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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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

　　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总第94期）]

　　一、一个在中国被忽视的课题：“文革”的世界性影响

　　“文革”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对这一判断，无论时光怎样流逝，无论是对“文革”抱持何种态度，大概都不会有争议。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是想藉此向全世界输出毛主义意识形态，“发动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在毛主义者那里，这个目的并非一厢情愿的臆想，而是建立在“世界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一判断之上。因此，对“文革”的深入理解必须联系中共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判断。

　　“文革”时最常引用的一句马克思的口号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口号所宣称的革命的普世性其实是想表达如下观念：只有在世界革命的背景下，中国革命才有可能达到最终胜利。因此“文革”向世界输出革命，就象列宁当年利用“第三国际”输出革命一样，不但源于“一国不可能或难以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革命原理，而且也包含对“世界革命高潮”的期待。在毛主义者看来，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共产党国家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目标从而“变修”的历史经验更证明了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正确。从这一角度观之，“文革”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是如此“离经叛道”（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但其精神血脉上却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脉相承。

　　由于“文革的世界性影响”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有必要对本文探讨的范围作一界定。首先，本文主要是对“文革”在海外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作概括性的叙述，并不试图对这种冲击和影响作深层次的理论剖析。这种冲击和影响的内容既包括毛主义在“文革”时期的理论和实践，如“造反”、“破四旧”、依靠“觉悟”和精神力量实现社会变革等等；也包括中共“民族民主革命”模式的对外输出，如党的领导、依靠农民的武装斗争、划分社会阶级、明确斗争对象等等。

　　其次，本文将集中介绍“文革”在亚非拉国家的影响，不涉及“文革”期间西方的左派和激进思潮，也不涉及苏联东欧国家对“文革”的反应。这主要是因为“文革”在西方产生的影响在中国已经有些介绍，而“文革”在苏联东欧的影响又非常有限──苏联东欧国家对“文革”意识形态的免疫力要强于西方国家的左派。在苏联东欧国家看来，“文革”是一种疯狂，没有任何浪漫色彩或借鉴意义。更重要的是，“文革”中输出的毛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共的发展模式是以亚非拉国家为主要对象的，在这些国家里，中共不但对民众、而且对政治领导人和党派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第三，本文论及的“文革的冲击和影响”，既包括中国向世界主动输出的“文革”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也包括亚非拉各种左派势力对这种输出的积极反应。分析并讨论中国的“输出革命”与亚非拉左派势力对毛主义的响应之间的区别，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因为70年代“文革”高潮过后，中国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放弃了鼓吹“世界革命”的路线，对以往向世界强行输出毛主义和“文革”意识形态的行动有所节制，甚至开始和很多“反革命”政权打交道。然而，毛泽东思想发源地放弃毛主义之时，却正好是亚非拉一些地区将毛主义发扬光大之日。在毛主义和“文革”熏陶下发展起来的政治势力，此时以“文革”和毛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者自居，并开始发挥影响，2005年尼泊尔的政变即挟毛主义旗帜而行。此情此景，可称为毛主义当年撒下的“龙种”，今日仍在亚非拉地区收获“跳蚤”。将这一课题纳入讨论范围，或可将“文革”的“世界性影响”看得更加清楚。

　　二、对“世界革命高潮”的判断和“输出文革”的国际战略

　　从中共建政开始，向世界各国介绍毛主义和中共革命的模式直至输出革命，一直是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共也致力于建立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和经贸关系，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此特别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但到了60年代中期，中共作出了“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判断，于是用输出毛主义来推动世界革命高潮，就成为中共对外工作的主要任务。1965年8月，以国防部长林彪的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就是中共对这一形势判断的公开表述。这篇文章由王力起草──王力后来成为“文革”前期骨干之一。该文从酝酿、起草到定稿，整个过程一直受到毛本人的耳提面命，是中共60年代初连续发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之后最重要的世界革命指导性文件，其内容即为后来“输出革命”的主要内容。该文以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为名，总结了毛泽东的“武装斗争”、“人民战争”、“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党的领导”等一系列所谓“中国革命的取胜法宝”，加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为当时推动“世界革命”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战略。

　　该文强调，在坚持共产党的革命领导权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的革命具有阶段性，即先实现“民族民主革命”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文章说：“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于种种原因被暂时拖延下去，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运动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在谈到“输出革命”时，该文指出：“革命的‘条件’不能输出”，“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是不能输入的。但是，这并不排除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相互同情和支援。我们对各国革命人民的支援，正是有助于他们自力更生地进行斗争。”概言之，这篇文章有三个要点：一，世界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二，亚非拉是发动革命的地区，是包围西方“城市”世界的“农村”；三，中国理所当然地承担“输出革命”之大任。

　　该文的基本观点很快成为中共“输出革命”的路线方针。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肯定了此文的观点，并指出当前的国际形势“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庆祝国际劳动节的社论标题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该社论声称：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如同马克思创造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影响着世界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以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给整个旧世界以摧毁性打击”，美帝苏修和“一切害人虫”被“彻底埋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正是在这一形势判断下，中共调整了对外策略。

　　这一调整体现了毛泽东本人的主张。早在1963年到1965年，毛泽东就对一些访华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谈到，中共内部在国际问题方针上存在着“三和一少”路线（对帝、修、反和气一点，对世界革命少援助一点），这“三和一少”与国内政策上的“三自一包”相关联，和“苏联修正主义”的“三和两全”相呼应；而毛泽东则主张“三斗一多”（对帝、修、反要斗争，对世界革命多援助一点）。“文革”开始后，中共中央公开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指控此前17年刘邓执行的是“三降一灭”路线（向帝、修、反投降，扑灭世界人民革命）。于是，外交部的工作遭到否定，所有驻外使节都必须回国参加“文革”运动，接受批判，国与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往来被迫中断，连主持党与党关系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受到冲击。当时中共为了全力推动“输出革命”，不惜牺牲国与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

　　其实，“文革”前为了输出革命和支持外国共产党，中共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尤其在东南亚和非洲，中共的努力效果比较彰显，而刘邓为主导的党内“务实派”始终积极参与这些活动。例如，据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回忆，1961年马共决定放弃武装斗争，换取合法政党身份，加入国内和平进程；于是马共领导人被召进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自与他们会谈，要求他们坚持武装斗争的革命路线。邓小平说服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是，东南亚以越南战场为中心的革命形势将要发生重大变化，“革命高潮”就要到来，马来亚共产党必须配合这个高潮，中共将倾全力支持他们。正是在中共的支持和推动下，马来西亚共产党重新投入武装斗争，而陈平被认为对武装斗争的信心不足，于是留滞北京，由长期在中国受教育的其他马共领导人回国领导武装斗争。此后马共的武装斗争一直艰苦地坚持到1989年才终止，而被迫中止的主要原因是中共不再支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80年邓小平再次召见陈平，要求马共配合中共实施国际关系上的“战略转移”，放弃武装斗争[1].马共的事例说明，“文革”前在中共高层，刘邓为首的“务实派”对“世界革命”不但充分支持，而且同样认为“世界革命”形势“正在高涨”。显然，毛泽东指责刘邓等人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无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为推动世界革命高潮而全力输出“文革”意识形态这条总路线确定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宣传方针，打破了宣传界限，甚至取消了外交业务和宣传工作之间的分工。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作为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和很多“文革”时期的重要文件不同，中共中央这份“批准”的具体内容至今未见公开。为了贯彻这一精神，中宣部随即“批准”向海外出口毛泽东语录。根据新华社统计，从1966年10月下发两个“批准”到1967年11月，共有25种外文版毛着计460万册发行到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社说这一宣传攻势“将使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从而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击，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2]

　　从1966年10月开始，中国的外事工作贯彻宣传毛主义和“文革”这一“主要任务”，一直延续到1969年。其形式五花八门，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在外事活动中向外宾和驻在国官员作口头宣传外，还由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记者、留学生、专家、国际列车员、海员等，在所在国散发毛泽东著作、语录、像章、“文革”文件、图片，并在使领馆、宿舍区和援建工地等地树立“文革”标语牌和毛泽东画像、展出“文革”资料、放映宣传电影，连外销商品和援外物资的包装上都印制了毛泽东语录和毛画像。中共在很多邻国有华侨组织、友协和侨校，这些组织也从使领馆接受指示，传播毛主义和“文革”资料，甚至建立海外“红卫兵”组织。中共使领馆还负责筛选亲毛派人士和青年学生，送他们到中国“朝圣”或培训，这些人回国后或是肩负为“文革”作宣传的任务，或是被发展成“革命者”。

　　三、中共与亚非拉暴力斗争的关系

　　作为毛主义的精髓和中共革命的主要经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人民战争”是“文革”期间输出革命的主要方式。应该指出，在国际政治中，一国政府出于政治、经济、民族、自然资源或宗教等原因，支持他国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无论在西方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中都不鲜见。而中共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支持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及左派激进势力，是在“世界革命”的总战略指导下，为推动“世界革命”高潮，彻底改变世界政治版图，同时为国内不断激化的“继续革命”创造外部环境，因此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并非出于与具体的受援国或政治势力有什么特殊利益或利害关系。这是将中共的“输出革命”和出于国家或政权利益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加以区别的关键。

　　1.中国支持在东南亚国家发动武装革命

　　中共当时以支持武装斗争的方式输出革命的对象国遍及亚非拉，尤以东南亚为最。由于东南亚邻近中国，这个地区的多数共产党组织在中苏分裂中支持中共，又有越南、老挝，后来再加上柬埔寨作为公开的反美战场，所以被中共视为世界革命的爆发点。

　　前文所述中共对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支持就是一例。据陈平回忆，由于中马两国没有共同边界，中共在60年代至70年代间对马共的支持主要采用金钱援助，让马共在泰国南部的黑市军火商那里购买军火。此外，为了配合武装斗争，中共还在湖南设立了马共的秘密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用华语以及一些中国南方方言（对象是华侨）、马来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广播。

　　印度尼西亚也是当时中共在东南亚输出革命的另一个主要目标国。在当时的国际共运阵营中印尼共产党是亲华反苏派。60年代上半期，印尼共产党利用印尼总统苏加诺的亲共立场，建立统一战线扩大势力，一度声势很大，结果重蹈中共1927年的覆辙，遭到右翼军事力量反击，在1965年被镇压。据杨奎松的研究，毛泽东本来对印尼共产党迟迟不愿开展武装斗争不满，当印尼党被镇压，数十万党员和左派分子被杀害后，毛泽东反而很高兴，因为从他的“辨证观点”来看这是件好事，这样一来，印尼共产党只好“上山”搞武装斗争了。“所以他在内部明确讲：不要认为印尼革命搞坏了”。此后毛“甚至不顾脆弱的外交关系，积极支持泰国、马来西亚、缅甸等国的共产党建立起武装来了。”[3]

　　印尼共产党转向武装斗争后，在1966年8月发表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声明，从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该声明几乎照搬林彪文章，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并列，提出党的“三面旗帜”，把中共的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作为印尼革命的道路。该文还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三和”路线，把前一时期革命的失败归咎于受苏联路线的影响。197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电贺印共成立50周年，说印尼革命在1965年受到的挫折完全证明了苏修和平过渡与议会道路的破产，印尼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一定能够夺得最后胜利”。

　　尽管“文革”前泰国和缅甸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两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也十分良好，但中共在“文革”期间仍然把这两个国家视为“输出革命”的重要目标国。根据杨奎松的研究，“文革”期间毛泽东多次要求老挝共产党帮助泰国搞武装斗争，最好在泰国境内建立“解放区”，声称“一定要打到泰国去”。毛还对泰国共产党人说，如果泰国革命发展起来了，就能把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亚连起来。中国政府曾与缅甸政府达成政府间协定，承诺中国不公开支持缅共，缅共在华机构和领导人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但这些约束在“文革”中都被打破，缅共领导人不但在中国公开露面，而且还在中共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鼓动缅甸革命。毛泽东亲自批准留在中国已有17年之久的大批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分子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为了保护那些在中国受训的缅共人员能安全进入缅甸开展武装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专门组织了护送部队，深入护送到缅甸境内，直到被护送人员抵达安全地点。有时这些中共护送部队还直接与缅甸政府军发生战斗。

　　中共当时一个重要的战略考虑是，利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和东南亚民族的亲缘关系，将东南亚国家的少数民族作为东南亚共产党扩大武装时的兵源。毛泽东曾很明确地告诉老挝共产党和缅甸共产党的领导人：你们可以到中国边境那些与老挝、缅甸民族接近的少数民族中去征兵么！这是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边境地区可以作为你们的后方么！1970年在和越共总书记黎笋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让老挝共产党到云南的老挝族中去征兵。在座的周恩来和黄永胜说，在西双版纳有老挝族，周恩来还说“我们的壮族跟他们非常相象”，毛泽东说将来老挝决胜的时候，“可以到广西一带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他还以历史上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队伍为例，说这些少数民族都很能打仗。[4]

　　60年代初在新加坡，中共利用东南亚华裔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大中国情结发展势力，模仿中共的行动方式，建立了统一战线组织“社会主义阵线”。但在决定新加坡是否与马来西亚合并的公民投票中，新加坡共产党人因为属于马来亚共产党，故此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为名，反对新加坡独立，结果失败。后来在1963年的选举中新共又败给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1965年，新共响应中共的世界革命路线，放弃了合法的议会道路，批判苏联的“三和”路线，发动支持者走上街头游行诉诸暴力，而且参加了马来西亚共产党控制的马来西亚民族解放阵线，制造暴力和恐怖事件，被李光耀政府镇压。值得一提的是，与新加坡共产党斗争而获胜的经验后来成了李光耀政府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李光耀说共产党的威胁一直是他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他片刻不敢稍懈。如果不是解决了这个红色威胁，新加坡就会成为另一个动荡不安的东南亚国家。考虑到这个实实在在的历史因素，那些有关新加坡经济奇迹中“儒家伦理”和“东亚文化”所起作用的讨论更象是玄谈。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70年代左翼政治力量的退潮，是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四小龙”获得经济成功的共同历史经验。李光耀一直视中共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共产党的支持为威胁新加坡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族群和谐的心腹大患。1976年他首次访问中国，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求中共承诺放弃对东南亚“输出革命”。1979年李光耀二度访华时，他坚决要求邓小平撤除在湖南的马共电台，以换取东盟国家对红色高棉在联合国地位的支持。邓小平不得不立刻召见马共领袖陈平，限期撤除“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在60年代到70年代，李光耀非常担心中共的“文革”在新加坡青年中产生影响，这一方面缘于“文革”的乌托邦色彩和青年学生的“先锋”作用对年轻人颇具吸引力，另一方面则因新加坡人口中大多是华裔，很多人对北京有“祖国”或“大中华”情结。1971年中国对新加坡开展了“乒乓外交”，邀请新加坡乒乓球队访问，接着新加坡邀请中国球队回访。令李光耀感到震惊的是，在中国和新加坡球队比赛时，球场上竟然有一大群新加坡观众嘲笑自己国家的球队，并高呼赞美毛泽东的口号。李光耀说，他后来“公开严厉”地批评这些幼稚的左翼分子为新加坡的“小毛泽东”。

　　笔者曾与一些经历了那个年代的新加坡人交谈，了解到以下情况：即使到了70年代中期，中共的“文革”在新加坡青年中仍然还有很大吸引力，很多人不惜冒险到停泊在公海的中国远洋货轮上观看《决裂》、《春苗》等宣传“文革”成果的电影。在李光耀的建议下，新加坡政府在60年代到70年代颁布了一道法令，禁止30岁以下的新加坡公民到中国去访问，以防这些头脑简单的左翼青年被召募为“颠覆分子”，这条禁令直到1976年才取消。1976年李光耀访华，他的女儿随行。这位年轻女子原来对遥远的“祖国”有亲近感，对毛的革命亦感神秘，但在访华过程中，她亲眼看见中国的封闭、落后、愚昧，于是改变了对中国的印象。女儿思想的转变过程使李光耀悟出一点：要让青年人放弃对毛式革命的浪漫幻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去中国，逗留得越久，放弃得就越彻底。因此李回国后废除了这条禁令。后来李光耀还注意到，很多在50年代回到中国的华侨青年经历过“文革”后，“对中国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已经彻底破灭，他们回国后可以成为我们对付毛泽东主义病毒的最好疫苗”，因此他反对新加坡保安局不准这些人回国的禁令。[5]

　　在菲律宾，中共支持菲律宾共产党毛派领导人何塞。马利亚。西松（Jose Maria Sison），此人“文革”早期曾在中国受过至少3个月的训练，被其追随者称为“菲律宾的毛泽东”。在毛主义的影响下，西松把菲律宾共产党内的激进派纠集起来另立山头，激进派当中很多成员来自左派大本营菲律宾大学。西松于1969年建立了菲律宾“新人民军”（后改称“民族解放军”），发起武装斗争，争取到中共的支持。为了介绍毛主义并使毛主义和菲律宾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西松撰写了《为民族民主革命而斗争》、《菲律宾社会与革命》、《菲律宾人民战争的特点》等著作。在1969年3月发表的《纠正错误和重建党》中，西松宣称“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民族解放军已经清除了以拉瓦和塔鲁卡为代表的以及其他现代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左’、‘右’倾错误”。中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菲律宾民族解放军的纪律。

　　1971年，为了迎接菲律宾的“革命高潮”，西松制定了“中国路线”，派党内第二号领导人里卡多。马来率领一个14人的代表团连同其家属一起到中国受训──这是当时派遣去中国受训的通常做法，因为受训者往往要在中国停留很长时间。这个代表团的具体任务是：“一、在中国代表菲律宾共产党；二、确保从中国获取物质援助；三、和其他共产党在中国的代表建立联系；四、领导在华受训的菲律宾共产党员；五、作为菲律宾革命在中国的人力资源；六、建立图书馆和档案库；七、在‘世界革命的中心’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而展开活动”。[6]卡多。马来在中国一直住到1981年。当邓小平不再支持东南亚革命，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解除军管后，卡多。马来离开中国去了荷兰，8年后再回到菲律宾，担任《马尼拉纪事报》的编辑。他在采访中说，中共当时除了提供军火，还教他们如何使用针灸和草药，如何在海上航行这些游击战所需要的知识。他表示，自己当时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和菲律宾革命之间有重大差别，不能照搬毛主义模式。

　　2.中共对南亚国家暴力革命的影响

　　印度在1969年至1970年间曾出现过“那夏里特（Naxalite，源于地名Naxalbari ）运动”，这是印度共产党在农村发动的暴力革命。和很多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印共也在60年代中期发生亲苏派和亲华派的分裂，亲华派走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路线，以查鲁。马祖达（CharuMazumdar）为首，称“印共（马列）”。马祖达是毛主义的忠实信徒，他称颂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世界范围全面胜利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凡熟悉中共“文革”语言的读者，不难看出这就是林彪宣称的毛泽东思想“顶峰论”。

　　马祖达领导的印共（马列）模仿毛泽东在1949年前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把印度定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依靠农民，发动和激化农村阶级斗争。马祖达领导的印度农村革命是中共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以及后来的土改）和60年代的“文革”暴力相结合的产物。在印度大吉岭地区的那夏巴里（Naxalbari ），印共组织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取消债务，烧毁地契、重分土地。“那夏里特运动”的主要战略是残杀乡村精英：地主、借贷者、基层官吏和乡村教师。用马祖达的话来说，“这种肉体消灭扫除的不但是个人，也是个人所代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威。”在这种杀戮中，那夏里特运动鼓励其成员不用枪支，而是用其他较原始的武器甚至双手去杀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受害者的双手和头颅，分解肢体。

　　就象当年中共发动的湖南农民运动一样，这种极端做法在“那夏里特运动”内部也引起了“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疑虑和争论。在“那夏里特运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马祖达宣布：“任何反对这场消灭乡村敌人的战役的人都不和我们站在一起”。与中共如出一辙的是，马祖达用来为暴力辩护的理论是“阶级仇恨”。马祖达说，“当用阶级敌人的血来书写口号，把阶级敌人的头挂在他的屋顶上的时候，这就是人民的阶级仇恨的表达。游击队员对敌人是如此仇深似海，以至于不但把他们的头砍下来，而且从他们的屋顶上踢下去。”马祖达甚至还宣布说：“一个双手没有沾满阶级敌人鲜血的人不能被称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7]值得一提的是，马祖达本人和“那夏里特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都不是穷苦人出身，而全都来自印度种性制度里的最高阶层婆罗门。

　　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中杀人是常见现象，但如此鼓励滥杀并用原始手段制造血腥效果的事例却不多见。一些研究“那夏里特运动”的学者在阅读大量文献之后提出这样一种解释：“那夏里特运动”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徒手杀戮看成是培养一个“革命者”的过程。在旧的社会秩序下，杀人和被杀者是统治关系，农民被地主和乡村精英踩在脚下，心理上认为这些人高高在上，自己是低贱的。这种社会身份差异带来的自卑感日积月累根深蒂固，难以消解。而现在，每当农民向过去的主人砍一刀或打一棍，这种社会距离感就消失一点，自己的身份也就提高一点，直到最后把敌人消灭，自己也就获得了一种新的社会身份，成为了“新人”。这样一个血腥的暴力集团在“文革”时期却被中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新发展。《人民日报》1967年7月发表社论，欢呼“那夏里特运动”是“印度的惊雷”。这篇社论很快就被“那夏里特运动”翻译成本国文字，成为重要的学习文件。

　　斯里兰卡（1972年以前叫锡兰）是中共长期的友好国家。早在1952年，当中共因介入朝鲜战争而被联合国制裁时，斯里兰卡就和中共签订了长期条约，向中共提供橡胶，从而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满足了中共的战争需要。1957年两国建交后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斯里兰卡领导人班达拉奈克和坦桑尼亚的尼雷尔、赞比亚的卡翁达等人一样，也是在西方受教育但民族主义意识十分强烈的领导人。班达拉奈克担任总理后，改变了亲英政策，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对内实行国有化，把外国资本的橡胶园和茶园收归国有，取消英国的军事基地。1959年他遇刺身亡后，其夫人继任总理，并积极参加“不结盟运动”，反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反对美国在印度洋地区保持军事基地；同时她也反对苏联，谴责苏联入侵捷克。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所作所为使中共政府将其视为理想的国际统战对象。“文革”前中共千方百计保持和这个印度洋岛国的关系，1961年还应斯里兰卡政府的请求，将中国珍藏的佛牙送去供该国佛教徒瞻仰。佛牙到达之日，斯里兰卡举国上下以最隆重的仪式迎接。

　　然而，“文革”期间，斯里兰卡却成为毛主义极左派的攻击目标和输出革命的对象。因为斯里兰卡是个佛教国家，政治上保留了君主制，经济上是大地产制（茶园和橡胶园），又曾经是殖民地，和西方国家经济关系十分密切。这些西方国家大多数是中共推行“世界革命”的目标国。“文革”前中共和斯里兰卡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在“文革”中成了中国的“极左派”指控“务实派”推行“三降一灭”政策的证据，于是中国驻斯里兰卡的外交官通过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来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当时斯里兰卡将毛像和毛著列为禁运品，但中共仍然设法偷运。1967年8月，一艘中国船被拦截，搜出一箱毛泽东像章，斯里兰卡向中共提出交涉，中共称这是斯里兰卡政府两年来与国际反华势力勾结的继续。1970年10月中共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邀请了斯政府高级官员，但大使馆门口却挂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大幅标语，又引起斯政府强烈反应。

　　1971年，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发动反政府暴乱，纠结激进青年打砸抢，攻占一些地方的警察局，并扬言这是呼应中国的“文革”，斯里兰卡无产阶级要坚决推翻资产阶级当权派，打下首都科伦坡，推翻现政权。据当时在科伦坡的中共外交官回忆，“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多次派出代表，前往中共使馆，要求面见大使，并要求中共公开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大使在向国内紧急请示后拒绝了这一要求，同时严令使馆人员不得私下和斯里兰卡的造反派接触。不与反政府武装发生接触不但是驻外大使的权限和责任，更是“外交承认”的题中应有之义，大使向国内报告是可以理解的，但还要向国内“请示”就耐人寻味了。

　　1972年，斯里兰卡再度发生名为“格瓦拉叛乱”的左派军事暴动。虽然并无证据表明中共支持这个组织，但中共的“世界革命”立场还是引起了斯里兰卡政府的怀疑。亲华的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政府受到很大压力，被迫对中共大使馆采取了一系列监视和检查措施，拆封全部邮件，搜查新华社和中国工人的宿舍，连中共援助斯里兰卡重点建设项目的物资也在搜查之列，很多中共外交官甚至担心使馆会被关闭。为了保住和斯里兰卡的关系，周恩来被迫接见斯里兰卡大使，不但没敢就斯政府的监控措施提出抗议，反而说班夫人很聪明，反复检查，查不出中共有任何牵连，“不就把右派的嘴封住了吗？”周恩来甚至还说，中国正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如果斯里兰卡政府在搜查中国驻斯机构时发现有这类人物，“请坦率地告诉我们，帮我们清理阶级队伍”。[8]周的用意固然是要显示中共的清白，但使用的方式和语言实令人匪夷所思。

　　3.对拉丁美洲国家输出毛式“革命”

　　在拉丁美洲，毛派共产党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都建立了组织，主要成员来自青年和学生。在中国支持下，1967年拉美毛派共产党建立了两个游击队，一个是“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该游击队还有一个模仿“红色娘子军”建立的“玛利亚娘子军连”，另一个是玻利维亚的毛派游击队。委内瑞拉的一些共产党人也在同一时期展开了武装暴力斗争。秘鲁共产党的左派头目古兹曼于1967年到1968年间在北京受训，除了学习爆炸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领会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精神变物质”、“有了正确的路线，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等毛思想精髓。玻利维亚毛派共产党60年代中期的纲领和印尼共产党同一时期的文献一样，体现了林彪文章的影响：“1、在人民战争中坚持政治挂帅；2、人民战争是群众争取解放的武装的政治斗争，为达到这个目的，在群众中尤其是工人农民中坚持政治工作是和武装斗争分不开的，政治工作必须和武装斗争相始终；3、人民战争要经过如下阶段：A.和农民暴动相联系的游击战；B.运动战；C.阵地战，或者以农村为依托夺取城市。”[9]

　　中共的“革命阶段论”和“统一战线理论”也充分体现在这些政党或组织的路线中。它们强调在现阶段，拉美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封建和民主革命，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分期分批地确定主要敌人，孤立或者中立其它敌对势力。当时在拉美革命中，中共面临“格瓦拉──卡斯特罗主义”的挑战。毛派共产党模仿中共的口吻，批判格瓦拉是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不懂得发动农民和解决土地问题，不懂得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更不懂得建立统一战线，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场。智利共产党在文件中这样总结毛派的“人民战争”路线和“格瓦拉──卡斯特罗主义”的“游击路线”之间的区别：“人民战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游击战’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大陆最近披露的材料说明，在墨西哥直到1972年还有受中共支持的反政府游击队在活动。1972年墨西哥左翼力量上台，总统埃切维里亚决定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但就在中国大使熊向晖赴任前一周，墨西哥宣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国受过训练的游击队”，此消息经报刊披露后给亲华的埃切维里亚政府造成极大的困扰。埃切维里亚在接受国书的仪式上不得不异乎寻常地向中国大使熊向晖提出中共支持游击队的问题。中共资深拉美外交官黄志良在回忆此事时，不但不否认这些游击队受中共支持，反而坦陈“这是中国‘文革’混乱时期极左路线留下的恶果”。和墨西哥建交是中共70年代初调整外交路线时在拉美取得的一大胜利。为了巩固和墨西哥的关系，周恩来迅速邀请埃切维里亚访华，给予极其隆重的接待，借此向墨西哥舆论表明中共无意支持反政府游击队。不但如此，毛泽东在和埃切维里亚谈话时还用开玩笑的口吻冲淡严肃话题，要埃切维里亚提防熊向晖（熊是情报官出身）在他的国家“捣乱”、“搞颠覆”。当时，拉美国家对中共“颠覆”普遍表示担心。1974年，拉美另一个大国委内瑞拉和北京建交，据黄志良回忆，委政府宣布建交后却不向北京派出大使，也不接受中共大使，观察了一年多，确信北京没有“颠覆阴谋”后，两国才互派大使。[10]

　　4.为在非洲发动毛式革命而努力

　　在非洲，中共的“输出革命”先是和非洲独立运动相关联，然后是和独立后由谁掌权以及选择何种发展道路相关联。据Ian Greig 的《共产主义在非洲的挑战》一书介绍，中国对非洲的支持可能早于苏联。早在1961年，就有6个喀麦隆人被捕，交代了在北京接受为期10周军事训练的情况。除了军事技术，这些非洲人还学习了中共革命的经验，“训练的第二个阶段集中在‘中国革命斗争’、‘人民战争’、‘民主革命’，以及如何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这6个非洲人在1959年就被派回法属非洲展开武装斗争。据西方媒体报导，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从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喀麦隆和刚果来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尔滨、南京和其它中国城市接受训练。“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民族联盟”的一个成员介绍他在上海接受为期一年训练的情况时说，当时除了军训，主要是政治学习，如何发动乡村群众和展开以人民战争为目的的游击战。

　　一个阿曼游击队员介绍了他1968年在中国接受训练的详细情形：经过组织安排先到巴基斯坦，然后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上海，再转到北京。在参观了中国的一些样板学校和公社之后，他被送进训练营接受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政治学习中中共教员认为，在非洲传播毛主义的一大障碍是伊斯兰教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学习中强调要批判伊斯兰教。中共为他们准备的教科书规定，在回答“同志们，什么是《可兰经》？谁是先知？”这个问题时，标准答案是“《可兰经》、先知和伊斯兰教的其它表现形式都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英帝国主义的发明”。在课程表上，毛泽东著作的课程是最重要的，受训人员必须背诵很多毛语录，有关纪律及如何对待乡村群众的内容，听上去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相似。这些非洲人也实地参观了“文革”中的中国。例如，当他们参观一所学校时，教师提出“对黑帮分子怎么办？”的问题，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杀杀杀”。陪同人员告诉这些非洲人：“黑帮”是那些没有教育好的、自以为有知识胆敢看不起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和教师。在最后结束训练时，每个受训的安曼人都得到一本阿拉伯语的毛泽东著作。[11]

　　5.中共对外政策从革命狂热到极端功利的突然转变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输出革命”是中共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对外政策的中心，自从70年代初中美关系改善之后，中共的对外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同时反对美苏和一切反动派（即所谓“全面出击”和“四处树敌”）转为重点反对苏联。这一转变源于两点：在国内，“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世界革命的狂热也开始降温；在国际上，60年代不顾一切地“输出革命”不但没有实现推动世界革命的战略目标，反而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国际影响大大减弱。即使从推动“世界革命”本身来看，策略也需要调整。因此，从70年代初开始，中共虽未完全放弃世界革命的目标，但联美反苏的战略居于优先地位。

　　在70年代上半期，全世界目睹了中共对外政策从革命狂热到极端功利的突然转变，中共不但从多年的死敌美国邀请政治家访华，竭力营造“中美友好”气氛，而且很快就和一些过去被认为是“国际反动派”的政权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扎伊尔的大独裁者蒙博托曾长期与中共支持的游击队作战，不但被称为“非洲的蒋介石”，而且在60年代中期中国编演的话剧《赤道战鼓》中被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大恶棍。但到了70年代初他却被视为中共在非洲对抗苏联的中坚，1972年和1974年两次访华，与毛泽东相谈甚欢，建立起了异乎寻常的个人友谊。毛泽东不但批准给予他大量援助，甚至在会见中和他商谈如何对付反政府游击队，即中共过去的同志。

　　在拉美，中共原来和智利社会主义政党领袖阿连德的政府关系密切并建交，周恩来还多次向阿连德政府提供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意见。1973年阿连德政府被皮诺切特领导的右派军人暴力推翻后，这一事件和印尼右派军人1965年政变并列，成为两起国际左派至今念念不忘的“冷战”时期“国际右派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罪行。当时全世界左派力量同声谴责，苏联东欧集团和其他一些国家和智利断交，和智利有外交关系的80个国家中只有38个表示承认军政府。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智利军政府很快照会北京并召见中国大使，表示愿与中共保持关系。周恩来为此召开紧急会议，衡量得失（主要是不愿给台湾以可乘之机）之后，作出了所谓“冷而不断”的决定。在全世界同声谴责智利军人的政变和随后的镇压浪潮中，中共的“见利忘义”受到了国际左派的强烈抨击。

　　四、“文革”行为方式在亚非拉的影响

　　除了输出革命和支持武装斗争的官方政策之外，“文革”中形成的一些特定的行为模式也经由官方和个人输出国门，成了“文革”的世界性影响的一部分。

　　1.中国驻外使馆的“文革”行为

　　“文革”开始后一些中国使领馆纷纷采取“破四旧”行动。中共驻埃及大使馆的花园里原来有十多尊精致的真人大小的女神塑像，还有带翅膀的天使雕像，都是古罗马雕塑的遗迹，但在“文革”初期被使馆内的“造反派”连底座挖起，扔进垃圾箱，一些雕像就此断裂，难以修复，在驻在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领馆和外交官生活“革命化”也是“文革”的重要行为方式。和国内干部甚至中高级干部相对简朴的生活比较，当时中共驻外机构被认为是在“外事特殊”的借口下滋生特权之地。在“文革”刚开始时，坦桑尼亚和奥地利的毛派人士于1966年8月写信给中共有关部门，指责中共驻外机构生活方式资产阶级化，毛泽东1966年9月9日作了著名的“九九批示”，要外交机构“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九九批示”有如外交系统的“五一六”通知，其后果之一是很多驻外机构将字画工艺品和传统艺术品作为“四旧”撤除，改挂毛泽东语录和图像。但与“造反”、“造反有理”、“造一切权威的反”（当然毛本人的权威不但不能反，而且还要被神化）以及造反派之间的“派性”这类“文革”初期的行为方式相比较，以砸塑像换陈设来“破四旧”和实现生活方式革命化就微不足道了。“文革”初期中共外交机构也经历了内部的“造反”和夺权，很多派出人员在驻在国向大使和领事等“当权派”挑战，与驻在国的毛派或左派串连，他们内部往往又存在派性，这些都构成了“文革”在海外影响的一部分。

　　2.中式“文革”在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是中共60年代在非洲的主要友好国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是非洲独立运动的代表人物，中共也把坦桑尼亚看成是自己在第三世界扩展影响、对抗西方和苏联的基地。尽管中国经济在“文革”中近乎停滞，但中国政府对坦桑尼亚却有求必应。当时坦桑尼亚得到中国很多援助项目，其中坦桑友谊纺织厂在60年代是最大的一个，有130多名专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上海纺织工业局派出的。

　　上海是“文革”时期工人“造反派”的重镇，纺织系统又是重中之重，王洪文就是在纺织系统“造反”起家的，因此派赴坦桑尼亚的纺织专家组里有不少“造反派”。该组的英语翻译原来就是上海纺织工业局“造反派”的常委，因为在国内没有排上名次，1967年底来到海外“开辟第二战场”。他一到坦桑尼亚就拉起自己的“造反”人马，提出要在工地上挂五星红旗，竖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语录牌，放中共的“文革”音乐和毛语录歌，把工地弄成“文革”在海外的样板，并指控“文革”前中共派出的外交官和专家组领导都是“走资派”。不但如此，他还仿效“文革”中“红卫兵”和“造反派”相互串连、共同造反的做法，利用翻译的语言优势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坦桑尼亚工人中广泛活动，散布“造反有理”的观点。当时坦桑尼亚政府组织了“绿卫兵”，这个名称虽然和中共的“红卫兵”相应，也确实受到了中共的启发，但这个组织的宗旨却不是造反，而是贯彻政府的政策，是动员群众的手段。然而中方的“造反派”却表示要用“中国红卫兵”的名义和坦桑尼亚的“绿卫兵”串连，向他们介绍“红卫兵”的“造反”经验。1968年初这些人又开始在坦桑尼亚工人中大肆活动，要求他们起来造本国政府的反。

　　连中国为坦桑尼亚培养的杂技团也深受“文革”斗争精神的熏陶。1968年7月，坦桑尼亚杂技团学成归国，最初团内还相安无事，但很快就闹起了派性，动不动就“造反”，以“革命”的名义为自己争名夺利。连中共外交官也说这是他们在中国培训时受了“‘文革’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的影响。结果是坦桑尼亚杂技团内部闹得不可开交，演员们无法继续合作表演，只好解散。一个成功的文化交流项目就这样毁于“文革”的影响。[12]

　　中方“造反派”的上述活动引起了坦桑尼亚政府安全部门的注意，把情况上报给总统尼雷尔。当时尼雷尔正在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政策，对银行和大工业实行国有化。国际社会怀疑他受到中共的影响，国内很多人纷纷反对，尼雷尔本人受到很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造反派”在坦桑尼亚肆意妄为，必然会给尼雷尔的反对派提供机会。而刚果的卢蒙巴政权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权被右派军人推翻，就是前车之鉴。在这两次政变中，右派军人的借口都是现政权亲华亲共，要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中共的附庸。这两次政变使中共在这些国家多年的苦心经营和援助一夜间化为乌有。尼雷尔接到政府部门关于中国“造反派”活动的报告后，对“文革”在坦桑尼亚的发展非常忧虑。

　　1968年6月尼雷尔访华时当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中方“造反派”的问题。根据中共外交官的回忆，尼雷尔与毛泽东会见时，双方一开始由于对“文革”的分歧很不愉快。尽管毛泽东后来也表示，不允许“造反派”在坦桑尼亚活动，但他的理由却与“文革”没有关系，而是说这些人“搞大国沙文主义，欺负驻在国。”有了毛的圣旨，周恩来与尼雷尔会谈时表示，中共绝不允许援外人员把无政府主义带到国外，更不允许他们在国外“造反”。那个企图在坦桑尼亚开辟“造反第二战场”的英文翻译，被使馆送回国后即下放劳改。除尼雷尔之外，中共在非洲的另一个盟友──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也向中共直截了当地表达他对中共外事和援外人员在该国传播“文革”和毛主义的强烈不满。

　　3.发展中国家的“校园文革”

　　中式“文革”的学生“造反”也在一些国家引起了反响。在菲律宾，以学生造反为中心的“校园政治”在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初盛行一时，国立菲律宾大学成为散布毛泽东语录和“文革”材料的中心，很多学生“造反派”自称“红色风暴”的传播者，后来被西松的菲律宾共产党吸收。

　　印度的“那夏里特运动”亦有大量学生参与。1970年春，这个运动的学生参与者在印度第二大城市加尔各答发起了一场校园“文革”。在很多大学，学生们抵制考试，冲击学校办公室，砸毁家具和设备，在墙上涂写毛泽东语录。他们还冲进书店，焚烧书籍，被烧的有甘地、尼赫鲁和泰戈尔等印度历史文化名人的著作，甘地诞辰百年纪念中心的书籍和展物惨遭洗劫。学生还砸毁马路上和校园内的历史塑像，一时被砍下的塑像人头满地乱滚，后来政府不得不在每个塑像前派警察站岗。这场学生造反因此被称为“砸毁塑像”运动（Smashing Statue）。印度的报刊严厉谴责这些行动，《政治家报》发表题为“毛对抗甘地”的社论，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舆论。这篇社论说“文革”“愚蠢而令人恶心”，它反文明，毫无建设性，甚至是“邪恶”的。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参与这场校园“文革”的学生很多都是“那夏里特运动”的成员，但这场校园“文革”的最初发生却与该运动的领导意旨无关。马祖达虽然也号召学生离开校园，但却是为了让学生“和工农相结合”，并没想让学生去冲击校园、烧书和砸毁塑像。因此，这场“砸毁塑像”运动最初是印度学生受中国“文革”期间学生“造反”影响下的自发行动。但马祖达很快就从毛主义的立场和逻辑出发，看到了这场破坏背后的“建设性”并支持学生的行动。马祖达说，印度的教育制度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任何信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意识形态的人”都必须培养起对这个制度的“仇恨”；学生的行动是破坏也是建设，因为“不破坏这个殖民主义的教育制度，不砸毁那些由买办资产阶级树立的塑像，新的革命的教育和文化就建立不起来”。[13]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到，马祖达及其追随者和毛泽东“不破旧就不能立新”这一“文革”逻辑之间的惊人一致性。

　　4.“文革”式宣传如何恶化中国的对外关系？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表现为圣像崇拜（戴毛像章、张贴毛画像及树立毛塑像）和传播阅读红色“圣经”（毛著作）等──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并不激烈，但却是最普遍和持久的“文革”行为方式，而且是传播“文革”意识形态如暴力革命和造反有理等观念最直接最方便的途径，因而在海外有着广泛的影响。这些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中国官方推动的结果，因为毛像和毛著都是在中国国内印制后通过官方途径运到驻外机构，驻外人员又将散发这些宣传品视为日常工作，认为散发得越多就越能显示自己对毛的“忠诚”。当时由于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原因，很多国家都把毛像毛著列为违禁品不许入关，但中共驻外人员则认为，这正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与散发工作的“伟大意义”。

　　在东南亚，中共的友好邻邦柬埔寨有好几个省份受到中共影响下的“造反”的困扰。1967年5月，西哈努克政府被迫驱逐了两名中国专家，又拿受中共支持的华侨学校开刀，限制学校教授毛泽东思想，控制课程，不准散发毛泽东语录和像章。西哈努克说，“文革”给中国带来的不是国际社会的钦佩而是轻视。中共大使馆发表公开信，说“崇敬毛主席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这里说的每个中国人即包含华侨，因为他们中一些人仍是中国国籍。1967年8月，西哈努克派外交大臣访华，要求中共放弃在柬埔寨的“文革”宣传，但中方却反过来要求西哈努克“允许在柬华侨有热爱毛主席、爱社会主义、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这一要求使西哈努克感到震惊，认为这等于“授权我们的中国朋友在柬埔寨人中间进行颠覆活动”。9月，西哈努克下令取消柬埔寨的所有和外国的友好协会，其真正的目标在于解散宣传“文革”不遗余力的“柬中友协”，北京的“中柬友协”闻讯立即打电报给金边的被解散的“柬中友协”，要求和“反动派”斗争。西哈努克在气愤中下令召回驻北京大使，后经周恩来的苦心劝阻，柬埔寨驻北京大使没有成行。

　　在缅甸，中共大使馆和新华分社在1967年成了“文革”宣传中心，鼓励华侨学生佩戴毛像章，携带毛著进入学校。缅甸本来就对北京支持缅共游击队心存芥蒂，这种“文革”宣传加深了这一矛盾。于是，缅甸政府下令禁止戴毛像章携毛著，开除华侨学生，关闭华侨学校。中缅矛盾的恶化使得缅甸1967年6月出现了反华骚乱，华侨学校、新华社、武官处和大使馆都受到冲击，10多名华侨和1名中国专家死亡。中共作出强烈反应，北京举行20多万人游行示威，毛同意提“打倒奈温（缅甸领导人）”的口号，群众示威中随即打出“绞死奈温”、“油炸奈温”的标语。[14]

　　在中国的北邻蒙古，“文革”爆发后很多中方人员要在华侨学生中组织“红卫兵”，被使馆的临时代办劝阻，但在蒙古的中方人员采取了非常激烈的其他“文革”行为。中方人员除了在驻蒙建筑公司和友谊医院广为散发毛像和毛著，还把乌兰巴托的“华侨培才学校”变成在蒙古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站，这个学校是受中共控制的当地华侨子弟小学。中共外交官回忆说：“在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影响下，毛主席著作成为必修课，师生们的‘革命’情绪很高涨，他们把《毛主席语录》带回家，不仅念给父母听，也向蒙古邻居广为散发。”蒙古政府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宣传，寻找借口将三名华侨学校教师驱逐出境。中方人员要在车站为这3个人举行“欢送”仪式，要用“读毛语录，喊‘文革’口号，唱《国际歌》”来表示抗议。蒙古政府得悉后派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召见中国代办，提出根据蒙方规定，不得在车站举行这样的欢送仪式。但是，中方一意孤行，坚持上述欢送仪式，结果和蒙古警方发生冲突，一些学生和中方人员受轻伤。中蒙关系进一步恶化。此后北京发生了“八九”事件：蒙古驻华大使馆的车在友谊商店门口不慎压上一张掉在地上的印有毛头像的海报，在场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围攻这位司机，焚毁了那辆汽车。这位司机随即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途经二连浩特时又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从火车上揪下来，强迫站在高凳上为他破坏毛泽东“圣像”的“滔天罪行”接受批斗。[15]

　　“文革”前，中国的西邻、喜马拉雅山麓的尼泊尔也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国派出很多工程技术人员帮助尼泊尔修建公路和水电设施。“文革”期间中方“造反派”在中尼边境树起标语牌，要推翻尼泊尔君主制。中方在尼人员也积极活动，宣传毛泽东思想，引起尼政府警惕，要求中方限制出售毛语录和佩戴毛像章，但中方人员仍然我行我素。尼政府于是搜查“尼中友协”，没收“文革”宣传品，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图片展览橱窗，并和“捍卫”毛思想宣传阵地的中方人员在现场发生冲突。中方强烈抗议，指尼政府与美国勾结，结果尼政府要求中国撤走部分驻尼人员。

　　在非洲，肯尼亚政府于1967年宣布中国代办李颉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肯尼亚。事情的起因就是中国大使馆不顾驻在国的反对和抗议坚持散发毛像章毛著。加纳甚至为同样的原因和中共断交。根据中国官方出版的外交史，1967年前后一年多时间里，和中共建交或半建交的48个国家中，有近30个由于中共向外输出“文革”而和中共发生外交纠纷。但这些事件在当时都被中共官方说成是国际帝修反的反华行径，加剧了在国内制造的“中国被帝修反所包围”的恐惧症和革命歇斯底里。[16]

　　早在“文革”开始前，中共和古巴的关系即因中共强行输出毛主义意识形态而破裂。古巴是中共在拉美第一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两党两国关系一度非常密切，毛主义和卡斯特罗──格瓦拉主义在国内和国际政策上有诸多共同点，如都急于超越苏联，依靠革命觉悟和精神力量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国际政策上反对苏联主张的“三和”政策等等。1966年初，古巴方面首先发难，两国公开决裂。古方提出的理由之一是中共削减大米援助；另一个理由则是，中共不顾古方长期的劝阻和告诫，通过各种途径向古巴党政干部和一般群众散发中方的宣传材料，甚至利用邮局直接把此类材料寄送到古巴人的家中。1965年9月，卡斯特罗曾专门为此召见中共驻古巴临时代办，向他出示古方收集的中方宣传材料，提出强烈抗议。中共使馆受此难堪，立刻电告国内。尽管古巴和中共决裂有哈瓦那难以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保持平衡的深层原因，但中方在古巴肆无忌惮的宣传无疑是两国两党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古巴和中共翻脸后，中方声称，古巴加入了“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有趣的是，整个60年代后半期，古巴的政治气氛和中国的“文革”非常类似，古巴当局在1968年到1970年间发起的“革命攻势”，是古巴版的“大跃进”和“文革”的结合物。[17]

　　现在看来，“文革”时期所谓的中国被“帝修反”等“国际阶级敌人”包围，纯粹是自食其果。

　　五、龙种与跳蚤──毛主义“文革”的余波

　　“文革”在中国是画上了句号，但60年代毛主义“文革”意识形态在“世界革命高潮”中播下的“龙种”，却继续在一些国家收获着“跳蚤”。目前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反政府武装就自命为毛主义，尼泊尔的反政府武装也被国际舆论称为“毛主义叛乱”（泰米尔组织帮助训练了尼泊尔反政府武装）。这些毛主义组织固然受到中共革命的世界性影响，但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以及秘鲁的“光辉道路”相比，它们仅局限于实践毛主义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用暴力消除阶级差别，不同于“文革”那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且它们产生时间较晚，也未受到中共支持。

　　“红色高棉”和“光辉道路”的一些领导人60年代及“文革”时期就在中国，他们除深受“文革”影响外，还接受中共的资助。他们崇拜的不只是毛主义的一般理论，例如信奉枪杆子和用农村包围城市，更是毛主义“文革”理论的实践者。他们要继承和发展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毛主义，他们认为这些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已完成；而有待继承和发展的是60年代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文革”理论与实践，但毛泽东死后中共当局所抛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中共抛弃了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就为“红色高棉”与“光辉道路”创造了历史机会，让他们自命为毛主义继承人，甚至要超越毛主义。

　　1.“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毛式“革命”更残酷的“红色高棉”革命

　　中国读者对“红色高棉”的血腥统治或有所闻，但对这些政策的目的及其与“文革”的联系则不一定有清楚的了解。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和20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18]与印度“那夏里特运动”一样，“红色高棉”鼓励用原始手段杀人，甚至用镰刀、斧子和锄头。

　　那么什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呢？“红色高棉”认为：毛泽东用“文革”反修防修，但他不彻底；而没有经历“文革”的越南则变修了；红色高棉要吸取这个教训。一个“红色高棉”的高级干部对回国的知识分子介绍说，柬埔寨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他说：毛泽东说“文革”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都在搞“文革”。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拿工资，而且还把钱省下来回国时购买免税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文革”后中国人还是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在这个意义上，“红色高棉”是吸取了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经历了“文革”的中国都未解决的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而且是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从而为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革命建立一个不同于中、越的模式。

　　中共60年代中期发动“文革”，是认为世界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苏联变修了，中国可以乘机崛起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红色高棉70年代中期采取大规模屠杀和清洗、废除货币、拆散家庭、解散学校、撤空城市等极端措施，则是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越南变修了，柬埔寨已成为新的革命中心。这种相似性清楚地表明了“文革”和红色高棉之间的血缘关系。

　　2.秘鲁的“小毛泽东”以及他比毛主义更“光辉”的思想

　　秘鲁的“光辉道路”与毛主义“文革”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光辉道路”和毛主义“文革”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19]“光辉道路”的领袖古兹曼是大学哲学教授，“文革”时期在中国受过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回国后被追随者称为秘鲁的“小毛泽东”和“安第斯山的红太阳”，绰号“香波博士”（指他善于用毛主义给人做政治思想工作，即“洗脑”）。

　　1968年，古兹曼从中国回秘鲁后，开始造党内最高领导人帕德雷斯的反，指责帕是修正主义，走和平道路，说自己和帕之间的斗争就是毛主义和赫鲁晓夫主义之间的斗争。秘鲁共产党原来有份刊物名为《红旗》（该名称是否仿效中共理论刊物《红旗》尚不得而知），由帕雷德斯控制。古兹曼于是办了一份名为《光辉道路》的杂志。从此，秘共和秘鲁左翼势力就按照“红旗派”和“光辉道路派”的分野站队。

　　当时，秘鲁的左派主要集中在华曼戈大学等高等学府中，而秘鲁的大学又继承了欧洲大学自治的传统，政府很少干预。因此这场“路线斗争”就在这些大学校园里肆无忌惮地展开，演变成了一场小型“文革”。对立的两派在形形色色的辩论会、讨论会和批判会上彼此指责对方是叛徒和修正主义，散发攻击性的传单和小册子，张贴诽谤性的告示，在各自的刊物上发表冗长的充满了领袖和导师语录的论战文章；最后发展到在会场外面拳脚相向，一派占领学生宿舍，另一派调兵遣将来围攻，展开了武斗。大学校园里涂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冈扎洛（即古兹曼）思想万岁！”“冈扎洛主席万岁！”“打倒一切修正主义！”之类的标语。“光辉道路”的组织和活动中渗透着毛主义“文革”的影响，只要看看它所张贴的宣传海报就会发现，无论从图案设计到口号，都象是中国“文革”宣传画的翻版，只不过把文字变成西班牙文，把毛泽东的头像换成古兹曼的。[20]

　　“光辉道路”是一个不择手段的暴力组织，它扰乱秘鲁社会近20年，杀人无数。被杀害的人不但有警察和政府职员，甚至有乡村教师。因为“光辉道路”认为，这些人都是为现政权服务的。“光辉道路”还把一些参加选举和投票的农民的手指砍掉。他们毁坏的公共设施如学校、公共汽车、电站、邮局、警察局、投票站和其他市政机构等的价值更是难以估算。

　　人们不太注意的是，古兹曼是在1978年至1979年间策划、于1980年正式发动武装斗争的，时值中共结束“文革”、清算毛死党“四人帮”。当中共逮捕“四人帮”时，秘鲁首都利马的街头出现了一些倒吊在树上的死狗，上贴写有“邓小平”三字的纸条。尽管邓小平与逮捕“四人帮”其实无关，但他的名字象征着对文革的“右倾翻案”。当“四人帮”被审判时，中共驻秘鲁大使馆受到暴力袭击，“光辉道路”的成员甚至把手榴弹扔进了中国大使的卧室。这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毛主义左派对中共结束“文革”最激烈的抗议。

　　象“红色高棉”一样，古兹曼总结中共“变修”的经验并得出如下结论：毛泽东用“文革”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党内出修正主义是正确的，但毛做得不彻底，所以他死后国家很快就变了颜色；为了反修防修，“文革”这样的运动必须经常化、制度化；在秘鲁，“人民战争”从一开始就必须考虑将来革命永不变色的大问题，甚至在夺权以前就要着手进行准备。这个“光辉思想”后来被称作“冈扎洛主席的指导思想”，古兹曼的秘共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把刀子”。这个说法明显来自于毛泽东的一个比喻：苏联人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正是在中共的“文革”结束、“红旗落地”的大背景下，古兹曼觉得毛以后的中共变修了，世界革命的火炬现在传到他手上来了，他就是当代的列宁和毛泽东；因此，“光辉道路”必须挺身而出，反击世界范围内的修正主义逆流，在秘鲁发动暴力革命。由于“光辉道路”没有机会掌管国家政权，人们无缘领教这“第四把刀子”的锋芒。但可以设想，如果整个秘鲁被引上了“光辉道路”，那么人们看到的恐怕离“红色高棉”的“伟大实践”相去不远，更有可能的甚至是“红色高棉”的失败会刺激“光辉道路”走上更激进、也更灭绝人性的道路。

　　结语：毛主义留给世界的未尽思考

　　“文革”对世界的影响是“文革”研究和中国革命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20世纪世界历史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还有赖于中国对有关历史资料和档案的解禁。经历了那个年代的外交人员、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驻外记者已经发表了大量回忆录和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披露了“文革”在海外的影响，但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人员的身份发表此类文字的还非常罕见。不过，在目前可见的公开资料的基础上，也完全可以了解中共“输出革命”的基本轮廓与后果：

　　第一，“文革”期间，包括“文革”前数年间，由于毛有想当世界革命领袖的强烈欲望，中共推出了世界革命的总体战略，试图以东南亚和中国的近邻为中心，将中国推动的“世界革命”辐射到非洲和拉丁美洲。

　　第二，“输出革命”的战略建立在如下判断之上，即“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帝修反的灭亡指日可待，中国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中心。“输出革命”和“文革”意识形态是中国成为这个中心的标志和需要。

　　第三，对“世界革命高潮”的推动也是中共强化国内阶级斗争的需要。中共不顾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以及国与国之间起码的行为规范，向外输出革命和毛主义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使自己处于空前的国际孤立状态，甚至连长期的友好邻邦也都翻脸。但这种自己制造的困境却被中共宣传成是“帝修反”包围和灭亡中国的阴谋，反过来更刺激了国内的政治紧张气氛。

　　第四，“文革”期间向外“输出革命”的内容是复杂的，既有“文革”时期主宰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毛主义理论和行为方式，也有“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的毛主义模式，根据输出国的不同各有侧重。

　　第五，“文革”初期一度出现的无政府状态，例如外交部在1967年到1968年间一度“失控”，很多驻外使领馆受“造反派”冲击或控制，国内很多涉外事件由“造反派”和“红卫兵”发起和主导，曾使“文革”意识形态的输出带有自发性色彩，打破了中共建政以来涉外事务的神秘性和决策权高度集中的格局。但这种自发性并不能说明它们和“文革”时期的中共最高权力无关。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自发性正是“文革”意识形态对外输出的方便途经，是“输出革命”的特殊形式。

　　中共官方在80年代“文革”刚刚结束时，曾痛定思痛、心有余悸地称“文革”是“浩劫”──值得深思的是，今天中国当局在谈论“文革”时，却尽可能地回避使用这样的词汇。与今天对“文革”的遮掩相比，80年代初对“文革”的认识似乎还显得诚实一些。“文革”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的世界性影响是灾难性的。受“文革”和毛主义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其社会制度极为多元，文化、历史、宗教和政治传统更是纷繁复杂，但毛主义影响所及，造成的后果却非常相似，只是受灾程度有所不同而已。相似的后果是，社会秩序受到冲击，传统价值被颠覆，伦理道德被推翻，文明和文化被摧毁，和平生活被破坏，尤其是暴力和嗜血被推崇到了极致，那种原始屠戮即使在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也不多见。

　　毛主义之所以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一度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和夸大了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的阶级和阶层差别，还有性别、年龄和社会角色的差别，从而把正常的社会生活状态完全颠覆。例如，在“红色高棉”和“光辉道路”的“革命实践”中，人们不但可以看到大量的女性追随者和女兵，更有大量的少年儿童，他们成了“组织”的重要成员。他们在被“解放”的名义下，从事与他们的性别、年龄和自然身份完全不相符的“革命工作”，甚至拿起武器。如果对方手无寸铁，他们肆意杀人；如果对方是训练有素全副武装的军人，他们则被大量屠戮，成为“烈士”。少年和青年学生还被煽动起来反叛社会和成人，把教师、教育制度和社会文明成果视为最直接的斗争对象，本来应该是接受教育、培养人格的社会成员却变成了引导社会“变革”的“先锋”。毛主义之所以在这样的社会群体中有不少追随者，并不是因为毛主义的革命具有正当性；恰恰相反，这说明了毛主义难以在正常状态下承担着社会责任且具有成熟理性的社会群体中找到大量追随者，只能用“压迫”去曲解社会秩序、用“解放”来为自己动员人力资源。这是我们今天回顾“文革”，回顾整个毛主义和中共革命的历史时必须充分注意的。

　　追根溯源，“文革”之所以产生灾难性的世界性影响，原因在于“文革”意识形态中包含的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差别的恶，因此对人类社会具有的破坏性和对人性的摧残超出了中国的国界。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恶是对文明和文化的拒绝，对原始和野蛮的推崇，对传统的否定，对肆意“创新”的迷恋，对秩序的厌恶，对破坏的喜好，对人性的否定，对兽性的赞美。

　　尽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创始人马克思等人对共产党革命之前的文化成就有积极的评价，也欣赏莎士比亚和歌德这样的杰出个人，但从整体上看，这种意识形态旨在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人类”，对共产党产生以前的一切制度、文化、价值和道德往往采取否定态度，至多是“批判地吸收”。这种对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拒绝和批判，虽然在国际共运中具有普遍性，但在不同的国家其程度还是有极大的差别。程晓农在一篇文章中通过对苏联20世纪30年代“文化革命”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在对待人类共有的和本民族特殊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成就乃至行为规范上，苏联和中国有着极大的差别。苏联30年代的“文化革命”虽然打击了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却没有否定整个人类文明和俄国文化传统。相反，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在不放弃政治教育的前提下，不但提倡现代文明，而且不排斥西方和俄罗斯古典文化遗产，从来没有“彻底打倒”莎士比亚和普希金，这对提高国民的文化程度和文明素质都有积极影响。[21]

　　回望20世纪，不难发现：世界范围内存在着这种对破坏和毁灭的原始性渴望，在现代化过程中遭受挫折的国家和民族中，这种原始性渴望尤其明显。这些国家与民族热衷于否定秩序和规范、热衷于打击甚至屠戮体现秩序和规范的社会中上阶层。中国的“文革”是一场彻底反文明、反文化、反秩序、反人性的社会运动，是中共自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以来内部所积蓄的破坏性能量的大爆发。这种对现代文明的反动不但是中国“文革”的本质，也为其他类似的社会动乱或“革命”所共享。

　　「注释」

　　[1]陈平，《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 PTE LTD.，2004年），第383-388页。

　　[2]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

　　[3]杨奎松，“毛泽东与印度之那战争”，载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之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47-48页。

　　[4]出处同上，第48页。又见杜蒲、李丹慧译，“中越等国领导人关于印支战争的谈话”，同上书，第319页。

　　[5]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第659页。

　　[6]Emerita Dionisio Distor ，"Maoisi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Party of the Philippines"，in Arif Dirlik ed.，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Zedong's Thought（Humanities Press，1997），P.371.

　　[7]Sanjay Seth ，"Indian Maoism ：The Significance of Naxalbari，"ibid.，Pp.289-302.

　　[8]王禹生，《难忘的外交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63-69页。

　　[9]William Ratliff ，Castroism and Communism in Latin America ，1959-1976，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1976，P.93.

　　[10]黄志良，《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第181、184、218页。

　　[11]Ian Greig，The Communist Challenge to Africa，Foreign Affair PublishingCo.Ltd.，Pp.171-173.

　　[12]有关“文革”对坦桑尼亚的影响，见周伯萍的《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0-26页；又见尹家民、张铁珊的“毛泽东周恩来与坦赞铁路”，载李同成编《中国外交官在非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9-212页。

　　[13]有关印度的“校园文革”，见Sanjay Seth ，"Indian Maosim ：The Signficanceof Naxalbar ，"in Arif Dirlik ed.，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Humanities Press，1997），Pp.301-304.

　　[14]出处同注

　　[2]，第149-151页。

　　[15]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58-64页。

　　[16]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11页。

　　[17]有关中古关系从1959年到1966年的发展，见本文作者发表于Journal of Cold WarStudies 的文章"Sino-Cub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astroist Regime"，2006年秋季号。

　　[18]程映虹，“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二十一世纪》（香港），1999年。

　　[19]程映虹，“秘鲁的小毛泽东和他的‘光辉道路’”，《中国之春》，2001年9月号。

　　[20]Megan M.Ferry ，"China as Utopia ：Vision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in Latin America，"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Vol.12，No.2，Pp.236-269.该文详细介绍了“文革”宣传画在拉美的影响，包括和“光辉道路”宣传材料之间的联系。

　　[21]程晓农，“毛泽东向斯大林学到了什么？──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及其启示”，见将要出版的《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文化大革命40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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