗？你需要做的难道不是应该首先进行自我批评，静下心来做出有说服力的学术成果，再来评价别人吗？

一、官方对于大跃进死亡问题的暧昧态度，不否认，不承认，不公布具体数字

李慎明副院长今日信口雌黄，否认大跃进饿死3000万人（他没敢否定大跃进饿死人，饿死多少不说。倒是有另一个地方宣传部长宣称大跃进没有饿死人）其背景是官方对大跃进死人数字的长期回避和掩饰。

1981 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邓小平的“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毛主席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贡 献，讲得太弱了，还是要讲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 “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但基 本方面还是对的”要求下，对于大跃进的后果仅仅寥寥一句话：“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 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其实，通过决议的在座人都是大跃进的亲历者，很清楚“大跃 进”实际上是“大饥荒”的唯一原因。所谓“当时的自然灾害”，我国地域广大，自古至今几乎年年都会有某些地方招灾，而应对得当就很少出现大的饥荒。没有证 据说明大跃进的几年我国的自然灾害特别严重，何况难道有那么巧的事情，大跃进来自然灾害就来，大跃进走自然灾害就走，自然灾害仅仅和大跃进过不去？（这和 把朝鲜饥荒归咎于自然灾害一样可笑。难道自然灾害在地域上南不越三八线，北不过鸭绿江，专门祸害朝鲜这块地？

）

苏联撕毁合同 确有其事，但造成的影响局限在国防尖端和一些重工业领域，和农业生产并无什么关系；而李慎明文中振振有词的“苏联逼债”，《决议》只字未提。不仅《决议》 不提，一切正式的政府文件、对外交涉，包括专用于和苏联论战的《九评》，也只字不提。因为这本来就是没有的事，公开提出来只能让外人笑话。这是个仅止于口 耳相传的谣言，而官方对它的传播听之任之不加辟谣，显然是因为它有利于为领导人脱责，并把因饥荒带来的仇恨转移到洋人身上罢了。所以，决议中增列的这两 条，实际上还是为了减缓“大跃进”和“反右倾”错误的冲击力。

所谓“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包括了巨大的人命损失，在座人各个心知肚明。 之所以不明讲，一来是如果讲了，所谓“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但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的论断就站不住；二来，和他们作为文革受难者的地位不 同，他们在大跃进中都是掌权派，大跃进的罪错他们也有份，如果讲了将面临追究自己责任的问题；三来，大跃进的受害者绝大多数在偏僻的农村，不但死人无法说 话，就是活人，与文革受难者的复出高官、知识分子不同，也没有话语权，无法伸张自己的权利。于是，对大跃进死人情况的回避与掩饰的基调就此定下。

八 十年代，距大跃进并不遥远，那是当时每一个人都刻骨铭心的回忆。往事不堪回首，很少有人愿意回味那令人痛彻心肺的饥饿，也无人怀疑过当年那饿殍遍野的惨景 是否存在。事实上，如果当时有人出来质疑大跃进饿死很多人，大家一定会觉得他是疯了。人们认为这难道还需要论证吗？无论具体的死人数字是多少，难道还比得 上自己切身的记忆来得真实吗？于是，求取具体数字的努力似乎并不那么必要，即使有人做出了统计，哪怕数字极为巨大，也不会引来今天这般“不相信”的态度和 质疑。人人都很清楚，有着巨大的人命损失，只是大家都不愿意去直面和揭破这一点而已。何况，作为文革的受害者，如果提出来将会得到赔偿，错杀的能够有抚 恤，错关的将补发工资，错抄的将发还家产、房屋，撤职的官复原职，而大跃进既然被认定为“好心办坏事”的“错误”，即使去追究责任又能有什么好处呢？

虽 然不敢公然否定，但也不愿意痛快承认，官方面对大跃进死人的尴尬只好通过笼统的“人口统计数字”来表述。九十年代初的两本权威著作对此事件的表述统一了口 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 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 多万”。

到了二十一世纪，官方对 这一问题的态度毫无变化：既无改进，也无倒退，原地踏步，萧规曹随。2011年1月11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1949年—1978年)（以下简称党史 《二卷》）正式出版。“16年磨一书”。此书本来打算准备在1999年出版发行，当时的版式已经排好。然而，出版被骤然叫停。之后，这本由众多党内权威学 者花费五年时间编写而成的书稿，开始了长达10年的修改过程。其原因是，“党内有同志看了，有不同意见”，需要修改，“求最大公约数”，寻找方方面面都能 认同的说法。修改了哪些内容不得而知，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大跃进死人问题上，叙而不作，沿用了20年前的老说法：“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 率显著增高。

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表示：“党史第二卷对“三年困难时期” 做了严肃客观的介绍，并未回避。至于具体数字，在胡绳先生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当中，已经做了权威性的回答和介绍。党史第二卷也沿用这个表述。”

尽管并非新闻，国内外没有注意到“1960年”这个定语的媒体还是纷纷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首次披露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死亡人数为1000多万的官方统计数据”（联合早报）。

当 然，他们会错了意。官方立即出来辟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说：“第一、人口减少1000万是1960年一年的数字，不是大跃进全体、也不是 三年困难时期的总数；第二、人口减少数，既包括正常死亡数，也包括不正常死亡数，还包括了出生人口数；第三，我们采取的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这是最权威的 部门。第四，档案肯定要看，但看的目的是搞清来龙去脉，不能泄密。也有些档案是看不到的，这没有办法。”

其用意，无异于昭告中外：假话我不说，真话不全说，你们不要再问我大跃进共饿死了多少人，也不要问我是我不知道还是不想说，这事儿到此为止，多的我一个字都不说了，有问题，你们找统计局！其尴尬、推脱的态度跃然纸上。

其实，这种态度早就已经成为政府各部门的共识：中国民政部官员在2005 年9月2日的“介绍中国减灾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三年自然灾害的数字, 我们不怎么掌握, 也不会更正, 也不会再公布这个事情。”

既 然大的方向是“要讲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 否定毛泽东就会天下大乱”，又怎么能够把骇人的事实和盘托出呢？虽然“历史决议”对毛的功过做了三七开，但是自“决议”通过后，一切宣传、文艺、教育、影 视不都围绕着“功七”，把“过三”全盘屏蔽了吗？ 虽然如此，毛左也并不领情。毛左巩献田叫嚷道：“大家请看啊！三年自然灾害，仅‘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那么三年不就正是3000 多万吗？这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和自由化分子们的说法不正好一致吗？”

“这可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权威研究机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向全世界公开承认了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饿死了3000多万人’！”

他 并进一步推断：“《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作者的这一主观推断，不仅配合了全世界所有敌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 的攻击和污蔑，更为严重的是，它数十倍地夸大了党所曾经犯过的而又改正了的错误，它严重地误导了社会舆论，抹黑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抹黑了在伟大领袖 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求之不得的举动。”

“难道这不是通过向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献礼成果的形式泼向中国共产党的一盆污水吗！难道这不是通过向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献礼成果的形式射向中国共产党的一支毒箭吗！”

无疑，他们嫌官方对于大跃进的灾难说得还是太实诚了，即使这样回避他们也不接受，一定要把毛重新捧上神坛方才罢休。有着这样的朝野互动，李慎明大放厥词的背景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对于大跃进死亡数字的研究

既然官方不能给出个权威说法，那么历史真相就只能各自表述了。下面列了一些数字，具体计算方法请各位自行查询：

1、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600万

人口统计有几个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按照每年的出生率、死亡率、总人口，算出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其根据是户口登记。

1958年死亡率高于正常状态，出生率低于正常状态。到了1962年，除四川等个别省份以外，全国的死亡率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16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从1982年人口图，可以看出，21-23岁年龄段留下了缺口，就是1600多万人。这是中央政府承认的官方数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虽然比实际死亡人数少得多，但指出的这几年的人口变化的趋势是可信的。

2、《中国人口》的数据：2000万

80年代，由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领导下，组成专门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国人口》，每个省一本分册，总共32分册。各省的数据也是经各省官方审定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也是缩小了的，但比国家官方数据接近实际一些，是2000多万。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1619.92万人非正常死亡，少出生3150万，人口总损失4770多万。按照各省统计的数据计算，非正常死亡是2098万，少出生3220万，人口总损失5318万。

3、外国学者的计算结果：最高2850万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修订的数据计算结果：非正常死亡2987.1万人，少出生3119.5成人，人口减少总数为6106.6万人。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Coale）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万人，少出生3068.3万人，人口总损失5549.3万人。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诺（G•Calot）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50.9万，四年少出生人口3197.85万，人口总损失6048.75万人。

彭 尼•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一书中个绍了几个数据，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常 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希尔估计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000万，同时有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

4、中国学者的计算结果

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丁抒：最低为3500万人。

上海大学金辉：3471万。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3245.8万。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透露，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死于饥饿。他还透露，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这个数字是5000万到6000万。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维志的研究结果：3546.6万人。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原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研究的结论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毛左分子、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算的数字是2200万人（此人虽为毛左，但并不讳言大跃进大量饿死人的事实）。

以 上可知，对于大跃进饿死人数各方也并无统一立场，大体在2000万到3500万之间。如此看来，李慎明否认饿死3000万，难道是因为他认为“仅仅”饿死 了2000万人吗？否！很明显，李慎明的意图是根本否认大跃进造成了数千万级人口损失的大灾难，在他看来，大跃进即使饿死过人，其死人数也必定不过是无损 于毛主席“伟大光辉”的一个“无伤大雅”的数字，是可以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解释的数字，否则，他又何必对50%的偏差大发雷霆呢？

李慎明在文中指“有人刻意编造”了大跃进饿死3000万人的虚假数字。这个“有人”指的是谁？编造的数字出自哪里？

既 然李慎明已经在文中点出了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和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并且承认“这两本所谓的历史著作，在国内外都产生过轰 动效应，现仍在国际国内都有相当的影响，”我想不如帮他挑明，在大跃进死人的数字问题上，除了上面所列的那些学者，他必定还指的是杨继绳先生和杨先生的巨 著《TOMBSTONE》一书！

杨继绳先生历经十余年，跑了12个省的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复印、手抄了几千万字的资料，著成 《TOMBSTONE》一书，经过多方印证，认为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 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人。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客观的数字，也是当前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数字。

鉴于李慎明先生对于那些他看不顺眼的学者下 了“国际资本背景”这样严重的指控，我希望他能拿出证据来；鉴于李慎明先生对于死亡3000万的数字下了“刻意编造”这样严重的指控，我也希望他能拿出证 据来。如果拿不出证据，他应对自己的诽谤言行进行道歉。如果李先生仍依然固我的大放厥词，却不对我的这些问题作出严肃回应（我猜很有可能这样），那就犹如 一个人当街拉屎污了环境却不清理那样，让人怀疑他的人品和家教了。

三、对毛左所做辩护的批驳

毛左们大体上是一群活在自己的幻 境中不顾事实的一群人。在大跃进问题上，他们惯于怀疑而不去求证，选择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就不相信这样一种态度。他们常挂在嘴边的口头蝉是“反正”如何， 显示出一种固执、偏执、不想讲理、放纵情绪的倾向。这是一种退化，从成人退化成为小孩，或从人类退化成为动物。

正因为如此，他们和李慎明一样，指责别人却拿不出自己的数字。有一个例外是孙经先，他将人口数量的大量消失归咎与户籍统计问题，而不屑于去从一个个确凿无疑的个案出发理解全貌。对他的责难，杨继绳先生已经在《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一文中做了很好的回答。

还要回答毛左的几个问题。有人说，当时中国人口不过六亿多，要是饿死3000万，意味着死掉二十分之一的人口，可能吗？我想让你回忆下，你这最近三年身边认识的人中，有没有人过世？人数比例多少？对你现在的生活有很大影响吗？

有 人说，中国人口从毛当政开始到结束几乎翻了一番，怎么可能饿死3000万？那我问你，据毛左说，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人口每年都要饿死1000万人（出处不 知），最终人口怎么会比清末几乎翻了一番呢？（清末人口，大约3亿多，1898年（光绪24年）时人口约3.1972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国 总人口6亿。）

有人说，别的地方死没死人我不知道，“反正”我问过我家老人和周围认识的人，没有人说在那3年见过饿死人的。那我问你，你问问你家老人和周围认识的人，见过有多少人死于八年抗战呢？

有人说，毛主席时期中国人口增长很快，即使饿死了一些人，也是功大于过。我问你，一个医生，治好了十个病人，杀害了一个人，他是好人呢还是罪人呢？

有人说，大跃进那些年毛主席已经退二线了，不归他管事，那些坏事都是别人干的，毛主席没有责任。我说，不论责任人姓毛姓刘或是姓周姓邓，我们像查案那样，在抓凶手之前，先把受害人的情况、人数搞清楚，再说其他，好吗？

总结我和毛左辩论的经验，毛左的思维模式很有特点。有的毛左自以为很聪明，不做艰苦的调查研究，用一些自己所谓的“推理”“常识”就否定业已形成共识的结论，就像清朝末年的某些人，别人告诉他地球是圆的，他们不信，说，要是圆的，那地球对面的人不就掉下去了吗？

哈 哈大笑，自己错了而不自知。有人提出，当时如饿死那么多人，怎么无人造反？这种说法凸显了提问者的幼稚无知。你怎么知道当时无人造反？有人造反新闻媒体会 报道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已是飞机、坦克、大炮的天下，存在大规模造反的客观条件吗？另有人提出，当时饿死人没有照片，1942年河南饥荒还有照片 呢。他们不想想，照相机掌握在谁的手里。解放前的饥荒有外国记者和本国记者记录和报道，49年后，外国记者都被扫地出门，中国记者全被单位圈养起来，就连 苏联专家都在大跃进后撤走了，谁去记录？至于普通人，除了大城市的少数高官显贵，谁能拥有照相机？有照相机的，谁敢到农村去记录灾情？即使拍了照片，又怎 么敢去国营照相馆冲洗？至于外国间谍都没发现的说法更是荒唐。中国发生饥荒，“全世界人都知道”，逃港的灾民就把惨祸暴露无遗了，连胡适当年都在书信中痛 心疾首，所不知道的，不过是过去和现在一些不能知道或不想知道的可怜人而已。

另一些人，捡了鸡毛当令箭，发现一些以前自己不知道的情况就沾 沾自喜，以为发现了新大陆，戳穿了什么大阴谋。比如所谓毛泽东退二线的事，也不去分析这个“退二线”是什么含义？有无制度约束还是仅仅口头说说？有无下达 文件、明确分工、文件传达到哪一级？在实际中运行如何？都不研究，就一口咬定大跃进不是毛泽东发动的，反而是毛所反对的，用毛的话就是“拿了一些鸡毛蒜 皮”向事实进攻，当然谬以千里。

所有这些所谓的论证，虽然光怪陆离，但与李慎明的文章一样，方向却高度一致，那就是替毛脱责。李慎明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要搞垮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就要攻击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要搞垮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首先就要丑化这个执政党 的主要领袖。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们的最直接、最便捷、花钱最少但却最有效的手段。”其逻辑，建立在一个古怪的推理关系上，那就是毛代表 党，党代表国，用林彪的话说“得一人而得天下”，失一人也就失天下。

这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吗？不，不是。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 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林彪奉上四个伟大，毛泽东说“讨嫌”；陈伯达吹捧毛泽东是“天才”，毛泽东把他打成“政治骗子”；有洋人恭维毛泽东改变了世界，毛泽 东说他只改变了北京城的几个角落。可见，毛主席的拥趸们并不是在坚持毛泽东思想，他们的热情毛本人也不领情。他们所坚持的实际是“主体思想”，这就是朝鲜 的语录所说的，“领袖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一切幸福的象征。”，“一个民族的伟大性取决于其国家领袖的伟大，人民的未来取决于其领袖的英明。”于是，领袖 做对的，要大张旗鼓的宣扬，领袖做错的，就要千方百计的避讳，最好让人们都忘掉，如同《遗落战境》中的克隆人那样，如此，才有利于“团结一致向前看”！

奇 怪的是，毛左和李慎明们为什么不想一想，这样一个多米诺骨牌理论合理吗？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像西方那样，把“主要矛头集中放在攻击”某些个西方国家政要上 面，从而推进世界革命的大业呢？说穿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领袖体制是极大的弱点而不是强点，否则就不会引来这么多“集中攻击”了。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 改进而不是企图回避弱点，否则，挺得了一时，挺不了一世，终究还是会“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四、李慎明文章所发出的危险信号

李慎明文章的严重性在于，他一改官方对于大跃进死亡问题的回避态度，“挺身而出”，不但没有“不讲党的历史错误”，反而大讲特讲，不过是反过来讲，文过饰非，以在任高官的身份公开否定饿死3000万人的事实，虽然提不出任何根据。

这意味着什么呢？是否是一个系统性的篡改、扭曲、涂抹、甚至销毁历史真实的开始呢？这才是最令人担心的。

通 观全文，李慎明的文章落脚点仍然落在“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上。其论据是阴谋论式的，虽然目标没有时下流行的“共济会”“转基因”“罗斯柴尔德家族”等阴 谋论那样离奇，目标指向传统的“国际资本”。他的证据是李志绥、张戎在写书时接受过“外国情报机构”的资助。很难验证这些指控的真实性，中国官方在以前根 本屏蔽这两本书的存在，更谈不上对外国情报部门的作为提出抗议了；李慎明本人也语焉不详，认定不了李志绥是收了50万还是100万。

虽然如 此，从“外国情报机构”跳到“国际资本”上面，仍然显得很突兀。不知道“国际资本”与李慎明结了什么仇，让他认为这是一个“亡我之心不死”的邪恶力量，需 要且能够操纵国外情报机构；也不知道在林林总总的“国际资本”当中，李先生所指的是哪些。是在北京CBD和上海浦东建起摩天大楼，处于入中南海和人民大会 堂的那些人吗？当然，既然已经发现了阴谋，那么按“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的逻辑，我们只需要坚守立场，事实如何就并不重要 了。

我们姑且相信“国际资本”势力强大且不怀好意，意图通过“看不见的手” 篡改历史、诋毁领袖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李先生似乎没有做到应有的平衡，将我们的国家资本放在一起来考量。我们的国家资本—国有资产总量达140万 亿元，财政收入达10万亿元，有哪个“国际资本”有这样的实力？何况我们的国家资本不但有看不见的手，还有宣传、文化、艺术、教育、社科、“五毛”等“各 条战线”上的“大军”，还有公安、武警、军队等暴力手段。这些实力，岂是“国际资本”所能比拟的？国际资本所能篡改的不过是两本书，我们每年出版的成百上 千的历史著作、教材又有那本没经过国家资本的过滤呢？实力没有制衡必被滥用，在担心“篡改历史”这件事情上，李先生是不是有些厚此薄彼呢？

也 许这正是李先生的“有心之失”。他在文中夫子自道：“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 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福柯说，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 攸关的。”既然国际资本由此需求，国家资本不同样有此需求吗？有需求就好办，自然有人来提供，“报酬”嘛，“拿破仑说，一支笔杆子胜过两千条枪。”您看着 办吧。不过我觉得李先生还是太谦虚了，毛主席教导我们：“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您怎么一张口就打了三折呢？

客观的说，李文除了 晓之以利（害）外也没有忘记动之以情。李慎明来自河南温县。河南是大跃进的重灾区，饿死人数达300万以上，仅仅一个“信阳事件”就死亡百万以上。李慎明 说：“笔者在20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曾吃过草籽和榆树皮等，但笔者认为，我们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立场，必须跳出个人局限，站 在人民和历史乃至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方可能得到事物的真谛与本质。不能在毛泽东时代自己曾经饿过几天肚子，过了几年穷日子，就把新中国 成立后毛泽东时期前27年的艰辛奋斗与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割裂甚至对立起来。”

你看，多么深明大义！多么令人感动！站得多么高！看得多么 远！可是，李慎明你说“我”就可以了，为什么说“我们”呢？你能够代表你的家乡父老说话吗？有一个哲人尖锐的评价那些以“革命先烈”的名义垄断权力的现象 时说：“胜利的人不是牺牲的人”。李先生虽然“饿过几天肚子，过了几年穷日子”，但现在却是高官厚禄，出有车，食有鱼，说几句漂亮话也不会再有苦日子过。

但你至少不要慷他人之慨，消费已经被牺牲的生命，好吗？

在 此还要奉劝那些认为对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的人，你们是“真自信”，还是“假自信”？自信为什么怕讲真话？刘少奇说得好，“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 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击鼓传花毕竟不是办法，台湾国民党把228事件说清楚了，不是就主动了吗？如果为“一己之 私”和一时的方便总是藏着捂着，并不能持久，反而会带来极大的后患。清乾隆朝大兴文字狱，企图将不利于满人的史实销毁尽净，但到清末仍被人翻出“扬州十 日”、“嘉定三屠”的旧案；上个世纪初发生在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几乎已被世人遗忘，却想不到现在又成为国际热点，让土耳其政府极为被动。事实说 明，文过饰非不是丈夫，知错能改方为男儿，盖子是捂不住的，面对历史问题只有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才是出路。否则，如果人们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有益的教训，那 么“篡改历史意味着重走老路”的警告不仅适用于日本，同样适用于中国。那些玩弄历史的人不但身前会玩火自焚，身后也会遗臭万年，成为民族的罪人。

其实要做到这一点也并不难。不用自己去一锤定音，只需要放开档案资料，自然有学者去研究，不难达成共识。与军事机密无关的档案材料，经过50多年仍不公开，这本身就是世界上闻所未闻的事情，除了说明心虚还能有什么解释呢？

最 后声明，本人与李慎明先生素昧平生，无冤无仇，也不是什么“国际资本”的代理人，本地官长也从不以结交“国际资本”的热情招待在下。我所看不惯的是作为官 员又作为学者的人胡说八道，担心谬种流传，不能不起而批驳。一个人可以不说真话，可以保持沉默，但不能说假话。另外，仍然希望早日拜读李慎明先生“专文论 证”的大作。为了督促先生早日完成作业，以解本人求知之诚，我亦将时时提醒李先生，还请先生勿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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