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关于那段苦难历程的书信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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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在为《不肯沉睡的记忆》组稿时，我写了不少信，那时我还是个电脑盲，只有极少数留有底稿。发出的信，多数有回信，这里摘录的多数是这些回信。有几封的收信人并不是我，是收信人转寄给我，并嘱咐我把它们作为难得的资料刊出。但种种原因使我们至今未按其要求去做，现在趁此机会也把它们刊出了。这些信件，有的回顾那段苦难历程，有的探讨苦难产生的根源，有的阐明写"回忆录"的必要，有的诉说写回忆录的痛苦，有的点明出"回忆录"的困难……无论长短，都坦诚地说出了内心的想法，有的还说了自己的隐私，有的不失为一篇难得的好文章。之所以要打印出来，是因为我们都来日无多，只怕有一天无论什么话都来不及说就走了，那将成为永远的遗憾。我曾担心，这样做会不会辜负了朋友对我的信任？会不会给他们造成新的伤害……邓小平在离世前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现在，已经到了邓小平说的"下世纪初"了，这样的话都能公之于众，我们这些小人物还顾虑什么呢？我早就在一封信中说："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不应当封煞这部分在背负沉重枷锁之时，在忍辱负重之日，也没有少为祖国人民作贡献的中国人的声音，而且是行将就木时发出的声音……"我受苦受难的朋友们哪，如果我这样做仍会给您带来伤害，请原谅了！

　　雷一宁 2010年8月31日

　　
　　一

　　一宁老同学：
　　
　　……青年人是最珍惜友谊的，但可诅咒的政治运动，在我们中间制造了许多鸿沟，同学之间隔阂了，毕业后互不来往，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但愿这样的悲剧以后不会再重演。
　　
　　你曾给我来信，让我写一写过去生活的回忆。我实在是不愿写。我不想再去揭那些痛苦的伤疤。从北京聚会回来后，我把在丙班同学座谈会上的发言，写成了书面稿，已经给梁仲华寄去了，但这篇稿子也是平心静气的叙事，一句牢骚话也没有。一宁，像你我这样，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廿二年，身心所受的创伤，是短短的几句话、一篇文章能说清楚的吗？……
　　
　　吴云生 200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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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宁：

　　你的信是10月30日接到的，当天我有感而发，写了这样一段日记：
　　
　　"……她急切地想写苦难的历程。我恐怕不会或没有勇气去整理那凄惨而令千百万人气愤的历史了，那是残酷？？而且悠久的历史。半个世纪，折腾完了，制造血腥史的罪魁和他的爪牙们永不悔改。中国'左'祸深入骨髓。可怜被害得半死的人们也挣不脱，被毒害了的全社会，也包括自身的观念和感情的奴役。许多年来，十几亿人中有几个人能说清哪些思想是自己的、独立的？即使自以为爱憎界线明显，却也未必能酣畅淋漓地表述清楚。
　
　　"近读王丹从狱中到美国的纪实文字，第一个感觉是中国还是前进了不少。王丹等不但有言还有行，不但有议论有见解，还集结力量，责难政府，有明确的改革目标，比当年右派前进了一大步，结果政府虽然动用了枪炮，杀了人，也不及对右派的残暴无道。那时让全国老百姓充当宪兵，让广大国土变成右派的大监狱呀！还连续几十年困饿他们，累及他们的父母妻儿及亲戚朋友。那是什么世道啊！"
　　
　　文革便是以反右为序幕，这序幕甚至可追溯到延安整风，追溯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肃反"、"清洗"。因此，清算或讨伐反右的罪恶，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题目，要反思的历史太悠久、太开阔。而个案的实录显然意义不大。这类个案今年大陆发表不少，如新华社资深记者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湖南报社的朱正也写了一本，还有李慎之，曾彦修等，老革命被划为右派也常有深刻反思和批判的作品。总之，有识之士在追究历史，也有了些进步。我的一个十分知心的战友（中央党校博士导师）早就准备集结力量写一部《祭坛上的一代》，可惜他于几年前累死了，气死了。当然也必须正视中国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来对付苦难。　

　　大约十几年前，你们57届有几个同学曾计划编写一本关于反右的书，结果响应者寥寥。他们托人找过我，我也没有那份热心，主要是因为觉得此生被糟蹋太多了，可谓腰斩了，好容易可以续断了，总想做点实事。总结历史经验的严峻而繁重的使命，留给别人了吧。不过这个课题，与同学们还经常谈论。　

　　在谈到平反改正反右历史错误受阻时，大家同声谴责xiaopinp deng，他本是反右的中坚，是他提出要对右派开杀戒的。到78年后，在审查平反各次历史公案中，反右平反最不彻底，也是因为他定了调子：反右是必要的，不过有扩大化的错误。所以唯独"右派"被剥夺了几十年的人权及工资不得补偿。至今，李慎之、刘宾雁等动辄得咎，或被流放海外，或被软禁国中。仔细观察，左祸还是一股潜流。深感既奈何不了历史，也奈何不了现状。不过，日子倒是越来越好过了，中国的面貌越来越好看了……　

　　竺亚青 200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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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雷鸣学姐？学兄

　　八月二日手示及大作奉到，弟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倘若"悲剧不再重演"，乃民族之大幸！

　　大作发表或上网，弟无此能力，已将大作复印分发给在京的几位学姐们，校庆时返校的同班同级学兄弟姊妹想可看到也。即致

　　秋安

　　王得后 2002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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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雷鸣学友：

　　收到您的来信及《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一稿后，一口气读了两遍，感概良多！

　　您的担忧，您的期望，跟我是完全相同的。不仅如此，其他有过如此阅历的人，也都会具有同样的意愿，您说是吗？

　　但细细想来，此文要想在校刊上得到发表，还是困难的。要想在其他刊物上发表，也还是不会那么容易的。因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反右运动"定性以来，谁也不敢公开承认这是搞错了，而紧紧抱着扩大化一词不放。上面既是如此，下面又乌敢胡来呢？可知，要想让校史写真话，讲事实，难道会有这个可能吗？

　　前不久，北大中文系、新闻系有些同学串连起来，组织有关同学写有关此运动的回忆录，听说已经出版《林昭--不再被遗忘》这样的集子；武汉大学也有些老同学调查各校师生被打成右派的情况，将其作为资料贮存于电脑之中。早十多年前，我也曾萌过此想法：希望熟悉当时我校反右情况的学友动笔写点当时的情况。可是，因我人微言轻，没人附和，因此也就疏淡了。经过近年我们中文系五七校友的几次聚会，许多过去的活跃人物都喑声灭息了。可悲啊！而今北师大的校友就缺乏北大、武大校友那样的慧识和正气哪！

　　我是一个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的人。我也同样怀着深怕"那段历史"被尘封、被埋没的内忧，可又无以为力，因此也只好寄希望于未来的"圣哲"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是大变了，世界也大变了，老百姓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然而尚有许多虽是朗然若揭的东西，还是不好轻言的！因此，我向您建议：多联络一些了解当时情况的校友，多写一些有关"那段历史"的回忆文章，自筹经费，印个小集子，以便作为历史资料保留下来，免得"人去无形，雁过无声"。这恐怕是最实在的。我不像你，能保留有如此可贵的证据。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手头连《新今古奇观》及对其批判的资料，片言只字也没有了。

　　丙班潘仲骞君写了一些反映此两个运动的诗歌寄给我看，我因之写了一首七律《咏史》：

　　回首良知痛失旌，丹心换就泪霖零。

　　"阳谋"巧赚兼兼士，"万岁"鲸吞朗朗星。

　　屠伯安然依佛膝，谀狐可意作干城。

　　欲询民主知多少，先得探研此国情。

　　……校庆在即，此稿想在校庆前发表是万万不可能的，即使今后若干时间内，刊物的主编恐怕也不敢肩负这个责任。出路只有一条--自己出书。

　　拉拉杂杂，恕虑不周！望多联系！顺祝

　　晚年幸福

　　F.S.H 20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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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雷鸣同学：

　　来信收到。您所约出书之事，恕不能奉陪。其原因：

　　（一）过去那段往事，多属所闻，并未目睹；

　　（二）我一向疏于政治，不谙政情。

　　故此，向您谢绝。


　　现值垂暮之年，又处于难逢的升平年代，我只想摒除从昆明带回来的身边烦恼，跟儿孙一起安度晚年，能多看几眼祖国的山山水水，能多感受点各地的民风民情，于愿足矣！

　　谨复，顺候

　　春祺

　　F.S.H 200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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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雷鸣师姐：

　　你上月10日寄出的信及文稿，早已收到，今天才给你回信，真是"迟复为谦，敬请鉴谅。"

　　我反复读完您的信和大作，不下五遍吧！万语千言，真不知从哪儿说起，四十五年，弹指一挥间。你会记得，当我们在57年11月初，得到学校的通知，办好手续，可以离校奔赴"工作岗位"时，其"欢喜"之状，犹如在牢狱很久得到大赦令一样！有我，有你，还有周作祚，在到火车站途中，在天安门广场，有合影了一张，我还保存着。这一举动到底为何，至今我也无法作出合理之解释（只能说，我们天真幼稚"少年不识愁滋味"）。其实，我们当时的心境是相当凄凉的，前途渺茫，祸福未卜，怎么高兴得起来？以后几十年荆棘丛生，暴力摧残的悲惨人生经历，才让我们头脑逐渐清醒过来，认真地思考"政治斗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才迫使我们去分析这悲剧产生之根源在哪儿？

　　你文稿的题目《为了悲剧不再重演》，是很值得探讨的，也是多年来我反复认真思考的问题。张荣生、fan yihao 、李怀仁、已逝去的张海琛，我都曾当面或在信中不止一次地同他们研讨过这问题。国内所能找得到研究（反映）反右斗争的书，不下十几本吧，我都一再阅读，平心静气不带个人恩怨感情地去思考，企图从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其最终目的，绝对不是发泄个人的怨恨，而是为了民族的未来，下一代幸福的成长，绝对不能让悲剧重演。我们已作了牺牲品了，付出了我们的青春岁月，我们曾经有过的美好憧憬与理想。其代价是相当昂贵了，怎么能让这一段可诅咒的历史重新出现？我们的探索的确不是来源于自身利益的驱动，而是对真理的探求。但是问题是，必须探讨的是，悲剧产生之根源在哪儿？只有把此根源找到了，彻底弄清楚了，才可能制止悲剧的重演。然而，这根源是当今统治者讳莫如深的，因为至今统治者还是坚持"……右派分子确实存在……对右派的进攻坚决反击……是完全必要的……结果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见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点并非胡绳"潜心"研究的结论，而是deng xiaopin的看法。谁也知道deng是反右斗争的积极参与者，否定反右不就是否定自己了？这能行吗？历史是人为的，不能否认个人的认识、品格、思想、感情在某种历史进程中起某种作用（或正确的、或错误的、或反动的……）。但我认为研究、探讨反右产生的根源，不要仅仅放在个人的品格、认识上（当然应参考），而应当从制度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设想，为什么美国、英国、法国没有出现"反右"这一悲剧？宪法上明明规定言论之自由权利，mao在鼓励大家鸣放时，不亦信誓旦旦地保证"言者无罪"麽？可后来他就翻脸不认帐了。一切舆论都一边倒，根本不容许你半点辩解（只要你解释就是"死不认罪、态度恶劣"）。一切都是由制度派生的。在独裁专制、没有半点民主权利的社会里，这种思想迫害、这种"文字狱"产生是无疑的了。因此我认为，着眼点不能只放在某个人身上，尤其是当年具体斗我们的个人。他们也是可怜虫（应声虫），除了个别有捞政治资本企图往上爬的人外，大多数也是"百犬吠声"之狗而已。他们也不明究竟，长期的教育养成了他们"唯命是从"的个性（这是我几年来同他们交谈时了解到的）。我不是无原则地原谅他们之错误，他们中好些人在文革中也成了被斗争对象，于是有了"觉悟"，也悔恨自己怎么会那么糊涂。因为悲剧的根本根源不在个人的认识忏悔上，而是在制度上。我觉得将我们的着眼点放在制度研讨上是正确的。

　　因为打破了当年的闭关自守，西方的思想吹了进来，我们才真正明白民主是什么，人权是怎么回事儿，我们才看到了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之弊端，一党专政之违反民主精神。我们才由此理解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发生之种种悲剧，其源盖在此。这认识是个飞跃。

　　然而，改变今天之现存制度，谈何容易！不是我悲观，而是几千年的封建思想之积淀形成的国民性的弱点，绝对不是我们呐喊几声就改变得了的，需要做多少工作啊 ！鲁迅当年就喊叫改造国民性，推翻这吃人的宴席，而今，仔细想想又进展了多少！……在今天的中国，还是如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绝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 夜正长，路也正长…… "每当和同学们探讨悲剧产生的根源和制止重演的办法时，我们往往摇头唏嘘叹息，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现在我们能做的工作是，尽量将我们经历过的和知道的真实历史资料记录下来，不使之湮灭。要知道上面是巴不得下一代对这惨绝人寰的悲剧一无所知，脑子里只有"天下太平""莺歌燕舞"最好。巴金老早就喊叫建立"文革博物馆"了，可至今没有半点动静，遑论"反右斗争博物馆"了。一个民族忘记了（或只是淡化了）自己的历史，这是没有出息，也没有前途的民族。我同意你说的"历史的教训是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但我认为不只是要求"那些制造了大大小小苦难的人""从灵魂深处"去反思，去追忆，就能挖去"苦难得以复活的根基"。不，根基主要不在个人的灵魂里。就这一点还不能办到，有些人还推卸责任说，时代使然，身不由己……

　　别后几十年，不是一封信谈得完的，以后再慢慢谈吧。你的文稿，我尽量想法吧（但不要抱太大希望）。你是知道的，我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我们说话时不得不瞻前顾后，左看右想的……

　　2002·9·15·俞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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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俞安国师兄：

　　非常高兴收到你9月15 日的信。请别说"迟复为谦，敬请鉴谅"之话，我时刻盼望着你这样的信，促使我思考许多问题 。

　　看了你来信的第二段，我不禁发出惊呼："啊，是他！"……我一直记得，57年11月离京西行之际，与周作祚及另一人在天安门前照过相，并委托周收到相片后寄来青海给我。但几十年了，始终没收到相片。因此，两年前在京聚会时，我见到周的第一句话便是："你好！你还记得吗，你欠了我一张相片呢？"周回家后，肯定是翻箱倒柜地大找一番，给我寄来了一张发黄的相片：三个人，但除了我和周的第三人，我拿起放大镜看也看不出是谁。在记忆中，我始终认为是徐美英，现在怎么成了个男同学？我写信问周，可他至今未给我回信，因此，当我看了你的信后，发出了惊呼。这说明你我有缘，几十年后还会再相会。你信中说"这一举动到底为何，至今我也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不用解释，这是天意。你说呢？

　　这么看来，你知道"雷鸣"为何许人了？所以你才会称我为"雷鸣师姐"（其实我比你小）。我一直以为，现在除了张德文不会再有人知道"雷鸣"的，我才大胆用了这个笔名。这几年我一直与张德文通信，就是因为这个笔名……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产生悲剧的根源是在制度上，在独裁专制、没有半点民主权利的社会里。关于这点，李慎之先生在《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轮中国的专制主义》一文中，分析得很透彻（此文还是张德文复印了给我的）。他说："计划经济是对专制主义最有力的支持……计划经济只有一个老板，即国家。没有国家的恩赐，任何人都不可能有饭票。所以现在有人质疑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人普遍地软弱、奴性、没人格以至无耻，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深责的，因为任何人敢不服从，就得面临没饭吃，也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求生的本能又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但是中国迄今还没有进行认真的反思甚至拒绝忏悔，这才是中国的耻辱。"最近，鲍彤写了篇《已死和未生之际--再评三个代表》，更就近来的情况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弊端作了深刻的分析。由于他们特殊的背景，当然掌握的材料比我们多得多，自然其剖析的广度和深度是我们无法达到的。不知你是否看过巴金晚年写的《随想录》（这本书我是到美国后才看到的，有的出版社把书名改为《讲真话的书》）？巴老在书中说："不是身历其境，不曾身受其害，不肯深挖自己灵魂，不愿暴露自己的丑态，就不能理解这所谓十年浩劫……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写下我们的经验，不仅为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别人，为了下一代，更重要的是不让这种'浩劫'再发生一次……是的，我还要写《随想录》。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必须挖掘得更深，才能理解更多，看得更加清楚……"又说："……对于自己怎样成了牛马，我有了一些体会。至于'文革派'如何化作虎狼，我至今还想不通。然而问题是必须搞清楚的，否则万一将来有人发出号召，进行鼓动，于是一夜之间又会出现满街的'虎狼'……我唠唠叨叨，无非想看清楚人兽转化的道路。"巴金还说："我写小说，第一位老师就是卢梭。从《忏悔录》的作者那里我学到诚实，不讲假话……"卢梭在《忏悔录》中说："我的《忏悔录》的本旨，就是要正确地反映我一生的种种境遇，那时的内心状况。我向读者许诺的正是我心灵的历史……"又说："我没向读者保证介绍一个大人物，我保证的是按我本来的面貌叙述我自己……把我的心赤裸裸地摆在读者面前……"看到此，也许你已明白我的意思了，还是再引用巴金的话作结："无论是受害者，或者是害人者，无论是上一辈，或者是下一辈，不管有没有为'文革'举过手点过头，无论是造反派、走资派、或者逍遥派，无论是龙是凤或者是牛马，让大家都到这里（文革博物馆）来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为'文革'做过什么或者为反对'文革'做过什么。不这样，我们怎么偿还对子孙后代欠下的那一笔债，那一笔非还不可的债啊！"巴老说的是'文革'，但他的反省是从57 年开始的，你也知道，57 年他是整了人的，尽管是违心地。"反右"是"文革"的序幕，是"文革"的预演。没有"反右"，不会有"文革"。

　　事物是一分为二的：统治者、被统治者；整人者、被整者……统治者掌握着国家机器，有权力，可以为所欲为；整人者是为统治者服务（利用）的，才可以得势于一时。这，便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悲剧得以重演的主要原因。被统治者无权无势，只好俯首帖耳，任人摆布，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因此，要使悲剧不再重演，主要是改变这不合理的制度。 改变制度的办法我想不外有二：（1）突变，暴力革命；（2）渐变，和平演变。自古以来，苦难的中国人，为了争取做人的基本权利进行过许多暴力革命。革命成功之前，总是提出（利用）许多先进的、为人们普遍追求、向往的口号。然而，在革命成功之前与人民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领导者，一旦革命成功，成了统治者，便个人私欲恶性膨胀，抛弃了先进的口号，背弃了先前的盟友，走上过去的统治者走过的老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被统治者为了活着，仍然只有俯首帖耳，任人摆布。为什么？因为统治者和非统治者都是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七情六欲的人，是有缺点错误的人，不是完人，更不是神。这便是历来中国的暴力革命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的原因。而现在，还要加上一条：十三亿人！如果人人都起来搞暴力革命，那不只是中国要大乱，可能天下都要大乱，就会尸血遍野，惨不忍睹……因此，较好的办法还是渐变。所以正如你信中所说："夜正长，路也正长……"

　　然而，能因为"长"而听天由命，过一天算一天吗？当然不能，特别是知识分子，这些有头脑、有思维能力、有思想的先行者，这些社会的良心。必须思考，必须呐喊，以促使"长"尽可能快地向"短"转化。对吗？

　　你信中提到，为什么欧美不会出现"反右"（及"文革"）那样的悲剧？当然，这是由于欧美有"三权分立"的社会制度及比较完善的法律。"三权分立"，是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议会、内阁（或总统）和法院掌握，各自独立行使职权，又相互制衡的制度。最早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来的，现在差不多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实行。这三个机构可以互相说"不"(在中国，历来是皇帝一人说了算，谁也不能对他说"不")。总统每4 年选举一次，法律保障人民自由选举的权力。这种制度有利于制止错误，即使有了错误，也不会让错误延续十年甚至更久（在中国，则可能到皇帝死了还结束不了错误，因为接班人是他的"真龙天子"，或者是由他"钦定"的人）。都知道美国是两党轮流执政，其实，轮流与否，是选民（人民）决定的。在选举前，两党可以互相对仗（或曰"对骂"），指出对方的不是，表明自己的政见（政治主张）。至于最后谁上台，则由选民决定。这是矛盾的一方面--统治者。矛盾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欧美有欧美的人民，不同于中国人的欧美人。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向统治者说"不"。几百年的启蒙教育使欧美人懂得，人的精神应该是自由的，人人以说真话为荣，视表现自己的真实思想感情为人生的当然权利。举一例子，美国有些州本来取消死刑，近来有的州又恢复死刑，对于恢复死刑及某人之被判死刑，反对者和支持者可以同时上街游行示威。这是我来美国之前，连想象也不可能去想象的。当然，为了争取这些权利，欧美人民经过了几百年的斗争，也是来之不易的。如，布鲁诺为了坚持一个客观真理而被判处死刑；伏尔泰多次被捕，两次以言获罪被关入巴士底狱，一生的大半时间被迫流亡海外；卢梭由于坚持讲真话，不讲假话，而遭到唾骂，最后也不得不离开他的祖国。但是，他们给人民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它的权利"，这句有名的话就是他们留下的。欧美人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形成了敢于说"不"的性格。

　　因此我们现在要做也能做的工作，就是进行启蒙教育。这就是你信中提到的，鲁迅在几十年前就喊叫的"改造国民性"。几千年的专制统治，造就了中国的文化传统，造就了无数的阿Q。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统统都是阿Q，这正是中国的专制统治能够常青不老的根基。专制制度是人治的制度，非法治的制度也！因此，要清除这根基，就必须挖出每一个人灵魂中的阿Q，就必须每一个人都敢于也能够正视自我，面对自我，把自己的心赤裸裸地摆在光天化日之下，仔细审视，哪些是健康的，哪些是病态的……

　　要改变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专制制度，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但是挖出灵魂中的阿Q，则是每一个人都能做的，谁能比我自己更了解"我"？挖出了"我"灵魂中的阿Q，就清除了产生专制制度的根基的十三亿分之一。如果十三亿人都行动起来，这根基岂不清除干净？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吧，正如伟大的思想家鲁迅所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国内曾经出过一本轰动一时的书，书名记不清了，大意是"向美国说'不'"吧。我无意于反对这几个年轻人说"不"，但是，我想，中国更需要的是能够也敢于向统治者说"不"，需要更多的《丑陋的中国人》（台湾，柏杨著），需要更多的《随想录》，需要尚未诞生的《忏悔录》。

　　以上便是我就"如何使悲剧不能重演"所作的思考，既不深刻，也不成熟，向你道来，是为了和一个也在思考的人，"平心静气地不带个人恩怨感情地"切磋、探讨，以期得到一个较深刻的认识。望不吝珠玉，多多指教。

　　你一定看过牛汉、邓九平主编的《记忆中的反右运动--原上草》，一打开书就能看到这样的话："我翻遍为北大百年所写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图书，竟然发现：关于 1957年的这一段，在北大的历史叙述（记忆）中已经消失，变成一片空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不留半点痕迹（！）；仅有的一本却仍然把这段历史描绘成一小撮'右派'学生在在'诬蔑'、'攻击'……，让人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无论遗忘或坚持，都令人恐怖！"于是北大人，在北大百年校庆之后，出了这三本书，为了填补那片空白。我从北大人的做法中得到启示，从这段话得到灵感。我想，北大人做的事，也是我们能做也应当做的事，于是我写了那篇《为了悲剧不再重演--致北京师范大学的公开信》（此文后来改名为《我是怎样成了"蛇"的--为北师大百年庆而作》）……现在为了研究反右运动，多么需要第一手资料。为此，我曾写信给梁中华及与我同班的陆希廉，希望他们帮我找到北师大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1957年编辑出版的《北京师范大学右派言论汇编》，哪怕是旧的，我都愿出钱买。结果梁的回答是："此类资料都已不再保存"，陆则是根本无回音。现在我们除了自己写，动员别人写，还得设法搜集那些第一手资料（原件）！再不搜集，很快就会荡然无存了。

　　现在，在改革开放的情况下，能不能有钱就可以出书？梁仲华不是出了本《远游集》吗？那不是书店发行的书，因此不要去领书号。自己出钱印，印好后送给亲朋好友。我们能否也走这条路？望你打听打听……

　　北师大的百年庆典举行了吗？情况如何？有何反响？我的《公开信》给师大校报寄了一份的。这《公开信》，我除了给几个报刊寄去（至今毫无反应），特意选了两位同学寄去，便是你和F君。之所以选你二人，那是我从几期《秋鸿》的文章中觉得，你二人会是个志同道合者，而且都在鞭长莫及的边远地区，也许会有些报刊愿意发表。没想到，我与你竟有几十年前的缘分！

　　该住笔了。敬祝

　　秋安！

　　雷鸣 2002·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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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雷鸣师妹：

　　我是相信一切都是有缘分的……1993年李怀仁到成都开会，我们在一起交谈，游玩了一整天后，忽有所感，送了他一首七律，写的就是我这种看法：

　　一别京华卅六秋，重逢雪飞少年头。

　　坎坷尽历体犹健，荆棘只嗟志未酬。

　　都江河畔话旧事，罨画池边摄新游。

　　聚散缘分皆前定，白云流水两悠悠。

　　……冥冥中自有主宰，尽管今天还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由此可以推断：善恶也有报应，只是时间的早迟而已。"多行不义必自毙"，"忠厚传？远"……等等中国的古训，我是深信不疑的。……

　　讲真话，除了个人的慧眼独识，气概胆量外，我认为还得有环境的营造。连讲真话的地点也没有就够悲哀的了，有时先知者的痛苦正在于世人的不理解。权势者出于自身统治利益的考虑不许人们讲真话，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意料中之事；一般民众、甚至还受着迫害的人们，也用怀疑的眼光、鄙夷的神态、讽刺的口吻对你讲的真话不信任、不屑于、不理解，真让你心寒！"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内心里只能发出这样的悲叹，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国民性的改造能一蹴而就麽？在中国，我看还得经过半个世纪！
　
　　想到我戴上右派帽子后的21 年，我周围的好些人，尤其是当权者和有点文化之人及见风使舵的小市民之类，他们对我真是莫名其妙地仇视敌视，想方设法给我以难堪。其实问他们为啥这样，他们也说不上什么理由，只是上面说你是敌人，我们就不能不从思想、行为上同你划清界线。的确就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真实写照了。这里，我不得不感谢好些无知无识的农民，他们对我还非常友好善良。他们说："你就是说统购统销不对，为我们农民说话而被划成右派的。你是好人，我们看得出来！"我说什么好呢？我又不便于同他们解释。可这一切都让我去思考人性的某些东西，人性为什么会被扭曲？在利益面前，有许多人变得多么凶残和贪婪。

　　1957 年，我被分配到陕西渭南一所师范学校，仍叫我教语文，"身份"也没有向学生公布，我庆幸我比其他同学受到"良好"的待遇。为了"改造"，为了"感激"，我拼命工作，从不计较待遇之菲薄。我自认我够努力的了。1959年摘帽，我自信有我。一、我无历史问题（解放时才14 岁）。二、一直表现不错，班团、学生会干部，当过人民代表。三、给我的考察期只两年，也到了，我两年也够认真改造了。可是，没有我。支部书记对我说："你无立功表现。"具体是说我没有经常检举告密我的同事。天啊，原来是要我用别人的鲜血来染红我自己！我当然不干，如果我在大学时出卖同学，我就不会戴上此桂冠了！从此，我也就成了领导眼中不堪改造者。60年底，以下放名义将我驱逐回家了，我从此时起才真正成了"底层"之一员。为了活下去，我什么脏活、累活、下贱活没有干过？真是"虽生犹死"啊！在物质生活困乏和精神折磨两者夹击之下，苟延残喘地煎熬。但我绝没想到去死。干吗要死？我想到鲁迅的话："活着不仅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妻室儿女，而是更多地为那些不愿我活着的人。我的存在，至少让他们感到不舒服，这美好的世界，会有不好看的窟窿。"我酸辛，我难过，可我不屈服，我写过一首诗来自况：

　　人生至此万念空，悲欢苦乐又如何？

　　隐匿底层谋生计，任你东西南北风。

　　文革将我弄来游街，挂牌，我苦笑对别人言："一生好景君须记，正是挂牌游街时。"……我的桂冠是1978 年全国一风吹时取下的，叫我去拿摘帽通知，我以病为由拒绝去。78 年秋，我又变成香馍馍了（原是臭狗屎），各处争着要我，县上不放我……这些，不过"一把辛酸泪"，并非所有人知道的。如果写出来，留给后人，倒很有意思。

　　退休后，我集中精力看书。你一再提到的季羡林教授题字的那三本书（即牛汉、邓九平主编的《记忆中的反右运动--原上草、六月雪、荆棘路》），我都认真读了。我觉得钱理群那篇文章《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写得较深刻，也很有分量，我是读之再再，并画线加注了的。作者对北大百年校庆庆典活动称之为"喧嚣"，这是春秋笔法，表明了作者的态度、认识与思想感情。"不好说"，为什么不好说？说了怕得罪谁？"或难堪"、"或痛心"，难堪什么？痛心什么？为什么难堪？为什么痛心？作者未明说，可是，过来人，思维正常的人，都懂得"此中有深意"。是的，关于反右的"记忆"，绝对不是个人的记忆，而应是一个民族 、一个时代的记忆。这"记忆"深含着先驱者的思维结晶，是用鲜血浇灌出来的。我同意作者这样的看法："遗忘、不承认、漠视、拒绝这份浸透着鲜血的思想遗产，不仅愚蠢，而且有罪。""我们应该有勇气正视历史的血腥气，有胆识冲破权势与习惯制造的种种障碍，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收集原始资料，认真整理、研究先驱者的思想遗产，总结历史经验，建立起 '1957年学'。"

　　想到今天的年龄与精力，以及所处的环境，真有点力不从心之感。我只能尽量回忆我所经历之事就行了。而且，我感到最大的困难，是我对宏观的了解与理解也是很不够的。限于当年我们还是学生，对于上层情况知之甚少。而且今天 45 年过去了，好些档案资料还未公布，许多东西只是传闻。我们个人经历只局限于具体的事例，要从更高角度、理论来阐释，太难了。我曾与当年的"右"探讨过此问题，他们也说，只能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我的最大愿望是写出尽可能公正的、不带个人恩怨的、有一定认识深度的回忆文章，就于愿已足，不复他求……

　　俞安国 200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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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雷鸣学妹：

　　收到你的信后，我陆续收到徐美英、张德文、沈遂生三个同学的信……我想，他们都会同意我们的设想的。难是难在当局者限制很多，稍不注意就犯了他们的讳，就会给你制造麻烦。其实，我们只不过想保存一点可信的史实资料，留给后人研究而已。

　　我常常爱一个人思考问题，尤其是要写点回忆文章。我不能不从深层去剖析。我正在写的一篇题为《我这顶右派帽子》。57年夏给我戴上后，我还不知道这顶帽子会给我和我的家庭带来如此深重长达二十几年之苦难，人格斯文丧尽，自尊、身心受到野蛮的摧残。我不断地扪心自问：我反党么？我反社会主义么？我无法回答。我干吗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因为当时，党在我的心目中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社会主义是如此之优越：自由，平等，人人有饭吃、有衣穿，难道我愿意去过"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生活么？除非我有神经病，干吗要反其道而行之，违背人类的理性去趋害避利呢，这不是令人可笑不可思议的吗？当时，领导反右运动者，还并不认为我是"右派"，他们通过大会小会暗示我：你只要站出来揭发检举他人，就可能不被划入。可出于人的良知，我没有按他们的意图去做。每次交待会上，我不只为我自己辩解，也为他人辩解，警告他们千万不要再犯"肃反"时的错误。于是我的结论是："交代问题基本属实，但交代时态度极端恶劣，划为极右分子……"我在政治上无知到极点，认为右派分子与落后分子是一个概念。我天真地抱着到工作中努力表现，以证明自己并非落后分子。

　　谁知到工作岗位后，受到歧视，受到各种打击，身心常处于惶惶然不安之中，感到随时随地有大祸降临，犹如有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我头顶上一样。我干的工作之多、之踏实认真，是有目共睹的。有些天真的学生 竟然要评我当劳动模范，被领导者训斥为立场站到哪儿去了，右派分子怎能当模范？59 年第一次摘帽，我自忖我无历史问题，家庭也无关、管、杀的，我是"的确改造好"中之一员。领导照上级指示叫我写一分两年来的改造总结。我并非承认我是右派了，有罪了（我从不使用"犯罪"这一词）。可为了"摘帽"，我不得不按照一般的格式违心地承认自己受了"国际修正主义影响"，"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其实当时我就不相信这些说法）。一个多月后，没有反应。报纸上第一批名单公布了，我想很快到地方了。十一月底，领导找我谈话了，劈头就对我发问："你知道这次摘帽为啥没你？"我怎么会知道？只能摇头。"你没有立功表现。"我问："立什么功？又无人放火，又没有特务破坏，我怎么立功？""不。你接触的同事中，难道都无产阶级革命化了？你跟他们接触中难道没听到有错误的甚至反动的言论？你从来没有向我们汇报过。""我努力工作还不行？" "不行。只有你经常向党汇报你周围的人和事，才能反映出你的认识提高了，立场转变了。"啊，我明白了！叫我当告密者！叫我出卖人，也就是出卖自己的灵魂去求得摘帽，我能这么干么？如果 57 年反右我愿这样做，我也就不会有今天了。当时我就知道，我这顶帽子是无法摘除的，将会永远戴下去，因为我压根儿就不愿当告密者。于是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顶帽子就永远戴下去吧，失去了灵魂的人还叫人么？

　　60年底，我莫名其妙地被下放回家（老子云"祸兮福所伏"，如果我不被下放回家，文革中不是被打死或打残，要不我受不了那份屈辱而走上自杀道路，今天我就不会在这里饶舌了），安排到一个种菜蔬的农场谋生，劳动改造。一去，场领导就告诫我，认真改造，争取摘掉帽子，还是有前途的。可我对此已失去信心。农场有个先我而去的姓郑的右派（原是小学教导主任），对我说："别信他们那一套。你为了摘帽，不得不挣表现，将命卖了也未可知。摘了又怎么样？仍是摘帽右派，别人一样歧视你，一样受人气。莫如自在地活着，活到哪天算哪天。我从不汇报，从不争取，只要不犯法，他们是将你无可奈何的。你如存有争取摘帽的愿望，你就得听命于他们。叫你走东，你不敢走西；那管你心底火冒，也不敢违抗。他们将任意支配你，完全失掉了活人的意志，这活着又有啥意思？你照我，没有希望地活着，可也没有失望的悲哀。"他的话，我开始不全听得进去，可我也从许多方面知道一些争取摘帽的人，忍气吞声地活着，让领导象奴仆一样使唤，即使摘帽了，还是埋着脑袋走路，夹着尾巴做人。这实在太令人伤心难过了。

　　忽然到了64 年夏天，统战部通知我去参加一周的全县右派分子集中学习。食住在一起，不准外出，弄得很紧张。事前，有好心人告诫我，这次要摘掉一些表现好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你争取吧！参加学习不到两天，统战部的领导竟然看上了我，叫我批判当年我的一个姓周的老师。这个老师实际是我读高中时的校长，挺有才能。他解放前参加民盟，后被提拔为副县长，兼教育局长，又是民盟的主委，因此被划为右派，降职到文化馆管理图书。在回家后的几年中，我爱到文化馆借书看，同他有接触。他是很不轻易暴露自己真实思想的，但对于我却相信。他认为这是继胡风之后又一冤案，他从政治上给我分析毛的意图。最后他绝望地说，毛如果没有死，这案是翻不了的。我不知道统战部为啥叫我批判他，我不能出卖我的良心。于是批判头天我向他透露了此消息，并说，我绝对不会乱说。第二天，我批判发言的开头，是以"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一语作引子，空洞地摔了几顶大帽子，什么个人主义，什么悲观失望，什么资产阶级立场，总之，没有一点具体事实。领导也边听边摇头，认为我失去了他的信任后，又叫我去批判另一个姓罗的右派分子。我也是肤皮潦草地谈了些大家皆知的套话、大话、假话。学习完后，的确摘掉了几个右派的帽子，当然不会有我。其实，此时，我对摘帽一点兴趣也没有了，可我却看到一些右派灵魂之丑恶肮脏。人性的弱点或者说人性之卑劣，在正常情况下是不易看出来的。文天祥说："时穷节乃现，--垂丹青。"是他经过痛苦的自身经历后才得出的。……文革就更不用说了，我当然是属于没有改造好之类的人，陪斗、自己遭批斗、挂牌游街、罚做苦活，这些都是免不了的。我们是贱民，统治者（包括居委会一个小小的主任）对我们是疾言历色，训斥加咒骂。他们对我们的口头禅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不准翘尾巴"，"脱胎换骨地改造"。……我对自己头上的帽子从不过问，尽管不断传说，要一风吹。各种小道消息听多了，反而让人生厌。我反而觉得戴惯了，一旦摘下，说不定会伤风感冒。因为我无心于帽子的摘与否，也就从不讨好、不看领导的脸色行事，因此我活得愉快。我常说，没有希望，也就没有失望；既没有因希望实现而带来的欢乐，也没有因失望而带来的哀伤……我详细地谈这些，是说明，我不只是从个人恩怨来谈57 年的问题，而是想让后人记住这段悲惨的历史，这段悲惨的历史绝对不能重演，后代子孙要过新的生活，要不能忘记。

　　俞安国 200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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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雷鸣学妹：

　　……我同意潘仲骞给你的信中的意见，将写文章的人的范围扩大一点。要保存原有的历史，我认为动员不同观点的人从不同角度来看待 57年那场政治狂飙，会更全面些，更真实些。然而问题是，现在有好些人（哪怕是当年最大的受害者），不知出于何种认识，都以种种借口不愿写这方面的文章。我也不否认，有些人年纪大了，又有病，真正是力不从心。可有些人却不是这样，这就要靠我们多做工作，讲明我们编书的目的，是为了给后人一点真实的东西，让历史上这场悲剧不再重演。我们也不必苛求于人了，各人有各人的处境，而且这种性格的形成，是几千年来专制主义文化的积淀，更是几十年来思想改造的"成果"，你能怪谁？要改变难啊！能说不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吗？能说不是个人的悲剧吗？

　　潘愿意出资，而且提出国内出版困难，可在国外出版，这都反映他态度之积极认真，应当说是给我们极大的鼓舞。……事情怎么难也得坚持下去，只要相信我们干的事于人民有益，于社会进步有益，出点力气又算得了什么！我同意担当起搜集整理文稿的责任，要说在什么时候出版，在那儿出版，那还得认真研究。在目前的中国，外松内紧，不要被一些表面现象迷惑了，失去理智的判断，对57年（还有文革），他们是百般忌讳，多方防范的。稍有出轨，他们的干预就来了。还是"吟罢低眉无写处"，"敢有歌吟动地哀"。

　　俞安国 200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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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一宁师妹：

　　……人到了一定年龄，身体上这样那样的毛病就发生了。说是自然规律，我也相信，可一想到自己的一生，没做过多少值得称赞之事，又想到我还有许多想作之事没有完成，不禁悲从中来，很不是滋味。我不是怕死，也不是太留恋今天的现实生活，"生而何欢，死而何惧"。然而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想起年青时的抱负，是有所不甘心，可又有什么法呢？只能徒唤奈何！

　　我知道你是个热心人，为编书而无私地操劳，仔细一想，都快七十之人了，到底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给后人留点有价值的东西，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让社会永远安宁前进？我看好些人都是有如此想法的，人生天地间，只求活得有价值耳，这价值就是推动社会步伐大大地往前发展。真的，名利于我们早已如浮云。我同好些同学谈起我们写回忆文章编书出书的目的，完全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大家都同意这种认识。

　　然而具体操作起来是很麻烦的。在目前情况下，有些话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因为禁忌太多。说了，不说惹麻烦，至少给你许多不方便。"食荠肠也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因此写的人不得不顾忌到这一点。更何况我们的一些看法、评价与今天一些正统的观点是相左的，可能为当局所不容，我们是将其当成学术问题来探讨，可当局却认为这是政治，你要辩论是不允许的。犹如寓言《狼和小羊》中那样，我们处于小羊的地位，你能辩得过狼么？强权即公理，如斯而已。然而，我们又不愿说违心之话去造假，去取悦于当道者，所以下笔难哪！我提笔写时，常想到太史公司马迁，我才明白他所说的"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良苦用心，和无可奈何之心态。这是一。其二，我们都老了，有的还多种疾病缠身，动笔写什么都比过去艰难了；许多事情已过去好些年，一回忆，犹如揭早已愈合了的伤疤，疼痛不已，令人悲痛欲绝，苦不堪言，真是不愿回忆，让自己麻木地活下去吧！而且许多事又随着时间的流逝，快忘却迨尽，至少是模糊了，记得不确切了。其三，我们同学大多是穷教师，早年无半点积蓄，今天的退休工资勉强够维持基本生活，如有意外则大现窘相，有的人不得不利用时间找点外快，略加小补。因此叫他们腾点时间来写这东西，他们就感到为难，甚至勉强。至少内心的想法是：这是可完成，可不完成之任务，先答应下来。能完成更好，完不成也无所谓；早完成当然好，迟完成也不能说就错。其四，有许多儿女是阻止的。他们认为这是给自己添麻烦，甚至惹祸端，平平安安过一生算了，国家事，管他娘！难道过去的惨痛教训就忘得干干净净了？写一两篇文章就对社会进步起作用？操那么多心干吗？是的，今天的年轻人非政治化倾向极严重。他们浮躁，功利，自私，冷漠，除了自己什么也不关心，也阻止别人关心。两代人的价值观何以如此？几十年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后果也！你能不感到悲哀吗？……

　　……你看过戴煌写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吗？他就写得催人泪下，使我们不能不去思考反右的一些问题。我一再向约稿的人交待：（一）真实性。一定要有史料价值，供后人研究参考。（二）可读性。不是读理论文章，要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艺术处理。我在写的过程中，体会最深的就是在材料的选取安排上，我不想发大段大段的议论，而是从用语上表现我的观点，我的爱憎，但又实事求是，不违背历史之真实。比如，当年叫我在自己的结论上签字时，我不同意结论上的好多观点，因为允许写不同意见，我就写了四大篇。可我当时又认为，如果不签字，是对党的对抗，而且不会分配工作，暂时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相信党总有一天会发现把我整错了，会向我赔礼道歉的。我甚至将右派分子与落后分子等同起来，可见我们政治上之天真幼稚无知，也说明我们何曾有反党之心！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我说不能离开当时的具体条件、环境来写，在语言上也不能将今天的流行词语移到当年，否则就是违背真实的。

　　俞安国 200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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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一宁学友：

　　"57"的事已成历史，那是不该发生的愚昧、悲惨的事件，这已成为多数国人共识，极少数人不愿（或勉强）认账，那也只得由他去，让他到耶和华那里去忏悔吧！梁仲华编《秋鸿》，能发辛桂彬文已经不易，我想他是从大局的平稳出发处理稿件吧。至于官方（校方）的东西看看就成，无需往心里去，就那么回事。我觉得自己精力锐减，雄心全无，每天处理繁琐的家务后，只求保命。"文学"、"艺术"已远离我而去。新的一年我想重新振作起来，找回一点前进的感觉。

　　
　　张德文 200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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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雷鸣：

　　收来信十分高兴，文似乎又唤起了我几分激情。

　　写书一事，你所提我均赞同。现在收集、编改稿件最理想人选当推安国……最难的还是出版，必须有人能联系上出版社……现在看来，这些困难仍然存在：要出书，是否敢写？写了水平如何？指望修改出"水平"恐怕难（记实得有事实，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马志纯热情倒很高，据说他要写，我可以写信联系。

　　我自己也打算写一点，一旦事情有眉目，我愿动笔。建议写"纪实"，一个个故事，不发空论。"大字报"（"左"、"右"）不一定要找到。写出当年实情即可。明明是摸了何锡麟的老虎屁股（臭屁股，有大便），害得那么多师生遭殃，一辈子完蛋，这就是冤案！北师大"一小撮"到底在哪里？

　　张德文 200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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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雷鸣学友：

　　来信一切我均同意。我拟提供二文：迷茫与挣扎，关于张海琛。写好直寄安国。

　　人越来越老，身体越来越差，这事得赶紧办。又据李镜春来电说，2003年1月号《随笔》登有王得后写师大反右的文章，但我至今未找到……

　　张德文 200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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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雷鸣学友：

　　

　　收到来信已一月多。湘潭持续39-40摄氏度的高温，蒸得人离不了空调；又供电不足，不断停电，实在难熬……但我还是拼命抽空完成两篇文章，《忆海琛》加了一部分写53--57 年与海琛的交往，叙述了"底层"如何在中央感召下从起到灭，力求客观地反映北师大57 年我所见到的运动情况，字数9 千多。二文及北京出版社57 年版《首都高校批判右派文集》里所收批"底层"、"苦药"二文，复印件均已寄安国。我想，第一集有20来万字即可，《秋鸿》上辛桂彬的《厄运结束已夕阳》等文章均可收入，加上潘仲骞等人的文章应该差不多了。书寄到各人手中，应当也起到发动的作用，怎样？

　　

　　我们的出书目的：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我们写作的原则：客观地反映北师大那段历史，尽量不带个人感情，避免全部登载个人苦难史。你以为如何？

　　

　　给王得后写了信，好！建议给当年师大团委书记周之良写封信，请他写一篇。周当年被打成右派，但八十年代做了党委书记，现已退休。你、我各写一篇。当然内容要写得委婉些。你以为如何？

　　

　　张德文 20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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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周之良先生：

　　

　　你好！我叫雷一宁，是北师大中文系57届学生。那时，你是师大团委副书记，我是个青年团员。你应当是我的老师、导师，按北京的习惯，我应当称你"先生"。

　　

　　今天冒昧给你写信，是要告诉你一个消息，我们中文系的一些学生，准备组织、动员同学写文章、出书。不仅希望你能把这消息告诉你认为合适的人，也希望你能动手写，并且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搜寻有关反右运动的原始资料，如当年的大字报、讲演稿、辩论底稿等等。当年，为了批判，师大曾经出过《右派言论汇编》之类的书，最初为油印，后铅印了公开发行的。你还保留有这些资料吗？

　　

　　1949年，解放时，我13岁，是个不明白人为什么要活着的孩子，只是模模糊糊地从父亲那里知道"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是墨子的话。我父亲笃信墨子学说，为传播墨子的"兼爱"思想而倾家荡产地办学校）。在北师大的四年，使我走向成熟。在师大，我思索人生，思索社会，思索宇宙；在师大，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从内心涌出无穷无尽的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党，爱团，心灵深处澎湃着年轻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决心把自己奉献给祖国、人民、党……

　　

　　1957年，是责任感，是一片忠心，使我不考虑自己，坦诚进言，天真地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但是，我仍然热爱祖国、人民、党，相信总有一天，祖国人民和党会理解我。然而……

　　

　　我戴着"右派"帽子，孑然一身到了青海。在那里，我不能称别人为"同志"，我不能对人们说："我爱祖国，爱人民，爱党"，连把爱奉献给革命接班人--学生，也不能，因为据说我会在讲台上放毒。在那里，我什么都做过，挨过；由于我是个"女的"，男右们没挨过，不可能体验过的一切，我全挨过，体验过。这里只说其一：我成了被展出的"现代动物"，人们看我的目光，就像一只馋猫看一条香味四溢的肥鱼。且不说那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和那不能表现于言语的觊觎，只是那种目光也会使被看者上吊--我是人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具有思维能力的、有喜怒哀乐感情的人啊！这时，我想到解放初期曾经非常兴奋，十分自豪地高唱过的一首歌："旧社会，好比那黑咕隆咚的枯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可是，没有了兴奋，没有了自豪，只有叩心泣血的哀伤。这时，我多么想再唱；这时，我多么想说："人们哪，我是爱你们的啊！到青海是我自己的选择。"但是，我不能唱，不能说，因为那无异于说党错了，人民错了。那岂不是罪上加罪！我只能沉默，听凭那目光在我的肉体上切割，任凭年轻人的热血在胸腔里沸腾……（注：在我们填写毕业分配志愿时，我还是个青年团员，看了《中国青年报》及《中国青年》杂志上有关青海是祖国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的报道之后，把青海填为我的第一志愿。）

　　

　　现在，恐怕鲜有人否认"反右"是个错误，是个灾难的了，否则为何要为99·9%的"右派"改正？然而，仅仅是自上而下下地改正而已（就如当年自上而下地下达反右指标）。为什么只是有所保留地"改正"，而不是彻底平反？为什么只是"扩大化"，而不是完全错了？根据唯物辩证法，一个红色的物体，现在只剩下0·01%的红色，仍能说它是红的吗？现在，人们对"反右"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不再说"反右"是"文革"的序幕（序曲），而是说"文革"是"反右"的尾曲（尾声），尽管"文革"比"反右"要惊天动地得多。因此，"反右"比"文革"更值得回顾，更值得研究。中国有句古话，"多难兴邦"，但那是要具备一定条件的，这条即便是能否从灾难中总结经验教训，能否反思--反省。孔夫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写文章出书的目的只有一个：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古语云："人之将逝，其言也善。"我们是抱着善良的愿望，来发出一点善良的声音而已，绝无他意。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不应当抹煞这部分在背负沉重枷锁之时，在忍辱负重之日，也没有少为祖国人民作贡献的人的声音，而且是行将就木时发出的声音，尽管这声音也许十分微弱，很难说能产生多大作用。但留下一点历史的记忆，以我们的遭遇反映一个角落、一部分人群，总有助于显示全脉和本质。对此，也许会有人嗤之以鼻--有什么办法呢，事物是一分为二的！但人民--子孙会把崇敬献给咱们，历史一定会记得咱们。这也许是咱们去向马克思（或上帝）汇报之前，应当做也能够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我们写文章出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为了子孙后代不再遭受吾辈之厄运，为了中国更美好的明天。这就要求我们的文章不带个人感情地、客观地、全面地反映那段历史，及由此延伸出来的苦难（这也是客观事实），还要在此基础上，经过综合、概括、分析、归纳，把认识由感性升华为理性，尽可能地找出悲剧产生的根源。为此，我们还需要很多原始资料，如当年的大字报、讲演底稿、辩论记录等等，还需要一些统计数字，如，当年"反右"，上头下达的指标是多少？实际抓了多少？一般右派多少？极右派多少？内部控制的中间偏右派多少？有多少人被逮捕、判刑、劳教、劳改？有多少流放边疆、荒漠？有多少不能上讲台，只能打杂？有多少非正常死亡？有多少英年早逝？有多少被开除党籍、团籍？……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因此，还有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有多少人在当时就认为"反右"是错误的，而且始终坚持自己的认识而不改？他们（她们）最终的下场如何？当年的"左派"现在有多少已经认识到自己对这件错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找出自己犯错误之根源……这些统计数字，也许至今尚未产生，是不是可以开始做（统计）了啊，趁亲历"反右"的不少人还健在？我们希望当年的"左派"，也能够冷静地、实事求是地来写文章总结经验教训，或曰也来反思，当然，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但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是舍得一身剐的。这话，不能只用来要求别人，首先要用来要求自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何况，无论当年的左、中、右或中间偏右，现在离向马克思或上帝汇报的时间都不远了，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莫非要像赵丹似的，等到躺在癌症病床上才说"我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大意）？

　　

　　你是亲历了北师大这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的人，有着和我们一样的遭遇，你的体会一定比我们深刻得多。以上所谈，如有不妥，万望指教。你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仍然是我的老师。

　　

　　此致

　　

　　敬礼

　　

　　学生 雷一宁 2003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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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雷鸣学友：

　　

　　来信及资料早已收到，批"底层"的文章我早已从68 届校友处得到……该文是利用"底层"成员的交代材料凭想象丑化后撰写成的。学中文的都知道，同样一件事，感情不同，立足点不同，所选角度不同，说出来效果可能完全相反。过去我们猜该文是liang zhonghua 写的。今年我特地去问了王乾生，他说估计是中文系研究生班的人写的。此话我信。中研班57 年以宋XX（《六月雪》作者）、傅XX等为首搞了一个"大家放"。"六·八"社论出台前，他们就写过一篇大字报，模拟X宿舍（暗指周作祚、张海琛他们的415）连连密谋对话，炮轰校党委，内容与"底层"出过的大字报、"底层"及"苦药"等的活动完全吻合。从这看出，他们早就蓄谋窥伺收集黑材料，准备时机一到全盘端出。批"底层"的长文是他们的杰作我相信，但他们利用了被整者的交代材料 ，令我恶心。我最近几次想写点东西揭露这种卑鄙伎俩，又一转念，何必死脑细胞？搞"阳谋"现已是公开的秘密，放长线是为了钓大鱼嘛！王蒙戴帽子不是那篇著名的小说惹的祸，而是人家利用他的交心材料罗织的罪名。怪只怪自己太老实，忠诚倒成了枪杀自己的子弹，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交心材料而罹祸的呢！

　　

　　57年5月1 日后，特别是《光明日报》登出穆木天《我的呼吁》后，中四（一）班以415 宿舍的张海琛等人为首的部分男生（其中有我），的确没少凑在一起议论校内整风形势。你回忆一下当时全国、北京乃至全校的情况，那样的气氛，何锡麟的丑事被兜出来，党委张斧一伙、学生里的一些人还拼命地保他，捂住不准说，不气愤的只可能是（1）书呆子；（2）弱智；（3）别有用心，十分自私者；（4）习惯了"跟党走"者（当然不是真正跟党走，可能是头脑僵化者）。"大家放"估计属于（3）（4）类人物。你我这些热血青年，自恃响应党号召，平日政治上并无问题，慷慨陈辞毫无顾忌，结果被（3）（4）类人物击毙，多惨！我想我可以提供给你的答案只能是这些。我将《秋鸿》上《忆海琛》一文扩展了，从进大学到海琛去世，重点加写了56、57 年海琛和中四 （一）男生的情况，为的是想写清"底层"究竟是怎么搞起来的，搞了些什么--当然，只能是从我与海琛交往这个角度来谈。……

　　

　　张德文 2003·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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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雷鸣学友：

　　

　　我这里有一本北京出版社57 年版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四校反右斗争材料专辑。有批判黄药眠等十位教授、团委书记周之良以及"底层""苦药"的文章。看后觉得作者甚为阴险、无聊，按他们的说法，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好人……

　　

　　读你所寄资料，我想了许多。其中一点是我们这代人太冤枉了。我们曾经有过美好的青春，我们曾经有过辉煌的梦想。几十年弹指过去，突如其来而又持续不断的暴风骤雨打得我们晕头转向之后，痛定思痛，终于明白了好多。人其实是残酷而愚蠢的动物，为了满足一己的私利，他可以导演一出出残杀异类和同类的惨剧。几千年的历史，横看直看都只是一个字：杀。可鄙的是那以动听的言词教唆别人充当刽子手的骗子！可悲的是那些因虚构的美景接受诱惑当了刽子手的笨蛋！更可悲的则是刀子架在脖子上还不知道真正的刽子手是谁，自己又怎么该挨刀的可怜虫！历史是前进的，她的脚步谁也阻挡不了！我们终于挨到了可以自己动脑子思想，自己张嘴巴说话，无须做传声筒的今天。人们可以相信，民主自由的空气将会越来越浓，因为建设民主法制社会的方针已经写在了中央政府的计划里。固然，困难还很多，归根结底是数十年的思维定势导致某些人头脑僵化，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既得利益者们与中央唱对台戏。也许这就是我们该写出自己经历过的真实的过去的原因--况且年长的正在淡忘或故意隐瞒，年轻的对过去则毫无所知。单单为了这一点，往自己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也是值得的。

　　

　　张德文 20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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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雷一宁学妹：

　　

　　非常感谢你寄来的热情洋溢、言辞恳挚的长信，以及《纪念肖敦煌及……》的文章，读后使我心情激荡，热血澎湃，长久长久不能自已……

　　

　　我是一个山东棒子，性格倔犟，今年已经77 岁了，从小在偏僻的胶东（即墨县）农村读私塾，读了六年。从《三字经》到四书五经一直到《左传》，我都读过。十五岁才读高小，后考入即墨师范（简师）。没毕业，赶上1945年国共内战，我到一个国统区的分公所为人抄写文件暂时糊口。因我读私塾时练了一手好字，能写工整的小楷，因此才找到这样一份工作，却就成为我的历史污点了。解放前夕，我曾去昆明投一个老师之弟（在昆明中央日报社工作）谋求一个工作，不成，在回路时走到江西九江，交通中断，我就在九江一家私营电影院画电影广告，算是有了吃饭的地方了。后被聘为九江二中美术教员，就算有了正式的革命工作了。工作了两年半，我考入北师大地理系。因我有一点历史污点，在"肃反"中被无情批斗。后经系党总支书记李筠同志公开为我道歉平反。57年整风中，由于我参加了"苦药社"，编辑了《苦药特缉》，专搞"肃反"问题，我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右派分子"，当年李筠向我公开平反道歉的话，现在成了我攻击"肃反"的大毒草了。……我班共有"右派"18 名，其中 17 名都是"苦药社"的，只有张平治是散兵游勇。11月7日离开母校到长春报到时，和潘仲骞住一房间。14日仲骞被分去农安，我和一个教育系的老右商经全来到吉林东部，长白山脚下，边陲的敦化县。看来我来到这个地方，是比你幸福多了。这是一个林业县，盛产木材、药材、及土特产，除了因是"高寒山区"比较冷以外，还真是一个富庶地方。通过四年艰苦劳动（原处分"考查二年"不算数），61 年国庆摘帽后，因我能写会画，就分到文化馆，做起文化工作了。摘了帽子，有了工作和工资（戴帽时只领生活费27 元/月），我首先把我老母亲接来敦化。我自幼失怙（4 岁丧父），老母亲 26 岁就守寡熬我一个儿子。不久，在同志朋友帮助下，就有一位好心姑娘--杨秀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冲破社会家庭亲友之重重困惑，和我结了婚。接着就下乡插队，政治上挨批，精神上孤立，一直熬到"四人帮"倒台，我们才好过了些……79年3月9日，北师大给我"改正"通知，但我已是53 岁的老人了。由于孩子小，老人老，工资低（60 元），负担重，哪儿也去不了，只有老死敦化了。我虽然遭受不少苦难，但我有一个幸福的家，特别是我老伴的体贴，使我有了精神支柱，我以极强的适应性，抵挡了各种打击，终于身强体壮、心广体胖地幸存了下来。活下来就是胜利！我要拿起笔来倾诉直书，让我们子孙后代，让全世界的好人都知道我们这段历史。尽管他们千方百计捂着、盖着、瞒着、欺骗着，但历史是无情的，善恶到头是要有报的。

　　

　　你和仲骞、安国的计划很好，我绝对赞成。说实在的，我早有此心，苦无知音，现在好了。下面谈我的一些想法。

　　

　　一、 动员写的问题

　　

　　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难兄、难弟、难姐、难妹们，虽然在受苦时，都想把自己的苦难向人倾诉倾诉，一旦人家给个好脸，就有不同的反应了。有的挨过一巴掌，给个甜枣坚决不吃；有的不但笑着吃了，还感到很甜呢！最典型的是辽宁营口师范学院那个叫曲啸的……我们同学也不乏这类人物。我在敦化也有此遇。当我改正了，市委就派专人动员我入党，或者叫我当政协副主席，或者叫我当文化馆长。我费了很大劲儿，都委婉谢绝了（我老伴坚决支持），并且写了一幅"宠辱不惊"以示人。政协委员我不得不当了，由于总叫我发言，我就公开宣布了个"二不主义"，表示"我'一不放臭屁，二不捧臭脚'，无言可发。""臭屁"是指领导不喜欢听的真话，""臭脚"是指歌功颂德、溜须拍马的假话。现在通兴说假话。如，我市有个"养猪状元"，猪崽养锝好，当媒体访问他，问他为什么养得好时，他滑稽地说道："由于我学好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猪就顺利地产下崽来了。！"……我的意见应向受难同学（包括中右或内监的）普遍发出"邀请"（写文章），可拟写几条要求，如，真实性、艺术性等。除真知心者，绝不勉强求之。

　　

　　二、集资问题 无意见。

　　

　　三、 出版问题

　　

　　这倒是一个大问题。看了你和潘兄对中国入世后关于出版的一段对话，感到你们虽然经过半辈子的苦难，仍然还是当年那个完整无瑕的好人。不错，我们都是由于"心直口快"说了真话而被打成右派的。我记得，当咱们这些倒霉鬼被留在学校劳动时，学校又开展了"大鸣大放"写大字报。有天晚上我和丛鉴去看时，他扒到我耳边悄悄说："怪不得咱们写大字报提意见要犯错误呢！你看人家写的大字报（更压低声音说），提意见常带着溜须拍马屁……"是啊！我们提意见当右派，人家提意见，有的入党，有的升官！我们俩的年龄都稍长，因此在批判我俩时说我们"老奸巨猾"。由此我们悟出一个"真谛"："你批你的，我想我的"，根本不往心里去！把批斗会看成是"演闹剧"，闹剧要有正反两方面的角色，我们当然是反派了。这样的闹剧真不少呢。文化大革命时，说我是"国民党特务"，我承认了。第二天晚上又要我交待发展了多少特务，根据他们的暗示，至少要交代25 个，如不交代，那就要给我挂一个一扇门大的铁牌子，还得挨揍。我一想，如果说在敦化发展的，很快就能查明；如果说真人，说谁谁遭殃。于是我灵机一动，我去过昆明，我发展的特务都在昆明，地址姓名都可以瞎编。我不但说了25 个，还加了5 个，这样我就赚了个"老实"、"忠诚"，轻松过了关。他们就得派外调员到昆明去外调。那时柳州正有大型武斗，他们被困几个月也过不去。后来过去了，火车也不通了，只得失望而返……等到年底，上面又来新指示，花样又变了。事后，我不仅不痛苦，还感到好笑哩！我写的《读仲骞来函》中就包含有这些体会：

　　

　　天外传来青鸟使，字字句句抵万金。

　　

　　春城一别四十载，闹剧直演廿三春。

　　

　　身经百战无伤损，劫历千重始悟真。

　　

　　莫道岁月蹉跎尽，晚晴为霞犹缤纷。

　　

　　由此，我想到沈巧珍绝对不会有我这两下子，非叫他们逼死不可！……我看了你写的《纪念肖敦煌及……》的文章，《秋鸿》可以登你前半部，后半部你又"口快心直说真话"了，梁仲华敢登吗？这些事情，现在能够这样赤裸裸地写出来吗？写出来了，能登出来吗？我因为搞文化工作，接触了不少作家和编辑，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啊！出了框框，就没有饭碗了。所以在国外出版，那是再好也不过了。可以如实地写，可以尽情地写……

　　

　　李受山 200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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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雷一宁学妹：

　　

　　……说实在的，我也有"写了也没有用"的想法，本来文思早已沉寂了。自从无意中接到你的来信，颇为感动，心想：是啊！我们自己的事，自己不写，靠谁来写？又想到当年曹雪芹，穷到连饭都吃不上了，要是他不写《红楼梦》，谁来写呢？难道他为的是稿费吗？为的是出名吗？为的是今天全世界都赞誉他是大作家吗？而我们这终生受污，满肚子委屈，向谁说呢？自己有笔又不肯写，自己有嘴又不肯说。活当王八蛋，死当枉死鬼，活该！……我的一颗灰沉沉的心，是你给了我火种，又燃烧起来了……

　　

　　我在《悼念沈巧珍同学》一文里，原用过"何穆事件"一词，梁仲华来电话说此词不能用，因当事人都还健在，根本不承认有此事，现在都是北师大名教授等等。我同意删去，如不然此文就不能刊登。如果今天叫我写，我必须是原汁原味。我有足够的证据：

　　

　　1957年约6 月某日穆木天原揭发文章，是彭慧提供了何锡麟 在党委会上所作的检讨。检讨中说到中文系女研究生XXX与何偷情是为了留师大。何为其配了一把自己办公室门钥匙，女的可以随时去幽会。她的男恋人气极跳楼了，跳的是西楼三楼，因为当时初建成，土很松，只是伤了，没有死。穆文开头还有一诗云："何大官人有一宗……（后面忘了）"我们学校不是由此轰动起来，先有"底层之声"，继有"苦药社"的诞生吗？……难道梁不清楚此事吗？他能为我们说真话吗？说国内"没有说和写的自由"，这是事实。自2004 年开始，全国县级以下小报都停办了，原因就是因为有些县级小报敢于暴露真实情况……

　　

　　我们出书的事，还有许多困难，我非常想明年找个时间，大家能聚在一块，好好商量一下……

　　

　　李受山 2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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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

　　

　　雷一宁老学友：

　　

　　最近看到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写了一本书叫《往事并不如烟》，全部是真实而又有独到见解地记述了她父亲和他们父女的右派苦痛生活。此书销行特快，现在我们这里新华书店根本买不到，外电也作了报道，据法国电台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作了一些删改，本人很不满意等等。看来这类书并不过时，而是要写出质量。

　　

　　李受山 20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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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

　　

　　雷一宁学妹：

　　

　　听说《往事并不如烟》因发行量大，人们争购不已，文化部有些顾忌，又禁止发行了，并批责了出版社的编辑部。但是， 我们这里有个"席殊书屋"（大右派费孝通题写的店名），把书放在书架后面，照样发售，而且越卖越旺。看来再捂盖子，再自欺欺人，已无济于事了。甚至连《毛泽东和她的女人》这样绝对的"禁书"，也都不胫而走，装进脑子里去了，奈之何！

　　

　　李受山 200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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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

　　

　　一宁学妹：

　　

　　你寄来的林昭材料非常好，尤其我得知谭天荣在青岛大学，我若能回青岛，就能知道他更多的事。他当年在北大主持"微笑的战斗"，同林希翎互相响应，轰动全国。我们下一届我的老乡，即墨段村人袁伯诚，也在青岛大学中文系，现已退休。

　　

　　这一期《随笔》（04年第四期）有胡风的女儿张晓凤著《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贾植芳教授写的序很感人。这方面的文章现在越来越多，揭示越来越深。好啊！

　　

　　李受山 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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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

　　

　　一宁学妹：

　　

　　现就你来信所提问题作些解答：

　　

　　（一） 袁伯诚的三篇文章，如果能用可以用，他会同意。他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同乡。他原分到宁夏西吉很苦的地方，蹲过公安部监狱，弄得家破人亡，又发回原籍即墨段村务农。打倒"四人帮"后，落实政策，才又到固原师专任教，后转青岛大学中文系。98年5月我俩在青岛大学会过面。但现在又遭婚变，因女方小她20 岁。此人很能写，著述很多。

　　

　　（二） 聚会的人数宁少勿滥，尤其是不能勉强，时间最好定在秋后。关于书名，不要太明显，要隐蔽一些，可以来个副题，如"1957年研究"之类，这样的命名属于学术研究，可避免责难。

　　

　　（三） 第一次出书，不要太厚。价也不要太贵。如果我们自己的材料不够，可选用或转载其他已公开刊载的右派材料。如，林昭的、陈奉孝的、刘奇弟的材料，不都是好文章吗？

　　

　　李受山 200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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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

　　

　　一宁学妹：

　　

　　最近我倒很忙，--我原是敦化市老年书画会的主席，延边州老年书画研究会的副主席，由于眼病几近失明，我费了好大劲都推出去了。又换了新班子，开会筹资金，我忙了近两个月。现在都忙过去了，我开始集中精力写咱们的文章了。我的文章一定保证完成任务，只是亲去参加聚会这倒是一大难题：一是路太远，我和老伴都不能坐飞机，原因是我年龄太大，血压高，糖尿病。第二，我的眼睛太成问题了。现在距离一米之内我就不认人脸，不说话就不知是谁。我现在写信完全靠手有数，写完了不能改。至于别人的文章，根本就看不了了。第三，我的老伴不适应外地生活，所以我的孩子都极力反对我的远行。我现在深深感到人不服老不行啊。话又说回来，这个聚会我要是不能参加，那是终生一大遗憾，简直死难瞑目。所以我只能说尽量争取吧！

　　

　　你问我，我给你的信中有些犯禁之词敢不敢对人说，实际现在在国内像我说的那类话太一般了，这类文章也有的是，只是中宣部掌握报刊，不给发表罢了……我认为十三亿中国人民不能都这么糊涂下去，还有国外及全世界人民呢！

　　

　　李受山 200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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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

　　

　　一宁：

　　

　　你的信和照片都在元旦这天收到……我佩服你的毅力，一直为写书孜孜以求，终于有了这么多的同道者。看了你这封信后，我也想动笔，这如你说的，写一小段，写一件事，原来我想的是巨著，虽不能骇世，也要有个全貌，因为这几十年周围的社会实在太深刻太可怕了，只恨笔拙或静不下心，同时我还很怕写书影响自己健康地生活。因为我知道，我们写书不是用笔写而是用心用泪甚至用血，那也是很残酷的。噩梦过去，再回到那个境界，我仍然痛心不已，不过范文倒启发了我，写得"轻松"点，写得"超脱"点，也许不失为一种揭痛之笔。

　　

　　好了，我试试吧，你述说那么多人写书鼓舞着我，使我也有信心。……

　　

　　徐美英 2004·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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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

　　

　　一宁：

　　

　　见到电邮，得知你为出书付出很多劳动，并仍在为此筹划、焦虑，我真是十分敬佩你为这目标不懈努力的精神，同时也感到羞愧。我没出什么力量，就拿写篇稿子吧，始终下不了笔，题目也空想了好几个，就是不成思路，再说吧。总之，这是一件对我们来说十分有意义的事。

　　

　　大家反映不一样，这是自然的。如都在国外，那大家可凑一个组来堂而皇之地工作；在国内，情况依然复杂，《往事并不如烟》又成了禁书！

　　

　　原是右派的人不完全是好了伤疤忘了痛，而可能是心有余悸。而且我看大部分右派在经济上、政治上依然处在最底层，下一代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只能带着最大的奇冤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尽管是耻辱，可也无法，只得忍受，那时暴风骤雨都忍下来了，何况现在！全社会都已淡忘这事，都遗弃这些弱势人群，年已古稀，又有什么不能忍呢？

　　

　　我收信后和罗宗义通了信，他已在动笔写了……

　　

　　你信尾说"身体所限"，一定要保重啊，活着就是"勿忘"，死去就是"忘记"！

　　

　　徐美英 20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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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

　　一宁：

　　来信及《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都已收到。林的文字确实很震撼，那些可怕的年月又翻上心头。你的想法要为女右派写一篇，那很好，你确实十分执著去完成一件"历史任务"，是一件好事。

　　其实你问的几个问题也是我自己百思不解的问题，因为真正的答案只有在那些"反右领导"和"反右积极分子"身上或者在他们心中。可惜九七年聚会大家都没有谈到这些，我想寻求的答案在九七聚会中依然没有，没有人来告诉我，而那些明明白白参加批斗我的人也没有说一声你为什么会打成右派，其实即使是找个非主要的政治原因对我也是一种"安慰"，可惜还是没人谈。所以我也只有凭自己的"猜想"来说了。

　　在七九年平反的材料中，给我列的罪状十几大条，大大小小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材料，其实只有我的一条言论，而且那还是在一次班会上的发言，也不是什么长篇大论，只是插话"北师大的肃反成绩不是主要的"，好像是在同意上述发言似的。

　　然后就是一条，6月8日在范亦豪、林锡纯大字报上我去签了名，同意"这又是为什么"的观点。

　　至于其余的，看来都是凑的，把中文系自由论坛及社团大字报的"反党言论"归结到我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党高潮，因为我当时是学生会主席，而实际上你也知道，论坛也好，社团也好，根本不是我的指挥，它是一场不可阻挡的群众潮流。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出于阶级本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

　　当年五七年反右开始后，每个人是一个小会就定论，我也是排在批判会之内，估计这之前这些人已经负责一个又一个的小会，就这样，匆匆忙忙的各班包干把圈定的右派一个一个地开会。我的那个会，决定我一生命运的会，让我蒙受一生奇冤的会，现在回忆起来仅两个小时不到，一开始，假装让本人先发言谈自己反右斗争的表现，还说深刻与否认识与否都是一次挽救。

　　我印象很深，会毕他们匆忙分配了。批判我的人都是有所准备的，而且是让一些与我最接近的人开始，同宿舍里关系好的，而且还是他们要"挽救"的人，所以这些人当然不遗余力表现积极划清界线，以示自己清白，以报答党组织对他们不划右派之恩。

　　所以发言中什么都上纲上线，什么都颠倒黑白。原来我是三好，我是进步，现在成了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是伪装的，是为了出风头，为了表现自己的不良动机。然后把我以前靠拢组织上交父亲在澳门寄来的信和56年父亲去世噩耗传来我哭了一场的事看作坚持反动立场，没划清反革命父亲界线。又说我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把同学之间过节借衣服穿的事上到阶级出身的线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等……

　　总之，扯了一大堆，其目的就是把你弄臭。当时我就感到整个世界全变了，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我像陷入了一个深渊里而不知怎么会这样，我害怕，我困惑。……

　　再次挤点时间胡乱写些。

　　尽管有些事像烙印一样永刻心头不会忘记，但大部分事情也模糊不清了。可能是挨整后神志方面有问题。如遇到触及痛心事，一激动思维会失去条理；另一个表现是有时对该记的会失忆。如57年到青海，念念有词"重新做人""重新做人"，过去一切就刻意忘记，为的是不再怀念剥削阶级与留恋剥削阶级，果然逐步消失，以至连童年时的快乐都不再存现。又如平反后，又念念有词自我安慰不再去想痛心的事，所以有些痛苦也在生活中淡忘，免得自己伤害自己。

　　失忆，无条理，大概也是右派的后遗症吧！

　　祝

　　心想事成

　　徐美英 匆匆于邮局 200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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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


　　一宁同学：

　　意外地收到你的信，真是高兴极了。

　　你说得对，"'57风暴'，我们的'过去'，已经作为一个历史分子凝固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真实地、深刻地反映它，是每一个经历了那场风暴的人应尽的历史责任。"97年举办40 年回归母校聚会时，我曾建议同学们写这段不平常的历史。当时许多同学都赞同，可是真的动笔去写的却没有。我曾劝LI man li 同学写她自己的悲惨遭遇，可她精神不很好，难以动笔。我还联络几位甲、乙班的同学，他们本人的经历也很典型，可他们也只是叙述自己的某些经历，没有认真、全面、深刻地写成文章。我自己则出国后，思想上的枷锁是打破了，可书生经商，谈何容易！且商务繁忙，哪有工夫静下心来写作？文墨荒疏太久，真的提笔去写，又不知如何写起了……你如有心，咱们可以合作，反正咱们都是化外之民，是没有什么顾忌的。

　　我一直认为整风反右运动，是中国五十年代初期，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为主的人民群众向共产党要民主、自由的运动；而"反右"则是共产党对人民的民主运动的残酷、全面的镇压。比起历代的文字狱，对待"右派"的处理，只有少数触犯刑律的被消灭肉体，绝大部分都是戴上"右派帽子"，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这好像是"宽大"、"仁慈"多了，其实，这种精神的折磨，是无处不在，永无止境的，是比秦始皇的"坑儒"，比历史上"株连九族"的文字狱还残忍、恶毒的。Laomao tou 也承认：秦始皇只坑了七十多个儒，我却坑了四十多万。我比秦始皇还要秦始皇。当年以为摘了帽子是回到人民队伍了，可是还是跟过去一样是"贱民"，是"摘帽右派"，是内控的对象，甚至还殃及家属子女、下代儿孙！

　　按理说，历史的教训是应该总结、吸取的，可是当今的老爷们是不敢面对现实的。对"反右"，承认"扩大化"，给99.9%的"右派"改正、平反已是够大度的了。就是不肯承认"反右运动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过分的安分守己，你平反了也就算了，对整个运动作什么样的评价，又何必去管它呢！所以国内写反右运动的书也不多，写得深刻的更少，主要原因就是老爷们不想总结历史教训，往自己脸上抹黑。他们只希望老百姓忘却，忘得越快、越干净越好，这是历代统治者惯用的愚民政策的一个方面。为什么巴金一再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老爷们置若罔闻呢？原因就在此。瞒和骗总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的，相信将来总有让历史恢复原来的真面目的时候。你的文章即使今天不便于发表，也可以在别处发表，也可以等将来再发表。我到了国外也写了些旧体诗，有些是目前不能发表的，那就等等再看吧。

　　友人送我一部新出版的书，牛汉、邓九平主编的《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原上草、六月雪、荆棘路》，汇集了57 年著名右派的言论。封底有下面一段文字：

　　人类思想的先驱者

　　为了捍卫人类理性的尊严

　　高昂其头颅

　　在血泊中站立

　　他们的名字可能不闻于世

　　但他们的思想永存

　　他们用生命之光照亮后人前进的道路

　　让我们牢记先驱者的精神遗训

　　人类思想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潘仲骞20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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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

　　

　　一宁同学：

　　

　　你能参加这次同学会，足见你心胸之豁达大度。但坚持五十年前的错误，至今毫无悔改的人还是有的。咱们班最后一天的座谈会上，那位可爱的"左派"先生的"无悔"的"道歉"，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么？他说什么我在整风运动中与他说了许多政治理论问题，他也搞不清，所以向上级汇报，上级说这是"右派言论"。这纯属编造。当时我没有与他谈什么政治问题。他是年级党支书，把咱们班三名--李桂荣、李曼立和我补报上去，是在他主持下，咱们班几个党员讨论认同后上报的。在那天的座谈会上，我本想揭穿这个谎言，后来一想，给他留点面子吧！这种人，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国际、国内的风云变幻，脑袋竟没有丝毫开窍，死心塌地要做"驯服工具"，没有个人的思想，没有独立的人格，岂不可悲！我只能报以极大的蔑视！……同学们谁不知道他手上沾满被害同学的血泪！我就听到同学指着他后脑勺恨恨地说："你瞧，还那么年轻、神气，可咱们有多少同学被害得打入十八层地狱，一辈子不得翻身！"

　　

　　当然，咱们不想追究个人责任，可当时的"负责人"，起码的检讨还是要的，可他却说："我当时就是这样认识的，我没有个人成见，只是执行政策（上级的指示）。"这又何必道歉？不说倒还好，这一说，反而暴露了他卑劣的本质。

　　

　　中国这样的人还不是少数，所以极左路线的危害还不能低估。要彻底清除"左毒"，任务还重着哪！

　　

　　潘仲骞 20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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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

　　

　　一宁同学：

　　

　　说到世纪聚会，我之所以出钱出力促成此事，只是向大家证明：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学生，不是孬种，个个都是好样的，甚至比当年的所谓"左派"还"有出息"。你看到的，在那次聚会活动中，表现最活跃的，还是那些"右派"，当年在班级中发号施令的"左派"，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那副神气了。我在宴会开始时的讲话，中心意思就是这样，是隐含着对五七年那场镇压民主的"阳谋"运动的否定和控诉。

　　

　　……人各有志，他坚持"不悔"，由他去吧！时至今日，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共产主义还有谁相信？中国虽招牌还在，但货物早已变样。所谓共产党员，还有谁真的相信共产主义？刘叔成所坚持的已不是什么"信仰"，而只是既得利益。其实，其灵魂深处是十分空虚的。不过这些人政治嗅觉特灵。Li manli说唐呐是"先知先觉者"，不止唐呐，咱们年级当年的左派、党员，几乎都有这种"特异功能"。他们口头说的是"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奋斗终生"，可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抢先为自己捞取利益。只是他们没有高干子女那样有权势，在国内钻营的机会不多，于是利用他们的人际关系，为自己的子女安排个好前途，好几个人的子女（包括女婿、儿媳妇）都出国"留学"、"进修"去了。一去不回，在所在国找到工作，买了房子，自己做父母的便可名正言顺地到资本主义国家去享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了。鲁迅说过，有些表现最左的人，往往变右变得比谁都快（大意如此）。其实，归根结底，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者，"党员"对他们来说，只是向上爬的工具而已。五七年鸣放时，有一张大字报责问liu："你培养胡入党，是培养党员还是培养老婆？" 这不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了吗？你还记得吗？

　　

　　你在聚会后去湖南会见了李曼立和李菊芬，你认为长沙一行是这次回国的最大收获，这是因为彼此都说了真话，Li manli 揭穿了唐呐的谎话。在97 年聚会时，我就听唐呐说过，Li被打成"右派"后，她一直在关心和帮助Li。我心里想：是你们把Li等三人补为"右派"的，事后又如此关照她，真是良心发现？97年聚会时，刘叔成也对我说："当时把你报上去，我就后悔了。可是，我也被党内处分了，不再当支部书记，对你的事也就无能为力了。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情况，心里一直感到内疚。"你想想，这样的解释合乎逻辑吗？总之，这些人的种种表演，不屑一驳，只能嗤之以鼻！

　　

　　你说对"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应有一个全民的反思，这是从咱们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可是当今的当权者，却是从自身的统治者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他们只希望让时间来冲淡人们的记忆，越忘记得干净越好。历来中国的统治者都善于利用愚民政策，除了瞒和骗，就是"遗忘"。国内禁止研究"反右"、"文革"就是这个目的。回忆"反右"的书，出了几本，都是专业作家写的，咱们大学生自己写的还没有。这是个缺陷，可是谁来补这个缺呢？在国内的，写要有资料，更要有勇气；在国外的，虽没有什么顾忌，可又缺乏资料。咱们能逃出生天，是值得庆幸的。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心，要求咱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几句话。你写了些文章，不能在国内的刊物上发表，《秋鸿》更不能了……咱们把眼光放远些，将来，总有一天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不过，正如你说的，"还真有漫漫长路要走"。

　　

　　潘仲骞 20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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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

　　

　　一宁同学：

　　

　　早在1997年聚会时，我就提出过这（写回忆录）倡议，但只停留在部分同学的议论层面，并没有付诸行动。我曾与几位同学联系过，请他们写自己的经历，但真的写出的不多……张荣生是竭力主张写的，却深感孤掌难鸣。至于当年的那些"左棍"，如今有所反思、悔悟的并不多见；仍然顽固地坚持其人生观点表示"至今无悔"的也大有人在。你只向"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发信，可见你也不希望这类人能响应你的倡议，写出什么东西来。不过，真要出一集"57整风反右实录"，却是个巨大工程。我希望你担任发动、组织、联络的工作，主要是组织稿件，范围可扩大些，除了本届同学，56届的、58届的都可以；本校的，外校的都可以。结集出书的目的，是告诉世人，当时大学生在整风反右中的情况。那些纯洁的、满腔爱国热忱却十分幼稚的青年学生是怎么受骗，怎么葬送了青春的。反右后，对定性为"右派"的处理，是比秦始皇的坑儒更为残酷和高明的。

　　

　　至于写法问题，你的意见很好：抓住一点，一个侧面，一个片断，一个场景，都可以，不必连成一线，追求全面和系统。这样写较容易。当然，能够写整个历程的也好，有些人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传奇，是比《天云山传奇》更精彩的。这样的长篇巨构，当然更好。

　　

　　有了稿子，出版就不成问题了。不要指望在国内官方的出版社，目前在意识形态方面虽不像过去那样"舆论一律"，却是外松内紧，控制得很严……

　　

　　潘仲骞 20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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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

　　

　　一宁同学：

　　

　　你仍然执著地为"写五七年"而努力联系稿件，筹划出书的事，你知难而进的精神令我感动。我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地支持你。

　　

　　目前最重要的是组织稿件，有了足够的稿子，就好办了。联系撰稿人，你已发了几十封信，但真正写了的不多，这有各种原因，也不能勉强，只能尽力而为。有些同学是想写的，但一提起笔，当时的具体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的细节却想不起来了，手头又没有可查的资料，总不能"想当然"吧？所以又写不下去了。时隔几十年，这是可以理解的，像你信中提到的其他具体困难都可以谅解。我以为能征集到多少稿子，先出一部分也好。

　　

　　至于体例问题，我同意fan yihao的意见。因为人分散在各地，很难聚在一起议出个统一的体例，也不必求统一，各写各的，内容、文体都不必限制，凡是写 57 年整风反右运动的，回忆录、散文、诗歌……都可以。时间也不必局限于57年。因为戴上了右派帽子就跟定一个人的一生 ，此后所受的种种磨难更要写（因为鲜为人知）！

　　

　　潘仲骞 20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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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

　　

　　一宁窗友小妹：

　　

　　收到你从San Jose的来信，真令我喜出望外。大概是今春，我曾从刘庆德处听到你的出书计划，以纪念中国知识分子蒙难五十周年。我从他那里取回你写的《纪念肖敦煌及……》万言长文，一口气读完，掩卷长太息者久之。这次收到你的来信，我又把此文重读了一遍。今晨跟范亦豪通电话，谈到"我们这一代无限忠于共产党的青年，为什么要无端受到如此残酷的打击……"时，不觉悲从中来，竟在电话上痛哭失声。小妹啊，我已是快八十岁的人（1926--）了，又是出生于革命家庭（先君是安徽史上的革命先驱，打响了中共安徽武装斗争第一枪的领导人之一，时在1926年北伐时期）的硬汉子。男儿有泪不轻弹啊！

　　

　　你的出书计划，我当然举双手赞成。只是我年事已高，精力衰退，椎间盘突出症已折磨了我八年，行动受限制。所以具体操办的事就很难参与了。但我一定要响应小妹号召，把我自己的一篇写出来，不辜负你的期望……

　　

　　历史是不应该被遗忘的。给人民带来灾难的人，制造了罪恶历史的人，总是千方百计要后人遗忘历史，他们还可以无耻地伪造历史。所以，你的工作，我们大家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匆复。祝

　　

　　夏安

　　

　　许有为 2004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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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

　　

　　一宁学友：

　　

　　别林斯基认为"主体、个体、个人的命运比全世界的命运以及中国皇帝的健康更重要"。但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耻辱，既没有在文字中得到相应的纪录，也没有以别的符号形式得到深入的表现。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我们是无罪的，为什么要折磨我们长达21 年？"对一个优秀人物来说，中国生活的千万个环节中，每个环节都危机四伏。"（摩罗）多少年来，我们对于苦难和凌辱的反思实在太少。而世界上的优秀民族，在灾难过后都能从灵魂拷问的深渊中升起一座座文学和哲学的丰碑，唯独我们这个民族例外。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种记忆，是一点一滴加起来的各人故事的集合，是无数蚁民的生命留下的轨迹。人类有多少苦难没有纪录，没有诉说！所以雨果说，"每一座墓碑下都有一部世界史"；所以沃洛什说，"我是黑暗中刮过又消失的风"。

　　

　　作家龙凤伟写了本小说《中国：一九五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他最近在一个访谈中说："……对反右运动的定性，以当局的说法，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其做法是保留六个'真'右派，其余的都改正了。其说法与做法是不一致的，相互矛盾的，做法否定了说法，所以如此自有其苦衷。但作为作家的写作立场，在这个问题上却来不得半点含糊，得较真。反右不是扩大化，而是完全错了，是对知识分子无情的围剿，说破天也是这样。"他还说："在我看来，关于 1957 ，或者是关于文革，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记忆的一部分……关键是我们的历史被改写了，而不是被遗忘了。许多历史事件也被改写，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历史中有许多是谎言，是假话。这样的记忆被改写了以后，历史就有可能被篡改。"（《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六期）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读到比这还直率，还大胆的文字。

　　

　　《思忆文丛》：《原上草》、《六月雪》、《荆棘路》作了好的工作，收录了当年不少原始文字，可惜的是北师大学生的东西只收了呵欠伯的《岂不令人深思》。吴云生写了《党主乎？民主乎？》，我写了《论以党代政》都已湮没。我曾写信给北师大党委，要求他们将我当年的文字复印一份给我，而他们只摘录了我的结论与处理意见中若干片断。据我所知，当年内部出版了《北京师范大学右派言论汇编》、《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国人民大学版）》……这些，平民百姓是无缘一睹的。

　　

　　我意：（1）有些同学不一定参加，那就不能勉强，赶快收集稿件。

　　

　　（2）尽可能在今年，至迟明年出版，时不我待，要抓紧。

　　

　　（3）………

　　

　　张荣生 2003·5·26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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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

　　

　　一宁学友：

　　

　　感谢你寄来林达的文字，使我能更深地了解林昭。《秋鸿》上有我一篇《从<红楼>往事说到林昭》。我是网盲，只能从书刊报纸上阅读一些东西。

　　

　　《师大教学》上的奇文必须收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嘛.。"苦药""底层"介入最深者，可能为杨、张、罗、俞、范他们，应就他们所知写点东西。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们有责任写出那段历史。

　　

　　我曾打电话给Li shuzhi 、xu naiyan ，并寄去我那篇回忆文字。他们的态度挺坚决：不写。还建议我不该点出具体的人名。没有具体的人，回忆当然就失真了。

　　

　　我不知你收到多少稿件了？要赶紧抓紧时间出书。根据我所知，国内出版社有接受这类稿件出版的可能。

　　

　　张荣生 20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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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七

　　

　　一宁学妹：

　　

　　你好。你的来信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反复看了好几遍，再细看这张放大的相片，40多年前的往事又浮上心头。记得大三、大四我们同在一个团小组，实习也在一个小组，好像我还是组长，其实我比你们也大不了几岁，虽然是工作过几年的"调干生"，却也并不"老成持重"，说话做事都是直来直去，"反右"时有人说我"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也不是毫无根据的，至少是不知道谦虚谨慎吧！

　　

　　毕业后前20 年的经历你我都差不多。我是孤孤单单一个人离开北师大，11月7 日到沈阳报到的。后被分配在北票县的一所初中刻钢板、排课表、管图书。一年后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了一年：除种地、耪地、收割、打场之类农村劳动过程之外，还参加过"深挖地"、"修水库"、"大炼钢铁"……完全变成东北农村棒小伙子（连眼镜都不戴了），有幸获得县里"老右"中第一批"摘帽"的"殊荣"（59 年国庆）。此后被调到该县的高中任教。"文革"中除57 年的老问题外，还因曾长期订阅苏联报纸Moscow News被扣上"里通外国"大帽子，所幸在我交出全部外文书报后，没有"触及皮肉"。"清队"之后被送去"五七"干校劳动一年，成了拖拉机手。从"五七"干校回学校后，又继续在校办农场开拖拉机，后来又让我上物理课（工宣队怕我上语文课"放毒"），75年左右才让我教语文……那些年头，我只跟吴云生有通信联系。79年春约他去北师大要求"改正"，在师大招待所住着，等了将近一个月，同寝室的还有乙班的谷兴云和薛若安。刚去时，党委办公室的干部说："你们'底层''苦药'是铁板上钉钉子，你们的案子翻不了！"后来听说从广州中山大学调来一位新党委书记，决定把全校"右派"的档案拿出来搞了一次展览，校领导们（大多是当年的"老左"）反复讨论后，才决定按中央文件精神给我们"改正"。

　　

　　那年，我因溃疡病已胃出血几 次。借"改正"之机，又奋斗了一年多，只为了"生存"（吃上大米饭）才在81年9月调回老家。当时已年近半百了。

　　

　　在师大等"改正"时，我和吴云生在新街口偶遇潘仲骞，在一家小饭馆聚谈一个多小时。我们在东北三省，遭遇都差不多，但老潘在"文革"中过得比我们更艰难。前年，他寄给我两首七律，其中《七九年获右派平反通知》里的"纵使东君浑作孽，奈何大地又春回"，挖到了那场灾难的老根。但时至今日，邓公在世时下的那个"必要"、"扩大化"结论并没有"改正"。因此，不仅北大、北师大，就连我所在学校的校史及所有官方文件中仍然是这个老调。将来也许会有"还历史真相"的那一天，但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看到。写回忆、出书的主意很好，也许对"改正"这个结论有作用。

　　

　　你在聚会时和给《秋鸿》投稿中遇到的那些不愉快，是可以预料到的。我没去参加，身体不好、忙于上课是实情，不想遇到那些尴尬场面也是原因之一。其实，那几位当年的"左派"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受的同样的教育，只是当时所处的"地位"、"条件"不同，也许是"性格"上有些差异，才在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被分成了"左"、"右"罢了。好像我们这些"老右"都是属于有所思有所感必有所言有所行的"性格"，而他们是为了"功利"而言不由衷、行不由己而已。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多得很，我觉得不必为此生气。

　　

　　张明道的悲剧是发人深省的。85年刘必作、周述尧来我处，告诉我关于他的事情。你知道，他是我们班唯一的在大学入党的同学。"鸣放"时，就因也有我类这种"性格"，只写了一幅"党员自嘲"的对联，竟被取消了"候补党员"资格，分配到重庆南岸一所初中。为了重回党的怀抱，他学雷锋做好事，自己挨饿，把粮票送困难的同事，62年死于浮肿病，结局比你我这些"老右"还惨。真正在那场灾难中捞到好处的只是少数几个人。他们也不是没有"内疚"，只是不应该那样表演，聚会和《秋鸿》也不该完全有他们少数人主导。

　　

　　写回忆、出书的主意很好。我还保存着57年5月28 日至6 月2 日"底层"的大字报目录和两篇底稿，其中一篇就是访问胡耀邦后"底层"的6·6 社论《把我们的鸣放提高一步》。记得在师大同住一室时薛若安给我看过一本书--共青团北京市委编的《北京市高等院校的反右派斗争》（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书里前面的北大、清华、人大的文章点名的学生右派都只有一两名，而后面北师大的那篇却点了罗宗义、张海琛、吴云生、卫之祥和我等六七个名字，都是我们年级的，其中还提到我写的这篇"社论"，还附有吴云生的《'党主'乎？'民主'乎？》全文……

　　

　　我今不但退而未休，反而比退休前上课还多（每周20节），主要是给外国留学生上汉语课，大概还有几年才能完全退下来。在这几年里，要抽出时间写东西很困难，但我可以先提供一些资料。望来信谈谈你的想法和打算。祝你

　　

　　新春愉快，全家安康

　　

　　沈遂生 200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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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

　　

　　一宁学妹：

　　

　　因20 多年前得的溃疡病复发（胃出血），住了一个多月医院，没有及时回信，请原谅。

　　

　　4月末的突然住院，确实是当年在东北得的旧病复发。我本来体质不差，在东北的24 年特别是40 岁以后"文革"后期的辽宁，吃的不是杂交高粱米饭，就是陈玉米窝窝头，政治上压力又大，还要带一个班五六十个学生下乡学农，下厂学工，结果得了"胃和十二指肠复合性溃疡"病。在东北就已大出血过五次，这一次是第九次了……

　　

　　住院期间看了一本新书--57年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写的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本书以文学手法，生动具体而动情地把"章罗联盟"（毛亲自定的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彻底翻了案。看完之后我想，像这样的书都能在北京公开出版发行，而且全国不少报刊好评如潮，是不是说明 57 年的"反右"已经在党内外（至少是知识界）被完全否定了？近年来，各种书报和媒体提到"反右"时都是持否认态度，没有人再重复什么"必要"、"扩大化"了。我看，彻底否定"反右"的正式结论的出台恐怕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81年调回重庆，83年周述尧带刘比作（当时还在新疆工作）来我处。详细谈了张明道的事：他就只因为那副对联（可惜没有保存下来）被取消了"候补党员"资格。分配到重庆南岸的一所初中教书。为了重新入党，除勤奋工作外，他"学雷锋，做好事"，从本来很少的工资和吃不饱肚子的口粮里省下钱和粮票去帮助别人，生活过分节俭，营养太差，结果在61年得了浮肿病，被送回老家。必作62年还去武汉看过病中的他，也曾去过明道工作过的那所学校。这就是他"殉道"的真相。他的英年早逝是时代的悲剧，是"反右"的众多恶果之一。

　　

　　我还在上课的事也是事出有因：我是65 年国庆结婚的，第二年有了大儿子，"文革"也开始了。68 年二儿子出生时，我正在挨批斗，他周岁时（当时我在"五七"干校劳动）生了一场重病，留下后遗症，成了残疾人，无法自食其力。我退休十年来仍继续上课，不过是为了给他留下点将来的生活费而已。这次生病出院后不少朋友劝我彻底休息，我还是只能对大家的关心表示感谢，从上星期起又继续我的"粉笔生涯"，每周20 学时。（这又是"反右"的众多恶果之一，打印者说。）

　　

　　沈遂生 200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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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九

　　

　　一宁学妹：

　　

　　关于这篇《社论》（即《把我们的鸣放提高一步》），现在还记得一些情况。"底层"原是甲班张海琛、罗宗义他们搞的一个壁报。后来李国楠（团支部宣委）动员我参加，我和他在六班同学中征集签名，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校团委副书记周之良动员团员们去访问老师们，我们先是去穆木天先生家访问，回来后就写大字报支持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我的呼吁》。后来又访问了文怀沙、杨敏如、叶苍岑、高向夫、陈友松等老师，在"底层之声"上发表了十多篇访问记，也发表过编辑部交来的其他稿件和同学来稿。六月初，张海琛宣布我当"大字报组长"，从5月28 日到6月12 日，"底层"的大字报都是我经手编排的，也抄过不少，至今我还保存着这段时间的大字报目录。

　　

　　《社论》起因于6月2 日，北大物理系两个同学带来一些北大"百花学社"的传单，他们看了我们的大字报后提出：师大也该像他们那样讨论一些"根本性质"问题。到底该怎么"鸣放"，是像我们这样访问老师们征求对党委的意见，还是像北大那样搞？6月4 日晚上罗宗义、卫之祥、李国楠等几个同学由我们班刘德璋带路去访问了胡耀邦。第二天，罗宗义跟我们讲了访问的过程和胡耀邦的谈话，大意是说，"大鸣大放"不只是谈小的问题，大的问题也要谈，真理越辩越明，要展开争论，在争论中明辨是非，纠正错误，要坚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我当时就表示拥护，提出可以在"底层"上展开这种讨论。张海琛、罗宗义就要我写"社论"把胡耀邦同志谈话的精神传达出去。这篇草稿是6 月5 日晚上写出来的。在吴云生他们寝室抄写大字报的时候，吴云生和别的几个同学边看边议论。我在抄写时临时参照他们的意见加上了两句："我们要做国家的主人。我们要抛弃盲目服从的'顺民'思想，抛掉相信'大人物'会替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的依赖思想。"（添在草稿下数第6 行 V处）我还没抄完，吴云生既不打草稿也不跟任何人交换想法，提起笔，铺开纸，就开始写《 '民主'乎？'党主'乎？》，6 日早晨一起贴了出去（"底层之声"第17 期）。这两篇东西的确在全校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其实，胡耀邦谈话的精神也就是这样。《社论》末段说的要坚持的 16个字"原则"基本上是他的原话。它成了定我为"极右"的主要罪证。

　　

　　现在回想起这些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反思当年的"天真"、"热情"，真令人感慨万千，啼笑皆非啊！……

　　

　　沈遂生 20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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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

　　

　　P同学：

　　

　　你好！你5月20日来信及照片、诗作影印件均已收到。10 月1日你又从北京打来电话，十分感谢你的关坏。现估计你已回到XX，就提笔给你复信。

　　

　　我四十年的生活遭遇，想你已从某些同学得知一二，对于往事我向来不想多追忆，愿它随时光一起流逝。而今你这么关心地问及，我就敞开心扉向你诉说：

　　

　　我的一生坎坷经历，是与Yu联系在一起的。他出身世代铁路工人家庭，又是随军南下入湘的干部。1956 年任湖南邵东县宣传部长，兼报社编辑。虽然学历不高，但文字能力极强。热爱写诗，有诗人气质，性格豪爽，为人光明磊落，耿直。我对于57年极"左"路线是逆来顺受，划我右派，就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让签字就签字，戴帽就戴帽，劳动就劳动，没有一丝反抗。而他则不然，慷慨陈辞，拼死反抗。58 年划他右派时，他没有任何右派言行，"罪行"就是替右派分子我辩护，反抗反右派斗争，再胡乱地凑上几条就定罪。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刑三年，实际只执行一年半。出狱后，他顶着右派的帽子，离开了邵东县，回到他父兄所在地石家庄市。我60年底摘帽后，1961年春节到了石家庄。当时他既无工作，又没有摘帽；而我刚摘帽，身仍在新乡农场，还没有分配教师工作。两人命运都无所依托，所以就没有结婚。因他在城市找不到工作，两人相约，他回老家山东文登县务农，等我分配教师工作后再申请调到他们公社中学教书。殊知，等我返回东北，分配在昌图三中教书，他又杳无音信了。事后才得知，他因买了一部被盗的自行车，而受到怀疑，被公安部门追查，发现他的右派身份，以"右派无职业"为名，收容劳动教养三年。因他在我的一位亲戚处借了钱，公安去调查，亲戚写信告诉我，我才知Yu又出了事。具体是什么事，当时我并不了解，加之又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在极度悲观绝望的心情下，于1962年草率地处理了我的婚姻。婚后，因我保存了Yu的照片及信件，他耿耿于怀，既胸怀狭窄，小肚鸡肠，又大男子主义十分严重，还动手打人。我知道我犯了错误，加之我的性格使我无法忍受这般婚姻，仅仅不到一年就离婚了，留下一男孩，我独自抚养着。1965年，Yu解教后给我来信，我才知道，他仍然因为右派而受行政处分，现解教就业，当了工人。他当右派是为了我，虽然尚未摘帽，我也不能再计较，他也没因我结婚、离婚而另眼相看，于是两人于1966年春节在石家庄结婚。婚后劳燕分飞，两地分居。婚后不到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因与右派结婚而挨批斗。1967 年再度相逢时，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在厂内也开始追查"反动言论"了。1967 年末，我生下了小儿子。1970 年"一打三反"开始，Yu被打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二十年。我真不能理解，为什么灾难接二连三地降临在我们头上！事还没完，Yu的判决书寄到我的学校，军宣队进校，就以此为根据，开始审查我。最后虽没搞出什么名堂，但我"现行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是逃不脱的。好心人悄悄告诉我，可能会将我下放农村劳动。为了孩子能有一生存条件，事逼无奈，只能采取保护性措施，为"划清界线"离婚，孩子改姓L。暗中则通过石家庄的兄长，沟通消息，取得联系。我孤苦伶仃。独自带着孩子生活，一晃又是九年。在昌图屡次运动都要触及我，我很伤心。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于1976年9 月回到了故乡湖南。

　　

　　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我右派得到改正，Yu的三次冤案获得平反，恢复党籍、干籍，分配工作，我们才走到一起。先同在株洲教师进修学院，后又一起调到株洲工学院。谁知，人有旦夕祸福，1984 年一场意外的车祸，夺去了他的生命："因公殉职"。原以为苦尽甘来，却料不到是这么悲惨的结局！孩子尚未成人，我还要活下去。从此我又踏上独自闯荡的生活旅途，到现在又是十四年了，我四十年的人生道路就这样走过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从这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上走过来，主要是因为热爱教育事业，使我身心有所寄托。心里再悲苦，只要一登上讲台，面对学生，我就忘却一切不幸而振作起来；另外，我虽没有很高辨别是非能力，但总有一种朦胧的憧憬：这一切都会过去，一切将来都会搞清楚的。这憧憬鼓舞我披荆斩棘奋勇前进。

　　

　　Yu喜爱写诗，现留下各种诗体的诗（自由诗、格律诗、词）共几百首。我常觉得，将他的诗淹没于封尘之中，实在可惜，但又无法公之于世。当他活着时，我们曾相约退休后写部小说，将这些诗掺杂其中。可是斯人已逝，失去了一半，这计划就落空了。现在你鼓励我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下来，那就只能以我为主人公，侧面反映他的精神风貌。但如何写，写不写得出，心中还有疑虑。只得慢慢来，试试看。

　　

　　唐老鸭来信云，你让她出面组织有关同学写回忆录，她认为同学分散在四面八方，几十年不通消息，让一个人出面组织有困难……

　　

　　余不多写。祝

　　

　　全家安好！

　　

　　你的同学L 1998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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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

　　

　　雷一宁同学：

　　

　　你好，你的来信我一月前就收到了，但未及时回信，请你原谅。主要原因是对你说的出书的事没有丝毫思想准备，并且要写也写不出什么有分量的东西…… 我们有些同学现在不想参与此事（写文出书之事），或者根本不与任何人通信与往来是可以谅解的。虽然事情已成为历史，心有余悸对一些人来说并未成为历史，可见他们受迫害之深。现在国内"反右"的书籍和文章很多。昨天我刚看完一本《 1957--苦难的祭坛》（修订本）作者胡平，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8年出版。其材料之丰富，文笔之犀利，论断之精当，令我惊叹。在结尾部分中认为"反右"是政府对民众的罪错，全书的矛头直言不讳地指向Mao zhedong 另外还有一本叫《夹边沟纪事》的书，我尚未看到，只听周围人说过。是写甘肃的事，其惨烈令人发指。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我在甘肃时就听说过夹边沟的事，我深信那是事实。……文革后流传一句话"不能使历史悲剧重演"，这是人民的美好愿望。但历史是不以小百姓的善良愿望为转移的。当然现在与五六十年代相比有了极大变化，极左势力想复辟也困难，但极左的土壤远没有彻底铲除。所以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讲话中说主要危险是来自左面是有道理的。但现在看不到强调这一点。相反，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套话充斥媒体，长此下去就不好讲了。我记得好像是80 年代，文艺界的三个名人想在北京开一个关于"反右"的研讨会，后来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没能开成。我知道在西方有些学者这些年来在研究中国的"反右运动"，也有不少著述问世。不知在国外有无中国人专门从事此项研究？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出书的话，最好能站得高一点。不停留在只是揭示具体事件，必须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一些本质的东西，必须找到和打开"反右"这场政治空难的"黑匣子"，从更广更宽更深的地方认识产生的根源，及对国家民族的危害，让人民了解得更透彻，才能真正避免悲剧重演。这样，我们的书才有力度，才有可读性，也会更有影响。像《师大教学》中那些低级的小东西，不值得我们去跟它"较劲"。

　　

　　这么重大而复杂的事件，在短短的信中是难以说清楚的。总之我非常支持你的想法和做法，甚至可以说是感动和佩服。现在，我们大多数为年已古稀之人，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了。这次组稿出书可以作为一个起点，再把眼光放远一点，进一步去研究从"反右"到"文革"的极左的发展历程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可估量的灾难。"极左"迅猛发展的起点就是"反右"开始的。

　　

　　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我们都是师大中文系毕业生，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语文教学，而现在国内在语文教学方面的情况令人堪忧，有一本书《世纪末的尴尬》就是写这方面情况的。我退休后本来想过得休闲一点，但后来成都教育局启动教师继续教育，叫我给他们上点讲座。老师们还都感兴趣。成了骑虎难下的事。因为要上好语文课，首先要改掉把语文课政治化的毛病，这大概是当局不愿接受的事。学院想把我讲的内容制成光盘，但我还未考虑好，中国的事什么都说不清。我现在想把问题缩小到只讲汉字和汉字教学的范围内，也许要方便些……我们是不是也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王文禧 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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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二

　　

　　诸位：

　　

　　你们好！元旦前我一直忙于写信：催稿。时间已进入2005年，离"五十年"只有两年了，我们集稿出书的事应当倒数计时了。为了省点时间，我都是几人合写一封的，现在又给你们仨合写一封，请原谅。

　　

　　目前我们收到的文稿有…………

　　

　　yihao兄寄来了1957年《师大教学》上批判"底层"、"苦药"的文章各一篇。我想把它们放入"附录"，但前提是在正文理有够多的文章谈到当年"底层"、"苦药"的真实情况，否则，就等于是再次放毒（不了解情况的人看了，必然会认为右派罪该万死）。不知道现在收到的文稿中，有多少谈到"底层"、"苦药"的真实情况的？也许太少吧？于是我想到另一办法：请了解情况的人，为这批判文章一条一条作"注释"来说明真实情况，这样，驳斥当年的"批判"也许更针锋相对。你们看如何？那么，谁来做"注释"？--可以多几个人做。你们看XXX、XXX……如何？我给他们写过信，但是没有回音。此外还有谁可以？我对底层、苦药知之甚少，人选得你们来确定了。人选确定，本人也同意之后，是否就可以请他们来参加聚会？而且请他们尽可能带够资料，就住在聚会的地方完成"注释"工作。如何？

　　

　　在组稿过程收到不少来信，有些是表明不愿写的，但内容本身却是一篇好文章。我想，在书中设一部分叫"书信"（暂名），把这部分信全文或部分收入。但事先必须征求本人意见，若不同意把信公开，就必须尊重他们的意见。马XX给我来信说："慎重说明，请不要发我的信摘。因为信上所说的是给你看的。再说你生活在国外，我却在国内，凡事得从国内环境考虑，望谅解。代替信摘，我写了一篇小文章……"现在这篇小文章我打印了寄给你。你看后便知，比他那封信差远了。但是，我们必须尊重他的意见。

　　

　　我曾写信请同学（主要是当年的右派，也有当年的左派）到北师大图书馆、资料室或首都图书馆找当年的第一手资料，但至今没有回音。你们说怎么办？

　　

　　我曾写信请当年的左派及非左非右的同学写稿，但多数至今没有反响，你们说怎么办？你们可以写信动员更多人来参与吗？只有乙班的王得后写信支持过这工作。还有一个同学给我回过一封信，写得很感人，也许我们可以采用，不过事先得征求她的意见。

　　

　　…………

　　

　　我很想多做点事，无奈为身体健康所限，深感遗憾。只好请大家多做。这事是不好再拖了啊！祝

　　

　　安康

　　

　　雷一宁 200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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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三

　　

　　雷一宁学妹：

　　

　　《师大教学》第174期中的《从落后到政治上反动的小集团--"苦药社"》一文，已收到。……我看后真感到好笑。为什么提了薛、胡、郑、同荪四人呢？因为他们都是四班的，薛、胡、郑都是同一个宿舍，而同荪是郑的对象，57 年春节前由肖璋主任主婚结了婚，已是正式夫妇了，自然关系密切些，一块议论，看法一样，行动一致，这是很自然的事，也就成了"小集团"啦！所谓"生活腐化堕落，贪图享受"，都是空头大帽子，没有事实根据。可能是指郑与同荪恋爱结婚；而薛、胡就是爱说点怪话，爱发点牢骚吧。开个玩笑，叫个外号，这是各个宿舍都有的现象。这四人中，郑很负责任，当了"苦药社"总编辑，胡当了采访组组长，这也是自然的。说什么他们掌握了"人事权"，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们学校的运动是在"何穆事件"中一轰而起的，"苦药社"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轰而起的，根本没有谁奉命来组织。还是郑自愿为大伙服务，去学校要了些写大字报的纸墨来，大伙就呼他为编辑。胡等几人去采访穆木天、彭慧，就成了采访组长。他们同宿舍的冯三浩能写毛笔字，又起了个《新今古奇观》的名字，还把采访来的材料整理了一下，也成了编辑。这时，我们五班在搞肃反专题，由我整理材料，我也成了编辑，因此就将郑推为总编辑，专管上下联系的事务（有时也接待外系及外校的来访者）。卫之祥很愿出风头，大伙就物色他起名，他就起了个"苦药社"的名字，意思是"苦口良药利于病"，加上他又有言谈联系能力（据他自己说，他经常与住校的方铭[胡乔木之妹]联系，请示汇报），所以就当了苦药社社长。不久，苦药社的《新今古奇观》用章回体的形式写短小精悍的文章，很受群众欢迎，于是四、五班的班、团干部，连我班的党员魏励迁、周家驹、谷兴云（预备党员）也都参加进来了。这时我编的"肃反专栏"，在听了何廷杰的《血泪控诉》后，也改为短小章回体，叫《奇冤记》，并由我主编。我也曾去专访了何廷杰、吴止福（历史系教授），还接待了俄语系许之品（现在师大工作。他当年是国民党起义兵，后考入师大俄语系）。这时苦药的大字报不能满足同学要求，便出了油印版《苦药特辑》，同荪便是出售《苦药特辑》的发行员（当时2 角钱一本，不够卖，一会儿就卖光了）。《新今古奇观》出了五十三期（一个题目算一期，有时一天出三四期），《奇冤记》出了十一期，《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苦药社开了一次会就宣布停刊了，组织也解体了。下面说明几件小事：

　　

　　（1）小集团的"人事权"-- 苦药社并没有 什么严格组织，都是自由参加的。比如我本来 没有加入，但因我能画能写毛笔字，有时郑就叫我题写个刊头"苦药"，有时找韩登阁（外号"老校长"），就是这么个关系。

　　

　　（2）起外号-- 那是有的，一入学就有。比如，张平治害有白癜风（头发有一圈圈白的），大伙就叫他"小熊猫"。张炎生腿上长毛，都叫他"山顶洞人"。毛健辉从一年级到毕业直到最近的两次聚会，大家都叫她 "毛鬼"。王文禧是我们宿舍的，习惯叫他"老回"或"回子"。还有比这个难听的，如娄警予从入学不久直到最近的聚会仍叫她"老妈妈"（她遇事婆婆妈妈的）。还有个叫"八馍"的，他夸说自己一顿饭吃八个馒头。胡、薛、同荪也都有外号：胡"老哥们"，同荪"大个儿"……叫外号感到亲切，至今仍叫，这与"小集团"根本没有关系，说这是"侮辱人"，纯粹是无稽之谈。

　　

　　（3）"流氓小集团"--不知他们干过什么流氓事儿。据我所知，他们学习和人品都是很好的（当时我们班的党员学习很差，学习上还要给大家带头，大伙有议论）。

　　

　　（4）"响应葛佩琦言论"--此事与"小集团"无关，那是我的事儿。我曾在《奇冤记》引用过葛佩琦的言论，并说"一字千金"。

　　

　　（5）何廷杰的事儿与"小集团"根本无关，是我访问何廷杰，并整理出来的。

　　

　　就说这些吧！其他都是无聊之极的空头大帽子，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潘仲骞给我来过电话。尽管我现在年岁大，眼睛几乎要失明，但我还是要争取参加关于编写回忆录的聚会。不说了。

　　

　　李受山 20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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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四

　　

　　雷一宁学兄：

　　

　　很意外，也很高兴，收到你从海外寄来的大扎。的确，要说的话太多，一时也难以说全说清楚，先挑几件要紧的事情说吧：

　　

　　……胡家瑞与我们通电话时，也提到你们正在组稿的事。但他正值做胃癌切除手术，保命要紧，进入化疗后，就更无余力再顾及此事了。薛若安肯定能接到你的信件，但自五七"遇难"之后，已养成一个痼癖，即不动笔写信。我们给他去信，他也从不回信，有事或面谈或回个电话。所以他未给你复信，也需请你给予谅解。

　　

　　你这次寄来的材料，我们还是当年在《师大教学》上看到的，后来听说在教师报上转载，并收入《北京高校反右斗争的巨大胜利》一书中。2000年校友会上，俞安国说要给我们寄来，但直到今天也没收到。你从海外寄来，让我们又重温当年的"罪行"，我们表示感谢。今天来看那时的文章，真如同呓语、笑话一般，尤其是胡与郑仅仅是夫妻关系，而郑与胡、薛是同宿舍的，竟硬把他们说成是小集团，多么无中生有啊！1998年乙班聚会时，该文的执笔者曾向郑道歉，觉得很对不起，并说他自己写这样的文章完全是出于想入党的私心等等。看来，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其实都是受害者。当然各自遭遇不同，但既然他们本人已有所反悔，我们何必再计较呢？

　　

　　北师大百年校史抹去1957年，是个极大的悲哀。但是你想过没有？启功老师还健在，他目前的地位不低，据说校友会负责人也曾是右派，他们为什么不站出来说话？我们猜想内中肯定有难言之隐。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把"反右扩大化"铁板上钉上钉子了，恐怕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内是难以撼动的。但我们相信，在若干年以后，历史总要还其本来面貌的。

　　

　　关于组稿出书，是值得去做的一件大事、好事，应当支持；但是做起来却是很难很难的。从我俩来说，当年可能太幼稚，对面临的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不仅知之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可以说是糊里糊涂当上右派的。"苦药社"说它是个社团，其实不过是写文章的人的署名而已。正式的会只开过一次，但谁让开的，为什么要开，至今我们也不清楚。郑这个总编辑，其实连一篇文章也没看过，更谈不上审稿了。说他是，他就是了。只记得当年大家都有热情，但各干各的，偶而也有几个人一合计就办事的。至于什么有组织、有计划，全是"过誉"之辞。所以，现在让我们写当时的真实事，真不知道能写什么。手头材料，曾留过两册《苦药特辑》，文革中形势紧张时自觉地销毁了。幸好烧掉了，否则两次抄家，真不知又要给自己带来多大的灾难呢？

　　

　　关于国内出书，你可能不太了解国内出版的情势。据我们所知，想出这方面书的人并不少，但试想哪个出版社胆敢担此风险呢？何况还有三层把关，怎能通过？目前有些杂志如《读者》、《随笔》、《南方周刊》等有时发表一点有棱角的文章，但都是十分晦涩地提及当年情况，其尺度也只是让人明白，却又不点明。即使如此的杂志，据说受到的压力还不小呢！

　　

　　以上所说，全是心里事话，毫无泼冷水或不参与之意，仅供你参考。今后只要我们能办得到的事，我们一定尽我们的微薄之力。

　　

　　祝

　　

　　安好

　　

　　Z、H 2003·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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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

　　

　　一宁师妹：

　　

　　收到你从大洋彼岸寄来的信，读罢你凝重而崇高的言词，深为感动。无奈我痔疾突发，联系好了住院做手术，未能及时回信，望见谅。现在出院了，终究老了，手术虽然成功，体力的恢复却很缓慢，总算可以握笔给你回信了。

　　

　　2000聚会那时，我写了材料，手抄了三份供同命人传阅，急欲唤起共识，为北师大五七事留下真相的史料。我所写的材料，其中投寄《秋鸿》的一份，仲骞兄也曾看过，长城脚下，挽臂交谈，告我《秋鸿》有虑于不让出（被停刊），所以不准备发我的文章，嘱我保存好底稿，以后再说。而在其他的传阅人当中，开始反响强烈，而后来冷淡，最终多人出来劝我罢休，我无端地意识到，象是有人定好了基调。难怪这次聚会的宗旨，本来只是为了重聚同窗之情，校方装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表示承认我等也是师大的校友。重游天安门广场，抬头望见城楼中央的画像，我便悟解了一切。后来收到《纪念册》，后记中也提到了五七事，我隐约记起鲁迅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百万富翁哪知道北京捡煤核老婆子的辛酸！反右派运动中既得利益者，哪能体察老右们在炼狱中求生挣扎的血泪历程？

　　

　　我被北师大定为"右派"以后，据说是凭我考试全部"优"等的成绩单，开始颇受河北省教育厅的重视，尚能分配我至张家口专员公署文教局当中学教师进修指导员，局长也不把我当"敌人"看待。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听有关反右派运动的报告，获悉：当年中共中央在反右派运动的有关文件中规定：定右派分子须经县委或县委以上的党委批准。而当年北师大对我们所办的材料（定案文书）叫《对XXX问题的分析和处理意见》，上面盖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印，有党总支书记陈灿的签名，另有"同意总支意见"几个字，后为张斧的签名。无论就文书的等级，还是从批准的权限来说，我们的"案"还没有定，是北师大何锡麟、张斧、陈灿不执行中央文件搞的"土政策"（何张私法）定的假案。我的翻案，并不去纠缠上面开列的极其可笑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只抓住了我的案既没有"定"，也未经校党委批准，凭"北师大"的校印，它的最高权力是"开除学籍"，无权对我做政治处理。大概是七五年，国内根据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条"搞了"第二次肃反，"其中有一条叫"不服改造的老右派"也可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当时我在河北宣化师范，河北省公安厅通报全省两名坚持翻案的老右派当中，其中一人是马XX。毋庸多说，工宣队、革委会、红卫兵将我狠批恶斗（肉体所受之苦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并向宣化区革委会呈报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拟逮捕判刑"。是我命大，是祖宗保佑，我遇到好人，区革委会主任，原是解放区的一个小学校长。他在执法审批的时候，终于发现马XX的定案材料与别的右派分子不一样，尚未形成"决定"，也无党委大印。退回材料，责成宣化师范重新调查。宣化师范专案组组长亲自到北师大调查，带回的结果是"张斧的签名等于党委的决定"。于是在深夜极其恐怖的气氛中要我认定"张斧的签名等于党委的决定"的论断，如认定了，那么《对马XX问题的分析与处理意见》也就等于党委的定案决定了。我当时唯一说完整的一句话是："张斧的签名等于党委的决定，党章上有这样的规定吗？"工宣队、革委会对区革委会主任的口头指示、北师大的证明、和我的申辩，进行了"研究"，终于得出了"不好说"的结论。从此以后，便让我到校农场去当看守，不管也不理。1978年5 月，全国右派全部摘帽，1979年改正。至于我在摘帽以后到北师大在中文系政工组大闹一场的事，我想没有必要多说了。但有一点我需说明的，我没有拿过一分钱安抚金。

　　

　　这一点也得承认，自改正以后，当局再也不提起"右派"的事；定级评职称，乃至提升任职那些共产党最敏感的事情上，似乎不受影响了。所以年跨古稀，尚有一息"夕阳残照"。

　　

　　至于我今天的心态，我坦率的告诉你，我虽不信佛，但接受了佛家修身养性之道，力求六根清净，说得通俗些，就是修炼到头脑什么也不想，只有一片空白，到此境界，才是归真，没有喜、怒、哀、乐，更没有利害得失，一切听其自然。我当然能分析出我如此心态的成因，从主观上说，我实在是难以忍受不堪回首的往事。譬如说，给你写上面这些往事，心头又流了血，22年的黄金年华，就在这些字行间化为一片荒芜和创伤；不去想呢，当然可以得到苟且的平静。从客观上说，眼下我已无衣食住行之忧，吃不饱，也饿不死；想发财，已没有这个本事了；大吃大喝，纵欲享受，不仅舍不得花钱，本性上也不会去做。那么，怎么个能保持心态平衡就怎么个来。自然的规律不可抗拒，求得个"身本洁来还洁去"也就满足了。

　　

　　虽然我是这等心态，但并不是说我拒绝写一些应该写的东西，张德文已经给我来信了，基本内容与你的来信相同，我尚未回信。只是我今天已无激情，准备写北师大对我等（我记得，仅中文系57届就把40%的毕业生定为右派分子，其中有十几位极右分子，一名为反革命右派 ）定的案，是一宗彻头彻尾的假案。

　　

　　至于收集材料的问题，据说，在北师大图书馆、资料室可查到当年的《师大教学》，还可查到当年写的《自我检查》……

　　

　　你在国外生活，是否发觉与在国内生活的人之间，或多或少已经产生了思想的隔阂？这是其一。其二，即使同是国内生活的当年同窗，甚至是共命的难友，也由于半个世纪中各自所走历程的不同，既得利益的不同，对五七事的理解也有了区别，甚至是根本性的区别。从我聚会时呼号的遭遇来看，你们海外侨居者的倡议和呼号乃至经济上的全力资助，国内同窗乃至同命人未必都全积极应和，对于能办成这件事，我不抱乐观态度。如从历史责任感高度，非办成办好不可，那么我建议：成立一个编委会，召开一次研讨会，获得一定共识，全力以赴办成办好这件事。如是这样，我也一定能重振精神，不辱历史使命。

　　

　　我敬佩你崇高的精神，也坦率地提出了我的看法。 祝

　　

　　安好

　　

　　马XX 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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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六

　　

　　仲骞兄：

　　

　　你的信和诗多月来放在我的案头，每读一次都让我感动。这次聚会能见到你是很意外的。我原来并不知道你也在劫（你分配时我正在整日写交代，与外界失去联系。），更不知道你业已成了化外之民。在记忆中的你只是个憨厚的小伙子，每天跑上跑下地给大家办事，乐观而单纯。我常常半开玩笑地对人讲：划右派，我不冤，我说了，写了，干了；最冤的是莫名其妙戴上的，那才真是恶梦！可是，不管怎么掉进去的，都得缴二十二年学费，甚至毁了一生，也许还得株连一家。这次听叔成谈到你的事，真是比我冤多了。

　　

　　在聚会的活动当中，我接受了摄像的差事，虽是好事，但忙于摄像而失去了不少和大家和你深谈的机会，也是个遗憾。我以为，这次的团聚不是简单的回归和忆旧。四十年历史的沧桑和在磨练中的思索，使我们不再是当年的我们，大家之间的障壁已不复存在，精神的桎梏也多已消除，同学间有了近于共同的明白，有了今天的理解，而且可以无碍地交谈了，真该坐下来深谈几天。

　　

　　当年，我这个罪大恶极的右派（反动论坛坛主，反六·八社论的首犯……那些材料够打二、三十个右派）定为极右，送到西郊农场监督劳动，并不管我是个类风湿的重病患者。两年后因"有悔改表现"提前返校，参加六0届的分配，分到青海，然后又发到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山中。那里平地已有三千一百公尺。但，"敌人"是不能教学的，于是更上一重山，到大山里去放牛、拾粪、打柴。独自一人，住土窝棚，日与牛同游，夜与鼠共眠，荒山之上，苍鹰之下，可读书，可高歌，可大喊，无人监管，倒也自由，并无寂寞之苦。因为这时最可怕的是人，因为只要还有另外一个人，我就是"敌人"。此时唯一的安慰和希望，就是樵，我们的关系转入地下，秘密地通信联系。六一年底，摘了帽子，六二年初她从东北我从西北回北京、天津结婚。她在沈阳师院工作，可是八大城市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是不能进的，樵毫不犹豫要求调到我那个祁连山中学工作，完成了也许是最快的调动。我们一起在大山里度过了十八年。把我们的文化、能力献给了孩子，献给这贫瘠的土地，只能是生活的唯一目的和精神的慰藉，但工作的成绩、声誉，学生的爱戴反招祸害，十八年中被三次列为反党集团首犯。文革之后我们调到青海师大，不久我被任命为系主任，此时多次被动员入党，都被我婉言或生硬地辞谢了。八七年因不想长期当领导，和父母无人照顾，调回天津，在外贸学院任教。八九年因被学生爱国热情所激，支持学生，险蒙冤案，被公安部门非法搜查，几乎入狱，但旋即澄清。次年晋升正教授。九五年应聘赴日在一所大学教汉语（相当识字班水平），也在东京开一些中国现代文学讲座。返国后今夏按规定退休。人算南开大学的，但我在南大没教过课。

　　

　　在日本，我的一个老朋友东京大学教授就多次劝我把经历写出来，并表示他愿给我翻译出版。我觉得如不能畅所欲言，不如不写，而现在国内还没有这个条件，在国外发表也会惹麻烦。但盛情难却，我写了篇散文，名为情系老舍，同时把我这一生也大略描了个轮廓，由他翻译发表了。我没写回忆录的主要原因还是我需要反刍。这一生已经走了大半，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当然是明摆着的，然而为什么路要这样走，弄明白没有呢？要是我仅仅站在当时的高度，就无法把握它，更不会透过这些现象展示出更深的东西来，那就意义不大。

　　

　　最近几年，特别是近两年，我试着从更广的视野和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个人命运）去解读我亲历的这些大事。有些问题我逐渐贯通起来了，明晰了，有的还很矛盾、模糊。可是我越法不能把这些观点溶进我的回忆录里。因为有许多异端的思想是不为所容的。譬如反右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影响了我一生，可怎么理解它？这个结不解开就没办法把原委弄清楚，是笔糊涂帐。但我的看法与官方观点差距太大了。我以为：右派不右。反右是一场镇压民主的运动。"反右"是掌权者的政治需要。扩大是有意为之的，只有扩大到人人自危才能发挥巨大的震慑作用。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和独立思考精神对专制是最危险的，也是水火不容的，必除之。不管阴谋阳谋，总之是谋。谋什么？--忠诚测试（类似鹿乎？马乎？）。反右与文革与"天安门事件"一脉相承，几十年作的是一篇大文章，核心主题是"权"，因为有权就有一切。……这些想法当然是出格了。

　　

　　你的诗，正像你说的有脱不掉的凄怨，但那才是真情，是诗味所在（有时是诗眼所在），是最感人的地方，也是你诗情之所由。这是一个悲剧的时代，面对这一切而没有忧和愤，那只有浅薄的人才做得到。然而我们活得干净、坦然，没有愧悔，而且极目向前看是乐观的。以兄之才，如果先前没有那一难，在专业上可望有大成，我也应有所进，可是人的付出方式未必拘于一种，我们以特有的方式为这个时代付出了，这也是"成"吧？但愿不是白白地交了学费。

　　

　　大过年的，我一番胡言也许有点沉重，因为是知我者，所以收不住了。樵问候你。祝

　　

　　虎年大吉

　　

　　范亦豪

　　

　　九七·十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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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七

　　

　　亦豪兄：

　　

　　97年12月18 日来信于前天受到，反复捧读，感慨万千。要说的很多，正如你说的，"真该坐下来深谈几天"。

　　

　　你说到自己被放到祁连山里去放牛、拾粪、打柴的情景："独自一人，住土窝棚，日与牛同游，夜与鼠共眠，荒山之上，苍鹰之下，可读书，可高歌，可大喊，无人监管，倒也自由，并无寂寞之苦。因为这时最可怕的是人，因为只要还有另外一个人，我就是'敌人'。"这种心境，没有入过"另册"的人是不可能理解的。对于一个有思想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是比任何酷刑更难受的。可你却表现得这样豁达、乐观，这说明你有顽强的意志，也是爱情给了你无穷的力量。就凭这一点，我认为你的生活经历（当然也离不开樵），要比《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动人得多。我建议你把它写出来。这不是为个人，这是为了那个荒谬的时代的千千万万的受害者，就像你说的，作为"XX年祭"的祭礼。

　　

　　你要对自己亲历的许多大事进行"反刍"，这当然是必要的，你已经这么做了。特别是"反右"，这是重点。你说："我以为：右派不右，反右是一场镇压民主的运动。……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和独立思考精神对专制是最危险的，也是水火不容的，必除之。……反右与文革与'天安门事件'一脉相承，几十年作的是一篇大文章，核心主题是'权'，因为有权就有一切。"我认为你的反思，已经把握了事物的本质。我到了国外后，从不同渠道看到一些资料，对这问题有了较广泛、深入的认识。

　　

　　中国五十年代政治舞台上之所以要上演以"阳谋"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政治滑稽剧，是与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及laomao tou的思想性格密切相关的。

　　

　　当时国际共运中的两件大事是苏共二十大召开，对斯大林专制独裁暴政的清算，提出了反对个人迷信问题；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是红色专制下，人民和知识分子的觉醒，结果是在中共一再催促下苏联红军用坦克和刺刀对匈牙利民主力量的镇压。

　　

　　当时国内形势，已完成镇反，肃反，反胡风运动，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势大好。《东方红》的歌声响彻云霄。Mao的权威已至高无上。正在这时，国际共运中的两件事，都对中共不利，是与中共的政策对着干的。表面上说是对斯大林的评价有分歧，实际是不能接受"反对个人迷信"的口号，要接受"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把中国的反专制独裁的民主力量消灭于萌芽状态之中。

　　

　　Mao是中共领袖，是搞农民运动、打游击出身，排斥了留洋的"布尔什维克"而登上主席宝座的。他的国学根底不差，但对马列学说并不精通，不但不能读原著，就是译成中文的经典著作，也都还是一知半解。他感兴趣的是中国的线装书，特别是《资治通鉴》之类的古籍，他研究的只是帝王的统治权术。纵观他一生的政治活动，权术是他政治生涯的核心。在五七年前，他亲自抓了反胡风运动，批判了马寅初、梁漱溟……都是向知识分子开刀，是容不得异端，不许有"独立思想"。但千钧难钳众口。对工农大众，历来是实行愚民政策；对知识分子，在当今信息灵通的时代，愚民政策已不太灵了。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独立思考精神，是比洪水猛兽更可怕的。梁漱溟敢于拍案而起："千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不是一个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吼声！如果中国也搞起"裴多菲俱乐部"这样的东西，那还了得！怎么消灭民主力量于萌芽状态之中呢？他善于玩弄权术，于是就玩了个"引蛇出洞"的"阳谋"。要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结果，善良的人们都上当了。我是当年11月15日才分配到吉林省农安一中的，当时还有从吉林师大等大学分配去的"右派"毕业生四个人。农安的整风反右运动刚开始，我们五个都参加过运动。学校党支书先找我们五人谈话，要我们在鸣放时，不要批判错误言论，让他们放个够，等到反右时再批判。我们就亲眼看着七、八个教师在"阳谋"引诱下一一戴上"右派"帽子。我当过"演员"，又再看这场政治滑稽剧，也是人生莫大荣幸。毫不讳言，当时的基层领导如此行，是秉承了上司旨意的。

　　

　　再就当时整风鸣放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也可以雄辩地证明：整风反右运动的实质是一场镇压民主的运动。

　　

　　当时参加鸣放的社会力量主要是各民主党派，大学师生，中、小学教师，机关干部，主要是知识界。当时提出的主要的政治要求（带纲领性的）是：储安平的"党天下"，章罗联盟的"政治设计院"和"轮流坐庄"。这就是反对一党专政，实行多党政治。举行全民普选，失民心的下台，得民心的上台。当时虽说得不够完整，实际上是要求实行西方的议会民主政治。咱们大学生中，民主意识上升为明确政治诉求的还不多，吴云生同学的《'党主'乎？'民主'乎？》大字报，是典型的代表。其他的多半局限于对党风问题，党群关系问题，肃反运动的善后问题等提出许多具体意见。但种种问题的揭示，都触及一党专政的根本制度问题。

　　

　　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这是客观存在，mao是心中有数的。解放前就已利用这股民主力量推翻了蒋家王朝。从统战的需要出发，解放前夕和建国初期，还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提出共同纲领。到了五七年，党的领导和mao的权威已树立起来了，不再需要这些"同路人"了，只是没有什么藉口整治这些政治上的异端分子。现在"蛇"已出洞了，明明白白地亮出了反党纲领，还不歼灭，更待何时？这就是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由来，这是预谋好了的。你反对"六·八"社论，就是反对mao的重大部署，当然是"极右"了。

　　

　　反右运动在全国共打了右派五、六十万（有说是70 万的），在师大中文系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在地方、基层，就更离谱了。如我的家乡温州瑞安，一解放就存在当地干部与南下干部的矛盾。当地干部是属于浙南游击纵队的，而所谓南下干部，是解放前夕随四野南下的支前担架队员，多半是农村积极分子，甚至不是党员，由于解放区迅速扩大，干部不够用，就把这些"大老粗"留下来当"副县长"、局长、科长等等。他们不了解当地情况，却又以功臣自居，高高在上瞎指挥。而当地干部一般文化素质较高，又了解当地情况，当然不满意他们的官僚作风。这些矛盾在整风运动中表现出来，南下干部为了保"权"，就借此把一大批当地干部打成右派，以实现其独霸的一统天下。我的许多老上级都打成右派了。因为我在瑞安解放前就接触地下党，瑞安一解放，我是第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并且50 年1月就入了党，担任瑞安中学学生会主席。我的上级，如县文教科长，县团委书记，校党支部书记等，都在劫难逃。介绍我入党的那位游击干部还受"双开"处分，只得卖草药度日。

　　

　　反右运动的目的就是钳制言论自由，压制异端思想，镇压民主力量，巩固一党专政。其结果也真的达到了与"匈牙利事件"异曲同功的目的--都把民主运动镇压下去了，匈牙利用的是坦克和刺刀，而中国用的是精神枷锁"右派帽子"。Mao还沾沾自喜地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只坑了七十多个儒，我们反右打了几十万儒，我比秦始皇还秦始皇。还说对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个不杀，留着作反面教员，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和宽容。（mao此言一出，竟有马屁文人要为焚书坑儒翻案的，真是无耻之尤！）

　　

　　以上是从当时的背景和运动的性质论证你的论点。你还把它与以后的一系列运动联起来认识，"文革"和"天安门事件"，实质相同，是在做同一篇大文章。他们做的是一党专政的大文章，中国的人民群众从"五四"运动以来却在做另一篇大文章，就是"民主"的大文章，这篇文章到今天还没有做好。整个历史的潮流是走向民主的，不管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咱们伟大的祖国、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终究会汇入世界的大潮流！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只怕有些"出格"的话对你不便，因为你不比我，我可是化外之民了。如有不便，还是不惹麻烦的好！

　　

　　你的信写得太好了，你那流畅、刚劲的钢笔行书，也令人叹为观止。我还是建议你写回忆录，不必急于发表，有些观点不合当今老爷们的胃口，就等他几年，历史总是前进的，将来也许就证实你的观点了，这就是远见！做走在时代前面的文章，才是好文章！

　　

　　向樵问好。祝

　　

　　新春快乐！

　　

　　仲骞

　　

　　1998年2 月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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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八

　　

　　北师大中文系57届丙班同学们：

　　

　　你们好！我从多个渠道知道，在刘叔成、唐呐组织下，你们正在桂林聚会。桂林山水甲天下，造物主赋予桂林之美是属于全世界的，少有人不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亲眼看到。可我至今未收到正式通知，不知何故？由于我是不受欢迎的人？但不管欢迎不欢迎，雷一宁是北师大中文系57届丙班学生，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客观事实。可是，现在我只能望洋兴叹，只能借助鸿雁来表达我的心愿了。

　　

　　我衷心祝你们尽情享受桂林实实在在的甲天下的美景，愿你们象大自然孕育出来的刘三姐那样放声歌唱。歌唱湛兰的天，青翠的山，碧绿清澈的水，五彩馥郁的花，郁郁葱葱的树------作为一个迈入古稀之年的人，还歌唱曾经拥有的美丽的青春，坦诚的友谊，真挚的爱情，自由的发言，平等的对话/对歌，歌唱我们共度的------岁月。为了歌颂，我用尽了美好的形容词，但是，当"岁月"在脑海中展开时，我却不知道选择什么词好，因为" 1957"突然进入我的记忆。57年，难忘的1957年，黑色的1957年，从57年开始，我们失去了青春的美丽，失去了友谊的坦诚，失去了爱情的真挚，失去了发言和对话的自由，失去了人格的平等------也许至今未能找回来。四年前，在雁栖湖，曾经有机会找回来，却没有找回来。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愿我们的友谊继续发展》。两年前，北师大百年庆也是个机会，然而，校庆前，校史研究室为百年庆而编写的《校史知识问答》（见2001年9 月28 日北师大校报）中，1957年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为了悲剧不再重演--致北师大的公开信》。今天，再次是这样的机会，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因此，我发出此信， 给你们送去最美好的祝愿：祝愿这次聚会能找回一切我们曾经拥有过而又丢失了的美好的东西，就象桂林已经（或将要）找回那曾经失去的大自然之美，找回刘三姐一样。听说，最近大导演张艺谋以桂林为背景，拍了一部大概叫做"实景歌舞剧刘三姐"的大型艺术片，并且已固定为参观阳朔者必看的节目之一。你们已经看到了吧？我不知道在这部片子中，是否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凡历经了共和国半个世纪的风雨苍黄的人都应当知道的客观事实：大自然赋予桂林之美也曾经遭到摧残，刘三姐也曾经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但历史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向前发展的，这一切都已经（或将要）成为过去，成为历史。咱们失去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除了一去不复返的岁月，都是可以找回来的，只不过是迟早而已。但愿在咱们的努力下，这条漫漫长路会缩得短些，再短些------

　　

　　可能你们都知道一个故事："有一天傍晚，亚伯拉罕 林肯驾车回家时，看见一头猪陷于泥淖，拼命挣扎，已经下沉到一半，眼看快要灭顶。林肯想下车把它救起，一低头看到自己穿的是一套仅有的整齐衣服，不免迟疑，便匆匆驾起车走了。走上半里，耳边似乎一直听到那头猪在呼叫，终于还是调车回头找到那泥淖。林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几乎成了泥人，终于把那头猪救了上来。事后人们虽称赏他的行为，但都认为这样做不值得。林肯说：'我不是为那头猪，我是为自己的良心。'"可是，在相当一段时期，中国流行一种说法："良心！多少钱一斤？"啊，我的祖国，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啊！

　　

　　让我们齐心协力，把一切失去了的美好的东西找回来吧，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为了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也许有人会说，区区几个人，有什么用！那么，请重温鲁迅先生的名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如果一个人都不愿去走，那就真的没有希望了。可这是咱们愿看到的吗？

　　

　　祝

　　

　　尽情享受大自然之美

　　

　　雷一宁 200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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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九

　　

　　凌芝、叔成：

　　

　　你们好！一直想给你们写信，昨天收到曼立来信，问我是否要在今年4 月去沪、杭，我应该立即写信了。……由于要治病，我不会在4 月回国。很抱歉！不过不用着急，迟早我会回去的！

　　

　　现在我的主要任务是治病，但是也不能整天想着病，总得让精神有个依托……不知你们注意到一则消息没有--前领导写书成风。在国外，对这点深有感触。不要说年老的前领导，就是年轻人，有点什么可以捞的稻草，也要写一写来"捞"一把。如，克林顿写回忆录，少不了他的丑闻；于是这丑闻的对象，也来写她的"美闻（丑闻）"。结果是双方都捞了一把！我早就在写，但是，决不是为了钱！过去总以为有的是时间，现在生了病才增加了我的紧迫感。再不写，恐怕就来不及了。写什么？写回忆录。咱们生活在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是承先启后的一代。在皇冠落地之后，在"救救孩子"的呐喊声中，咱们经历了"站起来了"的欢乐，也体验了空前的（但愿也是绝后的）从肉体到精神的饥渴，还品尝了举世无双的浩劫与皮鞭……这些历史，这些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都必须反映、记载和总结，尤其是1957 那段历史，及它所延伸出来的一切。57 是中国迅速左转之始，可是至今人们讳莫如深……为什么要写？（1）现在，学校的历史课不开或者开了也不能正确地讲这段历史；图书馆/资料室里充斥的仍是那种经过"断章取义、张冠李戴、无限上纲、无中生有……"等等手法加工过的"历史"。（2）随之而来的是，全民尤其是年轻人对历史的无知，连什么是三面红旗、反右运动，什么是彭罗陆杨、章罗联盟……都不知道。（3）列宁不是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结果是历史的悲剧将会在全民的遗忘中重演。因此，写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为了子孙后代不再遭此厄运，为了中国更加美好的明天。我想，只要抱着这个共同的目的，无论当年是左、是中、是右，都应当也可以真实地客观地写 ，只是角度不同罢了。更何况，咱们毕业于"人民教师的摇篮"，做了几十年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教了几十年的语文……自觉不自觉地做了灵魂工程师应当做的事，也做了不该做的事。有一本书叫《世纪末的尴尬》，就是写这方面的情况的。在即将去见上帝或马克思之前，不是都应当反躬自问：这一生我过得怎么样？造就人类灵魂的工作我做得怎么样？……人们都说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是最富使命感、责任的，让咱们完成历史赋予咱们的使命把！也许，这是咱们能够为国家、民族做的最有价值的，也是最后的一件事了。因此，不仅我要写，也希望咱们大家都写……

　　

　　谢谢你们此之前对张明道的问题作了较详细的答复，现在我还有几个问题，希望也能得到你们坦率的答复：…………这些都是当年的现实，有疑问本应在当时提出，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年不容许我们这样做。事隔半个世纪之后的现在，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我却无法回避它们，只好向你们提出，目的是希望我留下的文字不是我的臆造，而是历史的真实。此外别无他意。

　　

　　以上所说，如有不妥，望不吝指教。

　　

　　雷一宁 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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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

　　

　　安国：

　　

　　在我回到美国之前，仲骞兄就给我发了封信，主要是要知道这次聚会的情况。我把情况告诉他之后，他给我复了封长信，现在给你寄去的便是。

　　

　　潘兄信的大部分，说的是对反右运动的研究问题。他说："研究反右运动的影响，应研究右派的一辈子的遭遇，每个个体的情况的综合，才能体现这个运动的深刻影响。"这话使我想起钱先生为《原上草》写的序言中的话。钱先生叙述这些青年学子在遭到"反右运动"的打击之后，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和选择，如谭天荣选择了"坚守"，刘奇弟选择了"返归平凡"，然后他说："我怀疑他们所生活其中的（也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中国的现实能否允许他们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选择。因此，我关心，并且想要追寻他们后来的行踪。我要高声呼喊--……所有'右派'兄弟姐妹，你们在哪里？这几十年你们是怎样生活的？……整个中国，都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又说："我们应该有勇气正视历史的血腥气，有胆识冲破权势与习惯制造的种种障碍，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收集原始资料，认真整理、研究先驱者的思想遗产，总结历史经验，建立起'1957年学'，作为现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正在进行的'中国人与社会的改造'提供思想资源。--现在'是时候了'！"我们的这本书，正是对他的呼喊的回应，告诉中国人，我们后来的行踪，这几十年我们是怎样生活的……这些东西，正是建立"1957年学"所必须的原始材料。能原原本本地写出真实的情况、提供一些真实的资料就好，因此对那些诸如"迟到的答辩"之类的东西不要排斥，那是难得的原始资料，过几年就再也找不到了啊！你看如何？

　　

　　重任在肩，健康第一。祝

　　

　　全家身体健康

　　

　　雷一宁 2005/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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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一

　　

　　一宁学妹：

　　

　　前天收到老俞寄来的《不肯沉睡的记忆》，开了三天夜车，看完了你，老潘，老辛，罗宗义，俞安国，范亦豪写的那几篇。很多事都是前所未闻，思想感情上受到很大的震动。

　　

　　说心里话，关于"底层"的回忆让我有点失望，特别是第一篇。不知道为什么，访问胡耀邦的那两段，过程、细节写得很详细，胡当时说了些什么话，却只写了几句正面的教导，强调自己受到的教育。访问回来以后给我们传达的事也只字未提。因为我那篇《社论》正是在听了他的传达后写的，后来＂检查＂、＂交代＂了很多遍，所以记得比较清楚（见给潘兄的那封信）。是忘了还是有意回避？

　　

　　总是有这样一种感觉：有的同学还没有摆脱几十年来的＂思维定式＂，还在继续为自己所受的＂不白之冤＂做辩解，证明自己是．．．．．．我觉得这种写法，跟钱理群先生的《序》里"．．．运动"的提法似乎不大相称，你觉得怎么样？

　　

　　沈遂生 2007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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