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从江青的两封信看她和毛泽东结合的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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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长贵：从江青的两封信看她和毛泽东结合的内情


我说江青的两封信，一封是指蓝苹1937年5月在上海写的《我的一封公开信》，一封是指江青1937年冬在延安中央党校直接写给毛泽东的信。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和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香港共和出版社2002年版），这两本书都谈到同一件事情，即1968年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除江青外（包括周总理，他是会议主持者）全都签了名，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1937年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从这封《公开信》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签名者纷纷表示向江青同志学习。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签名的这封信不仅画了圈，并亲笔批道：“我就是从此（指这个《公开信》——笔者）认识江青的性格的。”

蓝苹在1937年5月究竟写了一封怎样的公开信？

关于这封《公开信》，全文如下：

　　近来各小报有许多关于我和唐纳的消息，这消息主要是说我负情于唐纳。我本想耐性的对付这事，默默的让它过去，因为是可以这样的。我和唐纳早没有关系，他是没有理由再来一而再，再而三的麻烦我的。不过既然各报发出了许多不利于我的一些不正确的消息，为了使大家明了起见，我不愿再默默地忍受了。

　　爆发了吧，这久积在心头的郁闷! 带着这毁人的郁闷，我活了一年多! 这悠悠的一年多，除了极少数的朋友以外，一般的人，都在这样说着：“唐纳是那样痴情的热恋着蓝苹，可是蓝苹却一再的对他情变着。”

　　在这些话语中是隐藏着大量的不满和责难的。

　　现在我实在再也不能忍受了，虽说这样的麻烦在一般有正经事干的人看来，是顶无聊的事情，值不得多费唇舌，可是现在有些人那样甘愿来多费唇舌，又还那样苦心而有计划地来担负起那样重大的“责任”，我不便使别人扫兴，同时也希望一般人明了那事实，所以只得出来说一说。

　　我要说的是唐纳是用着怎样的方法在热恋着我。他是在用同时爱着别人又在热恋(?)着我的方法!

　　那是在“电通”的时候，我还没有和他恋爱之前，那时我们是好朋友(什么公司的同事以及他的朋友)，都知道他那时在爱着一个女孩(为了不要牵上别人，恕暂不提名)。后来，他同我恋爱起来之后，我曾问他这事。可是他说那是个烟幕弹，是为了怕人知道他在追求我。对一向不曾怀疑过爱我的人会对我说谎的我，这事像一颗流星在心上一闪就过去了，没在心上留下一点痕迹。

　　可是在去年(1936年)的“三八”节，那时我们是很穷困的，同时我在病着，可是为了青年妇女俱乐部的游艺，我是带病在大冷天里跑着，我带着病上台。因为一点儿误会，朋友们都不来帮忙了，事情是更加繁重了。我就在一种异常痛苦的情绪下干着这繁重的工作，游艺会终于在几个朋友的努力之下结束了。可是我，我也毁了! 我单独的，带着很高的热度和一个灌了铅一样重的头，坐了一部黄包车回家。那时我们住南洋路。回到家忘了是为了找什么，在桌子上发现了他写给别的女人(在“电通”时所追求的那位)的情书及那位姑娘给他的情书。啊，天哪!你们想象得到一个人会有那样的痛苦吗?朋友们不谅解，病，再加上爱人的不忠实，熔成一枝巨大铁棒，迎头痛击了我!当我醒过来，我还是蓝苹，蓝苹是这样的，不和唐纳打一点麻烦，给他留了一个条子就走了。我没有地方去，我跑到白天排戏开的一个房间里。因为我知道俱乐部的朋友们会来，他们是会替我想法子的。

　　等了一会儿，门开了，进来的是唐纳。他要我回去，我说既然这样，我们没有再在一道的可能。可是他哭了，哭得哀痛极了!他说就是有什么回去说清楚了再分手，在那时我怕在旅馆里闹出什么不好的事来，我就同他回去了。可是我跟他说好，没有再同居下去的余地，等天亮了我就走。啊! 我永不会忘记他哭的那可怜的样子!后来他逼着我说原谅了他，可是我不开口。他回头就走了。因为他走的神气很不对，我跳下床，在外间桌子上发现了他留的条子，大意是他要死去。在一种惊急的情况下，我拼了全力跑到外边，追上他了，要他回来。可他问我爱他不，原谅他不，天哪!在一个要死的人跟前我说什么呢?我说我爱他，我原谅了他!就这样从那天起，我就挣扎在40度左右的热度里，我胡说，我捶床，我骂人，我要疯了啊!感谢唐纳那时是很好的看护过我。为了穷，他伴我到他家，在苏州他的一个亲戚家里，我躺了将近两个月。

　　结婚他是早就提过了，可是直到那时我才同意。不过，我们是说得很清楚的，就是并不是拿这种仪式来挟制着谁，只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因为结婚他可以从家里拿一点儿钱，这样可以还清因为失业和病所欠的债。

　　话再说回头。所以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三对当中我们没有婚书，因为我们明白，如果一旦不相爱了，婚书是没有用的。我和他都没有把这种形式上的婚礼放在心里。

　　那时我虽说是原谅了他，可是每想起那一夜，那两封信，我的心就像搅碎了一样的痛啊!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这件事，因为一方面是伤了我这份可怜的自尊心(我常常这样想着，一个真正热恋着我的人是不会对我情变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那个阿Q的脾气，我觉得我是不应该因为吃醋这事闹笑话的，所以就深深的埋在心头。在这种一触即发的心情下，是很容易闹别扭的，因为我们常常争执，再加上朋友们因为误会和我们的疏远，以及我在职业上，工作上的没有明确的出路，于是发生了回北方的事。

　　他在济南自杀后，我回到济南时，主要是想跟他当面讲明。并劝他看重自己，以后不要再这样，然后分手。可是当我看到他那可怜的样子，可耻哟! 我的心软的叫人不能相信，我甚至于完全饶恕了他的不忠实， 觉得人人都有错处，只要认错改错就行了。

　　因为同情心和可怜心，我造成了一生最可耻的事，同他回上海。不过，那时我的确是想和他再建立一种新的生活。可是当我们住到华勋路不久，我在一本书里发现了一段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诗，因为太衰弱的关系，我全身抖着瘫软在地上。那是一段当我回济南时，他写给在日本的姑娘的热烈的情诗(那时那姑娘已去日本)。我像一个瘫子，呆呆的坐在地上，望着窗外的树枝在风里急剧的颤抖，那蔚蓝天上的云朵，啊!我永不忘记那一片片匆匆掠过的白云，我想自杀了。因为我没有再出走一次的勇气和能力，我的身体坏到极点了，同时又没有一个人可以叫我诉说一下心中的痛苦。这个自杀的念头在我的日记上是写着的(这日记本在本月27日下午6时我不在家时，唐纳拿走了)。可是我已经答应蔡楚生先生拍《王老五》，一种责任心，同时也是一线希望使我活下去。可是我却陷在一种很厉害的郁闷狂躁里! 我时常捶自己的头，打自己，无故的发疯一样的闹脾气，可是一见了人，尤其是朋友，我就只是傻傻的瞪着眼望着，我不能说出心里的郁闷，我漠视了一切友谊。

　　后来因为一进了联华就有工作，感谢费穆先生给了我一个角色，我把什么都转移到工作上，也就忘了不少的苦恼。接着拍《王老五》，排《大雷雨》，因为有工作，因为多和朋友接触，我再也不想到死，我想到的是解决，解决!于是发生了我们的分居。

　　在分居的时候，我曾经和朋友，最亲近的朋友——连唐纳也包括在内一一商量过，他们都以为要是一刀两断，怕他吃不住，又自杀，只好采取缓慢的手段，就是给他一个希望，要他努力工作，写作，读书，以后还有相爱的机会。另一方面呢，在这种并不重要的打击下和友谊的鼓励下，他一定会努力的.只要努力，生活一定充实，那么这类的打击是不会使人自杀的。可是他忍受不了，而又没有决心去改变自己(并不是改变了，我就会爱他，我永不会再爱他的，因为抹不掉心上过多的伤痕)，所以又发生了一次要自杀，是经我和三个朋友的劝说才不的。可是那时我对他讲了，如果你再自杀，我将更坚强的生活下去，我的头像铁一样，等待着舆论及一切责难，因为我问心无愧，我对得起唐纳!

　　那以后，他说决不再自杀。我从没有恨他!连现在，虽不再爱他，但还可以做一个好朋友，他是对任何朋友都有着浓厚的友谊的，我决不会因为这事而抹掉他的好处。就这样我们还是来往着，只是很清楚谁都不搅谁。

　　但是有一天，他忽然找我谈话，说这样下去，他太苦恼，要跟我清算，并给我一封撕破了的信看一一那信是那个从日本回来的姑娘写给他的，是失恋的信一一表示他对我的忠实。但是我已经不爱他了。

　　我问他既是要将我们的关系清算，要不要登报申明脱离关系呢?他说如果我需要就登，他是不需要的。我当然更不需要了。于是他决定离开上海。

　　这以后，我开始爱了别的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爱了别人，与他有什么相干?他没有理由过问，更没有理由让我顾及他。可是他回来知道了这事以后，第一次用示威的态度跑到我家里责问我，不知说了许多使我气得流泪的字眼呀!可是我把头偏在一边，不要他看出我的难过。因为不久以前，白天演《大雷雨》，同时夜里拍《王老五》，使我的身体坏到极点，尤其是心脏衰弱的更厉害，他来的这天，又正是我连着拍了两天夜戏的时候，我又病了。

　　第二天他又来了，进门就骂我，我请他出去，他不出去，于是我叫阿妈(秦桂贞)上来，但是他竟把房门锁了，急得我那个善良的阿妈在外边哭。可是我呢?我却平静的很，我知道他很痛苦，让他骂骂出出气也是好的。可是天哪!他骂的是什么呢了——我生平没有受过的侮辱，他骂我玩弄男性，意志薄弱，利用男人抬高自己的地位，欺骗他，又说到我和他分居时给他的希望。可是这个希望是他自己不要的，他跟我清算了的! 难道我跟他已经清算过了还不能爱别的人?就是不清算，我也有权利爱别的人呀!

　　在一个夜里，他又来了，就这样我打了他。他也打了我，我们关着房门，阿妈和朋友都敲不开。我疯了，我就没有那样大声的嚷过。这一次他拿走了他写给我的所有的信，他又说登报脱离关系，但是他并没有登。

　　我的家里除了一把小水果刀和一把小剪刀之外，别无武器，不要怕，来吧，我绝对不躲藏!讲到所谓的“新闻政策”，我绝对不会像阮玲玉一样，为着“人言可畏”而自杀，或是退缩，我一动都不动的在等着，在等着他们用斗大的铅字来骂我!

　　唐纳之一再的找麻烦，以及他的朋友们之要对我施以“不利的打击”，不外是我们那次仪式在作怪。因为在这个社会，这个仪式——虽然没有婚书——被普通人视为一种良好的两性约束，自然是很平常的事。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利用来攻击别人，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

　　起先我不愿声张，完全是因为不愿为了这无聊的事来哄传一时，同时我也不忍让他唐纳受到更多的苦恼，因为我一直是在可怜着他的。可是现在他既这样，难道我是一个可怜的小虫子，可以随便让人践踏吗? 不!蓝苹是个人，永不退缩，尤其是对这样无耻的手段。在他的心目中，我既然变成那样一个可耻的女性，他大可不必再来理我，我都没脸理他，从那天起，我不再理他。同时除一两个最亲近的朋友外，我也不想对任何人讲这些事。因为我怕人家说我是向人们乞怜，并且也没什么讲的必要；因为我对得起唐纳，对得起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怕，我将倔强的活下去。可是现在我不能不讲了，不然，人们将说我理亏，更加要欺侮我。

　　27日那天，我从乡下回来，发现他留的条子和一管水笔，还有，他偷走了我的两本日记。因为他说过他决不再自杀，所以在那些隐约的字里行间我没有想到他再自杀。可是他又自杀了。

　　在他没有自杀以前，就有一部分朋友，不知是因为不知道我们的内情，还是真正为他们的友情，或是??对我表示了不满，这个我是很知道的。他的自杀，我并不知道，只是从一个好朋友——他是最了解唐纳性格以及我们的纠纷的——知道了一点。同时，又听到了唐纳的朋友将用武力对付我。哈哈!天哪，要是把这种雄心用到打××上，真的，中国绝不会亡! 可惜用在一个女孩子身上，哈哈。

　　我仅是想说明事实，并对大家表明我对唐纳的态度，此外，并无别的企图。因此这事一说明，我不愿再为着这无聊的事情来浪费头脑和笔墨，因而浪费了报章的可贵的篇幅。我对这类无聊的事情，没有兴趣再来罗唆了。我是需要保重自己，我要把任何时间都放在我的事业上去!

　　1937年5月31日

这就是1968年为周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在给毛主席和林彪的信中，称“……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那封《公开信》。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签名的这封信不仅画了圈，并亲笔批道：“我就是从此（指这个《公开信》——笔者）认识江青的性格的。”蓝苹（即江青）这封《公开信》究竟写了些什么东西居然受到这样的称道和赞誉。我们从这封《公开信》中摘引一些段落看看。

首先应该指出蓝苹这封《公开信》是答复她和唐纳的婚变的。蓝苹开宗明义地写道：

近来各小报有许多关于我和唐纳的消息，这消息主要是说我负情于唐纳。我本想耐性的对付这事，默默的让它过去，因为是可以这样的。我和唐纳早没有关系，他是没有理由再来一而再，再而三的麻烦我的。不过既然各报发出了许多不利于我的一些不正确的消息，为了使大家明了起见，我不愿再默默地忍受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这封《公开信》中所表现的江青的性格：

——在举行仪式（指1936年在杭州六和塔下三对影剧明星举行婚礼—笔者）的时候，三对当中我们没有婚书，因为我们明白，如果一旦不相爱了，婚书是没有用的。我和他都没有把这种形式上的婚礼放在心里。
   
——那时我对他（指唐纳—笔者）讲了，如果你再自杀，我将更坚强的生活下去。那以后，他说决不再自杀。我从没有恨他!连现在，虽不再爱他，但还可以做一个好朋友，他是对任何朋友都有着浓厚的友谊的，我决不会因为这事而抹掉他的好处。就这样我们还是来往着，只是很清楚谁都不搅谁。我的头像铁一样，等待着舆论及一切责难，因为我问心无愧，我对得起唐纳!

——我默默的让他骂，他骂够了走了。可是我在心里起誓了，让一让二不让三，他再来我就给他个厉害。我的让一让二，并不是怕他，而是可怜他，另方面是看重自己!

——起先我不愿声张，完全是因为不愿为了这无聊的事来哄传一时，同时我也不忍让他唐纳受到更多的苦恼，因为我一直是在可怜着他的。可是现在他既这样，难道我是一个可怜的小虫子，可以随便让人践踏吗? 不!蓝苹是个人，永不退缩，尤其是对这样无耻的手段。

——我对得起唐纳，对得起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怕，我将倔强的活下去。可是现在我不能不讲了，不然，人们将说我理亏，更加要欺侮我。
   
——我的家里除了一把小水果刀和一把小剪刀之外，别无武器，不要怕，来吧，我绝对不躲藏!……我绝对不会像阮玲玉一样，为着“人言可畏”而自杀，或是退缩，我一动都不动的在等着，在等着他们用斗大的铅字来骂我!
   
——因此这事一说明，我不愿再为着这无聊的事情来浪费头脑和笔墨，因而浪费了报章的可贵的篇幅。我对这类无聊的事情，没有兴趣再来罗唆了。我是需要保重自己，我要把任何时间都放在我的事业上去!
　　      
从我们引述这几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蓝苹（即江青）是一个不怕天、不怕地，而又非常看重自己和自己事业的人，正如她一再所说：“我要把任何时间都放在我的事业上去！”。毛泽东批示所谓：“我就是从此（指这个《公开信》——笔者）认识江青的性格的。”恐怕主要也就是指江青的这种性格和品质。

江青在三十年代，在上海，主要利用艺术形式，如演话剧，演电影，写文章，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从总的方面和主要方面讲，此时的江青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特别是从上海到延安，这是从比较安适的地方到十分艰苦的地方，并坚持了下来，这更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江青到延安（江青是蓝苹到延安所取的名字，其意大概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还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子（或女青年），当然有个谈恋爱和结婚的问题 。应该说明，江青到延安所追求的第一个对象并不是毛泽东，不过她很快就转向了毛泽东。江青1937年7月（亦有说8月）到延安，而到这年冬天她就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信。下面就是江青写给毛泽东的信。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地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

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运；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于一九三三年入党，先后当电影和舞台明星。这是党给我的培养，是你的光辉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十二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如能得到你的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某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三时来到你的居处。

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奔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三次了，这幸福的第四次即将到来……

中央党校十二班学员 江青

一九三七年冬

第二天，江青亲自把信送进城，到毛泽东居处的门口，又转身赶回党校。

她不准备再追求别人了。她已经选定了奋斗的目标。

星期日下午，她不等接到回音，就按时到了毛泽东居处……

江青不仅年轻貌美，她还用炽热急切的心情，打动了毛。不仅如此。江青会演京剧也符合毛泽东的心愿。毛泽东是非常热爱和喜欢京剧的。在延安，江青参加演出的《打渔杀家》受到毛泽东的垂青。纪念建党九十周年时演出的电视剧《延安颂》中就有毛泽东（唐国强扮演）看江青（庄庆宁扮演）演《打渔杀家》的镜头。这个情节就是反映和表现毛泽东在延安时喜欢看江青演的《打渔杀家》的。在我任江青的秘书（1967年1月——1968年1月）时，有一次看电影时江青跟我说：“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我认为江青这句话很到位，能够印证上述说法，很值得玩味。

1938年11月，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从1938年到1976年，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关系存续38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他们的关系一直不错。江青悉心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他们1940年生下李讷后，江青也尽到了“相夫教子（女）” 的责任。毛泽东在1947—1948年转战陕北时，江青紧紧跟随在毛泽东身边。在文革中，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更加密切。可以说，江青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始终不渝的合作者和支持者。

毛泽东有时也批评江青，那是“恨铁不成钢”。

1974年7月17日，在毛泽东书房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所有出席会议的人的面，严厉地批评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两个工厂不要了吧。”毛泽东对与会者说：“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对江青 “一分为二”，这是毛泽东的基本态度。

众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江青是十分信赖的。毛泽东让江青当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是让她掌控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说一不二。陈伯达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实际上，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不过是个“傀儡”。细按史实，毛泽东认为江青在文革中对打倒刘少奇和批判林彪立有大功，他从来——一直到他逝世都没有要打倒江青，连一点这样的意思都没有。1976年10月6日，即在毛泽东逝世期月未满，华国锋等领导人一举粉碎“四人帮”，这本来是顺应民意、违反毛泽东意愿的行动，但却打着毛主席的名义和旗号，说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当时这样说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政治斗争策略罢了。

毛泽东确实从来没有要抛弃和打倒江青。而江青对毛泽东也忠贞不二。在说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时，江青在特别法庭最后陈述《我的一点看法》中，针对着《起诉书》“理直气壮”地辩解说：《起诉书》说了我那么多罪名，而“就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和毛主席结婚已经三十八年了，我怎么能够反对毛主席呢？……我和毛主席的感情是用历史来证明的。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

江青继续说：“你们……罗列一些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我，……比如说，你们的材料里说我说过邓x平是汉奸……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来呢？没有，我从来就没有说过。……还有，我对时传祥这个人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怎么会说他是什么工贼呢？”……

江青最后说：“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向毛主席负责。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呵，还要看主人的面子。现在就是打主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

江青这样说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你们哪里是审判我，是审判毛主席！

“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话虽不雅，却是江青和毛泽东关系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对这条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并且很是爱惜——惺惺相惜。而江青作为毛泽东的“狗”，她一方面常常“狗仗人势”，同时，她也始终忠诚于其“主人”，直到她1991年自杀都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毛泽东的话。江青在自杀时写下一句话：“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您来了。江青字。”

有位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耀祠将军（少将）生前著书说：在文革中，“江青不但没有帮毛主席的忙，反而所作所为与毛主席背道而驰。”（参见《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第101页）这完全是罔顾事实的一种说法，不会,终究不会被历史和社会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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