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谓熊：回忆西南师范学院右派学生劳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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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西南师范学院右派学生劳动队

陶谓熊


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现更名为西南大学)，在1957年毛泽东刻意发动的“阳谋”运动中，曾将全校学生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八，共计七百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这个远高于北大、清华的右派比例数，为当年的“西南左王”李井泉又添了一枚血染的勋章……

一、 分类处理，二类右派遣送农村改造

在西师的700多名右派学生中，57级的除少数“情节严重”者等待处分之外，都毕业分配到单位去监督改造。其余各年级的右派学生，有朱永龙、刘其朗、谭家驹和陈本礼等人被逮捕判刑，剩下的受以下四类处分：

第一类：开除学籍，劳动教养，大约30多人；

第二类：保留学籍，劳动察看，有100多人；

第三类：留校察看，监督改造，有400多人；

第四类：戴上右派帽子，免予处分，是极少数。

1958年4月16日下午1点，我们这批受二类处分的右派学生奉命到1210教室集合。这个能容纳120人上公共课的大教室座无虚席，我和另外十多个迟到者只能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这番集合的目的是为了接受副院长王逐平和院团委书记刘同济的训话，据此我估计受二类处分的大约有120人以上。现在我能回忆得起名字的只有80多人。

训话结束后，我们被送往北碚金刚乡农村劳动改造，分散住在各农户家里并接受农民的监督。这些右派学生，不准互相串联，不准随便离开生产队，不准旷工；有病经批准后方能就医；不批准事假。还要定期向管理我们的下放干部汇报思想，反省“罪行”……

当时的金刚乡是先进单位，也就是最“左”的、集体化程度很高，乡党委用有线广播统一指挥全乡社员作息，特别对被监督改造的右派更为严厉，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5小时以上。劳动任务很繁重，挖地、除草、施粪肥，到十多里外的北碚街上担粪，到更远的煤矿担煤，都是百斤以上的重担。每10天才准休息一天，工休日农民可以上街买卖，我们则必须请假，还得匆忙赶回来帮房东做自留地，做家务或上山打柴，可以说根本没有休息时间。

生活则更艰苦，那时的农村，粮食被统购后农民所剩无几，我们只能顿顿吃照得见人影的清稀饭下胡豆。长年累月难见一滴油荤，许多同学半年没吃过一次肉。更可怜的是没有蚊帐的同学，每天晚上都要和蚊子“战斗”。蚊子之多难以想像，天黑走进屋里，就有无数蚊子撞你的脸，伸手一抓，随便逮住三、五个；天亮后，可以看见皮肤上密密麻麻布满了被蚊子叮咬后的红斑，这便是我们在农村“脱胎换骨”的真实生活。

二、回校劳动，成为无偿苦力

那时西师成立了勤工俭学生产指挥部，需要大量劳动力，我们便于1958年9月下旬被调回到学校，在生产部属下劳动，组成闻名西师数年之久的右派学生劳动队。

我们的任务，几乎包揽了全学院一切繁重的体力劳动，如种地、担粪、喂猪、运粮、运煤、拉车、挖地基、抬石头、修下水道、运木料、运矿石、运废铁、炼钢……等等。凡是学校各部门、各单位需要劳动力，我们都被派去。有时还要到校外参加抢险救急，如冬天跳到冰冷的嘉陵江中打捞漂木，到北碚苏钢厂从悬崖峭壁上抡运铁矿石，到磁器口搬运废铁，到人民公社大战“三秋”等。凡是无人干或别人不愿干的，不管校内校外，都把我们派去劳动。劳动任务之重，劳动时间之长，劳动量之大，可想而知。我们已成为一支可以由任何权势者随意支配的劳动力。可怜这些天之骄子，本应在课堂刻苦攻读，造就本领的，却把大好青春牺牲在这些原始而险恶的劳动中，洗刷莫须有的罪名。

侭管我们的劳动为西师创造大量财富，但是因为我们是右派，是敌人，是改造对象，我们只有劳动义务而被剥夺享受劳动报酬的权利。我们每人每月所得仅是一元钱的“救济费”。实际上成为一支无偿苦力。

三、严格管制，不少同学被加重处分

劳动队有专职的管教干部，有严厉的管理制度。白天劳动，晚上政治学习。每周一次民主生活会，人人检讨，互相揭发。每月一次思想小结，半年一次思想总结。凡被认为表现不好的，轻则全队批斗，重则开除学籍，戴上手铐，押送劳动教养。

第一位被劳教的学生右派是历史系59级的曾祥舟。这是一位斯文瘦弱,言语不多的青年;聪明好学成绩极佳,受到著名教授吴宓的资助,而与吴教授有所接触,却由此遭来横祸。1959年4月的一天,在大礼堂召开全院右派学生大会斗争曾祥舟,当然是杀鸡给猴看。会上由保卫科长揭发他的“罪行”:一、坚持反动立场,说“西师不是我的母校,我的母校在巴黎,在伦敦,在纽约,在加利福尼亚”;二、多次秘密会见“反动文人”吴宓。凭如此荒唐的“理由”,就把一位优秀的青年学生批斗后，戴上手铐送劳动教养了。

紧接着的是教育系60级的潘某(忘了名字),他的“罪行”,是在商店顺手牵羊，拿走了一根价值7角钱的帆布裤带,不幸被当场抓获,扭回生产部批斗。这位老实巴结的云南同学惭愧得无地自容,红着脸申辩说:“我的裤带断了,劳动时不敢用力,怕裤子掉下来,又怕说我不好好劳动改造,又没钱买,我就……”他被认为品德败坏,影响恶劣,抗拒改造,也被开除学籍劳动教养。

被开除送劳教的,还的生物系59级的张福泽,教育系60级的肖坤道,数学系58级的杨和贵、梁仕清。中文系58级的黄朋仙，60级的陈德城以及另外几个记不起名字的人，大约有十来人,约占劳动队的十分之一。中陈德城得知被开除学籍送劳教后,万念俱灰,在厕所内上吊自杀,倖被救活,仍送劳教。这些同学有什么“罪行”?我现在没任何印象。因为受开除劳教的人越来越多,生产部也省得麻烦,没有再开批斗大会,戴上手铐押走就是了,许多人都是被押走后好几天我们才知道的

这些被劳动教养的同学,下落不明,经笔者多方打听,直至现在没有任何消息。

四、 饥荒到来,右派劳动队员首当其冲

如果仅仅是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有足够的粮食补充能量消耗,我们的日子也许好过一些。不幸的是,1959年以后, 遭受农业合作化、公社化，特别是大跃进浮夸风的袭击后，历史的报应:大饥荒降临中国大地!饥荒到来,在受害的忆万灾民中，右派劳动队员首当其冲。严重的时候,将1斤8两麦麸配给我们充当一天的粮食,怎能支付重体力劳动的能量消耗?我们只能透支身体,结果是100%的人得了营养不良性水肿。但无论肿到什么样子,劳动改造不能停。在那年代,整天饿得头昏眼花,只要一想到吃的,就抑制不住涎水长流;只要谁吃东西,就会把所有人的目光吸引过去;路边偶尔散落一个白菜头,就有人迅速拾起来剥了皮吞到肚子里……那是饿死人的年代!中文系59级的刘积忠,外语系58级的唐锡华,饿得实在支持不住了,分别偷吃了猪食和兔食,不幸被人发现了,他们难以承受人格的污辱,和预料之中的批斗与处分，他们分别投水和上吊自杀。按当年的不成文的“法规”,偷吃东西是反对大跃进和粮食政策的反动行为,是严重的政治事件,非右派学生也要被开除学籍,何况是正受处分的右派分子。这是1959年冬天的事，人饥饿到危及生命的时候,偷吃点猪食、免食算得了什么,难道右派学生的生命，连猪、兔都不如吗?

1960年以后,饥荒更加严重。西师在离北碚30里外的西山坪办了一个农场,说要搞生产自救。右派劳动队员自然充当其中的主要劳动力。最致命的劳动是每天到20里外的草街煤矿担煤，上、下午各一次,每次不得少于100斤,去时下坡,返回时上坡。这些饥饿得已经水肿,快要倒毙的右派学生,担着百斤重担,沿着70多度的陡坡，在长达近千步的石梯上艰难攀登,真算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啊!中文系58级的黄重华，化学系58级的曾清经,　终于支持不住了,休克在运煤的路上。黄重华侥幸被救活,而曾清经却永远离开了人世。外语系60级的苟文纯,生物系58级的胡光伟,饥饿水肿得不能起床了,管教干部怕他们死在学校,便叫他们回家自谋生路，但不发给一分钱的路费,几天以后,人们从路边一具饿殍身上,发现了苟文纯的遣返证明条,才知道苟文纯早已饿死在回家的路上,而胡光伟一路乞讨回到家,奇迹般地捡回了一条命。

1959年9月国庆十周年,人们幻想着大赦，特赦以结束苦难。但劳动队能享受到此“殊荣”的,仅仅只有笔者和中文系59级的漆诚志两人,其余都在失望与盼望中焦急地等待着。

若干年后,这几十名右派学生劳动队的幸存者，终于修成了“正果”——在摘掉右派帽子的同时,　换上“摘帽右派”　的帽子,继续以二等公民的身份任由统治暴君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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