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尚元、蔡灵芝：流沙河与《草木篇》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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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初，四川的《星星》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当时年仅25岁的青年诗人流沙河的组诗《草木篇》。诗人以辛辣、尖锐、挖苦和火热的语言，针砭时弊，，讽刺了当时社会上的某些人物和不良现象，一时间震动了四川文坛，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注意。但是，批判很快如潮而至，并且逐步升级，最终酿成一起《草木篇》冤案。

流沙河与《草木篇》组诗

流沙河，原名余勋垣，1931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其父余营成曾在民国时期任金堂县政府军事科长，土改中被处死刑。

流沙河于1938年人小学，开始接触旧体诗，并学作文盲文。1944年升人中学时，读到了四川诗人吴芳吉在五四运动前一年写的《婉容词》。诗中描写一位名叫婉容的弱女子，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被其留学美国的博士丈夫所遗弃，几番伤感徘徊之后，投江自杀。诗人写得哀婉凄切，一吟三叹，催人泪下。流沙河自称受此诗影响颇深，以至于几十年后尚能背诵。

1947年春，流沙河人四川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读书期间曾经参加进步学生运动。他有意于探求文学，狂热地阅读巴金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特别是艾青、田间、绿原的诗。他回忆说：曾经在《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购得一本萧三写的《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如获至宝”。

1948年秋，他开始向成都的一家进步报纸《西方日报》投稿，报道校园生活，稿件被多次刊用，其第一篇反映教师困苦生活的短篇小说《折扣》即发表于该报副刊。次年春季加入成都青年文艺社，并在成都的《新民报》和《西方日报》上发表短篇小说、诗、译诗、杂文共10多篇。秋天，以高中五期学历跳考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以第一名的优良成绩被录取。但是，他人学后却不去听课，整天沉湎于写东西，结交校外的文学青年。

成都解放后，流沙河回故乡金堂县城，在县学生联合会协助宣传工作，后到金堂县淮口镇女子小学教书。因为经常在《川西农民报》副刊上发表作品，所以引起了该报副刊主编西戎的注意，不久就被邀请到该报社工作。1951年，因为发表与别人合作的中篇小说《牛角簿》，流沙河受到党报的批判。但由于有西戎的关照，写了一篇公开的检讨文章过关。

1953午，流沙河加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调入四川省文联，先任创作员，后到《四川群众》做编辑。在批俞平伯和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中，他也写过随大流、唱高调的文章发表。1956年后出版诗集《农村夜曲》《告别火星》和短篇小说集《窗》。

1956年春，流沙河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会后被中国作协安排去采访先进生产者，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此后，进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学习。

关于流沙河这个笔名，著名作家叶永烈曾以为，流沙河大概取自于《西游记》，沙和尚使出自流沙河。叶永烈为此曾求证于流沙河。流沙河是这样解释的：我的笔名初用“流沙”二字。1950年发现1940年代已有诗人用过，遂添一“河”，不涉《西游记》也。

耐人寻味的是，从《草木篇》的批判开始，流沙河这个笔名也逐渐为中国文坛所瞩目，余勋垣反倒不为人知。历史往往充满着诸如此类令人啼笑皆非之事。

1956年秋天，流沙河在文学讲习所结业后，登上南行的列车回四川；他自称“心情悒郁”，一路上思绪起伏，挥笔写成了5首寓言式的散文小诗。由于这5首小诗都是以草木言志，作者便冠以《草木篇》的总题，文末注明写作日期是”1956年10月30日”。诗人写道：

草木篇

寄言立身者
勿学柔弱苗
——(唐)白居易

白 杨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藤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

她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梅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妁，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毒 菌

在阳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后，连3岁的孩子也不去采他。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回四川不久，流沙河便参加了《星星》诗歌月刊的筹备工作。《星星》于1957年元旦创刊，急需稿件，流沙河便把自己的《草木篇》拿来在《星星》创刊号上发表了。

最初的批判

《星星》创刊号面世仅14天，就在《四川日报》上受到一些批评家的严厉批判。批判开始时集中于主编白航的一段话和短诗《吻》。

1957年1月8日，《成都日报》在报道《星星》创刊的新闻时，引述了该刊主编白航对记者所说的一段话：要是没有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刊物是办不起来的。诗歌的春天来到了！不单是诗，整个文学也一样，正在解冻。

“解冻”一词很快便惹来了麻烦。

1月14日，《四川日报》刊载署名春生的《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一文，对《星星》主编白航的谈话进行批判。文章武断地推论：这无异于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件公布之前，文艺是被冻结了的，也即是说根本没有文艺的。

该文指责《星星》不是“百花齐放”，而是“死鼠乱抛”。作者还例举了《星星》创刊号上的短诗《吻》，认为“与二十年前曾在蒋介石统治区流行过的‘桃花江上美人窝’、‘妹妹我爱你’之类的货色是差不多的。”

就这样，《星星》刚刚问世便横遭批判。不过，起初的批判，还未涉及《草木篇》，也未涉及流沙河。

率先向《草木篇》发难的是著名作家曦波。1月17日，他在《四川日报》发表《“白杨”的抗辩(外一章)》，仿照《草木篇》的笔调，公开批判《草木篇》。文中以“白杨”的口吻写道：可是你呵，写诗的流沙河！在鲜血绽出花朵、眼泪变为欢笑的今天，却把我当作你笔下的奴仆，曲解我的精神，任意把我作践！文中又以“仙人掌”的口气，发出呼号：我为什么发声，我为什么抗辩，请参看《星星》创刊号，流沙河的《草木篇》。

如此一来，人们开始把注意力集中于《草木篇》。

1月24日，《四川日报》三版头条发表了柯岗和曾克的《读了(星星)创刊号》一文。文章开门见山指出：《星星》创刊号里，作为修身之道的，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我们觉得是一首不好的诗，因为它喻义含糊，不知所指……

在对诗作进行了一番具体分析之后，他们作了总结性的批评：我们觉得在《草木篇》的短短5段散文中，作者确乎是有所爱憎的，但表现得不明确，叫人从现实生活中无法触摸，不知道他到底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因而不能起教育人民的作用。

此后，黎本初、席方蜀、程在华、余辅之等人先后在《四川日报》发表批判文章，火药味越来越浓。余辅之在1月27日发表的《草木篇，究竟宣扬些什么》一文中写道：

《草木篇》歌颂的是孤高、硬骨头、优越感、顽抗精神等等。这就是《苹木篇》宣扬的“立身之道”的一个方面。

它们的“立身之道”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是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相容的。

它推销的“立身之道”原是腐臭的货色。这是什么魑魅魍魉的“立身之道”，我们不需要！

《草木篇》宣扬的人生哲学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不折不扣货真价实的毒菌!它散发着仇视人民，仇视现实的毒素！

《草木篇》写的不是诗，而是向人民发出的一纸挑战书！

仅仅一个多月，《四川日报》《成都日报》和《草地》月刊上共发表了批判《草木篇》的文章24篇。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在今天写这种诗是宣传了一种不良的思想倾向。

因为《草木篇》受到了批判，流沙河别的文章也受到株连。例如洪钟的《斥多妈妈论》，批评流沙河在四川省文联创作会议上关于诗歌创作的发言；《重庆日报》批评他发表在《红岩》月刊上的《街灯》。更有甚者，有人认为《草木篇》有王实味《野百合花》的气味，因而把它与王实味、胡风联系起来大肆批判。

流沙河对这种无理的批判心中不服。他写了一篇抗议批判《草木篇》的文章寄给《四川日报》，该报不予采用，他又把它寄给了《人民日报》。

批判逐步升温，不久就开始上纲上线，许多批评者从政治的角度加以拎高。有人说这组诗里“所反映的一套完整的思想，被几首小诗参差错落的排列巧妙地分散开来了”；有人指责流沙河有“变天思想”，梅花爱冬天的白雪被解释为作者盼望反革命复辟；有批评家一口咬定：流沙河在诗中骂的是共产党和革命同志；有的文章甚至说《草木篇》是“极少数不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感到一个阶级的灭亡，充满了没落的情绪，要咿咿唔唔地为旧社会的灭亡唱挽歌”。这样就把地主家庭出身的流沙河推到岌岌可危的地步。

毛泽东的说法及反批判之声

当时也有不少人反对这样的政治性批判，勇敢地站出来为《草木篇》仗义执言。

2月8日、12日，四川省文联文艺理论批判组两次召开座谈会。《四川日报》对座谈会的有关观点作了简要的报道；邱乾昆、晓枫、沈镇、华剑等发言支持《草木篇》和《吻》，认为它们不应该受到人们那样的批评。邱乾昆认为《草木篇》的弱点只是立场不明确，在客观上会引起不良的效果。沈镇说，《吻》不是黄色的，难道人们在吻的时候也要喊一声共产主义万岁吗?《草木篇》只是有些含糊，从这方面来讲，它并没有错。晓枫认为《四川日报》上对《草木篇》和《吻》的批评文章是用教条框子去套，而不是从生活上看，这些批评是不实事求是的。

到2月底，批判开始降温，报上不再发表对《草木篇》的批判文章。这是因为大环境发生了变化，全国范围的“鸣”、“放”开始了。

2月27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3月，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在全国范围迅速展开。全国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淡会、小组会，听取群众意见，欢迎大家“鸣”、“放”。

毛泽东也注意到了四川开展的对《草木篇》的批判。3月8日，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谈话，在结束时提到《草木篇》。他说：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就那样惊慌?你说《诗经》、《楚辞》是不是也有草木篇?《诗经》第一篇是不是《吻》这类的作品?不过现在发表不得吧?那《诗经》第一篇，我看也没有什么诗味。不要因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6月初，四川省文联邀请在成都的部分文艺工作者，就《草木篇》问题举行座谈会。座谈会由四川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沙汀主持，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参加了座谈会。

作家袁珂在发言中说：我觉得《草木篇》是一首不好的诗，坏诗，情绪不健康，调子低沉，作为“百花齐放”放出来，是有害的，应该批评，但是批评应掌握分寸，不能当成敌我矛盾。我不赞成余辅之的批评方式，把流沙河说成是对人民的挑战，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批评应抱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还应允许反批评文章出现。

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老作家张默生发言：流沙河的作品是在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半年以后发表的，不管是好是坏，还是响应了党中央的号召的。对他的作品不同意，有意见可以批评，但也要允许人家反批评，但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把文艺批评硬拉到政治问题上去。

张默生还说，“诗无达诂”，一首诗不可能有一种固定的解释，最好让作者自己去加注解，任何时代的诗也是如此。如《诗经》的“关关雎鸠”那一首诗，有人把它当做是赞美贵族爱情的诗，有人又把它当做是赞美平民爱情的诗。他是用“比”、“兴”的手法去表达思想感情的，只有他本人才懂。别人看了也可以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现在流沙河把他的诗加以注解了，前天他已发言，说他只是影射少数人，不是有心反人民，反现实，反社会主义。如果．按照这种解释法，群众对这次批评的看法就可能大大不同。对《星星》全面否定，会带来“寸草不生”的结果。

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李华飞发言说：《草木篇》并不全部都是坏诗。为什么流沙河要写这样的诗，应从他所处的周围环境去进行具体分析，不要一棍子打死，更不能涉及人身攻击。

西南民族学院何剑熏教授也仗义执言，他说：我认为，《草木篇》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尤其是在肃反运动以后的痛苦、失望和一定程度的恐怖的情绪。

《草木篇》的批判很快受到全国其他地方的关注。上海《新民报》主编赵超构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言，谈到四川对《草木篇》的批判问题。他说，从《文汇报》上看到四川在批判中有乱扣帽子和人身攻击的现象。他要求市委把这个意见反映到中央去。华东师范大学周煦良教授曾在《文汇报》上发表《从草木篇说起》的文章，强调“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认为任何讽刺都应允许。在《草木篇》受到批判以后，安徽《江淮文学》副主编石青还说：流沙河挨了批评，我们支持他，别人不要他的稿子，我们要去向他约稿。

闻名全国的“大毒草”

在“鸣”、“放”过程中，流沙河系统地谈了自己的看法。5月16日，《文汇报》刊载了该报记者范琰访问流沙河的一篇通讯。中宣部编印的专门供中央各位领导和省、市以上领导机关党组织参考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于5月21日(1957年第59期)刊登了流沙河的谈话摘要。

在摘要中流沙河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草木篇》会遭到这样严重的批评。他认为《草木篇》有错，错在两点，一个表现手法太隐晦，生活观察又带片面性，没能让读者了解并非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其次，是在自己思想有毛病，加以对周围的某些不良现象或自己认为不良的现象看不惯，因而在作品中也出现了脱离群众的所谓清高思想和偏激而骄傲的情绪，造成错误。他对“向人民发出一纸挑战书”之说不能心服，不同意有人说这组诗里“所反映的一套完整的思想，被几首小诗参差错落的排列巧妙地分散开来了”等等。

关于对今后文艺批评的看法，流沙河说，对今后的文艺批评，只有三点意见：第一，要分清敌人和同志；第二，要判明问题的，性质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第三，作者与作品要适当地分开。因为作者拿出的是他的好些作品中的一篇，而不是作者的整个为人。

6月5日，《四川日报》述刊载流沙河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流沙河说：在开展对《草木篇》讨论时，报纸上那样搞，反驳文章不能发表；而且越来越拉到政治边缘上去，我个人并不怕，但却很气愤。他还以幽默的口吻说：有时我这个人爱发牢骚，发了就算了，而别人则给你记着，一朝出了毛病，就零存整付，啥都端出来了。而且这些批评是很缺乏说服力的。

然而，3天之后(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反右派运动正式开始了。由于有年初对于《草木篇》的一连串批判，在加上前一段时间流沙河等人的“反击”，不言而喻，《草木篇》成了四川文艺界大批判的头号目标。

大批判的浪潮，迅即从四川推向全国。北京各报也纷纷发表文章，批判“大毒草”《草木篇》。8月 1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本报记者姚丹的《在“草木篇”的背后》一文，称《星星》编辑部是“以石天河为首的反党集团”。其中，除了“臭名昭著”的流沙河之外，还有站在这个“反党集团”背后的“赫赫有名的右派将军”张默生。为《草木篇》说过公道话的人，也一个个被点名。

随着对《草木篇》的批判愈演愈烈，《星星》编辑部的“二白二河”4位编辑（主任白航、执行编辑石天河，编辑白峡、流沙河）在反右派运动中无一幸免，全部被打成右派，整个编辑部全军覆没！

从此，《草木篇》成为闻名全国的“大毒草”。流沙河被定为“右派分子”。由于“认罪”态度较好，流沙河获得“宽大处理”，被开除共青团团籍；开除公职，留在四川省文联机关内监督劳动，扫地、烧水、拉车。1958年大跃进中，流沙河到崇庆县山中炼铁。7月6日，他被宣布正式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59年，流沙河被叫回四川省文联，在《草地》编辑部打杂，负责登记来稿，修改刊用稿。1960年，被派到四川省文联的农场开荒种菜，次年转而看守菜地，夜夜不离菜园，专抓偷菜者。他回忆说：有一次，“由于克尽厥职，过分积极，反被偷菜者打了一顿，还被扭送到派出所，哭笑不得”。

1962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对运动中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流沙河虽不在甄别平反之列，但也在这一年被调回四川省文联的图书资料室协助工作，使他能够“利用方便条件，阅读大量古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流沙河再次受到冲击，被押回故乡金堂县城厢镇监督劳动，前6年拉大锯，后6年钉包装箱，整整经历了12个春夏秋冬。

1978年7月，流沙河被宣布摘除那顶戴了整整 20年的“右派分子”帽子，年底调到县文化馆工作。1979年9月，中共四川省委正式下达文件，为1957年的《星星》诗刊及4位编辑平反，也为《草木篇》平了反。至此，《草木篇》冤案才彻底昭雪。

历经磨难之后，流沙河重看《草木篇》，反倒出奇的平静。在《草木篇》被收入《重放的鲜花》一书时，流沙河这样写道：

鲜不鲜，很难说。说它们是花，我看不太像。无论如何，我写的那一篇，看来看去，既不悦目，闻来闻去，也不悦鼻，没法提供“美的享受”。它是水，它是烟，它是狼粪的点燃，绝不是花，瓶插的，盆栽的，园植的，野生的，它都不是。它不可能使人娱而忘忧，只会使人思而忘嬉。

但是，这种平静是几多甘苦凝结而成，事非亲历，他人焉敢妄测！


原载《文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