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明：拜访阎长贵先生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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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明：一个文革受难者的人生之路

——拜访阎长贵先生纪事


我与阎长贵先生相识和交往已有十年时间了。记得第一次与他结识是在2008年9月26日，那是在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组织的一次“关于华国锋功过是非” 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受研讨会主持人李宇锋、郑仲兵之邀参加了这次研讨会，阎先生和在京的离退休老干部林京耀、姚监复、朱厚泽（胡耀邦时代的中宣部长）、高瑜女士（曾是一个资深报人）等老人，以及韩钢（中央党校在职教授）、胡少安、窦海军等十多人参加了研讨会，使我有幸结识了阎长贵先生和这些离退休老干部、学者，是令我十分高兴的事。会后与会者们共进晚餐，我正好与阎先生同席，经过闲谈，得知他在文革初期曾是江青的首任机要秘书，一年后又深受其害蒙冤牢狱近八年之久。听到这些，顿时使我对他频添了许多同情之心与敬仰之情。由于此次相聚时间短，未能详谈；再则本人在文革中也深受其害，被关、被斗，也许是同病相怜，散席后我就寻思一定要找机会去拜访他，结交这位饱经磨难的新朋友，以便回忆和探讨那些逝去的文革往事，给后来的人们留下过往沧桑岁月的历史片段。

文革中历经的苦难岁月

2008年10月3日上午我第一次去拜访阎先生，九时多到达了阎先生的住地。这是北京市北郊平西王府的一处别墅区，他的家是一座二层的小楼房，洁静明亮；楼的后面是一块园林式的空地，种植有菓树、蔬菜和地瓜之类的作物，从这可以看出阎先生和他的老伴江女士的勤劳，富有农耕经验，我推想他们定是在农村中长大的。而今他们正在这里过着悠闲的晚年生活。

我的到访受到了阎先生夫妇的热情接待，进入客厅落座后，稍事寒暄，我们即进入文革往事的话题。在此过程中，多是以我的发问和阎先生作答来进行的。

阎先生说，他是山东聊城人，1937年2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分配到《红旗》杂志社从事编辑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1966年文革运动开始，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我们的谈话自然就以此为中心展开了……

1、成为江青的首任机要秘书

阎先生说，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能成为她的机要秘书恐怕是那个时代许多青年人不敢妄想的，也是梦寐以求都难达到的事。但这样的“幸事”却落在了他的头上，确是令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为之羡慕的。对此，阎先生说这是历史的安排，是历史点的“鸳鸯谱”，也是当时许多因素共同作用促成的。

文革运动发生前，他先在《红旗》杂志社关锋领导下的中国哲学史组工作，后又转到戚本禹领导下的历史组。1966年文革运动开始后，关锋、戚本禹都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由于他与关、戚二人都比较熟悉，6月3日戚本禹把他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7月4日戚又把他带到钓鱼台，安排在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工作，并从8月中旬开始协助梁川同志办理江青的群众来信。后来因梁川回秘书局信访处了，就由他独立担负江青的群众来信处理工作。

1966年8月31日，因陈伯达请假，江青以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身份主持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大会后，自此江青的群众来信猛增，每天少则几百封，多则上千封甚至两千多封。面对如此众多的群众来信，就调来七、八个人专门组建一个江青办信组，由阎先生具体负责，属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直接归戚本禹领导。

在江青办信组工作了约三个多月，1966年底戚本禹推荐他给江青当秘书，经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档案审查，最后征得江青本人同意，1967年1月9日他正式成了江青的首任机要秘书，从办信组所在的钓鱼台16楼搬到了江青住的11楼，开始了新的工作。

文革之前江青没有什么公开的职务，只是给毛泽东做些秘书工作；文革开始后她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地位显赫了，需要有专职秘书给她办事了。阎先生说，当时提供给江青选择做秘书的有四个人，他的年龄最小（29岁），参加工作年限最短（只5年），干部级别最低（22级），工资也最少（56元），但最后却选上了他，大概是和以下因素有关的：

一是他的家庭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清楚；

二是政治可靠，工作向来踏实肯干，认真负责；

三是有较好的写作能力，写的文章曾受到毛泽东的称赞（60年代初期，他的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文章，当年毛泽东看后在八屆十中全会上曾批语：“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

四是戚本禹的全力荐举，戚在文革小组中与江青的关系是较好的。

另外，江青的女儿李纳也可能起到了某种作用。李纳比阎先生小三岁，属同时代的青年人，她是学历史的，彼此间经常在一起聊天，谈话投机，对文革的观点一致。李纳也可能会在她母亲面前为他说过好话。

当然，最主要的是江青本人的同意，没有她的认可，任何人也是不可能办到的。

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任命的江青的第一任机要秘书，是阎先生做梦也未曾想到的事。既然组织上安排了，他当时的心里当然是兴奋和高兴的，他决心勤勤恳恳地把工作做好，以报答党和首长们的关怀爱护。想不到正是这一历史的安排最终把他推进了无底的深渊而蒙冤受难。

2、由机要秘书变成“阶下囚”

阎先生成为江青机要秘书的1967年，正是文革初期的动乱、派性膨胀、以至发展到武斗的高峰时期。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党、政机关都瘫痪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交通中断，农村也处于混乱之中，各地武斗此起彼伏。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毛泽东经过实地视察后，却称之为是“形势大好，而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这真乃前所未有的是非颠倒，把国之灾难说成了“形势大好”，这是毛泽东及文革派江青、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等灾难制造者们的荒唐逻辑。特别是在武汉的“7.20”事件后，军队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揪军内一小撮”和“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已成了当时的响亮口号，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和文章也以此为宣传内容，文革运动的斗争矛头似乎从党、政领导发展到军队领导了。党、政机关乱了，如果再出现军队的混乱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早在文革之初，中共中央1966年的“5.16”通知中，毛泽东就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而“揪军內一小撮” 的提法即来源于此。“5，16” 通知掀起了全国的大乱。在1967年的2月，这种动乱就曾遭到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一批老干部和老帅们的指责和反对，但其后不久这股指责和反对之声就被毛泽东和江青等一帮文革派的首领们以“二月逆流”之罪名给打下去了。现在“揪军内一小撮”和“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口号再度泛滥开来，武汉“7.20”事件打倒了陈再道等一批武汉军区的领导人，各地效仿都在揪“陈再道式”的“一小撮”军队领导人，事态的发展是愈益严重，必然会遭到许多将军们的不满和抵制。到1967年8月中旬，毛泽东似乎开始意识到了乱军的严重性和它将会带来的可怕后果，如是就发出了指责“揪军内一小撮”和“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声音，指出这是“自毁长城”，要求“还我长城”，意欲扭转乱军的局面。

从乱党、乱政到乱军乃至全国大乱，这本是毛泽东亲自导演、由江青、康生、王、关、戚及张春桥、姚文元等这些文革派的干将亲自指挥搞起来的，现在局面失控了，如何来收拾这种局面呢？

毛泽东认为军队是他的“命根子”，他干革命就是靠军队的“枪杆子”和文人的“笔杆子”，靠这“两杆子”他夺得了政权，军队不能乨。现在如何才能既将文革运动深入发展下去，打倒刘、邓、陶，又不使军队出现混乱，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武汉“7.20”事件后，王力成了乱军的“英雄”，他和谢富治等人从武汉回到北京后受到了空前规模的热烈欢迎，其场面之浩大是罕见的，把“揪军内一小撮”推向了更高潮。此后报纸上“揪军内一小撮”和“打倒带枪刘邓路线”的暄闹声就是王力、关锋按照毛泽东的文革指导思想来办的，是他们忠实执行毛泽东路线的必然结果。而此时的毛泽东认为王、关等人走的太过头了，他要改变乱军的形势，只有从他的内部入手，牺牲车马以保将师。权衡利弊，他决定抛出王力、关锋，以挽回乱军的败局，使文革得以继续深入下去，王力、关锋终于成了牺牲品，被隔离审査。但其后王、关二人的问题沒有什么专案组审查，据陈伯达说除了江青、李纳二人外不许任何人过问，成了一宗神秘的“奇案”。

继王力、关锋被抛出来后，1968年1月，又将另一个文革干将戚本禹抛出，至此王、关、戚三人就成了乱军、反军的代名词，成了毛泽东、江青的替死鬼。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阎先生由于曾是关锋、戚本禹信任的人，又是关锋的学生，是戚本禹把他推荐给江青当秘书的，现在王、关、戚既倒，毛泽东、江青为了证明此举做法的正确，以抬高江青的地位，她必须在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抛出一些人，把他诬陷成王、关、戚安插在她身边的“坐探”，她则是与王、关、戚斗争的“英雄”，她的身价就会倍增了。正是因为这样，包括阎先生在内的江青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了。

阎先生在江青身边工作一年，勤勤恳恳，夜以继日地为江青服务，对此江青是挑不出任何毛病的。然而她为了秉毛之意搞掉王力、关锋、戚本禹，需要故作姿态，故弄玄虚，在她身边寻找出王、关、戚的“代理人”，以此来说明王、关、戚“加害”于她，在她身边安插“坐探”，而她又是如何与王、关、戚斗争的，以更显示出她的“英雄”本色。正是在这种情势下，阎先生成了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中第一个牺牲品。

江青为了整人，总得要寻找借口，阎先生的蒙冤，是江青借故一件毫不相干的小事而横蛮无理制造出来的。

阎先生说，他蒙冤的起因和经过是这样的：

1967年12月底的一天，他收到一封江青办信组转来的一封信，是北京一个电影制片厂某女演员写的。信很长，有几十页，上万字，他因工作忙，对这封信是分好几次才看完的。信中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就是说她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也说了好些赞扬江青的话等等。从这封信的目的看，无非是希望江青能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冲击。就是这么一封群众来信，阎先生感到难于处理，就把它转给江青，同时付上他自己写的一张条子：“江青同志，这封信有您的名字”。阎先生万万想不到，此事却引起了江青的勃然大怒，给他带来牢狱之灾。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他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面孔，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厉声责问到：“为什么把这封信转给我？目的是什么？”并怒气冲冲地说：“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把阎先生狠毒地训斥了一顿。

自此，江青对阎先生的态度变了，既不按铃叫他，也不叫他送文件、发文件。

1968年1月9日上午，江青起床到办公室后，阎先生领着杨银禄（新近调来江青身边的另一位秘书，他因回家奔丧1月8日晚才回来，还未单独见过江青）去见江青，向江青报告说：“江青同志，杨银禄同志回来了”。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就这样阎先生悻悻地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

就在这一天，他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左右，陈伯达、汪东兴来找他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江东兴则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他让阎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随后把阎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阎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看过，你是我挑来的”。

到达警卫连连部所在楼上的一间屋里，汪东兴就走了，从此再没有见到汪东兴。文革结束后，汪东兴告诉阎先生，从那时起江青叫他不要再管阎的事了。

在警卫连阎先生发现有两个警卫战士看着他，此时他完全意识到自己变成一个被警卫战士严密看管的“犯人”了，这突然间的巨大变化实在使他无法接受。从1967年的1月9日他正式成为江青的机要秘书起，到1968年的1月9日被江青冤害囚禁，正好一年时间，使他从一个“书呆子”、一个任劳任怨为江青服务的秘书变成“阶下囚”，这种变化实在叫他想不通。

大约在被隔离的第三或者第四个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阎：“你在干什么？”阎说：“看书。”陈伯达严厉地说： “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讨自己的问题。”接着慢慢而又强调地说：“王、关、戚都是坏人……”，姚文元立即指着阎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

阎先生说他一听陈伯达、姚文元两人的话，脑袋都要炸了，这不是把他看成是江青身边的“特务”了吗？此时他的思绪很乱，这天大的冤屈，他如何来申诉呢？他想的很多、很多……

又过了十天左右，大约是1月23日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个人一起来找他谈话。一开场，姚文元就对阎说：“你看今天谁来了？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代总参谋长……”。面对这种“阵势”，阎先生感到有如泰山压顶般的沉重，简直是五雷轰顶；对一个22级的小干部，自己究竟犯了什么事呢，居然惊动党政军三方面的重要领导人呢？

此时谢富治则装成红脸，面对着阎先生说：“江青同志对你不错嘛，你应该有什么问题就交代什么问题。”接着陈伯达又让按着他的口授给阎先生的爱人写一封信，称自己要“出差了”，“家中存放的文件资料给来人带走交给组织上保管”。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有备而来的，是按江青的指示来办的。第二天阎先生就被告知，给换换地方。这一换就换到秦城监狱成为“囚犯”了。

3、人世间少有的牢狱之灾

1968年1月24日深夜，由两名荷枪实弹的军人押着阎先生，乘一辆吉普车直奔北京的北郊秦城监狱。

也就是在这个深夜，陈伯达还布置了一次小规模的抄家活动，叫他手下工作人员带着阎先生昨天按陈伯达口授写的一封给他爱人的信，到他爱人和孩子的临时住处，翻箱倒柜，搜身检查，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的。搜查后，连夜把他爱人和两个孩子送到了北京东郊通县空军机场招待所软禁起来。直到当年的5月份，在阎先生爱人再三要求下，才将他们送回山东老家，在农村成了“反革命家属”，各方面都受到限制和岐视，大儿子初中没读完就不给念书了，年仅13岁就被勒令搞农业劳动，受到欺压凌辱，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创伤。

到秦城监狱以后，马上被换上了黑色的囚衣，囚衣上标的代号是“6820”，被单独幽禁在一间牢房里成了“要犯”。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阎先生说他怎么也想不通。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党把他培养成一个大学生的，他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参加工作后一向积极肯干，给江青当秘书一年完全是服从组织的安排尽心尽职地为江青服务，怎么突然之间就成了“罪犯”，而且是单独囚禁的“要犯”，到底自己犯了什么“罪”呢？头脑里思来想去总是想不明白。

在监狱里一切东西都被搜查去了，报纸和书不给看，连带去的《毛泽东选集》（林彪赠送给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也被搜去。一个人被囚禁在单人牢房，没有人来过问，也不提审，真是度日如年，是毫无人性的对人的折磨。阎先生当时反复在想：人是社会动物，人的脑子是思维器官，人生活在社会就要与其他人交往，要说话，要做事；如果把一个人与世隔绝起来，只给他吃饭，不让他做事，不让他与人接触交往，没有人说话，这还是人吗？

被囚禁起来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阎先生就是处于这种状况，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为了能活下去，就想了许多打发时光的方法。如反反复复数床头前暖气罩上的“孔”，1、2、3、4……不停的数，以此来打发那漫无边际的时光；有时又在背诵唐诗、宋词，背诵毛泽东的文章和诗词，或者自己做诗填词，有时又故意找話题以和看守说几句话。这非人的生活是多么地令人难耐啊！他多么希望有人来提审他，因为提审就可以与人对话，这也是一种“享受”。

这种状况一直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以后才稍有改善，这时可以看报纸，看《红旗》杂志和毛选了。一年多的非人生活，在阎先生的心灵中是永远难以磨去的人生大灾难。

在七年多的牢狱中没有提审过几次，更没有什么司法程序的起诉和审判，就是这么非法的把人关着，连封建社会的牢狱都不如，更别说现代文明国家的监狱了。在监牢中一切活动都是搞突然袭击的，从不给人一点思想准备，就连后来的释放也是如此。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来到监狱，突然宣布：“党中央毛主席决定释放你，到湖南的农场去劳动，等待结论”。至此，未经司法程序的审判，未经判刑阎先生被关了七年多，现在突然宣布“释放”，如此的“法律”，实在令人啼笑皆非，难以言状。

4、在农场获得新生

“释放”后的阎先生被流放到了湖南省常德地区的国营西洞庭农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父母和妻儿写信。七年多与亲人不通信息，彼此不知生死，相互挂念之情是难以言说的，每想到这些阎先生都会痛苦万分。信发出不久，接到儿子的回信，随后父母及妻儿都到农场来了，一家人见面真是悲喜交集，热泪淋淋。近八年了，生死两茫然，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八年呢？今日重见，能不激动与忧伤吗？

一家人相聚后不久，父母回山东老家了，妻儿留下在农场安家。农场的领导和群众对阎先生很好，使他一家人能在此安家度日，开始了农场的劳动生活。

1975年11月，结论下来了。专案组的人从北京来到农场，把结论给阎先生看，共有两条：1、妄图用假材料（指转送给江青的那封信）陷害中央负责同志；2、包庇“五.一六”分子吴传启、林聿时（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两名中层干部，都是关锋的朋友），处理结果是“留党察看一年”。这完全是妄加的罪名，专案组人员叫阎先生在结论书上签字，阎先生当然拒绝签字。这时专案组人员又把江青抬了出来，威胁阎先生说：“这是首长定的性，说你是‘坐探’，你的问题就是这个性质”，并说“这个处分也不重”，反复动员阎先生接受签名。阎先生当时曾想，用“莫须有”的罪名关了自己七年多，现在还要“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还说“不重”，这是那家的法律和纪律呢？天下还有王法和正义吗？因而一直拒绝签字。

就这样僵持了一些时日，后来阎先生反复在想，既然江青还在台上，辩解也无用；为了能给自己安排一个工作，获得重新工作的机会，最后还是违心的签字了。

1976年10月江青等四人帮被粉碎后，劳动了一年多的阎先生被调到农场的一个中学当教师，后耒还当了校长，其后又把他调到农场宣传部当理论干事，还送他到省委党校学习。1979年9月阎先生获得彻底平反，并决定调回“红旗” 杂志社工作，此时农场领导亲自帮他解决了妻子、儿子的户口问题（即农转非）。1980年3月他回《红旗》杂志社，阎先生的新生才真正开始了。

5、一个权欲熏心的疯狂妖女

当年的红卫兵曾高呼“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这是非常到位的口号。文革前江青没有任何公开的职务，文革开始就一跃而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这是毛泽东给予她的巨大权力。毛为了发动文革运动，特意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来代替中央书记处乃至中央政治局，这为江青走上政治颠峰提供了呼风唤雨的平台，也使江青成了毛发动文革运动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急先锋。

阎先生说，江青表面上是第一副组长，实际上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把手，她在小组中专横拔扈，一切都以她为中心。陈伯达名义上是组长，实际上只是一个傀儡而已，一切事情没有江青的表态，陈伯达是绝不敢擅作主张的，一切都得看江青的脸色行事。多年后陈伯达在他的回忆中说：“江青是第一首长，她在小组中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 算——即算数——筆者），“把小组当作她独立的领地”，实行“独裁”，“胡作非为”。

文革小组的另一重要成员王力回忆说：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陈伯达“不过是个傀儡”，“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是听江青的”。难怪王、关、戚等文革小组的成员敢公然奚落陈伯达，陈竟会冒出“请本禹替我在主席、江青同志面前多美言几句”的说词。

在文革小组中，江青是“一言九鼎”，对小组成员颐指气使，别人对她只有毕恭毕敬。就是对陈伯达江青也从来很不客气，疾言厉色，经常像训小孩那样训斥他。

就是这么一个疯狂的妖女，她的权欲熏心和无故整人、迫害人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文革中江青不但秉承毛泽东的旨意整了大批的老干部，为了掩盖她在上海30年代的丑史，也整当年与她共事的同事，甚至连为她服务的工作人员也不放过。就是在文革中与她共事的人，文革小组中原有顾问2人，正、副组长5人，组员7人，共14人；自从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及王、关、戚先后被毛、江整掉后，就只剩下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五个人了。文革小组办事组的五任负责人穆欣、王力、宋琼、王广宇、阎长贵都被整掉进了监狱，只有第六任负责人李纳，因为是江青的女儿才是唯一“稳坐钓鱼台”，没有被整的一任。另有办事组的党支部书记王道明，办事组工作人员张根成，周占凯，矫玉山等人，有的是从部队的基层干部调来的，也都先后被整进了监狱，关押多年，全都是江青一手制造的冤案。

江青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如此残忍而又疯狂的女人呢？

中国人常说：“人之初，性本善”。平心而论，江青的青少年时代并非是一个坏女人；就是在30年代的上海她也是一个进步青年。虽然当时她在个人生活上有不少风流韵事，但在那样的时代和环境下，也是不值得大惊小怪和多加指责的。她之所以变成残忍和疯狂，变成权欲熏心，其实是在于毛泽东和共产文化对她的影响和毒害造成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江青与一帮青年奔向延安，这应该是进步的表现。从她与毛泽东的结合后，毛泽东和共产文化对她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延安她亲历过毛泽东与张国焘，毛泽东与王明等的党内斗争，张与王先后被毛逼跑和整垮；延安的整风运动，那种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江青应是耳闻目睹的；毛泽东夺得政权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如高、饶事件、胡风事件，反右、反右倾……，毛泽东的种种争权夺利和整人之术，江青是看到了，也学到了，文革运动中她在毛的指挥下再从事这一套自然就会轻车熟路了。

江青的权欲和整人、迫害人就是这么一步步形成的，终于使她成了中国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一个疯狂旳女人。

阎先生所谈的一切，似乎使我们彼此又重温了一遍文革的苦难历程，一段永远难忘的辛酸历史。它深深地吸引着我，感动着我。我们都应该深入总结和反思文革的历史，从中总结出应有的经验教训。

在交谈中，阎先生并播放了香港凤凰卫视记者采访他的录像光碟给我看，这是阎先生口述的历史记录，图文兼有，是十分难得的史料。

中午时间到了，阎先生邀请我到附近的饭店就餐。感谢阎先生的盛请款待，感谢他能接受我的拜访。拜访和聚餐都是令人难忘的。作为同龄人并且都亲历过文革磨难的人，但愿我们的友谊和交往将会保持和发展下去，这是十分令人难忘与高兴的事。

值得推崇的文革史研究学者
经过此次拜访后，我与阎先生开始了用电话和电子邮件的相互交往。我常把自己写的文章发去给阎先生，请他指教，每次他都能认真的看，并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连文章中的错别字他都能指出來，可见他的热心和真情所在，是令我十分感动的。他也常给我发來自己写的文章和某些史料，使我获益不少，深受启廸。

2009年4月，阎先生与王广宇先生（文革中曾担任过中央文革办事组负责人，其后也深受江青迫害入狱多年）合著的《问史求信集》一书由《红旗出版社》出版，5月下旬阎先生即把此书寄了一本给我來，使我如获至宝，非常高兴。

此书的前言《当代人应当修一部当代信史》是阎先生写的，文中明确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我们也常说：‘让历史告诉未來’。 应当说，这告诉未來的‘史’、为镜的‘ 史’， 必须是‘客观、公正的史’ 即‘信史’。……修当代信史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而修当代信史需要当代人参加和参与，也是不言自明的”。“ 当代人修当代史，已经成为人们普遍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认为阎先生之所言是多么正确且重要啊！

全书共选录了62篇文章，共约442千字。除《我们所了解的王、关、戚的一些史实》一文是他们二人合写的外，其余42篇为阎先生所写，19篇为王广宇先生所写。这些文章都是他们二人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是研究文革，研究文革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研究毛泽东、林彪及其他的同伙、江青及其同伙、中央文革小组等的重要文献资料，是一本难得的、十分宝贵的书。

透过全书，可以看出二位作者都是研究文革史的热心学者，文章史实可靠，语言通俗，文笔流畅，可读性强，是当代研究文革的宝贵史料。他们对文革史的研究给当今的文革研究者、乃至后來的人们做出了榜样，精神可佳，是值得所有从事文革史研究的人们学习的。

三、2010年以來的三次拜访阎先生

2010年10月我与老伴再次到北京儿子处住了几个月。记得10月下旬的一天我与《记忆》主编吴迪先生约好去拜访他，因为之前他与何蜀主办的《记忆》曾刊发过我的一篇文章，我们彼此虽未见过面，但通过邮件相识了，希望有机会能面谈。刚好吴先生家也住在北郊平西王府，与阎先生家相距不到百米，吴先生特意到小区大门口迎接我，到吴先生家要先路过阎先生家门口，他们两人原來就很熟悉，吴先生就带我和老伴先进到阎先生家，此行即成了我对阎先生的第二次拜访。

进得阎先生家后，即受到阎先生夫妇的热情欢迎。大家落坐互相寒喧之后，阎夫人江女氏就招乎我的老伴到另一房间闲聊去了，我们从三人就开始了有关文革和写作问题的交谈。

我首先向阎先生表达了致意和问候，感谢他的赠书和常发去相关的文章资讯。阎先生则再次对我发给他的文章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并指出写作中应注意的事情，该写什么，在当前的背景下写作中应该注意的事项，要保护好自己，是切不可大意的。

此时吴先生也接过话题，谈到了他与何蜀先生创办《记忆》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由于何先生近来受到了某些部门的询问，碰到了一些麻烦事，不得不与吴先生分开，自己打算另行创办一份网刊，取名《昨天》，计划不久即可在小范围内作为爱好者们的交流而发行。

经过一番交谈后，我与老伴告别阎先生夫妇前往吴先生家，吴夫人早就在家等待我们的到來了，一进门就受到了吴先生夫妇的热情招待。

吴先生家与阎先生家相似，为二层别墅式建筑，只是缺少一个可种植花草蔬菜之类的小院子。落坐后我们即开始了有关写作的交谈，其后他又带我到二楼他的图书室浏览。四个书架都摆满了各种图书，显示出主人对书的爱好与珍藏，是一个不平常的学者。吴先生是北京本地人，文革中作为知青到过内蒙插队，经历过了知青的苦难岁月。“四人帮” 倒台文革结束后，1977年恢复高考才得以到大学读书。毕业后到电影学院任教，而今走上了编辑历史资料和写作的道路，并约我今后多给他的《记忆》写稿，同时赠送了他编辑的《中国的大跃进史料》（分上、下两册）给我。

中午时吴夫人做好了美味的午午餐，招待我们就餐。饭后我们就告别吴、阎两家，回到儿子在东风桥北的住处了。

第三次拜访阎先生是在2014年的10月下旬。这一年的9月8日我老伴因病去世，10月我一个人再次到北京儿子处，不几天即去拜访阎先生。此时他已住到了位于沙滩的住宅，因为冬天将到时他就要从北郊平西王府搬到帀内居住。

在此次的拜访中，我们的话题仍离不开文革，离不开有关文革的写作。但这段时间阎先生因身体不适，特别是眼睛看书、上网不便，近來很少上网和写作了。当他得知我的老伴去世后，深表关切和哀悼，并叫我有合适的再找一个伴侣，以安度晚年。

感谢阎先生的一番好意。我告诉他，儿子因要转去上海工作了，因此下月中旬我就要随儿子搬到上海，以后到北京的机会要少了，希望阎先生夫妇多保重身体，方便的时候欢迎到广西一遊。

第四次拜访阎先生是在2018年7月31日下午。此番我是与新的老伴和读小学的孙子前往吉林集安，返回路过北京时专程去拜访阎先生的。

我2015年新结识的老伴祖藉是吉林集安，系朝鲜族人，因祖父在“9·18事变” 后带着祖母和三个儿子逃难到广西，她是在广西出生长大的。为了寻根问祖，这是她第二次返回祖居地集安了。

几年不见阎先生了，此时他的新家搬到朝阳区和平街14区14楼。当我与小孙子到达阎先生家时（老伴因有事未能同去），阎先生夫妇非常高兴，几年不见面了，我看到阎先生夫妇身体仍然很好，特别是阎先生，比我2014年10月那次见到他要好多了。久别相会，大家紧紧地握手问候，是十分高兴的。

阎夫人招乎我与小孙子饮茶、吃水菓，一会小孙子就去玩阎先生的电脑，他外出以來一段时间未能玩电脑了，故而玩的十分有兴致。我则与阎先生开始了有关话题的交谈。

在交谈中阎先生拿出了他2017年出版的《阎长贵谈江青》一书送给我，这是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的。书的内容非常丰富，从江青的青年及到上海的诸多往事，投奔延安革命谈起，再到她成为毛泽东夫人后的种种变化，特别是文革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有祥尽的记述和分析，是研究江青、乃至研究毛泽东、研究文革的一本好书。人们知道，在当今的中国要研究文革，研究毛泽东，都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江青。作家邵燕祥曾在《建立“文革学”刍议》（见1986年第四期《文汇月刊》）一文中说：“‘文革学’ 要对‘文革’ 作多层次性研究、比较研究、综合研究，不仅要专章立傳，而且要考虑开设江青学。”阎先生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为“江青学” 的创立起到了先导的作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自从江青等“四人帮” 倒台以來，写江青的文章可谓多矣，但大多都是按一个既定的调子在写，即将江青铁定为“反革命集团首犯”， 这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大问题。阎先生的此书就反其道而行之，以事实为根据，进行实事求是的论证。其实江青对毛泽东的一套來说，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 而是“大革命”、“ 最革命”、“ 极端革命”， 正因为如此，她才能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谁也替带不了的合作者与帮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类似如此的诸多问题，都是值得我辈今人和后人研究的大问题。

经过与阎先生一番坦诚的交谈后，我与孙子告别阁先生家，并告泝他明天我们就要离京，前往上海、杭州一遊，然后回广西。感谢阎先生的赠书，我一定会认真的拜渎、研究，向阎先生学习，做一个“文革学”、“ 江青学” 的热心读者和研究者。但愿阎先生保重身体，在有生之年能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为文革史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也期待着阎先生夫妇能到广西一游。

作于2018年8月中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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