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两次反右，三年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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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简介
   林牧，1927年10月生，男，汉族，浙江义乌人。
   1946年，入西北工业大学电机系学习，期间先后参加中国民盟、中共。
   1965年以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身分，参加胡耀邦在陕西发起的“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超前改革。失败后受到长达12年的政治迫害。期间两度入狱、两次被开除党籍、8年劳改。
   1978年11月平反，先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副秘书长、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中共西北大学党委书记。
   1989年5月，在北京参加和支持学生民主运动，“6．4”后第3次被开除党籍，从此不再担任任何行政和学术职务。
   1995年，被推选为“中国人权”国内理事。
   1998年改为荣誉理事。
   2004年辞去荣誉理事职务。
   在境内外发表思想、言论、纪实、杂文与诗词约50万字，所主编的《中国风俗》丛书凡30卷，先后在西安、台北出版。



“清理中层”和“内部肃反”


两次反右，三年饥荒（之一）

在 1951年的“清理中层”运动和 1955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我都受到审查。

我的出生地是陕西南部安康县。我的父亲是在当地解放前夕病逝的。在土地改革中，由于我的父亲做过争取国民党驻军起义的工作，我的母亲又没有管过家，除了没收土地和其他应没收的财产外，没有受到批判斗争。当时，由于家里无人主事，我又绝不沾手家庭事务，应得的房产被我捐献了，连藏书和书画、家具都不要了，一些工商业财产也被人鲸吞。家里一贫如洗，我的母亲身患重病，无钱治疗。她和几家邻居给我写信要我寄钱回去。我当时是供给制，哪里有钱，因此，心情沉重。我的同事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的顶头上司杨明轩老人。杨老把自己的钱拿出五十元，要我寄给母亲治病，并且说：“同剥削阶级划清界线是从政治上划清，母子之情是不能断的。你母亲有病还是应该治病的。”我把那一笔钱寄给安康地区公安处的一个同学，请他通过我家所在地的区政府转交我的母亲治病。把钱送到以后，那位同学给我们单位——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说明我托他给我母亲寄了钱。做这个说明，是必要的。可是，他又画蛇添足地检举了我的一个问题，说 1946年，他和我在西北工学院同学时，我对他说过：“张宏谟拉我当特务，被我拒绝了。”张宏谟是胡宗南西北绥靖公署的上校参谋、军统特务， 1947年 6月 1日，国民党对于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的学生进行全国性大逮捕之前，张曾向我通风报信。如果我确实对他说过这个话，问题就复杂了。在“清理中层”时，西北文委党组织提出这个问题，要我交代。我多次写材料，说明我同张宏谟的关系。张宏谟原来家境贫寒，在他读高中时，曾接受过我父亲的资助，他对我父亲有报恩的思想。 1946年夏季，我在西安考上几个大学以后，他曾对我说过：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设置了一种奖学金，奖励西安各高等学校贫寒优秀学生。你今年连续考取三个名牌大学，是否可以由我们替你申请这一笔奖学金？我当时已有反对国民党的意识，自然不会上当。就说：我生在富裕家庭，而且在西北工学院和西北大学都享受完全公费，没有条件申请那个奖学金了。话题到此为止，并不存在张宏谟拉我当特务被我拒绝的问题。至于 1947年 5月底，国民党大逮捕前夕，张宏谟为我通风报讯，要我离开西安，也没有附加什么政治条件。

这个问题，不仅在 1951年“清理中层”查过，在 1952年底我被提职以前又查过。好在张宏谟判刑后就在西安一间皮鞋厂劳动改造。西北文委通过公安部对张宏谟几次提审，他的回答都是：某人的父亲对我有恩，我对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报恩，他本人同我没有任何政治关系，我没有拉他当特务。劳改部门在此人所写的证明材料上批注：张宏谟交待问题是老实的。这个问题才算了结。

反胡风的斗争同我没有牵连；相反，我还是中共陕西省委反胡风斗争办公室的骨干。可是，由“反胡风斗争”引起的“内部肃反”运动，我却是审查对象。起因是：西北建筑工程学校有一个教师，是我的中学同学。他本来没有问题，但在逼供中编造了一个潜伏特务组织——“西北反共青年社”，并说：社长是陕南籍的老官僚李梦彪，曾任陕西省参议会副议长和监察院两湖监察大使，副社长是林牧，成员有 30余人，有一批被林牧带往延安进行特务活动，另一批留在西安和陕南混入地下党、团。这个揭发本身就不合情理。既然叫做“反共青年社”，怎么却由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官僚来领导，一个国民党特任官用一个大学肄业学生做副手，也太不相称了。何况，于右任的监察院是不搞特务工作的。，正因为此事不合情理，加以当时我所在的陕西省委领导人比较有理性。所以，对我没有进行批斗和逼供，只是设立专案，背靠背地进行审查。从 1955年“内部肃反”开始审查，到 1960年夏季才做出结论。“文化大革命”中又否定了原省委的结论，重新审查了几年。

这一案受害最重的是被迫编造一个特务组织的 G。他举报的 30余人，由于没有证据，受到审查也没有乱承认，都未受处理；他自己在“内部肃反”后期，就被下放到陕南深山老林去做民办教师，在文革中被整死了。 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时，还是我出具证明，说明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他编造的那个特务组织，他才得以平反昭雪。

在政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不检讨是不可能的，不过，善良正直的人，大都能够坚守两条底线：第一分析批判，无妨上纲上线，具体事实必须真实，不能讲假话；第二，不能乱咬别人，特别是不能编造株连许多人的集团性假案。 G君就是经不起逼供，乱咬别人反害自己的一个典型事例。

还有一个屈打成招的冤案。“文化大革命”中，陕南旬阳县把一个曾在国民党担任过连长的人抓起来拷问：此人为自己编造了一个罪名： 1949年初，他曾经抓住林牧派回来的两个地下党员，被他枪毙了。旬阳县政法部门给此人判了死刑。在上报审批时，上级要求旬阳县补充一个证据，即：林牧是否给陕南派过两个地下党员，派出人的姓名和特征是否同罪犯交待的受害人相符。旬阳县来人向我调查时，我说，我当时的工作性质，无权派人去做地下工作，你们提到的受害人，我也不认识。这一案，审批人还比较负责任，否则，那位连长早就人头落地了。


自由圣火2006年07月01日（半月刊/第二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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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派”斗争
两次反右，三年饥荒（之二）

   1956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像一场倾盆大雨，浇灭了我仅仅燃烧了七年的共产主义革命狂热，唤起了自由民主思想的复苏。当时的老干部，有不信的，有半信半疑的，有相信而不赞成赫鲁晓夫加以揭露的，总之，反感的占大多数。我毕竟是新党员，迷信不深，而且有自由民主的思想基础和历史渊源，没有反感，反而有如释重负之感。对于随之而来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我都是欢迎的，只是在公开场合，我还不敢直截了当的表示支持。

   1956 年 9月，我以随行人员身份参加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又产生了中共可以摆脱“斯大林模式”的乐观情绪。那是因为：大会宣布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主要矛盾是经济文化发展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这次大会修改的中共党章又明确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八大”的选举也是中共党内最有民主色彩的一次选举。由上届中央委员会组成的大会主席团，不提下届中央委员的侯选名单，而由各小组自下而上地提出名单，由大会主席团平衡以后，再发给各小组讨论；经过三下三上的讨论和平衡，才决定候选名单；在讨论候选人时，还可以展开批评，除了毛泽东一人无人敢于批评以外，刘少奇、周恩来都受到批评。

   1957 年 1月，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年 2月 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时还没有后来加上去的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六条标准”之类的内容。）

   由于上述一系列的文件、言论和事件，我同国内大多数天真的知识分子一样，以为中共的党和政府已经走上不同于苏联的轨道，是欢欣鼓舞的。

   对于毛泽东当时发表的宽松开放的方针和言论，不仅民主党派、党和非党的知识分子信以为真，就连许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信以为真。例如：在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全民整风开始时，中共陕西省委曾经宣布：“要做出必要的规定，向群众保证：一、不把他们的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二、不开群众大会斗争他们；三、对于任何有打击报复行为的人，党和政府绝不包庇，本人有越级上诉的权限。”同时宣布：“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整风，可以保证：一、参加与否，本人有完全的自由，也有中途退出的自由；二、如果自愿参加整风，党组织保证不开大会，保证不发动群众批斗他们的思想问题；三、按他们的自愿，可以编入小组，也可以不编入小组；四、思想总结，要本人同意。”西安交通大学学生为反对迁校而游行示威。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和主管文化教育的省委常委赵守一召集高等学校领导开会说：“过去，我们向国民党游行示威，现在学生又向我们游行示威。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怎么办？绝对不要同学生对立，要组织党员参加游行队伍，因势利导。”

   1957 年6 月8 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 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6 月9 日 ，又发表“工人阶级说话了”。这是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战斗号令。但是，陕西省委推迟了三天才在省委机关报上转载。为什么推迟了三天？因为陕西省委曾公开作出不进行批判斗争的保证，转不过弯子来。后来，周恩来给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打电话就西安交大问题进行批评，并且决定，反迁校的骨干必须定为右派分子。陕西省委顶不住了，才从 6 月11 日 起转发《人民日报》评论，开展“反右派斗争”。但是，对于学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和省委认为不能不使用的干部，还是采用各种形式加以保护。

   那时，邓小平似乎是“反右派斗争”的总执行官，曾到各省巡回作战。 1957年 7月到西安，在陕西省委俱乐部发表了题为“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那时，我的记忆机能选择性很强，注意力集中时的见闻，可以记得八九不离十；注意力不集中时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邓的讲话内容一个字也没有记住。只是觉得杀气腾腾。邓从西安到兰州，打了一个以常务副省长陈成义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宁夏，打了一个以副主席孙殿才为首的反党集团。在青海，打了一个以省长孙作宾为首的反党集团。这几个反党集团的罪名中都有一条“地方主义”。这是中央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邓似乎未去新疆。从西北各省返回西安，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止园（原杨虎城私人住宅）开了一个常委会议，邓批评了陕西省委右倾，要求抓大右派、党内右派。并且说：“对党内右派，不管它的资格有多老，一律开除党籍。因为党内右派反党的政治资本就是他的党龄，我们要彻底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以温和稳健闻名，毛泽东称之为“和平人士”。张德生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严酷决策，从来不敢硬顶，但却长于软磨。为了执行邓小平“抓大右派、抓党内右派”的指示，他抛出了一个摆老红军资格、计较地位待遇却不做好事的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月明，就算交了差。“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当年九月，在陕西省委一次会议上，延安地委书记白志明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意见“现在不是反右的问题，恐怕应该反‘左’了。”省委主管意识形态的常委赵守一表示赞成。我们列席会议的人感到如释重负，大快人心。第一书记张德生对赵守一、白志明进行了严厉批评，说他们“反了几天右就害怕了，是胆小鬼。”可是，在会后，他却又授意赵守一在 10月份发表了一个纠偏和查处借反右派之机进行打击报复的讲话，题为《关于整风运动的几个问题》，同时，他又让赵守一和我帮他起草了一个着重安排生产建设并宣布整风进入“整改”（即改进工作建立制度）阶段的讲话。这样，就用软磨和转移工作重点的方法，提前结束了陕西省的“反右派斗争”。不过，陕西省委这种做法，只是个别特例，不能代表全国范围的严酷形势。

   在“反右派斗争”中，我是受陕西省委保护的一员。当时，中共西北党校一个中层干部被定为“右派分子”。他检举我说过：“党不能高于一切，人民高于一切”。这是足以定为极右分子的重炮。西北党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向陕西省委作了汇报，省委领导人说：对林牧的检举，请你们核实材料，写出正式报告来。要求核实材料，就是保护。因为没有书面纪录的材料是核不实的。我自己不承认，听到我讲那个话的人都是赞成或同情我的，会说没有听到，怎么能核实呢？所以，西北党校没有写检举我的正式报告。后来，我的家乡——陕西安康地委书记又向省委汇报说：我曾向安康一个领导干部讲过，朝鲜金日成搞个人崇拜，打击了一万多农民和干部，并将反对个人崇拜的四个中央委员开除党籍，在全国进行批判，两个中委逃到中国，两个中委逃到苏联。省委领导人仍然要求安康地委核实材料、写出正式报告来。我当时认为，这一关过不去了。因为我确实讲过那些属于绝密范围的话，那些话当时可以给我定两条罪名：一是泄密；二是攻击兄弟党领袖。我等着挨整，后来却平安无事。因为安康地委书记看到省委书记对他们的检举态度冷淡，也就没有写检举我的正式报告。可见，共产党整人，也没有一定之规。对于上级要保护的人，下级的检举、揭发是难以扳倒的。没有上级保护的人，只要有人检举就可以定案，无须去核实材料，甚至为了凑够 5%的指标，一些在大鸣大放中没有言论的人，也可以被定为右派。在反右派保护中受到保护，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保护你的领导人，为了塞悠悠之口，要让你投入战斗，立功补过，证明你不是右派。所以，我在停止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又被吸收参加“反右派斗争”。不是让我到会场上去揭批“右派”和领导斗争，而是让我起草批判“大右派”的文章。陕西省批判“大右派”的文章许多出自我手。我们那个时代，具有双重人格的知识分子是一种怪物！对于自己不以为然的话，别人也是批自己的话，竟然可以写得头头是道，得心应手。起先还心怀歉意，甚至晚上捂着被子为自己的不诚实而流泪；久而久之，就习以为常，连羞恶之心也没有了。上世纪 80年代，我曾向一位老学者道歉，我说：反右派的时候，我还写过胡批你的文章。他根本不知道。他说：我还认为你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呢？

   写到这里，我情不自禁的想起我的几位亲密的“右派”朋友。一个是王天敏，他是我中学时的好友，后来是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一度是狂热的革命分子，，中大那些国民党特务骂他是“毛泽东的干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他先后在治淮工程指挥部和治黄工程指挥部从事技术组织工作，反右派前是治黄工程指挥部计划处长。 1957年 4月，他到西安来看我和另一个好朋友张德荣，（中共地下党员，大学教师）。我们三个人当然无话不谈。王天敏对两位老友倾诉了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失望和不满，具体观点就像我后来才知道的北大林昭。我和张德荣当时都不能完全接受。他还谈到 1947年夏季我在南京认识的中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全国学联主席梅振乾。据说，梅振乾在南京一家银行工作，由于他是民盟盟员，、受过罗隆基的领导，处境也不好。其实，梅振乾常到南京蓝家庄向罗隆基请示，那是中大学生的猜测之辞。如果真有此事，当罗隆基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部长的时候，为什么不对梅振乾那样在全国学运中有很大影响和贡献的民盟盟员委以重任呢？

   那一次王天敏和我一见，竟成永诀。“反右派”斗争初期，梅振乾和王天敏都被定为“极右分子”。梅振乾自杀了，王天敏受到“劳动教养”。王天敏有一段时间在郑州附近的陇海铁路上砸石头，他给我来信说：“劳动很重，又经常处于饥饿状态，身体垮了。”要求我在郑州附近一个地点给他送一些食物。我按他约定的地点给他送食物和生活费，根本找不到人，估计是劳教部门把他转移了。后来，王天敏死于超负荷的劳动和饥寒交加之中。他的妻子罗良珏是武汉水利学院毕业的水利工程师，受丈夫的牵连也被打成右派，带着一个儿子被遣送回家乡务农，由于不能维持生活，改嫁一个农民。 1979年，她听说我已恢复工作，到西安找我，我介绍她到陕西省水利勘察设计部门工作，当时，右派已被改正，她是熟练工程师，应该不成问题。但是，陕西省水利部门借口年纪太大不愿接受，我请主管农、林、水利的副省长出面说话，还是不行。可见，已被改正的“右派”仍然受到歧视，她只好黯然的返回农村。

   我的同乡好友郁飞（我的祖籍在浙江）的遭遇也很惨。郁飞，是郁达夫先生和王映霞女士的长子。达夫先生婚变后，带着郁飞去新加坡办报，从事抗日宣传。日军入侵东南亚以后，达夫先生身陷菲律宾一个市镇——巴耶公务，化名经商。胡愈之先生带着 14岁的郁飞回到重庆，并供给他读书。后来，郁飞参加了中共的新闻队伍，在新华社新疆分社当记者。 1957年，大鸣大放中，郁飞出差在外，没有发表任何言论。 1958年，复查“反右派斗争”时，上级发现新疆分社所定右派不够规定指标，要求补定一个。当时，郁达夫先生由于受到他的生前好友——中国驻菲律宾大使王任叔道听途说的诬陷（日本宪兵队在不知道郁达夫真实身份的情况下要他做过没有伤害中国人的翻译，后来日军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就把他杀害了。），被戴上“汉奸”的帽子。新疆新华社大约因为这个原因，把郁飞补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劳教的时间一再延长。为什么延长？因为郁飞“不认罪”。为什么不认罪？因为他没有鸣放，无罪可认。有一段时间，当局允许经过劳教的“右派分子”自谋职业。郁飞就到北京去谋职。他知道郭沫若六亲不认，不去找他，只去找曾经抚养他的胡愈之。不巧，胡愈之当时出外视察，一时不能回来，郁飞又没有在北京等胡愈之的费用，就决定回宁夏劳教单位。可是，回劳教单位的费用也没有呀。他想到印度驻华使馆有一位一秘是他在新加坡的同学，他想找老同学给一点资助。走到印度大使馆，他向站岗的中国军队战士说明来意，那个当兵的用手一指：“你到那个房间登记，就可以见你的同学。”不料，郁飞一走进当兵的指定的房间，就被戴上手铐，诬陷他企图叛国。于是，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又变成没有“叛国意图和行为”的“叛国犯”，接受更加严酷的“强劳”。郁飞就是这样从宁夏到浙江受到整整 18年的“强劳”，才得到平反。至于郁达夫先生的“汉奸”帽子，还是日本的郁达夫研究者，经过细致的调查，找到杀害达夫先生的前日本军人，才真相大白，得到昭雪，被追认为抗日烈士。

   我所以要在我的回忆录中写几位“右派”朋友，是因为我幸免于难，他们却受到大苦大难，我心有不安。同时，梅振乾、王天敏已经被整死了；郁飞在美国患老年痴呆症不能说话了。我如果不写出来，谁知道他们呢？


自由圣火2006年07月01日（半月刊/第二十二期）

(反“右派”斗争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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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跃进”运动中
两次反右，三年饥荒（之三）

   我这一生，思想最荒谬，做错事最多的，是在“大跃进”时期。我有责任对历史作出如实地交代。

   1957 年11 月13 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 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首次提出“在生产建设上来一个大跃进。”毛泽东在关于这篇社论的一个批语中说：“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

   12 月4 日 ，国家计委传达毛泽东关于“二五”计划的指示。毛泽东指出：“15 年后，苏联要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要赶上和超过英国”。 1958年 3月 8日至 22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口号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毛泽东还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口号。

   毛泽东的上述口号和路线，使我在革命狂热冷却以后，又激发起建设狂热。我非常自觉地、满腔热情地接受和投入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这是为什么？熟读“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屈辱历史而又经历过痛深创巨的抗日战争的青年，有一种摆脱贫穷落后面貌追求富国强兵的急性病和民族主义情绪；而在经过土改、镇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至“反胡风”、“反右派”以后，对于人整人的阶级斗争，感到恐惧和厌恶，以为转入建设对自己、对人民都是有利无害的，根本想不到后来的“大跃进”整人更多，伤人更惨。当然，知识贫乏，缺少科学精神的蒙昧主义也是一个原因。

   当时，我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主管科学和高等教育工作；同时协助省委第一书记和文教书记起草文件。我所作的错事都在这些方面。

   一、提出反科学的批“三论”

   所谓批“三论”，就是“根据论”：没有根据的话不敢说；“条件论”，没有条件的事不敢干；“规格论”，不合规格的企业和学校、科研机构不敢办。

    我用批判“三论”来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倡的“敢想敢说敢干”，当然是在提倡“唯意志论”的胡想、胡说、胡干。现在看来荒谬之至，当时竟然有不少的欣赏者，省委宣传部长就很欣赏，他用我的谬论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提高风格，力争上游”，在理论刊物上发表，却没有让我署名。陈伯达看中了那篇“奇文”，说什么“批‘三论’有理论的概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人敢于批判陈伯达表扬过的文章，但在 1971年的“批陈整风”中，造反派要批判原省委宣传部长发表的那篇文章，并追查他同陈伯达的关系。那位宣传部长推卸责任说：批“三论”的观点不是他的，是林牧提出来的。造反派又来找我的麻烦。我说：“批‘三论’是我出的点子，那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但是，原省委宣传部长发表那篇文章，没有让我署名；陈伯达表扬他的时候，他也没有说那是我的观点。我当时没有分享‘荣誉’，现在也不能分担责任。”造反派也讨厌哪种在有利时剽窃别人观点，在不利时又向别人推卸责任的人。以后就不批我而去批他了。不过，在写历史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是批“三论”的始作俑者。

   二、我代中共陕西省委起草了《关于推广西安第一航空技校实行勤工俭学的决定》（那时的“勤工俭学”并不是学生自愿从事有偿劳动以解决学费问题，而是借“勤工俭学”之名，实行无偿劳动），《关于推广西北农学院与烽火农业社建立联系制度的决定》。这两种做法，都被毛泽东吸收到他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边。后来我又代陕西省委起草了《关于各高等学校与陕西各专区政府建立联系制度的决定》，就是让驻陕各个高校同陕西省八个专区建立经常性的联系，由各专区为大学提供“开门办学”和进行科学实验的基地；由大学为各专区的地方工业和地方教育事业提供教学和技术力量。这种做法，对于打乱大学的教学秩序，和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还仿效其他地区的做法，发动学生自编教材，实际上是用学生的名义，由教师编写教材。更为荒谬的是：我提倡打乱旧教材从古到今，从初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系统性，提倡着重研介最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成果，只对过去的科学发展作必要的追溯。这当然会造成一片混乱。 1959年，中共极左派领导人康生对陕西省的所谓“教育革命”大加赞扬。他要陕西省委文教书记写一篇文章，由他修改定稿后在《红旗》杂志发表。那篇文章是由我执笔的，题目是《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题目和内容都是极左的。这又为我增加了一笔政治上的欠帐。

   三、我企图在一个省的范围，建立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体系。我建议并参与建立全国第一个中国科学院的省分院——陕西分院。

   当时，陕西省的科研机构只有一个考古研究所和农业科学研究所（后来升级为包括一批研究所的农业科学研究院），其他科研机构都是中科院和中央国防工业部、委直属的。建立省级科学院，本来是没有条件的。我们想了一个主意，就是依靠陕西省高校较多的优势“借鸡下蛋”。 1958年 8月，我们违反高等学校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的规定，截流了 100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依托高等学校，办了一批新兴科学研究所。后来，中共中央宣传部高教部发现此事，发来电报进行批评，并要求把 1958年暑期以前由省上自行分配的大学毕业生一律退还。接到这个电报，我感到进退两难。不退还学生，要受处分，退还了学生，新建的一批研究所就要垮台。当时的省委文教书记很会动脑子，他拿上中央发来的电报，左看右看，找到了一点空子。他说：“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怎样解释‘ 1958年暑期以前’如果指的是 1958年暑假开始以前，我们只能坚决退还省上自行分配的学生；如果指的是暑假结束以前，我们分配学生是在 1958年 8月，暑假尚未结束，就不在必须清退的范围。”于是，我就向中宣部学校教育处处长吴济涵请示说：“中央电报上所指的‘ 1958年暑期以前’可否理解为‘ 1958年暑假结束以前’”，吴济涵回答：“可以这样理解。”我把吴济涵的回答逐字记录下来，并注明了年、月、日、时、分。高教部起草的报告，用词不确切，也无话可说。这样就保住了那 1000名省上自行分配的学生，也保住了新建的一批研究所，保住了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当然，这件事如果不在 1958年那个年代，我们不敢做，高教部也是不会让步的。那时候，“新生事物”即使是在违犯规定下产生的，也会受到保护。

   对于基层的科学技术工作，我提出和推行了“县县办科学，社社搞试验”；提出和推行了从农民、工人的技术革新能手中聘请科学研究员。

   其实，我也懂得科学和技术的区别，那时却故意把技术提到科学的高度。所谓“县县办科学”，就是把各县的技术推广站升级为农业科学研究所或者其他研究所。所谓“社社搞试验”，就是在一部分人民公社或生产队提倡育种、耕作、造林、农具改革、防治病虫害等技术革新的试验。从农民和工人中聘请科学研究员，就是把耕作能手王保京、刘述贤，植棉能手张秋香、薛俊秀，改革农具的刘恒杰、纺织女工赵梦桃等劳动模范聘请为有关科研机构的研究员。

   这里特别要提到王保京和烽火公社。卢耀刚先生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寡民》，专门揭露了王保京及其烽火公社的问题。“大跃进”以前和以后的问题没有插手，无权评论。“大跃进”中的问题，我要负很大责任。烽火社是陕西省委所抓的第一个农业试点， 1958年，省委指定我同烽火社直接联系。我在烽火社所作的极端荒谬的事，大约有这样几件：

   一是支持王保京放亩产15万斤的小麦卫星。那是在省上召开的农业生产跃进大会上，西北农学院著名育种专家赵洪章教授提出小麦亩产 2万斤的指标；陕西农业科学院提出小麦亩产 5万斤的指标。王保京准备提出亩产 15万斤的指标。在提出指标之前，王保京找我商量。我当时的思想是希望农民能够压倒农业专家，但对 15万斤的指标表示怀疑。王保京对我说，他要搞立体农业，就是采取在空中搭架、铺席、填土的办法，在每亩地上种五层庄稼，一亩地可以起五亩地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新颖，就是失败了也值得试验，就说：你提吧。我当时根本不去想，庄稼不仅需要土、水、肥，也需要阳光和空气，五层庄稼，虽然可以省地，却不能节省空气和阳光呀。我也不去想，上面几层庄稼，在施肥、浇水和孕穗以后，空中楼阁会坍塌下来的。在第一层卫星田下种 200斤以后，我曾到烽火社去看，发现它们是把麦种一粒一粒的粘在纸上，排的密密实实，一点空隙也没有，后来长起的麦苗都烂在地里了。王保京的大卫星刚刚发芽就陨落了。农业科学院和赵洪章教授的中型卫星也失败了。

   二是，支持王保京研究“田间设计学”。

   王保京的“卫星”失败以后，我还觉得他的立体农业，如果能够解决空气、阳光和空中楼阁的负荷问题，还是可以研究的一种设想。 1959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聘请他担任特约研究员，并请他去介绍研究成果，他又来找我商量。我说：你的那一套，我看立体农业是一个新颖的设想，你现在已经在西北农学院学过一段理论知识，是否根据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同西农农艺系的教授商量，共同总结出一套系统的观点和做法来，我看可以称之为“田间设计学”，你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可以着重讲这个问题。此后，王保京没有给我拿出什么书面意见，我不知道他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是怎么讲的。

   三是，1959年，中央有关部门要宣传建国十周年的成果，其中一个题目是宣传人民公社的成果。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宣传王保京的烽火公社，并派出由我牵头由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李若冰参加，在烽火公社作了一段调查，写出题为“人民公社为技术革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人仍由我牵头。调查报告有许多虚夸之辞。

   我自己还亲自种过“放卫星”的试验田。那是 1958年 10月，在杨凌生物土壤研究所，我参与一个青年育种专家八亩小麦的高产试验。我们在杨凌农村收购了一百多条狗，用电线电死，然后埋在试验田里沤肥。虽然我们连狗肉都舍不得吃，但是八亩小麦都被烧死了。

   由于以上这些措施，《人民日报》曾经用头版全部篇幅鼓吹“陕西科学研究风行全省”。对于这种虚夸的报道，我们当时还沾沾自喜。

   四、在大炼钢铁中，造成破坏性后果。

   1958 年4 月25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布置钢铁生产任务，会议要求，各省（市、区）要 力争多完成钢铁任务。到30 日，如果不能达到日产钢 6万吨，铁10万吨是不行的。这次会后，省委向全省派出四个钢铁检查团，陕南团由文教书记赵守一任团长，冶金局长刘良湛任副团长，我任秘书长，还带了几个技术人员。

   本来赵守一是一位温和宽厚的领导人，但在钢铁任务的强大压力下，也变成一个实行强迫命令和瞎指挥的强硬派。他把汉中地区的县委书记、县长都赶到土高炉旁，并且撤销了“作战不力”的凤县县委书记和雒阳县长，还对一些作战不力的炼铁农民进行“炉前批判”。在汉中，他要求封闭茶馆（汉中人同四川人一样爱泡茶馆），封闭一切娱乐场所，动员居民投入钢铁大战。他对干部施加压力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只是反复说：毛主席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今年的钢铁产量要加一番，达到 1070吨。我们拼上老命也要为毛主席争一口气。在宁陕县大安镇，检查团的一位技术干部发现了一块高品位硫化铁富矿，在一个煤油桶做成的小炉子里确实炼出了可以发出三道火花的铁，就用这个例子说明土高炉一定能够炼出铁来。可是，这个事例没有代表性，哪里能找到那样多的高品位富矿呢？

   我们检查团走遍汉中 12个县，在大部分县都要去土高炉工地。那里，摆着吃饭不要钱的白米饭，挖矿、运矿、和炉前操作的人，每天平均要吃一公斤多大米，而当年成熟的庄稼却无人去收。西乡县，省报副主编下放到那里任县委书记，他提出一个怪点子，把县城的壅城封起来做炼铁炉，在城楼和城门洞之间打几个出火口，把矿石堆在城楼上，把木柴填进城门洞里，然后点火烧城，结果，城内浓烟四起，市民都逃出城去了，矿石没有融化，柴火就熄灭了。由于近山的木柴都被砍光了，县委书记提出给公路上的行道树“间苗”，就是隔一颗伐一棵，这一条检查团未敢同意。后来检查团把副团长省冶金局长留在汉中继续督战，赵守一和我那时去安康地区检查，那是我们已经松劲了，安康 9个县只走了 5县，而且只在地委和县委听一听汇报，未上炼铁工地。那是因为在汉中看到炼铁的效果不好，而且对林木破坏极大。不过，安康地区的经济林木已经破坏殆尽了。

   我们从安康回到西安，汉中地区放过一个日产万吨的卫星。万吨，是根据各县报告统计的，自然有大量的虚报浮夸，而且炼出来的都是烧结铁。当《人民日报》发表这个喜报时，我们高兴不起来。但是，几天以后，《人民日报》又发出邓小平领导广西省创造了日产 20万吨铁的纪录。我们在汉中有了失败的教训，我们运用了思想动员，强迫命令、批判斗争、纪律制裁等一切手段，牺牲了一料庄稼，破坏了 20年也恢复不了的森林，特别是陕南最可贵的自然资源，油桐、漆树、木籽、木耳扒等名贵药材经济林木，真正做到了全民动手，只炼出了一堆烧结铁，邓小平怎么能在广西省创造日产铁 20万吨的纪录呢？一天 20万吨，一年就能生产 7200万吨，那么，中国只要有三个广西省，一年之内，在钢铁生产上就可以超英赶美了，何须 15年、 20年？！陕南是我的出生地，可是，多年来我不想回去，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其中有一条原因就像项羽怕过乌江一样，愧对江东父老啊！


自由圣火2006年07月01日（半月刊/第二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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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的缓和
   

两次反右，三年饥荒（之四）

   1958 年11 月2 日 至10 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11月 21日至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接着又于 11月 28日至 12月 10日，在武昌举行八届六中全会。以上两次会议统称“武昌会议”。 1957年 2月 27日至 3月 5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 1959年 3月 25日至 4月 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又于 4月 2日至 5日，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以上这两次会议统称“上海会议”。“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都是逐步纠正“共产风”、“虚夸风”、“高指标”的会议。但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那些局部纠“左”的措施，而是另外几件事情：

   第一、进一步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三面红旗”；，纠正那些后来被毛泽东看作“鸡毛蒜皮”的缺点，是为了更高的举起“三面红旗”。例如：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肯定了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是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必要的组织形式；重申了“三大元帅，两个先行”的提法。他说：“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还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在“武昌会议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上提出：“一方面要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做；另一方面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毛泽东还解释了他提出的“压缩空气”。他说：空气还是那么多，并没有减少，只是要压缩一下。决议并要求“继续大跃进。”

   第二、讲到缺点错误，毛泽东老是批判别人，教训别人，从不反省自己。他指名批评了主管农业的谭震林，主管理论工作的陈伯达等人，又不指名的委过于刘少奇、周恩来和主管计划工作的李富春。例如：他在上海会议上作了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教训别人：“要多谋善断，要多听人家的不同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改的空气。”他提倡敢于批评皇帝的“海瑞精神”。他还反其道而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邓小平作副帅。在会下议论中，彭德怀就说，他本来就是帅，还要挂什么帅？让邓小平作副帅，置少奇总理于何地？本来，党内许多高级干部都知道，“高岗事件”以后，毛泽东对于邓小平是比较冷落的，为什么在“上海会议”上又提出要邓小平作他的副帅呢？是否因为邓小平在“反右派”和“大跃进”中执行毛的决策很坚决呢？这只是我的猜测之辞。

   第三、从 1958年 3月“成都会议”以后，各省市对中央会议特别是毛泽东的接待工作也在“大跃进”。成都修了一个金牛坝招待所，各省市借金牛坝的图纸普遍的大修高级招待所，一家比一家豪华。例如：武汉有毛的东湖别墅和洪山饭店；陕西有丈八沟招待所；大连有棒槌岛招待所；杭州有刘庄；上海有锦江饭店和毛的专用别墅；等等。就连毛泽东根本不可能去的云南、贵州、青海、宁夏、新疆也修了高档的招待所。会议的饮食、娱乐，也在进行攀比、竞赛，到了上海会议达到高峰。就住所来说，除了政治局常委，各有专用的别墅以外，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在锦江饭店都有各自独立的一整套公寓式住房。各省市的随行人员，除了秘书、警卫员以外，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长、计划委员会主任，每人都有一个单间，第一书记和其他中央委员有一个大套间。就饮食来说：郑州是吃饭不要钱，不交粮票和伙食费，；不仅对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贵宾是这样，对一般宾客也是这样。上海规格最高，早餐和晚上加餐，由服务人员逐一征求个人意见，要吃什么就做什么，然后由服务人员送到房间；中餐和晚餐，每顿换一种地方菜，餐厅贴着条子，“今日扬州菜”，“今日苏州菜，”“今日粤菜”，等等。有一天，胡乔木和我们同桌，他也看不出是什么菜，问了一句：“今天又是那一家的乡风？”每晚的晚会都有好几场，有毛泽东喜欢的交谊舞和华东各省的地方戏曲；有刘少奇、周恩来喜欢的话剧、电影、歌舞。还有保龄球之类的娱乐。会场设置了一个小卖部，以低于市价很多的价格，为与会者提供上海牌手表、衣料、食品和日用品。我就买了几块上海表和毛料。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了一句：“下次的会议在西安开，免得西北人说我瞧不起他们。”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和省长赵伯平听到这一句金口玉言，既高兴又紧张，他们派我到上海会议接待处去取经，学习上海接待经验。上海会议接待处告诉我：上海会议有一个接待委员会，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挂帅，下设秘书组、接待组、文化娱乐组、保卫组。前两个组的负责人我记不得了，反正都是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市长、副市长。文化娱乐组组长是上海市文教书记，副组长是上海市文化局长。保卫组组长是南京军区司令员，副组长是上海卫戍区司令员和东海舰队司令员。他还说：接待委员会成立以后，一面整修锦江饭店和几大别墅，和准备参观的工厂和旅游点的道路；一面在华东六省市：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山东收集名菜、名点、名厨，定期集中到上海来。文化娱乐的项目应有尽有。会后还安排与会人员去苏州、杭州旅游，路费和食宿免费。

   上海会议以后，中共陕西省委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接待毛泽东和中央会议的准备工作。会上，先要我报告了向“上海会议”接待处取经的情况。然后作出几个决定：

   1、责成常务副省长李启明统管接待准备工作。

   2、通过西北协作区办公厅，在西北五省、区征集西北各地的名菜、名食和瓜果。

   3、在陕西省委的丈八沟招待所修建 1号至 7号高档宿舍。其中 1号楼是高大的平房，左右修建两套同一形式和规格的房间，供毛泽东和江青专用，中间有一个小会议厅，正房后面一道走廊通向一排平房，一间是小厨房，另外几间供毛的秘书、警卫员和护士住宿。一号楼的桌椅和床榻都要宽大，床头和两旁都有很宽的放书的地方。一号楼左右两套房间都有一间书房，陈列毛泽东喜欢的善本线装书，书房里还要放一张贵妃榻，供毛躺着看书。在一号楼附近，还修了一个不小的温水游泳池，供毛游泳。我所以要不厌烦琐的介绍为毛泽东准备的房间，是为了说明：当时，各省、市领导人对毛的生活习惯揣摩的何等细密，照顾得何等周到！这不仅是个人迷信，还有“伴君如伴虎”的畏惧之心。 2、 3、 4、 5、 7号楼都是二层小楼，分别供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住宿。六号楼是娱乐室，设置象棋、围棋、克郎球 (斯诺克 )、麻将牌等等。

   4 、把从西安到丈八沟招待所的公路修建成高级公路。

   5 、指定我收集善本线装书，尤其是陕西省特有的古书，为毛布置两个书籍不同、陈列形式一样的书房。

   6 、会上也谈到购置高档录音设备问题。此事闯了大祸。虽然毛泽东始终未到西安，在“文革”中，陕西省有一位公安厅长却揭发省长李启明为毛安窃听器，而且始终不改口。所以，陕西省长李启明的第一条罪行，就是为毛安窃听器。其实，李启明只是在布置接待准备工作时，谈到录音设备问题。后来毛未来，自然录音设备也没有安装。

   在陕西省劳师动众做好接待毛泽东和中央会议的准备工作以后， 1959年 7月初，毛的机要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叶子龙带着李敏、李纳两位公主到丈八沟招待所来查看，并表示满意。可是，毛泽东不仅当年没有来，以后始终不到陕西来。周恩来常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也来过。

   毛泽东 1947年离开陕北以后，为什么不再到陕西来 ?陕西一些老干部有过议论。有人说：毛泽东暗杀过陕北的革命领袖刘志丹，后来利用高岗反刘少奇，反对不成又打倒了高岗。他害怕到了西安又发生一次“西安事变”。这个估计太离谱了。其实，中共在西北的军政领导人对毛泽东都很迷信，没有人敢于反对他，更没有力量发动什么“西安事变”也许，毛泽东个人对陕西和西安有心病，有心理障碍吧？否则，为什么 1962年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出《刘志丹》小说，毛会那样反感呢？


自由圣火2006年07月01日（半月刊/第二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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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倾”戏中有戏
两次反右，三年饥荒（之五）

   1959 年7 月2 日 至 8 月16 日 ，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 扩大会议（ 7 月2 日 至 8 月1 日 ）和八届八中全会（ 8 月2 日 至16 日）。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 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的错误。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他明确提出要克服缺点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彭德怀于 7月 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首先肯定了 1958年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然后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 1958年以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浮夸风普遍滋长起来，想在一年或者几个月里就要实现本来需要几年或者是几十年才能达到的目标；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例如轻易否定等价交换等经济法则，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他还说大炼钢铁有失有得，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过分强调“政治挂帅”，不适当强调“第一书记挂帅”；等等。本来，彭德怀说：那封信只是给毛泽东个人参考的，不是给中共中央的正式意见。可是， 7月 16日，毛泽东批示把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人员讨论。在前几天的讨论中，只有少数人反对彭的意见，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书记处书记周惠同意彭德怀信件总的精神；后上庐山的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前总书记张闻天作了长篇发言，明确支持和发展了彭德怀的意见。 7月 23日凌晨 2时左右，毛泽东吃了三片安眠药还睡不着觉，半夜里把到会人员从睡梦中叫起来开会，由他发表了批彭的讲话。他说，彭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性”，“跌到了右派的边缘”。并且说：“现在，党内外的右派在夹攻我们，在这个紧要关头，大家要硬着头皮顶住，不要动摇。”

   毛泽东讲话后，庐山风云突变，会议急转直下，由纠“左”变成“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似乎彭德怀一封信，就改变了毛泽东和与会大多数中共中央委员、省、市委领导已经做出正确估计的客观形势。这是对唯物主义的极大讽刺。

   8 月2 日 ，中共 八届八中全会开幕，会议集中开展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8 月16 日 ，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毛泽东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分明是中共党内为国为民求实纠错同祸国殃民、讳疾忌医的两条路线斗争，却被颠倒黑白的拔高为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可见，毛泽东反复无常的阶级分析、是非判断实际上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为我论”和“独断论”，没有任何客观标准，也没有任何诚信可言。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在讨论会议初期毛泽东提出的19 个问题时，到会的领导人众口一词的总结“左”的经验教训；在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讨论的时候，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内的大多数与会人员都认为彭的意见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当毛泽东龙颜大怒的时候，到会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却又众口一词的反右、批彭，最后发表全面批彭讲话的是刘少奇，他说他有几天睡在地板上，“杀的两眼通红”。在那一场颠倒是非善恶的生死斗争中，齐国的“太史简”在哪里？晋国的“董狐笔”在哪里？西汉的晁错、主父偃、汲黯、司马迁在哪里？东汉向光武帝“折槛力争”的朱云在哪里？“党锢之狱”中的陈蕃、李膺、范滂在哪里？唐朝向唐太宗直谏 200余次的魏征在哪里？谏议大夫阳城在哪里？宋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范仲淹在哪里？屡屡犯颜直谏以至垂老投荒的寇准、苏轼又在哪里？明朝抬棺上书痛斥嘉靖皇帝的海瑞在哪里？以生命反对魏忠贤的杨继盛、邹应龙又在哪里？所以我要说：苏共和中共的现代专制主义大大超过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现在还有不少人把中国的专制主义归咎于所谓“封建遗毒”，期期以为不可。毛泽东自称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马克思并不专制和残暴，应该说是列宁、斯大林加秦始皇。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极端性、严密性、残酷性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专制主义制度。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期提出的19个讨论题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加会议的第一书记分别传到各地，要求地方党委组织领导干部进行讨论。中共陕西省委要求分管各口的书记处书记召集工业、农业、财贸、文教、党群各部门的部、委、厅、局负责人分组讨论。我那一次未上庐山，在西安参加了宣传文教组的讨论。我本来不准备发言，因为我当时还不是厅、局长，而且讨论的主题是纠“左”，大家都在讲纠“左”，我没有新的意见。后来由于我代第一书记起草文件的特殊身份，知道一点庐山风云突变的信息，但还不知道变得那样严重。 7月 31日，在讨论会最后一天，我发表了不吐不快的意见，从理论上提出对“大跃进”、“政治挂帅”和毛提出的“积极平衡轮”的不同意见。那是我的“打抱不平”、“冒险犯难”的“坏”脾气在起作用。事后，有的领导人说：还是毛主席讲得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要顽强的表现他们自己的，总是要按照他们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党的。”

   中共陕西省委的“反右倾斗争”火力很猛，超过其他政治运动，还有鲜为人知的历史背景。第一、在“大跃进”中，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又使用了他的不为人先的“拖”和“磨”的功夫。虽然“共产风”、“虚夸风”和“高指标”、“高征购”的问题样样都有，但比其他地区走的慢，吹得小。谭震林、陆定一等人都曾批评：“陕西是一个黑锅底”，东不如河南，西不如甘肃，南不如四川、湖北，北不如河北、山西。第二、庐山会议讨论批“左”时，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他在会上未作正式发言，只是在别人发言时有一些插话。做记录的人没有记录他的插话。批彭开始以后，中办发现，西北组的会议简报中没有彭的发言，就向西北组召集人——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北经济协作区主任张德生提出询问。张德生要求会议记录人追忆彭的发言补报上去。结果发现彭的插话中有两颗“重炮”。一颗是批评“第一书记挂帅”。本来，彭德怀的原意是批评西北地区的某些第一书记，毛却认为批评“第一书记挂帅”就是批他，因为他是全党的第一书记。另一颗是：当西北各省、区的第一书记都在检讨自己的“左”倾错误时，彭德怀插话说：“责任主要在中央，我们政治局委员们都有责任，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本来彭的插话是代地方承担责任，而且也符合事实。但是，点了毛泽东的名，这还了得！毛泽东并没有提到西北组漏报彭德怀插话的问题，却在其他问题上发泄他的不满。他在一次批彭的讲话中。突然讲了几句：“西安事变后，陕西省委就不听我的话。”张德生等人听到毛的批评惶恐不安，立即把“西安事变”以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的欧阳钦、赵伯平、汪锋找到一起，大家挖空心思的回忆他们在哪些问题上没有听毛的话，想来想去，一件事也没有。但是，他们意识到，毛泽东已经由彭德怀迁怒于西北干部，迁怒于陕西省委。当时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和省长赵伯平，就是带着这种战战兢兢、唯恐触犯毛泽东的心态，大抓“反右倾斗争”。庐山会议是 8月 16日结束的， 8月 22日至 9月 10日，陕西省委召开了二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后来统称“反右倾斗争会议”。省级各部门讨论毛泽东提出的 19个问题的会议记录都印发会议，我的言论也在其中。会议前期，我是不能参加的。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传达和声讨告一段落，即将转入批判本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时候，省委办公厅通知我到会场去。我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在劫难逃，有的朋友劝我要撑住，千万不要自杀。我到会议场所以后，省委文教书记找我谈话。他说：你的发言乍听起来，有新意，仔细推敲起来，就有很大的片面性。你就在这里写一个检讨，先给我看。我在文教书记的房间，奉命写了一个又像检讨又像辩护的材料。文教书记看了一遍就加了一段批语：“林牧同志自觉地进行了深刻的检讨，请省委宣传部安排时间，让他在支部大会上作一次检查。”奉命检讨变成了“自觉检讨”，敷衍了事的检讨变成了“深刻检讨”。第二天上午，支部书记先向大会宣读了文教书记的批示，然后让我把检讨念了一遍。大多数党员对文教书记的批示心领神会，在我作出检讨以后，一言不发，少数几个“左”倾分子却揪住不放，上纲上线地进行批判。省委第一书记早就估计到这种情况，当天下午就打电话来要我搬到会场去。第一书记对我谈话说：毛主席讲写文章要有“三性”：鲜明性、准确性、生动性。我早就对你说过：我不担心你的文章不鲜明，不生动，我只担心你不准确，我要求你把准确性放在第一位。你总是喜欢标新立异，这一次又说错话了。听说你已经在支部大会上作了检讨，这样就好。犯了错误，不能闭门思过，要在斗争中改正错误。所以我要你来参加会议的斗争。我在会议结束时要做一个反右倾斗争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仍然由你执笔。

   当天晚上，第一书记的秘书向我介绍了第一书记保护我的经过。他说：省委常委会议讨论你的问题时，多数常委主张批判和定性，大家说：林牧已经知道庐山会议在批彭反右，还要继续发表右倾言论，性质严重。第一书记说：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的几个秀才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李锐都有错误。毛主席在讲话中说：“要保护秀才”，“秀才拉不走，秀才还是我们的”。所以，除了李锐以外，其他几个秀才都保护下来了。我们陕西省只有这么几个秀才，陈元方的“论否定”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我们保不住，只能公开批判了。林牧是在内部讲了错话，我们一时又找不到代替他的干部，还是按毛主席的指示保护过关吧。这里讲到的陈元方，当时是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是陕西省的理论家。在反右倾斗争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省委宣传部部长又告诉我：“你的言论印发会议以后，有一位大学党委书记已在进行系统批判，西安师院党委书记提醒那一位带头批判者说：‘你批判林牧是否过早？’带头批判者说：‘早什么？省委把他的言论印发会议，就是发动大家批判的。’西安师院党委书记说：‘你是否考虑过，第一书记能不能离开这个笔杆子？’听到师院党委书记的提示，文教组其他成员就按兵不动了。”我听到这个话，感到毛骨悚然！我自己和我在陕西省委的朋友们都认为：这一次，“死定了”。师院这位老兄的城府竟然如此深沉！揣摩领导意图竟然如此到位！此后，我同带头批判我的那位朋友始终保持着亲密友谊；同师院那位党委书记在真正遇难的时候，断绝了关系。

   后来，在大会批判中，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刘国声和西安市委分管宣传文教的专职常委从一平，公开提出：“林牧的言论比我们严重，为什么不批判他？”对刘国声的抗议无人回答。对从一平的抗议，主持会议的文教书记回答说：“林牧的情况和你们不同，他是说错话，你是反党。”从一平是一个得理不让人的“三八式”老干部，会后，他去找文教书记说：“我和林牧都是在文教组发言，他的发言分量不比我轻，为什么他是说错话，我是反党？”文教书记无理找理的说“据西安市委同志揭发，你不止一次地说张书记（即省委第一书记）是一个‘白面书生’。”从一平说：“白面书生不是贬词，张书记的风度温文尔雅，就是像一个白面书生吗。”文教书记无辞以对。

   这次会议上，还有一位受到保护的人——原西北农学院党委书记陈吾愚。他没有参加省委各口召开的纠“左”讨论会，但在学院内部，有许多不赞成“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教育革命”的言行。西北农学院党委副书记是一个“左”派，而且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当陈吾愚在省委参加“反右倾斗争”会议的时候，副书记没有报告省委，就在该院发动党内的干部教师揭发批判陈吾愚的右倾言行。当时我已经解脱，信息很快传出去了。西北农学院支持陈吾愚的中层干部把西农批陈的情况打电话告诉我。我就报告省委文教书记说：“毛主席不是再次强调‘第一书记挂帅’吗，一个党委副书记不请示省委，就在校内揭发批判第一书记，这是违反党的纪律的。”文教书记要我用省委的名义给西农党委副书记打电话立即制止。后来对企图借反右倾而夺权的西农党委副书记进行了批判。这就是我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来抵制“反右倾”的方法之一。

   有一天晚上，陈吾愚到我们房间谈心。他说：我们都是紧跟毛主席的。但是，在“反右派”和“大跃进”以后，主席是不是走得太快了？我们紧赶慢赶都赶不上。不仅我们赶不上，大多数干部和大多数群众都赶不上。主席不是经常强调相信大多数、依靠大多数吗？当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赶不上的时候，是否应该考虑主席的决策对不啊？我说：你今天这一席话正是我想说而不敢说的。陈吾愚是一个很有见解和风骨的知识型的老干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坚强，不像我那样脆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担任了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却遇到很多勾心斗角的事，他信念失落，精神崩溃，患了严重的神精官能症（有时精神分裂）。外界传说，他已经不能认人了。 1980年冬季，我去医院看陈吾愚。我问他：“老陈，你认识我吗？”他说：“你是林牧吗，烧成灰我也认识。”我问：“你怎么得了这个病？是不是受到交大那些上海人的排斥？”他说：“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不是软蛋，又是一把手，还怕别人排斥吗？”我又问：“那么到底为了什么？”陈吾愚才对我讲出不会对别人讲的心里话。他说：“我对我们党内你斗我我斗你，在党外不断整群众这一套做法，早就厌烦了。三中全会以后，我以为，我们党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料党内的情况仍然很复杂。我现在认识到，这不是人的作风、人的素质问题，是制度问题。我充满信心地说：“不要紧，现在有小平、耀邦在领导改革，我们的党，我们国家会一天天好起来的。”他说“你太天真了 !党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是很难改的。恐怕耀邦也无能为力。”我又问：“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他说“我无力回天，当年入党时是宣过誓的，我又不能叛党，只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了。”当时，我并不理解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1981年，我住在西安南郊长宁宫写文章，陈吾愚也在长宁宫疗养，由他的妻子陪伴。我每天晚饭后都要去他的房间聊天，他神志清醒，情绪正常，我也放心。不料，有一天，他的妻子去王曲镇采购日用品，陈吾愚用一根带子一头拴在床栏上，一头套在自己脖子上，然后拼命使劲，把自己绞死了。疗养院的病床，只有很低的栏杆，这样自杀，是要下最大决心，承受很大痛苦的。一个有才能有远见的共产党人，一个中国一流大学的校长，就这样死了。在他死后，我才懂得，他在信仰失落又自感无力回天的情况下，要用结束自己生命的办法来实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中国有一句俗话：“在一棵树上吊死”。陈吾愚就是在信仰失落以后，还要在共产主义这棵树上吊死的人。就像中国古代那些从一而终的忠臣和烈女一样。可是，对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者，我始终保持着对他的友情和敬意，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已。

   陕西省委二届十二中全会以后，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用两个月的时间开展“反右倾斗争”。当时，我除了协助省委第一书记起草文件以外，还兼任省委宣传部科学高教处处长。驻陕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运动怎么搞？我同省委文教书记商量，主张只对中央和陕西省委有关反右倾的文件进行正面的传达、学习，一般的不去揪斗新的斗争对象。因为 1959年 1月，毛泽东有一个批示，批评清华大学党委的“宁左勿右”。中共中央为了落实这个批示，曾经召开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陆定一、康生主持的全国教育会议，批评和纠正了 1958年教育革命中一些过“左”做法。那次会后，陕西省委和驻陕各高等院校又进行了认真纠“左”的工作。现在，如果在高等学校揪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恐怕上半年按照中央教育会议精神认真纠“左”的人都会成为斗争对象了。中央和省委何以取信于人？省委文教书记一贯反对整人，对反右倾持消极态度，自然同意这个建议。可是，陕西省高教局长是一个老左派，他要在高等学校“大开杀戒”。这时，我下了狠心，干脆拔掉陕西省这一棵极左的毒根。我这一生主动整人、蓄意整人就只有这一次。

   这位高教局长来头不小，他原是西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第一副局长，虽然知识贫乏，但却有很强的行政组织能力和对上级的公关能力。颇受中央教育部门和陕西省某些有权威的领导人的器重。大行政区机构撤销以后，他到陕西省担任省委文教部长兼任政府的高等教育局长。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位部长为了把对他本人和他的亲信提出尖锐批评的办公室副主任打成“右派”，采用了修改鸣放纪录的手法。例如：把“省委文教部无真理”改为“党内无真理”；把“省委文教部一些领导干部都是唯唯诺诺的人”，改为“省委领导干部都是唯唯诺诺的人。”而且在讨论定右派的会议上，排斥持有不同意见的副部长和处长参加。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和干部处副处长向文教书记揭发了他的卑劣做法。省委文教书记召集会议对这位部长进行了批评，并免除了他的省委文教部部长职务，让他专任政府的高教局长。可是，此人积习难改，继续打击高等学校的教师和干部。

   我在准备打掉高教局长的时候，碰到一个难题：此人是老“左派”，没有“右倾”言行。响当当的“左派”当时正处于强势地位，怎么抓住他的辫子呢？恰好，此人利令智昏，他组织陕西师范学院的教师编了一本《教育学》教材，他以主编的名义署名出版，并在他所写的序言中吹嘘自己如何设计和领导编写那一本《教育学》。我看了那本书，如获至宝。因为那本书是以凯洛夫的《教育学》和东欧各国的《教育学》讲义为蓝本编写的。他的主线是人道主义、人性论和人本主义心理学。按照毛泽东的思想，那些观点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高教局长虽然是老“左派”，但却不学无术，他分辨不出那些观点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亲自把那本书中的“修正主义”观点摘录出来，并加以评论，送给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人。省委开了一个有高等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参加的会议，批判高教局长主编的《教育学》。高等学校的多数领导人正在担心高教局长反他们的“右倾”，参加了那个会，如释重负大快人心，纷纷起来进行揭发批判。由批判《教育学》发展到揭批高教局长一贯整人的种种劣迹。最后，陕西省委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高教部批准，撤销了他的职务，下放到师范学院去做中层干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位高教局长起来造反，指控省委文教书记和我对他“栽赃陷害”，就是说《教育学》不是他写的，是师范学院教师写的。我们把教师们的责任，转嫁于他，进行陷害。他领导师院学生对省委文教书记和我进行了几次批斗，而他则被造反派结合成为师院革委会主任，后来又被造反派识破，罢了他的官。平心而论，我采用反右的手段来打击危及一批先进干部知识分子的“左派”领导人，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反右倾反不倒他。但是，那位高教局长的过失，在于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弄虚作假来抬高自己。那本《教育学》，论责任是他的，论观点不是他的，何况我并不反对那本书的观点，只是利用那本书作为打击“左派”的工具。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整这个人，我后来也有内疚。

   在几次反右的政治运动中，我都曾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来对付“左派”，保护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和同袍。当时，我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有一个开明、进步、一贯反“左”的支持者——陕西省委文教书记赵守一。而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又是赵守一和我的支持者和庇护者。就是这个赵守一，当胡耀邦在陕西省推行“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超前改革时，他作为省委第二书记是最坚定最得力的合作者；当万里在安徽省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时，作为省委书记处书记，他又是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合作者。后来，在他担任国家劳动人事部长时，又率先进行了劳动制度、工资制度和人事制度的改革。

   1959 年 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以检查和部署“反右倾”斗争为主题的文教书记会。会议由中央文教小组两位组长陆定一、康生主持。陕西文教书记赵守一参加，我也随行。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沙滩办公，几层楼贴满了大字报，杀气腾腾。集中批判的是理论处处长许立群，宣传处处长秦川和副处长张军。科学处处长于光远是老运动员，几乎每次运动都要受到批判，“反右倾”也少不了他。不过，于光远每次都是边缘人物，达不到戴帽子打倒的程度。因为他的言论都能从马、恩原著中找到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不同于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们的思想发展很快，常常是第二条原理修正了第一条原理，第三条原理又修正了第二条原理。“左”、中、“右”派都可以从他们的著作中找到根据。所以，在“六四”以前，我常常学于光远，从马、恩原著中寻找和引证那些具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理论根据。耀邦和胡绩伟、王若水也是这样。

   在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召开的反右倾会议上，我对康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风派和极左派的面目，有了初步认识。本来，在同年一月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康生反“左”的情绪和力度，超过陆定一。他公开说：“去年一年（指 1958年）我们说了一年胡话”。庐山会议前期，康生还在中宣部召开的全国理论干部训练班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教育革命”，大放厥词。听到庐山会议批彭反右的消息，草草结束了那个训练班，而且不许把他的讲话向下传达。在这次讨论反右倾斗争的会议上，他迅速恢复了杀气腾腾和信口为人定性的本来面目。例如：当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介绍中宣部宣传处长秦川的“右倾”言行时，康生并不注意秦川有什么言论，却问了一句：“秦川是哪一年参加革命的？”会上有人回答：“ 1936年。”康生说：‘是“老战友了，够条件了。”因为毛泽东讲过，：“这次运动着重解决‘老战友’的问题，”康生就把革命资历作为一条定性标准。当甘肃省委文教书记汇报到该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吴文遴的“右倾问题”。康生插话说：“吴文遴不仅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且是阶级异己分子。”康生说：“ 1936年，我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吴文遴是我的学生，是一个学生队的队长。有一天晚上，他来找我谈话说：他的家庭是富农，按照当时党的政策，不动富农的财产，他家的家产却被农民分了。康生又说：“当时，吴文遴的家乡延长县传出一个谣言，说是天上掉下一块石头，上面有几个字是不分田。我怀疑这个谣言就是吴文遴造出来的。 ”康生这一段话实在荒谬，你有什么证据怀疑天上掉石头的谣言是吴文遴制造的呢？可是，有了康生这段“金口玉言”甘肃省委就把“为富农家庭翻案”和制造天上掉石头不许分田的谣言等罪名，落实到吴文遴身上，把他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兼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他同 30余个“分子”关在一个穷山沟，强制进行每天长达十二小时的劳动，只给吃六两粮食，几乎整死了。在这次会上，陕西省委文教书记赵守一，是康生表扬的对象，因为赵守一汇报的主要内容，是批判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元方的哲学著作《论否定》，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岳邦珣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陕西高教局长张华莘挂名主编的《教育学》。康生和陈伯达表扬陕西省委“把反右倾斗争提到理论斗争的高度了。”康生还表扬了由他约稿和定稿，由赵守一署名发表的《教育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并在大会上说：“我们的教育部和高教部还写不出这样一篇东西。” 1960年，康生提名赵守一任教育部长，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没有同意，赵守一后来做了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这不能说同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无关。可是，到了赵守一协助胡耀邦在陕西省推行超前的民主改革以后，康生却点名说：赵守一这个人我了解，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从延安派出来开书店时，就是叛徒了。当时无人敢问：既然你早就知道吴文遴是阶级异己分子，赵守一是叛徒，为什么几十年都不揭发，反而要加以重用呢？后来，在“文革”，中，康生点名定性的有 800余人所以，中共党内许多领导干部说，同康生认识，受康生表扬，是祸不是福，说不定哪一天，他会给你编造罪名，把你从九天之上打到九地之下。康生就是这样一个毫无人性和人格的魔鬼式的恶人。对于康生在 1959年一年之内由反“左”到反右的两次荒谬的表演，我得以亲见亲闻，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的“反右倾斗争”，从中央一直发展到基层，不叫“反右倾”斗争，而叫“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大辩论”和“整风整社”、“整党整团”运动，全国被打倒的干部和民众共有 360万人，有的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叫“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其他分子。

   不仅如此，在 1958年 2月到 1959年 7月逐步降温的“共产风”、“虚夸风”和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又迅猛升温。本来，1959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了3400亿斤，比上年下降了 15%；棉花 170.9万吨，比上年下降了 13.2%；油料 410.4万吨，比上年下降了 14%。与此相反，钢 1387万吨，比上年增长了 73.3%；煤 36909万吨，比上年增长 36.7%。农业与工业同轻重工业之间严重不平衡。可是， 1960年 1月 7日至 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却认为“ 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会议确定， 1960年的钢产量要增长到 1840万吨，粮食产量 6000亿斤，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会后，各地响应号召，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大办社队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千亩万亩的丰产方，大办公共食堂，大办千头万头的养猪场；同时，又大办无米之炊的代食品。把异想天开的“大跃进”的邪火烧得更大，烧得更旺。

   就我个人的精神状态来说，我对“三面红旗”的态度起先是深信不疑、满腔热情、如痴如狂的拼命执行；在作了许多蠢事，碰了许多钉子以后，半信半疑，不时提出一点不同意见；到了大反“右倾”以后，我一看到无处不在的“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的几丈长的标语、横幅，就像碰上三根大棒，三堆大火，三颗核弹一样，心惊肉跳，噤若寒蝉，不再出什么点子，也不敢提出一句不同意见了。我感到无产阶级的暴力专政，已经延伸到经济、文化领域，一切工作都在用专政的手段来推动了。

   就在对反“左”和反“右”我都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 1960年 6月，我被提拔为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当时，我的党龄还不到十年，这是省委第一书记和文教书记力排众议的结果。有人说：省委提拔了一个“右派”，又有人说：省委提拔了一个“左”派。其实，我有时公开右倾，有时“形左实右”、亦左亦右，是一个具有二重人格的两面人。不过，自觉的两面人可以左右逢源，变过来变过去都能得其所哉；被迫的两面人，却经常处于良心与党性、宽容与严酷、诚实与说谎、自由与奴役的矛盾之中，苦不堪言啊！


自由圣火2006年07月01日（半月刊/第二十二期）

(“反右倾”戏中有戏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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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女儿谈林牧被绑架经过
   

    前胡耀邦秘书林牧1月18日被绑架﹐记者採访了林牧的女儿林红女士。今年77岁的林牧现被软禁在他所居住的城市西安附近。

    林牧在17日接受记者辛菲采访时表示，赵紫阳去世在中国引起的震动将是不可估量的。如果当局持一个很不公正的态度，那一定会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

    记者採访林红时﹐她刚看望父亲林牧回来。以下是林红女士的访谈实录﹕昨天下午（1月18日）﹐我们家老爷子去买灯泡﹐走到博物馆北门﹐离我们家不远﹐就冲上来一夥人﹐扭着他的胳膊﹐就象文革时喷气式地扭上去﹐扭到车上。一个近80的老人﹐手无缚鸡之力﹐竟然用这种极端手段。

    当时围观的人也很多﹐因为他大喊﹐老爷子问他们﹕“你们是哪里的﹖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把你们的手续拿出来。”他们没给看证件﹐也没给看手续﹐说﹕“到了地方就给看手续了。”到了地方﹐也没给看手续﹐老爷子一直骂不绝口。 他们下午把老爷子弄走﹐一直到晚上12点才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西安市公安局的﹐说老爷子在他们那儿﹐他们要带老爷子出去转一转。

    我问﹕“老爷子在你们那儿干啥呢﹖你们把老爷子弄你们那儿干啥呢﹖”他们说﹕“我们带他出去转转﹐散散心。他现在晚上睡不着觉﹐得让你把药送来。”

    我说﹕“我不送﹐你们有车﹐你们自己来取来。到半夜三更了﹐我不可能﹐再一个就是﹐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不是公安局的﹐在电话里没法证明你们的身份。”

    后来我就给公安局熟悉的一个警官﹐原来经常来的﹐打了个电话。他说就是有那回事。

    今天（19日）﹐他就带我们去临潼县新疆军区疗养院﹐老爷子就在那儿。我们到那儿的时候﹐老爷子在床上躺着﹐盖着被子﹐口里在骂。他一晚上没睡觉﹐因为他吃安眠药吃太晚﹐昨晚没睡觉。而且到我们去的时候﹐2点多﹐已经25个小时了﹐没有吃饭﹑没有喝水。他说﹕“我现在就绝食﹐我就是准备死﹐不准备活。”

    那些人自己说是公安局的﹐但是根据老爷子多少年的经验﹐这绝不是西安市公安局干的事。公安局每次搜查或者带走人﹐都带手续﹐没有一次不带手续的﹐而且也没有这么恶劣﹐都是请示。他说根据他多年的经验﹐肯定是安全部门所为﹐他们要求老爷子出去旅游。

    他说﹕“我不去﹐你们既然把我请来了﹐就别想让我出去。我现在就要求享受这个监狱待遇﹐反正你们24小时也是一直盯着我﹐轮流换班盯着我﹐也就是我享受的监狱待遇﹐我就是要求继续享受这个监狱待遇。”

    我今天去了就告诉他﹕“咱不能死﹐咱们斗争还需要你。老人里头﹐就你还算年轻的呢﹐能说动话的。你要是现在没有价值的死了﹐不划算﹐所以还要吃好﹑喝好﹐把身体养好再跟他们斗争。”

    所以在我走之前﹐他已经决定现在开始吃饭了。但是绝对不离开﹐就准备在干修所呆下去﹐“我要斗到底﹐把这个事儿搞得天一样大﹐我要让你们天都要塌下来。”他就准备斗争到底﹐绝不屈服﹐找适当的时候可以用血来跟他们斗。

    老爷子被抓走后﹐我们家的电话被掐断了﹐刚刚恢复。也许要不了两天又得被掐断﹐哪天你们要是跟我联系不上了﹐估计我也进去了。

    头一天﹐公安局把我叫出去﹐说让我劝劝老爷子﹐说最近不要多说话﹐不要接受採访﹐不要外出。我说﹕“我们老爷子没有打算外出。採访﹐他们老採访﹐这不可能不接受﹐肯定要说话呀。”

    他们就说﹕“是因为赵紫阳逝世。”我说﹕“赵紫阳逝世﹐犯不着这样子嘛﹐而且本来也没打算有什么过激行为嘛。”结果他们就说﹕“劝老爷子现在出去旅游。”我说﹕“行。我现在跟你去。”

    老爷子一听就火了﹐说不去。说﹕“你们太不像话了﹐对老人﹐这么值得人尊敬的民族英雄﹐你们就这样对待。我绝对不会听从你们的安排。你就给上边的人说﹐我知道这是上边来的人的指示﹐你们底下也不会有这种精神的。”

    “所以说﹐我现在就要求你把我抓到公安局去﹐你抓进去你要不怕﹐你就给我判刑﹑枪毙。我是站着进去﹐躺着出来。”当时对我说﹕“你把这话给他们说﹐大骂一通。”

    据他们说﹐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在骂。没有停。现在有点累了。我说﹕“你好好休息﹐咱们先把身体养好。不想出来就在里面待着﹐得把身体养好再斗争。”

    他说把事闹得越大越好。

    他们说﹐可能过年以前放出来﹐主要是为了避过赵紫阳这件事。他们说不是关﹐我说﹕“你就是关。”

    而且是绑架﹐那伙人没有说自己什么身份﹐整个就是绑匪。跟电影上一样﹐从车上跳下几个人﹐胳膊一扭就帮上车﹐那不跟绑匪一样嘛。公安还拿着铐子给铐上。公安也给撂证件﹐公安局的工作证。他们什么证件都没有﹐所以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自称是公安局的人。

    疗养院﹐条件还可以﹐挺大的一个房间﹐套间﹐我说﹕“你就把条件弄好﹐弄好了也还是监狱﹐弄个五星级宾馆﹐还是监狱。”

    有人日夜看守﹐绝对是监狱的待遇。年纪大了﹐你也不可能给条件差﹐条件差了﹐那老头再有病﹐死在里头﹐他更交代不了了。

    好在老爷子身体还好﹐越斗争他精神还越好。我们家人也不怕。

    秘密警察﹐就是安全部门的。他当共产党的官时间长了﹐他知道怎么回事﹐绝对不会怕。他说﹐李锐﹑胡继伟等老人年纪太大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有斗争能力﹐还能喊动﹑闹动﹐所以他还是要保重好跟他们继续斗。

    其中有一个人态度很恶劣﹐老爷子就把衣服脱了﹐说﹕“你还敢打我呢﹖”那个人说﹕“你当我不敢打。”被其他的人拉下去了。

    今年77岁的林牧现居西安，曾任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秘书、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中共西北大学党委书记。文革期间曾受到长达12年的政治迫害，曾两度入狱、两次被开除党籍、8年劳改。

    1989年，林牧在北京参加和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六四”事件后第三次被开除党籍，从此不再担任任何行政和学术职务。在国内外发表思想、言论、纪实、杂文与诗词约50万字，所主编的《中国风俗》丛书30卷，先后在西安、台北出版。


   北京之春2005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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