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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风范，虽死犹荣
树焦君丰碑，竟焦君遗愿，四十年不曾止步，无愧亲密战友，莫凭恩怨作论;
惦百姓疾苦，为百姓造福，六十载未肯息肩，堪称人民功臣，勿以穷达相观。
——杨捍东
兰考，豫东大平原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县，因1966年新华社记者的一篇通讯报道而扬名中国，这篇通讯就是穆青、冯健、周原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下简称大通讯)。近五十年来，围绕着焦裕禄﹑围绕着兰考、围绕着与焦裕禄有关的人和事，以及焦裕禄事迹的真假虚实的争论甚至可以说是斗争，一刻都没有停息过。无论是在上个世纪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是改革开放的今天，无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对焦裕禄光辉事迹怎么肯定，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兰考焦裕禄陵园的多次拜谒，都无法平息这场新中国历史上旷日持久的论战。之所以会造成今天这种局面，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阶级矛盾的一种反映。
顺着历史这条脉络去看，焦裕禄精神其实用兰考精神更为贴切和科学，因为在焦裕禄同志担任兰考县委书记之前，兰考人民就已经和风沙﹑内涝﹑盐碱等自然灾害进行着斗争，当时的带头人是时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的张钦礼。在张钦礼的带领下，当时兰考的绝大多数干部群众，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同大自然的斗争。由于当时的县委主要同志意见相左，兰考人民治理“三害”一直在曲折中前进。1962年底，焦裕禄同志来到兰考工作，同张钦礼同志一拍即合，他们迅速统一了思想认识，科学的规划出了兰考人民人定胜天的发展蓝图，并且立即成立了由张钦礼主抓﹑卓兴隆为主任的除“三害”办公室，抽调全县的精兵强将，全力投入到治理“三害”的斗争中去。焦裕禄同志去世后，在“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的口号鼓舞下，兰考人民继承焦裕禄同志的遗志，继续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直到1978年张钦礼被捕前，兰考彻底告别了“三害”，兰考人民真正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真正的焦裕禄精神，是和兰考人民不屈不挠﹑敢于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连在一起的，以焦裕禄名字命名的这种精神，是以焦裕禄同志为代表的，包含着全体兰考人民和广大干部共同心血的集体主义的结晶。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河南另一面旗帜的林县，不是以红旗渠精神，而是以杨贵精神命名，其结果恐怕也是可以预见到的。我们不能一概否定以个人的名字去命名高山﹑大河或者地域，起码以兰考精神去诠释兰考显得更加贴切。
但是，那毕竟是历史，历史是不可以篡改的。
论战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原开封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和焦裕禄的继任者周化民。
大通讯发表后，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共鸣，并且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学习焦裕禄伟大精神的高潮。一时间，兰考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迅速成为全国人民瞩目的焦点。
然而，在焦裕禄精神发源地的开封和兰考,却是另一番景象，当全国各地学习焦裕禄精神的人们蜂拥而至的情况下，开封和兰考竟是死水一潭。自视自己是焦裕禄老上级的原开封地委书记张申以及秦一飞﹑周化民等，此刻还在风言风语的讥笑说：他就是一条龙能吸多少水?他浑身是铁，又能打多少钉子?当时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发现这一情况以后，立即把他们叫到省委，对开封地委和兰考县委提出严厉批评。然而，从省委出来后，他们一股脑的怨气，全部记在了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的账上：如果不是你张钦礼瞎逞能，怎么会有什么焦裕禄精神?并且猜测一定是张钦礼在刘建勋面前告的状。正是有了这个前因，由此，他们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抱成了团，对大通讯的三位作者和焦裕禄事迹的具体提供者张钦礼等多名和焦裕禄共同生活战斗的同事，进行了残酷迫害，使兰考许多人在政治上跌宕起伏，在精神和肉体遭到无情打击。
正当全国上下如火如荼的学习焦裕禄精神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张申的授意下，原来正在兰考搞“四清”的工作分团，摇身一变，成了领导兰考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小组，“四清”工作分团的团长正是开封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他自然成了兰考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小组的组长，周化民则成了副组长。这对于善搞政治斗争而且善于把握运动动向的张申﹑秦一飞﹑周化民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绝好时机，张钦礼和宣传焦裕禄精神的众多兰考的干部群众终于在劫难逃了。
1966年秋天，北京大学的一批大学生来兰考串联，他们联合了7家单位，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他们的理由是：一、只报道生产斗争，丢掉阶级斗争，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二、情调悲观，小资产阶级人性论严重;三、把社会主义兰考写得凄惨黑暗。在指责穆青、周原等人的同时，又把矛头指向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
他们指鹿为马，倒打一耙，到处揪斗群众，把张钦礼、潘子春、卓兴隆等一千二百多名干部打成“三反分子”、“反对焦裕禄”，到处游街。只要有群众替他们说话，不是被抓进监狱，就是遭到残酷迫害。他们炮制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指使党徒砸毁焦裕禄的墓地，把十万多册学习材料都付之一炬。焦裕禄生前树立的韩村、秦寨、赵垛楼和双杨树四个红旗大队，被打成“修正主义大队”和“顽固大队”。离城不远的三义寨公社，被县委内的走资派依观点的不同划为“解放区”、“游击区”和“敌占区”。他们还在全县大搞所谓请罪运动。而在几十里以外的开封市，坚决捍卫焦裕禄的开封“八二四”造反派正在受到保守派的围攻，这就是两个阶级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是让群众有说话的自由，群众为焦裕禄、张钦礼申诉的信件雪片般地飞向中央，秦寨大队的贫农李占荣还跑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长跪不起、嚎啕大哭，为张钦礼鸣冤叫屈。四个红旗大队的社员、因抵制“浮夸风”受到迫害的干部，他们组成了兰考卫焦派和以支持周化民、秦一飞为首的反焦派作坚决的斗争。
同时兰考也贴出了响应这篇大字报的大字报，在“极左”思路的影响下，从中央到省里都开始怀疑“大通讯”的真实性。于是，国务院委托河南省委调查“大通讯”的真实性。
就是在个这时候，河南师范学院的学生杨捍东等四人走进了风暴中心。
1966年10月，河南省副省长王维群把杨捍东叫到了河南宾馆，王维群的秘书王德英交给了杨捍东两份资料：一份是批判“大通讯”为大毒草的大字报，另一份是国务院要求调查的问题提纲。国务院的提纲提出了6个问题，实际上核心必须回答3个大问题。第一，焦裕禄的事迹是真还是假?第二，现任县委书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在焦裕禄被树立为典型后，兰考县委不认可不同意?第三，长篇通讯中提到的副书记张钦礼是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这一年的10月10日，杨捍东带着3名同学到兰考，用33天分头跑了40多个乡村，还包括山东曹县的两个村，走访了210多名群众，对县机关几乎所有干部都进行了访谈，共记录原始笔录13本。
“大通讯”中写到兰考是革命老区，出了很多烈士，其中有一人叫马福重，而大字报则攻击说，马福重是叛徒。为了搞清事实真相，杨捍东前往马福重的故乡，看到了烈属牌与烈属证，他又连夜去墓地，找到马福重的坟。由于天已经黑了，怕看错，他把墓碑上刻的字摸了两遍，才确信无疑。
回到郑州，他写下了9000多字的调查报告，题目是《兰考问题必须火速解决——关于兰考县焦裕禄问题斗争的调查报告》。
对于国务院提出的3个问题，杨捍东在他的调查报告回答说：第一，焦裕禄事迹真实无误，有很多感人事迹因篇幅所限没有写上，他不愧为县委书记的榜样、毛主席的好学生;第二，现任县委书记在学习焦裕禄运动中持消极态度，应当受到批评，开封地委宣传部长在“大通讯”发表前持不同意见，认识是早晚问题，不应该算错误;第三，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协助焦裕禄“除三害”，提高了兰考的抗灾能力，使兰考在农业上翻了身，在焦裕禄去世后主动宣传他的事迹，可以被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调查报告复印了两份，一份交给河南省委，一份交给国务院。这份报告后来流出，串联的红卫兵找到杨捍东，要他承认报告作假，被杨捍东拒绝。
从此，家在驻马店，求学在开封，和兰考没有任何瓜葛的杨捍东，因为他的调查报告，注定一生要和兰考生死与共了。
大通讯的发表，以及《〈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的出笼，掀开了真假焦裕禄精神斗争的序幕。
历史的去看，伟大的焦裕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它对指导当时全国人民战胜自然灾害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并且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建设国家的积极性。
几十年来，围绕着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一称号，张申﹑秦一飞﹑周化民以及他们的御用文贼任彦芳，以及最近又跳出来的杜君立，都异口同声说，是大通讯把张钦礼说成他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而害了张钦礼，并且把毛主席和林彪亲密战友同焦裕禄和张钦礼划等号。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大通讯发表的时间是1966年2月7日，而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是1966年5月16日，而毛主席和林彪亲密战友的称谓时间则更晚。他们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不是亲密战友这句话，张钦礼至今会和我们一样享受离休待遇。
“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顶桂冠，不是张钦礼本人要的，骗的，也不是穆青、周原的胡乱加封，只是记者根据事实对张钦礼的评价之词。同时，张钦礼并不知道这顶帽子几斤几两，他在常委会审查通讯稿子时，就当面向周原提出，把通讯中提到的他的名字划掉，并在会后立即打电话给穆青，重提这项意见。在长篇通讯发表后的几十年，张钦礼从没以亲密战友自诩、自夸、自矜，始终是夹着尾巴做人。但是，他始终难以理解，他的上级们却如此看重这顶帽子，并且用这顶帽子把他压垮、压扁、压死，死后还要拿这顶帽子说事儿，审判他的灵魂!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任彦芳，由于任彦芳的继父孟照芝在兰考任抓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所以，他有来兰考探亲的机会。可是，任彦芳在他的许多文章中以及他的《谎言的悲剧》一书中，多次表述他是焦裕禄生前全国唯一一个和焦裕禄有过密切交往的作家，并和焦裕禄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焦裕禄1962年冬来兰考时，其家与其他县委领导人，包括任彦芳的继父孟照芝都住在县委后院的排房里，是有一段邻居关系。1963年春，焦裕禄为不让家属、孩子影响县委办公，就带头搬家到礼堂西北的县委家属院住了，搬家时，天正在下着小雨，张明常、刘俊生等县委干部都去帮忙。而孟照芝则仍住在县委后院未动。任彦芳1962年10月探亲，焦裕禄还未到兰考，1963年冬，任彦芳第二次到兰考探亲时，他家与焦裕禄早已不是邻居了，在这仅有的几天里，他仅有见到焦裕禄的可能。焦家已搬出县委大院全家回山东时，怎么会单单由一个任彦芳送行，并且出了并不在这住的大门呢?焦裕禄身为肩负重任的县委书记，兰考灾情严重，工作繁忙，不下乡就开会，据天天与他在一起工作、下乡的同事回忆，他们从没见过焦裕禄身边带着个并不相识的外地青年，这任彦芳能与焦裕禄有多次交谈，从何说起?那时工作纪律很严，干部请假时间不会太长，任彦芳即使不招即到，沾着不丢，又能有几天与焦裕禄见面时间?哪里会有“逐渐熟悉起来的”机会和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任彦芳与焦裕禄的情结，只因为1963年冬到兰考探亲的几天中，具有一点与焦裕禄见面的可能，见不见还在两可，却能变得比山高，比海深，以至使他发展到“与兰考息息相关” ﹑“命运相连”的程度，并不是“大作家” ﹑“大诗人”的多愁善感使然，应该是他所称谓的“兰考上空爆炸的精神原子弹”，对他的强烈吸引力。
还有一个令人更加啼笑皆非的白日梦，2001年7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任彦芳所著，书名为《党魂》的书，任彦芳在书中说：“1981年他回到兰考，在梦中焦裕禄给他说：通讯里一点不符合实际的报道，都会受到历史的嘲笑。可是，我并没有把书带上病房，为什么让领袖的著作把我的头颅抬高?!是谁在我死后的床下发现两本书?县委修房子的计划，为什么加陷给丰收区来的干部?生前我没有赠送他照片，我的照片他从哪里弄到的?”
再说一点题外话，2011年5月26日，任彦芳在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唱红’回忆与忏悔》，文中他这样说道：1951年，我十四岁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新歌谣》，更把中国共产党比为“娘”的，这是真情，我与党有母子联心的感情。有人说，我是第一个把共产党比为娘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我把党来比母亲”的红歌，肯定是在我写的诗之后出现的。
还有让任彦芳至今都后悔不已，甚至用悔恨终生来形容任彦芳更加贴切。同样是在《我的‘唱红’回忆与忏悔》中：1960年春天，我接受了编辑这部影片的任务，是因为当时，我正接受北大的任务，写反映五四运动的电影文学剧本。现在北京市委给北大写纪录片任务，也便落到了我的头上。车乃刚是市文化局的干部，宋是北影的编辑，而编写脚本主要由我担任。我要用诗的语言写解说词。因为接受了这个任务，我才了解到电影是如何拍摄的。当时三个大学都有节目，北大是一个反美国的活报剧《白宫丑史》，人民大学是他们创作的《人民公社万岁》大合唱;而清华大学则是一个他们自编的《大扫除》舞蹈。这里有个小插曲：我到清华大学去了解这个节目，见到了清华大学学生舞蹈队的负责人，是一个长得英俊的小伙子。他的名字便叫胡锦涛。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学生，半个世纪后成了十三亿人民的领导者!所以我常对人们说：见了年轻人就问好，说不定哪天是你领导;见了年青人别不理呀，说不定哪天就管你。
从任彦芳“是焦裕禄生前全国唯一一个和焦裕禄有过密切交往的作家” 和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到1981年焦裕禄给他托的梦，再到他的神童诗《新歌谣》里假借他人之口，把自己标榜为第一个把共产党比为娘的人，直到令他捶胸顿足的和胡锦涛失之交臂，无奈的哀号道：见了年青人别不理呀，说不定哪天就管你。
由此让我们不难看出任彦芳的丑恶嘴脸。
任彦芳还有一件更加令全国所有有良知的作家都嗤之以鼻的恶行，那就是无中生有，恶意诽谤。他在《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原名《谎言的悲剧》)书中，除了对焦裕禄事迹进行质疑和对毕生宣传焦裕禄事迹的张钦礼﹑穆青﹑周原等进行人身攻击外，还对张钦礼早已过世四十多年的母亲，进行人格上的侮辱。在焦裕禄﹑张钦礼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传阅此书后，对任彦芳的无耻行径个个义愤填膺。针对书中的满纸荒唐言，他们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先后写下了《旧伤未平新创深——初评任彦芳〈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和《千古奇冤冷民心——二评任彦芳〈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两篇檄文，把任彦芳批驳的体无完肤，任彦芳至今未敢应战。针对任彦芳的诽谤，这些在焦裕禄﹑张钦礼身边工作过老同志一致同意：保留起诉任彦芳的权利。
作为一名烈士遗孤和所谓的作家，任彦芳应该有一个最起码的良知和道德底线，作为一个社会人，必须时刻接受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任何时候都不能图一己之快，对他人无中生有，恶意诽谤。任彦芳所使用的卑劣的写作手法，相信大多数人都会使用，只不过没有任彦芳这么无耻罢了。
针对任彦芳对张钦礼母亲的侮辱，今天也想回敬一下，“无耻”一把：一天深夜，远处不时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声，面对自己心仪已久的女人，孟照芝心事沉重地说：“咱们两个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在一起啊?”女人说：“唉，老任也不快点让敌人打死，眼看彦芳也懂事了，再大点咱俩就不方便了。”孟照芝想了想，突然眼前一亮：“借刀杀人啊，咱们把老任的活动时间和路线透露出去。”他又做了一个砍头的手势，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女人猛然扑到孟照芝的怀里，浪笑道：“我这可是勾奸夫害本夫啊，哈哈哈哈……”。奸夫和荡妇的笑声，让躲在床下的任彦芳心中窃喜：我终于可以成为烈士的后代了。
之所以写出这样无中生有的杜撰，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任彦芳学乖之后，2012年5月11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杜君立在网上发了一篇题为《焦裕禄的神话与张钦礼的悲剧》(以下简称《神话》)的文章。和任彦芳如出一辙的是：任彦芳将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和焦裕禄精神说成是谎言，杜君立则把其定位为神话。“谎言”也行，“神话”也罢，其根本的目的，就是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毒的把焦裕禄精神彻底打翻在地，彻底摧毁宣传焦裕禄精神的张钦礼﹑穆青﹑周原以及兰考的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支柱，其最终目的就是彻底抛弃和打倒中国共产党，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夭折，让无数革命先烈的血白流，让广大劳动人民沦为他们任意宰杀的羔羊，让近些年来兰考参观﹑拜谒焦裕禄同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蒙羞。
多年以来，张申总是躲在幕后，任凭秦一飞﹑周化民在前台一唱一和，让任彦芳的秃笔做前锋。通过杜君立的《神话》人们看到，张申在他的垂暮之年，终于从幕后跳到了前台，而且身手还十分矫健。
杜君立在《神话》一文中开始就说：作为与焦裕禄相识10余年的老上司，张申无疑对焦裕禄有更为真实的记忆。作为开封地委书记，张申的记忆仅仅是一个方面，况且其中还有其他个人因素掺杂其中。真正了解焦裕禄在兰考的是兰考人民，记忆最真实的也应该是兰考人民，因为那是集体的记忆，是兰考人民最铭心刻骨的记忆。大通讯只所以会在全国人民中引起巨大的反响和共鸣，就是因为穆青等人深入到兰考百姓中间，用百姓的记忆﹑视角和语言，才写出了具有如此强大生命力的大通讯。
《神话》中，杜君立多次提到张申慧眼识珠：张申从1954年开始，担任开封地委书记长达15年。1959年，张申因为质疑大跃进被罢官下放。1961年吴芝圃事件后，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张申获得平反，官复原职。当时，兰考县委书记王金碧因生活作风问题下马，兰考需要新的县委书记，但兰考艰难的境况使很多人望而却步。张申经过反复考量，提议由热情质朴的焦裕禄担任新的兰考县委书记。
根据《神话》中所提供的材料看，张申和焦裕禄认识，始于1948年夏天。这一年，张申任尉氏县委书记，此时的焦裕禄已是尉氏县委的宣传干事，1952年，张申是中共陈留地委(注：开封地委的前身)宣传部部长，焦裕禄担任共青团陈留地委副书记。1962年6月，焦裕禄刚从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调回尉氏县，担任县委副书记。面对自然环境和民生状况都极其艰难的兰考，焦裕禄与张申谈话时毫无畏惧，对组织上指派的新工作充满信心。张申说，“当时派人去兰考，许多人都推辞，焦裕禄接到命令后带病前去”。1962年12月，焦裕禄正式调任兰考县，担任县委第二书记。
应该说，提拔任用自己熟悉又信得过的干部，张申也没有跳出任人唯亲的圈子，这在他担任开封地委书记长达15年的时间里，成为他用人的一贯做法。在他和焦裕禄共事的过程中，无可否认，他对焦裕禄是赏识和信任的。但是，让张申做梦也想不到的是，焦裕禄在兰考仅仅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因病去世了，让他更想不到是，两年以后，张钦礼﹑刘俊生﹑穆青﹑周原和整个兰考人民，让焦裕禄同志感动了全中国，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成为党员干部的楷模，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作为一种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神话》中，张申如是说：焦裕禄刚刚去世，开封地区就下发文件，号召全体党员向焦裕禄学习;随后学习焦裕禄扩大到整个河南省。至少在穆青的“大通讯”出台之前，焦裕禄在河南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优秀党员”。对于长期从事宣传工作，并且善于制造“典型”和“榜样”的焦裕禄来说，死后成为一个“典型”“模范”，似乎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张申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说：“焦裕禄去世后，我们认为这个同志很好，精神可嘉;当时地委就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以后又报到了省里，省里也通知学习焦裕禄。
有一个基本事实张申始终闪烁其辞，不愿正面回答，那就是省委书记刘建勋为什么把开封地委和兰考县委的主要负责人“请”到省里，当面批评他们在学习焦裕禄事迹的过程中所持的消极态度。
如果真是如张申所说，事情到此也就罢了，可事实恰恰相反。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在郑州去世，他的遗体安葬在郑州烈士陵园，5月22日，兰考县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在会议期间，因为到会的干部比较齐，加之当时的抗灾任务比较重，就同时为焦裕禄同志举行了追悼大会。在追悼会马上就要召开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不得不提的插曲：在追悼会主席台的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焦裕禄同志”的横联，两侧的挽联是时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卓兴隆同志，代表兰考人民写下了“挥泪继承壮士志” ﹑“誓将遗愿化宏图”豪迈誓言。受张申的指派，时任开封地委宣传部长的秦一飞，代表开封地委参加焦裕禄的追悼会，当他看到会场的挽联时，态度十分严肃并阴阳怪气地说：“谁封焦裕禄壮士啦，太随便了，化什么‘宏图’?太不自量了”。并命令卓兴隆马上把挽联摘下来。如果秦一飞仅仅是代表个人意见，倒是可以理解，可问题是他代表的是开封地委和地委书记张申，从这一点来看，足以说明开封地委对待焦裕禄的态度。在卓兴隆等人的抵制下，这幅挽联才没有摘下来。
在举行焦裕禄同志追悼会的时候，张钦礼去了哪里?任彦芳紧紧咬住不放的“既然你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为什么不参加这么重要的追悼会呢?”作为兰考除“三害”的主帅，此时的张钦礼正在百里之外的民权县，参加河南省沙区造林工作会议。会议上，第二个发言的是张钦礼，他除了介绍兰考县造林防沙﹑翻淤压沙的情况和经验外，重点宣传了焦裕禄同志的感人事迹，以及焦裕禄同志同兰考人民结下的深厚情谊。本来会议规定每个人发言不得超过一个小时，主持会议的副省长王维群也听的十分激动，他鼓励张钦礼说下去，不受时间限制。张钦礼一口气讲了两个半小时，感动的全场一片哭声。接下来，王维群改变会议议程，暂停其他同志的发言，学习讨论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和精神。
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是秦一飞代表开封地委称焦裕禄连“壮士”都不够格，另一方面是张钦礼竭力宣传焦裕禄事迹，弘扬焦裕禄精神。
跟踪报道沙区造林工作会议的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鲁保国，凭着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马上找到张钦礼，进一步深入了解了焦裕禄同志的先进事迹，并向分社领导做了汇报。在等了三个月后，新华社河南分社一直没有动静，
张钦礼坐不住了，8月29日，他亲自书写并亲自向河南省委递交了8千字的《关于在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中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的报告》，报告引起了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的高度重视，省委专门印发了《向模范共产党员焦裕禄同志学习的通知》;9月7日，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逯祖毅在副社长张应先的带领下，深入到兰考对焦裕禄的事迹进行采访，张钦礼﹑刘俊生及许多兰考的知情者，全面﹑详细地介绍了焦裕禄同志的感人事迹，写出人物消息后发到了新华社。11月19日，新华社作了一些删节后，发出了2100字的通稿，11月20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的显著位置，刊发了《在改变兰考自然面貌斗争中鞠躬尽瘁——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的消息，文章中特别指出“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学习已故前兰考县委书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11月22日，《河南日报》也全文刊发了新华社通稿，并配发社论《学习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在随后的日子里，《河南日报》专门开辟了《学习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专栏，每周刊出一期，连续刊出了十四期。1965年2月，《河南日报》又发表了《焦裕禄啊，兰考人民怀念您》作为专栏的结束语。至此，关于焦裕禄的宣传报道才告一段落。
以上事实说明，张申所谓的“焦裕禄去世后，我们认为这个同志很好，精神可嘉;当时地委就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以后又报到了省里，省里也通知学习焦裕禄。”的谎言不攻自破。
请问张申：是地委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在先，还是张钦礼在全省沙区造林工作会议上宣传焦裕禄在先?是地委先将焦裕禄的事迹报到省里，还是张钦礼亲自书写并亲自向河南省委递交了8千字的《关于在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中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的报告》在先?是地委通知学习焦裕禄在先，还是省里通知学习焦裕禄在先?
如果没有张钦礼在全省沙区造林工作会议上的宣传?如果没有张钦礼亲自书写并亲自向河南省委递交了8千字的《关于在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中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的报告》?如果没有兰考人民对焦裕禄的深深怀念，焦裕禄同志的光辉事迹可能会永远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所以说，张钦礼同志在宣传焦裕禄事迹的贡献上无人可比。
这是铁的事实。
在《神话》中，杜君立这样写道：这篇“大通讯”开头写道：“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作为提议并力荐焦裕禄的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在这里虚化为一个“党”字。毫无疑问，张申是一个重要的当事人，而在穆青他们的采访和征求意见中，张申却被轻易地掠过了。另一方面，在整个“大通讯”中，副书记张钦礼却被浓墨重彩地塑造成为焦裕禄肝胆相照的“良师益友”和“亲密战友”。这是令张申感到吃惊的另一件事。
不可否认，提议并力荐焦裕禄，张申作为地委书记有这种可能性。然而，杜君立一语道破天机，已经九十多岁的张申，至今对大通讯里没有提到张申一个字而愤愤不平，因为大通讯把他虚化成了“党”字，被轻易掠过了。事实上，大通讯说的完全没有错，不是党派焦裕禄去兰考工作的，难道是你张申个人派过去的?如果是你张申个人派过去的，那焦裕禄成了你什么人?是家奴还是打手?如果你张申对焦裕禄情比天高﹑恩比海深，那你就不会纵容﹑支持秦一飞﹑周化民对宣传焦裕禄精神﹑高举焦裕禄旗帜的张钦礼及兰考的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残酷迫害﹑无情打击了。
杜君立写的令张申吃惊的另一件事，就是张钦礼在大通讯中被浓墨重彩地塑造成为焦裕禄肝胆相照的“良师益友”和“亲密战友”。在大通讯中，有两段精彩的文字，记述了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深情厚谊，一段是焦裕禄深夜去找张钦礼谈心，一段是焦裕禄去世前，张钦礼去医院看望焦裕禄同志。大通讯提到“亲密战友”这四个字，就是张钦礼到医院看望焦裕禄，原文是这样写的：“五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亲密战友、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当焦裕禄用他那干瘦的手握着张钦礼，两只失神的眼睛充满深情地望着他时，张钦礼的泪珠禁不住一颗颗滚了下来。”“亲密战友”一词，人们非常熟悉，而且非常容易理解，就是感情好，关系密切嘛。事实上，在焦裕禄﹑张钦礼相处的一年多点时间里，他俩的“亲密战友”关系，全部表现在工作上的相互支持和相互配合，绝对没有工作之外的任何超越党的组织纪律的事情。焦裕禄一心扑在工作上，根本没有空余时间去家长里短;张钦礼不抽烟﹑不喝酒，也不会像张申那样在工作之余下下象棋﹑看看电影﹑听听戏曲，况且张钦礼整天泡在除“三害”的第一线，根本无暇顾及其他。焦裕禄﹑张钦礼在治理“三害”的斗争中，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称“亲密战友”当之无愧!
为了说明焦裕禄去兰考工作的困难程度，杜君立在《神话》中无耻的说道：早在1962年，兰考县的韩村全年一个人只分了12两(16两老秤)红高粱穗，合现在的粮食七两半，这就是一个人一年的口粮。这样的情况在4年后依然如此。穆青在采访笔记中将其形容为“一幅悲惨的流民图”。
韩村，是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面红旗”生产队的其中一个。已经七十多岁﹑当时担任支部书记的杨素兰同志，现在依然健在。如果杜君立不是别有用心的话，你问一下杨素兰和韩村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不是一切都清楚了吗?
估计杜君立是看到了大通讯里的这样一段话：
韩村是一个只有二十七户人家的生产队。一九六二年秋天遭受了毁灭性的涝灾，每人只分了十二两红高粱穗。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提出，不向国家伸手，不要救济粮、救济款，自己割草卖草养活自己。他们说：摇钱树，人人有，全靠自己一双手。不能支援国家，心里就够难受了，决不能再拉国家的后腿。就在这年冬天，他们割了二十七万斤草，养活了全体社员，养活了八头牲口，还修理了农具，买了七辆架子车。
杜君立不愧是断章取义的高手，他仅仅截取了“每人只分了十二两红高粱穗”，而绝然不提韩村的贫下中农在杨素兰同志的带领下，不向国家伸手，不要救济粮、救济款，自己割草卖草养活自己。后来，焦裕禄同志为了鼓舞兰考人民，树立了“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这“四面红旗”。
杜君立还写道：当时的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一直跟随焦裕禄参加治理沙丘的劳动，据他说：“当时困难得很，都是我们男劳力在封沙丘，有些小孩、妇女上外边去要饭，要了饭回来再吃。焦裕禄和县长张钦礼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吃着老百姓乞讨来的百家饭，带领兰考的青壮劳力，在盐碱地上，在沙丘上，创造出了今天的绿洲。”
不管是任彦芳还是杜君立，刘俊生是他们始终绕不过去的当事人，他们提及或者引用刘俊生的只言片语，可以肯定地说，都不是刘俊生的原意。刘俊生最近以他七十多岁的高龄，每天笔耕不止，为的就是歌颂焦裕禄精神，还张钦礼以清白。不知刘俊生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接待过杜君立?又怎么给你杜君立说“焦裕禄和县长张钦礼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吃着老百姓乞讨来的百家饭”的?一个县委书记和一个县长，吃着老百姓乞讨来的百家饭，你杜君立信吗?其实，一个“据”字便说明了一切。
杜君立在《神话》中继续说道：根据当时宣传工作的规定，穆青他们采写的“大通讯”在发表前需征求地委意见，或者说“审查”。张申回忆说，当时是周原送来的稿件，他没有见到穆青。看过稿子之后，张申只提了两点，即突出毛泽东思想和加强阶级斗争。事实上，张申看到的稿子与他后来在报纸上看到的稿子完全不同。他对那篇“感动全国”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感到迷惑不解，因为过分地渲染和夸大，使文章中的“焦裕禄”与真实的焦裕禄完全是两码事。他搞不清这篇“大通讯”到底是新闻报道、报告文学还是纪实小说。
张申的回忆有一点是可信的，就是“当时是周原送来的稿件，他没有见到穆青。”在完成大通讯的采访和初稿后，穆青﹑冯健回到了北京，周原是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他留下来善后并保持同穆青的联系，以便及时同开封﹑兰考的协调和沟通。张申提出的两条意见，也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即突出毛泽东思想和加强阶级斗争。”让张申失望的是，大通讯没有按照他的意见做修改，所以他才会“感到迷惑不解”，所以他才会说大通讯“过分地渲染和夸大，使文章中的‘焦裕禄’与真实的焦裕禄完全是两码事。”所以他才会“搞不清这篇‘大通讯’到底是新闻报道、报告文学还是纪实小说。”
迄今为止，无论张申如何在《神话》中谈他“作为与焦裕禄相识10余年的老上司，张申无疑对焦裕禄有更为真实的记忆。”还是他“慧眼识珠”的成就了焦裕禄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或者他眼中的“真实的焦裕禄”是个什么样子?张申始终都没有把他所认识﹑熟悉﹑真实的焦裕禄告诉全国人民，只是只言片语的告诉人们“大通讯“里的焦裕禄不是真的，既然你张申知道“文章中的‘焦裕禄’与真实的焦裕禄完全是两码事。”那么在周原送稿件到开封地委审查时，你为什么仅仅只提了“突出毛泽东思想和加强阶级斗争。”两点?而这两点也是官话和套话，这在当时的任何场合都是通用的。至于“他搞不清这篇‘大通讯’到底是新闻报道、报告文学还是纪实小说。”这里没有给张申补习文学知识的义务。
在《神话》中，张申有两个印象，一个是对焦裕禄的印象，还有一个是对张钦礼的印象。
杜君立这样记述了张申对张钦礼的印象：张申印象中，张钦礼虽然很有工作能力，但权力欲极强。在指派而非选举的体制下，张钦礼一直“李广难封”。王金碧下台后，张钦礼未能如愿升任县委书记，而是空降来了焦裕禄，因此从一开始，张钦礼便对焦采取不合作态度。焦裕禄为此非常苦恼，曾专门向地委提出把张调走的要求。张申从兰考的工作现实出发，给焦裕禄做思想工作，让他克服眼下的困难，不仅不要介意张的抵触情绪，还要团结张一起搞好兰考的工作。再说，张钦礼20岁就做副县长，没有人比他更熟悉兰考的情况。从后来的效果看，焦裕禄接受了张申的这番建议，全力支持张钦礼负责的“除三害”工作。在以后一年多时间中，焦裕禄没有再提类似的要求，即使如此，也绝对谈不上张钦礼与焦裕禄之间有多么默契融洽。
这里，张申终于说出了埋藏心底多年的秘密，张钦礼的工作能力连张申都无奈的承认“很有工作能力”，“张钦礼一直‘李广难封’”，为什么在张钦礼很有工作能力的前提下，却又一直“李广难封”?那么张申说张钦礼“权力欲极强”的依据和表现又在哪里呢?张申没有说，或者叫有苦难言吧。除了张申﹑任彦芳﹑周化民说过张钦礼“权力欲极强”，但迄今为止，张申等人从来没有提到过张钦礼伸手向组织要过什么职务和权利，既然张钦礼是个非常看重权利的人，那么张钦礼为什么没有丝毫这方面的动作和行动呢?这也从侧面道出一个让许多人多年来猜不透的谜团，那就是张申一直都在压制着张钦礼，不容张钦礼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能。这就不难理解张钦礼为什么一生掏心掏肺地拼命为党工作，为百姓谋利益，到头来却屡次惨遭迫害，屡次判刑坐监的真相了。一直以来，善良的人总是认为秦一飞﹑周化民是置张钦礼以死地的人，谁知杜君立替张申一语道破了天机，张申才是迫害张钦礼的幕后总指挥。
《神话》中还说：王金碧下台后，张钦礼未能如愿升任县委书记，而是空降来了焦裕禄，因此从一开始，张钦礼便对焦采取不合作态度。焦裕禄为此非常苦恼，曾专门向地委提出把张调走的要求。张申从兰考的工作现实出发，给焦裕禄做思想工作，让他克服眼下的困难，不仅不要介意张的抵触情绪，还要团结张一起搞好兰考的工作。从现在可以看到的有关资料中，除了任彦芳﹑张申﹑秦一飞﹑周化民的一面之词外，没有焦裕禄向地委提出把张钦礼调出兰考的其他事实依据。令人生疑的是，既然焦裕禄是向地委提出的要求，这对组织纪律观念非常强的焦裕禄来说，他决然不会只对张申一个人提出，他同时还会向地委其他领导提出，甚至有一个人他是必须要经过的，那就是抓组织﹑人事工作的地委副书记。直到今天，尚没有地委其他领导同志说焦裕禄向地委提出把张钦礼调出兰考。
张申还说：在以后一年多时间中，焦裕禄没有再提类似的要求，即使如此，也绝对谈不上张钦礼与焦裕禄之间有多么默契融洽。不知张申是年事太高没有了逻辑性，还是非要再次强调焦裕禄和张钦礼不温不火的关系，从而来说明张钦礼是焦裕禄的假“亲密战友”。假设焦裕禄“真的”提出过将张钦礼调出兰考，那么为什么“在以后一年多时间中，焦裕禄没有再提类似的要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按张申所说“也绝对谈不上张钦礼与焦裕禄之间有多么默契融洽。”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张钦礼为死后的焦裕禄所做的一切。张钦礼不会未卜先知，他也不会想到焦裕禄的伟大精神会在全国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他只不过是把自己和焦裕禄一起战斗﹑工作时的切身感受，以及焦裕禄一心为民的感人事迹说了出来。这就是后来成就的焦裕禄精神“他心里想的是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杜君立在采访张申后还写道：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主持了一年兰考工作，颇有成绩。他本以为这次该舍我其谁地成为兰考的一把手，结果再次梦想破灭;空降的周化民成为兰考县委书记，同时还调来了一位新县长。
焦裕禄是1962年12月调兰考工作的，1963年5月，程世平调兰考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同时免去张钦礼的县长职务，保留县委副书记职务。焦裕禄去世后，是由程世平主持县委工作。直到1965年5月周化民调任兰考县委书记，同时调来了张维新为县长。那么张申为什么给杜君立提供这么一个并不存在的“张钦礼主持了一年兰考工作”?作为开封地委书记的张申难道只是口中误吗?兰考最高机关的重大人事安排是地委安排的，怎么可能会是“张钦礼主持了一年兰考工作”?我们不得不怀疑张申在担任开封地委书记长达15年的时间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糊涂官。
在《神话》中，杜君立鹦鹉学舌般的重复着任彦芳的谎言：即1957年以前，兰考还是一片林茂粮丰。但杜君立比任彦芳更加无耻的是：1962年正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人为大饥荒的最后一年。作为这场饿死达数百万人的大饥荒的重灾区河南，到处都是一片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在这一年，兰考县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最低水平。严重的饥荒引发了浩浩荡荡的逃荒要饭浪潮，甚至有几万人被饿死。
如果按照张申所言，他是1948年任尉氏县委书记的，并长期在开封地委(包括陈留地委)工作，整个开封地区的实际情况他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兰考是历史的老灾区，历史上，黄河在这里决口29次，造成11次改道，兰考的整个版土都处在黄河故道和沿黄背河洼地，自然地形成了沙荒、盐碱、洼窝，到1957年时还远未改造完毕，沙荒、盐碱、内涝依然严重，不然，兰考就不会成为老灾区了。那1957年以前的兰考，何来的“林茂粮丰”?这恐怕是张申别有用心的呓语罢了。
不知杜君立是不是一个和父母老死不相往来的“孝子”?你稍微向你的父母或者其他长辈问问就可以知道，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局面，它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困难是空前的。拿三年自然灾害说事的人不少，你杜君立也算一个。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你们的矛头所指，你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大家都十分清楚。但你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时真正在中央一线工作的，主持中央工作的恰恰不是你们所肆意诬蔑的那个伟人。先不说杜君立所言的“这场饿死达数百万人的大饥荒的重灾区河南，到处都是一片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的真假，仅就其“在这一年，兰考县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最低水平。严重的饥荒引发了浩浩荡荡的逃荒要饭浪潮，甚至有几万人被饿死”的无耻谎言，就足以说明杜君立的无知加无耻，同时也说明在张申故意授意下，杜君立才有如此的胆大妄为。兰考，仅是一个36万人口的小县，杜君立所说的“有几万人被饿死”，不知道其数字来自哪里?首先，“几万人”不会是一﹑两万人吧?在杜君立看来，起码也应该是三﹑四万人吧，然而，杜君立恐怕要失望了。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兰考确实有许多老百姓外出要饭，电影《焦裕禄》中，焦裕禄深夜冒着风雪去火车站看望百姓外出要饭的情节，就是那时的真实写照。不可否认，在“浩浩荡荡的兰考要饭大军”中，还有许多不是兰考人而冒充兰考人要饭的豫东其他市县的，所以，我们无法知道外出要饭的确切数字。第二，如果仅有36万人口的兰考县，在1962这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就饿死了几万人，那灾害更厉害的前两年呢?按照杜君立的说法，应该有十万人吧。这就是说，此时的兰考是饿殍遍地，家家都有饿死鬼。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恐怕给你介绍兰考情况的张申，早已和他信阳老家的地委书记路宪文一样，受到人民的审判了。第三，我们相信杜君立由于年轻和偏听偏信，不加辨别的对张申的原话进行了照搬，所以建议杜君立在听完张申的介绍之后，到兰考听听看看，如果你当时稍微认真一点点，就不会写出今天令人捧腹的“神话”了。
你的老师任彦芳有这样一个事情：他在《谎》书中对于周恩来总理1972年再次接见张钦礼这一对张钦礼来说是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不说任何道理，就断定“是张钦礼的幻想”。2009年3月，《时代周报》年仅27岁的驻京记者喻盈，带着对任彦芳《谎》书所写事件的许多疑点，深入到兰考城乡，走访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目击人，在弄清了许多事情的真相后，又专为此事拜访了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杨贵找出当年的中央红头文件及本人日记，证实了他于1972年10月和张钦礼一起接受周总理接见的过程。任彦芳30多年都搞不明白的事情，让一个年轻人十多天的功夫都有根有据地说了个清清楚楚。按照写史的素质，别看任彦芳70好几了，也难望二十几岁姑娘之项背!
还是真应了那句老话，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
杜君立在《神话》第三章节的开头这样写道：1965年底，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和冯健、周原等几位新华社记者来到兰考。据说他们此行的目的本来是采访报道豫东灾区的情况，但听完时任兰考县委副书记的张钦礼对焦裕禄这个前任县委书记的赞扬后，大受感动，随即决定将报道灾区改为重点报道焦裕禄的模范事迹。就这样，关于灾区民众的悲剧变成了关于英雄的喜剧。这时距离焦裕禄去世已经一年半时间。
这里，杜君立的“关于灾区民众的悲剧变成了关于英雄的喜剧”这句话，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逻辑。没有战争，就没有战斗英雄，没有1998年的大洪水，就没有伟大的抗洪精神，没有汶川大地震，就没有抗震英模，没有兰考严重的自然灾害，肯定也不会有伟大的焦裕禄精神。换而言之，没有你的父母，你杜君立是不会象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凡事都是有因果关系的。
《神话》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全文共有五个章节，前两个章节主要是通过张申的讲述来说焦裕禄的，中间的一个章节是写大通讯的成稿经过的，后两个章节是写张钦礼的，而后两个章节中，不见了张申的只言片语，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引述了任彦芳的东西和杜君立的许多“据说”。而后两个章节却是杜君立真正想要表述的核心，那就是写兰考谁也绕不过去的张钦礼。
《神话》中，杜君立说“任彦芳是另外一个与焦裕禄相识的当事人”，好在同焦裕禄﹑张钦礼一起工作过的人还大有人在，他们共同回忆后说，从未见过焦裕禄身边有任彦芳这么一个人。任彦芳的沽名钓誉由来已久。
只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任彦芳的道德品质，据任彦芳自己交代：：“中央人民电台的一遍又一遍的广播，如团团烈火点燃得人们热血沸腾了;我沸腾的热血，化成热泪，流入我的笔端，我从二月八日到二月十一日用三天三夜，流泻出三千多行的长诗《焦裕禄之歌》第一部：改天换地录，第二部：韩村前进曲。”
如果任彦芳这段表述是真的，就绝不会有1966年2月6日，他看长篇通讯的第二遍就发觉“在事实上似乎和我原来知道的不同”，并找刘呈明、卓兴隆核实，却仍未解开疑团的情节。如果任彦芳二月六日即长篇通讯发表的前一天，作者之一的周原象发传单一样给了他一份准备发表的清样(周原生前多次否定他曾经见过任彦芳)，他看了就觉失真，就不会有第二天听了长篇通讯的广播，就热血沸腾，热血化作热泪，立马三天三夜不睡，流泻出三千多行长诗的效果，而应是听了广播冷笑不止，无动于衷。因为任彦芳反复表白过，他真诚的象个孩子，遇事特别较真，眼里揉不下沙子。
几天之内，对于同一个事件，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面孔，任彦芳到底是个真诚得可爱的孩子，还是一只老猾成精的狐狸?
杜君立在他的《神话》中，不知是搭错了哪根筋，原本不遗馀力的对大通讯进行恶意攻击的时候，突然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 “大通讯”被批判为“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红卫兵涌入新华社河南分社揪斗周原，他藏身兰考，被群众一家家轮流保护，才得以保全性命。
由于大通讯写出了兰考人民的真情实感，穆青在北京受冲击和批判的同时，周原在河南也同样受到冲击和批判。在周原最为困难的危急时刻，他被兰考的干部群众保护了起来。为了保证周原的人身安全，他们制定详细的计划，做好了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即转移的预案，他真真正正是“被群众一家家轮流保护”起来的。
兰考人民重情义啊!
杜君立在《神话》中还说道：在那一片历史迷雾中，真实的焦裕禄与我们看到的“焦裕禄”已经相去甚远。无论制造了焦裕禄的张钦礼，还是成全了张钦礼的“焦裕禄”，都只是一场权力游戏的必要步骤。在这场诡异的官场游戏中，每个人都是难以摆脱其悲剧性的角色，其实都不过是一枚被权力利用的棋子而已。
其实，历史从来就不是一团迷雾，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清晰的还原真相。“真实的焦裕禄与我们看到的“焦裕禄”已经相去甚远。”那是你和任彦芳﹑张申﹑秦一飞﹑周化民的一厢情愿，因为正是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成就了焦裕禄﹑张钦礼，也成全了焦裕禄﹑张钦礼。如果说焦裕禄﹑张钦礼“是一枚被权力利用的棋子”的话，那也是人民手中的棋子，他们会为成为人民手中的棋子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历史就是这么惊人的的巧合。
焦裕禄去世于1964年5月14日，四十年后，张钦礼于2004年5月7日去世。5月，正是泡桐花飘香兰考大地的季节，两位分别了四十年的亲密战友，这一刻重又相逢。两个人都病逝在郑州，单从月份上看，病逝的时间差了正好七天，按照豫东农村的说法，这是最重要的头七。焦裕禄是患肝癌去世的，张钦礼是患肺癌去世的，用兰考百姓的话说，他们两个为兰考肝胆相照﹑掏心掏肺，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
杜君立在《神话》中最后说道：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公社化就是中国式的农奴制。思想家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在一种坏的制度下，好人只能演出一出悲剧，这是“剧本”决定的。回首那段历史，不得不承认，这不仅是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悲剧，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悲剧。寄托于道德模范与权力清官，就如同将自己命运交给一个虚无的神祗，得到的将是失落与谎言。
不知杜君立是不是看了任彦芳的《历史的责任》一文，两个人“高度一致”的认为：焦裕禄和张钦礼所处的时代，也可以直接挑明的说，他们的所指就是毛泽东时代，并且把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制度，大加污蔑。对于杜君立来说，人们尚且可以原谅他的年幼无知，对于任彦芳来说，可用吃奶骂娘来形容他一点都不过分，一方面，从小顶着“烈士遗孤”的光环，享受着党和国家的照顾，免费上学，安排最好的工作;另一方面享受着离休干部的优厚待遇，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和受到诸多特别的照顾，还在多种场合谩骂共产党，攻击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杜君立比任彦芳更进一步的是，他把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即人民公社化运动，污蔑为“中国式的农奴制”。
农奴制是封建社会中封建领主在其领地上建立起来的剥削奴役农奴的经济制度。由于被剥削的主要对象是农奴，故名又称封建领主制。在这种制度下，少数封建领主或农奴主占有土地、山林、草原和河流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并部分占有农奴;农奴从农奴主手中分得一块份地，作为代价他们必须无偿耕种领主土地，服各种劳役，并上缴大部分劳动产品。农奴制的基本特征是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得不依附于农奴主。而农奴主则利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农奴实行超经济的强制剥削。农奴制的地租形式主要是劳役地租，辅以少量的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
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人民公社，是由农民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从自发组织的初级社﹑高级社演变而来的，是亿万农民的共同抉择。人民公社的建立，在当时对于农村的教育﹑医疗﹑公益事业和福利，对于大水利建设，对于发展乡镇企业﹑农业科技﹑农村商业，对于建立民兵组织和国防动员，对于巩固人民政权，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在人民公社的发展过程中，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这需要一个不断改正和完善的过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起摸着石头过河，大踏步的倒退到大包干的小农经济的模式来说，人民公社的先进性会越来越会显示出他的巨大的生命力。事实上，小岗村的“大包干”，已经进入了死胡同，凡是坚持走集体道路的农村，他们的发展和富足，是有目共睹的。
历史，一直都是前进着的。如果说人民公社化是“中国式的农奴制”的话，那么今天那些给富士康和许多私营企业打工，那些失去太多基本生活方式的城镇下岗职工和失地农民，那些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他们是不是连农奴都不如?在杜君立之流的眼里，充其量也是“中国式的牲口”。
杜君立认定，“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一个为解决生理问题的强奸犯，一个为无偿占有他人财富的抢劫犯，无论什么制度，都不可能让他们变成好人。真不知道杜君立想要的是什么一种制度?
杜君立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定位于“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悲剧，”“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的。它是适应时代要求而产生的一种新的道德思想。它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客观需要，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履行职业职责的精神动力和衡量职业行为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为人民服务”不仅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必须奉行的“宗旨”，而且写入了宪法，成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定义务。党纪国法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或“为人民服务”奉为最高原则，这是国家之幸、民族之福。
如果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代悲剧的话，那么，我们愿意重新回到那个“悲剧”中去。
文革开始后，那些敌视焦裕禄和张钦礼的当权派们，挑动事非，制造武斗，打倒了张钦礼，砸毁了焦裕禄纪念馆。周化民在大会上公开说“党领导兰考近二十年都没有改变面貌，焦裕禄来了就改变了?他比党的本事还大?通讯中说焦裕禄讲了这，说了那，兰考是县委领导还是他一个人领导?”秦一飞在大会上说：“焦裕禄来兰考一年多，是条龙能吸多少水?还什么典范榜样，他干出了啥?是啥典型?叫外人来兰考看什么? ”焦裕禄的骨灰由郑州迁回兰考那天，有几万人自发到火车站迎接，那哭声真是惊天地动鬼神，而秦一飞、周化民命令他们带来的两千多名四清工作队员都不准到车站，秦一飞也没有去。周化民还说，张钦礼宣传焦裕禄给兰考捅了个大窟窿，说焦裕禄的精神没有变物质。
兰考文革初期，大城市的红卫兵来兰考串连，秦一飞、周化民假借他们不了解内情，用他们的名义泡制了一份材料，说新华社的通讯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张钦礼介绍宣传焦裕禄是政治扒手，并出资铅印发至全国。秦、周还到处说，焦裕禄是张铁礼捏造的一个假典型。秦一飞、周化民敢于这样做，其实也是得到了张申等人的授意，所以才敢如此明目张胆、胆大妄为。其实，焦裕禄来到兰考，并没有批评谁指责谁，只是他的所作所为深深地刺痛了“老爷”们的神经，使他们心里不是滋味。在他们看来，焦裕禄这样的官当着还有什么意思?他们看不惯，他们等待时机下手，现在时机来了。他们不光要清除死去的焦裕禄的精神，还要扼杀活着的焦裕禄精神的继承者。把张钦礼作为这一仗的突破口，极具爆破力，不仅他是焦裕禄精神的代表，还因可以新帐旧帐一块算，置他于死地。
在对焦裕禄的批判声中，张钦礼被打上花脸，拉到兰考大街上一天游斗数次。运动来得如此突然、凶猛，张钦礼还没有弄清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先被扣上“反对文革”的帽子。张钦礼的不幸激起群众的强烈不满，他们成立了“保卫焦裕禄司令部”，造了县委的反，夺了权。此时，张钦礼在狱中，耳朵被打聋，牙被打掉，手被打残，腰被打伤。有时把他拉出去游斗，两手朝后捆绑，从卡车上猛推下来，摔得鼻青脸肿，满身流血。他们用一条凉席，把他卷住捆起来，头朝下倒竖在地上，然后猛地倒下，反复多次，惨不忍睹。张钦礼在监狱里一百六十八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直至周总理听说后亲自指示把他解救出来。出了监狱的张钦礼，立刻投入到“三害” 治理工作中。在周总理的支持下担任了兰考革委会主任。他首先从监狱中放出被秦一飞、周化民逮捕的一千二百多名干部群众，恢复了四千名党员的党籍，整修了焦裕禄纪念馆。他带领群众，用一年多时间，利用黄河水淤灌二十二万亩盐碱地为良田，制定了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文件。以上这一切，日后，都成了张钦礼被逮捕判刑的依据。
1970年原县委班子的一批人得到林彪死党河南军分区政委王新的支持。将张钦礼和他的“保卫焦裕禄司令部”再次打倒。张钦礼被莫名其妙的软禁起来，期间多次被抄家。老母经受不住，含恨去世。张钦礼被关在大别山一座古庙里，长达五百多天，直到林彪摔死在温都而汗。周总理在林彪出事后，再次解救了张钦礼，一同解救的还有林县领导修建红旗渠的书记杨贵。张钦礼从北京回来，被提升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杨贵被提升为公安部副部长，那个王新则在林彪事件后被捕。
经历了这样的大起大落，张钦礼早已是身心俱疲了。他后来请求总理给他调到别的省，以免跟某些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总理答应了他，但这一愿望还没实现，总理便去世了。再之后就是“打倒四人帮”，张钦礼被文革中的对立派周化民举报，说他支持了某个造反派组织，支持“四人帮”。再次入狱。这一次，周总理不在了，没人保他了。在狱中一呆就是十三年。周化民因镇压“卫焦司令部”和张钦礼有功，被提升为商丘地委书记。
值得一提的是，张钦礼被捕后，河南省委的戴苏理、赵文甫曾逼迫其举报原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纪登奎。张钦礼说“刘、纪在上层活动我不了解，文革十年，有八年我只在兰考和秦一飞、周化民斗争，揭发他俩如何迫害我，我有材料。”戴苏理威胁说“你不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就是没有站过来，站不过来矛盾的性质就转化了。”
仅仅几天之后，张钦礼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在治黄淤灌的工地上被捕。当刑警给他带上手铐时，他放开嗓门，对着峰涌而上的几百民工高喊着：“苍天有眼，焦书记在天有灵，兰考所发生的一切，他们都看到了，今天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记住这个日子，这是个暗无天日、人妖颠倒的日子”。工地上顿时一片哭声。
张钦礼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钦礼有期徒刑十三年。张铁礼不服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钦礼的主要罪名：
一、逮捕时的罪名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指的是用黄河水淤灌二十二万亩盐碱地;
二、判刑的前提和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
三、迫害老干部。指的是秦一飞、周化民;
四、刑满释放证上写着：“张犯因文化革命煽动罪”被判刑。“煽动”指的是“四杆旗(村)”的干部群众到县委造了秦一飞、周化民的反，支持了张钦礼。
张钦礼沉冤十三年，到死背着那个荒唐的罪名。
历史是一面镜子。自从张钦礼树立焦裕禄这面旗帜伊始，他就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至到焦裕禄去世快半个世纪、张钦礼去世快十年的今天，相信这个事情还不算完。针对张钦礼的壮怀激烈的一生，现在去盖棺论定还为时尚早，他的一生确实有该、有不该，概括起来是：
1、该随波逐流，不该信仰坚定。在当时都在拼命虚报产量的时候，你不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顶风逆水，“冒天下之大不韪”和虚夸风斗争，甚至进京向周总理告御状。你应该高度地同你的上级保持一致，叫报多少就报多少。张钦礼应该淈其泥而扬其波，餔其糟而歠其酾，万万不该高举旗帜，坚定信仰，渴望凭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这给吴芝圃们及当时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那两个人制造了巨大的难题。
2、该贪赃枉法，不该廉洁奉公。任凭多少次查你所谓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虽然没有查出你的一点问题，关键问题是你张钦礼太干净了也不行。你想想，你不贪可以，但你万万不该不允许别人也和你一样不贪。省委给县委两部小车，你却把它卖了抗灾，还美其名曰发展生产。你还不允许提拔自己各方面都十分优秀的妹妹，进入领导岗位，气的妹妹调离兰考。还把早已是领导干部的妻子调到商店去当普通的营业员。甚至还不允许家属在农村的领导安排子女进城工作。你张钦礼的这些做派，太过另类了。
3、该依附精英权贵，不该走群众路线。别的同级干部，相互串门，礼尚往来，彼此提携，一荣俱荣，特别是蓄养了一帮为己所用“家丁”，天天为自己代表的利益集团摇旗呐喊，骗得那些愚夫愚妇云里雾里。而你张钦礼在官场上独来独往，说话直来直去，不攀附权贵，不豢养精英，只喜欢和群众称兄道弟，还要求自己麾下同事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搞得干群和一家人似的。这和别的地方离心离德的现实形成了太过强烈的反差。有人早就恨得咬牙切齿了，搞你张钦礼不过是早晚的事。
4、该数典忘祖，不该根治“三害”。张钦礼从小就受到家庭的影响，父亲曾跟随吴芝圃参加了豫东农民暴动，所以张钦礼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从来没有改变报国志向。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中国的领土上肆意践踏的时候，他置生死而不顾，愤然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同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建国后，张钦礼与兰考生死与共，一直冲在治理“三害”最前面。可是，你也不想想，虽然你是兰考县委书记，那你也不该光考虑兰考一个县啊，你让开封地区其它的县怎么办?你让张申和开封地委怎么办?
5、该韬光养晦，不该锋芒毕露。碌碌公卿，不是韬光养晦，就是养晦韬光，他们正想方设法诋毁焦裕禄，你却拼命与一个死人较真，好像不学习焦裕禄，兰考的天就会塌下来似的。说什么“重新安排兰考大地”，这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吗，还口口声声“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严重破坏了焦裕禄在张申、秦一飞、周化民心目中的形象，并造成他们在学习焦裕禄过程中的被动，影响了开封地区的发展大局，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6、该扶邪去正，不该打黑除恶。张钦礼的心里只有国家民族，眼里只有黎民百姓，所以他疾恶如仇。对危害兰考经济发展、对侵害平民百姓的犯罪行为痛下杀手，毫不心软。数年之内，气正风清。可是，难道你不知道打断胳膊连着筋、打了狗崽欺了主吗?当你张钦礼1978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枉判13年徒刑的时候，他们弹冠相庆，甚至连同和你一起高举焦裕禄旗帜、为改变兰考落后面貌流血流汗的广大干群，也一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是可忍，孰不可忍!
7、该庸庸碌碌，不该德才兼备。张钦礼秉着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的信条，公忠体国，恪尽职守，舟车所至，都干出了轰轰烈烈的业绩，风生水起，地覆天翻，以致万民拥戴，好评如潮。可张钦礼哪里知道，他越是干得出色，那些饱食终日、碌碌无为、欺上瞒下、吃里扒外的行尸走肉就越是饶不过他，正派的张钦礼可能到死才会明白什么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8、该循规蹈矩，不该标新立异。张钦礼和兰考人民同甘共苦，他工作严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打造了一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干部队伍。你不该建了一个化肥厂，还建第二个化肥厂，有了酒厂还建葡萄酒厂，有了国营企业还建社队企业，真不知你还会有多少能让老百姓佩服的致富经。在这样的境况下，卓尔不群的张钦礼怎么会有活路呢?
深受人民拥护和爱戴的焦裕禄﹑张钦礼，在张申﹑秦一飞﹑周化民﹑任彦芳﹑杜君立眼中成为了“谎言”和“神话”，他们置基本事实而不顾，公然的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与人民为敌，他们必定会遭到历史的唾弃。
巧合，真是无处不在。南宋距千年之后的今天，杭州距千里之外的开封，南宋的杭州和北宋的开封，历史仿佛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以“莫须有”罪名陷害一代忠良岳飞的姓秦，名桧;以“扒黄河大堤”等罪名构陷张钦礼的，其中也有一位秦桧的后人，这个秉承了祖先陷害忠良基因的人，相信大家都看明白了。
位于杭州西湖景区栖霞岭下的岳飞墓，游人如织。对岳飞这位民族英雄和一代忠良，人们至今都在深深的怀念着他，为他因“莫须有”罪名所遭受的迫害而愤愤不平。他墓前的四个铁铸的人像，反剪双手，面墓而跪，即陷害岳飞的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四人，在铁像身上，每天都有无数的唾沫砸在上面。
张钦礼1978年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入狱13年。幸运的是，张钦礼没有像岳飞那样惨死在张申﹑秦一飞﹑周化民构建在河南的“风波亭”，从而得以靠子女颐养天年。更为幸运的是，2004年张钦礼去世后，他的灵骨运回兰考安葬时，兰考万人空巷，十万多民众倾城而出，敬迎张钦礼魂归故里。他们沿途祭拜，挥泪如雨，本来20分钟就可以通过的兰考县城，竟走了4个多小时，那个场面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啊。难道你张申真的就睁着眼睛﹑昧着良心的对着杜君立翩翩而谈焦裕禄﹑张钦礼吗?
有人曾经预言，将来终有一天，在张钦礼的土坟前，也会有四个人像跪着。不过今天看来，恐怕还要加上一人。
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于踊跃探索真理。”历史永远只唯真理,不畏强权。
其实，对于焦裕禄﹑张钦礼来说，他们共同为战胜兰考的自然灾害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张钦礼同志(由于焦裕禄在兰考的时间比较短)，他对兰考的实际贡献是远远大于焦裕禄的。任彦芳在他的《谎》书中，为批判张钦礼树立焦裕禄光辉形象说了假话，说张钦礼把他自己所做的除“三害”的许多工作，都加在了焦裕禄的身上。我们不否认在大通讯中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张钦礼的影子，但是，那也是焦裕禄实实在在做了那些工作。今天依然健在的焦裕禄﹑张钦礼的老同事们，每每回忆起两个老班长和那个艰苦年代，他们依旧饱含深情。
张钦礼已经去世八年多了，我们在对张钦礼生前所表现出的刚直不阿的精神表达无限敬意的同时，更对他的铮铮硬骨深深折服。当他被以捏造出的罪名被枉判十三年徒刑的时候，他没有选择沉默和永不翻案，而是愤然上诉，据理据法的作出顽强的抗争。今天，在张钦礼的土坟前耸立的碑林，已经说明了一切。
试想，如果没有毛泽东和他们那一代真正的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流血流汗，没有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农业﹑科技﹑国防体系，没有亿万人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论你是什么“猫”，无论你去怎么“摸”，恐怕一切都无从谈起。
所以，还是要套用那句老话：为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为自己的权力或小集团的利益而不惜损害人民的利益，不论生死，都轻如鸿毛。
任彦芳的“谎言”走了，杜君立的“神话”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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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31 21:3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