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发表于 2017-10-4 20:01:48
|
显示全部楼层
乌有之乡完整版
以个人视觉，以一个学校的文革过程，反映河南郑州文化革命的真实情况。
我所亲历的文化大革命
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是1963年从广州八一中学转学，来到郑大附中上学的。
一进校门，感觉就不一样!我原来所在的广州八一中学一一按原来老校长的说法：她的前身还是东北民主联军干部子弟学校哩。只要是军区大院的，是个人都能上，学生素质参差不齐。而这郑大附中就不同了!我的那些同学个个都是人精!这些通过层层考试筛选出来的学习尖子，人人品学兼优。
从上幼儿园，上小学，我都是班上的小混混，一贯与老师对着干!上课时，尖叫，打闹，扔飞镖。把女老师气哭!让男老师愤怒地抓着脖领，拎口袋一样提到讲台前，就那样仍不知羞耻地扮鬼脸，让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欺负女同学，在课桌上划一道长长的“三八线”，把旁边小女生的桌面，挤得只有尺把宽;若敢过界，坚决把她的胳膊赶过“三八线”……。觉得体育老师偏向女生，就在他经常领操的地方挖个陷井，让他当着全校师生面，作课间操时，一头栽进沙坑里……。 把学校果园里的香蕉、桔子摘光!白天踏点，晚上翻进果园，小偷的干活。让愁眉苦脸的校工日夜蹲守，甚至牵来隔壁公安总队的大狼狗守园，也看不住，照样偷得果枝上光秃秃的……。
可在这郑大附中就不行了。原来那些臭味相投的玩伴没有了，周围都是一本正经的新面孔。你在课堂上费尽心思地扮鬼脸、发怪声，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可没人搭理你!你在上自习的时候，津津有味地玩蟋蟀，周围同学都以鄙夷的目光斜视你。你要是上大街喝瓶汽水，吃根冰棍，有同学就会趴在你耳边提醒你：要艰苦朴素啊……这太让人郁闷了!尤其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校园里滿院都是果树，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荡山梨，成串硕大的紫葡萄……到处都是!在秋季收获的日子，校园里充溢着一种淡淡的甜甜的果香味。沉甸甸的果实压弯果枝垂下来，伸手就可以摘到。在校园的路上走过，路旁果树的苹果、砀山梨常常会碰到你的头，碰到你的脸。可郑大附中的同学竟然没有一个人去摘!真的，没有一个人去摘，想都不想。这太让我惊讶了!简直不可思议!这要是在我原来的学校，还是青的时候就被摘光了，根本不可能等到熟!我常常是咽着口水从树底下走过。没有我原来那群狐朋狗友似的混混们在一起打哄哄，我可不愿独自一人去偷摘果子。真是难受死了!
有一段时间，我回家闹着要转学，想到离家近一点的学校上学。
但是，慢慢地我喜欢上了郑大附中。并且庆幸自己的中学时光是在这里渡过的!
郁闷也就是一个月时间，我很快就融入到初一二班这个集体，并且觉得自已好象变了一个人似的。
那时候，我们初一二班的班风真好啊，同学之间充滿了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风气。闭上眼，当年班上的生活情景就会浮现在眼前：热心公益，号称“大队长专业户”的王××;乐于助人，腼腆如姑娘的宫××;好钻牛角尖，争强好胜的王××;还有一到晚上，就在床上放屁比响声的“屁仙”和“屁圣”……
我到现在还记得：班上有个同学夜里阑尾炎犯了，几个同学连夜步行十几里，用板车把他送进省人民医院……。
记得和几个同学一起，挤在当时学校附近小铺生产队的人群里，听“四清”工作组的四清报告……。
记得那年春天，和几个同学一起，在教育干校的枯井台上，插棍誓盟，结为兄弟，互相帮助……。
……
那时,人们的心灵都很纯洁，没有那么多的私心杂念，也不大计较个人得失。一个人有困难，大家都伸手帮助，彼此相处得就跟亲兄弟姐妹一样。
当时在我们那个年级里，一班精英极多，但一盘散沙，不足为虑;三班平平，既不冒尖，也不殿底，没有杀伤力;唯一能和我们二班争雄叫板的，只有四班。在年级组织的各项活动中，通常一班，三班都是在旁边人群中当哇哇叫的看客，唯有我们二班、四班是比赛较量的主角!
那个四班可真是不好对付啊!人才济济。有几个女生，色艺俱佳，表演的节目都成学校的保留节目了。记得有一次体育比赛，4×400米接力。我是第四棒，前三棒，我们二班领先，轮到我跑最后一棒时，离终点只剩十米了，就觉得气喘嘘嘘，赲不开腿，透不过气了……眼睁睁地看着四班最后一棒，象头大水牛似地呼哧呼哧地从身边跑过……当时那个感觉啊，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愧对我们三二班的兄弟姐妹。事后想了想，也怪自己立功心切，不看看自身条件：一身肥肉，等于是扛着半袋面粉，去跟人家四班的那头大水牛比，能比过人家吗?
学校的生活充滿了情趣，充滿了快活!
多少年以后，当我下放到豫南信阳农村，挑着100多斤的草头，深一脚浅一脚，东倒西歪地跋涉在泥泞、闷热的稻田里时，才发觉在郑大附中上学的日子多美好啊!那求学的生活，每天过得都象泡在蜜罐子里似的，那样得甜蜜!那样地令人怀念!
……记得那时：每天早上和下午的第一节课，预备铃一响，文艺委员就领着全班同学唱歌。唱歌的曲子现在印象比较深的是：
《让我们荡起双桨》：“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凉爽的风。……”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是共产主火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时刻准备，建立功勋，要把敌人消灭干净，为着理想勇敢前进!……”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活，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
……
那时的歌，曲谱得好，词也写得好。你唱得时候，禁不住激情涌动，浮想翩翩……
下午两节课以后，体育委员就开始往外撵人了：出去!出去!活动，活动。那时班上的每个人都参加一个活动小组：射击队、无线电报务队、田径队、足球队、篮球队、乒乓球队……校园里，操场上……到处都是活动的人群。人人都有事干，个个都玩得滿头大汗!
记得每年的秋季运动会……那可真是个欢乐的日子!全校同学以班级为单位，列成一个个方阵。歌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广播里《解放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运动员进行曲》的雄壮旋律在操场上空迴响!
主席台上，站立着学校领导和各年级的负责人……检阅开始，军乐喧天，歌声嘹亮!首先是教师方阵领头……接着，各年级各班的方阵一个接着一个列队，由各班的体育委员引导，迈着整齐的步伐，行注目礼通过主席台!嚓、嚓、嚓的正步声落地山响!动人心魄!
当时，郑大附中的体育活动开展得好啊，在郑州市中学生运动会上总是拿团体第一!印象比较深得是：百米跨栏的好手李;短跑冠军高中的易飞腿;还有初二的一个女生……象我们这些自称爷们的，咬牙助跑，吃奶劲都用上，手榴弹才勉强扔过四十米。可这个小妮子，原地不动，一挥手就是58米!一下就把我们这群半大小子给震住了!
当时郑大附中的老师，都是从郑州市各个单位抽调来的优秀教师。个个师德高尚，人人深悉教育之道。
初一时的班主任是王道清老师。王老师待人和蔼，说话亲切。当惯了二流子学生的我，滿脑子都是老师严历的目光，大嗓门的呵斥。突然遇到王老师笑咪咪的脸，暖心的话语，恍若隔世!记得那年秋天突来寒流，王老师把我叫进他的宿舍，从樻子里找出一件半新的绒衣让我穿上…。这件事，王老师恐怕早已忘了，可我一直记在心里。
初二时的班主任是何思勤老师。何老师是教语文的，备课认真，功底深厚。在课堂上朗读课文时，常常身临其境，忘乎所以。何老师烟瘾极大，每个月的烟票总不够抽，常常吸些最便宜的劣质烟圈。他抽起烟来从不留烟头，总是一根套着一根，地上干干净净的。他在朗读课文时，叼着烟，眯缝眼，摇头榥脑。烟蒂从咀唇的这头移到那头，再从那头嗫到这头，把烟屁股吸得滋滋得响。我就是在初二下学期被何老师发现，吸收为共青团员的。记得有一天晚上，在何老师的房间里，何老师对我说：“经过学校团委的研究，决定你下学期当初三二班的团支部书记。” 听到这话的头一个感觉：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继而就是激动得浑身发抖。“你要注意哩，”何老师说，“要团结同学，要严格要求自已，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他每说一句，总要停顿一下，一股烟味扑面而来。当时我觉得这劣质烟草真好闻啊!
初三时的班主任是李庭范老师。印象中李老师那时好象还没有结婚，一天到晚总是泡在班里。从早晨六点到操场做操，李老师就站在那里;到晚上十点下晚自习回宿舍，李老师在后面跟着。李老师有事没事总要坐在教室后面，守着他的学生!看到学生中有那个不遵守课堂纪律，或者不好好完成作业时，脸上眉头紧锁，目光严肃，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有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一种欣慰、滿意的笑容。几年前，曾在摄影展上看到一幅作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艺人，正在精心雕刻一件工艺品，目光炯炯，神态专注。李老师的表情和那位老艺人的神情是一样的!莫非李老师要把我们每位同学，都雕刻成一件件精品?
……还有好多好多。当时郑大附中的老师真好啊!人品好，敬业精神好，课教得好!
印象比较深得是教政治的候老师。现在有些文艺作品把上政治课，描绘成枯噪乏味、腻烦难耐的受罪。当时不，当时我们翘首以待、望眼欲穿地盼望上政治课。候老师说话慢条斯理，条理分明。白白瘦瘦的一张脸，看起来比较严肃，却属于能够板着脸讲笑话的那种人。他结合课文，国际，国内，…洋洋洒洒，情理交融，激情四射!候老师的课，往往能产生一种意境，让你的灵魂受到净化和升华!让你产生一种跳起来想作事的冲动!
还有教地理的程老师。瘦高，黝黑，面容沧桑，不苟言笑。但一到课堂上，就变了一个人：容光煥发，口齿伶俐，滔滔不绝。他上课不带教案，课文烂熟于心。提笔就在黑板上板书，内容详尽，层次分明，不带错的!中国和世界地图挂在黑板上，背着用教鞭指，说到那指到那!他侧着身子，歪着脑袋，侃侃而来，口若悬河……这时程老师在你面前，好象突然推开一扇窗户，一个新奇的、五光十色的、万花筒似的奇妙世界展现在眼前……你仿佛走进了一座宝石山谷，随处可见光彩流动!……听程老师的课，真是一种享受啊，如痴如醉!记得那时郑州市其他学校的地理老师，常常来观摩程老师的地理课。教室后面经常挤得滿滿的，一个个象小学生一样，脸色通红地聆听，认真地记着笔记……
还有教物理的李老师。个子高高、瘦瘦的，背微微有点驼。在课堂上讲课，眉飞色舞，语言凝练、准确。他讲着讲着，随手在黑板上写一道物理题，信口淡淡：这是65年中考物理题第八道选择题……，我们的耳朵一下就竖起来了!这对于初三即将参加中考的我们来说，实在重要……，之后，开始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地讲解该题。李老师对物理研究精深。有一次上课说：我上高中那会儿，最喜欢自已给自已出物理题玩了，比如：一个小铁球以水平速度0、8m/s从一个半径为40cm、转速为0、4m/s的旋转圆盘边滚向圆盘心，将走多少距离?需要多少时间?以及轨迹线的方程式等等……。 听得我们头都大了。还有一次，李老师讲课讲得得意忘形了，一脚踏空，从讲台边缘垂倒……之后若无其事地继续上课。下课后给我们出了一道题：体重74公斤、身高1米82的人从20公分高的讲台边自由落下，需要多少时间?如果头部着地需要多少时间?……令人冷汗淋漓。不过李老师讲课确实精彩，听了一个学期，成绩就由6-70分提高到8-90分，以后就再也没有落下来。
还有教语文的方老师。中年妇女，护犊、酷爱语文。衣着朴素，神色威严，有点象英国电影孤儿院里的那个冷漠刻板、面无表情的女管家。管学生很有一套。初一的时候，她是隔壁班的班主任。我们经常在下课的时间，看见她的班上那几个从外地转学来的留级泼皮，列成一排，整整齐齐地在走廊上罚站……。不管别人怎么逗他们，给他们投去好奇的目光，甚至骂他们，打他们一下，他们就算恨得牙痒痒，也不会动一下，更不会跟你对抗，只因为他们班主任说不准动。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方老师在，她班上的那几个八旗混混决不敢乍刺，个个服服贴贴。全班摆治得象铁军似的，纪律森严，秩序井然。有一段时间，我们班的语文老师病了，由这位女管家代课。我们算领教什么叫严厉了!她经常小题大作，无故乱发脾气，毫无来历地摔本子摔书，唾星四溅地把我们这个年级最好的班，说得跟狗屎一样。那时她带的那个班和我们二班正在底下暗中较劲，争夺年级流动红旗呢。我们私下里可真是气极了，可没有一个人敢当面对她说。印象最深的是：班上的语文作业从此多了起来!每一篇课文的字、词、造句、词语觧释、近义词、反义词等反反复复地写了一遍又一遍，黙背的课文一篇又一篇……代课的那一个月里，天天如此!反正当时一天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写语文作业了。每天早、晚自习，方老师都会拖着长了骨刺的腿，一瘸一拐地赶到教室里，咬着牙围着学生团团转，皱着眉盯住每个人的眼睛看，瞪得你都不好意思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抱着一本语文书背诵。这时，方老师那张平时总是阴沉的脸，就象绽放的牡丹花似得舒展好看了。……英语、数学老师都是年轻人，对老教师的这种作法无比愤怒，但也没法。实际上，方老师是个爱心十分炽烈的人，我就曾听她班上的同学说，方老师曾煮鸡蛋面，给生病的学生吃。……
还有……，还有……，还有……，真多啊!
闭上眼睛，想想自已这一辈子遇到过的好人，脑子里总是浮现出当年郑大附中的老师……人一生中，能遇到这么多好老师，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啊!
记得当年，我们对学校怨气冲天的地方，主要是在伙食上!每到吃饭的时间，班上伙食委员就会提着馍筐，按人头到学校伙上领馒头，班上每8人一组，分一盆清汤寡水的大锅菜。那时国家刚从三年经济困难中复苏，每人每月定量的那点油、那点粮食根本不够吃，大家经常都是饥肠辘辘的。见到肥肥胖胖的炊事员，气就不打一处来，总觉得大家的口粮都让这些人吃去了。每到开饭的时间，各班的伙食委员和同学时常会聚在一起，跟炊事员干仗。嫌馍小了，汤稀了，菜打少了……，闹得不可开交。这时，负责学校后勤的杨校长，就会从人群后面命令炊事员：再多打点，再加点，再多分些…。有时候炊事员噘嘴，杨校长就会又加一句：月底对不上数的话，由学校实验田的收成补足!
当时的学校领导真是下劲了。常常可以看见杨校长围着一个大围裙，和炊事员们一起，坐在案板旁，揉面做馍。用一杆小称称每个馍的份量，想着法变花样：包子、滷面、肉面条、蛋炒饭……。后来，郑大附中的伙食也办得小有名气了，经常可以看见一些外校的领导，到郑大附中参观取经。对当时的伙食，至今还有印象的是：1分钱二斤的“吸溜”红著;5分钱一个的滷鸡蛋;一毛钱一份的炒肉片;4毛钱一斤的鸡蛋糕……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都是令人唾涎欲滴的美味佳肴了。
我听我高中的同学说：郑大附中57年建校，当时还只是个初中部。61年以后，拼拼凑凑算是有了高中部。那时郑大附中的升学率，在郑州市也是名列前几名的。但是，当时郑大附中的领导和老师心气极高，非要拿第一不可!
我听我高中的同学说，高二的时候，他有个数学问题问老师，当时老师没有回答出来，他也把这件事忘了。有一天下课，他发现数学老师蹲在外面等他，一五一十地给他讲解数学题。那时的老师和现在的不一样，老师是缠着学生学习。看见好学好问的学生就高兴，恨不得把滿肚子的学问一下端给你!
1966年，郑大附中的领导和老师，把那一届的毕业生当成宝贝了。当成了夺取河南省中学升学率第一的杀手锏了!
我听我高中的同学说，当时李校长专门开会，要求毕业班的班主任，辅导老师，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制定学习辅导计划。一个老师负责几个学生，落实到每个人;学校实验田里的收入补贴到伙食上，保证毕业班的营养;学校医务室制定计划，保证每个同学能健康，精力充沛地投入考试……全校上下一心，人人努力，摽着劲，要把一中比下去!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学校领导和老师见到我们，还时常惋惜地说：可惜了，可惜了，要不是文化革命……可惜了……。他们为他们的学生感到惋惜!也为郑大附中感到惋惜!
记得当年郑大附中礼堂的墙壁上刻有几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干部的办学方针!那时还没有教育要四个面向的说法。印象中学校领导在各个会议上总是强调：要以抗大为榜样，把每个同学培养成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记得每个学期，学校总要开几次大会。李校长坐在主席台中央，主持会议。讲国际国内的大事，讲政治形势。学校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就会介绍农村四清的情况。有老师从北京开会回来，就讲自己的见闻，讲教改的事情……
记得在学校的树荫下，集体听中央电台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祿》;听《与苏共领导的公开信》;听大庆油田王进喜的先进事迹;听大寨大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报导;……搬着条凳，去农学院听《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报告》……;听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全校师生欢呼雀跃，通宵不眠……。
记得在当时郑大附中的校园里，除了新闻节目以外，广播里经常播放一些文学作品：
播《烈火中永生》，江姐说：“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一一脸不变色，心不跳。” …… 她穿着那件红色的绒线衣，坚定地从歌乐山监狱走向刑场，阳光照在她的脸上，洒满了她的全身……。
播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校园里震响着欧阳海冲向铁轨时，播音员激动、高亢的声音：……
“在这短短的四秒钟，欧阳海都看见什么?迎着扑将过来的列车，也许他看见了一条英雄的大路：看!董存瑞在大路上走着，他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响了导火索，坚定地站在“桥形碉堡”下边。看!黄继光在大路上走着，他飞快地扑向敌人的机枪火力点，回过头来，眼睛望着冲锋的战友和胜利的红旗。看!张思德在大路上走着，他正挑着一担刚刚出窑的木炭，从安寨的山里边笑呵呵地走下山来。江姐也在大路上走着，她还穿着那件红色的绒线衣，步伐是那样坚定有力，神色是那样泰然自若…… 无数的人民英雄在欧阳海眼前出现了!有的为新中国举起了炸药包;有的为中朝人民用胸膛堵住了枪口;有的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勤勤恳恳工作到最后一息;有的为了实现人类崇高的理想，含着笑容走上刑场…… 大路上的英雄们用生命抚育着欧阳海。”
大路上的英雄们，同样用生命抚育着千千万万个新中国的青年!同样用生命抚育着郑大附中天真上进的莘莘学子!
记得那年国庆节游行…。现在人们把国庆节当成旅游黄金周了。那时人们可是把国庆节，当成生活中最重要的节日来庆祝的。我还记得：游行队伍里二砂，电缆厂，郑纺机，郑州工程机械厂等国营大厂身穿蓝色工作服，整齐划一的工人游行方阵;国棉纺织厂白帽白围裙纺织女工的笑脸;郊区农民举着丰收粮食模型的队列;……马路两边围观的人群，摩肩接踵，人头丛动。游行的人们笑脸盈盈，歌声不断。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真心实意为国家自豪的劲头，近年来只有北京申奧成功时，天安门广场上的情景可与之一比。
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纪得：当时在我们初三二班教室后面的墙上，办有黑板报。板报上经常登载一些回乡青年邢燕子、董加耕、候隽等在农村艰苦奋斗，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事迹……旁边画着一张越南的抗美战况图，每天我们都用图钉在图上标出打仗的地方，计算消灭美国鬼子的数量和击毁飞机的数字……抗美援越的战况牵动着我们的心……
在学校的文艺会上，同学们演出表现越南军民抗击美军侵略的“南方来信”的节目;表演歌颂新生活的舞蹈;毕业班的同学合唱《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高唱服从祖国分配的歌曲 ……。
那时，郑大附中的同学个个都象即将奔赴民族解放战场的抗大学员!渴望着为国家建立功勋!渴望着干一番事业!比当今的所谓“三梯队”、“跨世纪人才”可强多了!
给校党总支贴大字报
1966年，那年我16岁。
从年初开始，就觉得这是一个要出事的一年。报纸上连篇累牍地登载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调子越来越高，火药味越来越浓……指名道姓批判文艺、宣传、教育的“黑帮”分子的文章也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名字出现。当时报纸的头版上也登载一些解放军战士欧阳海、刘英俊、王杰的事迹;独立自主研制成功的牛胰岛素、万吨水压机、双水内冷发电机……
那一年的春天，郑大附中的校园里,粉红的苹果花，白灿灿的梨花竟相开放。一簇簇，一团团，娇艳欲滴。随风飘舞的垂柳，高大挺拔的白杨散落其中。走在校园里，仿佛置身于花的海洋、童话般的世界。
那一年也是我们66届初中生毕业升学的一年。从一开学，班里的气氛就不一样了。人人都憋着劲在学习。个个都有考试的高招。大家的目标都很明确：考上重点高中，进而考上清华、北大!社会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那些牛鬼蛇神、黑帮分子离我们还很远，根本用不着我们去操心!
进入五月份以后，报纸上的社论越来越多，批判的文章铺天盖地，上纲上线，杀气腾腾，充滿着血腥味。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风暴正在逼进。天空鸟云翻滚，在云层的后面，雷声隆隆，电光闪闪……
五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播音员语气庄严，铿锵有力!新闻纪录片里，政治局委员一致举手通过，热烈鼓掌的镜头传遍大地，举国震动!
当时的郑大附中校园就好象一口沸腾的油锅，翻腾冒泡，咕咕作响。
那时的报纸上的文章真多啊，隔三差五地来篇社论，或转发一个文件的报导：“评《三家村》”，《橫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每一篇文章就象一瓢凉水，浇到了郑大附中这口沸腾的油锅里，稍稍平静点的油锅立刻青烟腾腾，油珠飞溅，噼啪轰鸣……
当时郑大附中校园里，教楼周围，道路两旁，树起了大字报栏，上面贴滿了大字报!
印象中当时大字报好象一致对着校党总支就干开了!象有些单位出现的誓死保卫党总支的事并没有出现。一个小小的中学校长多大的官呀，省委把大门的职务都比这高!
“质向校党总支!”
“校领导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校领导打击迫害革干、工农子弟!”
……
愤怒的遣责声越来越尖锐!
老实说，当时我有点懵。扭头就变脸，对着恩师呲牙，感情上还一时转不过来弯。那段时间我忧心重重。
我的一个团委的同学，情绪异常激动，泪如雨下，哽咽地对我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党?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党?”我也有同感，也不禁热泪盈眶。
当时，郑大附中高中部的一些同学组成宣传队，到初中部的一些班级宣传鼓动。我记得高二的几位同学在我们班上宣讲《五一六通知》，说：“……纵观史册，历朝历代都是官反民，哪有执政者发动民反官的史实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伟大又史无前例，就在于共产党中央、党的领袖敢于放手发动群众;”“这是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场政治运动，为了反修防修和国家不变颜色，毛主席就敢于发动全国人民来搞这场运动，真是伟大之极，这不仅是种创举，它的意义和影响深远得很。”“一旦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工人、农民、乃至全国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真心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人民能允许吗?”……字字在理!句句深入人心!
当时《五一六通知》上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
语调亲切，目的明确，步骤具体。就好象一个循循善诱、亲切和蔼的老师在手把手地教你写字，这一撇该怎么写，那一捺，该怎么用力!……到了这个时候，你就是个儍子，也知道该怎么办了!一切听党的话!坚决跟共产党走!
不是说：学校十七年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吗?
不是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吗?
那你就干吧!对着反党反社会主乂的黑帮，对着修正主义的校领导刷大字报!
在我的印象中，当时给学校领导罗列的罪行有几条：
1、反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让学生整天埋头在专业课上，一心培养考大学的修正主义苗子，不提倡走工农兵道路。
2、以分数挂帅，不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培养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子弟，把工人、贫下中农、干部子女挡在校门外。
3、经济困难时，让食品公司的小卖部在学校食堂里卖卤肉、猪头肉，妄图腐蚀学生纯洁的心灵。
4、消防队在学校训练时，用铁絲网把女生宿舍围起来，是恶毒挑拨军民关系，攻击解放军。
……
有一天，在大字报栏上出现一张大字报，揭发：教政治的候老师私下里跟一个同学说，“要小心啊，要多想想啊，57年反右时，刚开始也是号召向党提意见，帮党整风，可后来……，你们也看到啦，要三思啊。”
有人揭发，说学校领导说：政治老师唐通跟学生搅在一起，形迹可疑，要严加注意……
消息传来，群情激愤。什么时候了，这些修正主义分子还这么囂张。大家涌到学校领导的办公室，把他们赶出来，把办公室封了。
不久，郑大附中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一个按照巴黎公社原则，一人一票，全校师生自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印象中有唐通老师、温同学、何同学、李同学、杨同学……
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也传来了：停课，全力以赴搞运动。以后上学，不再高考啦!听到这个消息，把我高兴坏了，就差没在地上打滚翻跟头了。
我是那种胸无大志，随遇而安的人。小学写作文《我的理想》，我写我的理想是当小学老师。把班主任高兴得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声朗读我的作文。到了郑大附中，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来除了有小说，小画书外，还有能提高学习成绩的课外辅导书：优秀作文集啦、数学解题方法啦……。我的许多同学很早就给自己立下志愿，规划人生目标。初二的时候，班上开学习心得交流会。班上的学习委员，一个小女生，在介绍完心得后，信誓旦旦，掷地有声地说：非清华不上!当时惊得我张开嘴，半天合不拢。人与人比，差距咋就这么大哩!我好象从来就没有什么志愿。64年，65年，越南正打得历害呢，天天都有美军飞机轰炸的消息。当时我想：长大了，当兵，去打美国鬼子!几个月以后，听李校长在全校大会上作教改报告时，提到杭州的一个中学生设计旋翼机。当时志愿就变了。造飞机也不错，省得打仗时受美国人的欺负。那时在郑大附中上课时，常常会有飞机在头顶上嗡嗡地飞过。听到飞机声，我就会弯下腰，侧着身子，从窗口往天上看，一边在纸上画飞机……画得越来越象了，就跟现在玩具店里的飞机模型差不多了。
五月的夜晚，空气清新而温和，凉风吹进来，格外愜意。教室里静悄悄的，为了应付升学考试，同学们都在紧张地复习功课，研究历年考试的试题……
我做完作业以后，常常会咬着笔杆沉思：今天该帮谁写入团申请书……尽干些别人不屑的事情。学习，对我来说，从来就是个负担，一点兴趣也没有。听到废除高考，停课闹革命的消息，发自内心的感觉就是：党中央实在太英明了!一下说到心坎里啦!
……多少年以后，当我们这些当年以解救天下为已任的学子，沦落到社会最底层，苦于报国无门，苦于无力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时，常常怀念我们当时痛恨的高考制度……，想起那个16岁的夏天，我们失去了那么多一一那么多的机会，那么多的美好理想，就感到很难过，心里酸酸的。
可是当时不，当时我们高兴得快疯了!就象一个文人写的那样：我们象一群快活的小鸟，挣脱囚笼，飞向广阔自由的蓝天!
我们还年轻，有的是时间。一辈子的路，不是还长着吗?我们无忧无虑，衣食不愁，现在又不上课了，我们可以跟着伟大的党，去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啦!
工作组来啦
6月中旬的一天，工作组开进学校，领导郑大附中文化革命运动。
工作组一进校，就宣布支持郑大附中广大师生的革命行动，罢免李校长的全部职务，彻底揭开郑大附中阶级斗争的盖子，狠批校领导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工作组是由郑州市文教系统许多单位参加过四清工作队的同志组成，其中许多是郑州大学的学生。分到我们初三二班的工作队员是郑州大学物理系66届的毕业生，姓乔，刚在农村搞了半年四清回来。中等个，痩瘦的，戴着一付眼镜。
头一次在班上见面，他就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刺哇刺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当时听得我们一楞：怎么把“哇喇”“哇喇”，念成“哇刺”“哇刺”啦，别字大王!
工作组果然老辣!这些经过“桃园经验”熏陶出来的运动老手果然不同凡响。前段时间学校闹哄哄的景象立刻变得秩序井然。每天早晨，六点照常上早操，上早自习。读毛选，读报纸，写心得。教室里静悄悄的，比准备升学考试还认真。吃过早饭，上课时间，有时讨论报纸;有时回忆整理学校领导的讲话，对照毛选，对照社论，从中找出校领导的修正主义毒素。中午吃饭，午睡。下午照样学习讨论，写大字报。晚上晚自习，学习，讨伦，参加学校或别的班级的会议……天天如此!各式各样的讨论会，批判会，学校的，班级的，小组的都开展起来。……全校上下，从老师到学生，从干部到职工，人人热血沸腾，个个大呜大放。提意见，揭矛盾，语不惊人死不休，谁都不想落后!谁都想冲到最前面!有的同学向工作组写入党申情书，写决心书。这些积极分子在参加了工作组的会议后，常常能写出极具杀伤力的大字报!那些内容只有掌握别人隐私的人才会知道。
这一阶段，大字报的内容，大都是出身不好的校领导和老师的历史问题，家庭出身问题，历次运动中的污点……那些在档案中、自传中、检查中深藏的秘密，象一个个巨大的泡泡，被人重新从平静的池底中翻搅出来，散发出秽气!
这时，大字报栏上出现一批大字报，揭发李校长上中学时曾参加过“三青团”，是历史反革命的惊人消息!……还有不远千里万里外调弄来的，鬼才知道是真是假的“叛徒”的材料。那时李校长还是个十几岁的未成年人呢。
教历史的贾老师给揪出来了，说她年青时参加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报务班，是潜伏下来的军统特务!可能吗?不久前，我们上贾老师的历史课，讲到腐败的滿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时候，她情绪悲愤，语音哽咽，让我们难受得下课铃响后，班上没有一个人走动。可能吗?但是不可能也得可能!不久又有几张大字报出现了：贾老师不但是潜伏下来的军统特务，她手腕上的那块手表，还是与台湾特务机关秘密联系的发报机呢!……
曾经教过我语文的徐老师给揭发出来了。徐老师是个教学经验十分丰富的老教师。待人和蔼，亲切。可大字报竟然说她不是地主出身，是漏划地主分子!是双手沾满贫雇农鲜血的地主婆!要送交公安局遣返原籍!……
教初三年级语文的翟老师给揪出来了。翟老师面容清秀，戴着一副眼镜，长相有点象当今的著名学者王鲁湘。文才极佳，写得一手好文章。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记得工作组进校以后，有一天副组长指着郑州晚报上的翟老师的名字，意味深长地说：这可又是一个燕山夜话啊!那时我们正在搅尽脑汁寻找翟老师文章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呢。大字报上猛不丁地冒出个翟老师犯有男女关系的错误，是个道德败坏的伪君子!理由是有人看见翟老师屋里，晚上门后有个高一的女生!……
教体育的王老师，有人揭发说是个大右派!自57年以来，就不服气。经常在同学面前散布不滿情绪，企图毒害青年学生!……
……
还有很多……
那时候，我们每天都能够在大字报栏前，看到这些五花八门、心惊肉跳的大字报。头皮发紧，血脉蹦跳。既为积极分子们能写出这么有份量的大字报感到惊讶，又为自已写不出东西而焦急。我们就拼命地想啊，编啊……先从学校领导开始，每人至少一张大字报，再轮到中层领导……再到一般教师…找不出问题，就找过去犯过的错误……没有错误……就找家庭出身……出身好，又没犯过错误……就给他安个“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帽子……反正人人有份!就好比机枪扫射，每个人都得挨颗子弹!哪盆水脏，就泼哪盆。无中生有者，有之;小题大作者，有之;无限上纲者，有之;借题发挥者，有之;……千奇百怪，各逞其能!
记得有一张大字报揭发批判学校领导，恶毒攻击解放军，离间军民关系!事情的原由是：那年的春天，有支消防队在郑大附中训练。营房就紧挨着女生宿舍。那是个青春勃发的年纪!谁敢保证不出问题?学校领导决定：在女生宿舍周围，用铁絲网围一下。这下子就成了学校领导恶毒攻击解放军的罪证了。当年学校领导关爱自己学生的拳拳之心，你能体谅到吗?多少年以后，当我的女孩也在郑大附中上学。猛然知道隔壁就是白庙教管所，尽管有着高墙电网，当天夜里就作起恶梦来：要是有个歹徒翻过高墙，钻进女生宿舍该咋办?天理良心啊!
教我们英语的肖老师，那年刚从武汉大学毕业，来到学校也不过几个月。人长得端庄秀气，小巧玲珑。发音标准，口齿清楚。她极其耐心地纠正你的英语发音，“你看”，她说，“舌尖顶在上愕，气流从舌两边轻吐，发出颤音”。为了让你看清口型，她轻扬头，把身子伸过来…对这样一位教学认真，长得又可爱的老师，有同学竟然写大字报，批判她是资产阶级小姐，小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理由是：肖老师从旁边走过，能闻到一股香气…肖老师抹得是贝壳装得掺点香精的凡士林!……现在有些黑心的养猪户，为了多卖钱，让猪身上的伤斑浅些，往猪身上抹这东西都嫌掉价!怎么可以这样说肖老师呢?
……
记得小时候，家住在广州越秀山下，中山纪念堂后面。附近有座寺庙。那年夏天的一天，我钻进寺庙里，正是下午，阴天，香客很少。大殿里阴森森的，轻声说话都有回声，令人毛骨耸然。四大金刚呲牙咧嘴，瞪园眼珠，前顷的身体一直顶到屋顶，在黑洞洞的大殿里用凶神恶煞般的眼光向下盯着你，恐惧从天而降，使你不寒而栗!旁边侧殿里，三百罗汉走廊里的金身罗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有闭目养神的，皱眉思考的，冷眼注视的，慈眉善目的，凶狠瞪眼的……不管是什么姿势，不管是什么神态，不管是从什么角度看，他们的目光始终是盯着你的，你逃不开，也躲不掉!……你不禁在想：他们是不是在算计你?在打你的主意?冷汗不禁渗出，心慌气喘。
1966年的夏天，在郑大附中，我的感觉就象那年在寺庙里，面对金刚，面对罗汉时的紧张焦虑感!周围突然冒出了这么多劣迹斑斑的伪君子。有一句戏词说：洪洞县里没好人。当时是：郑大附中没好人，都成坏蛋了!
几个月以前，你还觉得那些辛勤培养你的老师、校领导亲如父母，恩重如山!你还想着有朝一日，一定要报答恩师们的教养之恩。可是现在，经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洗礼之后，你发现：原来那些笑容可鞠、慈眉善目的恩师们，都成了面目狰狞的牛头马面了。他们在向你使坏!想让你变成修正主义苗子。
几个月以前，你还觉得郑大附中是个充滿友爱、充滿温暖、充滿朝气的花的海洋，童话般的世界。可是现在，你却发现：郑大附中原来是个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是非之地。
那时郑大附中的物理实验室已经搬空了，变成了收留牛鬼蛇神的关押之地。学校工作组和校委会常常发布命令，要求那些新近揪出来的问题严重的校领导、老师到物理实验室集合，晚上不能回家，随时参加学校、年级、班级的批判会，接受群众的批判。私下里，工作组的同志非常老练地说：这样做，主要是怕犯错误的人想不开，怕自绝于人民!有的住两三天就回去了，有的则长期住下去。……有时一天关进来一个人，有时一天能关进来七八个人……人数最多时，有二十多人了。
他们大都穿着破旧，步履沉重，精神沮丧，战战竟竟。往日意气风发的书生风采没有了。没事的时候，就蹲在屋子里写检查。有批判会了，就按工作组的吩咐，到指定的会场参加批判会。站在会场中间，或者站在主席台前，有时可能会有个櫈子坐。那时还没有体罚戴高帽之说，人们还是相当守规矩的。你站在那里，你得忍受飞溅的唾沫，你得适应高八调的嗓门，你得接受来自各方上纲上线极高的批判!你不能解释不能分辨。你要是忍不住了，那你就该倒霉了。愤怒的声讨声象狂飙一样，一浪高似一浪;有哪个好事的积极分子就会又给你增加项罪名，死纠缠着你;你要是还不服气，可能就会碰上一个表现欲强，极于想立功的二蛋冲上台前，摁你的脑袋，捋你的胳膊!这时，你不但灵魂受到冲击，而且还受到皮肉之苦!你干脆什么都认吧，主动把屎盆子往自己的头上扣，把自己的哪点事说得天大!拼命上纲上线，调子比对方抬得还高。让对方感到惊讶，感到舒心，感到解气，感到你被彻底打面了，就可以放你一码，让你过关了。真难熬啊。
忆苦思甜
七月中旬的一天，我们班工作组的乔组员布置第二天的工作：上午，参加全校忆苦会;中午，吃忆苦饭;下午，接着开忆苦会;晚上，吃思甜饭。乔组员出身在一个贫农家庭，三代贫农，觉悟极高。平时话语不多，略显有些愚钝。但执行命令坚决果断。他说：我们一定要牢纪阶级苦，不忘血泪仇，一定要把郑大附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批倒批臭!
那一天的忆苦会安排在学校的大礼堂里。每个班的同学搬着凳子，按年级划片坐好。同学们脸上表情凝重。主席台两侧挂着“牢纪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的标语。横幅是“狠批郑大附中反党黑帮!”主席台前侧，李校长和几名揪出来的右派老师狼狈地站在那里。
“天上布满星，地下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一首熟悉的让人心情沉重的歌曲，在人群里唱响。她那如泣如诉的旋律，把你带到那苦难的人吃人的旧社会：遍地死尸，地主老财们的狞笑，带着血迹的皮鞭，阴森森的水牢……。昨天晚上学校操场放映的电影《白毛女》中的境头还在眼前闪现：喝滷水自杀，临死前杨白劳绝望痛苦的表情;身受凌辱、歺风露宿、由人变鬼的喜儿……。
大会的发言是精心选择过的：一个是老红军子弟，讲述其父亲一一一个放牛娃的悲惨家世和走上革命道路的战斗的经历;一个是工人的孩子，控诉资本家的残酷剝削;还有几个发言是贫下中农受地主压迫的血泪史……发言者按着顺序，逐个上台发言。个个义愤填贗，声泪俱下。常常是上面发言的人哭，底下听的人也哭。哭声在礼堂里迴响。
在我旁边的是一位高一的家在许昌农村的同学。他哭得格外伤心，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抹得滿脸都是……会议的高潮是一个来自南阳农村的高二同学的发言。当他诉说到他的爷爷奶奶被地主逼死的惨景，竟然哭得浑身发颤，透不过气来。害得主持会议的工作组的同志跑上跑下地给他倒水压惊……台上台下哭声一片。我旁边那位高一的同学，竟然哭得从凳子上滚落到地上，象农村撒泼的妇女一样，用手拍打着地面，呜呜大哭。……听到动静，我扭头一看，发现高一同学正咬牙切齿，脸因为忿怒而通红，目光充滿了凶气，盯着主席台前站着的校领导和老师。我怔了一下，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国民党兵痞为什么遇见共军翻身农民，会立刻魂飞魄散，闻风丧胆的原因了。你想想：要是遇见一个呲牙瞪眼、凶狠狠的人冲过来，抱住你，要死要活地玩命，能不害怕吗?搁你身上，你也害怕呀!
中午开始吃忆苦饭。饭前，乔组员简单说了几句：吃忆苦饭不是一件小事，要把它当成政治任务来看，要细细地品尝，要品出旧社会劳动人民所受到的苦难，要尝出新社会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甜蜜!
当时的忆苦饭，配方来自猪圈里的饲料。我记得有粗糠，红薯藤和实验田里的不知名的野菜，煮得半生不熟。乔组员亲自操勺，每人一碗，当着面吃，互相监督。吃得快，吃得多的受表扬;吃得慢，或偷偷倒掉的挨批评。
那猪饲料要多难吃有多难吃!那粗糠糊糊还勉强能够咽下去，那一团团粗糙韧硬的野菜却堵在你的食道口，怎么也下不去。你开始返胃，倒酸水……。抬眼看见乔组员铁青着脸正看着你，你赶紧咬牙强行咽下去。可是等你咽完以后，你发现还有几根菜茎正挂在你嘴里的牙齿上，还没有咽下去完!你又开始干呕，把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呕完以后，你又发现那几根菜茎正紧贴着你的食壁还没呕出来，你得用手牵肠挂肚地扯出来……
这个时候，你什么也品尝不出来了。除了舌蕾上，食道上，肠里，胃里痛苦的感受外，再没有其它什么感觉了。我觉得有点难为情，我强迫自已去想：这种忆苦饭，在旧社会广大贫下中农还吃不上呢!现在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连这都吃不上呢!新社会多幸福啊。这种联想有点困难，莫非我的觉悟太低了?
下午接着开诉苦会。
工作组不知从那里找来一位姓王的大娘。王大娘住在郑大附中的家属院里，是郑大附中校工的家属。说话絮絮叨叨，前言不搭后语。她出身贫苦，据说解放前曾在乡下当过妇联干部，有斗地主的经验。
当这位感情朴素的街道办事处妇女在热烈的掌声中登台时，我们看到：王大娘有一双浑浊善良的眼睛，眼睛里噙着闪亮的泪花。她那双爬滿硬茧骨节粗糙的大手，和布滿皱纹的黝黑的面孔，让人联想到泥塑《收租院》里的那个悲苦的农妇!面对这样的劳动妇女，你能不相信她的控诉句句都是发自肺俯，都是“字字血，声声泪”吗?
王大娘一登台，就冲到台前李校长跟前，跺着脚，指着人，大叫起来，一边呜呜地哭。主持会议工作组的同志赶忙把她劝到麦克风前，请她发言。王大娘就对着麦克风哭起来。你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你只是看见她在不仃地哭，嘴在不仃地嗚噜嗚噜地动。突然，王大娘象疯了似地扑到李校长的跟前，抓挠李校长，朝李校长身上吐口水。工作组的同志拦都拦不住。王大娘拍着大腿嚎起来，嚎一阵，嗚噜一阵，最后总算听明白一点：原来王大娘和李校长家住一个家属院，大概因为一件什么事，受到李校长的批评……现在李校长成了被罢了官的反党黑帮，申冤出头的日子可算到了!
这时有人在台下领着呼口号：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李××!”
“批倒批臭郑大附中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为贫下中农申冤报仇!”
……
群情激奋，怒火中烧。人人都把台上站着的那群校领导和老师当成恶霸地主黄世仁了，人人都想象黄世仁逼死杨白劳，糟蹋喜儿的罪恶行径，阶级仇恨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个个攥紧拳头，咬牙切齿!
接下来的发言，火药味就更浓了。诉苦的人边哭边诉，到末了，总要将阶级仇恨联系到站在台前的校领导和老师身上。每个人在诉完之后，总要冲上去对着那群倒霉的人吐口水，有的动手打人!……
记得那天的诉苦会结束得很晚。到吃饭的时候，天已经有点蒙蒙黑了。
哪顿思甜饭真是丰盛啊，至今难忘!大盆大盆的肉块，烧茄子，炒鸡蛋，包子，馒头，大米饭，随便吃，不要钱!下午二、三点的时候，肚子就开始咕咕地闹起来，直出虚汗，饥饿难忍。总算坚持到开饭的时间了。可劲吃吧，放开肚子猛吃。幸福哇!那顿饭吃得找不到北了。头一回知道吃撑着是怎么回事儿一一是解开裤腰带都蹲不下去了。
我抚着肚皮，感到很幸福，是有点社会主义甜的感受了。那种饥饿后吃饱饭的感觉，是一种难言的美妙舒服!
但很快，幸福感没有了，舒服感也消失了。肚子开始绞心绞肺地痛!
我至今都没闹明白：那天是半生不熟的忆苦饭弄得呢，还是思甜饭的油水给撑得，反正我平生第一次因为吃而弄坏肚子!
肚子火烧火燎地疼，直不起腰。看见臭哄哄的厕所就格外地亲!蹲在里面，就不想离开。总算空干净了，捂住肚子，扶着墙，歪歪扭扭地挪回宿舍，……还没等进门，肚子又开始咕噜咕噜地痛起来，赶紧提着裤子往回跑……
原来我想：可能就是我没出息，把肚子吃坏了。谁想到不是!那时男生宿舍里没有厕所，内急得到屋外的露天茅房里。当天夜里，男生宿舍走廊里的脚步声不断，房门不仃地开启。一开始的时候，二三个人，后来就是成群结队的跑步声了。咚咚咚的急促脚步声，整个晚上都没有消停!
那几天可真是遭罪了。吃什么药都止不住!吃啥拉啥，你就不敢吃东西，哪怕是喝一杯白开水，几分钟后，就会稀里哗啦地泻半盆汤出来。
可是郑大附中忆苦思甜斗黑帮的运动，决不会因为你泄肚遭罪而受到影响，开展得正风风火火得呢!
工作组已经从前一段的诉苦中发现了控诉典型，这些典型就在各个年级的诉苦会上串讲，造成浩大声势和浓裂气氛。在那段时间里，学校操场，晚上放映电影：《白毛女》，《血泪仇》，《东方红》……;白天则组织学生参观省博物馆展出的各种阶级教育展出活动：大型泥塑《收租院》，《康百万罪恶家史》，《三条石阶级教育展》，……。每次活动时，人群里都会发出嗚嗚咽咽、抽抽搭搭的哭泣声……那时，诉苦会开完以后，通常就接着开批判会，批判郑大附中的领导和老师。
诉苦会上哭泣泣，斗起人来狠煞煞!你很难想象那些在诉苦会上哭得死去活来的人，在批判大会上会有什么举动?一些体罚人，污辱人，打人的行径出现了……那时，正在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些斗地主的方式渐渐蔓延开来……
你会发现那些冲在最前面的人，大都是写过入党申请书的积极分子，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子弟，好激动的低年级女生!很难解释当年那些小淑女们动手的原因，有心理学家分析：青春期综合症，激素分泌多了。
七月底的一天，经过学校工作组的同意，郑大附中的牛鬼蛇神游街示众!
在炎热的太阳底下，郑大附中的牛鬼蛇神队伍走过来了，沿着附中家属院到前院教学楼，一步一步走过来了;在一片辱骂和推搡中，一步一步走过来了……
我看见李校长高大挺直的身体这时己经弯曲驼背了……一顶打着大叉的纸糊帽子扣在头上，身上泼滿了墨汁……。不久前，李校长还滿怀激情地说：要把郑大附中办成抗大，力争让每个同学都升入大学呢……
教政治的候老师蹒跚地过来了，头上戴着高帽，手里拿着锣……有人用棍子打他，逼他说：我是牛鬼蛇神，我该死……就是因为善良的候老师，怕自已的学生重蹈57年反右的覆辙，曾好心地劝说他的学生……
教语文的徐老师过来了，头发剪光，剃成阴阳头……徐老师是我们三二班的辅导员，待学生就象自已的孩子一样。就是因为徐老师出身地主，非要把人家遣返原籍，逼得徐老师生活绝望，跳井自杀……
女管家方老师也一瘸一拐地在队伍后面跟着，头发剃成阴阳头，目光无神呆滞……有同学把粪便泼到方老师身上!……方老师可是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用在学生身上了!
……
还有贾老师，翟老师，李老师，鲁老师……还有好多……那些善良的可敬可爱的老师!……
我现在记叙当时的事情时，笔在抖，心在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原谅：当年我们给学校领导和老师们造成的伤害!虽然在文革中，我没有骂过老师，没有动过手。但我也曾在会场上跟着呼口号，并用恶狠狠的眼光瞪过……。老师，您能原谅吗?
当年，当他们看见批斗自已的人，污辱自己的人，就是自已曾经呕心沥血亲勤培养，引以为荣的学生时，内心该是怎样得痛苦!但他们从未报怨过!从未记恨过!他们用他们博大的胸怀宽容他们的学生，袒护他们的弟子!
多少年以后，我们都已经走到社会上了，面临入党、提干等人生关键场合，有关单位来学校了解文革中的表现。郑大附中的领导和老师仍在惦记和关心当年他们的学生。他们在谈话中总是说：“…，这事不能怪他们，文革是上面发动的，他们还小，响应号召罢了。”“在当时的学校中，附中的学生还是很讲政策的…”……他们偏袒他们的学生，生怕自己的讲话影响自己学生的前途……舐犊之情，溢于言表!我们知道后，心存感激，热泪盈眶!
那时候，我们经常到郑州大学看大字报。校园里人声鼎沸，到处都是辨论的人群，到处都贴滿了大字报。
郑州大学就是不一样，比附中强多了。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中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各色人才应有尽有，大字报写得有声有色!编有插图，画有漫画，图文兼顾，文字犀利……让我们这些中学生自愧不如!
6月初的时候，郑大中文系的十几位同学，贴出全校第一张批评校党委的大字报。认为校党委压制群众运动，单批学术权威，把郑大运动搞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不象样子。”
大字报遭到了反击，一些保党委的人贴出了“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等大字报。写大字报的学生被戴上“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右派学生”等帽子。领头的学生—一共产党员、团支部书记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这件事轰动全校，轰动全市!
写反击大字报的人大都是学校团委、学生会的干部、政治辅导员。这些建国初，从炮火硝烟的战场上下来的小战士，在土改运动中发现的积极分子，在工作中涌现的先进工作者……被党送进工农速成中学中学习，保送到大学深造的工农调干生，对学校的一切充滿了感情。他们根本不能容忍对曾经培养了自已的校领导的批评!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曾经历过57年的反右斗争。他们把那些向学校党委提意见的同学，当成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了。他们滿含热泪，情绪激动地跟写校党委大字报的同学辨论，写反击右派进攻的大字报。
我对响应号召向校党委提意见，就说成是别有用心，是右派进攻的说法不以为然。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郑大附中的同学不都成了右派分子了吗?
印象中当时被反击的学生中，有个叫党言川的学生。大字报覆天盖地地揭发、批判他的反动言论。四十多年过去了，很多内容都忘了。但至今仍记得大字报中揭发他与同学的通信中，议论信阳事件的文字：“…自1959年重阳节吃最后一口米饭到60年春，光山县四五十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路上饿殍遍地，妻离子散，全家自杀、饿死者数不胜数……”
当时我一眼就认定：这是恶毒攻击共产党的言论!我根本就不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有饿死人的事件发生。
“就凭这一条，说他是右派学生，不亏!”我气愤地想。
……
这一时期，整个社会都处在颠狂、亢奋的状态!…大街上到处是游街示众的队伍，卡车上站着挂牌的走资派，例如市长、局长、中学的校长;而地上走的人数众多的是牛鬼蛇神，也就是“黑七类”：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地主，富农和右派，解放前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里当官的人，……后来发展到劳改释放犯，坏分子和生活作风有向题的人，也进入到游街队伍中来。他们都挂着牌子，有的戴着高帽子，敲着锣，唱牛鬼蛇神歌…，有生活作风问题的女人把鞋子挂在脖子上……这些“黑七类”在人群的簇拥和围观下低头走着，他们不知所措和害怕的样子，不时遭到围观者哄笑和押解者的辱骂，偶尔还会遭到不懂事小孩投掷物的袭击……游街示众的队伍南来北往，一队接一队的，好不热闹!
那段时间里，常常能听到……自杀了，……上吊了，……跳楼了;……一些跟着共产党多年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艺术家……绝望了，心碎了……;一些堪称民族精英的人逝去了……
令人悲痛!令人惋惜!
现在有人一口咬定，硬说这一切都是造反派干的。这可真是冤抂啊!当时，造反派还在老天爷的肚子里呢，还没出世呢!
学生斗学生
那一年的夏天，气温格外高。整整一个八月，好象就没有下雨，闷热闷热的。 郑大附中文化革命运动，也跟这天气一样，高温，湿闷，透不过气来。
学校的反党黑帮，罢官的罢官，靠边站的靠边站。教师中的牛鬼蛇神也批臭了，游街的游街，剃阴阳头的剃阴阳头，高帽也戴上了。学校大字报栏上的大字报，显得有些稀稀落落了。可能是这会儿己经没有多少新东西可批了。下一步该干啥呢?或者说，再揪谁呢?其实，全共和国的领导，恐怕除了毛主席，上至刘少奇，下至我们班的领导小组长，都知道下一步该揪谁了。不久，工作组在动员大会上宣布：要撗扫一切牛鬼蛇神!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人和事都要批!学生里面的也要抓!一些运动积极分子竟然在大会刚散，就把同学作为批判对象的大字报贴滿校园。几乎每个班都有“三家村”“四家店”之类。不少配有战斗性极强的漫画。
班上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彼此观察着，互相猜疑着。
我有个同学姓杨，父亲刚从部队转业。我俩关系挺不错，颇有共同语言。晚饭后聊天，谈理想，竟很一致：都想当兵!杨同学性格随和，大大咧咧，口无遮拦，好说俏皮话。有一天不知议论什么事，说高兴了，竟拍着班上毛主席塑象中山装上衣口袋，挤着眼，神秘地说：这里面可是装着不少钱啊!当时周围的同学都抿嘴笑了。谁也没把这当一回事。现在有同学把这件事翻出来了，说杨同学“恶毒攻击毛主席，丑化伟大领袖的形象”。这可真是天大的罪名啊，要认起真来，得关进号子里喝稀饭了。杨同学吓坏了，面如土色，那几天惶惶不可终日。好在杨同学出身好，革干家庭。在班会上检查一次，就不再追究了。可怜就可怜那些出身不太好，平时说话又不注意的同学。
那时讲阶级路线，讲家庭出身。成份不好，就象“紧箍咒”一样箍在头上，表现再好，拼死拼活，也只是可用，不可依靠的人。
我们班表现最出色的人，往往是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同学，学习好，口才好，组织能力强。我就不行，学习平平，表现平平，就会掂着扫帚猛扫地!之所以把我推到团支书的位置，恐怕就是因为成份好，父母都是党员，都是当兵出身。
那个时候，班里在工作组乔组员的安排下，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开讲评会。这时的讲评会和前一段的诉苦会不太一样，每个人都得发言。出身好的讲过去家庭受的苦，讲阶级仇恨，讲如何发杨革命传统。出身不好的讲对旧家庭的认识，讲如何划清界线，如何肃清反动影响。
讲评会上，大家面对面地坐着，近在咫尺。出身好的同学哽咽难言，撕心裂肺地痛哭之后，往往用愤怒的目光盯着出身不好的同学，好象阶级仇、家庭恨就是面前的那个同学干的。出身不好的同学则心事重重，灰头灰脸，小心翼翼地谨惧地选择词句，讲述自已家庭的罪恶，讲自己的认识……底气不足，声音越来越小，好象蚊子叫了……这时出身好的积极分子就会历声吆喝：大声点!听不见!或者说：对反动家庭认识不清，没有划清界线，再来一遍!这时，出身不好的同学就好象受惊吓的兔子一样，簌簌发抖，浑身哆嗦了。往往讲评会开到这会儿，就变成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的批斗会了。
这个时期，北京的一个叫谭立夫的人，有一篇宣扬血统论的讲话流传到学校，很对某些出身好的积极分子的胃口。“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幅对联，风靡全国，刮起一股“血统论”的狂风。
“要问老子是哪一个，大名就叫“自来红”，我们从小长在红旗下，成长在红色部队家庭环境中，从小饱受了红色革命的教育，我们的老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他们对党对毛主席最热爱，并且从小就这样教育我们，所以我们从小就对党和毛主席有最最深厚的感情，最最热爱毛主席。老子的革命精神时时刻刻渗入我们的体内，我们从里到外都红透了。“自来红”正说明了老一辈革命者的传统怎样传给了革命的后代!我们是纯纯粹粹的无产阶级血统，我们受得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教育!而你们是在资产阶级高级玩意、反革命、大右派的环境中生长的，你们整天在家受的是黑黄白等杂七杂八的教育，你们不改造，只会“自来黑”! “自来黄”! “自来白”! 崽子们：你们有人极端仇视我们这些“自来红”，我们告诉你们，无论如何，我们这些出身革命家庭的“自来红”比你们出身反革命的“自来黑”，资产阶级的“自来白”，要强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强的无法比!” “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父辈打下了这大好江山，难道我们无产阶级的后代就不应该坐江山吗?我们红五类子弟是学校理所当然的主人，我们红五类子弟是国家的理所当然的主人。让那些迫害、歧视、嘲笑我们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下中农的人见阎王去吧!中国是属于我们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高呼：自来红万岁!红五类万岁!”……
现在阅读这些极端偏激、狂妄荒谬的文字，感到可笑，难以置信!但当时，却在出身“革命家庭”的学生中引起巨大的共鸣。事实上，当时我看到这篇文章时，就感到浑身舒泰!八月下旬，至九月份，在一、二个月的时间里，在一些学校，主要是在一些中学里，人们已经不再批斗校长和老师了。变成了“红五类”学生整“非红五类”学生和“黑五类”学生了。其实，不应该简单责怪这些偏激、单纯、盲从的出身好的同学，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从中央到地方，任何政治运动几乎都是如此!红五类团结非红五类，斗争黑五类。在以往运动的文件中，在当时电影，戏剧，小说等文艺作品所表现的阶级斗争场面看，家庭出身已经成为分辨敌、我、友的标准了。从1963年以来执行的阶级路线所尊从的血统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讲阶级斗争，人们就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引向地富反坏右那些人，使之扩大到地富子弟和有历史问题或犯过错误的人。文革前，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人，曾经要把北京变成水晶城市，内定名单要把一些地富出身的人和犯过错误的人迁出北京到偏远的省区。家庭出身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关乎一生的特殊意义。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排队的顺序，按一定比例划分左、中、右，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先按家庭出身排队。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资本家、甚至小商小贩这类非无产阶级家庭的人，往往会首先成为运动的牺牲品。不同家庭出身的人，际遇截然不同，有些人“根正苗红”，天生是无产阶级的坯子，是为革别人的命而生的;有些人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每次运动都在劫难逃，天生是被人革命的料……。一些人就把斗争的目光转到昔日的同学身上，一双双带着阶级仇恨的眼睛雪亮地注视着周围一切，一根根绷得紧紧的阶级斗争神经在寻找着攻击和发泄的目标。
我记得班上一个姓王的同学，老父是黄委会的高工。人很聪明，好露能，爱抬杠，是班上有名的“扛头”。好拧着来，你说东，他偏说西。你要是说西，他偏又说东，总要和你不一样，总是有理!要说这种逆向思维，喜好标新立异的作法恰恰是一名科研工作者的良好素质。多少年以后，他从清华大学汽车模具设计专业毕业，以郑州汽车制造厂工程师的身份，调到海南马自达汽车厂主持产品设计时，就是凭着他的扎实功底和机敏的头脑。但是1966年的夏天，他的那个不识时务，不安份的较真劲，让他挨了一场批斗!记得是班上的一场诉苦会刚刚结束，人都没有散场，大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苦大仇深的诉苦人气息还未平，眼泪还没擦干呢。王同学就兴冲冲地站起来，大声指出诉苦人的发言有毛病!原来诉苦人为了形容天下的地主老财都是蛇蝎心肠，都是一样的狠毒，用了一句谚语：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老财一样狠毒!那时的诉苦会上经常能听到这句话，大家都觉得很正常，用得很贴切，很解气。
“不对!”王同学说，“天下乌鸦不都是黑的，还有白的呢!”
全班同学一下全都楞住了：都什么时候了，躲还躲不及呢，这个不知好歹的“扛头”，却闹着把自已送进虎口里。
“你说什么?”讲台前站着的乔组员脸都气歪了，“再说一遍!”
“乌鸦不都是黑的，有白乌鸦!是科学画报上说的。”王同学手里拿着一本杂志在摇。
“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乔组员阴阴地说，“你是说还有好地主，是吗?你是想为你那个地主爷爷翻案吗?你给我站出来!”乔组员突然大叫一声。
班上的几个积极分子围了上去，推推操搡地把王同学弄到讲台前。一群人围着王同学指手划脚地批起来：“为地主分子翻案啦，为反动派鸣冤叫屈啦，妄图恢复地主阶级的一统天下啦，是地主阶级的狗崽子啦，剝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啦”……各种吓人的大帽子，随着飞溅的唾沫落在王同学的脸上!
那时，人们讲话上纲很高，那时人们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心理压力很大。我看见王同学脸色煞白，额头冒出汗来，神色惊恐，两眼噙着泪，低头发抖……
记得有一回在学习会上，班上领导成员突然叫一位姓肖的同学站起来。
“想想看，最近有没有对文化革命不滿的地方?”领导成员说。
肖同学学习成绩特棒，父亲是郑州大学数学教授。平时在班上谨小慎微，不惹是非，埋头学习。文化革命开始后，废除了高考制度，把我们这些懒汉高兴坏了。肖同学却显得忧心重重，自言自语地说：完了，完了，以后没有学上了。这句话不知怎么传到领导成员耳朵里了。
“这是什么意思!”领导成员历声问，“过去，郑大附中的领导打击、迫害工农子弟，干部子弟，培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是可忍，孰不可忍!文化革命就是要改变这种现状，就是不能让象你这样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子弟上大学!”
肖同学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就象电影里斗争会上被斗的地主一样，低着头，夹着膀子站在那里，豆大的泪珠扑扑搭搭地从眼里滴出来……
记得班上有位姓温的女同学，干部家庭出身。文化革命初期，父亲被罢官了。这在以后的日子里，罢官，靠边站，司空见惯。没有，反到稀罕了。但当时，却很扎眼。一次开班会，班上领导成员要温同学当着全班同学面，谈对自已父亲被罢官的认识。温同学讲了，积极分子不滿意，一群人围着女同学又大叫大嚷起来……
还有…… 还有……。
你很难相信：不久前大家还在一个盆里吃饭，在一张课桌上学习，在一间寑室里睡觉……不久前大家还为了班级的荣誉，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情同手足。现在，同学的情意到哪去了呢?怎么成了敌人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记得在七月下旬的一天，在学校教导处的西山墙上，出现了几张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大意是：工作组转移斗争大方向，包庇牛鬼蛇神，挑动学生斗学生…之类，记不太清了。反正影响不大，没有几天就平息下去了。那时，工作组在郑大附中的同学中还是很有影响的，人们普遍是把工作组当成党的领导来看的。我就曾听到几名积极分子在大字报栏前，指着落款处说：这都是什么人!敢反对党的领导?查查这些人的出身，都是地主右派的狗崽子，没有一个好东西!
那时，工作组在开会的时候，不管是大会，还是小会，总是鼓励表杨那些公开与自己旧家庭决裂的出身不好的同学。从初一到高三，每个年级都有，人数可多了。许多名子都记不清了，至今只记得有个姓方的同学，面色通红，语速极快地在全校的大会上发言，讲述自已如何与旧家庭决裂，如何与父亲划清界线，如何批判父亲的错误思想……这篇发言后来不知怎的让他父亲所在单位的积极分子知道了，就成了他父亲的又一条罪状，批斗更狠了……二年以后，我的这位同学下放到农村去。那年冬天奇冷，大雪封门。这位年过半百，被划清界线的父亲，听说他的坚决决裂的儿子吃不饱，油水奇缺，就从罗山干校步行几十里，踏着没膝深雪，给他拎来一小罐猪油!不知这位不懂事的同学，当时看见浑身湿透，面容苍老的父亲时，会怎样想!
在那段时间，校园里经常可以看见身穿绿军装，腰扎武装带的同学，个个趾高气昂，目视一切!他们为自己光荣的家庭和崇高的阶级使命而自豪!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学校里成立了红卫兵。只有出身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家庭)的，才能参加红卫兵!出身非红五类的，不能参加红卫兵，但表现好的，允许参加“红外围”。出身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非但不许参加红卫兵和“红外围”，还规定：不准唱《不忘阶级苦》这首歌，不准讲造反，不准讲革命，不准出去串连，不准参加组织……。校园里，经常可以看见许多同学在辨论：非红五类不能参加红卫兵是谁规定的?要什么条件才能参加?中农、小贩、城市贫民、自由职业等家庭算不算红五类?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说，重在表现是党的政策嘛，为什么不让参加红卫兵?难道要求进步也不允许吗?……
出身不好的同学，象夹着尾巴、溜着墙根走的小狗一样，战战竸竸，心事重重。与他们出身优越的同学相比，他们好象天生就矮一截!为了证明自已已经与旧家庭决裂了，他们往徃改造自已近乎于自虐狂了。夏秋劳动的时候，最脏最累的活抢着干，拼命地干，虚脱在地里……。这年秋天，西藏建设兵团来学校招人，学校里掀起一股争去西藏、写血书热!写血书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同学。他们只有借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向组织表明自己无法言喻的决心和愿望。但是不行，支边需要政审，只要根正苗红的!出身就是出身，就象遗传基因一样无法改变。无论你怎样努力，那刺在你心上的耻辱烙印却永远没法抹去!
我常常是怀着一种同情而又怜悯的心情，看着我的那些出身不太好的同学，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在学习和生活中给过我帮助。看到他们痛苦而伤心的表情，我常常产生一些疑惑。几年以后，当我受到父亲的所谓“叛徒”问题的影响，沦落成“参军不能，招工不要”的社会渣滓时，我更深感到：那个以成份划分人等级的世事不公和切肤之痛!不过那都是后话，当时没有这个觉悟，当时我还沾沾自喜，引以为荣呢!
那段时间我有些失落。原因是前一段批判郑大附中校领导时，上挂下联，有人说我是校领导的大红人。这让我火冒三丈!五月初的时候，我们66届的初中生准备应付升学考试。全年级四个班，每班抽二十多人，集中起来上大课，重点辅导。当时没有通知我，知道后，我略感不快，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平时指望你在前面，和班上的痞子周旋，维持课堂秩序。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一脚把你踹了。成了擦屁股纸，用完就扔了。我一肚子委屈还没地方发泄呢，说我是校领导的大红人，你才是呢!你老爹是延安抗大根底，我老父是打江山的行伍。往那一站，谁也不比谁低。你敢找我的茬，老子和你对着干!
现在想起来，当初的义愤，纯粹是二杆子的泼劲!太小孩子气了。在一旁说说都很容易，真要是把你搁在那个位置上，你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人的行为都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大势所趋之下，谁能够力挽狂澜?随波逐流者，又有多少不是身不由已的?
这年的8月底，我和高一的张同学，三四班的魏同学出去串连，至到十月中旬，才返回学校。这期间有近五十天不在郑大附中。
抄家
那个时候出去串连，开个介绍信就走了。抓在手里摇摇，就能上车，不用买票。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有人接待，有人管饭，不要钱!天冷了，还发衣服穿。开天辟地以来，从来就没有的好事落到我们头上了!
坐上火车，一路南下。当时火车上不挤，人人都有位坐。有许多胳膊上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帮助列车员打扫车厢的卫生，朗读毛主席语录……。列车上2角钱一份的芋头烧肉盒饭，吃得津津有味!
到了广州，一出站，一切都是老样!街道、树木、商店……都跟三年前离开时一样，没有变化。
走进广州八一中学，亲切的、熟悉的往事，立刻就在眼前复活了……校园依旧，教学楼依旧。当年和体育老师斗法，让他栽进陷井里的沙地还在;走进我记忆中的教室，靠左墙最后一排的桌面上，当年男女有别，随手划的“三八线”清晰可见;只是那块日夜惦记，时刻偷吃，搅得守果园校工寑食不安的桔子林没有了，种了一片进口柠檬，郁郁葱葱。
校园里进进出出的都是身穿绿军装，腰扎武装带的同学，好象一座军营。那时，解放军在人民中的威望极高，能弄身军衣穿，是很荣耀的事情。哪跟现在，只有猥猥琐琐、縮缩憋憋的农民工才穿。
迎面看见当年哪些在学校底层的浑汤浊水中，打滚厮混的难兄难弟，十分亲热。大胖、二狗、杨蛋、张孬…现在已经是红卫兵组织的小头头了。谈论起社会上的运动形势，立刻发现自己的想法有点落伍了，与当年的那些伙伴认识上有相当的距离!其中一个姓李的同学，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我经常跳在他的背上，大声吆喝快跑的面蛋，居然摇着头，指着我的鼻子说：“思想保守，没有造反精神，条条框框太多，当干部当傻了。……”当时，后悔得我直甩手跺脚!悔不该在郑大附中当了一年团干。
不是第二天，就是第三天，我们几个跟着广州八一中学的同学上大街，破四旧，抄家!
带队的是个姓张的同学，个子高高，壮壮的，很精神。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衣。“今天我们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他说，“到教堂搜查反革命!进去以后，一切行动听指挥，要尊守纪律!”
在去的路上，张同学用胳膊捅捅我，“你看!”他说，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见在行进的人群中，有十几个着军装，戴红卫兵袖章的年青人。举止，神情与周围的人不一样。眼神机警，动作敏捷!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人。“那是公安局的便衣，”张同学说，“盯了好几年了，就是没有机会到里面搞它一家伙!我们是配合他们行动的，今天有好戏看了。”
教堂坐落在一条背静的街道旁，周围有许多高大的榕树。灰色尖顶上的十字架在阳光下矗立着……远远望去，给人一种神秘感。不知怎的，脑子里突然浮现出反特影片中教堂的情景……
我随着大队人群涌进教堂……。按事前的布置，我和几个同学守在门口，不让外面的闲杂人员进来。院子大门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人们都好奇地踮着脚尖往里看……。我在院门口守了好大一会儿，见沒多少事，我也进入教堂。
作礼拜的厅堂高大宽敞，十几排本色木椅，雪白的墙壁，擦得锃亮的灯罩，装潢精美复杂的天花穹顶，四周是一排黑黢黢的小房间……墙角站着两个约三十多岁的修女。奇怪，并沒有穿着想象中的修女袍，而是朴素的干部服。她俩闭着眼睛，不停地在胸前划十字，不管周围人问她们什么，只是摇头，摆手，不说话……
在厅堂边侧的楼上，穿着黑袍子的教堂主持被公安便衣押着，逐个把房间打开……每间屋子里都有人在轻手轻脚地查找东西，趴在那儿仔细地看，耐心地翻……有个同学悄悄地说，“便衣们正在用先进仪器搜查反革命呢!”
怎么，还有专用仪器?我注意看了看，沒有发现什么特殊的装置。只见有几个便衣，正用一根银色的金属棒，东敲敲，西捣捣，侧着耳朵仔细地听，认真地看……敲敲，听听;捣捣，看看……小心惕惕地挪东西……
这时，房间里静极了。只能听见铛、铛、铛的金属敲击声，和轻轻移动物品的声音。大家都屏住呼吸，仔细地听，耐心地寻找……明亮的阳光透过彩色玻璃射进来，摇曵不定地投洒在便衣们那专注、认真的脸庞上，汗津津的……从敞开的穹顶窗子望出去，院子外好奇的人群里，有一辆卡车开过来……
突然，有人噔、噔、噔地从楼上跑下来，冲到外面去……过了一会儿，又噔、噔、噔地跑回来……。一个喜讯在人群中传播开了：找到了!找到了!还是个大家伙呢!人们的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
楼底下，看管那俩修女的人中，有个便衣笑咪咪地撩开衣服，从腰里掏出俩手铐，把那两个一问三摇头的女人铐起来……。不久，教堂主持也从楼上低着头铐下来，后面跟着欢天喜地的人群，抱着电台，手枪，文件……
国庆节前，在广州海珠广场《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会》上，摆放的电台、枪支、弹药……，就是这次行动搜出来的东西!
我记得头一次串连，在广州呆了有十几天，都是住在八一中学。这期间在广州体育馆参加了一次大会。具体什么名字己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在大会上发言的都是全国、全军很有名气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廖初江、黄祖示……等。大会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结束……主席台上坐着的代表走下来，绕场一周，接见学生群众，8、6海战的战斗英雄麦贤德由医务人员扶着，跟在后面，脑袋一榥一榥的，微笑着边走边招手……
那时，广州八一中学的学生全部是军队干部子女。八旗子弟飞扬跋扈的坏名声那是以后的事情，当时还是公认可信赖的红卫兵!社会上有些单位棘手的事，就找到学校要求帮助。我就听我八一中学的同学说：广州越秀区的干部拿着介绍信找到学校，要求红卫兵去搜查一家反革命家属的住宅，因为有人揭发：他家藏有枪支!
我就和八一中学的同学一块去了。这次带队的是一个姓杨的同学，有八、九个人。
这户人家住的是一个带有小花园的独院。大门一关，就自成一个天地。我们进去后，只有女主人一个人在家。我们把来意说了，女主人一听就急了，用广东普通话急急地分辨……八一中学的两个女生冲上去，大声地喝斥她……。女主人慢慢地冷静下来，尽管不高兴，但还是相当配合，她把家里楼上楼下的房间全部打开，连后院储藏室的门也打开了……
上午十点多的时候，这家的男主人回来了。一个四十岁出头，穿着打补丁衣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进来了。看见滿屋子绿军装的学生，一下楞住了。“这是怎么回事?”他结结巴巴地问，当时他是市郊四清工作队的队员，回家来拿换洗的衣服。
女主人上前把事由用广东话乌乌哇哇地说了。男主人的脸沉了下来。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不停地抽烟，默默地看着满屋子的学生楼上楼下，各个房间地翻找东西，一动不动，也不说话，眉头紧锁。他长长叹了一口气，仰脸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
这时客厅静下来，只能听见钟表咔咔咔的摆动声，和邻屋翻动东西的声音。
我看见男主人的眉毛在微微地翕动着……。他在想什么呢?来的时候，听人介绍：男主人是个医生，一个富商的孩子。解放初，有个亲戚被镇压了。前几年，马来西亚反华。他从国外回到广州，积极要求进步，参加四清工作队，已经是预备党员了。他感到委屈吗?感到受歧视了吗?感到不公正吗?
突然，我发现他用手抹了一下脸，一滴泪珠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中午开饭，女主人端上米饭、青菜、豆腐、蒸鱼。男主人看了看，说：“家里来了……客人，还是加个菜吧。”
女主人赶快掏出一张票子，递给刚放学的男孩。男孩跑到街上，买回一荷包烧鹅肉……吃饭时，我尝了一口，味道好极了!
午饭后，有点紧迫感了。忙了一上午，居然什么也沒找到!要是再找不到枪支，回去就沒法交帐了。莫非那个积极的“眼线”情报弄错了?八一中学的一个壮汉，学着前几天教堂里的那个公安便衣的样子，也用一根棍子，东捣捣，西捅捅，趴在地上，用耳朵贴在地板，贴住墙缝，使劲地听……
不久，效果出来了。从二楼的一间偏房里发出欢呼的声音!原来在小男孩的房间里木床底下，找到一杆枪!一杆真正的枪，一杆一扣就响的枪，一杆现在经常在公园里看见的那种一响贰角钱，打气球哄小孩的枪!
下午五、六点的时候，屋外进来几位干部模样的人。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到底是越秀区委的干部呢，还是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反正一进门就亮出工作证。“你们干得很好!很好!”领头的是一个滿脸络腮胡子的人，“谢谢你们替党所作的工作，人民感谢你们!”络腮胡子说，“现在你们可以走了，剩下的事由我们办!”
杨同学把几名干部领进客厅，客厅中央的长几上，摆满了我们辛苦一天的成果：一支亮锃锃的汽枪，一把长柄水果刀，一柄锈迹斑斑的劈柴斧子，一罐银元，几根金条，几张存折……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女生，正趴在桌子上点验，登记……
杨同学把羊角辫女生叫起来，把登记册交给络腮胡子，“我们不管了，由你们负责吧。”络腮胡子高兴得眼都咪缝起来了。
杨同学从兜里掏出一把钱，按每人三角钱标准交饭钱。
女主人死活不要。杨同学把钱摔在桌子上。
“你们作得很对，很好!”络腮胡子说，“我一定把你们今天的表现，反映给你们学校的……，不!你们红卫兵组织的领导!”
络腮胡子的脸笑嘻嘻的。看见我们准备走了，神情突然不安了。他不停地用眼光上下打量我们，盯住我们的口袋，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打量着我们的衣袋，耐人寻味地说，“想想看，是不是还有什么事需要交代?再想想，咹?再想想?”突然，他又开始念毛主席语录了，“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身后的那几名踱头踱脑的干部橫在走廊上，一点沒有让开的意思。
杨同学终于悟出来了。他回过头来，命令我们：“都把口袋翻出来!”
我们照办了……，把裤兜、衣兜整个翻过来，好象身上突然长出六只丰满的大咪咪……这样挺好!当时并不觉得人格受到伤害。觉得这个方法挺不错，这能证明我们是在清清白白地干革命!
当天晚上回学校的时候，心情好极啦!走在大街上，那路旁大榕树飘浮的须根拂在脸上，十分惬意。好久沒有这种感受了。今天过得很有意义!为人民消除了一个隐患。
我到现在还能记得那个四十岁的中年人：闭着眼靠在沙发背上，额头宽宽，颧骨略显突出，眼角噙着泪……
想起这件事，心里总是沉甸甸的，总觉得对不起人家一一那个归囯华侨!
见到毛主席
这个时候，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不断地传过来，激荡着每一个人的心!北京，革命的圣地，世界人民心中向往的地方!能到北京去看毛主席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我和八一中学的同学决定：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九月中旬，我们一行六人坐火车到北京。一出火车站，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红旗飘扬。大嗽叭传来亲切悦耳的女中音：“亲爱的同学们，亲爱的红卫兵战友们，我们欢迊你们，北京欢迊你们!”听到这话，你心中的那把火腾地燃烧了，浑身暖洋洋的，心里热乎乎的。
我们去的那天，正好是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从车站广场走到长安街上，到处都是人群!只见路上挤得满满的，源源不断的学生队伍从东边湧来……维持秩序的解放军战士，把我们放进游行队伍里，我们手挽着手跟着队伍往前走。周围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胸前佩带着毛主席象章，手里挥动着毛主席语录，唱着歌曲……滚滚的红卫兵洪流在长安街上涌动着，欢呼声、喊叫声、哭声、笑声混合在一起……走着走着走不动了，宏大的人流几乎停顿下来。扩播里不断传来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人的声音：“革命的红卫兵要力争上游往前走，不要停下来!不要停下来!”可以说不是我们往前走，而是浩大的人的洪流裹胁着我们往前进……终于到了天安门广场，此时宽阔的天安门广场，己经是一片红色的海洋，无数面红旗在迎风飘扬，无数个红卫兵在高举红宝书，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节奏短促的口号响彻云霄，震耳欲聋!……许多学生激动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喉咙都喊哑了……我一边往前挪动，一边在人群中伸长脖子朝城楼上翘望，看不清，只能看到隐隐约约的人影，连谁是谁都分不清。每当毛主席出来向广场挥手时，广场上更是欢呼不断。我瞪大眼睛看，曾几次看到毛主席魁悟的上身，却始终沒有看清他的脸。就这已经十分满足了，令我欣喜若狂!毛主席一定看见我了!在向我们招手呢。……血液一下涌到脸上，热泪盈眶!当时的感受，当时的情景，一下就留在记忆里了，至今想起，仍激动不已!
当天晚上，住在一位姓谢的同学家。
谢同学的父亲是解放军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听说家里来了学生，晚上很晚了，还来到我们住的房间，看望我们，说了许多鼓励的话。
那时年纪小，不懂事，脸皮厚。仅仅因为小学同学几天，就赖在人家家里，给人家添麻烦。要是现在，宁可在火车站的长椅上坐着，也不叨扰人家。
住了五、六天以后，我们就转到北京八一中学。那里也有许多当年在广州八一中学的同学。熟人见了面，十分亲热。
在和北京八一中学同学相处的日子里，常常有种“洞中三日，世上千年”的感觉!小学的时候，一块偷东西，打群架时并不觉得。分别几年以后，发觉彼此差距极大，感到陌生。他们好象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圈子里!说话张扬，锋芒毕露，不知天高地厚。他们谈论起那些只有在党史、军史里才会出现的人物时，好象在说隔壁邻居的大妈，老头!有相当多人公然表示对江青的不屑，出言不逊，且沒有太多顾忌。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这在地方上可是犯忌的事情啊。
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后来成为“联动”分子。这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常常被描绘成嗜血成性的歹徒。在这里，我多说几句：文革初期，红卫兵打人致死的事件是极个别的，也是当时红卫兵所反对的。就象法制观念十分强的当今法制社会里，不是也时常在某些黑屋和派出所里发生一些刑讯逼死人的事件一样!任何时候，总有那么几个鱼目混珠的害群之马!广大红卫兵包括“联动”分子都是好的。至于说，当年他们保爹保妈，聚众冲击中央文革的作法，在当时看，是不妥的。风水轮流转，到现在可是主流社会所赞扬的革命行动啦。要是当年，他们跟着检举、揭发、批判，那才是没心、沒肝、沒肺呢!
那时大串连主要是到学校里看大字报。开始的时候，学校接待得简单，学生宿舍哪里有空就睡，吃饭时，到食堂的碗筐里捞个碗，就打菜吃饭。根本就沒人管!后来学生多了，宿舍里住不下，就在教室里打个大通铺，一人发一条被子……后来外地学生越来越多了，学校安排不下去了，就安排到社会上的其他单位。那时候整个北京城，学校、机关、企业、街道办事处……都在纷纷腾房子，做饭，接待全囯各地来京的学生。总的感觉是：接待质量，学校不如机关，机关不如企业，企业不如街道办事处!你越到底下，越和普通的北京市民在一起，感觉就越好!
记得头一回去北京，曾在绒线胡同居委会的红卫兵接待站待过一段时间。北京老百姓真是好啊!一进入那个难忘的四合院，就好象回到自己亲切、熟悉、温馨的家里!满院子的人都在对你微笑。“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我们欢迊你们。”居委会的大娘说，“来到这里，就是到家了，有什么难处尽管提。”……让你感激得说不出话来。早餐，油条，炸馍片;晚餐，挂面，饺子;中午怕你赶不回来，每人发两个面包，一根香肠，外加两个苹果……夜里还来查房，怕你冻着，感冒了……你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当时，北京市民对待外地学生的亲情，就跟抗日电影根据地里的老百姓欢迊子弟兵时的情景是一样的，情深意切!好象你是自已家里的亲人一样。
十月初，我在北京航空学院，意外见到我们初三二班“迎曙小组”的宫同学、王同学、田同学、温同学等六人。其中两位还是我当年在学校的井台上插棍誓盟的结义兄弟呢，关系极好，见了面格外亲切。听到他们叙说学校的情况，我才知道一个月来班里发生的变化……他们怎样摆脱校革委，班小组的阻拦，来到北京……。我听了以后，非常同情“迎曙小组”的同学。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就和“迎曙小组”的同学们一起，到北京的各个大专院校看大字报，抄大报……。北大、清华、北航、北京矿院……，走到那个学校，就吃住在那个学校。
有一次坐车路过颐和园，看见大门口贴着一张大字报，不知是那位好事的学生写的。标题是“反对游山玩水，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内容大意是：抨击一些人借用大串连的机会，游山玩水，逛公园，看展览，不搞革命，辜负了党的希望。要坚决抵制!……
我们很赞同这种观点。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这样的时刻，游山玩水逛公园太不应该了。我们整天都呆在学校里头，不停地抄大字报，手都抄肿了，还在抄，根本就沒有想到去游览北京的古迹、公园……真的，头一次去北京，整个时间都是呆在学校里，在抄大字报中度过的。
这期间，和北大的学生一起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十万人召开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记得周总理、江青等中央领导出席了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在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时，发现有十几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贴大字报，支持中国的文化革命!也不知道是外教老师还是留学生?个个脸上露着笑容……其中一张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的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的道路???》，文章中说：“我们决心要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决不允许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分子。”“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群众”;“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取消特殊化”……“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激情洋溢在字里行间!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北京航空学院见到的飞机!操场上停放着几十架各种型号的飞机：滑翔机、教练机、运输机、轰炸机、战斗机……镙旋浆的，喷气式的，应有尽有!头一眼看到，脑袋就嗡地一下大了。平常只见过从头顶上嗡嗡飞过的飞机，一下近距离地见到这么多神秘的庞然大物，沒有不心颤身摇，惊叫出声的。
当时我暗暗下决心，如果今后可能上大学的话，我一定要到北航上学!我还在北航校院内的书店里买了几本有关造飞机的书。我天真地以为：只要把这几本书看完了，我就可以造飞机了。可谁知命运多舛，到北航上学的愿望永远是个梦想。所谓造飞机，也只是仅仅在纸上画个飞机模样而已!
这时，“迎曙小组”的一位女同学执意要到南方串连。经过讨论后，大家也都同意离开北京到南方去。我因为要等家里寄来的包裹，沒有跟着走。如果跟着去的话，我可能串连回校后，就参加附中的“革命兵团”了。那样，以后的经历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了。
送走“迎曙小组”的同学后，我在大街上感到有点惆怅。离开学校一个多月了，我该返校了。今后怎么办呢?
我突然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扭头看见学校高三的玉同学、陈同学、郭同学从公共汽车上跳下来……。我对玉同学的印象极好。8月下旬，学校高中同学领着初中生上街破四旧的时候，我就跟在玉同学的身后，从文化路到北二七路，到德化街……浩浩荡荡，扫荡一路。现在分别四十多天后，在北京再次相见，感到格外高兴!
我听玉同学说：他们几人成立了一个组织“红旗公社”。这在当时，曾受到工作组、校革委的阻挠……。他们三个人是代表郑大附中的同学来北京，向中央反映学校文化革命情况的。……我听了以后，非常振奋，就和他们三人一块去找中央文革接待站。
中央文革接待站就在天安门附近。门口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传单，……来自全国各地文革的消息都汇集到这里：
有消息说：南京市委正在挑唆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围攻向市委贴大字报的学生……
有消息说：重庆的学生正在四川省委办公楼前，游行请愿，受到围攻……
有消息说：北京房山县某中学的红卫兵受“血统论”的影响，把出身不好的同学打死……
院子里、走廊上到处都是人群，川流不息。人人的脸上都露出焦急、激动、期待的表情……。我看见一个操着陕西口音的学生，在台阶上挥动胳膊，发表演说……述说西安的学生在省委大院前绝食请愿，淹淹待毙……他声泪俱下，让底下的听众唏嘘不已。
接待站内划分若干区域，我们找到中南区接待室。负责接待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郭同学掏出笔记本，讲述学校的运动情况：工作组怎样阻挠学生，一些同学怎样利用血统论迫害另一些学生……。玉同学和陈同学则在一旁插话补充。
接待员开始的时候，在本子上记着……后来，就停下来了。他张开嘴，不停地打着哈欠。“你们反映的情况，在全国是个普遍的问题。中央已经注意到了，正在着手解决。”接待员说，“你们可以回去看看最新出的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精神都在上面。你们可以走了!”
他张大嘴，揉着眼睛。也许，他觉得一个偏僻小地方中学里发生的事情太普通了，不值得大惊小怪。也许他真得累了。连续几天地接待学生，己经精疲力尽了。
可让我们感到失望!你看，我们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向亲人反映学校的情况，就想能得到支持，得到帮助，得到力量。现在就这么几句话就把我们打发了，实在让人心寒。
“你们回去可以写个材料报上来，我们好及时向中央首长汇报。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接待员敷衍地说，他翻着白眼，哈欠连天，头一栽一栽地，快睡着了。
我发现玉同学生气了，脸慢慢地红起来，额头上的疤痕开始发亮……。他突然跳起来，一把抓住接待员的脖领子，使劲摇起来……
这一幕，一下就印在我的脑子里了!历害呀，历害呀，连中央文革的人都敢闹，而且是抓住脖领子使劲摇!这一定是报纸上赞扬的革命闯将!真正的闯将!
当时我就下定决心：参加红旗公社!
……
十月中旬，我回到学校。一进校门，就直奔红旗公社的屋子而去。
远远得可以看见红旗公社屋子的门上，画着一面招展的红旗。一面经常可以在电影里看见的那种在枪林弹雨中，激励你冲锋的红旗!和你内心深处始终飘扬的那面理想信念的旗帜是一样的!有时，你看着看着，红旗好象活了!在蓝天下迎风飞舞，哗哗作响!
大串连
十月底的郑大附中，校园空荡荡的。秋风吹过，落叶遍地。大字报栏上己经沒有多少大字报了，冷冷清清。
工作组己经撤走了，校委会也瘫瘓了。这时，从北京到各地批判工作组，批判血统论的声浪风起云涌。人们已经悟出来了：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整学生是不对的，利用血统论再整另一部分学生就更不应该了。
前段时间，学校传达了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至此，各级党委陷于瘫瘓，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郑大附中处于无政府状态了。万物霜天竞自由!谁想拉杆子成立组织，谁就可以。谁想干啥，就可以干啥，自已决定自己的命运。只要不杀人放火，沒人管你。
这个时候，毛主席在天安门六次接见红卫兵。全国沸腾了，青年学生疯了似地涌向北京。学校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大家纷纷结伴出去串连了。
红旗公社除了留下一位姓王的同学在家守摊外，其余人先后也都结伴走了。我们赶到车站，才发现车站广场上人满为患，到处都是等待上车的学生。往北京方向去的车挤得满满的，根本就上不去!好在其他方向的火车还可以挤上去。我们这一群人里，大部分都去过北京，彼此一商量，干脆往大西南去。
这次再出去串连，己经和第一次串连完全两样了。在火车上想找个位子坐，门都沒有!能挤上火车就不错了。车厢里塞得满满的……。我们几个挤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我们这一拨有8、9人，三一班的张、徐、李，高一的徐、申，高三的玉、郭、陆……。大家很快就熟悉了，开始谈论一些社会上运动的见闻，外省、市的一些文革中的消息……有时大家会对一些问题发生争论，脸红脖子粗地吵，……尽管在过道上被来往的乘客挤得东倒西歪，但并不妨碍大家引经据典地辨论，走了一路，辨了一路!其中一个姓郭的高三同学，背着一个小挎包，里面装得尽是哲学书!都是些象砖头块一样厚的书。读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那时在学校里，高年级与低年级之间，年龄相差一、二岁就差好大的劲，学识，身体都差一大截。那几位高中生谈论的话题，我闻所未闻，听得我眨眼不盈……
头一站到成都，印象中是清晨到的。在火车候车大厅学生接待站里，拿到食宿住处的介绍信。时间还早，公共汽车沒有上班，是步行过去的。整个城市都在沉睡之中，街道上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薄雾。路两旁有许多饭店、茶馆，一些早起的小贩开始升火作饭，准备早点，小吃，……。成都，给人的印象是干净，古朴，闲适。
到了住处，简单洗嗽了一下，就去成都的几所大专院校看大字报，抄大字报……顺便又拐到《杜甫草堂》去看了看。我们去的时候，正是晚秋的季节。院子里落叶飘零，草木枯萎……有点破败的感觉。
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惊人。能吃，好吃，就知道吃。在成都的几所大学里看大字报，逛杜甫草堂的经历早已忘光了，现在唯一能记起的，就是成都的小吃!种类繁多，价格便宜。
满街满巷都是饭铺、茶馆，……沿街叫卖的小吃推车，一辆接着一辆。香味扑鼻，应接不暇。各色面食，抄手，包饺，腌卤佳肴，凉拌冷食，锅煎蜜饯，糕点汤元……。从衔头吃到街尾，满嘴流油，额头冒汗。成都的小吃，真是物美价廉啊。随便在那个饭铺吃饭，花上几角钱就能点个肉钱。饭不要钱，随便吃，再送个汤。饭桌上，佐餐的调味品能摆一片：胡椒粉、花椒粉、炸辣椒、豆瓣酱、辣椒酱、芝麻酱、味精、酱油、香醋、介末、红油……十几种!令你食欲大增，口水直流!
在成都呆了两天，我们就转到贵阳。贵阳这个城市挺不错，山清水秀。街道干净，宽敝。一下火车，就看到有接待站，给外来学生分配住处。分的地方叫什么，记不清了。在郊区，城乡接合处。旁边是黔岭公园。树木茂盛，溪水婉蜒。
住下就吃饭，照样免费。八人一桌，凑齐就吃。有肉，有鸡蛋，有排骨汤……。比现在的公款会议餐还实惠。住的是大房间，桌椅全搬走，打地铺。一屋子的人，臭脚，臭鞋，臭袜子，臭哄哄的。和我们住一屋的有几个上海来的学生，长得瘦骨伶仃的，却成天哇里哇啦地大叫。深更半夜了，还唧唧喳喳个不停。
陆同学忍不住了，说了他们几句，谁知那几个不知好歹的蛮子，竟然气汹汹地围了上来。陆同学是个一米八多的大汉。他把袖子一撸，伸出胳膊，“不行，咱们到外面比试，比试!”他说。那几个二蛋望着铁塔似的陆壮汉，立刻就怔住了，悻悻地钻进被窝，不再吭气了。……
我在贵阳那几天，病倒了。从小有个毛病，扁桃体肥大，好感冒。稍一着凉，就发烧，咽喉肿痛。同学们都出去，到贵阳的学校看大字报了。我一个人留下，吃了药就睡觉，一连睡了好几天。负责照顾我们食宿的是一个南下的东北女干部，四十多岁，待人热情极了。每到吃饭的时间，她就把作好的鸡蛋面端到我跟前……
我的病稍好点以后，大家决定去重庆。赶到火车站，就知道坏菜了!也不知怎么回事?贵阳站竟聚集了这么多学生!从车站广场到附近的马路，数不清的人头攒动。我们根本无法靠近车站，也弄不清哪个队伍去哪个方向。每一个排得七歪八扭的乱哄哄的队伍，最少有几千人，一直延伸到好远好远的……。看到这里，你头皮都炸了!
来来往往的列车路过贵阳，停在站台上，门窗关得紧紧的，沒有人下，也沒有人上。火车站里、站外，人越湧越多……
好不容易打听到去重庆方向的队伍，那就排吧。那时人老实，也不知道插队，就知道老老实实地排队，跟在后面，挤挤扛扛，走走停停……。终于有列车员举着牌子，高喊着，领着队伍进站上车。在广场上象耍龙灯似地绕来绕去，末了，竟离开广场往站外大街走去。说是到列车编组站上车。走啊走，走了几里路，到了编组站，也是黑压压的人群，根本就到不了边……队伍在撩天野地里蹲了几个小时，又垂头丧气地回到车站广场!
这时，在车站广场上，看见我们红旗公社的周永伦等四位同学，他们比我们晚到贵阳，现在也准备离开贵阳，到重庆去。看看重庆方向的人多，走不了，便掉头到昆明去了。我们实诚，沒有跟着走。惾拉巴及地死等，规规矩矩地在那里排队。大家手挽手地挤在—起，怕不自觉的人挤进来。伸长脖子地盼望列车来的消息。队伍一忽儿骚动起来，一会安静下去。等呀，等呀，腿都等酸了，等麻木了，就坐在地上，躺在地上……象一群逃荒要饭的难民!那情景就跟08年春运，风雪广州站等待回家的民工潮一样。……整整五天四夜!就这么一分钟，一分钟地熬过来了。现在想起来，身上还要发抖呢。
这期间，记得有个晚上下起小雨，冷风嗖嗖，刮得候车大厅的席棚嗚嗚地响……。第二天，在街道旁，摆了几张桌子。也不知道是居委会的人，还是那个机关的人，在发棉衣，绒衣，还发钱!手续特别简单，你只需要在一张油印好了的条子上，填上姓名、学校、日期就行。那时的人真是善良厚道啊!签个名，就能给素不相识的人发东西。这搁现在，简直不能想象!
等了五天四夜，难忘的五天四夜，我们终于挤上了火车，离开贵阳。车是学生专列，是解放前铁道游击队时代的那种两节车厢对接处还是露天连接的车厢。连这种老掉牙的古董都拖出来救急，可见当时运力之紧张啊。走在路上，这老牛拉破车能让你急死!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是个站就停，见个车就让。车上人山人海，转身都难。我意外发现前几天到昆明去的周永伦他们几人也在车上，还有位坐!他们几人看见我们，立刻就大谈昆明游玩的乐趣。滇池，大观楼，翠湖，……讲得眉飞色舞，兴致勃勃!看见他们得意洋洋的样子，心里无名火直冒!想想这几天在贵阳车站受得罪，你去跟谁说理去!
我那时病刚好，整天昏昏沉沉的。火车到重庆时，已经是晚上了。记得火车站不远处是嘉陵江。月色下泛着波光的河面，满江的灯光，来往船只快速移动的灯火，汽笛声此起彼伏;往旁边望去，整个重庆山城满山灯火，星星点点，和夜空的繁星连在一起，浑然一体，巍巍壮观!
在重庆住的地方，照样是郊区，一个小学校。管吃，管住。临出门时，发个小条，告诉坐几路车，如何换车。清楚周到，关心备至。记得曾经到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看大字报，批判西南局的内容“海了”，揭发李井泉59年在四川搞得老百姓饿死人的事件触目惊心!看那情景，比河南的“信阳事件”还利害。这期间曾经去了“渣滓洞”，“白公馆”。在那里，呆了整整一天。
我们这一代人是看着小说《红岩》和电影《烈火中永生》中长大的。恐怕沒有人不知道渣滓洞和白公馆，也沒有人不知道江姐、许云峰、陈然、小罗卜头……。听讲解员介绍：烈士们牺牲的时候，已经可以听见解放军进攻重庆时的枪炮声了。他们在即将胜利的时刻，献出了自已宝贵的生命!在整个参观的过程中，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阴森恐怖的行刑房和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那上面似乎浸染着先烈们的缕缕血迹;光线黯淡、狭窄的牢房，仿佛可以感知当时革命狱友们不惧艰难倔强坚忍的英勇形象;最令人难忘的，是看到那些英雄先烈的照片、事迹，特别是他们面对苦刑、威胁、痛苦、死亡时所写的那些诗歌和文字!那不是一般的诗歌和文字!那是英雄们用鲜血和理想谱写的伟大生命华章!面对先烈们的事迹和信念，你的内心激情澎湃，久久不能平静。
在参观《红岩革命纪念馆》时，意外发现里面发纪念章。是那种椭园形的红岩纪念章。好象在走廊里放张桌子，就发纪念章。地下一片泥泞，人多，排队。一条条长蛇阵，见首不见尾。那也得排啊，要不咋证明你到了红岩村?排了二、三个小时，总算到跟前了，又说沒有了，以后寄，寄就寄呗，还真寄了。回到学校不久，一只牛皮纸信封装着纪念章，还真寄到学校!这枚橢园形的小纪念章，我别在一条毛巾上了。后来又搜罗了几十枚，别了整整一大块毛巾，挂在那里金光闪闪。下乡时丢了，可惜了。
晚上在接待站打听离开重庆的火车，一问才知道：现在去订出川的火车票，得安排到十天以后才行。我们等不及了，又冒冒失失地赶到重庆火车站，想法上车。站台上又是人群汹涌的海洋，始发的列车都挤得满满的。每个车厢门口都是拥挤的人群，根本就上不去!我们急了，选定一个窗口，突然冲到跟前，不管车窗里的人怎样推阻，叫骂。撕喊着，搏击着，把同行的女同学一个个象往鸭子嘴里填喂食物一样朝上推，塞进车窗里，跟着我们也爬进来。上了车，我们算领教什么叫“无立锥之地”了。人挤人，不是挨着，而是紧贴着。下脚的地方都沒有，过道上，椅子背上，行李架上，茶几上，都是挤满了人。连厕所，洗嗽间也塞满了人。车走得也慢，老停，一停就沒个准儿。车上好象也沒有列车员，上车，下车，就从窗户爬进，爬出。车过柳州时，一大群广西学生下车了，我们抢到一排座位。大家轮换坐，感觉好受了点。椅子底下，那算是天堂了!铺上报纸，钻到底下就睡。二、三个人一组，换班睡，太幸福啦!
原来我们还有个计划，车过桂林时，下车在桂林转转，“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名还是如雷贯耳的。但车到桂林站以后，想在桂林下车的念头立刻打消了。车门根本就打不开，车窗紧闭。站台上汹涌的人群围着车厢的门口，拍打着车窗玻璃，喊叫着……。这太恐怖啦!刚刚好受点，有个座位坐，要是下车，再沦落成挤得象沙丁鱼群似的，简直不可想象!大家一致决定：沿途不再下车了。
因为有位子坐，大家情绪挺高，精神头又上来了。郭同学又开始讨论哲学了;徐同学高谈阔论，能说会道，神采飞扬……。同车厢有两个南京女中的女同学，惊讶地瞪大眼睛，盯着徐同学……。车到武昌后，那两位女生竟然邀请徐同学到南京她们的学校“指导开展文化革命”。……
这次在武昌停留，已经非常老练了。首先在接待站订下返程的火车票，然后再安排活动计划。食宿是分在武昌的一个机关，伙食颇丰，照样免费!
离河南已是一步之遥了，那种漂泊天下的感觉沒有了，已经到家门口了。我们心境很好，游览了东湖、骆珈山、黄鹤楼、长江大桥……。还到武汉大学、中南政法学院、武汉水利学院……看大字报。看人家批什么，看北京来电，看中央首长讲话。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有一天，在长江边汉口老海关钟楼附近的街道上走着，忽听大喇叭震耳欲聋;夏菊花呀，夏菊花!一朵红花变黑花!原来是游斗夏菊花!三四辆大卡车，一辆开道，装着许多扩音器。第二辆站着夏菊花，穿着黑衣服，一边一个人抓着她，后面还有两辆车。夏菊花是武汉杂技团名演员，顶碗是一绝，曾在世界杂技会上得过奖，全国闻名。夏是名人，大概武汉人也难得一见，一时人如潮湧，争睹夏菊花的芳容……。那时游斗正盛，经常可以看见挂牌子游街的队伍。
离开武昌时，照样在车站广场排队。人群依然很多，闹哄哄的。列车员举着牌子，领着队伍，缓慢地绕圈子，绕了一圈，又一圈，避开挤满人的验票口，突然从铁路员工上下班的背街道口，把我们领进站台，登上空无一人的列车。出来二十多天，头一次始发坐上座位了!
那时，武昌站刚刚建成，周围沒有什么建筑。站台的一侧，还是褐红色的土丘，山上草木茂盛……
抢黑材料
十一月中旬，我们返回学校。校院还是老样子，冷冷清清。一些同学串连回来，看看，扭头又结伴出去旅游了。
我们走进红旗公社屋子里，发现王同学正坐在板櫈上看毛泽东选集，还记笔记呢!出去的二十多天时间里，他竟然天天就这么坐着读毛选，太让人惊讶了!他还说：他不仅要把毛主席著作读完，还要通读马列的所有著作。
当时差点把我笑晕过去。这不成了儍子了吗?这百年不遇的免费旅游，管吃管住，发衣服发钱的好事，居然对他沒有一点影响!还有比这儍得吗?但是，你要是真把王同学当成儍子，当成个书呆子，那可就错了。王同学沉稳大气，精力过人，思维缜密，善于分析，语出惊人，句句在理，为人坦诚忠义……他那种苦行僧似的执着令人敬佩!后来，他成为我们红旗公社的主要勤务员。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回到学校总得干点正经事情吧?我们就想到向学校革委会索要黑材料。所谓黑材料就是运动初期，工作组整学生的秋后算帐的材料。当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需要这类东西。
我们红旗公社的头玉同学去交涉了几次，效果不大，这让我们很气愤。大家都吵吵着要采取行动。那时，我们红旗公社有几位非常剽悍的女生，嗓门高亢，底气特足。你要是轻声细气地与她们商量个事，不到二分钟，她们就会对着你的脸喷起唾沫来，骇得你头皮都发麻了。
我是那种看着象五大三粗的爷们，其实一肚子妇人心肠的人。办事粘粘乎乎，前怕狼，后怕虎，只能当摇旗呐喊的角色。上不了台面。关键时刻掉链子，总是上不去，差那么一把火!玉同学就是我的那一把火，也是红旗公社的那一把火!玉同学思维敏捷，侠肠仗义，大公无私，关心同学，事事争先，威信极高。在学校，只要跟着他出去干事，心里就踏实。要是我领着人出去，心里就空落落的。
此刻，玉同学正在讲去学校档案室索要黑材料的注意事项，“一定要按着党的政策办，要文斗，不要武斗!”他说。周围那几个剽悍女生哴哴着要去。我对这种可能发生肢体接触的行动，有点发怵，腿窝发软。但我是个爷们，总不能落在妮子后面吧?我就跟着一块去了。
学校档案室在原校长办公室旁边。屋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学校革委会的何同学，另一个是保管档案樻钥匙的同学，好象是高二来自南阳的同学，长着一付大脸盘，名字记不清了。
显然，他俩对我们的到来沒有思想准备，脸上现出惊慌的表情。
我们把来意告诉他俩。谁知管钥匙的同学原则性极强，沒等话说完，立刻高喊，“沒有党的命令，决不交钥匙!”
我们把近一个时期以来的报纸、社论、中央首长的讲话、一些传单的内容告诉他：工作组整学生的黑材料是不对的，文化革命是整走资派的，不是整学生的，应该把黑材料交出来。我们不要其他的材料，只要整学生的材料……我们不厌其烦地讲给他听，还举着例子，足足有十几分钟，嘴唇都有点干了。
管钥匙的同学小眼眨巴眨巴的，有时硕大的脑袋对着你还点几下，好象明白了。可是末了，他竟又拍着胸脯，挥着手大叫，“打死我，也不交钥匙!”
这下可把我们气坏了。我发现玉同学的脸都急红了。他冲上去抓住钥匙的领子使劲摇，“你给不给?给不给?不给，我们就动手了”
钥匙挣着脖子，拼命地喊，“不给，不给，沒有党的命令，决不给!”
我们红旗的几个一下就涌上去了。钥匙见势不妙，顺势就倒在地上，把钥匙抱在怀里，象抱着命根一样，满地板打滚!你要是伸手，伸进他的怀里去掏，他张嘴就咬!不管是指头，还是手掌，逮住啥，啃啥!
附中学生还有这种泼妇本事?我们看着满地打滚的钥匙，面面相矑，无可奈何。
这时，钥匙看着我们不动手了，便眯着眼晴，一动不动，好象睡过去了。但是，只要你一弯腰，一伸手，他立刻就打起滚来，同时声嘶力竭地大喊：“红旗公社打人了!红旗公社打人了!”
“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学校革委会的何同学分开人群走了进来，“前几天不是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吗?校革委已经决定：要把前一段的材料好好整一下，凡是涉及到整学生的材料一定挑出来，退给本人。又不是光你们红旗公社的，还有革命兵团的，还有井岗山兵团的，其他群众组织的都有。都是说好的事，今天为什么来这么多人?闹哄哄的，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沒有!”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跑步声，对立面的同学大概有二十多名同学正一二一地排队跑过来。一进屋，就一下站在何同学后面。钥匙也从地上爬起来，将怀里的一串东西交给何同学。
我们红旗公社的十几人就在房间的另一侧，双方就这么彼此对峙着，有那么—瞬间，大家都不知道该干什么好，有点措手不及。
那时郑大附中的同学们，虽然在一些向题上看法不一致。但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是相当融洽的，象有些书上描写的两派群众一见面就眼红，激动地高呼口号，唾沫飞溅地辨论，手挽手地冲击对方……那都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反正当时我们在学校的档案室里沒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双方的感觉都好象有点不太适应，都不好意思撕下脸皮说难听话。中午大家还在一块吃饭呢，彼此还互相说笑。现在一下进入对歭状态，实在有些难为情，都不好意思正视对方的眼睛，有的脸都红了。
“要不，这样!”何同学说，“只要你们红旗能答应两个条件，我们就开始查黑材料。”
“说吧，什么条件。”
“第一，只能看五月份以来，文化革命以后的材料，以前的一律不能看!”
“沒意见!原来就沒打算看，原来就想只查找工作组时期的就行了。”
“第二，学校的档案是国家的机密文件，只有忠诚可靠的人才能看!因此只有共产党员才能看!”
这下我们红旗的不干了，你都不是共产党员，凭什么你能看，我们不能看!
“好吧，共青团员也行，”何同学说，“要出身好的!”他又加一句。
行!沒意见!也沒有人招呼，红旗公社的一些同学就自动退出了房间，走到外面去。印象中红旗公社当时留在档案室的好象有6、7人。三一班的张，高一的申，高三的玉、陈等，记不太清了。学校革委会的好象有3、4人，其他的同学也都退出了房间。
何同学打开墙边的一个樻子，里面上下几层搁板，都排满资料。他从里面抱出了一堆档案袋，摊在桌子上，让我们找。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决心书，入党申情书，工作汇报，总结，毛选讲用稿，忆苦思甜发言，情况反映等等，眼花缭乱。一开始，我们兴致很高，把每一个袋子打开，一页一页地仔细看。后来发现不行，效率太低!你辛辛苦苦翻半天，找不到几件有价值的东西。扭头看见樻子搁板上山一样的档案袋，就头皮发麻，开始倒喘气了。后来决定：决心书、申请书、毛选讲用稿、忆苦思甜发言等类材料不看了，连袋子上的线绳都不用解了，放在一边。坦率地说，看这类材料，你得在心里时刻提醒自已：这些都是大毒草!这些人都是披着羊皮的狼!你得时刻绷紧这根絃。你要是万一不留心，顺着材料的思路走下去，感情发生共鸣，那就糟糕了。工作组整学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就崩溃了，你甚至会认为工作组成员个个都是焦裕祿了。这是非常费神，费力的。为了避免这类错误，就集中力量翻工作总结，情况反映等类材料，竭力从字里行间中掘出反革命来，这又谈何容易啊!
翻过来，复过去，找了半天。能够算得上，或者勉强算得上是黑材料的，就那么几片纸：“×××在学校食堂的水塔下面，说他爷爷是好地主。” “×××的父亲在单位里被罢官了，×××说他父亲是好干部。” “×××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文革以来一直坚持背外语单词……” “×××写工作组的大字报，查他的家庭出身，原来是大右派!”……
说实话，你要是拿着这几片纸，去找工作组的事，去找校革委的事，往他们头上倒屎盆子，你自己都张不开嘴。这算啥呀!说它是黑材料，有点拿不出手。说它不是黑材料，它连张擦屁股纸都不如!闹腾这么大动静，到头来只搞到这么几张不伦不类的纸片!别说有多泄气了!
我们的情绪大概影响了校革委的几位同学，他们也主动地帮我们从那些纸袋中挑拣黑材料。印象中何同学善解人意地倒了一杯水递给玉同学。钥匙同学热情地从档案袋中挑出材料递过来，“你看这份咋样?算不算黑材料?”又说，“我看有点象，要不，你先拿过去?”……气氛融洽极了!你简直不敢相信：两小时前双方还扭扯在一起撕咬……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觉得：我们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了!
临分手的时候，双方友好地扬起手，彼此道了声：“再见!”
沸沸扬扬的郑大附中抢黑材料事件就这么过去了。双方偕大欢喜!对立面的同学认为：他们誓死保卫了国家机密。而我们就更高兴了：红旗公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啦!
下厂劳动
l966年的冬天，郑州市的誓师大会，游行，广播车特别多。动不动红旗招展，大喇叭义正词严。此时的文革运动已经从学校走到社会上，发展到工矿企业里了……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工人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无边无际。
1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社论，号召青年学生到工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参加工厂的文化革命，抓革命，促生产。我们那时候，正收拾行装，准备步行长征到井岗山串连呢。听到报纸上的号召，就到工厂劳动去了。
我那段时间在西郊省纺机铸造车间劳动。
工厂的文化革命运动，这时也终于拉开帷幕，开展起来了。九月份的时候，中央有个文件《工厂六条》，强调在运动中坚守工作岗位，不准串连……。十二月初，中央又颁布《工厂十条》，允许工人业余串连，允许成立群众组织，……。抓革命，促生产!把运动深入进行下去……。厂部、车间、工会大字报栏办得气象万千，热火朝天!批判“三家村”，“四家店”，“海瑞罢官”的文章贴得满满的，一期接着一期，花样翻新，热热闹闹!那时工厂刚刚经过四清运动，干部作风还是比较清廉，干群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是谁砸碎铁锁链，是谁带我们翻身得解放”，这歌词写得多好!感恩还来不及呢!你让工人沒事找事地向厂领导贴大字报，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在共产党的天下，倡言造反。这在当时，人们还是难以接受的。人们不到走头无路的时候，是不会走上这条遭人诟病的路的。
那时，在省纺机参加劳动的还有其他许多学校的学生：郑州大学、粮食学院、河南医学院……。在学生们的鼓捣下，省纺机的一些工人终于揭杆而起，向厂领导贴大字报了!内容主要涉及少数干部多吃多占，打击报复的事……，还有就是一些比较空泛的大标语：什么“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啦!” “反对《鞍钢宪法》啦!” “对工人管、卡、压啦!”等等……
就这也不得了啦!一些群众，权当叫保守派吧，奋起写大字报反击!“厂领导是市委信任的好干部!” “否定厂领导，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贴大字报的工人，就叫造反派吧。人数少，有党、团员，青年工人多。保守派人多势众，党、团员多，老工人多，复转军人多……。造反派在食堂开批判会，保守派就领着人去砸场子，简直成了厂领导的御林军。有他们在，谁也动不了这些官吏的一根毫毛!他们控制着厂里的政工、人事、武装、生产等一切资源，每个人的历史档案都在掌控之中!观点相同的人，毛病就不说了，毕竟是同一组织里的战友。而造反派中一些人的劣迹，就非掀出来不可!“×××犯过什么错误!” “×××历史上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 “×××家庭出身是地主!”……。造势造得沸沸扬扬的，天空好象变黑了。搅得你觉得事态非常严峻，就好象当时的电影《槐树庄》，《夺印》里所表现得那样：有一伙人磨刀豁豁，在暗地里阴谋夺权!你会发现：文革初期，两派群众因观点不同，发生争执、辨论，造反派至多视对手为保皇派，嘻笑了之。而保守派却往往将不同观点的人，影射为向党进攻的地富反坏右!手里提着绳索，想将对方捆进监狱里!
我们-进工厂，就支持了少数派!那时觉得：只要矛头对准当权派，那斗争大方向就始终是对的。白天在车间里劳动，两派群众都争先恐后地工作，加班加点，比着干，就怕干少了，落在后面。产量都比平常提高。一般是在中午吃饭的时间或是晚上下班后，在饭厅里或在办公楼前，双方会互相辨论，互贴大字报。办公楼前的空地上，人群挤得满满的，有时办公楼的过道里也是人……。我就曾亲眼看见厂里多数派的头头领着人，把少数派从办公室里撵出来，从二楼挤到楼下，赶出办公楼……。几名刚进厂的开封青工，觉得受委屈了，操着汴京口音，在空地上裂着嘴嗚嗚地哭……
翻砂铸造是机械厂配件生产的第一道工序，工作环境最差，一般工人都不愿意去。我们在工厂待得那二十多天里，就一直在铸造车间。开始的时候，干些清砂、整理、打扫卫生的辅助活。那时人手少，生产紧张，各车间急需毛坯件，就是生产不出来，把车间主任急得跳脚直蹦!车间皮辊传送带旁边有几台闲置的造型机。我们仔细观察了老工人的动作，就上机操作。拖过砂箱，覆上型砂，按动电钮，机器工作，型砂震实;放上芯模，浇铸口芯模，覆上型砂，开动机器，压实成型。……把砂箱推到传送带上，徐徐向远方传去……在传送带的尽头，有人将砂箱摆放好……。够一炉铁水的砂箱了，有人负责炼一炉铁水，……行车拎着铁水包从车间的另头徐徐开过来…搬动旋转手柄，铁水包倾斜，奔腾的铁水顺着浇铸口流进砂箱里，铁水四溅，金花飞舞!浇铸口腾起浓烟和火焰!一个砂箱浇铸完了，就浇铸另一个，按着顺序逐次浇铸……浇铸口铁水的颜色由明亮渐渐转暗，……变得和砂箱的暗淡色彩一样了，整个砂箱扬起淡淡发白的青烟……。车间浇铸现场，摆放在地上的砂箱都冒起白白的青烟，好象电影里清晨森林沼泽地迷漫的薄雾!散发出一种怪怪的，混杂着硫磺和铁锈味的气味。当时不知道这种气味有毒，只是感到高兴。过了一个钟头，可以打开砂箱了。敲开箍环，砂箱分解，各种形状的毛坯件从里面露出来，清除干净砂粒，毛坯件就可以送到后面的杌加工车间，进行车、镗、铣、铇……这个过程多么美妙，多么令人高兴啊!
当时，我们每天就站在成型机前，弯着腰，嗅着难闻的气味，拼命地干活。从来就沒有想到要给点工资，给点补助费，连劳保用品也沒有想要!好象工厂里也沒有人想给，都挺正常，挺合理，一切都是自愿的!现在想起来，心里有点不平衡了。拿我们当牛当马了，喂个性口，还要贴点草料钱呢。我们也不要工资，不要补助费，连夜歺费也不要。给个口罩，给个围裙总可以吧?害得我们连换洗的衣服也沒有。在那迷漫浊烟、污砂飞溅的环境里，干一天活下来，除了牙是白的，浑身黑黝黝的，象个非州黑人。好在工厂里的大澡堂日夜开放，钻进澡堂里先洗衣服，凉在暖气片上，然后洗澡，池水立刻就黑了……洗完澡，穿上暖干的衣服，明天接着干……。
我们那个班组的班组长，是个从上海支援河南建设的老工人。好象姓江，记不太清了。江师傅当时年纪不到四十岁。观点是工厂里多数派观点。在工厂办公楼前，我们曾脸红脖子粗地辨论过，当时闹得有点不愉快。我们在翻砂车间里拼命干活，江师傅亲眼看见了，赞不绝口：“干活不惜力，真是好后生啊!好啊!”他从家里拿来口罩、手套给我们，让我们干活时用。有时从家里捎点饭菜让我们尝。江师傅作工手艺好，饭菜做得香，给人的感觉：好象江浙人比河南人强。
“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党呢?”他常常非常疑惑地问我，“现在生活多幸福啊，这都是共产党带来的!”
“我们沒有反对党，”我跟他解释，“我们只是对党里的一名干部的工作提点意见!每个人都有批评的权力，监督的权力。提意见也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让共产党的威望更加崇高!”
江师傅摇摇头，表示不可理解。江师傅有四个孩子，来河南前，老婆在农村，沒有工作，家庭生活比较贫苦。到郑州后，工厂给他老伴安排了工作，解决了户口。逢年过节，工会干部就会把救济款送到他的家里，这让江师傅感激不尽!
“共产党待我不薄，我不能说政府的坏话!” 他把工会干部当成政府了，“人是应该有点良心的，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他扬起头，脸上充满了忧虑。在翻砂车间迷漫的烟雾中，江师傅的脸布满了皱纹，眉毛紧锁，显得苍老，好象有五十多岁了……
多少年以后……，当我走在新时代的西郊纺织路上，常常看见路边破产改制企业的大门口，聚着成群的下岗工人。大部分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白发苍苍，面容衰老。为了了却余生的那点退休金、医药费，在门口苦苦地等待，等待资方能有个明确的说法……。他们的脸上露出象江师傅那样忧虑的表情，只是让人觉得心里发凉，在流血!
声援幼师
这个时候，附中红旗在郑州北郊文化区一带的学校里，已经小有名气了。郑工造总、豫农红总、会校造反战土、九中东方红、附中红旗等学校的群众组织，互为犄角，相互支持。一个单位的群众组织开会，其他学校的兄弟组织通常就会拉着队伍到现场支持，以壮声威。
九中东方红是我们附中红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血统论”时的并肩战友，经历相同，观点一致。后来“二月黑风”时，分道扬镳了。我们和九中815又成了生死弟兄。我还记得，我曾扛着红旗和十几名红旗战土到九中，参加九中东方红组织得批判“血统论”的大会。一进校门走错了，进入对立面九中815的地盘。几名8l5战土一听，脸色立刻沉下来。
那时，郑大附中的校风好，群众组织之间并沒有发生象有些学校出现的争夺公章的事。学校革委会的同学大概觉得前一段曾经压制了一些同学，略有欠意。就将公章一交，大门一锁，下厂参加劳动，或步行长征去了
有一段时间，学校公章就在红旗公社那张沒有上锁的桌子里，一动咕噜咕噜地在抽屉里响。出个证明，开个介绍信什么的用一下。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晴朗无风，太阳暖洋洋的，是个冬季少有的好天。上午十点的时候，从屋外进来两位扎着短刷子小辨，身穿准军装，胳膊上箍着红袖章的姑娘。她们自我介绍是隔壁郑州幼儿师范学校造反战斗队的，在幼师处境十分艰难。对方保守势力校革委十分强大。幼师革委会是由原校团委、班干部组成，至今仍蒙蔽着大部分同学。她们一一幼师造反战斗队处于少数。今天下午，幼师革委会要召开批判大会，这是个大阴谋!是妄图假批判，真包庇，让走资派蒙蔽过关!她们一一幼师造反战斗队要冲击会场，不能让保皇派的阴谋得逞!希望附中红旗的战友们能到现场声援。
我们当时就答应了。在场的还有高三的刘同学。刘同学是我们红旗公社的骨干，能说会道，煽动力强!前两天，我有事到郑州第二砂轮厂，找下厂劳动的同学办事，就是刘同学掏饭票在二砂食堂管我饭的。当时饭厅里人山人海，两派群众吃饭时还互相争论……。饭厅中间有张桌子，经常有好激动的人跳到桌子上发言，驳斥对方……我就看见刘同学在桌子上发表演说……。他口才极好，挥舞着双手，摆出一种姿势，有点象电影《列宁在十月》里列宁演说时的手势，鼓动得饭厅里的工人师傅们掌声不断，也包括我!
吃了午饭，我前院跑到后院，连喊带叫，沒有找到一个人。当时附中红旗的同学都下厂劳动去了。只剩下我和刘同学两人!但我俩信心十足，要为幼师的造反MM们两肋插刀!难道幼师的那筐保守鸡蛋，能碰得过我们附中红旗的两块石头?而且还是风雨锻炼过的造反石头?
下午，我和刘同学翻墙跳到幼师。幼师造反队的十几位同学正在大门口，焦急地等待我们到来。看见我们只有两人，露出失望的表情。我俩立刻安慰她们：不要担心，我俩能量大着呢，看我们怎么收拾黑帮的吧。
在幼师的大礼堂里，革委会召开的批判大会已经开始了。主席台前，幼师的同学们坐得满满的，人人手里拿着一个本子，在记着什么。主席台上，有五、六人。幼师丁校长坐在一张桌子后面，面前摊开一个笔记本。丁校长口碑极好，在幼师的师生中很有人缘。我们进到礼堂时，有一位女生在作批判丁校长的发言。女生态度亲切，面带笑容，她每说几句，丁校长就点点头，一边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好一幅轻松,愉快，和谐的茶话会气氛啊。这太小儿科啦!这哪里是批判会?这不成了经验交流会了吗!一点火药味也沒有，这不是分明想包庇黑帮吗?这样的会非把它搅黄了不可!
我和刘同学领着幼师造反队的同学们，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冲上了主席台。会场立刻就乱了。那场面就跟当今台湾当局开立法会，囯民党立委和民进党立委争夺麦克风，撕打斗殴的情景一样!恐怕幼师革委会的同学决不会想到，会有两个凶神恶煞的小胡子冲到会场上捣乱!
幼师革委会的—个戴眼镜的同学在喊：“附中的同学们，你们受蒙蔽了，有坏人在挑动，你们别上当了，快回去吧!要相信群众自已教育自已，自己解放自己。”
我们才不管哩，只管在那里胡搅蛮緾，反正不让你开成会!把麦克风抢在手里头，把主席台上的那几名革委会的人挤到主席台下。
我们命令丁校长站起来，接受广大师生的揭发批判。幼师造反队的一个女生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纸糊帽子，扣在丁校长的头上，要丁校长低头认罪。一个女生嫌丁校长的腰弯得不够弯，照丁校长的背上抡了一拳。丁校长立刻呲牙皱眉，露出痛苦的表情。一个女生掏出准备好的大批判稿子，开始念起来……
记得我也发言了，临场发挥，酣畅淋漓!什么内容，想不起来了，无非是捶胸跺足，慷慨激昂，用报纸上陈词滥调的八股语言，去伤害一位素昧平生、善良的老人……
刘同学是最后发言的，来了个花样。他一上去就炸雷般地吼了一声：“反党黑帮丁宁!”把台上、台下的人震得一哆嗦。大家都转过头，提着心，惊恐地盯着他的嘴，怕他再来一嗓子。他娓娓而谈，抑扬顿错，挥舞着列宁式的手式，把面前的桌子捶得山响!后来，他激动了，手舞足蹈，一下把桌上的麦克风掀翻到地上……麦克风砸在地板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在整个礼堂里轰鸣。这时，所有的人都痛苦地闭上眼，抱住头，好象挨了一刀似的……
幼师革委会的同学们围着主席台团团转，指手划脚，忿愤不平地叫哴，大声地指责，……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激动不已，却沒有冲上主席台，争夺麦克风!
我都有一点替她们抱屈了：大笨蛋!人那么多，为什么不冲上主席台，把那两个搅局的小胡子泼皮摁在地上，绳起来!要捆得象水产店里五花大绑的海螃蟹一样，看俩二蛋还敢橫行覇道!
但是，幼师革委会的同学们什么也沒作，就会在那里哇哇大叫。有的沉默无语，有的暗抹眼泪，有的放声大哭……。有人说：女人当兵上战场，会激起对手的士气!不知是否有道理?反正，当时我们在幼师礼堂主席台上，看见幼师革委会那些没出息的保守MM们大哭，掉眼泪，一愁莫展的样子，高兴极了!真是大快人心啊!我们把幼师老保给闹垮了!
离开幼师的时候，幼师造反队的姑娘们簇拥着我俩，恋恋不舍地送到大门口……，几十名小淑女争着和你握手，说了许多感激的话……，一个大眼细眉的美女抱着麦克风，扯着喉咙在喊：向附中红旗学习!向附中红旗致敬!坚决和附中红旗的战友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当时那个感觉啊，怎么说呢?一个字：爽!
多少年以后，我想起这件事，就后悔，……连肠子都悔青了!
当年，我们在幼师礼堂的闹剧，纯淬是个蛮不讲理的街痞，泼悍耍赖的伎俩!为什么要到人家幼师去捣乱?人家幼师革委会组织的批判会形式，不正是党中央希望，提倡的吗?
文化革命中有一种倾向，好象干什么事，不弄出点声响，不搞得象斗地主似的，就不是革命行动。“同意你的观点，不同意你的作法”往往是某些单位群众产生分歧的焦点，以此来划分革命派和保守派是多么荒谬啊!
我和刘同学都是干部家庭。父母文革中受到冲击。这让我常常产生一种耿耿于怀的情绪。但设身处地去想，那些嗷嗷叫揪斗父亲的二杆子积极分子，和自已当年批斗附中李校长，幼师丁校长的举动不都是一样的吗?那种蛮干冲动、肄意伤害人的行为，到如今，我都深深感到自责!
保卫报社
2月上旬的一天，我们接到通知：到《河南日报》报社，增援那里的二七战友。
我们从工厂赶到纬一路报社门口时，整个纬一路上挤满了人群。报社对立面的人排成一堵人墙，挡在报社门口。手挽手，里三层，外三层的，黑压压一片。人群齐声诵道：“要文斗，不要武斗。”情绪激昂，表情英勇。
二七公社各个组织的人陆陆续续赶到，在报社门口越聚越多。两派群众相互争吵，互相辨论，指手划脚，推推搡搡。与其说是辨论，不如说是吵架。喊叫、漫骂、吐口水，谁也不指望能说服谁，谁也不愿意被别人说服。大家都动了肝气，个别激动的人扭扯、撕打起来，就会有人出来拉架。双方群众都高喊：不谁打人!不准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
渐渐地，二七公社的人越来越多，大家聚在一起，向大门口冲击，响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对立面的群众拼死堵住，人挤人地死守……。二七公社人多，狂潮涌浪般地反复猛冲，终于撕开口子，冲进报社院内。涌进去的人群又拉起人墙，把对立面的人挡在外面。同时将里面不同观点的人撵出去，两个架一个地推出去，个别不愿走的人倒在地上打滚，就四人各拎一条腿地抬出去……
两派各个群众组织的人，从市里的各个地方陆陆续续地赶到报社门口……。二七公社的人一到，就站到保卫报社的人群里。十大总部的人则围在报社门口，越聚越多，把整个纬一路占满，围得水泄不通。这回轮到二七公社的人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群情激动，声音短促有力，整齐划一!
我们进入报社以后，作为第二道防线，守卫印刷车间。害怕对立面的敢死队员翻过围墙跳进来，阻挠报纸的印刷。
印刷车间的大门上写着：生产重地，闲人免进!我们手挽手地把印刷车间围起来，沒有一个人进去。郑大联委的一位同学在喊：“同学们，二七公社的战友们，任何人不要进入车间，一定要爱护国家财产!”
……
天渐渐地暗下来，落起了雪花。今年的第一场雪下了。中午到现在，一口饭未吃，开始感到饥饿难忍。我跑到附近《三味饭店》，买来了一兜烧饼、包子，带给伙伴们吃。
前院的喧闹声渐渐静下来，有同学从大门口跑回来，报告说：十大总部的人撤走了!现场—片欢呼。
我站在台阶上，透过窗户，可以看见车间里巨大的印刷杌在轰呜运转，印好的报纸在传送带上，象条奔腾的小河一样……。明天，到了明天，刋登二七公社成立的宣言，就会在郑州市的大街小巷传开了!
听同学说，今天是腊月二十八，再过两天就是春节了。往年这个时候，家家年货都已备齐，房屋打扫干净，亲人团聚，煮肉煎鱼……一幅幸福、祥和的气氛。今年却冒着大雪，蹲在这里，守卫报社，怕对立面的人来捣乱。
记得去年的今天，也是个大雪纷飞的晚上……我满面通红地随着人群，从铝厂工人俱乐部出来。一支解放军宣传队的慰问演出刚刚结束……歌剧《江姐》里的那支《红梅赞》，女演员唱得激情澎湃，如痴如狂……周围的工人师傅们肩并肩，手挨手，互相说笑走出来……那种团结一心，亲密无间的氛围多好!……谁也沒有想到，一年以后，竟会分成势同水火的两派!
雪下得越来越大了，白茫茫一片。后半夜寒冷刺骨!大家纷纷跺脚，搓手，不停地走动!有人把车间墙角下包装箱的碎木板拖过来，烤火取暖，立刻遭到大伙的反对。
“不经过允许，不要烧人家的东西!”
“都是无用的碎木片啊!”那几人喃喃。
“那也是国家财产!”大家一齐吼。
一句话，把那几个人噎得说不出话，站在那儿发呆，他们把火熄灭，悻悻地把碎木片又重新放回原地。
这时，人群里唱起了歌，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唱，互相拉唱。我们附中红旗的就不行，稀稀拉拉的，就那么二、三十个人，不气势!那象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豫农红总哪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人多势众，几百个喉咙一齐唱，撼人心魄!其中郑大联委的一个男生，嗓音特别洪亮，简直是胡松华再世!他只要一张嘴，人群就立刻骚动，掌声不断。让我们红旗女生的说法：那声音有种磁力，能把人的心灵给吸住了。有的学校表演红卫兵歌舞：《北京的金山上》，《草原红卫兵来到天安门》，《老俩口学毛选》，《红心永远向着党》…… 大家就围在一旁，鼓掌叫好。尤其是河南戏校同学表演的红卫兵舞，好象新西兰毛利人的土风舞，扬胳膊踢腿的，又跺又喊，踏得雪渣四溅!令全埸瞠目愕然。人们使劲鼓掌，哈哈大笑…… 饥饿、寒冷跑得远远的了……
我喜欢这种感觉。新的一年从春天开始。我们这块古老而生机勃勃的大地将揭开崭新的一幕!在即将来临的中国年里会是个什么样呢?《元旦社论》中说：1967年是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党中央、毛主席发出号召了!热血在我们胸中涌动。《国际歌》里说：我们要作天下的主人!天下不敢说，但当时我们确确实实是想作中原大地的主人，河南省的前途和命运就在我们肩上!
天快亮的时候传来消息：二七公社下属的所有单位，要在上午十点以前赶到市体育场，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暨二七公社成立大会》!
44年前的今天，京汉铁路工人就是在这里，揭开了中囯工人阶级反抗地主资本家统冶斗争的帷幕。而今天，中原儿女将以赤诚之心，跟着共产党去进行一场革命。
我想象着几个小时以后，郑州体育场开会的情景：红旗飘扬，歌声嘹亮，人群似海洋……
我看见：1967年2月7日清晨，一轮红日从瑞雪后的薄雾里冉冉升起，越升越高，越来越红……
造反派
小学的时候，我有个玩伴特别捣蛋，爱打架，谁都敢打。有一次上课，他把前排女生的辨子悄悄绑在椅背上，……让老师发现了。女老师拉他到讲台前罚站。他就和女老师对着打，一下把手中的铅笔扎进女老师的胳膊里。女老师“哇”地一声当场就哭了，被送进医院开刀!……这件事闹大了，他的父亲，一位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老红军气疯了，掂着鸡毛掸冲进学校，和警卫员一起，逮住那个不幸的小子，摁住就打。一边打，一边骂：“兔崽子，你想造反?你想翻天?还反了你不成!”
当时我在旁边吓儍了。我那同学惨不忍睹杀猪般的嚎叫，一下让我明白了：造反，一定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要是有人说我造反，我马上会浑身发抖的。
后来大了，也看了一些书。我发现：在传统的社会里，造反，历来是大逆不道的事，是犯上作乱的行为，是要杀头的罪名。除了脑子进水，精神不正常外，只有横竖也是死的主儿才敢干!
文化革命开始后，在一些单位，主要是在一些中学里，青年学生在工作组的支持下，一边倒地批判校长老师。但在大学、文化团体、机关、企业……在凡是经历过反右运动的单位里则不同了。相当多的人把文革视为又一埸反右斗争。翻档案，查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错。谁有问题，谁就是“监控对象”，谁就是斗争目标!谁敢给党委提意见，给工作组提意见，谁就是右派!谁就是反革命!人们普遍认为：文化革命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批评和揪斗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是把社会上暗藏得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清除掉，就是把解放前、历次运动中、档案里所隐藏的坏分子肃清干净。在共产党的天下，倡言“造反”，揭发政府的阴暗面，置各级干部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这在当时，人们还是难以接受的。从中央到基层干部、群众理解得能有多少?57年不是也号召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吗?最后不都被打成反党右派，开除公职了吗?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为什么要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事实上，如果不是文化革命那样以党的名义自上而下地进行号召和动员，群众从来都不会是乐于“造反”的，往往是走投无路才被逼到那一步的。
六月初，人民日报社论《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第一次提出文化革命中两派的问题，那时也没有提造反派，只是笼统地提无产阶级革命派。好象这顶帽子，谁都自认为能戴在自已头上。
那么，造反派都是一些什么人呢?运动初期的少数派(那时不叫造反派)绝大多数是些思想活跃，喜欢独立思考的人;是极少私心杂念，纯真热情的学生;是敢于反潮流，好学深思的青年。完全可以这么说：假如不具备这样的素质，他们也成不了造反派——顺着大潮流动是不需什么思考的。当然，这么说并不能反过来证明保守派大多数就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而事实上，不少造反的骨干分子，后来也都承认：自已当初并非目标清晰、明确，有个认识过程;个别先行者也有因与现任领导有个人恩怨，而树旗造反的。而多数派却是传统体制的依靠力量，不乏朴实憨厚，知恩图报的实在人。随着行动的发展，在校党委、在工作组、在血统论等问题上，少数派与多数派发生分歧……。66年10月份以后，全国性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在一些学校里，运动初期保党委、保工作组、执行血统论的多数派垮了，少数派得到各方支持壮大起来……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首语录歌到处传唱!造反，开天劈地以来终于有理了!人人造反，人人争当造反派，成了很时髦的事情，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象征了!当时两派群众都争当造反派，把保守派的帽子扔给对方。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尘埃落地，一切都显现出来，站在当年对立面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也不是沒有道理的。今天的人们，动不动就大骂权贵，声讨贪官污吏，生怕与官府沾上边。而当时不，那时的人们与现在的人有着较大的差别，普遍单纯而热情，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极强。多数人的组织性、纪律性、归属感、荣誉感都比较强烈，对领袖的崇拜，对政府的信赖，对组织的服从，可以说是绝无二心，豪不怀疑的。那时政府的号召力之强，影响力之大，在中国近代以来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保卫这样得人心的政府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不依靠党组织难道还可以自行其事吗?事实上，当我和其他同学一道批斗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后，回到家里看到父亲在单位里被揪斗的埸景，常常产生一些愤忿和不满，往往与那些所谓的保守派的心态产生共鸣。
坦率地说，把那些运动初期按往常运动的模式思考的人，硬说成是“保皇派”，是“老保”，真是冤枉他们了。实际上到末了，他们并沒有保什么人!他们只是习惯于反右运动的思维，运动初期，把本单位的领导当成党组织而加以保卫了。一旦他们竟识到：文革不是反右，是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表现得十分英勇，批斗干部格外凶狠!河南省委沒有一个好东西!统统打倒!这年的二月份，以河南省运动初期少数派为主，组建的群众组织《河南二七公社》，被省军区的某些人宣布为“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解散!”从此，二七战七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二月黑风，三月镇反，四月请愿，五月绝食……赴京上访，呜冤叫屈，为自已正名。为生存而挣扎在生死线上，自顾不叚!67年的上半年，尤其是元月份到五月份。在郑州市的大衔上，在游斗干部的队伍里，在广埸上，在各单位的斗争会上……扯头发，摁脑袋，五花大绑批斗干部的活动，大部分是那些争相表现的造反分子干得!响珰珰、硬梆梆的造反派一一河造总和十大总部!河造总的全称是《河南省造反派总指挥部》，自称是河南省造反派的总头!常常以黑社会老大的口吻自吹自擂：是河南的“河老总” !十大总部更是了得，是按行业，按系统组建的造反派组织。这些运动初期领导手下的顺民，现在格外暴躁，动辄造反，动辄打倒。在批斗共产党的干部上争凶斗狠，毫不手软! 听听这些名子：《河南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郑州铁路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郑州市革命工人造反总部》，《郑州市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郑州市人委机关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郑州市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 是不是象掉进冰窖里，浑身有点发冷?有点瘆得慌?是不是象一群呼啸山林的草莽刁民?
相反，二七公社倒显得温馨可人，好象过共产主义的大家庭。她是由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予农红总、附中红旗、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印八一、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等全省几十个运动初期的少数派组织联合组成。其中郑大联委，66年9月份成立了“专揪吴芝圃战斗队”;67年元月份再次联合省会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 一方面深入信阳等地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持清算以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饿死数十万人的滔天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队伍也不断壮大，由少数派成了多数派。
记得元月底的时候，我和高三的纪同学参加二七公社成立的筹备会议。会上因为支持刘建勋的问题发生争执。当时普遍认为：斗争的矛头应始终对准当权派，大方向就是正确的!怎么要支持刘建勋呢?会上有位同志讲述了毛主席在十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全国省委书记只有刘建勋发表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同时介绍了刘建勋在河南工作的情况……
50年代中期，河南省委的一把手是潘复生，二把手是吴芝圃，两人矛盾很深。矛盾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此前的河南、平原两省合并，平原省的班底是冀鲁豫根据地，河南省的班底是原豫东开封的省委班底，两省合并后，便存在两个山头之争。原河南省省长吴芝圃开共产党党内斗争今古奇观：发动反“潘，杨、王”运动，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打成右派，排挤走。实质是宗派斗争，为山头利益，排除异已!1958年他在河南左倾蛮干，大刮五风，酿成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饿死上百万人!整个河南饿死三百万!中央震动，派员彻查，将吴芝圃调离河南。
刘建勋同志就是这个时候，从广西调到河南，改组河南省委。建勋同志到河南后，作风踏实，团结同志，落实中央政策……带出了一批干部，河南的各项工作开始好转。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录同志;领导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杨贵同志;带领刘庄人民走集体道路的史来贺同志;还有密切联系群众的辉县的张永和同志;兰考的张钦礼同志……都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好干部，反映了当时河南干部的精神风貌!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建勋从北京回来，代表河南省委支持群众写大字报，欢迊对省委工作提批评意见……。在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表扬。 “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全国省委书记中，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建勋同志经历坎坷，文革中紧跟党中央，……，犯了错误……那是以后的事情。当时，我们确确实实认为：建勋同志在河南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得到党中央肯定的，我们应该全力支持他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清华井岗山驻郑联络站学生唐伟贴出大字报：《二十七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 文中说：“为什么省委揪出来的全是吴芝圃的老班底，而刘建勋带来的班子却纹风未动?为什么不去批判反动路线却先翻五九、六0年老帐?” 这可真是咄咄怪事啊!站在不同的立场，竟也能说得如此冠冕堂皇!这个清华井岗山的害群之马，给前一段被逼散的各单位的保守派，提供了斗争思路，给了他们一个能与二七公社对抗，并且能出一口恶气的口实。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河南军区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清华井岗山驻郑联络站;支持郑州工学院少数造反派联合成立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南造总”)和重新崛起的保守组织——“十大总部”。 把郑大联委、开封八、二四、郑州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等造反派组织视为“保守”、“非法”组织。在干部问题上，把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刘建勋定为走资派上报武汉军区党委，并把打倒不打倒刘建勋作为衡量是否左派的标准。
当时，“二七公社”被打成“非法”组织的原因主要有两条：
一是：“二七公社是河南最大的保皇派!” “二七公社是黑省委的卸用工具!” 这些大标语贴遍了郑州市的大街小巷。这时，十大总部已经返挺过来了，绝口不谈运动初期死保当权派的劣迹，不分青红皂白，逮住干部就斗，个个苦大仇深似的，把“保皇派”的帽子扣在二七公社的头上。当时我就愤愤不平：怎么不折不扣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办，讲政策，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倒成了“保守” ，“保皇派”了呢?事实上，此时郑州地区原来意义上的“保守派”，已不再是领导手下听话的顺民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造反派”，可以动辄造反，造原来支持和利用他们的领导的反，造各种不顺他们心意问题的反，而且言论、行为模式与以往的造反派几乎一样。为了表明自己一贯正确，行为更加激进，甚至更为暴烈“少文”。
二是：“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 就差沒说是反革命组织了。所谓牛鬼蛇神就是指得地富反坏右。当时，人们常常把他们比作成随时炸响的定时炸弹，生怕沾上边。当时“红五类”和“出身论”影响甚广。人们在开会发言时，或辩论时，第一句话不是声明观点，而是自报家庭出身。是“红五类”的，自然就是革命的。“有问题”和“落后者”，往往自惭形秽，逡巡不前。最先出头造反的学生、工人、干部，绝大多数都是苦出身，是党、团员，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毛著积极分子。谁都不敢用“有问题”和“出身不好”的人。稍为不慎，就会被对手抓住把柄，作为攻击的目标。不要说保守派不用，造反派也坚决不用。记得在下厂劳动时，两派群众因观点不同争辨，对立面的人经常一句：“你这是阶级报复!你这个地主狗崽子!” 一句话就把不同观点的人噎得说不出话来，噙着泪退到后面。有一段时间，郑大附中有些同学从外面串连回来，或者长征回到学校，想找个组织参加，常常找到红旗公社。如果我在的话，我通常不问观点如何，首先就问家庭出身。如果是现行，家里有人还关在监狱里，或者亲戚有被镇压的，头发马上就会骇得竖起来，好象面前是个滴嗒作响的定时炸弹!我常常暗示或者明确指出：想参加运动的话，最好去参加学校的塔山兵团、革命兵团或者反到底战斗队，让对手在炸弹群里面蹚去。要是有人寻衅，引爆炸弹的话，先把对立面给炸掉。现在想起来，实在惭愧，心理太阴暗了，伤害了无辜的同学。不过当时，确确实实是这样想的。那时人们进行阶级分析，首先就看家庭出身，把人都给弄怕了。我们附中红旗几乎都是干部家庭出身，到社会上所接触的造反派无一不是历史清白，积极上进的人。事实上，文革中两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几乎都是党员、劳模、毛著积极分子!
诚然，造反派的阶级成份比起清一色的工人、贫下中农、干部子弟的红卫兵要复杂些。可是，成份又能说明什么?成份能代替人们的基本权力吗?如果那个年代还是糊涂的话，现在就再清楚不过了。现在，如果你看见告状百姓、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在请愿，在上访，在递捡举材料……，你能因为其中某个人的亲戚曾被关进监狱里，就说他们是企图颠覆政权的暴乱分子?就派民兵、保安去抓捕?那可都是人民的正当权利呀!
“你们反革命，右派翻天!” 当时，确实有人看不惯文革的这种搞法，把响应毛主席号召的人看成类似57年反党的右派。文革期间，派系那么多，变来变去，造反派不一定就是坏的，保守派不一定就是好的。区别只不过是：造反派除了斗右派知识分子之外，还批判官员和政府机关;保守派只斗地富反坏右，还视给政府官员贴大字报的人为反革命，一心除之而后快。事实上，文革中被枪杀、监禁的绝大多数都是造反派，包括现在主流社会控诉文革所拿出来的几个典型例子，譬如：遇罗克、张志新、倪九莲等都是造反派呀。
“你们造反动机不纯。” 这是保守派在双方辨论时常用的武器。其实，造反派造反的动机纯洁得如同一洼清澈见底的山泉，象清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露珠，纯洁得叫他们如今想起来都觉得十分的可笑。造反作官，因为有官做而出现层出不穷的阴谋、武斗、流血、死亡是以后的事。上海“一月风暴”前谁也不知道造反会有什么结果一一说句不敬的话，恐怕毛主席也不知道。他们就是一个动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当年争得你死我活的是非，也显得不重要了;无怨无悔的付出，到头来只是一场空……。想起少年时经历得那一切，不禁唏嘘。那时候是那么天真单纯，对未来的憧憬是那么美好。岁月让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连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事情，我们失去了那么多……
现在主流社会竭力想把那一段的历史给遗忘掉，好象从来就沒有发生过似的。其实，我们也想忘掉。有些事情真是懊悔不已呀，至今想起来还脸红。
现在我们大家常常聚在一块，不管文化革命中是哪一派的，关系都十分亲密，如亲人一般。离开学校，在社会上走一遭，发现还是郑大附中的同学好。
大家在一块谈天气，谈旅游，谈唱歌、跳舞，谈子女上学，谈抱孙子……，甚至聊过去不齿的黄段子，就是不提文化革命，不提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但是，也不尽然。
我的一个同学的姐夫，出身贫下中农。1964年，从郑州郊区公社选送到棉纺厂。工作积极，要求进步，被培养成技术骨干，文革前己是中共预备党员了。文化革命开始后，他不能容忍有人竟敢给厂领导贴大字报，在工厂的大会上，咬破手指写血书：“誓与二七公社血战到底!”
1967年的夏天，我去同学家，碰见他的未过门的姐夫，扯了几句话，因为观点不同，脸就红起来，要不是碍着主人家的面，差点掀翻桌子打起来……
再次见面，就是几年前的事了……
……。他因为厂里改制破产的事，和厂方代表发生冲突……。他到北京上访……。被人遣送回来……。最后没有办法，领着200多下岗职工，在厂门口静坐，请愿……。
当天深夜，厂里派人暗暗潜进他的家里，踹开门，把他从被窝里拖出来，带进号子里喝稀饭……
我看见他时，刚放出来，在西郊公园大门口的树荫底下。他病秧秧地坐在一个脱了漆皮的冰樻旁，卖冰激凌，一副潦倒落魄的样子。
“我真亏呀，”他一见面就说，“就这点钱把我们打发了，我可是从十七岁就开始为厂子干活呀!这样一脚就把我们踢开，这算什么事呀!”
我开导他：干个体也不错，兴许挣得不比厂里的少。要体谅政府，体谅领导……。
“狗屁!”他一下站起来，把手中的冰激凌摔在地上，“看来，当年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对的。” 他说，“现在要是再搞文化革命的话，我第一个报名参加二七公社!”
三月镇反
研究文化革命史，你会发现：1967年2月、3月间，各地驻军支左，几乎都支持了保守派。因为那些地方上的干部很多都是从军队上过去的，是他们的老同事、老战友、老部下。说这些共同打天下的熟人是走资派，是反党黑帮，显然是难以置信的。他们的夫人和亲属，大都在地方上身负要职，任职于政工，人事，组织部门，常常是党政机关，企业，学校保守组织的头头或骨干。从感情上来说，这些处于阶级斗争前沿，始终面临敌对势力的威胁，作为专政工具的军人，对那些冲击政府机关，批斗干部，乱贴大字报的造反分子，是很难有好印象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元月中共中央颁布了 “公安六条”，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规定要求公安机关，“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尽管这里强调了政治斗争形势和形式的变化，但在第四条中重新提出过去专政斗争的主要对象：“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中的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可见，在1967年元月，主张推进运动的文革司令部，仍然不能不面对实际斗争中出现的复杂问题，即仍然要警惕“老的”阶级敌人利用和破坏文革运动。
元月28日，中央军委颁布“军委八条”，要求解放军支左，参加地方的文化革命……严禁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冲击当地军区!……。 显然，过去专政斗争的主要对象重新被提了出来。一大批共产党人和军人，都按自己的理解在群众中划分左中右，真革命与假造反，他们自以为是按“公安六条”办，六条把国民党残存的历史反革命，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作为运动对象，强调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认为那些响应毛主席号召，给政府官员贴大字报的人是右派翻天!一开始就用过去对付阶级敌人的办法，压制造反派!
二月初，河南驻军举行示威游行，支持河造总和十大总部。全副武装的军人和噒噒作响的炮车，军车，工程车行进在郑州的主要街道上，声势浩荡，威风凜凜……。挤在街道两旁，热烈欢呼的人群里，竟有不少是单位里垮了台的保守派组织，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示威队伍在经过郑州大学校门口时，拼命地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我们目瞪口呆!河造总，十大总部一片欢呼。近几个月来，十大总部象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默不作声了。而现在，却象注射了兴奋剂的冬眠鼹鼠，一下子从各个角落里冒出来。连日来，十大总部不断上街游行，打出了“坚决支持河南军区的革命行动!” “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标语。每天都有几万人的队伍专门绕到郑州大学，对着郑大联委，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他们被压抑了几个月了，现在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人人欣喜若狂!那个臭名昭著的造反派组织“省直机关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等打手，充当狗头军师的角色，全面否定刘建勋，把“卸用工具”的帽子扣在郑大联委头上，并提出“打倒刘建勋，气死党言川”的统一口号。宣传车震耳欲聋地高喊：“二七公社是河南最大的保皇派!二七公社是黑省委的卸用工具!” 十大总部的群众涌上街头，夹道欢呼，到军区大院门口“报喜”，“报捷”的队伍络绎不绝……。
二七公社顿时陷入失语状态，眼睁睁地看着对手笑嘻嘻地在你头上拉屎撒尿。我们都感到了军区在支持谁打击谁了。一股冷风侵袭过来，阴云笼罩在河南大大小小的造反队伍里。有人公开声明退出造反，有人悄悄离开。但绝大多数二七公社的人感到迷惘和困惑。那时，解放军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神圣而又亲近的，常常是分辨敌我的试金石。造反派胆子再大，你给他十个胆，也不敢反对解放军。军区的态度让二七公社的人感到痛苦和不解。二七公社一个学校的十几个毛头小子就到军区门口静坐，喊出的口号是：“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错误的!” 军区司令员是张树芝，结果他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那时，不知道省军区真正当家的不是司令员，也不是第一政委刘建勋，而是第二政委何运洪。情绪激动的楞头青们大喇叭点名要张树芝出来辨论。
军区方面不能容忍如此挑战权威，将这一静坐行为，定为“二七公社反对解放军”的主要罪证。事件一上纲，二七公社立刻声名狼籍，四面楚歌。
那一阶段，我内心十分痛苦。从小我是在军队大院里长大的，周围接触的都是朴实憨厚，笑容可鞠的军人。对身穿绿军装的人天生有种亲近感。如果说我的同学中有许多人的志愿，是当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话，我唯一的志愿就是想当兵!幻想着有一天，能上战场，抱着一个炸药包，和美国鬼子同归一尽!我们根本不可能反对解放军!爱还爱不够呢!我们只是想弱弱地分辨一下：我们也和河造总、十大总部一样，是个群众组织，不是非法组织。
三月初，军区保卫部将解放军驻豫联络站的军内造反头头逮捕;同时宣布军区大院内所有军人亲属和军人子弟，必须退出二七公社!
3月6日，省军区和“河造总”、“十大总部”数万人在市体育场召开“省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警师大会”。会上，清华井岗山驻郑联络站代表唐伟说“河南省市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目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操纵的政治扒手党言川之流煞费苦心拼凑起来的二七公社已迅速土崩瓦解”。会上，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必须交待他们的幕后策划人”。
会后，省军区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告全省人民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
据说，那个吴芝圃的搭挡，一贯“极左”，大刮“五风”，平时小病大养，一来运动就整人;59年“信阳事件”时，底下干部向他反映农民因缺粮而大批死亡的情况时，麻木不仁，置之不理。在鸡公山顶上，演戏、看电影，对饿死几十万人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赵文甫，对何运洪的讲话非常赞尝，给省军区写信，称何运洪的讲话是“极其重要的文献” ，“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保皇派威风”。 “大破了资产阶级控制，真正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 “你们干得好!你们要干到底!”。
当天晚上，二七公社所属组织的办公室，广播站几乎都被对手给砸了一遍，封了起来。所有二七公社的广播站都沉黙了。在我们文化路北郊一带，早早就沒有了人影。只有十大总部和公安公社的人在大街上兴高采烈，搜捕对立面二七公社的人。推窗看，西郊工厂区的上空，一片火红，大喇叭喧嚣。十大总部发动几千人正围住郑州印染厂。大喇叭宣布“郑印八一战斗队是反革命组织!”猛念军区 “告全省人民书”。一时西郊那边闹翻了天。郑印八一战斗队的二七战友手挽手地固守大楼。公安公社和十大总部就冲上去抓人。这次最引人注目的，是军区何运洪亲自领着军人，前来压阵。
郑州印染厂老保指认着人，从人群里往外拽，拽出来一个就揍，拽出来一个就揍，然后公安就上去戴手铐子。……后来铐子用完了，就用麻绳勒，捆得紧紧的……往卡车上扔，人压人，满满的，装了十几卡车!
消息传来，我们浑身发凉，悲愤填膺!
不久，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
二七公社的负责人、郑大联委的党言川被公安逮捕了!
郑州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的申茂功被逮捕了!
开封“八二四”的陈红兵被逮捕了……同时，八二四的人一天被逮捕了三千多人!
新乡八一八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被解散了……。
……
第二天，我到郑州大学探听消息。
校园已经完全变样了。往日郑大联委那座熙熙攘攘的文科大楼空荡荡的，沒有人了。在学校的大院里，树起了“非法组织郑大联委骨干分子登纪站”的大牌子。底下摆放几张桌子，后面坐着许多公安公社的公安，在发放登记表。要求郑大联委的成员必须填写“非法组织郑大联委成员罪恶登记表” ! 附近贴了一个通令，血淋淋的红色大字触目惊心：勒令郑大联委的成员必须前往登记，投案自首，交待罪恶。四十八小时内写出象样的检查!
满院子的人都是十大总部郑大红卫兵战斗师的人。他们两人架一个得把郑大联委的学生押到登记站前，低头，弯腰，翻带帽子，冲着联委的人挥舞着胳膊，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二七公社的许多组织垮了，解散了。有些单位打着“向军区请罪”的横幅在街上走着;常常有一辆又一辆乘大卡车游街的车队，上面由全副武装的公安和十大总部的人员押着挂着大牌子的二七派的头头或骨干，狂呼“镇压反革命”的口号，个个笑逐颜开，喜形于色。
我看着这些情景，内心充满了悲哀。下午，我回到学校，得到一个吃惊的消息：附中红旗的一些同学陆续宣布退出红旗公社!象我前面提到过的郭同学、刘同学、张同学、魏同学、柴同学、孟同学……等，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老红旗，十分骠悍。为红旗公社的壮大，立过大功。我们简直惊呆了，有什么话不可以在内部说呢，非要采取这种激烈手段?他们杀出去后，立刻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叫做“反到底战斗队”。说红旗公社“反对解放军”，是“卸用工具”。势同水火，全不顾往日的友情。
在整个二月、三月跳得最高的，令二七公社咬牙切齿的，就是公安公社。这是公安系统的保守派组织，是十大总部的核心铁杆，是抓捕二七战土的凶手。在十大总部的游行队伍里，公安公社的游行方阵尤为醒目。那时警察的服装跟解放军差不多，队伍是一色的草绿，红领章，红帽徽，人人都戴白手套，红袖标，甩着胳膊，走起路来嚓、嚓、嚓地响，俨然是解放军似的，让二七公社的群众好不羡慕!
在军区表明态度以后，群众组织“公安公社”竟然宣布另一个群众组织“红色公安”是“反革命组织”。理由是：红色公安是二七观点。我就曾在大街上，看到过“公安公社”游斗“红色公安”的宣传车，几名“红色公安”的成员被五花大绑地押在车厢前，列成一排，领章、帽徽全被撕掉，个个捆得跟龙虾似的。脖子上插着反革命分子的大牌牌。你很难相信不久前，这些整人的人和被整的人，还在一起侦破案件，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呢。
那时，郑大附中的旁边是当地驻军的一个摩托连。每天几十辆摩托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到大街上游行示威，在我们的面前呼啸而过!“镇压反革命组织!” “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喊得震天响!
公安公社的宣传车天天开到郑大附中校院内，对着红旗公社的教学楼，大念“公安六条”和省军区的“告全省人民书” ：
“最高指示 ：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 现已查明：“郑州大学革命联络委员会”和“河南二七公社”，是操纵在河南省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别有用心的人手里的非法组织。他们狼狈为奸，勾结地、富、反、坏、右分子，网罗社会渣宰，打着“造反”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欺骗蒙蔽群众，拼凑反革命小联合，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围攻、冲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进行反动宣传，造谣诬蔑，瓦解军心，破坏战备;袭击公安机关，夺取枪支、弹药，策反公安人员，阴谋夺取公安局的领导权;袭击革命群众组织，私立公堂、拘留所，殴打绑架、扣押、刑讯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肆意打、砸、抢、封，盗窃国家机密，破坏国家财产;极力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进行阶级报复;破坏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制造停产事件，使国家财产和生产计划遭到严重破坏，犯下了许多严重罪行。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保障“抓革命，促生产”，维护革命秩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决定立即取缔上述非法组织，特通令如下：
一、“郑州大学革命联络委员会”和“河南二七公社”，及其下属一切组织，自通令之日起，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并且不得改换名称成立新的组织或以任何形式转入地下活动。
二、上述非法组织中的首恶分子和幕后策划者以及罪行严重的分子要立即向公安机关登记投案，彻底交待罪恶活动，听候处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三、上述非法组织中的一般成员，绝大部份都是受蒙蔽的群众，也是受害者。应立即声明退出，积极揭发其组织和头目的罪恶活动。并对没有坦白自首的首恶分子揪送公安机关审查处理，只要你们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广大革命群众是欢迎的。
四、上述非法组织所具有的一切罪证、赃物、凶器以及抢勒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的一切财物，必须全部送缴公安机关，不得毁坏、隐藏和转移。
五、本通令如有违抗和破坏者，必须依法查究。
希望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协助公安机关积极揭发彻底摧毁上述非法组织。”
……
声嘶力竭的叫喊声，恶狠狠的威胁声，伴随着阴冷的北风，在空荡荡的教楼里迴荡! 形势越来越紧张了，一时间，不安、紧张、恐惧的气氛愈来愈浓;越来越多的学生家长赶到学校，哭着，喊着，硬拉着，把同学拽回家。空荡荡的教学楼里沒有几个人了!
我们坐在教室里，心情沉重，面面相觑。难道听毛主席的话，不折不扣按党的政策办，倒成了“反革命”?这实在让人想不通!
那几天，王同学的弟弟从家里赶来，天天緾着王同学，要他回家，并带来父亲的口讯：“立刻退出二七公社!否则，就断绝父子关系!”……。我亲眼看见王同学表情严肃，情绪伤感地写与家庭的决裂书……当时我就在旁边，心灵受到震撼!王同学是我们红旗公社那段时间凝聚人心的那盆火!他对问题的冷静、清醒、深刻的分析;热情、激励、出众的口才;坦诚、真挚、兄长般的关心;让我受益非浅!
一天，玉同学骂骂咧咧地从外面回来了。面黄肌瘦，蓬头垢面，一身虱子!让人惊讶不止!前段时间我还在纳闷：玉同学怎么不见了?一问，才知道：玉同学到西郊办事，途中，和几名十大总部的人辨论，竟被那几名泼赖扭送到拘留所里，关了十几天!听到玉同学的叙述，我们惊愕不己，百感交集!
这个时期，对立面的同学常常过来，找到红旗公社的同学，作受蒙蔽群众的思想工作。应该承认：尽管我们在一些问题上看法不一致，但对立面的同学还是很坦诚的，是真心为你好的。从他们闪动泪花的眼晴里，急切、关心的话语中，你能感到他们真诚的同窗之情。但问题是：我们没有错!那些编造的、吓人的罪名都是强加上去的，我们根本没有错!
我那时自恃出身好，乍着不了我!难道还能把我这块“滚刀肉”，切成个“反革命”不成?嗷嗷叫地往前上。7.25中央表态后，许多人都说自己路线觉悟高，先知先觉什么的。我有自知之明：我家在外地，沒有住在军区大院，或政府小区，沒有被父母拉回家。否则，就很难说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身边有一群诚实、认真，堪称中国脊梁的同学!年青的时候，结交什么样的朋友，你就有可能从此就成了什么样的人格，有了什么样的人生色彩!我至今都十分感激那个时期所结识的同学!
那段时间里，我们每天都到省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看书，……静下心来思考问题……，认真地讨论……。为了证明我们没有垮，我们依然戴着二七公社的袖标。平时不怎么戴袖标的我，这期间一天不拉!我们还时不时地转抄一些有利于二七公社的北京来电;发表一些评论!证明我们还活着，还在顽强地坚守着。我们没有错!我们都坚信：我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我们会有胜利的那天。
三月中旬，经过认真地讨论后，玉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那时写大字报，标题时兴写“为什么?”。言短意赅，振聋发聩!清华井岗山唐伟的27个为什么?郑大联委的28个为什么?我们的大字报叫9个为什么?《把革命进行到底──九个更为沉重的为什么》。指出：“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错误的!” “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郑工造总是河南资本主义复辟的带头羊!”……
“我们永远不要忘本，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用血汗养大的，我们要恭恭敬敬地作劳动人民的儿子……。现在，如果我们躺下去不干，革命造反就不能万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会重新登台，五千万劳动人民的利益就会丧失，我省的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
这张大字报我们贴在郑州工学院的大字报栏里，立刻引起巨大的轰动!这是近一个月以来，二七公社沉寂下去，重整旗鼓起来战斗，公开发出的第一个反抗的声音!大字报栏前，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人，争相传抄。几名便衣拿着照相机，表情严肃地赶来拍照……然后，坐上摩托车，神气地走了。应该说，郑工造总还是颇具绅士风度的，并沒有撕毁我们的大字报。仅在大字报空白的地方，写上：此文是大毒草!仅供批判用。我们又连续写了几份大字报，把郑州工学院的大字报栏贴满!
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了，许多是从郊区、底下县、市专程赶来……。有很多人看完大字报后，就直奔郑大附中而来，到我们红旗公社的办公室来上访，探听小道消息，诉说一个月来遭受得打击、迫害……。一时间，教学楼里人头攒动，往来不息……
中央文革一直在关注着各地造反派的命运。从二七公社驻京联络站，北航红旗驻郑联络站，解放军驻豫联络站，首都红卫兵驻郑联络站、新华社河南分社等机构获取的信息中，我们都能感觉到她的脉搏和我们在一起跳动。她象母亲护着婴儿般护着与她同呼吸共命运的造反派。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也在调整自己的方针。
3月24日，中央发布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称：“赵永夫等人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并首先开枪”，“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数百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赵永夫隔离审查”。
4月1日，党中央和毛主席批转了“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117号文件)。宣称：“这个文件提出的政策规定，望各地参照执行”。强调说：“第一，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的批准。第二，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抓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辑令应一律取消。许多外地学生多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责备他们-----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看得太严重了。第三，-----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能用解放初期对反动党团组织，采取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第四，-----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调群众请罪的作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压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说：“革命小将的英雄业绩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他们不愧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始终体现了革命的大方向”。“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也有少数干部因为革命小将对他们的错误进行过批判，就对革命小将抱有抵触情绪，怀疑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和他们对抗。如果坚持这样做，矛盾的性质就可能会转化”。
真是句句说到我们的心坎里了!我们根本就不用动员，不用吩咐，三个一队，两个一组，自动拉着架子车，抬着浆糊，沿街刷大标语：二七公社必胜!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青松不老，二七不倒!镇压学生运动的沒有好下场!……等等，把郑州市的二七广场、行政区、西郊工业区的大街小巷，贴得满满的!宛如惊涛裂岸，铺天盖地，转瞬间淹没了整个郑州市!
四月清明，二七公社组织了一次游行。一个多月以来，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的第一次游行!我至今仍记得当时的情景：
八时许，二七公社各路队伍向市体育场集合。人们打着巨大醒目的横幅，扛着猎猎招展的红旗，戴着二七公社的袖标……。九时正，游行开始!走在最前面的，是几十名解放军战士!红领章，红帽徽，绿军装，举着解放军赴豫联络站的旗帜，和一些部队番号的旗帜，高喊：“坚决支持二七公社!”路两边群众，掌声雷动：“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坚决拥护亲人解放军!”口号声震耳欲聋。我那时第一次知道还有个空字002部队，欣喜若狂。解放军支持我们了!解放军支持我们了!一个多月来，“二七公社反对解放军”的大帽子，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现在终于有解放军支持我们了，那种欣喜的感觉，好象拨开云雾，见到太阳一样!不管这些解放军同志后来遇到什么情况，但是我想，所有二七公社的人都会感激这些解放军战士的!这些亲人在二七公社最困难的时候，和我们在一起!
紧随其后的，是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驻郑联络站的红卫兵战友!高喊口号：“坚决和二七公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队伍里有许多北京院校的旗帜：清华井岗山、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等，这些都是当时全国赫赫有名的造反派组织!
跟在后面的，是红色公安!二七公社的公安战友。草绿色的制服，红领章，红帽徽……。几百人的队伍一片草绿，红星闪闪，迈着整齐的步伐，踏着节奏，挥舞手臂……蔚蔚壮观!
紧接着的，是十三所的二七战士!这是个国防科研部门，刚由解放军现役转归地方建制。几百名二七战士身着绿军装，昂首走在大街上，动作整齐，歌声嘹亮……，那训练有素的气势，格外引人注目!
再随其后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的造反派方阵!在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队伍里，红旗在飘动，红袖章在摆动，红宝书在挥动……，口号声，军乐声响彻云霄!游行队伍沿着人民路、金水大道、二七路缓慢地移动着。沿途群众夹道欢迊，面露喜色，高呼支持二七公社的口号。当游行队伍拐到中原路，向西郊挺进时，天空下起了小雨。时才农历三月，天气还比较冷。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流，往脖子里灌，牙齿冷得上下嗑嗑得响，但我们不怕!我们内心象有盆火在燃烧!
浩荡的游行队伍按着原定路线在风雨中进入建设路。两边人山人海，口号声、呐喊声不断!原来是被解散的二七公社下属组织的二七战友在欢迊我们。他们提茶送水，箪食壶浆，打着手势，举着拳头，喊着口号，跟着游行队伍走;或干脆走进我们的队伍，随同前进……。其情，其景，今天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参加绝食
4月6日，中央军委发布“十条命令”。主要内容是：“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抓人。” “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辑令应一律取消。” “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能用解放初期对反动党团组织，采取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调群众请罪的作法是极其错误的，” “严禁假借镇压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对群众组织“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等等。
四月下旬，郑州地区的造反派发起针对军区的绝食活动。要求郑州市公安局军管会，释放二、三月份抓捕的二七公社的群众。开始是静坐请愿，后来由几个学校发起，演变成绝食请愿。
整个郑州市轰动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市民前去现场围观和看热闹。我去的时候，绝食已经开始好多天了。从德化衔的南端，一直到乔家门路口，路面上、街道两旁、店铺前、台阶上，到处都是静坐绝食的学生。并沒有要求非得参加，可我们附中红旗在校的同学几乎都参加了。那天早上，我吃得饱饱的──比平时多两个包子，参加绝食。我们附中红旗绝食的队伍，在二七纪念堂的东门台阶上。无数面大小不同、字体各异的群众组织旗帜，在蓝天下猎猎拂动。附中红旗的那面旗帜格外醒目。
我在冰凉的台阶上，铺了一张报纸，侧身坐了下来。不远处，在绝食现场的旁边，搭了许多席棚子。有许多身穿白褂子的医务人员在忙碌。不时身边有担架，抬着饿昏过去的学生急匆匆地跑过，送去打针，抢救。那是已经绝食了好几天的淹淹待毙的学生!抬眼望去，周围黑压压，一眼望不到边，默默无语，席地而坐、而躺的同学，悲愤之情不由升起：何运洪啊，何运洪，中央不是己经处理了青海的赵永夫事件了吗?为什么要和造反派作对?要和中央文革作对呢?莫非要饿死几百人才罢休!不知谁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跟着十几人和，几十人和，几百上千人都唱起来了。这种歌曲凄惋，歌词也行。唱的时候不见得人人在想毛泽东，但真得很好喧泻了情绪，就象一个人受了委曲，哭了片刻后，心情到明朗起来。
五月初的太阳己经相当猛了，有许多工人在为我们搭风雨棚。绝食现场四周聚集的人越来越多。绝食火线指挥部临时扯得喇叭，在树杆上播放鼓舞士气的“北京来电”和各方声援绝食的致敬书!喇叭里每念一句，人群里就会发出一片欢呼!不时有一些机关的、工厂的二七派组织，拉着队伍赶来支持，猛念声援书!一名洛阳的学生，在旁边看了半天，把书包一放，和我们并排躺在一起。
中午很容易就挺过去了。到了晚饭时间，沒有饭吃，就很难受。胃里好象有什么东西在翻搅，直出虚汗。好在绝食不绝水。火线指挥部送来的开水是甜的，里面放了糖。但肚子仍是空荡荡的，很不好受。我们就闭上眼，开始睡觉，把自已抛入半休眠状态，来抵御饥饿的折磨。心里在和何运洪较劲，看谁能坚持到最后!昏昏欲睡中，听到旁边人群骚动。原来是解放军驻豫联络站的一个宣传队前来慰问。…… 这让我们好生感动。
……一天过去了。……那种仿佛有一只手在胃里抓挠的感觉消失了，代之以一种空荡荡的平静的麻木，好象胃并不存在了。……脑子里开始出现一片混沌的意象，四肢乏力，头重脚轻。……绝食现场一片寂静，人们己经不说话了，也尽量不动弹，不翻身，只静静地躺着……脑子里突然跳出“涸辙之鲋”这个成语。难道我们就是那些在干涸的车辙里，张着大嘴呼哧，喘着粗气的垂死的鲋鱼吗?周围，抬着失去知觉的学生的担架急匆匆地跑过……越来越多。不时有急救车拉着响笛驰来，把生命垂危的学生拉走。
我都急了，甚至替何运洪发愁：莫非要饿死人，你何运洪才能改正错误?不就是放几个人吗!军委十条说得多清楚，你要是真想不通，只要放出青年学生就行，其他成份复杂的人你可以继续关着。快点吧，快点吧，人快要死了。我们希望绝食不要饿死人，何运洪也不要为此而加重错误，我们希望绝食早点结束，能找个小饭馆好好吃一顿!
时间就在焦急的等待中，一分一秒地度过了……。突然，火线指挥部的喇叭发出急促的、紧张的报警声：“十大总部和河造总要冲击绝食现场!” 气氛立刻就紧张起来了。四周的人都匆匆地跑到前面。
远远看去，十大总部和河造总的游行队伍沿着德化街，从北面浩浩荡荡地开过来。高喊着：“绝食是反党，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 “二七公社是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解散!” “坚决支持军区的革命行动!” “坚决镇压反革命!” “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
二七公社的人挡在大同路口，不让十大总部的人往南冲击绝食现场。…… 双方就在路口打起来。……开始是推挤、喊叫、漫骂、吐口水;马上升级为推搡、扭扯、撕打……。拳头不够，旗杆、标语牌、脱出的鞋子、地上的砖头，统统变成武器……。满街混战，满街喧囂，满街哭喊! …… 附近是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双方都把伤员往哪里送。不断有伤员从前面人群中匆匆抬出……。不管是哪一派的，群众都让路。赤手空拳武斗，仍打得很悲壮，抬出来的个个满脸鲜血，双目紧闭! ……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郑州市，也可以说是河南省的第一次流血武斗!━━发生在公元1967年5月4日的德化街武斗!
事后，双方都用最忿怒的语言去控诉对方的罪恶，把挑起武斗的责任归罪于对方!
二七公社的人说：河南省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革命学生的绝食现场，蓄意挑起流血冲突，妄图镇压河南的文化大革命! ……
而十大总部的人则说：二七公社勾结地富反坏右，网罗社会渣宰，事先埋伏在德化街，肆意袭击革命群众的游行队伍，进行阶级报复，制造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 ……
据史书上记载：5月3日，军区负责人去武汉开会，坐在火车上，曾对某人说：“明天郑州有好看的。” 不知这段史料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话，那么游行的组织者是完全清楚：在两派群众对立情绪激愤的情况下，把游行路线安排在离绝食现场不到百米的地方所能发生的后果的! ……
从此，郑州地区的武斗，就由赤手空拳的推搡扭扯，发展到棍棒，发展到大刀长矛，发展到枪支炸药…… 好象那个从瓶子里放出的潘多拉魔鬼，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控制!
武斗
4月份，中央军委颁布“军委十条命令”。随后，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117号文件)陆续传达，二七公社的处境开始好转。
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刘建勋结合进北京市委领导班子。消息传来，二七公社士气大振!
4月23日，毛主席在“关于将河南两派领导人调来北京商谈解决问题的报告”上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 ……”
实际上，早在2月12日，毛主席对河南问题批示：“河南省闹的很历害，要他们双方(各地方的代表)到北京来谈话。包括军队认为是反革命的那些人也要派代表来谈话。谈一谈就清楚了。实际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颠倒了。”
4月26日，周总理第二次电令省军区：要求河南各派派代表赴京汇报，淡判……。与此同时，首都红代会、工代会、各地军事院校的革命派、中央各部、委及各省的革命派，都相继发出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一时，與论哗然，风向转变了。
这就象炸弹一样，一下把对立面给炸懵了，一片哀呜，人心惶惶。杀回马枪的，多如过江之鲫。就连著名的河造总的核心组织一一郑州机械学校的“8.26”造反团也阵前起义，声明退出河造总，宣布加入二七公社。不久，郑工造总的骨干“指点江山兵团”反戈一击，退出郑工造总，参加二七公社。一时，河造总的阵脚大乱，内訌不止。
这里要说说“郑工造总”。这个学校的“犯了错误的造反派”是罕见的顽固和狡诈。中央表态后，乃自称是“越压越硬、愈战愈强、响当当、硬梆梆、真正的造反派” !当年在我们文化路北郊一带，只有两所大学：郑州工学院和河南农学院。郑工造总(郑州工学院造反派总指挥部)和豫农红总(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是死对头。按理说，豫农红总人多势众，地盘又大，但给人的印象是斗不过郑工造总。应该承认，郑工造总是河南三月左派中的精英。个个能说会写，蛮子多，侉子多，南腔北调，伶牙利齿，辩论起来，一个顶仨!文章写得好，传单也漂亮。看到这样的对手，确实感到很惋惜。
我看着郑工造总的同学，感情相当复杂。文革初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联手作战的盟友。那时，我们经常到郑州工学院看大字报，声援学校的少数派，参加由郑工造总主持的批判反动路线的大会……。后来，郑工造总投向对方营垒，帮助昔日的对手，把自己当年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打成反革命，给人的感觉有点象《红岩》小说中，领着国民党特务搜捕江姐的甫志高，可惜了一世清名。
4月16日，军区付政委在大会上重申“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并且强调“军区说话是算数的”。在军区的支持下，河造总和十大总部，一方面掀起批斗省直干部的高潮，戴高帽、喷气式、弯腰……，批斗会议一埸接着一埸……搞得异常火爆;一方面布置在全省采取“愤怒控诉，坚决斩断刘、邓伸向河南的黑手刘建勋!”的行动，派人到北京揪刘建勋，向中央施加压力。
两派群众都自觉地涌上街头，各拥其主。为了捍卫本派的声誉，人人都很积极。双方的游行都很多，各式批判会、声讨会一个接着一个，好不热闹。一次，河造总、十大总部在郑州市体育埸开大会。郑大联委一位姓任的同学，戴着清华井岗山的袖标混进去，想了解情况。不料被对立面郑大红卫兵战斗师的同学认出，逮住，几个人硬摁着，摆出姿式，照个大头相。这下，十大总部可算捞到根稻草了，声称二七公社造谣撞骗，是个冒牌货。以后一游行，就有许多人挑着任同学的照片，齐声叫：任延庆，冒牌驴;冒牌驴，任延庆。二七公社冒牌货，造谣撞骗，冒脾货!应该说，十大总部写文章不行，但编这种琅琅上口的小调还是滿在行的：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党言川当队长，一二三四打砸抢……。节奏感很强，好念，好记，因而一下流传开了，全市妇孺都会哼哼。有时两派游行队伍在大街上碰上了，十大总部的人就会对着二七公社拼命地喊。那时双方还是相当文明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大家还是信守的。谁要是动手，谁就会输理，就要受到遣责。
进入五、六月份以后，双方的活动渐渐带有火药味了。二七公社和河造总、十大总部都分别多次举行了大型的集会。在集会后，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示威游行。通常都是好几万人拿着棍棒、大刀、长矛，由几辆宣传车在前面开路，然后排着整齐的队伍进行示威游行。在游行队伍路过对立派的据点门前时，经常会有一些好勇争斗的二蛋兹事，而引发武斗，造成流血事件。……两派的对立情绪越来越激化了，大大小小的武斗频繁地发生。“五.四”，“五.五”，“五.六”，“五.一七”，“五.二一”，“五.二六”，“五.二七”，“五.卅”，“五.卅一”，……。
“五.卅”事件：5月30日，十大总部、河造总围攻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大楼……，人数最多时达十万之众。中午二点，经过一阵砖雨弹丸袭击之后，四辆消防车同时出动，用含有硫酸、六六粉的药水向大楼喷射，强大的水柱铺天盖地而来;巨型吊车轰隆轰隆地嘶鸣着抡起上吨重的铁锤向楼顶横扫;推土机轧轧地怪叫着向楼壁冲击……。刹时，飞砖走石，硝烟滚滚，门窗破裂，楼角掀翻……。
下午，铁军纠集了一伙亡命徒，冲进了大楼，将成桶的汽油泼在二层、三层的楼道里，撒上六六粉，点燃罪恶的火……
当天，全市的二七公社支持者，都在关注着西郊国棉六厂那边的烧楼事态。火光熊熊，映红了西郊工厂区的半边天。当晚，我在学校。天黑后，附中红旗在西郊工厂的同学，从现场急匆匆地赶回来。他气喘吁吁地说：“十大总部真是大坏蛋!他们放火烧楼啦!他们放火烧楼啦!”大家就叫他喝水，慢慢说，他又说：“他们用消防车往大楼里喷射毒水，用吊车甩铁锤掀毁楼顶，用推土机冲撞楼壁，……最后放火烧大楼!他们想把楼里的二七战友、首都红代会学生、解放军赴豫调查团的战士烧死!”
我们心急火焚，想去支援自已的战友，但根本组织不起队伍，连根棍子都凑不齐。学校里没有几名学生，都下到社会上了。面对突然事变，二七公社方面完全束手无策，根本来不及组织援救。另星的二七派临时拉起的救援队伍走到半路，就被事先埋伏的十大总部手执大刀长矛的打手给击垮，驱散……。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烈火燃烧的大楼，楼顶上站滿了人，大家有节奏地挥动红宝书，火光中响起了“国际歌”声，“毛主席万岁”声，几名宁死不屈的学生高呼“共产党万岁”从楼顶跳下去……。
第二天，我曾经到现场看过。掀翻的楼角，熏得黑乎乎的楼壁，烧焦的门窗、桌椅，墙壁上、地板上潵滿的血渍……。触目惊心，悲愤填膺!他们怎么可以这样!他们那来的这么大仇气?不就是观点不太一样吗?打两下，出出气就行了。这样用推土机，用吊车撞楼，泼洒汽油烧楼，是要死人的!打死人，是要偿命的。难道不知道吗?
十大总部、河造总这样对二七公社下狠手，显然，是受到当时军区何运洪的影响。把意见不同的人，当作阶级敌人来对待。
一个多月以后，7月4日，何运洪在河南赴京汇报会议上，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沉痛地检讨说：“……。军区支左一开始，大方向错了，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颠倒了敌我关系，错误地把革命领导干部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了打倒对象。把郑大联委看成“御用工具”，错误地把二七公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对二七采取了压垮、拖垮的办法，这是上抗中央，下压群众，公开与毛主席思想对抗。……”
“五卅”国棉六厂烧楼事件，显示了十大总部巨大的实力!仅仅就事前没走露任何风声，一下完成十万人的调动和协同，一次组织几十台消防车、重型吊车、大马力推土机、专用工程车进行围攻，就足以让二七公社的穷小子们胆战心惊了。十大总部决不是任人欺辱的呆瓜。在河南的三月左派中，河造总只是少数学校、机关里激进的造反分子。而十大总部则不同了，她的下属组织基本上都是所在单位里掌权的一派。组织，人事，行政，武装，保卫……全套!拥有国家机器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虽然造舆论不行，但基本队伍庞大，可调动的人力，装备十分可观。它的战斗组织能力，动员能力，资源掌握能力，远不是二七公社所能比的!
史料上记载：1967年6、7月，原十大总部和河造总的少数头头，曾经密谋了一个通过武斗摧垮二七公社的计划。“进行两条道路决战”、“武装游行……全面停产”、“拦截军队支右游行，到军区造反。否则，将采取更大的行动。” 这时的十大总部和河造总，已不再是运动初期的“多数派”了，而是由当权派按行业，按系统直接组织起来的基干民兵组织!基本上不搞什么“四大”，而是一支真正的别动队。专门攻击二七派的宣传据点和组织基地，企图压垮二七公社，造成一派独大，达到不谈判而胜的目的。各地二七派的人被打得四处逃难。当时郑州大学、河南农学院、河南医学院、粮食学院等学校的校园里，挤滿了无家可归的二七群众……。郑州市的局势实际已经失控，演变成真实的力量对比驱使下的衔垒战。
这样表述，并不是说十大总部、河造总的群众就喜欢武斗。而实际上，他们底层的老百姓也不愿参与武斗。也不排除二七公社的社会痞子寻衅滋事，但大多数的武斗行为，都是十大总部、河造总挑起的。……这实际上,并不一定出自什么人的指使，乃是出于捍卫自身切身利益的本能，而自发地行动的。
经过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周总理作工作。军区开始转弯，支持二七公社。67年6月27日，军区刘付司令员代表军区党委，在军区礼堂作《河南军区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
“我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大方向就错了。我们对省委领导成员的情况未作全面系统的了解和阶级分析，没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他们所支持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看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御用工具”，把革命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因此，我们在二月份先后错误地发表了《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而没有对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月十七日河南日报社事件，主席、中央指示我们组织双方代表赴京汇报，这对解决河南问题、纠正我们的错误，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错误地理解了中央的指示，而对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采取了压垮和拖垮的政策，限制他们的代表名额，不想赴京汇报，这实际上是无视主席、中央的指示与主席思想是对立的。
在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打击了革命小将，压制了群众运动，党言川同学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会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的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阶级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不仅压制和打击了一些革命造反派，而且还支持了一些保守派。特别是三月份我们在急于夺权的思想指导下，没有按照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原则，组织了几个总部，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被动。
赵文甫给军区写信，挑拨离间，用意极其恶毒，但我们政治上麻木不仁，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给以及时揭露和反击。”
……
刘付司令员的“检查报告”还没念完，就被愤怒的十大总部悍将抓住脖领，撕扯，推搡，掀翻……。
这也难怪，把谁说成是“保守组织”，“进行阶级报复”，“掀起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谁都难以接受。三月份的时候，二七公社被打成“非法”组织时，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所不同的是：二七公社的人，只敢在军区门口坐着;而十大总部的刁民，竟敢挥舞重拳，殴打解放军!
四十多年以前，在武汉“七二0事件”中，那个大造党中央的反，大造毛主席的反的造反派，武汉《百万雄师》的一个头头曾经说：“当时，我们心里知道谢富治和王力绝对代表中央，我们也知道周恩来和毛泽东住在东湖宾馆，我们就是要迫中央改正错误决定，支持我们。两派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压抑的情绪象堆集的干柴，一点火就会燃烧起来。谁来都是一个样子，只要不支持我们，甚至压制我们，我们绝对造反。就算不是王力、谢富治来，换了别的中央首长，我们也照样找借口围困“东湖宾馆”，但采取的方式可能要文明些，对周恩来当然不可能绑架和打伤，但辩论、质问、围攻几小时甚至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时，陈再道讲话也基本不大管用了。我们和独立师的许多人都象疯了一样，豁出去了，大家都认为是为真理而战，根本不想后果，几十万人，还有武器，谁挡得住?”
一个头头说：“我始终不相信，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就是刘邓的人，他们所谓造反派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这确实真实地反映出，当年象《百万雄师》这一类组织的人们，当时听到被定性为保守派时的激愤心情。有一段时间，十大总部曾被中央定性为“保守派”组织。应该说67年2月、3月间，十大总部拼命打倒刘建勋，把二七公社打成“保皇派”组织，游斗、批判省、市委各级干部，是种图存自保的行为，是种改变运动初期死保当权派形象，争当造反派可以理解的举动。
现在想起来，当年中央的这种定性，是值得商榷的。应该允许犯错误，改正错误。人们对问题的看法，由于地位的不同，利益的不同，总是有先有后的。开始认识不到，后来跟上来了，改正就行了。没有必要一下就看死了，不变了。文革中所谓的“保守派”，其实到后来并没有保什么人，只是把文革当成反右运动了。到最后，一旦认识到文革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争先恐后地批斗各级干部。曾经有一段时间，文革变成全民整当权派的运动了。象斗湖南地主一样地批判各级领导。文革中，最为人们所不滿的“三分错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实事求是地讲，十大总部基层组织里，党、团员多，劳动模范多，老工人多，贫下中农多，复员、退伍军人多……。“是谁砸碎铁锁链，是谁带我们翻身得解放。”这些旧社会底层的受苦百姓，是共产党政权最大的受益者!你说她是利益集团也好，说她是利益阶层也好，说她是试图维持现存秩序的保守势力也好，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她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历次运动中依靠的力量!
运动初期，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共产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毛主席号召炮打司令部，是指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不是非要将司令部整个儿都搞垮。但是，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决不可上了他们的当!”这样说，好象也有道理。但造反派决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更不是地富反坏右。他们是“毛主席的‘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建立一种能监督从上到下各级干部的民主机制，防止共产党变修”实践的积极拥护者和推进者!
长久以来，毛主席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毛主席认为：解放后十七年搞的一套机构不行。他认为这一套机构、制度脱离群众，不准人民说话，不准批评各级干部。执政党沒有监督，官员很容易腐败。如果发展下去，会成为人民的敌人。必须把这一套搞掉，搞一套新的。怎么搞法?思想教育不行，整风不行，四清也不行，各种办法都试了，都不行。这次要用新的办法，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动，揭露党的阴暗面。要实行这种作法，依靠原来的组织、制度、纪律就不行了。他认为只用原来机构，自上而下传达五一六通知是不行的。必须采取一种新的方式，运用“四大”的，群众大民主方式。
显然，文化革命一发动，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入瘫瘓、半瘫瘓状态;原来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原有的机构，原有的思维，原有的依靠骨干，就有些落伍了，不适应了。而造反派是一些响应毛主席号召，坚决跟共产党走的人群。所以，文革一开始，毛主席的基本队伍就分裂成两派!双方都根据自已的理解，来捍卫毛泽东思想。起初，还是坦诚的、真挚的，关于真理的争辩。……但到了后来，就争正确，争山头。…… 最终，因为其背后利益的牵扯，演变成势同水火的派性之争!…… 一场对民主制度的探求，淹没在大规模群众暴力和暴行中!双方都在竭尽全力地呐喊，都在殊死拼搏。……但是，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讲，这些殊死拼搏的人群，其实都同属于一个“人民”的范畴!他们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也许，这是一起本来不应当发生和有可能避免的内部事件。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和个人的原因，冲突还是以这种最令人遗憾的方式爆发出来。
最近几十年，毛主席受到种种非议。但是我觉得：作为一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其发动政冶运动的目的，绝对是出自对本集团利益得失的冷静权衡，是为了维护工农大众的切身利益，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现在，看看我们周围的社会现象，就很清楚了。…… 但当年理解的又有多少?
1967年元月22日，军委碰头会议上，毛主席曾托付后事，寄希望于保卫文革的周勃一一许世友，曾当着主席面发牢骚：“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人，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他们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
这一年7、8、9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
在浙江，他一开始就谈怎样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说：“龙潜、阮贤榜(浙江军区副司令员、省军管会副主任。)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对打派仗的问题，他又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
在武汉，他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在江西，他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
在湖南，他说：“学校造反派也要学政策，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反抗。”
在上海，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这年年底毛主席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
据王力回忆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
毛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在文革中，主席多次在她面前说过：“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
……
但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悲剧，还是发生了，在全国蔓延……。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天下大乱了。全面内战!但对于河南来说，主要是6月和7月。……街道上，滿载着头戴柳条帽，手执大刀长矛的人们的卡车越来越多;情绪激动的人群挥舞着手中的兵器，嘶喊着奔赴激烈的战埸……。郑州市两派群众组织的冲突不断升级，武斗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血腥。…… 不断有大量的人员离开各自的组织，但不断又有新的人员加入。他们都是以工人为主，还有少量的学生。…… 不管他们是“老保”还是“造反派”，是男是女，年纪大还是小，是什么职业，是工人还是学生……。摆在他们面前的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好处。他们不是为生活所迫没有饭吃，也没有金钱美女在等待他们，更没有高官在等他们去做……。文革中和文革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该干什么的，还是在干什么，甚至处境更差：下岗失业。当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私心的，是抱着“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决心的。他们都有政治观点，都有一腔热血。为了信念，不管最后证明是错的，还是对的，都勇敢地面对死亡。(当然不可避免也会出现个别不讲人道的野蛮分子。)参加真枪实弹的武斗，不是人人都敢参加的。武斗是要死人的，敢于这样做的人，是要具有献身精神的。
四十多年的时间，一榥就过去了。回首往事，感情的暴风雨己经远去。岁月抚平了我们之间的隔阂，弥和了曾经的伤口……。当年那些悲壮的武斗场面，和那些高呼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人们，时常在脑海中闪现。我非常怀念和敬佩这些人!至到今日，我仍对当年的对手一一十大总部和河造总，充滿敬意!我知道：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都是有理想，有信念的人，都敢于用生命去捍卫自已追求的东西。当国家有难、外敌入侵的时候，都是义无返顾地走上前线的战士!不会当汉奸，不会当买办，不会当顺民。
我的父亲
6月下旬的一天，我听到有人在教学楼底下大喊：“打倒×××!气死×××!”听到有人要气死我，我感到非常惊讶!
原来有人从外面抄了一份大字报，贴到学校食堂的大字报栏上。大字报的内容是：揪出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上的叛徒集团。一行一行，一列一列，密密麻麻。从担任中央要职的所谓华北军人反省院出来的61人开始，到各部、委，各省、市，各机关……令人触目惊心，惊讶不止!我突然在其中赫赫然发现我父亲的名字!
我至今都在纳闷：当年南开大学的学生从哪里搞来这么一份材料，上挂下联的，这么庞大的系统。在地处山沟，充滿铝氧粉气味，偏僻小地方工作的父亲，怎么会纳入这些人的视线内呢?
我当时的感觉，就好象有人在我的耳边突然放了一枪。耳朵嗡嗡作响，双膝发软，目瞪口呆。
当天晚上我赶回家。家已经被勒命搬走了，从原来住的地方，搬到两间互相不挨的房间。厂门口贴着大标语：揪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我站在拥挤、陌生的房间里，母亲跟我说，你爸爸已经被厂里的人带走了。“他们打他，搧你爸爸的耳光。”母亲突然哭了，“这都是已经作过结论的事呀。”
父亲作地下工作的时候，曾于1936年被敌人逮捕过，关了一年多时间。关于父亲在监狱中的表现，1952年，原中南军区炮兵司令部党委曾作过结论：“…… ×××同志入伍后，经过较长时间战争环境的考验，立场是坚定的。……被俘至出狱未有变节自首行为……。”原鲁西特委书记，河南省委副书记刘彦春同志也曾亲笔写过证明材料：“……在×××同志被捕入狱期间，沒有任何变节自首或出卖组织的行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大字报上说的是真的?我应该相信谁?
家里四壁堆滿了破烂，拥挤不堪，没有下脚的地方。我卷起一张席子，跑到屋顶的平台上。白天被太阳晒热的沥青油毡热哄哄的，席子铺上去烤人。我心情烦燥，根本睡不着。
天上晴空万里，星星闪烁。远处有高音喇叭的喧嚣声。我竭力使自已平静下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问我自已。
一个革命者应该经受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包括委屈，不被理解，错误挨整的考验。我不能因为个人遇到了委屈，而动摇了对共产党的信念。个人尽可以遇到不幸，但只要我们的事业能够发展壮大，就足矣!这时我想起了长征的故事：一些错误挨整的同志，被当作坏人，在行军途中，让哨兵押着，抬弹药，背粮草……。打仗了，就编进敢死队冲锋……战斗结束后，又被押着，抬弹药，抬担架……下次打仗时，又被编进敢死队冲锋……他们一个个坦然地，义无返顾地，毫无怨言地跟着队伍走，把自已的一生献给自已追求的事业。多么悲壮，多么让人景仰。作人就要作这样的人!
“不管今后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不管个人会遇到多大的不幸，我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我对着天上的星星说。
父亲的履历表很简单：
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8年参加八路军;
家庭成份：中农;
……
我一向以为：父亲的家是很贫寒的，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是饥寒交迫得活不下去，才跟上共产党干革命的。土改的时候，父亲的家被评定为中农。我觉得那一定是评错了，高了。
“不对!”几年前来我公司打工的范县亲戚跟我说，“那时你爷爷家可富了!在我们濮城毛岗一带，方园几十里，就数你爷爷家了。有一千多亩地，骡马成群，有店铺，药房，酱菜坊……还有看家护院的呢。”
三十年代，国民党山东主席韩复榘支持梁漱溟推行乡村建设计划，在山东全境建了许多培养小学教员的乡村师范。父亲是在“范朝濮联立乡师”上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后因叛徒出卖，父亲他们八人被敌人逮捕……。韩复榘没有想到他办得学校里竟然会有共产党人的出现，他亲自审理父亲他们这个案子。韩复榘见到父亲他们几个，非常惊讶，“还是娃娃吗，”他说，“都是大户人家的富家子弟，家里有吃有穿的，不好好念书，跟穷鬼们闹什么闹!”又说，“现在是戡乱救国，政府对宣传赤化，煽动民众，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严惩不殆!……”
我爷爷家因为父亲参加共产党的牵连，遭到国民党县党部的三次抄家。第一次，派了二十多团丁，带着8架马车。一进村，就团团把爷爷家围起来。开门就拉东西，粮食、木料、衣物……滿滿8辆车，临走时，把所有牲口牵走……第二次又去，带着十几个人，几架马车，家俱、农俱、炊俱……，凡是能搬动的东西都搬走……第三次再去，进门就卸窗框，门框，门板，卸得光光的，老宅地上的树也给砍光，拉走……爷爷家真得是一贫如洗了。
国民党的抄家，吓得奶奶不敢在家里呆着，带着我叔叔、姑姑东躲西藏，流离失所……
八路军军史上记载：1938年11月，115师先遣支队从山西挺进到冀鲁豫地区，汇合当地的共产党抗日武装一一范县鲁西黄河支队，清丰河北民军四支队等，编成八路军冀鲁豫支队(新二旅)……。父亲就是黄河支队的负责人之一。
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刻，这些朴实的范县农民的孩子，参加到由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115师344旅所扩编的新四军三师的第八旅。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都倒在以后尸横遍野的战场上，他们所组建的部队是共和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让日后国民党兵，美国鬼子闻风丧胆的38军!
父亲是在八旅23团。当了几个月的营长，就被调到团的供给处，负责全团的后勤供给。这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许多连队的战史都能追溯到井岗山时期和鄂豫皖时期……整整抗战八年，父亲就随着这支部队转战河北、河南、山东、安微、江苏……，和日本鬼子作战!
1939年底，与彭雪枫的游击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共同经营豫皖苏抗日根据地。
1940年5月，日夜兼程，南下苏中，策应陈毅、粟裕的部队，决胜黄桥。…… 开辟苏北盐城抗日根据地，拱卫新四军的总部。
1943年秋，北上进入滨海地区，参加鲁南“反顽、反日”的反扫荡斗争，援助万毅将军的东北军111师起义，…… 建立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
1945年10月，挺进东北!和兵力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争夺东北。……
……父亲所在的部队是着便装，携带轻武器，坐船渡海进入东北的。…… 一到码头，苏联红军不让下船!…… 此时，苏联红军由于与国民党签订的条约限制，改变了进入东北初期对共产党的友好态度，对后期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持排斥的态度……最后，沒办法，只好绕道附近的浅滩，赤足，涉冰冷的海水上岸!
一到岸上，就接到命令：赶赴山海关前线，阻击国民党军队。…… 部队就开始跑，战士们互相搀扶着，架着，拖着，往前跑，跑得吐血 !下雪天还得跑，夜里还得跑。山炮、步兵炮留在老根据地了，带着迫击炮跑……，后来炮盘、炮架也不要了，背着炮筒跑……。
10月份离开山东的时候，穿着薄薄的单衣。等赶赴山海关战场时，已是关外的十一月天了。漫天大雪，北风呼啸，滴水成冰!所有能穿的东西，都穿在身上了。披着被子，裹着毯子，用褂子蒙着头，把布片包着脚……就那也不行!寒冷刺骨，苦不堪言。到后来，凡是能保暖的：棉絮，麻袋片，稻草……只要能缀在身上，裹在身上，绑在身上的，都要!……沿途老百姓奇怪纳闷，指指点点：“关里八路怎么派来了一群要饭的。”
更要命的是没有吃的!沿途沒有政权，沒有群众。吃粮得靠自已筹!几千人的队伍呀，难啊。越往西走，伙食越差。等到最后就不行了。根本就找不着粮食!战士们就喝从地上扫的树叶，磨碎的玉米芯，掺点玉米面的大锅糊糊……连涮锅水都喝光了!走起路来踉踉跄跄，摇摇榥榥;饥肠辘辘，浑身发冷……好多战士都冻伤了，病倒了……还得往前赶啊，一刻也不敢停留，迎着凛冽的寒风，往前赶啊，拼命地往前赶!赶在国民党军队到来之前，为共产党占块地盘!
好不容易走到城镇，被苏联红军挡在城外，挪个地方，再走一个城镇，还是被挡在外面，挡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上!……这些老毛子把他们当成收编伪军、民团的杂牌了。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这支疲惫饥饿，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蓬头垢面，皮包骨头，好似叫花子似的部队，就是毛泽东赖以打天下的共产党主力!一支从井岗山下来，在平型关消灭过日本人的部队!
到最后，父亲所在的部队赶到义县以西，和山海关退下来的兄弟部队一起，阻击国民党军队。……明知打不过，还得去打，缠着打!明知是去死，还得去死，从容赴死!我打不过你，但我也要緾着你，不能让你急进猛追，至少也得侧着身子，一步三回头地慢走。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死了，也要搁应你，吓得你三天不敢从我尸体上跨过!
“那一仗，部队伤亡了一千多人，光阵亡的就有四百多人。有好多范县老乡啊，其中一个邻村的，已是一线部队的营长了。”父亲在讲述过去的事情时，总是以一种平淡的口气。只是讲到这里，语音突然哽咽，泪光闪烁。
那时，父亲身体十分不好。长期艰苦的战争环境，侵蚀着他的健康。在国民党监狱里压残的双腿时时作疼，再加上长途行军作战，身体已经彻底垮了。有时常常需要坐担架。父亲觉得这样给部队添麻烦，带来累赘，遂产生到地方工作的念头。当时正是东北根据地大发展的时刻，各地急需干部，尤其希望关里来的老八路能选调干部，充实地方。上级领导已经同意父亲到地方上工作。父亲是松江省财政署第一任署长。接到调令，走到半路，被刘兴元将军骑马追了回来。“老毛，你不能走。”刘兴元将军对我父亲说。
此时，正是1946年的6月。四平会战后，共产党退到哈尔滨，退到松花江以北地区的生死关头。林彪开始整顿东北全境的共产党部队。山东一师梁兴初部整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即38军)的第一师。我父亲所在的部队整编为第二师一一就是在朝鲜战场第二次战役中，歼灭南朝鲜第七师团后，进行彪炳军史的大穿插，击溃土耳其旅，抢占三所里、龙源里，堵住美军南逃北援，一举扭转战局，打出38军“万岁军”威名的那个师一一英雄的113师!万毅将军的“东自七纵”整编为第三师。第一任司令员是万毅将军。几个月以后，李天佑将军接任为第二任司令员。那时八路内也有派系啊，一批原东北军的旅长、团长，从指挥的岗位上换了下来，调到军的后勤部门。关里来的老红军不放心，想让我父亲当砂子掺进去。
“老毛，你不能走，这里需要你。”刘兴元将军说，“你一定要为我党管好这一摊子啊，管好啊!”……
父亲就留了下来，跟随着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经历了第四野战军几乎所有的恶仗、险仗!……四战四平，三下江南， 决胜辽沈，解放平津，横扫白崇禧，直捣粤桂滇……从白雪皚皚的松花江，打到赤日炎炎中缅边界的红河口!……后由38军到四野后勤部……到中南军区炮兵司令部……到中南军区军械部……后转业回河南……。
1950年，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对外镇压反革命，对内开始整肃内部。和我父亲一同被捕的几位在地方上工作的同志开始被调查。一些外调材料就到了我父亲当时所在的中南军区炮兵司令部。只是在这时，父亲才知道：原来当年有一张济南小报，曾经登载过父亲他们被捕的消息。……
父亲一直认为：他的历史是清白的。他在狱中的表现，不仅有狱中难友的证明，还有当时党组织的证明。父亲被捕后，敌人为了获取共产党的机密，对父亲施加各种酷刑：鞭子抽，棍子打，烙铁烙，压老虎杠子，灌辣椒水……父亲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没有泄露党的任何机密!没有出卖任何同志!父亲被捕后，当地党组织沒有一个被破坏，沒有一个同志受牵连被捕……有一段时间，中共鲁西特委的地下联络站就在我奶奶的饭桌上……。
父亲出狱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退到黄河以南，抗日武装风起云涌。父亲不顾身上被老虎櫈压残的腿伤，和被辣椒水呛坏胸肺的痛疼，宣传反蒋抗日，组织游击活动，变卖家里的剩余财产，筹资买枪，动员，搜集亲戚家里的枪支，和地下党其他同志一道，组建了当地第一支共产党武装一一鲁西黄河支队!一年以后，八路军115师从山西开过来，在父亲家乡停留，扩编部队，准备东进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父亲和黄河支队成建制地编进这支英雄的部队……这些事，在老家当地的百姓中广为传说，家喻户哓……
父亲至死都非常感激他的老领导，原鲁西特委书记，河南省委副书记刘彦春同志。1952年，刘书记给原中南军区炮兵司令部党委，写了一个证明材料，证明我父亲在狱中的表现。那时我父亲参军离开地方已经快十四年了，和刘书记音讯杳无。
证明材料上写着：“……在×××同志被捕入狱期间沒有任何变节自首或出卖组织的行为。……，参加工作后，积极宣传反蒋抗日，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开展游击活动。……”
“幸亏有了这个证明材料，”父亲感激地说，“要不然，什么都说不清了。”
父亲以为：有了组织上的证明，什么都很清楚了。他狱中的表现;他入党后，变卖家产，资助共产党活动;组建黄河支队，参加八路军;参军后枪林弹雨的战斗……都能证明他对共产党的忠诚!他应该得到组织上的信任。
可是父亲想错了，现在已经不是人人喊打的白色恐怖的时候了;沒有人再记起倾家荡产帮助地下党的事了;当兵几十年，出生入死，几次差点战死的事也忘了，不提了;在敌人监狱中历经严刑拷打，严守党的机密的事也沒人说了，好象不知道似的;到了最后，连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叛徒”问题，也不再纠緾了;无中生有，不好意思了。现在就死緾滥打地集中在父亲是怎样出狱的?为什么能活着出来?履行过什么手续沒有?非要弄出个变节行为来不可!
父亲说：36年12月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拘捕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主张。国民党山东主席韩复榘，是国内与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山西阎锡山晋系等军阀一起率先响应通电的几个地方军阀之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爷爷托人用赎金把父亲从监狱里赎出来。父亲出狱时，双腿不会动，是被人用门板抬出来的呀!这些情况，老家的亲戚和地下党的同志都知道，而且有证明材料。
这不可能!专案组的人说，现在局子里放个小偷，还得写永不再犯的保证呢。国民党释放共产党的政治犯，不履行手续才怪呢。又说，国民党报纸上的报导，决不会空穴来风，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这样说，好象也有道理。但是反过来说呢?如果敌伪档案中沒有，连国民党留用人员都不知道的事，为什么就一定要认定是真的呢?难道国民党的宣传人员为了扩大影响，污蔑共产党，就不会凭空揑造，颤倒黑白吗?或者说，国民党报纸中的帮闲文人，为了邀功请偿，编些下三烂的污蔑文章会是真的吗?为什么不这样想呢?总之，是说不清楚了，很情楚的事情说不情楚了，说情楚了，也沒人信了。唯一能说清楚的是韩复榘，可惜被蒋介石枪毙了。
父亲在专案组的眼里成了历史不清的人了，成了历史有污点的干部了。专案组的人象当年韩复榘审问共产党人一样，开始发难：
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为什么在家里过得好好的，要为穷人卖命?是企图钻进革命队伍，破坏革命?
为什么不死在监狱里?为什么要活着出来组织游击队，参加八路军?还想重新混入军队?妄图篡夺党权?篡夺军权?
令人莫明其妙!令人哭笑不得!令人悲愤!令人心寒!……
我不知道父亲面对这样的责难，他的内心是怎样想的。但是我知道，父亲每一次总是跟我说：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组织，这个问题总会搞清楚的。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
1968年，我下放到农村去。临走时，我想再看我父亲一眼。远远的，在郑州铝厂文攻武卫指挥部用铁絲网围成的大圈里，我看见父亲和几个同样上了年纪的老人正在抬东西……。微风吹起他已经苍白、稀疏的头发，他的脸上布滿了皱纹，他的整个身子佝偻着，腰弯得更历害了，一条腿在地上拖着……
我扒在铁絲网上喊我父亲，他站在那里，沒有反应。我拼命地喊，拼命地喊，嗓子都喊哑了……可他还是沒有反应。他聋了!他们打他，他被打聋了!
突然，我哭了，嚎啕大哭……
父亲，父亲，我的饱受磨难的父亲!当年你九死一生，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拖着压残的腿，忍着被辣椒水呛坏肺的痛疼，变卖家产，组织游击队，带着四百多家乡子弟，参加八路军的时候，你想到会有今天吗?
广播站
自二月份以来，郑州市的群众组织分为两大派，势不两立。郑州市的市民也分为两大派，各拥其主。人人争先奋勇。那时，大家走上街，拿着毛笔沾着墨，在墙上写大标语。满街都是“二七必胜!”“十大总部必败!”“河造总必败!” 或者，完全返过来的标语。
文化革命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曾多次发布文件，要求各地“严禁调动农民进城围攻学生”。 但事实是：67年4月、5月、6月，河南的“省直造总”多次调动郊区祭城公社的农民进城，围攻、毒打、绑架学生……。
现在，人们已经很难想象竟然有人能调得动农民，去围攻与已无关，行使权利的单纯学生。但当时却可以。居心叵测的人向翻身农民蛊惑说：这些学生是阴谋变天的暴乱分子。因此，基干民兵下手极狠，拳打脚踢，又跺又踹。
四月，我校红旗学生到省直机关贴大字报……。就多次被郑州郊区祭城公社的基干民兵追逐，殴打…… 最后被抓捕到生产队，劳动改造……。五月，我的同学在省委贴大字报，就被“省直造总”的打手和郊区农民抓去，毒打后送到黄河边的农场，监督劳改，拿枪看押着……被打得头破血流，气息淹淹……。
我们经常抬着浆糊桶，沿着文化路，二七路，建设路，……到行政区，到西郊工厂区，……在省委门口，在二七广场……。刷标语，贴大字报。这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情。在你往墙上贴大字报的时候，对立面的人往往会围过来，指手划脚地辩论，个别情绪激动的二蛋，甚至会推推搡搡，撕破你的衣服…… 这是常常遇到的事情。……
游行示威，是经常要参与的革命活动。不管刮风下雨，烈日当头……。短到十几里，长达上百里，口还不能闲着，要声嘶力竭地高呼口号。返校时，口干舌燥，身心疲惫，体力透支极大。……
然而都干，心甘情愿地干，不要命地干。
当时，附中红旗在郑州市的学校里，己经小有名气了。文章写的好，大字报水平高。刊头上有面小红旗的《红旗报》贴在郑州市的大街上，好象一面面小红旗在飘扬。
二七公社内部，附中红旗是主张文斗，宣传“十六条”，坚决按党的政策办的“政策派”。对那些“近卫军”、“战团”之类专事武斗的团体，有点不屑。那时，两派群众组织武斗，冲在前面的大都是些技校学生，学徒工和社会底层的闲杂人员。按当时我们附中学生的眼光看，技校生就是一些考不上学的差生，更不要提成份复杂的社会闲散。在二七公社各个学校据点里，常常能看见一些散漫，溜里溜气的人。你要是讲道理，让他说出个1、2、3，他什么也讲不出来。就会打架，好勇斗狠，动不动就亮出刀子，要跟你拼命，简直就是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鸟合之众!
我们附中红旗是坚决反对武斗的。靠棍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也行不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以感情代替政策只能图一时痛快，但却会把好不容易得来的大好形势葬送掉。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决不打第一下，能避免的武斗，采取一切措施坚决避免。但在政治上决不让步，要抓宣传工作。走上街头，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这也许是一厢情愿，有点书生气了，被内部一些人斥为“右倾路线”。但当时，我们确实是这样做的，认认真真地去做。
每天清晨，附中红旗红喇叭宣传队就走上街头，…… 一直到很晚，才返回学校。1967年4月、5月、6月、7月，在郑州市的大街小巷，在所有有人群聚集的地方，你都可以发现附中红旗红喇叭宣传队宣传员的身影!……耐心地讲解政策，细心地分析形势;诚恳激昂的声音，热烈有神的目光，坚定有力的手式。象五四运动时，在天安门广场上，宣扬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象一二九运动时，在工农民众中，宣讲抗日救亡道理的志士!
当年，在附中红旗的每一次会议上，红旗总勤的王同学总是告诚大家：要耐心地做受蒙蔽同学的工作，严禁武斗。他们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我们分了家。决不能排斥、歧视、打击，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他们。当时附中校园里，各派群众组织相处，还是比较融洽的。学校里武斗很少，学生中的对立情绪，相比还是较少的。象有些学校发生的一派学生，把另一派赶出校门的事没有。但是也有例外，张鲁明牺牲后，有少数低年级的红旗学生，悲愤之余，把对立面的“顽固分子”给打了。当然这是不应该的，事后他们也很后悔，令人遗憾。记得当时，红旗总勤的同学闻讯赶到现埸，奋力制止，拦也拦不住。对不起了。
那时，黄河路就已经是郊区了，沒有路灯。下午5、6点以后，行人稀少。农业路就是农村的一条马路，道两边，大部分都是麦田，菜地，果园……。郑大附中孤悬在一片麦地里，周围就沒有什么单位。学校三派学生都参加社会上各自团体的活动，在校内沒有争斗，一团和气。学校的广播控制在红旗公社手里，每天例行公事地播放新闻，通知，或《红旗报》的文章。定时定点，不熬夜，不早起。对着一团毫无反应的空气嘶喊，也太沒劲了。
在我们文化路北郊一带，夜晚，通常在一般单位广播沉寂下去以后，豫农红总和郑工造总的宣传攻势依然在鏖战。两校之间只隔着一小块麦地，双方的大喇叭对着干，闹得四邻通宵不眠。寂静的夜晚，大喇叭的声音能传得很远。尤其是后半夜，万籁无声，离得很远，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听得时间久了，两个学校广播员的嗓音都很熟悉了。一听声音，就知道是那家的嗓子在喊。豫农红总广播员的声音是地地道道的河南话，听得有点别扭，太土气，老闸皮。印象中，郑工造总的广播员是个一口蛮子话的湖北九头鸟，伶牙利齿，极其刁钻泼蛮。
记得有天晚上，豫农红总的女广播员正慷慨激昂地念一篇稿子，愤怒遗责河造总伙同十大总部围攻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放火焚烧大楼的罪行……
念着，念着，突然被郑工造总的九头鸟蛮子点着豫农红总女广播员的名字给打断了：“×××是个大破鞋!×××是个沒人要的大破鞋!”……
豫农红总的喇叭立刻哑巴了!过了一会儿，传出一阵女生的抽泣声……。
呆了好大一会儿，豫农红总的一个男生继续接着念稿子，有点结巴，吭吭哧哧，好象底气不太足。念着，念着，又被对方九头鸟点着名字的一声吼给震住了：“×××的伯伯是个大右派!是个地主狗崽子!反攻倒算，阶级报复!……”
这下，豫农红总的喇叭彻底哑了，不再出声了。……
接着，郑工造总的那只九头鸟就开始扯着喉咙在叫：“坚决打倒刘邓伸向河南的黑手刘建勋!二七公社是河南最大的保皇派!是黑省委的御用工具!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是非法组织，要坚决取缔!……”
……寂静的夜晚，声音传得很远。……
我们气极了，这太无耻了，欺负我们二七公社沒人，这豫农红总也太窝囊了。
平心而论，豫农红总为二七公社作了不少实际的事，被称作二七公社在郑州北郊的解放区。全省各地许多被打得无处可去的二七群众就躲在这里，有个落脚的地方。只是豫农红总这些河南农村来的学生太老实了，斗不过郑工造总那群泼赖刁横的蛮子，有点丢二七公社的人。我们就往前上，把大字报贴在郑州工学院的校院内，在造总的地盘上，跟他们辩论，跟他们攉搅，搅得他们不得安宁!……
记得那年夏季，天气非常炎热。每到黄昏，大街上就涌满了人，到处都是辩论中心和围观人群。人类历史上，自古希腊以来就沒有过的，最壮观的全民政治辩论，出现在中华大地。人人参加，沉溺其中。应该说：当时的人们还是很真诚的，都是沒有私心的。否则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群众白天上班，夜里到大街上去抄大字报去参加大辩论。你也无法理解，不为任何私利只为一个政治观点就能闹到朋友反目夫妻分手。
在解放路，在现在北京商厦的停车场上，原来，曾经矗立着一座四层楼高的《手工业大楼》，是轻工系统经营百货的商场。这在当时，己是很高的建筑了，位居市中心。
1967年的6月、7月，我们曾在楼顶上，设立了一个广播站，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广播员，女生是初三的谭姓同学，娇小秀气;男生是姓庄的初一同学，廋高，白晳，绰号“瓷器”。负责的，是高三的姚同学。戴着一副眼镜，总是皱着眉沉思，一付少年老成的样子。办事极其认真，整天忙着编稿子，写稿子。我们的广播站一开张，就立刻在市中心炸响了。解放路上，二七广场上，人声鼎沸。與论几乎一边倒。楼底下，经常聚着成群的人，仰着脸听广播。伴随着喇叭里的每一声质向，或口号，围观的人群就发出阵阵的呼喊，山呼海啸一般。
我常常跑到楼底下，挤在人群里，观察收听效果。很好，一、二公里以外，还能听得很清楚。效果就更不错了，远远听去，我们那俩播音员的嗓音，就跟中央电台的主持人差不多了。
商场的底层卖食品、布匹、服装……;二层卖钟表、项链、珠宝、手饰……。整个商场，当时空荡荡的，除了保卫，沒有一人!我们每天都上下七八次地穿过空无一人的商埸，找厕所方便或到外面找饭吃。冒充铁路工人，在附近铁路局的食堂，喝几分钱一碗的面条，或者买碗白饭，拌不要钱的醤油吃;口渴了，喝自来水，……声嘶力竭地念稿子……。走过商场时，旁边樻台里、货架上，摆放着各种糕点、食品、烟酒、汽水、果汁……;各式钟表、服装、珠宝……。虚掩的收银台，沒有上锁的樻台门，…… 周围沒有一人，没有监视录象……什么都沒有!大家都急怱怱地从过道中走过，目不斜视地走过!沒有一人想去拿块点心，拿瓶汽水，…… 沒有一人想去拿件什么东西。真的!沒有一人!
现在有些帮闲文人拼命把文革中的群众，描绘成一群专事打砸抢的暴徒。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起码我们郑大附中的同学不是这样的。
而事实上，文革中由于两派群众为各自的信念产生的纷争、武斗，造成双方人员的伤亡，财物损失外。真正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是历史上最少的时期!沒有杀人放火，沒有抢刼盗窃，没有强奸强夺，…… 充斥在当今社会中的那些丑陋现象：卖淫嫖娼，吸毒贩毒，假冒伪劣，吭蒙拐骗，车匪路霸，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拐卖妇女儿童……当时都沒有!
张鲁明
上学的时候，喜欢和高年级的同学在一起。守在他们身旁，跟他们一块玩，仰着脸听他们聊天，生怕他们不要自已。男生健谈，风趣幽黙。女生爱笑，温婉动人。学校里干部子女多，省委、省直、省军区主要负责人的小孩，几乎都在这里。不管男生、女生都穿旧衣服，打着补丁。倒是知识分子的孩子，显得干净整洁。那时的附中，初中三届，十二个班;高中三届，六个班;全校八百多学生。按我当时的眼光看，可以说是一批人杰了。个个以拯救天下为己任，人人堪当栋梁之材。
文革开始时，附中学生一轰而起。大字报贴滿了所有的墙壁，教楼里彻夜亮着灯光…… 井台上、大路旁、操埸上……，所有人群聚集的地方，常常会有许多高年级的同学演讲，辩论。口才极好，声情并茂，慷慨激昂，意气风发;大字报写得惊心动容，字字感人……。他们头脑敏锐，清晰;办事稳重，干练。其中许多人都是高二的同学。后来学校成立群众组织，各组织的头头，大部也是高二的同学;几十年以后，下海创业，成就一番事业的，还是这批人!最近，听说学校里有好事者，专门研究附中的“高二”现象，不知是否有结果。但我至今仍对他们那批人，还心存敬畏。
张鲁明是高二二班的同学。文革前接触不多，常常在校园里，看见他们那帮高中的同学在一起高谈阔论，指手划脚……。张鲁明倒显得温文尔雅，大而细的黑框眼镜，单薄的身材，一副白面书生的模样。听他班上的同学说：张鲁明是班干部，学习成绩拔尖。文、理科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好帮助人，爱作好事。在班上威信极高。
文化革命开始后，接触慢慢多起来。我们一起冒着风雨，唱着歌，在大街上游行……;我们一起抬着浆糊，上街贴大字报，宣讲“十六条”，……;我们一起学习、讨论党的政策，编辑《红旗报》……。情同手足，跟亲兄弟一般。
……
张鲁明牺牲以后，我们曾经编了一本《张鲁明》小册子。从他的遗物中、遗作中，能够找到他成长的轨迹。
张鲁明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父亲曾经是威震华东、朝鲜，解放军第二十军的师政委。从小就受到良好的革命传统教育，对党，对毛主席充滿了感恩之情。
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在日记里写道：“天上人间俩太阳，两个太阳不一样。天上的太阳照人身，人间的太阳暖心房。太阳就是毛主席，他给我们指方向。”“红书红书真正好，革命人民离不了。只要多把红书读，思想觉悟大提高。红书红书真正好，跑遍世界也难找。只要多把红书读，革命干劲比天高。”
清明节烈士墓前，他写道：“……看着那仅刻着‘×××烈士之墓，解放郑州光荣牺牲’的石碑，看着那仅刻着‘病故革命军人’字样的石碑，又是多么使人激动难忘呵!这样的墓碑何止一个两个，十个二十个，而这样的人又何止千千万万呢?他们不图享受，不计名利，出生入死，舍生革命，直至流尽最后一滴鲜血;他们中间有的人没有留下尸体，有的人没有留下姓名，有的人战死沙埸或被秘密处死之后，人们就再也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了。他们都是为了什么呢?在烈士墓前，我找到了答案：他们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如今，革命的大旗要传到我们手里了!年轻的朋友，站在烈士墓前，你不觉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吗?你不觉得青春的烈火在熊熊燃烧吗?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的，因为我们一一无产阶级的新一代，懂得自己肩头挑的重担，懂得自己手中擎的大旗，也更懂得要把担子挑到底，传下去，要让大旗更加鲜红，永不褪色，永不染污。”
1961年，刚上初中。他的父亲就给他买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并嘱咐他说：“孩子，这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书，你一定要学好她!”张鲁明牢牢记住父亲的话，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走到那儿，都随身带着，从不离身，一直伴随着他走到生命的最后……。
63年学雷峰，张鲁明处处以雷峰为榜样，争做好事。一有空，就帮助别人。班上的卫生，他抢着打扫，扫地，擦黑板，收拾桌子。同学们换下来的脏衣服，他经常暪着人，偷偷地洗了。有时学校伙上改善生活，他经常下课后去帮厨……。那时，班上有许多从底下县市考上来的农村孩子，家庭都比较困难。他常常用每月的生活费去接济他们。有一年秋天，豫东发大水。很多逃难的灾民流落到郑州街头。在建文旁边的街道上，张鲁明见到一个农村大娘，领着一个小孩在乞讨。张鲁明将身上的十块钱和粮票递给那位大娘。把那位农村大娘感动得泪眼汪汪……。事后，张鲁明曾对同学说：“看见有人要饭，心里就很难过，吃不下饭!”
张鲁明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我一定要向雷峰同志学习!向他那样‘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象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象秋天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象雷峰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象雷峰那样，努力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做劳动人民的儿子。”
在学习《为人民服务》以后，他写道：“《为人民服务》已学过多次，但每次都有新的收获，我越学越想学。这次，使我认识到，一个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当他为党为人民做出了成绩时，决不会骄傲，不会有丝毫炫耀自己的念头;而当他工作受到挫折时，也不会灰心丧气，不会失去勇气，而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以后不再重犯。” “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就不能突出政治，就不能用政治统帅一切，就要迷失方向，就会变成修正主义。”
再学《为人民服务》，他写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为占人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人民服务，具体到我们学生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为哪个阶级学习的问题，这决定着一个人终生的去向：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
他在日记里写道：“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有些人学习《老三篇》时，他对自已的思想能做很好的检查，并下过决心，做过保证：向张思德、白求恩学习，要为人民服务。可是，一旦遇到问题，就不能很好地去做了，处事往往从个人利益出发。一个人如果仅仅平时口头上说得不错，遇到具体问题就不能正确对待，那就只能是一个空头理论家，自己是永远也进步不了的。我要接受这些教训，以此为鉴，努力做到学用一致。”
在日记里，他写道：“前辈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流尽了鲜血，闯下了江山，新一代要接过革命大旗，干一辈子革命，红色江山决不能在手中失传!我已在精神上做好准备，准备随时为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而死，用今天少数人的牺牲，换得明天大多数人的幸福，值得!”
……
年青的张鲁明就是这样，把毛主席的教导当作自己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准则，自觉地、刻苦地要求自已!……天真、单纯、幼稚，却为崇高理想所支配，无私无畏地随时准备为真理献身;乳臭未干、涉世浅薄、毫无社会经验，却偏以捍卫毛主席和红色江山为已任;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泡在蜜罐里，却偏偏羡慕父辈打天下的壮烈生活，追求硝烟烈火的青春年华!……
在那金色的年代，他纯洁得象透明的水晶一样!他真诚得好似那盛开的向阳花!
文化革命开始后，和全国千千万万个热血青年一样，张鲁明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地投身这场革命。学校里有影响的几份大字报，都是张鲁明起草的：
六月二日，我校第一张大字报《我校党总支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究竟抱的是什么态度》;
六月十四日，《呈郑大工作组》;
六月三十日，《炮轰工作组》;
……
67年四月初，红旗公社成立《红旗报》编辑部，张鲁明是《红旗报》的主编，先后写下轰动郑州市的文章：
《二十九个更沉重的为什么一一关于刘建勋问题》;
《张大海烈士永垂不朽!》;
《炸开省委阎王殿，解放广大革命干部》;
《血债到底要由谁来还》;
《警惕反革命暴乱》;
《气壮山河一一为纪念六十年代“五卅”惨案六厂工人赤卫队而作》;
《革命英雄主义万岁》;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正确对待自己，永葆革命青春》;
……
这些，只是他的部分文章，还帯着当时的历史痕迹。因此不能用时下的标准来评判这些作品。张鲁明只有18岁，勤于思索，笔耕不缀，是个勤奋又有天分的人。文字朴实无华，思想敏锐深刻。他用他手中战斗的笔，给《红旗报》增添了奇异的光彩!这一份份油印的小报，象一面面战斗的旗帜，飘扬在中原的大地上。人们提起《红旗报》，就想起张鲁明;提起了张鲁明，就想起了《红旗报》。
那时候，《红旗报》的全部家当，只有三块钢板，几支刻笔，和两架简易油印机。
油印工作基本上都是初中生干。有两名初二、初三的同学在钢板上刻腊纸，刻得一手娟秀的好字，想法用各种油彩套印，使报头上的小红旗鲜红醒目!油印机飞快地转动着，滋滋的滚筒声，沙沙的纸张翻动声，浓重的油墨味……。一份份报纸，一张张传单从油印机里飞奔出来!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位姓席的女生，身材婀娜，眼睛大大的，说话轻声细语，十分的淑女。但是个工作狂，不分早晚，拼命地干活，吃住在工作室里。
《红旗报》的编辑主要是高中生。整天背着一个小挎包，到处跑，收集资料，研究形势。到厂矿学校去，采访、记录，回来后讨论……。教室里总是闹哄哄的，一直到很晚，楼道里依然熙熙攘攘，灯火通明。
晚上，在郑大附中那座四角挑檐、翘立飞扬的教学楼里，常常会聚着很多人在聊天。
一天，张鲁明从西郊工厂区采访回来。谈起六厂工人赤卫队的大楼被河造总、十大总部的人，围困五、六天，断水、断电、断粮，……最后用大型吊车、推土机撞毁大楼，放火焚烧……。
人们讲到动情处，语音哽咽。大家又交流了一些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谈起形势，大家忧心忡忡，都盼望中央能早一点表态……。
沉黙了一会儿，张鲁明念了一段在底下流传的毛主席的话，“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20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
在座的同学们，都激动不己。……
“我们这一代人有多幸福啊，”一同学说，“生在毛泽东时代，可以亲手埋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强大现代化的新中国!”
“是的，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张鲁明说。
他的思绪感染了在场所有的人。在简陋杂乱的教室里，灯下坐着一圈人，个个面色通红，心潮澎拜。
随着武斗的升级，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生死考验着每个人……。
有一天，张鲁明回到家，对妈妈说：“妈，您看到了吧，这些天老保们手拿铁棍长矛，开着汽车在街上过来过去，到处围斗、抓抄二七派。前天我们好几个同学都被打伤了，六厂‘五卅’惨案中，工人赤卫队刘新贤、霍克魁等同志已经牺牲了。”说到这儿，他顿了一下，看了看母亲的脸色，更认真地说：“妈，二七公社的处境您是知道的。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革命，肯定要流血，要死人。您要做好准备，要是我哪天回不来了，您也别太难过。”妈妈沉思着，微微地点了点头。但是，她哪能想到，这竟是和孩子的最后一别!
在红旗公社的全体会议上，张鲁明第一个发言，他打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读了起来：“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讨论开始的时候，总勤服务员发言，他说：“胜利的一天，马上就要来到了!当然，斗争也越来越残酷。我们有些同志，也许看不到胜利的一天，也许不滿二十岁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同志们!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们能不能献出自己的一切?”
“能!”发自每个人心底的吼声汇成了震天的声浪。
“对!能!刚才张鲁明那段毛主席语录读得好：‘不准备付出自已的鲜血和生命，……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总勤希望每个同志都做好牺牲的准备，时刻带着《毛主席语录》，就是死了，《毛主席语录》也要带在身上。”接着，他从兜里掏出一封信，对大家说：“这封信是被省委造总抓去毒打后，送到黄河沿劳改的同志，写给党中央，写给毛主席的。信交给总勤时，他说：‘如果我死了，请把这封信交给毛主席!在需要我死的时候，我一定从容不迫!’。”
晚上，张鲁明躺在床上，白天的会议使他辗转不眠，一个又一个的革命斗争故事湧上他的心头。
“哎，你知道赵璧同志讲的故事吗?”他问身旁的同学。
“在朝鲜战场，陷入敌人重围的志愿军战士，为了击毁敌人的坦克，把貯存的土制炸药分成了八包，准备进行爆破。这不是普通的爆破，必须用人去点燃炸药，然后和坦克同归于尽。领导同志从数不请的报名者中选出了八人，组成了‘敢死队’。当敌人坦克的隆隆声传来的时候，勇士们从容地收拾了手中正玩的扑克，把它整齐地装进盒子，说了声‘别丢了，留给其他同志玩吧!’然后便抱起炸药，朝坦克开来的方向爬去……。”故事讲完了，屋子里静了会儿。
“你说，要是咱们现在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该怎么办?”张鲁明问道。
“当然半点也不含糊!象志愿军那样，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自觉献身!”
“对!咱们平时总是说要为国捐躯，现在看来为时不远了。”
……
“我拼上了!”七月十六日，他在给平顶山的工人师傅写信：“我这次是拼上了!武斗时我头上也挨了砖头，打得头破血流。但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随时准备牺牲，我什么也不怕!”
……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当天中午，广播里传来了郑纺机告急的消息。张鲁明从容地把钢笔、学生证从兜里掏出来放在桌斗里，只穿上一件背心和短裤，帯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大踏步地加入了援救郑纺机战友的队伍，象从容不迫地走上刑场的江姐;象毫不犹豫地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象迎着飞驰而来的火车排除障碍抢救红卫兵的蔡永祥……
……
即使到了今天，当我翻看张鲁明的遗作时，内心仍然泛起激动的波澜……。这是我们那一代人曾经走过的共同心路历程!人们尽可以指责当时那些年轻人的偏激、盲目和轻率;指责他们头脑发热和蛮干冲动。但是我们也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文革是全党、全体政冶局委员、全体中央委员一致举手通过的政治运动!文革时的中国青年，是共产党几十年共产主义教育下的一代新人。不知道这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下一届中央委员会会推翻;不知道这个园丁要求锄掉的毒草，另一个园丁会认为是香花。他们只是一个心眼：听党的话，跟共产党走!
7月21日，凌晨四点多，我坐在省人民医院外科手术室外面的椅子上，值班守护，正在打磕睡，被附中毕医生的抽泣声惊醒，才知道张鲁明牺牲了……
上午九点多，受周总理指派，从北京乘飞机赶来抢救张鲁明的全国胸科专家黄家瑞等来到医院时，张鲁明己经牺牲五个小时了……。我至今还能记得专家们脸上那惊愕、惋惜、悲痛的表情，才五个小时啊，五个小时!张鲁明离我们而去，一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当时只觉得五内俱焚，扼腕叹息!
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当时人们的执着和真诚了。没有哪一个时代，哪一个社会的人们，能象文化革命时的中国青年一样，狂热地崇拜领袖，崇拜共产党，渴望无私奉献，渴望通过献身来实现崇高理想!
张鲁明是郑大附中在文化革命中死去的唯一一人，是从我们身边逝去的难忘的校友!我们都为他感到惋惜。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见面分手时，常常会用“任重而道远，鲁明看着咱”这句话来相互勉励，希望能尽力为人民多做点事。 …… 现在已经不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淡出……。当时，我们可真的是滿腔热诚地把这些誓言当成信诺，一心一意准备为之奋斗终生的呀!
四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国了。今是昨非，昨是今非。一代青年人在毛泽东的感召下，奉献自己的热血和青春。许多人因此人生命途多舛，被说成是“三种人”或野心家的应声虫，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但是我觉得，有些人的名字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是不能被遗忘的!洗清历史长河中的污泥浊水，这名字将永远如金子般闪亮，张鲁明!
复课闹革命
8月下旬，高三的杨同学在郑州铁路机务北段，搞了一张四人乘车免票。我和另外两名高三的同学：郭同学，贾同学，一起商量。最后四人意见一致：到越南抗美前线去看看。
我们一行四人乘火车到广西凭祥。一出站，发觉和报纸上，广播里说的情景不一样，没有一点美军飞机轰炸的迹象。站内，火车编组道上有7、8列蒙着军用帆布的军列;站外，街道上的集贸市埸熙熙攘攘，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友谊关离凭祥火车站十几公里。基本上是沿着一条狭长山谷中的公路行走。路面是砂石路，道两边，山沟里，石崖壁上长满热帯植物，密密麻麻。听当地老乡说，没有通行证，根本就不可能通关到境外去。要想过去，只有走荒无人烟的小道。有时在公路边能看见若隐若现、时断时续的山间小路。可等你下到小路上，没走几步，立刻发现你进入由杂草、灌木、藤蔓、大树组成的密不透风的绿色屏障里，喘不过气来，闷得浑身出汗，被野草划过的地方红肿，刺痒，火辣辣的。
走在路上，慢慢意见不一致了，我们四人发生争论：到底要不要越过国境?
我当时坚决主张越过边境，到越南打美国鬼子去，那怕全身被野草划烂，长满肿疱。谁知他们三个高中生都不同意，不是全身长疱的问题，是原则问题。到底是年长几岁，考虑问题周全。
…… 争着，争着，路边跳出几名拿枪的解放军战士，把我们押到友谊关边防哨所。友谊关是夹在两山之间的一座古老而雄伟的关楼。士兵们把我们四人送到二楼的一间大办公室里。哨所的负责干部是一名约40岁出头的河北人，让我们把兜里的东西翻出来，捡查了一下。我们把来意说了，干部笑起来，随即沉下脸，狠狠批评我们……。但他并未难为我们，让我们收拾好东西，在友谊关前的广场上游览了一下，……乘坐到凭祥办事的军车，返回凭祥。
头一次到越南抗美援越的事就这么过去了。事后，还有点后怕，幸亏没有过去。要是私自跑过去，麻烦就大了。当年我在农村当农民，没有感受。杨同学留在城市进工厂了，“一打三反”时，有人举报说他“妄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让杨同学浑身是嘴，都说不请楚了。进学习班，折腾个半死。这是后话。
回到学校，意外发现校园里有许多同学背着枪!一打听，才知道：前一段，军区支左办公室的负责人打电话，通知附中红旗：赶快到军区修械所领枪!武器只能掌握在真正的左派手里，决不能流失在社会上的痞子手中。我听我在校的同学说，当时他们立马就开着一辆车到修械所去了。问题是：他们不是第一批去的，也不是第二批去的，恐怕是最后殿底去的。反正他们去的时候，修械所己经没有警卫了，“家伙”剩下的也没几支象样的，尽是些训练民兵用的“五三式”冲锋枪，苏式步骑枪，驳壳枪等老掉牙的家伙。
从同学那儿弄了把驳壳枪一一男孩都喜欢这玩艺儿，《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使的那种枪!十分潇洒。枪是旧枪，还能打响。我整天左瞄瞄，右瞄瞄，爱不释手。但就是打不准。你瞄得准准的，一扣板机，子弹就打飞了。枪声震耳，手掌发抖。那怕你离目标只有七、八米，抵着打，还是打飞了，十分泄气。闲着没事时，和同学们一起开车到黄河滩，练枪，打野鸭。没想到十分晦气，车开到黄河滩，竟陷进泥沼中，怎么也开不出来。推呀，拉呀，垫石块呀，什么办法都用尽了，还是开不出来。我们精疲力尽，饥俄难忍，实在没有办法了。决定留下一位同学看车，其余人步行回校，找车赶来救援。
回校途中，路过黄委会水文监测站，看看没人，就翻进人家食堂里，把所有的馍、能吃的东西一包，笼布一裹，席卷一空。我本性就是一泼皮!在郑大附中上学，当了一年团干，算是把我摆治好了。文革中没人管了，痞性大发。干这种缺德事，从来都是脸不变色，心不跳，没有心理障碍!
河南的文革运动由于中央7.25的表态，正赶在处理武汉七.二0事件的高潮中，问题解决得相当彻底。除了开封化肥厂等地的保守组织稍加抵抗外，对立面的群众组织垮了，解散了。因而哪怕在8月份抢枪高潮期间，也未发生过象四川重庆等地方那样万弹齐发，炮火连天的武斗埸面。
没过多久，部队宣传车开进学校，反复播放收缴枪支武器的通令。紧接着，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来到学校，支左，大联合，军训!
来郑大附中支左的，是驻开封的第一军!带队的是个姓罗的营教导员，十几名干部战士。纯朴，热情，思想好，武艺精。
此时，学校里经过一年多的变乱，己经“礼乐崩坏，秩序全无”了。学校原来引以自豪的好风气全都没有了。校园里往年硕果累累的果树，也是光秃秃的。果子还是青的时候，就给摘完了。反正你不摘，对立面就摘。宁可自己吃了，也不能落在对手的肚子里。宿舍里流行“过家家”的小生活。在一块砖头上凿刻出几道弯弯曲曲的沟槽，摁一根电阻絲下去，权当电炉用。用脸盆煮一盆从学校实验田里弄来的玉米、红薯，…… 把学校养的品种鸡、品种鹅，杀光，闷在脸盆里煮熟，吃掉。或者晚上闹腾累了，就成群结队地到新通桥广州酒家去吃高汤素面。一角钱一碗!一勺白花花的猪油，放点葱段，把一块盘面放在沸水里涮涮，捞在碗里，浇一勺肉汤在上面…… 那高汤素面真是好吃啊，作梦都梦见在喝高汤素面!比现在宴会上三、四百块钱一碗的鲍鱼羹要鲜美的多。恐怕五、六十年代的郑州人对此都有印象，现在已经见不到了。
一天，宿舍楼里流传一个惊人的消息：学校图书馆有人偷书啦!我知道后，非常生自己的气：为啥早没想到?现在再去，恐怕就没有好书了。
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个姓刘的老师。57年反右的时候，因为一句话，被打成右派。平时见到学生时，总是面带笑容，唯唯喏喏。这时看见我们过来了，急得直摆手，“哎，不行的。哎，不行的。” 她就挡在图书馆门口。
我们就停下来了，隔着玻璃窗，能看见里面成排成排的书架，堆积到屋顶的书籍、杂志……。心里痒痒的，就是不好意思动手。如果没有人，你跳进去，只管拿书，那是一说。要是有人出面管你，你再当着面去拿，不就跟强盗一样了吗?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公共财产呀!
不一会儿，李校长带着七、八名老师，拉着架子车，载着砖、水泥、砂子赶过来了。他们自己动手，和泥，砌砖，…… 把图书馆的门口和窗户砌起来，……整个封闭起来!
我们在一旁看着，觉得挺没意思的，就鸟兽散了。
回到宿舍，隔壁同学悄悄跟我们说：快到教育干校的图书馆去!那里的图书藏量是附中的好几倍!
我们就赶到教育干校的图书馆，找到图书馆的后窗。窗户是用木板条钉死的。但用手稍微一扒，木条就掉了。显然这是窃书贼们经常出入的通道。我们鱼贯而入。里面是书库，高大宽敞的房间，成排成排的书架，…… 书多得顶到天棚，足有四、五米高。屋里有股霉味，落满灰尘，大概有年头没来人了。看到如此多的书，我们惊呆了，眼睛不够用了。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拿什么书了。
这时，听到窗户外有说话的声音，有人趴在窗台上往里看。我们立刻蹲下来，摒住呼吸，一动不动，冷汗淋淋。糟糕，被人发现了。要是当小偷给抓住了，就麻烦了。不一会儿，有人从窗户上跳进来，踢踢踏踏地走过来，眼看就要走到跟前了，那一会儿，灵魂出窍了。谁知一见面，是熟人。大家彼此一笑，心照不宣，扬扬手，各忙各的事。
我静下心来，想想该拿什么书?那时我笃信马列，希望自己能有一套精装大字的，供高干阅读的那种马列著作。我开始寻找，找到了!有几十本。我脱下衣服一包，吭吭哧哧地背回宿舍。晚上在寑室里，大家都拿出偷来的书展览，相互炫耀，彼此交换，就我的书无人问津，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了。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被单，和另外的同学一起，又钻进干校的图书馆。这回要下狠手了，要实实在在地捞一把了。
这一次拿得很多，重点盗窃的对象是文艺作品。好象国内小说不多，主要是苏联的小说。现在已经记不起来是这次偷的，还是后来与其他同学交换阅读的，至今仍记得出名字的有：《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古丽雅的道路》，《卓娅与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真正的人》，《海鸥》，《教育诗》，《塔上旗》，《马卡连柯全集》，《远离真斯科的地方》，《青年近卫军》，《铁流》，……。
记得又去了一次，什么书都拿。干校图书馆真是个珍藏宝贝的地方呀!《物种的起源》，《原子医学》，《内科学》，《外科学》，科学画报，杂志，各种教科书，…… 不管是啥，只要能带走，能拿得动，就拿，决不空手。
后来再去，就不行了。教育干校的人发现图书被盗，也学着郑大附中的样子，一群干部挥汗如雨，领着工人，把干校图书馆的门、窗，用砖块砌起来…… 垒得跟固若金汤的碉堡一样!就那也没能挡住附中学生的盗书活动，那些盗书贼竟然还是花枝招展的女生干的!当然，这是我以后知道的。
原来干校图书馆的隔壁，住着一群初二的女生。中间的隔墙没有砌到屋顶。从女生宿舍这边的吊顶翻过去，就能进入图书馆的书库。那时中午吃饭，常常能看见那群女生，个个勾肩搭背，笑脸盈盈，灿烂得跟朵花似的。她们怎么能想到这么绝妙的方法!她们怎么能从四、五米高的顶棚上跳下去，而且安然无恙?这太让人敬佩了!
“整个女生宿舍兴奋得发抖了!”了解内情的人向我转述这件事时，带着羡慕的口吻说：“每天都象老鼠搬家似地大包、小包的书籍，从女生宿舍里拖出来，……。没有西方间谍007那种穿墙破壁的智慧，是干不了这种事的。”
这种好事没有维持多久。也不知道是干校的人发现了?还是有人告发了。反正有一天，十几名干部带着一辆卡车，扒开图书馆的门，搬家走人……。若大的一个图书馆，到最后只装了半车破烂……。
我一生干过许多偷偷摸摸的事情，这是其中的一桩。现在晚年了，回想年少时干过的蠢事，常常脸红!当年干校那些木讷诺诺的老师们还在吗?您能原谅吗?
但是，老实说，幸亏有了干校图书馆的那些书籍，让我少干了不少蠢事，使我文化革命后期枯燥乏味的灰色生活充满了乐趣!我整天都沉浸在图书里，看得昏天黑地，眼冒金花。
应该说，苏联的作家是很有才气的。在他们的笔下，一切都是那么地美好，那样地令人想往!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写得太美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爱情生活，写得那么高尚、纯洁!让人很陶醉。国内作家还没见过这么写的。
保尔、卓娅、舒拉、密烈西叶夫、马特洛索夫、古丽雅、卡佳、…… 那些异国的英雄，走过辽阔浩瀚的鸟克兰平原，渡过波涛汹湧的伏尔加河，穿过俄罗斯原野上的白桦林，向我们走过来，日夜伴随着我们……。68年下放到农村，行囊中装得大部分也都是苏联小说。在那百无聊赖、苦闷的日子里，在那静静的漫长黑夜，……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大地上发生的事件，激动着你!
11月初，郑州市大中学校教职工在《东方红影剧院》，举行“复课闹革命”警师大会。附中红旗是发起单位，自然就冲在前面。
“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倒是发下去了。问题是随意性太大。说复课，就复课，哪那么简单?教材都没有，课怎么复?还有班上的同学，造反派、犯了错误的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 一年多来，互相争斗得咬牙切齿，不相往来。你叫人家来，人家就会来?人家凭什么听你的呢?
结果是，来学校“复课闹革命”的同学并没有多少。好在来学校“支左”的解放军，帮助军训。天天在操场上练正步，练刺杀……。由几名解放军战士在队列前面先作示范，什么立正，稍息，向后转，向右看齐，向前看……。在教室里，组织同学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
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要求各地“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 “采取正确的政策”对待“老造反派”。11日，省革筹小组组长刘建勋在“河南二七公社”基层组织服务员会议上讲话，说“河造总”是犯过错误的造反派，要求“二七公社”与“河造总”搞好大联合，以促进全省群众组织的大联合。
当时在郑大附中，在校内，全体同学都是造反派!一边倒地批斗校长和老师。但是到了社会上，尤其是军区支左，宣布“二七公社是非法组织”后，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同学支持“十大总部”;一部分同学支持“河造总”。武汉“七二0”事件后，我校同情十大总部观点的革命兵团，自行宣布解散，集体参加红旗公社，成为附中红旗“革命连”。 而那个“犯过错误的造反派”一一反到底战斗队，却始终不认错，不服软，硬说自己是“真正的、响当当、硬梆梆的造反派!”，拉起杆子，和红旗公社对着干!
记得当时，由支左的解放军牵头，红旗公社与反到底战斗队协商大联合，并约定于1967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那天，成立学校革委会。12月25日那天晚上，在干校的大会议室里，挤满了热烈的人群，焦急地等待反到底战斗队的同学在大联合协议上签字。…… 记得好象有一位女同学不知是因为饥俄，还是因为太激动了，竟当埸晕过去!…… 学校大喇叭每隔半个小时，就报一次时间，呼吁大联合签字……。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当时到底是什么原因，反到底的同学没有过来签字……。“我们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绞杀革命!” 一同学在会上气愤地说。这句话是当时电影《列宁在十月》里，列宁指责孟什维克妄图阻止十月革命起义时说的话。
第二天，毛主席生日那天，郑大附中革命委员会成立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对待反到底的同学有点以大压小，逼对手最后通谍似地签城下之盟，不够公正，不够平等。这事如果搁在现在，就不会这样了。
在郑大附中校园内，两派群众酝酿、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同时，整个社会上，也在作同一件事。68年1月9日，“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和“河造总”签订了三方实现大联合的协议。成立“河南省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实行联合夺权，联合掌权;联合方三方旗帜暂时不倒，互相尊重和平等对待。
68年1月27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20万人在郑州市的市体育场集会庆祝。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会后，举行盛大游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辽阔中原唱凱歌》。
春天来了，万物开始萌萌生长。但学校的“复课闹革命”一点起色也没有。同学们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的宿舍里，自由活动。有的同学读了车尔尼雪夫的《到民间去》，跑到乡下，体验民间生活;有的同学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有的同学探讨“五七教育方案”;……
我那时正在“消化”干校的图书呢。整整一个冬天，我都呆在宿舍里看书。一天，我从隔壁寝室的杨姓同学那里，借到一本《人类科技发展史》的科普画册。那是我至今所看到的最好的通俗的普及科学知识的读物!印象最深的是书里的插图，从古埃及的长老，希腊城邦……到近代欧州的工业文明……到原子弹，卫星!……。在面前展现出一个充满奧秘的世界!我兴趣盎然，爱不释手。
杨同学几年以后，76年清明节，曾写下震惊郑州的大字报《钟声》，头脑清醒，颇有眼光。从图书馆弄来了不少知识含量很高的读物。相比之下，我偷得那些用于消遣解闷的杂书，就显得品位有点低下了。我常常用几本换他一本地交换着看，受益非浅。《趣味物理》，《趣味数学》，《趣味三角涵数》……等，就是那个时期读的。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书，从来没有想到竟然会有能把枯燥乏味、深奥难懂的教条，描述得让人一看就舍弃不下，点石成金、通俗易懂的科普读物。这太让我惊讶了，只恨知道得太晚了。
人一生中读过无数本书，但真正能让你顿生灵感，猛然开窍的书就那么一、二本!我到现在都非常感激杨同学的那本《人类科技发展史》的科普读物。这本杂志，让我对学习发生兴趣，并产生想作点事的冲动。
深夜，走在校园里，静悄悄的。四周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我知道，在那漆黑的阴靄里面，矗立着一座教学楼。那里曾经灯火辉煌，人声鼎沸。我曾在那里上过课，……。怱然想起文革前的那些日子：老师们在课堂上讲授知识时的笑脸;同学们相互关心的熟悉身影;文艺晚会上同学们唱响的嘹亮歌声……。
那种宁静、平和的时光，是很让人留恋的。
学校复课，一开始还能维持个形式，后来形式也维持不住了。同学们又三三、两两地出去玩了。有的到武汉、韶山、庐山……;有的去西安、华山……。记得我和同班的几名男生去了一趟华山。……
头天晚上九点多在郑州坐车，第二天早上五、六点到华山。一出站，发现同行的还有郑州九中的同学，男男女女有十几人。记得当时下了火车，按当地老乡的指点，沿着一条小河，顺着山峪，往山里走。河滩上长着半人高的野草，遍地鹅卵石，周围一片荒芜……。拐过一个山沟，山体青灰，泛白的华山矗立在眼前。…… 三十多年以后，99年国庆节，带着上了大学的女儿又爬了一次华山……。一下火车，就被当地的旅游车拉得团团转，根本找不到当年的路。在华山底下的玉泉院下车，买了每人100元门票进山。沿途山壁上有许多文人墨客的书法石刻……，路是整饰一新的石板路，……。当年可是什么都没有，也没有门票。偶尔遇见一、二名砍柴的山民，什么也见不到。几十里山路杳无人烟，荒山野地的凄凉景象。不过当时，我们内心一点也不凄凉。九中那几名女生能说会唱，歌喉棒极了，气氛活跃，女声唱完，男生唱，再男女合唱，非常鼓舞士气。几十里山路不知不觉就走完了，真应验了那句老话“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走过峭壁上镌刻着“回心石”的巨崖后，山路变得狭窄和陡峭起来。已经没有刚才的碎石小道了，全都是向上的石阶。路边的崖壁上也悄然出现了栂指粗的铁链。山路越来越难走了，不时传来女生的尖叫声，沒有人再唱歌了，只有喘气声。大家都在低头弯腰，手脚并用地爬。“自古华山一条路”，一点都不错。前面就是“千尺幢”。只见峭壁上一条大裂缝，崖壁上悬挂着两条铁链，依崖势用凿子凿出一个个石阶。登山的人紧握两旁的铁链，艰难地、几乎垂直地向上攀爬……。抬眼望去，头项崖缝斜斜地变成了一条线，崖缝里阴暗，潮湿，象有块巨石压在头项上。……用了半个多小时，总算爬到顶端，那裂缝也不知何时合拢，整个人就象从井口爬出一般。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过了“千尺幢”，就是“百尺峡”。峡口的石碑上一行小字触目惊心：“虽云百尺峡，一步一千仞。”这里的地势更为险峻，两旁山岩直立，危石压顶。惊心动魄。抓住铁链，贴着石壁，往上攀爬……。
过了“百尺峡”，有一段坡地，我们坐在那里休息了一下。过了好大一会儿，九中那些人气喘嘘嘘地上来了。女生瘫坐在路边，不再唱歌了，身上的东西都压在男生身上了，吚吚呀呀地直喊累，其中一女生还让男生搀扶着……。我很同情地看着九中男生，个个负荷沉重，满头大汗，疲惫不堪的痛苦表情。看样子，男女搭配，不一定干活不累。可能会将一些精壮男生，拖累成残兵败将。
前面一段是两山相夹，深沟里的台阶山道，一眼望不到头。这就是老乡说的“老君犁沟”。相传太上老君看人们开山辛苦，就赶着神牛，在此犁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道。休息之后，我们往上爬，沿着“老君犁沟”的台阶，低着头，弯着腰，直管爬……。中午12点多，我们登上北峰。眼前一亮，视野开阔，饱览群山，心旷神怡。在北峰呆得时间长些，将身上带得东西吃完。等了等，还不见后面的人上来，我们继续往上爬。记得走过一段峻岭的山梁，两边都是悬崖!仅能从山脊上不足三尺的路上通行。因其呈苍黑色形如苍龙而得名苍龙岭。我紧紧抓住路两旁冰冷的铁链，一步一台阶，小心翼翼地往上移动，不敢往两边看。石阶两面是万丈深壑，陡峭如削的悬崖，看不见底，头晕目眩，……。爬过了苍龙岭，继续往前，就到达了“金锁关”。“金锁关”是通向东峰、南峰、西峰等诸峰的咽喉，又叫“通天门”。 99年去的时候，两旁的铁链上，锁满了成千上万，大小不等，各式各样的铁锁……。当年我们上去的时候，铁链上光秃秃的，什么都沒有，只有山风在呼呼地刮……。
过了金锁关，往其他诸峰去，地势就比较平缓了，不象千尺幢，百尺峡那样陡峭，险峻。走路轻松，神情也不紧张了，大家说说笑笑。山路幽深恬静，松柏涛涛，绿荫遮地，树木郁郁葱葱，仿佛置身于森林中。我们先爬东峰……。然后从东峰下来，至谷底，再拾级而上，就到了南峰，据说是华山最高的山峰。站在南峰顶上，华山全景尽收眼底，四周奇山林立，渺无边际;山下迷雾重锁，深不见底。记得峰顶上有眼小井，水冰凉，浮着落叶。据说下雨不溢，旱季不干。很是神奇。自南峰而下，顺着山势，去西峰峰顶。路上通过一条酷似苍龙岭的山脊，两旁绝崖千仞，异常险峻。山上有一道觀，已经残破，沒有一人。山顶设有华山气象站。我们在气象站前，敲门半天，无人答应，也敲不开。此时，已是下午六点多，夕阳西下。
我们坐在西峰顶上，向下俯瞰群山，云雾缭绕;八百里秦川，尽在你的脚下。从早上六点爬山，一天下来，除了九中的同学外，一路上几乎沒有见到人。途中遇见的道觀、庙宇，不是大门紧锁，就是院门洞开，满园荒草，破败，沒有人。整个华山根本找不到吃住的地方。给人的感觉象是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那时，对华山的各种神话传说、古迹典故、风景名胜都不知道，也无兴趣。
有同学提议，晚上9点多有趟回郑州的火车。我们决定下山。…… 一路小跑，脚步轻快，抓住铁链往下出溜……，只觉得山风在耳边呼呼地响……。
那时小，身体好，不知道历害。第二天，可把我们害惨了!两条腿不会动了，僵硬、肿胀、酸痛，得扶着墙，才能走。看见楼梯，就骇得浑身发抖……。
六月中旬，学校后面的东风渠开闸放水了。滔滔的黄河水奔涌过来，有地方游泳了!我们天天泡在东风渠里。中午睡过午觉，就翻过围墙，头顶一个裤衩，走过一片玉米地，就到了东风渠的堤岸上了。通常会游泳的同学就从这里下水了，在湍急的黄水中打滚，翻腾……。
我就不行，不会游，只会狗刨。东风渠的北侧有个水荡子，叫船闸。是个方园有二十多米的水坑，就是现在郑州汽车北站的地方。整个下午，我都泡在船闸里。一边奋力挣扎着狗刨过水塘;或躺在水塘边吹牛。旁边是农科所的梨园，种得都是品种梨，硕大的果实，黄灿灿的，香味四溢，搅得你心旌荡漾，口水直流。看果园的是个5、60岁的老头，一见我们就紧张，小眼眨巴眨巴地盯住你，不敢离地方。但他熬不过我们，我们是经验丰富的泼皮。只要他一分神，或者是回家办点事，我们马上就翻过铁絲网，脱下裤子，裤褪一扎，装满满一裤子梨，扛回学校。
晚上，宿舍里充溢着香梨味，还有嫩玉米味，…… 大家嚼着酥梨，啃着玉米，哼着小曲，一边大谈哲学问题。真是神仙过得日子!
我那时，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已经看完了，笔记作了厚厚的一本。《内科学》也看完了。正在看《原子医学》呢。是是而非地看，囫囵吞枣地学，装了一脑子杂七杂八的东西。在议论问题时，经常忽发怪论，这常常让周围感到惊讶。在我们那个小圈子里，在我的那些只读马列著作、毛选的虔诚的同学中，享有“杂家”，“流科”(流氓科学家)的称号。同学中，有的人开始收集《微积分》，《高等数学》了;有的人读《物理》，《化学》了;有的人背诵外语单词了……。我们心里都隐隐有种渴望：是不是能恢复66年6月之前的那种学习生活?
但不久，这种渴望就打消了。7月22日，河南日报登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文章。看来，大学是不可能在中学生中间招生了。在学校学习的愿望，似乎遥遥无期了。
7月25日，省会举行20万人集会，贯彻落实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会上“二七公社”常委会作出“倒旗”决议：号召所有“造反派组织”都这样做。8月10日，河南省大联合委员会在郑州举行群众大会。会上“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和“河南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等三个跨地区、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宣布解散。自此，文革初期的学生及群众自发组织，跨行业组织，大串联，自行出版小报，自办广播站等最具“文革特色”的事物，退出历史舞台了。
我那时住校，每隔一、二个月，就回家拿一次生活费。每次回家，心里就要难受好久。上街那个小地方，比不得省直机关，高干成群。父亲成了那偏僻小地方文革中揪出来的大人物了。那工厂的积极分子下手既狠又快。父亲的工资全部扣发。全家八口，全靠我母亲那每月不足百元的工资。
父亲是1932年入党，1936年2月，在范县县委任县委宣传委员时被捕入狱。1937年3月出狱。中共鲁西特委对父亲狱中的表现，进行了长达三个多月之久的严格审查，作出组织结论：“……在被捕入狱期间，沒有任何变节自首或出卖组织的行为。……立场是坚定的。”恢复了父亲的组织生活。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和地下党其他同志一道，组建了拥有一、二千人的抗日武装一一鲁西黄河支队!后来编入到进入冀鲁豫地区的115师344旅……。从此，父亲就随着这支有着光荣历史、战功卓著的部队，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为共和国打江山。
父亲不是在共产党有了合法政权，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参加革命的。他是在共产党最困难、环境最险恶的时刻，加入共产党的。要想荣华富贵，当年在家的时候，就已经荣华富贵了。但他还是舍弃这一切，为解救天下受苦人的理想，投身艰苦残酷的争夺天下的武装斗争!父亲老了，沒用了，也活不了多久了。他不是那种进入权力中枢，争权夺利的骄兵悍将;父亲只是共军敢死队里冒死冲锋，枪一响，就倒一片的无名小卒!连这样的人都要整，还朝死里整，就太悲哀了。
那时班里的同学们在一块，一般都不愿提及家里的事。班上同学的父母，好象除了现役军人以外，都受到冲击，大大小小都整出点问题，都有点灰溜溜的感觉。我那时对动不动就说人家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己经不大相信了，有时还心生恻隐之心。倒不是有什么觉悟，主要是自已倒霉的时候，才有可能开始设身处地地去想想别人。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同一天，《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的署名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无疑，这一决策是英明的，虽然时间晚了点。它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迅速将全国各大中专院校正熊熊燃烧、闹得校无宁日的派性战火扑灭，恢复了基本的正常秩序。不久，我校也很快来了工宣队。一百多名郑州电缆厂的工人师傅开进学校。
那工宣队显然是带着使命来的，个个板着面孔，不苟言笑，好象劳改队里的管教干部。跟支左的解放军相比，简直天埌之别。解放军一接触，就知道是好人，纯朴、热情，好得跟活雷峰一样。而这帮工人管教，决非善类。看我们的那眼神，有点儿象狱卒盯囚犯。
学校的派性之争嘎然而止。谁不听话，谁就是多中心的派头头，谁就是反对工人阶级，就整谁!工宣队才不管你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还是逍遥派，统统是被管教对象。谁听话，谁服管教，谁就是左派。
我那时和班上的工人师傅，关系搞得比较僵。倒不是对工人有什么竟见，主要是一年多懒散惯了，突然有人拿着笼头，要把你拴起来，本能地乱蹦乱跳。
8月底，通知全校学生到校，复课闹革命。天天在工宣队的带领下，学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和相关的毛主席语录。这一次复课闹革命，我们全班同学都集合起来了。大家坐在一块，有点不自然。其中几人，因彼此伤害太深，怒目相向，互不往来。有些同学出身不好，是逍遥派。自从66年十月以后，就一直沒来学校。两年了，才看见他们，真有隔世之感。
这次复课闹革命，人能聚得这么齐，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家面临毕业分配。究竟去哪儿?谁也不知道。
从7月底起，好象就有了明确消息，大学不可能在中学生里招生了。8月24日，郑州30多万人举行集会，欢送全省第一批学生“上山下乡”，到郟县“广阔天地”插队落户。
当时班上同学有三个分配去向：一部分到工厂;一部分留校继续上学;还有一部分下农村。我是分在去工厂的，按当时的眼光看，分配去向还是不错的。
9月下旬，我送学校的同学下放到罗山……。回来后，学校空荡荡的，所有熟悉的、亲近的同学都走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看看，同学们都走了，就你留下来了。离校前，整个寝室的同学都信誓旦旦，要下乡，一块下，决不留在城市。现在可好，别人都下去了，就你留在城市。这不成了不守信义的人吗?说话还算数不算数?我觉得自已无法面对昔日同学的目光，心情沉重，自责不已。经过几天的心里斗争，我下定决心：不在城里进工厂了!下乡去，跟随我的同学而去。
决心一旦定下来，感觉顿时轻松了。这时，学校里满眼都是新面孔。学校开始招生了，采取就近入学的办法。附近小学的学生来到学校，满园子都是些陌生的兴高采烈的小屁孩。有时在屋外，看见那些肆无忌惮、旁若无人的小孩，在我们曾经上过课、还想上课的教室里嘻嘻打闹地玩，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我们是还需要学习的孩子呀，怎么就不让上学了呢?文革期间，小学停课放假，基本上等于呆在家里，弹玻璃球，跳皮筋……。而我们是真正参与过创造历史的，现在却不得不给他们让位!
此时，学校“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正在扎扎实实地展开。“充分发动群众，认真清理阶级队伍，把少数暗藏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清查出来!纯洁学校教职员工的阶级队伍。” 校院里的大喇叭，威严地广播这些宣传资料，号召广大师生踴跃参加，积极检举、揭发，……。
但我们一言不发!我们已经不是二年前那个，一听说有人反党，就跳起来要和人家玩命的楞头小子了。都厌倦了，看透了。这种运动整人的手法，我们都非常熟悉。当年我们整学校领导和老师，就是这样干的。只不过这次，在工宣队领导下，教师们自已“窝里斗”，出身好的整成份差的。
我们是被赶下舞台的一批失落者，是注定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改造对象。二年前，你能知道这种结果吗?知道了，又会怎样呢?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记得我办好离城手续和户口关系，是十月底的一天。下午四、五点时，我离开学校。我深情地回望校园的每一处;绿荫遮掩的白杨树林，熟悉的操场，教学楼，宿舍，餐厅……，在这里，我们度过了曾经美好单纯的岁月，处处留下我们的欢歌笑语;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见证了我们的成长，到处都留下了我们亲切美好的回忆……，一种眷恋之情油然而生。世上许多东西，当你拥有时，并不知道珍惜她;但当你失去时，却感到异常惋惜，珍贵无比!
天色渐渐暗下来，晚秋的天气肃杀，冷峻!一股寒风吹过来，浑身哆嗦了一下，我把衣服领子竖起来。远处，在灰濛濛的天地连接的远方，在一片绿树遮掩的树林里，郑大附中那座飞檐翘角的教学楼矗立在树丛中。在苍茫的暮色里，教室里的灯一盏一盏地亮了。那里曾是我学习的地方，那里曾有我亲爱的老师和亲密的同学。如今，却要离开这里，到那茫茫无际的远方。
我扭转身子，一步一回头地走了。在我的身后，郑大附中离我渐渐远去，一步一步远去……。自1966年以来的那段历史，她，叫做“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也好;叫做“郑大附中文革的日子”也好;叫做“难忘的中学时光”也好;就这样一步一步地，缓缓地，永远离我而去了。那段留下我们青春印迹、激情、理想主义，和心灵创伤的生命历程一一人生最美好的岁月，都已经成为过去，永远地过去了。
一种凄凉、酸楚的感觉涌上心头。五年前的一天，就是在这条路上，我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一蹦一跳地来到郑大附中。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认识了很多可亲可敬的老师，和亲密无比的同学……。后来，我们响应号召，卷入了一场运动……。 当时，我们真诚地以为：这一切，都是为了埋葬资本主义!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是的，我们曾经砸碎了一个郑大附中，我们建立了一个新附中了吗?我们把曾经视为父母的校长老师斗得个半死，难道不会遭到报应吗?我们不是把自已也送到偏远的农村改造吗?曾经那么亲密的同学关系，分手时，竟冷眼相对，各奔东西，连张照片也沒留下来……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混混天地连接处、绿树遮掩下郑大附中教学楼的身影;我还能强烈地感到当时离校时留恋自责的感受……。
郑大附中，我的母校。我还能回来吗?我还有脸回来吗?
我的那些同学
l968年9月，我们下放到信阳罗山县插队落户。来郑州接队的，是罗山县付县长老康。
几个月以后，老康说：“你们附中的学生呀，喷!喷!”他摇摇头，“书生气太重，不会来事，不讨人喜欢。”
那时，郑州市的青年学生下放到信阳罗山，引起当地农民的不安。一些外校的学生在城市里懒散惯了，游手好闲，偷鸡摸狗，聚众和当地农民打架，…… 造成社会的恐慌。
“别看那些小青年们打架，小偷小摸，但思想单纯、可爱，可塑性强，是可以教育好的。” 老康说，“哪象你们附中的学生，小小年纪就有主见，有自己的一套。看着怪老实，脑子复杂着呢。”
我不知道康县长的这些话是褒义词呢，还是贬义词。但我确确实实地知道：我的那些同学到农村去，是以当年的抗大学员为榜样，带着油印机、缝纫机、药箱……下去的。精神充实，胸怀使命。
夜里，就着小煤油灯，通宵达旦地讨论黑格尔哲学;不自量地与大队干部、公社干部，争论生产队核算，是大队核算好呢?还是小队核算好;分配口粮，是三七开好呢，还是四六开好，争得脸红脖子粗;69年，中苏关系紧张，大战在即，兴奋地展开地图，想象着苏修军队进犯到那里，就参加武工队，到敌人后方打游击，消灭侵略者的军队……
与社会上其他学校的学生相比，附中的学生显得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有些地方还显得格格不入。譬如，与“基层干部”相处的关系，附中学生往往不如外校同学会来事，称呼起领导来就不如有些同龄人叫得甜。尤其是一些含带人情世故的事情，请客、送礼、拉关系、套近乎，附中的同学几乎都表现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愚钝。有些社会上习以为常的事情，过于较真，不合群。这常常让我们很苦恼。
那时，郑大附中在河南省也是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学生几乎都是省直机关、军区大院、院校高知的子女。校风淳朴。文革中有一段时间，学校里同学之间经常流传一些沒头没尾、看得破烂不堪的小册子。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是描写志愿军战俘与美国鬼子斗争的事迹;还有一个就是，斯诺的《西行漫记》。我至今仍记得其中主席回忆自己年青时的生活片断： “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新民学会)。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我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 我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67年底、68年，学校里掀起一股洗凉水澡热!三九寒冬，端盆凉水就从头顶上浇下去，天天如此!下雨天，光着膀子在暴雨中跑，大喊大叫。……
我们经常在一起朗诵毛主席的诗词《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桔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气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候。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主席那登高放眼、激情飞扬、气势豪迈的壮烈胸怀，激动着我们，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同学中好研究问题的人，自发组织了各种小组：毛泽东思想研讨小组，五七教育探索小组，大联合促进小组，…… 大家聚在一起讨论，热烈地争辩……。我们也学着主席青年时的样子，不谈女人，不谈身边的锁事，只谈大事，国家大事!
隔壁寑室有位家住老坟岗的同学，身居贫民区，了解底层情况，对菜市场上的价格，熟悉极了，缭如指掌。我们都不搭理他，以不知道为荣，称他为“小市侩” !
我们尤其不搭理女生，不跟她们说话，称她们是“搅面疙瘩汤的”。
记得上小学时，有一次运动会演练团体操，老师要男女同学手拉手。这下，我们那帮二蛋男生不干了。别看平时打架斗殴偷东西，但“男女有别”的祖训还是知道的。坚决不碰女生的手!宁死不从。把体育老师急得跳脚直蹦，气急败坏地要撂挑子。
初二，在郑大附中上生理卫生课。班上那个老是好问为什么的女生，儍乎乎地站起来：“老师，卵子到底是怎样和精子结合的?” 生物老师的脸色立马就变了，眼珠瞪得大大的，表情怪怪的。唉，真是的，当时的教材就是不明说，非得让懵懵懂懂的少男少女去猜。这也难怪，班上大多数同学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大家都认为：男女之间递个纸条，飞飞眼的事，是非常不正经的。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男女之间的那点事，一定是非常痛苦的。要不，为什么书上描述这种事时，总是说：蹂躏妇女，摧残女性，痛苦地呻吟，撕心裂肺地大叫……。
文化革命开始，班级界线没有了，年级界线也没有了。人们是以观点的相同，组成新的集体，为自己的信念共同战斗。朝夕相处，肌肤相触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从来没有听说谁和谁谈恋爱。那时，同学之间谈恋爱，总给人不太正经的印象。记得头一次去广州串连，在省委招待所过夜。第二天一早，在饭厅的墙壁上出现一张大字报，有个招待所女服务员揭发批评说：南下串连的北京大学的男生和一个女生，手拉着手在屋里谈恋爱……。记得当时我还在大字报上签署意见，声讨这种有伤风化的行为呢。
从广州转学来到郑大附中，我对学校里的女生素质普遍之高感到惊讶!我现在摇笔杆子，似乎对当年的女同学有点不屑，其实，我对附中的女生佩服极了!能说会写，成绩好。考试时，不管你怎样前后左右地偷看，费尽心思地带小抄，她们考试的成绩总要超过你，这是很让人沮丧的。文革开始后，附中的女生冲在前面，好象比男生还要显眼。意气风发，声音高亢，挥舞手臂，口号震天。就象我们红旗公社，有那么十几名女生特别骁勇善战。每回出去辩论，你根本就不用靠前，只管在后面观战就行了。她们都会冲在最前面，慷慨激昂，语言激烈，大喊大叫，把对方驳得语句顿塞，两眼噙泪，满面通红，“辩”遍郑州无敌手!英姿飒爽，妩媚动人。面对这样一群小淑女，你只有钦佩的份，你只能抬头仰视，即使你内心翻滚着热浪，也不可能有星点温馨的念头。没有贼心，没有贼胆，连个贼细胞都没有。
记得大串连时，困在贵阳火车站，和几名女同学一起挤在车厢里睡觉，紧紧地挤在一起……。奇怪，一点感觉也没有，就跟自已的兄弟在一起睡觉一样，一点触电的感觉都没有。那时年纪小，情窦未开，没有要求，也不知道怎样要求。和女同学在一起，就会儍儍地笑，紧张得浑身出汗;就会一本正经地谈革命。
几年前，曾经看过一部校园青春剧《十六岁的花季》。我很难从自己的回忆中，找到剧中那些少男少女的春心萌动，情思幽幽，朦胧美好的感受。十六岁的花季，十六岁的花季，我的十六岁的花季在哪?我们那代人的十六岁的花季在哪?好象就没有。如花的青春岁月什么时候就过去了呢?
那个时候，我们从来就不把自己当作花。不管是温室的花，还是野地的花。我们都争当成材的树，支撑共和国大厦的栋梁之材!也许急了点，不太好，有点自不量力。但谁又知道呢?
1967年9月以后，河南大局己定，社会上的活动就少了。在学校，男女同学一般都窝在各自的宿舍，没有集体活动，就不再聚在一起了。
尽管我们想当参天大树，但我们还是象野花小草一样地蔓长。我们在校园里，高谈阔论，常常能碰见对面来一群女生。大家立刻住口，侧立一旁，极不自然。对方好象也是如此，等擦肩过后，长舒一口气，方才恢复常态。那时男女同学见面，都非常矜持，从不主动多说一句话。可是朦朦胧胧的爱意应该是有的，那压抑在我们内心的青春萌动，还是象雨润大地似地在暗暗滋长。看见自已心仪的女生，脸腾地就红了，心脏剧烈跳动起来。觉得有点难为情，很不好意思。也仅此而已。许多话放在心里说不出来，有的话根本就来不及说，面对面的机会突然就失去了。那时年纪小，不知道有的机会人命中只有一次。小鸟从身边飞过，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当时，在郑州地区公认分为三派：造反派一一二七公社，对应的是附中的红旗公社;犯了错误的造反派一一河南造反派总指挥部，对应的是附中的反到底战斗队;保守派一一十大总部铁军，对应的是附中革命兵团。我的那些同学分别在各自的团体里，充当中流砥柱的角色，才华横溢，显赫一时!
当年，我们附中红旗的《红旗报》作为二七公社的喉舌，贴满了郑州市大街小巷;在二七公社的游行队伍里，轰天阵响的《二七公社战歌》就是我的同学谱写的。1968年，河南省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小小的几百人的郑大附中，竟然有两名同学分别代表各自的组织，成为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和委员!可惜附中革命兵团垮了。要是能再坚持一个多月就好了，到了九月份，中央的政策就变了。一律是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一碗水端平。那样，附中可能就会有三名同学参加省革命委员会了。可惜了，附中革命兵团垮了。文章写得那么好，表现得那么英勇，就连《铁军战歌》也是我的同学谱写的，还是个女的!说句掉底子的话，那《铁军战歌》谱写得可比《二七公社战歌》要强得多!简直就是第二支《解放军进行曲》。有时候，你在大街上看到对手高唱《铁军战歌》迎面走来，只觉得大地在颤抖!
在我的周围，在我的那些同学身上，不管他们文革中是那一派的，你都可以发现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个时代特点的英雄主义烙印!
比如运动初期，1966年9月，西藏建设兵团来学校召人。帯头争先去西藏的四名同学都是革委会的成员，李××，朱××，彭××……，他们都出自高干、老红军的家庭，都有着可靠的前途。但他们都义无返顾地带头去了，把自已的一生，和那个气候恶劣，荒无人烟的流放之地联系起来。令人钦佩，令人叹服。要知道，现在重点培养的“三梯队”，到那里短期锻炼，还得封官许愿呢。
还有我前面提到的张鲁明，我们中的佼佼者。天赋极好，是附中的高材生，出自高干家庭，前途无量，有着当时一般青年人所没有、所羡慕的仕途和优越生活条件。但却想往父辈打江山的壮烈生活，以拯救天下为已任，象苦行僧似地刻苦自己，事事努力，追求遥不可及的理想。
“还记得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名言吗?”有一次，张鲁明在教室里，对我们说，“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时，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一一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是的，我们都记住这句话。这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座右铭。我们都崇敬保尔的故事和他的献身精神。谁能怀疑我们当年的真诚呢?我们一直都很努力，一直都在真诚地追求……。我们这代人的生活好象一直都很沉重，充满悲剧的色彩……。也许，我们共同的悲剧就是太真诚了。
千百年来，人世间亿万芸芸众生，习惯于弯腰低头于自己的方寸天地。然而总有一些人，为了大众的利益，追求理想，自我牺牲，抛弃一切个人享受，全力奋斗 …… 他们有的成功了，但是更多的人倒在半路，成为后来人垫脚的铺路石子。人们还会记起他们吗?
还有知识青年的好榜样一一徐树国同学。文革期间，我俩好得跟一个人似的，饭票不分彼此，另钱共同花。记得那年我到他的生产队。…… 当时他所在的知识青年小组，在当地已经小有名声了。……下乡头一年、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发现队里的五保户没有粮食了，就将每月45斤的口粮，捐30斤给队里的困难户……， 有的同学饿得晕倒在水井旁;干活的时候，他们和队里最强的劳力摽着干活，耕地、拉犁、挑担子、…… 样样不差;劳动之余，他们顾不上休息吃饭，用自费的理发工具，免费给群众理发;他们花钱买医书，买药品，买针具……挨门串户给农民治病;那年，生产队饲养员的婆姨产后大出血，他们几个附中知青，抬着失血的产妇，步行几十里山路，连夜送到公社医院…… 他们把如花的青春，都献给了当地的群众，献给了那片土地……
我见到徐树国时，他刚从公社步行几十里山路，用板车拉化肥回来，正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见了面以后，他谈了谈下乡半年多来的感受。他领着我去看生产队的田地，一边走，一边指着，一边说：这块岗地准备炸开，砌成梯田，种上麦子;那块山坡，要推平，种上果树;那个山沟，要开条水渠，建个提灌站，把山底澧河的水引上来，灌溉坡地上的庄稼;……。他的脸上露出笑容，如数家珍地数说今后打算干的事，“过几年，你再来吧，那时候就不一样了!”落日的余辉照在他灿烂的脸上，他深情地注视着面前的山山水水……。二年以后，他就倒在他领我站在的那块岗地上……。在一次修梯田，排除哑炮中，他牺牲了。同时牺牲的有当地的两名青年，还有我的同学一一任萍同学，一个一笑俩酒窝，文静秀气的女生。
徐树国是当时河南省知识青年学习的榜样。作为知青运动，人们已经厌倦谈论了。而那埸运动的当事人一一知青，也几乎被人们遗忘。但是，那些曾经温暖人心的知青榜样能够忘记吗?不管怎么说，在人生的长河中，那段历史曾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抹不掉的印记!
1976年清明，在郑州市的大街上，出现一张震聋发聩的大字报《钟声》!就是我的同学杨××、苗××、张××等三人写的。他们的勇气和见识令人敬佩!
还有下海创业的一批同学，不管是事业有成的“高二”同学，还是仍在创业的道路上艰苦跋涉的奋进者……。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放弃了铁饭碗。他们都不安分，都不满足于眼前安稳的现状，内心充满着创业的激情!虽然他们其中也有牺牲者，但他们的生命都在拼搏，都很有价值。
还有那些因为种种原因，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学……。不管世人怎样去看，我都以敬重、同情的眼光去仰视他们! ……
他们不甘寂寞，不愿平庸，竭尽全力地呐喊，为国拼搏!他们一个个高扬着理想主义的旗帜，从我面前走过!他们就象一颗颗划破夜空的流星，一闪而逝!他们都和我生命中的某个阶段联系在一起，我时常想念他们。
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仍充满憧憬，仰望苍穹。我知道：在深邃无底的天幕上的某个时刻，曾掠过夜空炫目的流星雨中，有我同学的星宸在闪光!
郑大附中，你好！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这是一位老诗人对把自已帯上革命道路，曾经养育过自已的地方，所抒发的眷恋和感恩之情!当年在学校上课时，曾大声朗读过，没有感觉。现在不一样了，诗人在诗中充满感情的话语，拨动你内心深处的情感琴弦，你久久激动不已，不能忘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宝塔山延河水!都有自己魂牵梦绕的地方!
2007年10月，郑大附中建校五十周年。我回到我心目中的宝塔山延河水，我的母校一一郑大附中!
走进校园，迎面看见“庆祝河南省实验中学建校五十周年”的条幅。我对把郑大附中更名为省实验中学，颇不习惯。实中听起来让人莫名其妙，顿生歧义，冷冰冰的。而附中则给人亲近感，勾起你温暖的记忆。所以，我写文章时，依旧用郑大附中称呼我的母校。
十月的天气，秋高气爽。附中校园洋溢着一派喜气。一条条祝贺的条幅，挂满综合楼和逸夫科技楼的外墙壁;一个个花篮，一盆盆鲜花把学校装扮得十分靓丽。校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着一群人了。看样子大部份都是我们老三届的学生，和当年的老师。熟悉的，能叫上名字的，或叫不出名字的，从姓名中回忆往事，在人群里寻找熟悉的面孔……大家互相握手，亲切地打招呼，热烈地说话，叙说分别后的经历……。有的十几年，几十年未曾谋面的同学相见时，个个象少男少女一样，蹦跳着、欢笑着，……到处都充满着浓得化不开的同学情!师生情!
学校变化真大呀，已经认不出来了。这些年来，一座座高大气派的建筑，在母校的四周迅速崛起。这一带街景壮观，已成为郑州市最具现代气息的街区。校园内早已高楼林立：教学楼、科技楼、实验楼、图书馆、体育馆、宿舍楼……完全是一所崭新的，陌生的，现代化的学府!你记忆里无法忘怀的老校舍，在睡梦中温暖你的那些场景：那熟悉的房，那熟悉的路，那熟悉的树，…… 都没有了，都找不到了。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了。
沿着整齐的水泥路，往南走，猛然看见当年的教学楼，心里不由地一阵剧烈跳动。和附近新建的教学楼相比，这座老楼已经显得破败了，门窗陈旧，墙皮剝落，空无一人。现在当仓库用，堆着杂物。这是学校目前，唯一能让人故地重游，凭吊当年的地方了。那时我们就是在这里上课，全校初中、高中十八个班，全在这座楼里，人声鼎沸，书声朗朗……
来学校的时候，听人说：这座教楼马上就要扒了，在原址再重新建一座规模更大的商业楼……。不知怎的，心里有点酸酸的。那样，和过去最后那么一点点联系的地方，就没有了。
我围着教学楼，黙默地走了一圈，又走了一圈……。学校那边，塑胶操场上，传来了悠扬、欢快的歌舞声…… 庆祝大会就要开始了，器乐齐鸣，精心准备的节目正在上演……。
抬首仰望，整座大楼如空山耸立，窗户关闭，大门紧锁，杳无一人……。但是，我知道，曾经不是这样的，这里有多少亲切的回忆呀，这里有多少难忘的往事啊!……
当年，这座楼的四周，可不是现在这片冰冷坚硬的水泥地，连棵树都没有。当时，几十棵高大的钻天白杨，环抱着教楼…… 在绿荫遮掩下，有十几台乒乓球案子……。每到下课的时间，教楼周围就活动着同学们打球的身影……。
记得在二楼北面、靠东的教室里，那时刚刚学会几句英语，就和几位同学一起，趴在窗台上，对着楼下刚进校的小孩，大声喊：“you are pigs! You are dogs! ”……
记得在楼梯拐角的平台上，…… 晚饭后，仰着脸看天上的星星，遥望南方，想象着美军飞机轰炸下的越南……，和一位同学畅谈毕业后的理想……。那时，我们都渴望到越南前线去，当兵打美国鬼子!……
记得在教室里，一位同学朗读毛主席的一段话：“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20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当时，我们激动得心潮起伏，热泪盈眶，…… 都以为共产主义就会在我们手中实现!……
……
仿佛没有离开过，仿佛昨天还在教室里上课，耳边还廻响着老师上课时抑扬的讲课声，眼前还闪动着当年同学们活动的身影 …… 。一切依然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当年，郑大附中的周围，是一片广阔的庄稼地。你在农业路口下车，往北一看，在一望无垠的麦田里，在远处的树林中，郑大附中那座标志性的教学楼，就浮在那绿色的海洋里。“远看象座庙，近看是学校，庙里住着一群小和尚。” 当时我们经常这样调侃自己的母校。教学楼外形，中西合壁，极具特色。四角飞檐，翘立飞扬，颇象古色古香的庙宇。四周是一片高大挺拔的白杨树林。教楼里传出朗朗的读书声，和老师的讲课声，有点象古庙中研经读典的小僧人。
那时的附中，校院的大门开在俭学街上。校园内，除一橦三层的教学楼外，其余都是平房。一道红色的砖墙，把校外茂盛的庄稼与校内丛生的野草分割开来，圈出空旷的大院子，是现在校园的二、三倍。我们曾在校园里的荒草丛中捉过刺猬，赶过野兔;也曾在大片的实验田里收割过小麦，翻刨过红薯……。
校园里到处都是树啊!一排排的砖砌平房、教研室、实验室、图书馆、男女生宿舍、标准的四百米跑道、足球场、风雨操场……都沉浸在那绿树林中。春天的时候，满树繁花：有梨树，苹果树，桃树……;绽开的花朵：有的血红，有的雪白，有的粉红……;缤纷交错，宛如彩霞、白云、粉雾……;满园飘香，蜂蝶飞舞。那时经济困难，花种得不多。树底下、空地里，通常种得都是小麦、花生、黄豆、红薯……。秋天的时候，硕果满树：红彤彤的苹果，金灿灿的梨，闪在绿叶间。香气扑鼻，馋涎欲滴!同学们上课，放学，进进出出，…… 水果就在头顶上挂着，伸手可得。却没有一个人去摘!这让我感到惊讶，加深了附中留给我的美好印象。
校园里的喇叭传来讲话的声音，庆祝大会开始了。省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历届的学校领导都在主席台前坐着……。有人在发言，讲述学校发展变化的历史，取得的成就……。台底下，人头攒动，气氛热烈。
我发现参加母校五十年庆典活动的来宾，大部分都是我们“老三届”的学生，白发苍苍，面容衰老。想起四十多年前，当时大家都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如今却垂垂老矣，不禁感慨多多。
当年我们初三二班，四十多人。今天赶回母校参加庆典活动的，有二十多人。同学之间变化多大啊!
那个考试总拿第一、班上学分排名第1号的学习委员，个子小巧，眼睛大大的，文静秀气的女生。当时大家都觉得，凭她在考场上出众的绝杀能力，上个清华、北大，应该是没问题的。谁知68年离开学校以后，她却一直在一家街道办的乐器厂里当会计，…… 前几年厂子破产，失业在家。大家都感到惋惜，觉得她应该有个更好的命运，可惜了。
那个出身不好，心事重重，平时动不动就紧张得额头冒汗;走路总是低着头，不敢抬脸，溜着墙根小跑的同学。现在，已经是铁路局东站的党委办公室主任了……。
那个争着打扫卫生，抓住扫帚就不撒手，……逢人就作工作，拉人写入团申请书的团支书，现在却下海单干，当包工头了。……
还有几位仍在军队，安全部服役，北京两个大校，海南一个上校，…… 南北“校”星闪闪!……
唯有热心公益、乐于助人的班长，虽然已从省直机关退居二线，但还象当年一样，热心地组织大家旅游，组织唱歌班……。
……
哦，遥远的中学时代!我的那些老同学，你们现在还好吗?
在校园里，我们参观了《郑大附中建校五十周年成就展》。走进校史室，一股亲切、熟悉的春风扑面而来。一张张发黄的照片，一件件陈旧的实物，一幅幅生动真实的图画，一个个形象逼真的模型，一篇篇感人激动的文字，一个个熠熠发光的奖杯，一帧帧的荣誉奖状……向你展示了郑大附中成长的经历，和取得的辉煌成就。
我们在校时的郑大附中，和现在的省实验中学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当年全校八百多学生，现在在校生己经八千多人了。汲水洗漱，蹲地就歺，农忙收割……都已化作历史的尘烟。如今，母校教学设施一流，生活设备齐全，规模宏大，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堪称河南教育排头兵。在国内、国际的各种学科的竟争中，摘金夺银，名列全省第一!培养一大批奧赛奖脾得主，和全省、全市的高考状元。每年大批的毕业学生进入清华、北大……等国内高等学府;许多学子直接考入国际知名的大学：斯坦福、多伦多、滑铁卢、早稻田……。
我们当年追求的，没有想到的，连作梦也没有想到的事……都由我们的小学弟、小学妹完成了，实现了。由衷地为母校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陪同我们参观、给我们讲解的，是一位个子高挑，大眼，秀气的姑娘。姑娘讲解时非常耐心，详细，语气中透着自豪。闲谈中，知道姑娘今年十八岁，高三学生，明年该考大学了。
“十八岁?多好的年纪。” 看着面前天真、活泼，前途无量的孩子，十分感触，“我们十八岁的时候在那儿呢?”
啊，十八岁!我想起我十八岁的时候，在信阳罗山，在龙镇偏僻的山村，弯腰躬身站在没膝的水田里插秧，蚂蟥叮在腿上，烈日当空照着，浑身汗湿……。几天下来，指头泡肿，腰几乎断成两截，想死的念头都有了……。那年春上，队里的牛病了，和村里的男劳力一起，赤脚下水，拖犁耕田。初春的天气还十分冷，水面结着薄冰，脚插进泥里，就跟刀割一样。可热腾腾的汗珠，还是一滴一滴地淌进这冰冷的泥水中……。
十八岁!我想起我十八岁的时候，天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上守着如豆的柴油灯，黑烟袅袅……。那时， 我什么书都看，我多想能坐在课桌后，听老师讲课!……
十八岁，十八岁，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十八岁的时候，被打断了成长的道路，成了极平庸的孩子。
在那一个个苦闷、漫长的夜晚，常常想起当年在郑大附中学习的日子……;想起曾经朝夕相处的老师……。那一张张亲切、熟悉的老师的面孔浮现在眼前……，久久不能忘怀!
有人说：师生感情最深的，不是那些天资聪慧的学习尖子，而是当年恨铁不成钢的二流子学生。我觉得颇有道理。
和我的很多同学不一样，我从小就是校园里臭名昭著的打架大王。从幼儿园，从小学，一路打上来。泼顽，嘻皮，不务正业。学习好坏，无所谓，只要不留级就行。反正长大去当兵，也挺光荣。我的课外读物就是：小画书，七侠五乂，封神榜之类的鬼鬼怪怪的杂书。业余爱好就是：偷学校果园里的果子;翻墙，跳窗户，偷看不买票的电影;和校外街道上的街痞打群架……。我的玩伴一个比着一个地留级……小学毕业前，焦急的校长和班主任，把我们那群劣迹斑斑、不争气的孩子，集中在一间教室里，手里拿着教鞭，敲着桌子，大声地喝斥，声色俱厉地恐吓……。把家长叫到学校，…… 一块训斥!……当时，我仰脸发呆，双股颤抖，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坏的大坏蛋了。前途迷茫，忐忑不安，害怕没有学上。在郑大附中上学，有一次，何老师在我的错别字连篇，划得乱七八糟的作业上批改完后，说了一句令我终身难忘的话，“你的作文还是挺好的，想象丰富。”
我头一次听到有人表扬说 “你的作文还是挺好的，” 而且还“想象丰富”。不知道何老师是否已经忘记，在我却是历久弥新。正是这句话，让我发现自已还不是一无是处的大坏蛋。“你还需要在文字上多下下功夫。” 何老师继续说，并列出了一些作家写的散文书名。
那个星期天放假，我跑遍了郑州市的大大小小的书店，一口气买了十几本名作家的散文集……。以后，每次作文课结束，退回作文本时，何老师总是微笑着说，“不错，写得有进步。”…… 未必真得有进步，也许是何老师的一个激励班上差生学习的教学方法。但从此，我对写东西发生兴趣，并且跃跃欲试。
中学阶段，无师自通，聪明自信，有良好学习习惯的学生，毕竟还是少数。大部分学生还是处在“说你行，你就行!”的懵懂时期。关键时刻，恩师的一句“你行!”，往往就能把你从浑浑噩噩中带出，走上一条奋进、自信的路上。
那时的老师多好啊，那时的人，那时的事，那时的师生关系……。在这母校五十年大庆喜气洋洋的校园里，我发觉自已老想过去的事，过去的老师，过去的同学……。
算起来1963年我进校时，郑大附中才成立6年，还是个小孩啊。办学的积累和教育的提升，竟主要是在我们离去之后。但在我心里，总是觉得我们在校的那段日子，是母校最有光彩、最有成就、最令人难忘的时期。
1957年，第一任老校长李质若带领几十名郑州师专的教工和应届毕业生，创办了师专附中。那时的老师都很年轻，风华正茂，才华横溢。很多人原来就是大学的教员，是从各系选调来的高材生。雄心勃勃，意气风发。我听我高中的同学说，当时分到附中的那批老师，原来是分配到郑州铁路局政治部的。那时的大学生金贵呀，就跟现在的博士生一样。但他们都选择留在附中。他们几个青年教师站在附中的三角坑旁边，指着落满树叶的土坑，说出至今仍让我们听了以后，潸然泪下的话：“这一辈子就留在附中干了，将来我们的骨灰就埋在这里!”
我至今都能清楚地记得：当时在学校里，各个教研组举办各种课外专题讲座，…… 图书馆的阶梯教室里，人群挤得满满的;在外语晚会上，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卷着舌头用俄语高声朗诵高尔基的《海燕之歌》;语文教研组的《每日一词》的黑板，赫赫然地矗立在教导处西墙的路旁;每天下午，操场上涌动着体育缎炼的人群…… 清晨，《郑州一一河内》抗美援越长跑的队伍，老校长那句：“下午二节课后，把学生赶出教室!”的话，仍记忆犹新;每年几次的文艺晚会，每个班级为准备节目时的欢声笑语……。让附中人露脸的是：1965年郑州市中学生运动会上，郑大附中一举囊括了初中组、高中组的团体冠军和几个单项第一!以葛老师、王老师、鲁老师为铁三角组合，造就了郑大附中体音美活动，独领郑州市中学文体活动风骚的美名!
我那时只是感到骄傲，感到与其他学校明显不同。多少年后我才明白，这是当年的校领导和老师们进行得“少而精”、“生动、活泼”、“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学改革尝试，他们采取得完全是大学的教学方法。无疑，这批教改先驱们是郑大附中最大、最独特、可能也是让市里其他学校最羡慕的一笔财富。我想，当年就是通过他们，把大学的一些鼓励独立思考，鼓励探索研究，鼓励将自己的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联在一起，比较自由开放的学习风气传播过来，潜移默化地形成了郑大附中今天的校风。这样的校风，可不是用分数线、升学率等硬指标所能衡量和营造出来的。一所好学校的素质，最终表现在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身上。表现在非常时期，她所显现的与众不同的校风上。
我现在无意细数我们老三届那批人离开学校后，在社会上各行各业中所取得的成就。我觉得在当年郑大附中校园里，确实聚集了一群极优秀的学生。以当时他们的素质，他们应该、也可以取得骄人的业绩。我想说的是：当年郑大附中的领导和老师们精心培养、极力推崇的文理科学习尖子中，为何涌现出一批关心国事、心系人民、极负社会责任感的人。耐人寻味的是：在那个动荡年代，郑州市各个阶段，领头干事的人几乎都是郑大附中的学生!不由地令人联想到鲁迅先生所赞扬的那些沒有任何功利色彩，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愿、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郑大附中和她培养出来的学生，就象惊涛骇浪中海岸边的礁石，露出那堪当重任、力挽狂澜、中流砥柱的本色。令人肃然起敬!
来到学校后，经打听，知道何老师己经去逝了。当年那一批曾经教过我们的老师都不在了。胡校长、扬校长、唐老师、蔡老师、李老师、葛老师……据说，有一多半的老师都已经去逝了。心情非常沉重。现在己经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了，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血肉相连的亲人。那些在你懵懵懂懂、心智未开的成长时期，曾经辛勤培养你的恩人!现在我们老三届的学生聚在一起，常常怀念当年在附中上学的日子，怀念那些难忘的可亲可敬的老师。那都是大师!是令人景仰的第一代的开拓者!是郑大附中的建校元勋和功臣!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把一个当初仅仅是为解决师专子女上学的子弟学校，办成了一个令世人刮目相看，与众不同的名校!他们把自已全部的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了学生。当年我们在学校上学，深受其惠!他们都是我们终身难忘的恩师。
《晏子春秋·杂下之十》：“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显然，一个地方的生长环境，对桔树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往往决定其是桔或是枳。植物尚且如此，何况人呢?
中学，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能在一所好学校里读书，往往能决定你今后的走向!学校是有灵魂的。一个学校的灵魂，就是这个学校的文化。最近常常听说有人议论“附中文化”。很难用一、二句话来概括附中文化的全部内涵。你说她是一种文化氛围?确实，走到社会上一比，你会发现附中的老师和学生确实不一样!附中的老师乐于奉献，勤于科研，学业精深，诲人不倦。出类拔粹! 附中的学生充滿朝气，充滿理想。谈吐，举止，气质，与众不同!你说她是一种独特的环境?确实，这里聚集着当时这个地区最优秀的老师和最聪颖的学生。正是附中老师的努力，造就了基础深厚、思想活跃的学生!你说她是一座熔炉?确实，你一投进里头，就会发现在改变自己……
也许是吧?也许不是。你能够感觉到，但你说不清，也道不明。但只要你一走进附中，只要你和附中的老师和同学在一起，你就能感到一种气场!促你上进，促你脱俗，促你崇高。也许，这就是附中文化吧。她孕育出令人羡慕的良好校风和学风，她渗透于每一处师生聚集的地方，潜移黙化于每一节课与每一次社会活动，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们以关怀，以鼓励，以力量。……文化的链条在传承中延续，在一代一代人的努力中沉淀，而我们就是嗅着这种文化的气息成长，变化。你感觉到了吗?
我感觉到了!我至今都十分庆幸自己的中学时光是在郑大附中度过的。在这里，我整整生活了五年。她奠定了我的理想和价值观，是我启蒙的地方。所以那些年的经历，喜怒哀乐，总还是时常在脑子里翻腾着。时间是无法抹去记忆深深的烙印的，尤其是青春少年时发生在心灵深处的那些悸动。当我们过了一把年纪，回首往事时，才觉得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是多么宝贵，多么值得珍惜。青春，理想，奋斗和拼搏，甚至我们怀着真诚的心所犯的那些幼稚的错误。
我们老三届的学生与历届的学生相比，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那就是我们都曾伤害过自己的恩师，内心有种无法逾越的歉疚感。那横亘在我们心路历程上的那段曲折苦难的历史，那属于我们这代人共有的铭心刻骨的生命烙印，你怎能忘记?我们比谁都更加懂得怎样热爱自己的母校，怎样尊敬自已的老师。这也许就是今天，这么多老三届的学生赶回学校，向母校，向恩师们表达自己感激之情的原因了。
当天晚上，我们老三届的同学，和当年在郑大附中任教的老教师们一起，在英协剧院召开《欢庆母校五十年华诞》庆祝大会，共叙当年的师生情谊。这已经成了惯例。只要是我们老三届的同学在一起相聚，不管是班级的、年级的、还是全校的，都会把当年学校的老师和领导请来，和我们共同相聚。也许就是那段铭心刻骨的经历，让我们与母校，与恩师们格外亲近!今天也不例外。
英协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是附中高二一班的罗同学。许昌农民的孩子，家境贫寒。当年在郑大附中上学，是穿着姐姐穿旧的衣服来到学校，就是那种上身大对襟，下身是中间无缝，尿尿得旁边解扣的女裤。每次回家返校，都背着一口袋红薯充饥。有一次讲述求学的事时，说到伤心处，竟哽咽失声。罗同学上学时，在郑大附中高干子女成群的环境里并不突出，在思维敏捷、语言激烈、豪言壮语的谈吐中，倒显得沉闷，寡言。罗同学出身底层，深悉民情，脚踏实地，不尚空谈;办事极其心细，认真，善解人意，不显山不露水。记得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好象是戏票的事找他。他把我迎坐在沙发上，亲自倒水，双手捧杯递到跟前。然后坐在你的旁边，侧着身子，对着你，凝视着你，认真地听你讲话，从不插言，也不打断……。然后帮你分析，替你解决……。象这种只需秘书办的事，竟也亲自过问，在细小处替你着想，是很让人温暖的。相比之下，有时常常遇见一些胸怀大志的人。说话张扬，高谈阔论，锋芒毕露，说的多，做的少。两下对比，谁能成事，是太清楚了。罗同学事业发达后，仍惦记当年的老师和同学，几乎每一次同学聚会，都提供埸地，提供经费，为大家服务。
舞台上，英协剧院的文艺节目在演出，……歌声悠扬。
台下，以当年的班级为单位，大家围坐在桌子旁，一边聚歺吃饭，一边继续上午未完的谈话……“屁仙”移居澳大利亚啦，“花花公子”进市政协了，我的最后一任同桌，那个小铺生产队的男同桌，据说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了一橦楼，当小业主啦……。同学之间好象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晚会快结束时，由郑州市音乐家协会主席朱同学发言，朱同学上台，简短说了几句，感谢当年附中的领导和老师对自己的培养，尤其提到当年的音乐老师对自己的裁培和提携之恩，言词切切!…… 最后，他请在场的全体老师到舞台上来，和我们老三届的同学一起，共同高唱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气势不可阻挡。……”当年，我们在郑大附中上学时，经常唱这首歌。那时，多年轻啊……。现在，我们校庆聚会，又唱这首歌。已经白发苍苍了……。
舞台上，站满了老态龙锺的教师们。我们不禁回想起当年恩师们站在讲台前的熠熠风采!回想起我们曾经幸福美好的中学时光。那时，恩师象母亲!循循善诱，尊尊教导，拳拳惦念。那个时候，转瞬已遥远，依稀长相伴。不管你走到那里，也不管你身份地位发生多大变化，你的生命之路没法改变，你的根依旧扎在过去岁月的土埌里，扎在你启蒙成长的地方一一你的母校，郑大附中!
当年，我们有缘成为同学，是郑大附中使我们相聚在一起。我们都曾以自已的母校是“郑大附中”而自豪!同学就是缘分，一辈同学三辈情!我们眷恋的是当年朝夕相处的青春时光，我们永志难忘的是留在记忆中的美好的回忆，纯真的友谊，爽朗的笑声，清纯的脸庞……。
我们曾经弦歌在一堂，可是我们有志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是郑大附中教育我们树立了远大的理想，是郑大附中给了我们知识和力量，是郑大附中使我们成为社会的栋梁!
你好!郑大附中。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6/04/362183.html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