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彦芳：笔耕七十年，写作留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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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耕七十年，写作留遗憾           

任彦芳

2019年12月28日，凌晨三点醒来，忽想起幼年之事。七十年前，我开始发表作品，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报纸上的铅字，是何等地高兴啊。1949年11月在河北日报上发表我的一篇故事《地变好了》是在河北省立安国中学，经过国文老师郭扈址修改过的一篇作文。从此，我开始大量在河北日报、河北文艺、北京新民报、大众诗歌、说说唱唱、天津日报等报刊发表诗歌，故事，散文，小说等。
  笔耕七十年，出版一千多万字，六十七部作品。我如家乡的农民兄弟，庄稼不收年年种，不管旱涝和冰雹。我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的勤奋。
  我也留下了遗憾。七十年过去，应该有认真地反思。
  我幼年接受的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文艺就是为党作宣传。我以1979年和1989年为转折点，将我的写作分为三个时期。前三十年是为中共宣传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不是真实地反映生活，而是为党的政治服务，今天看来只有认识价值，可以看到我们曾经这样作为党的宣传的工具。1951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和苑纪久合作的《抗美援朝四字经》便是一例。今天看来是歪曲历史真相的宣传。以后写的大量歌颂农村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作品，没有生命力，今天应该全部否定了。多少有才华的作家，如我的朋友浩然，将生命才华用在这没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上面了，这是时代的悲剧。
  我在回忆录中已经记下了我写作出版长诗《钻塔上的青春》的过程。1973年，我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分子问题”得出结论我不是“五一六分子”，便得到“解放”，离开了五七干校到《吉林文艺》当诗歌编辑。不久接受任务到新建不久的吉林油田进行采访。我被女子钻井队的事迹感动，竟和当年写焦裕禄长诗一样激动，三天三夜写出二千行的长诗《钻塔上的青春》，我立即给钻井队工人朗读，受到热烈的欢迎。油田将诗打印出来，我带回省里，给老前辈诗人公木朗读了全诗，公木老师说，这是我近几年来听到的最好的一部长诗，建议我立即交刚恢复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很快回复说他们决定出版这部长诗，要我去北京修改。这部长诗先是由王致远负责，他说不用大改就可以发稿。后来，出版社领导换了老作家韦君宜，由她指导修改此诗。也就在此时，接到江青对文艺的指示：大型文艺作品必须写有敌我矛盾在内的阶级斗争。这样，我必须加上阶级敌人，这让我无办法修改下去。我向老诗人李季反映此事，他说，不要改，这样就可以出版。韦君宜说，李季不负责此事，他可以这样说话。如果他是我这角色，他也必须要你照指示办。我们还是想办法编个阶级斗争故事吧。韦君宜的无奈我深有感，有感于此，便胡编起阶级斗争故事，硬在女子钻井队身边加了个暗藏的阶级敌人。长诗就这样在1975年出版了，印二十五万册，并译成外文。将一部本来可以有生命力的作品，修改成不能再读的没有生命的、错误宣传阶级斗争的东西了。为此，我花费了二年多的心血。书出版后，吉林省文艺组军代表要我将书寄中央文化部于会泳，以表省文艺革命之功。因此书送文化部长于会泳，而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给老大学生增加工资而给没给我增工资，仍是大学毕业二十年的每月五十五元，理由是我和四人帮的人和事有联系。这是我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我在2010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的《寻找燃烧的青春——一个诗人和女子钻井队的往事》一书中对此事进行了反思。
   1979年3月，吉林省对我的“五一六问题”进行平反，并退回我几年来写的交代六十多万字。从此我的人生走向新的阶段，我也离开了留下我青春十八年脚印和血汗泪水的关东大地，回到了故土河北省石家庄。
  我的文艺创作也进入新的阶段。思想得到解放，文艺不再为政治宣传服务，有了一定的写作自由。我开始说真话写真情了。但也留下了遗憾：
一、1979年我写了一部电影剧本《明天的审判》，是以四人帮在吉林代理人王淮湘的丑恶行为为素材写出的一部作品，因构思的妙，思想的深，而被长影年轻导演看中，但这部作品，却没有被长春电影制片厂党委批准，因此没有得到拍摄。
  二、1980年，我写了另一部关于刘少奇之死的传说的电影剧本《古城冤魂》。被长影老导演看中，多次申请得不到制片厂党委的批准，不能与观众见面。
三、1980年我调到河北省歌舞剧院后，写出一部歌剧《泥土之歌》。当时中央文化部正向全国征集歌剧。全国送上九十三部歌剧，选出了五部，在北京开剧本讨论会。我的歌剧本是五部中的第一名。因此被中央歌剧院选中；我所在的河北歌舞剧院要争首演权，不同意中央院排，我为了在河北省工作，便不能同意中央排我的剧本，河北省也不同意与中央院合作。这样中央院只好另选别的剧本了。
没有想到的是我所在的歌舞剧院要分一处新楼，这个以解决知识分子住房困难为由盖的新楼，最后分配时，不少没房的知识分子却不能进住；虽然老院长答应给我留一套新房，我仍要代表知识分子说话，向省委反映分房的不正之风。我当年是何等地真诚，何等地纯真，我要做党的健康细胞，不能让不正之风变成癌症。我向省反映的情况，虽有省委书记金明的批示，仍没人解决，不久老革命家高扬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我再次向他反映，他亲自找我谈话，对我支持。我在人民日报及省委的支持下，此次斗争得到了胜利。人民日报以近一个版的篇幅发表了我的信及记者的调查报告，以后又不断发表各地读者支持我的来信。河北省纪委最后做出决议，让领着抢房的院长副院长全部搬出新楼。他们对我的打击报复，受到处分；然而因此事，我的歌剧却没有排演。这也是对我的一种报复吧。
这部歌剧没有和全国观众见面，老一辈歌剧家贺敬之，海啸，刘莲池，晏明、乔羽等都对这部反映人民心声，总结历史经验的歌剧没有排，表示遗憾。
四、1989年我调到北京中国评剧院，是我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现实的教育，让我以沉重的心情写出一部戏曲剧本《阴阳宅》，再次写出人民的呼声，写官员的安乐窝是在挖了烈士坟抛弃烈士尸骨后建立起来的。北京市文化局曾组识讨论会，此剧本得到北京文教书记王光的支持，也得到当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高扬的肯定，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的支持。然而，由于主题的尖锐性，院长何孝充最终不敢排演此剧，成为我到中国评剧院的一大遗憾事。北京《新剧本》发表了这个剧本，不少同仁向我表示了遗憾，从此，我也不再为中国评剧院写剧本。直到我1997年从中国评剧院离休。
五、还有虽然演出却被停演的遗憾。这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发生的事。由我写歌词的大型组歌《石油战歌》，由作曲家李焕之，吕远等作曲。由铁路文艺工作团，煤矿文工团联合演出，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然而演出不久，此组歌被上边命令停演。原因是组歌九章中，有一章歌颂了“英明领袖华国锋”，不久，华主席下台；因政治原因，不能再出现歌颂华的作品。给我的教训是任何英明领袖都不再歌颂。多年后，音乐家李焕之将他的歌曲选送给我，里边保存他认为写得很好的歌曲，选了由我作词的《石油战歌》中的三首。他遗憾地说，因为组歌的停演，这些歌没有在社会上唱起来。
  六大遗憾是我花时间最长也是最早写的焦裕禄电影剧本，今年经过导演和影视公司的努力仍没有完成。我曾在今年初写过一篇文字，我以为可以圆梦了，没想到又起波折，真叫好事多磨，但愿2020年能有所进展，将我的诗电影《成长吧，桐林！》搬上银幕，完成从1965年开始写的这部作品能够划一个圆满的句号。
  1989年，我的思想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以后不断深化。我开始真正为人民写作，为百姓发声。我也用行动为民众维权。我的写作信条：路见不平拔笔助，我为百姓鼓与呼，耻为权贵颂功德，不说真话不写书。
  我用行动反腐败，也用笔反映民众反腐败的斗争。我写出《人怨》、《民怨》、《魂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等二十多部纪实文学，这是我的五真作品：写真人，记真事，说真话，抒真情，讲真理。我的“三怨”出版后，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头头丁关根在一次会上批评我有多少怨气呀，竟写出三怨来？他根本没有看书。正因此，中国通俗文学研究会为我写了为民说话的话而颁发给我金质奖章，并授中国通俗文学终身成就奖。我因写真话的书，也曾多次走上法庭；我为家乡农民维权说话，农民给我送了锦旗，我真正和中国弱势群体老百姓建立了感情，我成了腐败官员的眼中钉，我以此为荣。
  回顾七十年笔耕，我分三个时期：从1949到1979的三十年，是为政治写作的年月，这些作品没有生命，它要和那个时代一起死去了；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我的写作走向说真话写真情的阶段，我认为是我经历的有希望的年月，但我的写作留下了遗憾，如前面所述。1989年到现在，是我真正自觉地为民鼓与呼的阶段，只有这阶段的作品才有一点价值。
  如朋友所说，我的真正有 价值的了作品是我现在正写的十卷回忆录，叫人生实情录。共约三百多 万字。我要真实的记下我的一生经历，我在中国经历了三十三个政治运动，我要写出人生的反思。还有我从1948年开始写的日记，约千万字，我争取在有生之年，亲自把日记录入电脑，留给世界。回忆录和日记是两座大山，我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完成移山工程。这也是我人生的快乐。
  告别2019年，迎接伟大的2020年。我的回忆录进入第七卷《我在中国评剧院的八年——1989到1997》；我要在这一年完成两卷回忆录，下半年进入第八卷《为民鼓与呼，重写青春篇（1998——2004）》并开始录入我1990年以后的日记。
  愚公移山，任重道远；上天保佑，健康平安！

                     2019年12月28-29日草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