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华回忆录——钢新之争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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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建华回忆录——风雨六十年 第十九章 钢新之争再起

　　内斗是一些人的劣根性。内斗不但消耗了自己，而且给了敌人以借口和机会。

　　武汉“7.20事件”前后，全国各地的保守派组织基本上都瓦解了，所有大专院校及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的造反派都在本单位掌了权。凡成立了省、市革委会(或筹委会)的地方，大的造反派组织的主要头头们都以“群众组织代表”的身份进入了省、市革委会(或筹委会)，有的当上了副主任、有的当上了常委或委员。

　　为了推进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在武汉“7.20事件”后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亲自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并根据全国文化大革命当时反映出来的实际问题和矛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并对一些政策作了重要调整。

　　针对当时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的派性斗争问题，毛主席特别强调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并要求“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的问题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愚蠢的”。

　　毛主席还强调了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主要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还就保守派问题、干部问题、上下级关系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关于保守派问题，毛主席说：“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再次强调“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当时毛主席对整个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他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然而，毛主席对形势的这一判断却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他没有想到，他的战略部署会因为造反派头头们的“内斗”受到严重干扰。

　　也就是在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这个时候，极左思潮开始泛滥。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非但没有按毛主席的要求联合起来，而且几乎都分裂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内斗”不断，并逐步升级了。其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的当属北京的“天、地”两派及武汉的“钢、新”两派之争了。

　　对立的两派开始是相互指责，打口水战。后逐渐发展到兵戎相见，斗得个你死我活。从67年8月到68年8月的一年多时间内，全国因武斗死伤的无辜者以万计，其中伤亡最惨重的当属四川和广西。

　　在我看到的文革回忆录和评论文章中，几乎都看不到有关造反派之间的“内斗”的记述。一些文革中造反派的著名领袖人物，如北京的聂元梓、蒯大富，武汉的吴焱金、杨道远等的回忆录几乎都没有提及到造反派的“内斗”问题。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羞于启齿，有意回避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把文革失败的原因全部都归罪于“走资派”，认为造反派的“内斗”对文革的成败无关重要。

　　我认为忽视或有意回避造反派文革中的“内斗”是错误的。造反派之间的“内斗”不仅是文革中期(67年1月—68年8月)武汉以至全国运动的主要特征和主要内容之一，作为文革真实历史的记载不应该予以忽视。更重要的是，文革中造反派之间的“内斗”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喜欢“窝里斗”的民族劣根性，而且这场“内斗”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第一次文革的最终失败。

　　文革的失败故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极左思潮支配下的造反派头头们的“内斗”是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造反派之间的“内斗”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因而也就失去了毛主席对造反派的信任和期望。同时，“内斗”也给了反文革势力镇压造反派的口实和把柄。因而，造反派头头们的这场“内斗”不仅断送了造反派本应有的光明前程，落得个惨烈的结局，同时也使成千上万的无辜者受到了牵连。

　　今天，一些当年的造反派总把文革失败的原因都归罪于强大的旧体制，归罪于“走资派”。而一些“精英”们和主流媒体则将文革的错误全部归罪于毛主席，并借此对毛主席进行讨伐。我认为这不仅不符合历史的真实，而且也会给后来者总结研究文革产生误导。

　　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要让人们从文革中造反派之间的“内斗”中汲取教训，团结起来，凝聚正能量，振兴中华。

　　基于此，我还是决定在我的这本回忆录中记述武汉文革时期的“内斗”—“钢新之争”。

　　由于70年我在咸宁被审查期间书桌被抄，所有资料被没收。虽然后来根据中央政策，我留存的部分资料还是退还了，但1967年9月4日至1969年9月19日的日记和部分书籍、信件却消失了。因此，本回忆录有关这段时期的记述，我只能根据学校退还给我的部分文革小报和在咸宁院学习班时我的“检查”、“交待”，再加上我现在的回忆来写了。

一、 “钢、新论战”再启
　　树欲静而风不止。“7.20”后，在大家都想安静下来“抓革命，促生产”，搞“教改”，学业务的时候，“钢”、“新”两派的头头们为着一个“权”字，再次掀起了“钢新之争”。

　　在中央处理“7.20事件”后，我当时最当心的是“钢派”对“百万雄师”的报复和“钢”、“新”之争重起。因此，我在回湖南老家的前一天，曾特意写了一篇关于要正确对待“百万雄师”中广大受蒙蔽群众的文章，并请同班同学将它抄成大字报贴了出去。

　　返校后我发现，在中央的一再强调下，“钢派”对“百万雄师”群众的大规模报复行动并未发生(因我们在学校，对社会上到底是否对“百万雄师”进行了严重报复不是很清楚，但起码可以说没有发生足以影响当时社会舆论的大事件)，而“钢新之争”却如期而至了。

　　武汉“钢新之争”始于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

　　正如我在第十七章《造反派夺权与钢新之争》中所记述的，67年2月“钢派”之所以要发表“2.8声明”，把矛头直指“新派”，就是因为“钢派”的头头们认为在“一月风暴夺权”中，“新派”夺的权多，而他们的组织大，人多反而夺的权少了。因此，尽管“1.26夺权”是“钢、新”两派头头开会研究后决定进行的，他们在相关公告和文件上都签了字，省长张体学也同意造反派夺权并通令全省地、州市党政机关移交权力，“钢派”还是在夺权的当晚就宣布“1.26夺权无效”，要求重新分配省市党政大权。

　　接着，武汉军区介入文革。一亮相就发表了武汉部队“2.18声明”，不但严厉地批判了“2.8声明”，而且接着又发表了“武汉军区3.21通告”，将“钢工总”给取缔了。直到在反逆流和抗暴斗争中“新派”为工总翻案，“钢、新”两派才重归于好，联合一致对外，第一次“钢新之争”才告结束。

　　“7.20事件”的硝烟刚过去。8月上旬，中央召集武汉“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的负责人到北京开会，研究和讨论武汉的大联合及成立“三结合”的省、市革委会的问题。

　　根据周总理在座谈会上的指示精神，会后起草了一个座谈会纪要(即“8.8纪要”)。关于武汉的大联合问题，在座谈会中，总理说：“武汉不是有个联合指挥部吗?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泛嘛。在革委会建立以前，还应当起到过渡的作用。将来要取消，由革筹小组代替。”中央的意见很明确：武汉以“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为核心实现大联合。

　　在这次座谈会上，王力、谢富治、康生、周总理都作了讲话。其中还说到了我们“新派”在批判“二八声明”时也有缺点错误。中央认为“2.8声明”的大方向还是对的，只是有缺点错误，说“新派”对“2.8声明”的批判有些“过头了”。

　　我院代表返汉后，先在院革委会委员中进行了传达。开始大家对中央说我们批判二八声明过头的问题有些想不通，认为从“二八声明”本身及其产生的后果来说，它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大方向正确。当中央首长的讲话在大队(系)一级负责人中传达时更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通过两天的学习和讨论，大家还是从大局出发，接受了中央的批评，不再说批判“2.8声明”的话了。

　　而中央首长的有关讲话在“钢派”中传达后却产生了另一种结果。一些曾因武汉部队“3.21公告”而被拘禁和受到打击的一些“钢派”头头，他们在发泄对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的愤怒时，竟然迁怒于“新派”。他们认为“新派”批“2.8声明”是帮了陈再道的忙，“新派”是陈再道镇压“钢工总”的“帮凶”。因而群起对“新派”进行围攻和谴责，并提出要“钢化武汉、钢化湖北”、“以钢工总为基础实现大联合”的口号。

　　为了应对“钢工总”咄咄逼人的气势，8月18日，“新派”中有头头提出成立“新武汉”以统一“新派”各组织的领导和指挥。这个消息在武汉像炸了锅，各方的反应都非常强烈。当天就有一些“工总”的战斗队员冲进“工造”总司，撕毁了“工造”的大旗，打伤了吴炎金并砸了“工造”总司的办公室。

　　成立“新武汉”的问题在我们司令部和革委会内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应该支持“新武汉”的成立，有人则认为在这个时候成立“新武汉”不合时宜，认为这将极大地刺激“钢工总”，不利于大联合。

　　在提出成立“新武汉”的第二天，武汉市的一切舆论就都指向了“新武汉”。虽然“新武汉”并没有真正地成立，还只是个别头头的一个想法，但大街上却出现了“解散新武汉”、“新武汉是分裂主义的产物”的标语。更有甚者，有人还写出了“绞死吴焱金”的大标语。

　　虽然后来“工造”的司令吴焱金曾公开否认要成立“新武汉”一事，说“新武汉”只不过是想办一份报纸的名称。但这种解释显然没有多少说服力，“钢派”不可能接受。

　　随之而来的是武汉“钢风”四起。“钢派”头头们提出了要“大树特树钢工总的权威!”，要“钢化全武汉!”、“钢化全湖北!”的口号。

　　武汉最大的两个工人组织“工总”和“工造”的矛盾骤然升温，“钢”、“新”之间的“内斗”一触即发。

　　从感情上来说，我们“新华工”的大部分人是支持“工造”的。但为了大局，我们革委会当时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口号，即“支持‘钢工总’，支持‘新武汉’，‘钢工总’、‘新武汉’，团结起来一起干!”。

　　这个口号的提出不但没有缓解“工总”和“工造”的矛盾，我们 “新华工”反而很快成了“钢派”攻击的主要目标。

　　一时间，武汉又动荡了起来，似乎又回到了“二八声明”出来时的那种大辩论、大论战的局面中。

　　论战的主体没有变，还是“钢”、“新”两派。论战的主题也基本上没有变，还是围绕着大联合夺权应走什么样的道路?谁是真正的革命派，谁是机会主义?等问题。

　　在武汉的大联合夺权到底应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上，“钢”“新”两派存在完全不同的主张。“钢派”认为武汉应走上海“工总司”夺权的道路，即在武汉应“以钢工总为核心实现大联合并夺权”。而“新派”则认为应按中央的要求走北京“按行业、按系统自下而上的联合并实现夺权的道路”。

　　针对“钢工总”要以自己为核心实现大联合的主张，新华工革委会于1967年10月1日在《新华工》报上发表了《人间正道是沧桑》的社论。主张武汉的大联合应向北京学习，走按系统按单位自下而上实现联合的道路，批评了“唯我独左”和“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

　　社论说：“今天，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新的历史阶段。毛主席指示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最近毛主席指示我们搞‘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尽快实现三结合’”。“……，今天我们必须急起急追，向北京和上海学习，紧跟伟大统帅的战略部署，抵制各种错误思想，排除各种人为的障碍，如‘以我为核心’、‘唯我独左’、‘削平小山头，保留、补充大山头’、‘保证我有几个常委’等等，从而迅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新的形势下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钢派”的头头们不同意“新华工”在社论提出的主张。1967年10月11日，“钢工总”在其机关报《武汉钢工总》(总第27期)上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建立统一的革命工人组织》，公开明确地阐明了他们的以“钢工总”为核心实现大联合夺权的主张。社论说：“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已向我们宣告：革命工人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革命工人组织，这是武汉地区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社论配发的《武汉钢工总》报评论员文章——《武汉钢工总战旗林立威震大江南北》中，他们明确地说武汉要建立的这个“统一的革命工人组织”就是“钢工总”。也就是说，现武汉其它革命群众组织都应一律解散，然后统统都加入到“钢工总”来，从而实现以“钢工总”为基础的大联合。该文说：“‘钢工总’是属于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以左派为核心，在市内以‘钢工总’为基础，自下而上，上下接合地联合起来，建立全市性统一的革命工人组织，实现最广泛的革命工人大联合。这是革命的需要，历史的必然。”

　　本期还刊登了国庆游行的通讯，该通讯煞有介事地说：“近日来，武汉许多工厂企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地在‘钢工总’的大旗下实现了大联合。……，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统一成一个组织。仪表兵团原‘工造总司’的战友说：‘钢工总’造反最坚决，我们公司系统联合打‘钢工总’旗号最适合。当某些组织的负责人还抱着自己的小山头不放，津津乐道地争论着旗号、常委席位时，下面战士和战斗队员已经在‘钢工总’的大旗下联合了。……”。

　　争论是一回事，重要的是行动。在一些人的操纵和指挥下，一个“钢化全武汉”、“钢化全湖北”的宣传运动开始了，在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口号：“大树特树钢工总的绝对权威”，“ 大树特树钢工总的绝对威信”、“以钢工总为核心，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

　　在这场“钢”“新”两派就武汉大联合和成立革委会夺权走什么样的道路的争论中，“7.20”时在抗暴斗争中曾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革干联”的一些领导干部和《长江日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钢新之争”更显得复杂和激烈。

　　8月中旬，原湖北省副省长孟夫唐在一次有关大联合的会议上说：“在武汉应以‘钢工总’为核心，中央在点名次序上是树立‘工总’的威信，……中央对这个问题的决策，就是说武汉地区大联合究竟以谁为核心”。原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刘真也说：“最重要的是以‘三钢’为核心的队伍，有无这个队伍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命运，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败。这个坚强的核心就是‘三钢’。武汉要联合在‘工总’的旗帜下。我们必须选定真正的左派。谁能担当?是‘三钢’，这是当之无愧的。”“大联合必须以‘三钢’为核心”，“‘三钢’是柱子，顶住了。没有‘三钢’，天就塌下来了”。原武汉测绘学院党委书记毛远耀则说：“不钢则康，树不树‘工总’的威信，是承不承认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问题。……”这些曾在“7.20”前支持“抗暴”的老干部的这些带煽动性和挑动性的话，无疑是给了已经头脑发昏的“工总”头头们极大的支持，对他们的“钢化武汉”火上加油。

　　这时的《长江日报》也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作为报社的采编人员，他们并不是不了解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精神，但他们却偏要制造混乱。8月16日，他们发表了标题本身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社论——“以钢工总为核心领导联合起来”。社论中写到：“对待‘钢工总’，不是对待其本身的问题，而是对待武汉的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也是对待全国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树立钢工总在武汉的威信，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最严格的要求，是历史的必然!”、“结合武汉的历史和现状，只有这条道路才最正确，最合乎中央最近指示精神的。……”。

　　“工总”的头头们为了实现他们“钢化武汉”的目的，9月4日，在中山公园门楼前召开了一个“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总指挥部成立及誓师大会”。他们认为新华工属“康”派之首，因而被排斥在这个“总指挥部”之外。这个“总指挥部”是干什么的呢?9月12日，毛远耀在“革干联”会上是这样说的：“现在一定要树这个‘摧资指挥部’。既然是指挥部，就是权力机构，就是要用它来抓住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钢”“新”矛盾迅速升温，而且大有从“文斗”向“武斗”方向发展的趋向。

　　9月23日，全市数以千计的批判专栏全部被破坏，而代之以“三钢是大联合的当然核心”、“省市委大权老子三钢拿定了”、“不钢则康，破新立钢”之类的标语。

　　9月25日晚，“钢派”一些人包围了中南旅社，并于晚上七时半砸了“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工造”、“新一冶”等10个革命组织设在南洋大楼的大批判联合广播站。

　　“钢新之争”在我院也有了反应。

　　8月23日，我院以鲁礼安为首的几个人用“新华工红反团”和“敢死队”的名义，邀请了三千多“工总”战斗队员来我院参加他们在我院东边大操场召开的“树工总权威，纪念8.23造反精神大会”。会上，鲁礼安等人公开表示支持“钢工总”要“钢化全武汉”的主张。

　　这个大会在新华工园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多数人都反对“红反团”和“敢死队”个别人的这种有损“新华工”形象的行为。

　　随后几天，“红反团”和“敢死队”的个别成员也受到了“钢派”一些组织的“邀请”，邀请他们去出席一些“钢派”的会议和活动，而他们则在这些会议或活动中以“新华工”的名义发表了一些与“新华工革委会”相左的言论和观点。对此，新华工革委会和红司(新华工)司令部立即作出了回应，并于1967年9月13日在《新华工》报上发表了严正声明，全文如下：

　　新华工革委会声明

　　最近以来，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一股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在革命群众组织内部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破坏革命的大联合，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革命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而我们有些同志受了他们的蒙蔽，上了他们的当，跟着他们做了一些制造分裂破坏大联合的错事，在革命组织之间和革命组织内部制造混乱，客观上帮了阶级敌人的忙。为了反击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为了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抵制各种分裂主义的错误做法，我革委会特发表如下严正声明：

　　一、新华工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产物，是经中央文革批准了的。它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因此，它是代表新华工行使一切党、政、财、文大权的唯一的权力机构。

　　二、今后任何组织召开任何会议，如果邀请了新华工革命委员会参加，同时又邀请新华工所属的任何其它组织参加，我们新华工革命委员会将一律不参加这种公开分裂我新华工的会议。

　　三、今后只有我新华工革命委员会派出代表参加的会议，作出的决定，对我新华工方为有效;凡非新华工革命委员会派出的代表，无权代表新华工。因而他们参加的任何会议，作出的任何决定，对我新华工无效。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均由会议召集者承担全部责任。

　　特此申明。

　　本期《新华工报》还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有礼当知有节，能柔应识亦能刚》的文章。文中说：“最近，王、陈死党又向我们红色政权疯狂进攻，他们的阴谋分裂行动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我们新华工人的忍耐从来是讲原则的，有限度的!新华工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产物，是中央文革亲自批准成立的。每个真正的革命派都必须爱护这个新生事物，注意维护她的权威，只能对她补台，而决不允许拆台!”“有礼当知仍有节，能柔应识亦能刚。阶级敌人正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利用革命队伍中某些同志的小资产阶级派性，在革命派内部拉一派，打一派，妄图分裂新华工。最近，在许多兄弟组织召开的会议上，连续发生的分裂事件。只能便亲者痛，仇者快”。

　　院革委会对“红反团”少数人的上述行为的反应之所以如此迅速和强烈，是因为这种行为如任其发展，可能导致新华工革委会的分裂。

　　为了说明为一点，在这里我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我院文革中“红反团”和聂年生的有关情况。

　　“红反团”的全称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成立时的成员都是四系(无线电系)的学生，后来接收了我院附中部分学生，人数最多时大概有八、九十人，负责人是聂年生。

　　“红反团”是我院最早成立的造反派组织之一。在我院文革初期的反工作组和夺院广播台权的斗争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我院大联合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简称“红司”)时，“红反团”中的三个主要负责人聂年生、赵延昌、柳书伦都成了“红司”司令部的成员，聂年生是“红司”的副“司令”(“司令”是郭保安)，赵延昌任联络部长，柳书伦任宣传部副部长。

　　“红反团”是我院以至整个武汉市大专院校中最先“杀向社会”并在省委建立联络站的学生组织。

　　以聂年生为首的“红反团”在串联和组织成立“工总”和“二司”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聂年生在“工总”和“二司”中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受到普遍的欢迎和尊重。在“二司”，甚至有人传说“二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司令”的位置空着，等待聂年生去就任呢。

　　我院有关“郭、聂”两派的说法始于67年3月初。当时我们“红司”司令部搞整风，有人就说那次整风只不过是“郭、聂”两派之争罢了。到底“郭、聂之争”因何而起?多数人都说不清楚。但人们普遍认为聂年生在我院是代表激进的一派，而郭保安则是代表较温和的一派。在红司(新华工)和新华工革委会中，“聂派”是少数，“郭派”是占主导地位的多数。

　　“郭、聂”两派在“7.20”前并无明显的矛盾表现。在此前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如批判省委的资反路线、批判“钢派”的“二.八声明”及“反逆流和抗暴”等的问题上，“郭、聂”两派都表现了高度的一致，并未发生过任何大的矛盾和冲突。

　　但无可否认的是，在院革委会成立时决定由张立国出任革委会主任，及后来又让张立国代表新华工出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确实是我院“郭、聂”两派之争的结果。

　　我和聂年生早在66年9月上旬就认识了。当时我院各系都先后成立了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属“少数派”。为了增强战斗力，通过串联，我们决定成立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当时聂是四系(无线电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的负责人，我是二系(电机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鬼见愁战斗队的负责人。后来我们都是新华工红卫兵总部、司令部、院革委会的成员。相对来说，我和他的接触还是比较多的。但这主要是在各种会议上的接触。因他住我院的最南边，而我则住在最西边，两人私下交流的机会很少。加之红卫兵总部成立后不久我就去了“新华工广播台汉口分台”，这时他的精力也主要放在了驻省委联络站上，我们很少见面。

　　再后来，他成了院革委会副主任、市革委会常委、副主任，他的工作很忙，而且主要在院外。因此，我们的接触就更少了。

　　我和聂年生在私下交流只有过一次。那是69年五月间的一天，他突然约我去图书馆，他先给我谈了武汉当时“反复旧”的情况，说这次的运动是工人阶级自发掀起的，作为学生应该积极支持和响应，希望由我出面重新组织恢复“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以投入“反复旧”运动。

　　当时因我刚从黄冈回来，虽然对武汉反复旧的情况作了一些社会调查，但心中对是否投入到“反复旧”运动中还在犹豫，因此，当时我并未答应他的要求。我给他的建议是：如果真要恢复红卫兵总部，最好从各大队(系)抽人上来组成新的“总部”，凡院革委会成员就不要参加了。他采纳了我的意见，第二天他亲自在图书馆召开了各大队负责人会议商讨恢复总部的事。但就在当天下午，从北京传来了消息，中央说“反复旧”是错误的，因此，恢复总部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在我的印象中，聂年生是湖南衡阳人，比我高两届(62级)。他出生在一个铁路工人家庭，身材高瘦，偏黑。颧骨略高，双眼下凹。他给人的印象是坚毅、果敢和睿智。

　　聂年生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因此，在他的身边总不乏追随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粉丝”不少。他手下有“四大金刚”即：赵延昌、柳书伦、吴国芳、贺光宇。他还有一个最亲密的同伴叫李定初，不管在哪里，他们总是形影不离，李定初就像是他的贴身保镖一样，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聂年生与“工总”、“二司”之间的深厚渊源及他偏激的性格，在“钢、新之争”中，他最终还是倒向了“钢派”。1968年6月7日，他在武汉关山地区“工总”群众大会上公开发表了演讲(详见1968年6月17日《关山反修前哨》第一期刊登的《聂年生同志谈×派中右倾机会主义头头的嘴脸》)，和“钢派”头头一起批判“新派”头头的“机会主义”。正是由于聂公开倒向了“钢派”，他在院革委会中完全被孤立了。当时张立国曾提出要开除聂年生，公告都起草好了，只是郭保安觉得聂在革委会已完全被孤立，他在华工又没有群众基础，还是留着他好，更何况聂是市革委会常委，被开除影响也不好。因此，聂才未被开除出“新华工”。这是后话，言归正传。

　　“钢工总”的头头们为了“钢化全武汉”，要利用我院“郭聂之争”来削弱甚至分裂新华工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更有甚者，“革干联”中支持“钢派”的毛远跃还提出了所谓：“三新的概念要变了，新华工就是指‘新华工敢死队’，新湖大是指‘红八月公社’，‘新华农’是钢二司”。这就说明，他们不仅要分裂“新华工”，而且要分裂“三新”。

　　就在“钢新之争”有可能愈演愈烈的时候，10月8日上午，周总理借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来汉访问的机会，召集武汉各群众组织的头头就大联合的问题进行了座谈，以化解当前的危机。在座谈会上，总理认真地听取了“钢”、“新”两派头头的意见后作了重要指示。他批评了“唯我独左”和“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周总理在座谈会上还说：“康派也是革命的，康老(指康生)不是很好吗?”殷切希望武汉的革命派团结起来，要求“钢”、“新”两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后莫分开”。

　　当晚八点，周总理在吴法宪、曾思玉、刘丰、肖前、方铭等的陪同下专程来到我们新华工，并在院革委会办公室与我们革委会部分负责人进行了座谈。我很荣幸，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座谈会上，总理详细地询问了我们“新华工”及武汉近期的有关情况，希望我们搞好本院的“斗、批、改”，搞好复课闹革命。同时勉励我们继续努力，争取在大联合中立新功。随后，周总理在电影场接见了我院全体师生员工和驻校的7252部队官兵。在欢呼声和掌声中，周总理说：“同志们，战友们，我早就听到你们‘新华工’的革命精神和干劲了”。他在解释了上午之所以没有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一起来新华工的原因后说：“我通过你们新华工向全武汉市的大专院校、中学校的同学们、红卫兵战友们问好!”

　　从总理当天上午和晚上在两个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看出，总理对武汉的情况是非常熟悉的，他非常关心武汉革命派的大联合问题。他特地来“新华工”会见院革委会负责人并与全院师生员工见面，无疑是对新华工的一种支持和鼓舞。

　　虽然“钢派”的头头在10月8日总理主持的座谈会上都表示要坚决按总理的指示办，尽快实现大联合。但实际上“钢工总”的头头们还是坚持他们的“只有实现以‘钢工总’为基础的大联合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的主张。为了大树“钢工总”的权威，他们一方面说“新派”头头的主张是：“除少数别有用心的外，不是政治上的瞎子，就是目光短浅的庸人。他们看不到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群众的呼声于不顾，却在那里咬文嚼字，死搬硬套。……”。另一方面就是为自己评功摆好，抬高自己，把“钢工总”说成是武汉文化大革命唯一的正确的革命队伍。

　　1967年11月10日，“钢工总”在自己的机关报《武汉钢工总》上发表的社论《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武汉工人运动胜利前进的道路》中说：“武汉钢工总英勇奋斗，光荣成长的一年，是毛泽东思想光辉胜利的一年，是和我们最亲密的战友九.一三、钢二司等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一年，是武汉工人运动胜利前进的一年，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值得骄傲的一年。”在这里，他们完全把“新派”在文革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完全给忽略了。

　　社论将“工总”比作是“集体的江姐”、“集体的鲁迅”、“集体的愚公”、“集体的雷锋”。说“集体的江姐，集体的鲁迅，集体的愚公，集体的雷锋，这就是炉火中锤炼的纯钢，这就是钢工总光辉灿烂的钢，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晶，这就是武汉工人运动的方向。”

　　如此自我吹嘘，显然是缺乏自信，同时也不免多了些孩子气。

　　怎样才能使这些派性十足、“斗志昂扬”的头头们冷静下来实现大联合呢?当时中央找到了一个解决派性的好办法，那就是办“学习班”。把两派的头头都集中在一起学习，给你好吃好住，让你“斗私批修”和搞批评与自我批评，还要求以自我批评为主。凡参加学习班的人，不准外出，连电话也不准打。这样就把他们和下面隔离开了，一切干扰都被屏蔽了。有的学习班到北京去办，而像武汉这种情况的则由负责“三支、两军”的武汉部队的“曾、刘首长”主持操办。

　　周总理离汉后，当时主持武汉军区党政工作的曾思玉、刘丰根据总理指示立即主办了“钢”、“新”两派头头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任务就是解决大联合的问题，在实现联合的基础上，各自推选参加省市革委会的干部(包括推选参加三结合的群众组织代表)。在学习班上，要求各派头头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批判自己的“派性”，“人家的问题由人家说”。

　　头头们进了学习班，社会上也就平静下来了。

　　学习班很快取得了成效。通过学习毛主席“核心是在斗争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的教导，“钢派”的头头们虽不情愿，但还是放弃了“以工总为核心实现大联合”的主张，接受了周总理提出的以“三钢”、“三新”、“三司革联”、“工造”等十一个组织为核心的大联合。在“三代会”和省、市革委会的人选问题上虽然经过了激烈的争吵和讨价还价，但终于在67年12月底以前成立了“三代会”(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紧接着，武汉市和湖北省革委会也先后于68年1月20日和2月5日成立了。

　　那些极力主张以“三钢为核心”，在“派战”中选边站的干部，如孟夫唐、张华、刘真、毛远耀等人，虽有“三钢”的极力推举，却一个也没有被中央批准进入省、市革委会。而“新派”力挺的薛朴若虽然被中央批准了，但很快就被打倒了，说薛是国民党党员。

　　省市革委会成立后，“钢新之争”本应宣告结束了。但随着中央几个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文章后，“钢新之争”就又再度暴发了。

　　当时省、市革委会虽然成立了，但革委会的权威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群众组织也还没有真正解散。进入革委会的“钢”、“新”两派的头头们本来就没有从思想上真正统一起来，相互间还是不服气。

　　钢派的头头们在“2.8声明”中就认定“新派”的头头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中央有关“三反一粉碎”(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右倾分裂主义、反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的指示传达后，他们就立即行动了起来，并直接由主要头头出面公开反“新派”头头的“机会主义”。

　　68年5月17日，“钢工总”在《江城前哨》第六期上刊发了《让机会主义见鬼去吧》的社论，同时登载了“钢工总”勤务组张耀忠、胡厚民在各级勤务员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张跃忠在题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胜前进》的讲话中说：“先谈一谈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小资产革命派，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决定了它一方面要革命，可以革命。另一方面又决定了它在重要关头时的狂热性、动摇性或投机性。……因为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主要是小资产阶级队伍，他们的主要成分是知识分子，产业工人较少，特别是领导集团。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革命的不彻底性，投机性这几点决定了它的政治主张带有机会主义色彩。”

　　“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了他们这一派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大家想一想，在‘二.八声明’的时候，就是毛主席号召我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时候，……，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怎样的呢?在这个时候却抓住‘二.八声明’某些缺点不放，甚至无限上纲，以至充当了陈大麻子镇压工人总部，镇压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打手，扮演了可耻的角色。‘一.二六’夺权，就看出了它的领导集团推行的是一条机会主义路线，起到了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第二点，在抗暴斗争中，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当以‘三钢’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被压下去以后，机会主义就大搞投机，什么‘只为战斗队员平反’，‘工总不能恢复’等等，他们想独吞果实，结果还是吞不到。陈再道照样饶不了他们，并不买他们的账，照样要压他们，解散他们……”。

　　张跃忠在这里直接把“新派”打成了机会主义。为了说明“新派”头头的机会主义，张跃忠还例举了新派头头在姜一进入省革委会时的例子：“还有一点，比如在搞三结合，对待干部的态度问题时，也说明这一点。大家知道，当时到处都在揪姜一，开始是所有组织联合起来进行游斗，还在体育馆开了个大会斗争姜一，打倒姜一。结果呢，有些人听了周总理说了一句‘姜一这个人，你们看怎么样呢?’只问了这么一句，他们就跳出来了，突然对老朱(指朱洪霞——笔者注)讲：‘老朱呀，我看姜一还不错。’投机的丑恶嘴脸就表现出来了。”

　　为了说明“钢工总”是真正的革命派，张引用了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的语录后说：“分析分析我们的队伍，我们的队伍除了‘钢二司’和一些学生组织外，‘钢工总’、‘钢九.一三’都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而且，武汉地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都是在我们这个队伍里头，都是在我们这个派别里头(说的太离谱了—笔者注)。……我们这个队伍是工人阶级当权，不是知识分子当权，不受学生左右，也不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当权，更不是牛鬼蛇神当权。拿我们‘工总’来看，勤务组一共十一个人，除了一个同志是一般技术员外，全是工人，而且是产业工人。……由于我们这个领导班子都是工人，又没有包袱，除了请教毛主席的教导就是请教战斗队员，请教群众。我们从来都是自己开会研究决定问题的，所以就把工人阶级的本色、工人阶级的革命彻底性，工人阶级的战斗风格，带到我们的勤务组里来了。”

　　张跃忠在这个讲话中还就“揪军内一小撮”问题、“对待省市革委会”的态度问题、“武斗”问题、处理和“钢9.13的关系”等问题阐明了“工总”的立场。

　　68年5月23日，“钢二司”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为题发表了“关于武汉目前形势的声明”。“声明”与“钢工总”头头的讲话相呼应，把“新派”的头头说成是“蹩脚的革命家”，是“打着反对‘以我为核心’的招牌来树立右倾机会主义的核心的市侩们”。 声明重申“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历史说明：钢工总和钢9.13这两支以产业工人为骨干的革命大军，是真正由无产阶级的左翼占据领导地位的革命左派组织，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针对“钢工总”头头们的讲话和“钢二司”的声明，《新华工报》连续发表文章予以反驳。

　　5月29日，《新华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评武汉目前局势》，指出：武汉变色龙“接过‘三反一粉碎’和‘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的革命口号，利用‘左派’的旗号，进一步顽固地推行‘三右’，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拚命转移斗争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质纳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混战，纳入‘钢新之争’，其矛头始终指向‘三红’。……当前，某些组织的某些负责人‘三右’相当严重，早已是敌我不分。他们看不到当前阶级斗争的实质，而沉醉于独霸江城、独霸湖北的黄粱美梦;他们不去密切注视阶级敌人的新动向，而是密切注视和他们持有意见分歧的革命组织的‘新动向’，……他们不去研究当前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而是精心研究‘以我为核心’上的‘新问题’”。“在目前，有些组织的少数头头，借口‘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一方面，把与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组织肆意打成‘机会主义’、‘托派’、‘考茨基派’，另一方面，却把自己和自己所在的组织吹嘘为‘一贯正确’的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派。这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习惯。”

　　《评武汉目前局势》这篇文章印了10万份，在湖北全省散发。

　　《评武汉目前局势》在专州县产生了重大影响。用张立国的话说：“一些专州把我们的文章当中央文件来学习”。

　　当时“新派”认为刘丰是“钢派”的后台，是武汉的变色龙。而刘丰是武汉军区政委，因此，“钢派”则以此说“新派”揪变色龙是“揪军内一小撮”，是把矛头对准解放军。

　　6月19日，《新华工》报第96期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评《江城前哨》的资产阶级方向。文章说：“作为工总的机关报的《江城前哨》，最近一个时期来在某几个人的炮制下，完全适应了武汉变色龙的需要，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方向。它掩盖和歪曲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质，把矛头指向和他们持有不同意见分歧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转移了革命斗争的大方向。….”

　　评论员文章针对《江城前哨》载文说“新派”揪变色龙是“反军乱军”反驳说：“人们不会忘记，去年，武汉的天刚亮，你们昏头转向，到处派兵遣将，大力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曾思玉同志刚到武汉，就有人提出“一看、二帮、三轰、四揪、五打倒”的方针，并到沈阳等地调查曾思玉同志的情况。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曾严肃地指出：武汉的钢工总，刚刚翻身就翘尾巴了，到处煽动揪军内一小撮’” 。

　　“人们不会忘记，去年，当反革命王力揪出来以后，你们还狂妄地向毛主席请求要王力来湖北当主任。当广大江城人民，湖北人民揭露了你们的阴谋的时候，你们又倒打一耙说我们和王力穿一条裤子”。

　　同一天，《新华工报》第97期(当天出了两期)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评《反机灭康——不许孟夫唐之流“不钢则康”的幽灵再现》。

　　与此同时，“新派”其它组织也针对“钢工总”头头们的讲话和《江城前哨》的文章发表批判文章。其中，“工造总司”的《横空出世》发表的文章尤为典型。

　　1968年6月25日，“工造”机关报《横空出世》发表了“工造总司”一号勤务员吴焱金在各级勤务员大会上的讲话——《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吴以幽默、辛辣、狡黠的口吻回应了“工总”勤务员张跃忠和胡厚民的讲话。

　　吴针对张跃忠批“新派”机会主义的动摇性和投机性时说：“请问，在工总刚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后的几天，在武汉有谁这样为工总平反，有多少人敢揪武老谭呢?我们在为他们翻案时，他们当中有些人不是在请罪吗?不是有人扛着请罪牌在大街上‘修正错误’吗?既然是无产阶级的左翼，为什么要低头，不敢坚持真理呢?当然，我们也不去说这些人就是机会主义，因为当时对这个问题也同样存在着一个认识过程，我们不说别人是机会主义，不抓住别人的一点就无休止的攻击，因为这样做不利于团结。”

　　“……有人说，‘你们不坚决，不彻底为工总翻案’。我们一开始是提为工总平反的口号，后来有人说要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我们认为这也是正确的，它反映了群众当时的心情，我们没有反对过这种提法。中央也是提平反二字，没谈什么翻案嘛。如果说提平反二字就是机会主义的表现，那就是炮打中央。实质上，问题不在于你的口号喊得多么响，问题在于你的行动如何。我们不应该做口头革命派，而应当做言行一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那些口号喊得最响的人实际上在为工总翻案的问题上却没有做什么事情，甚至那些要翻案的本人，当时也无影无踪，溜之大吉了。大家不会忘记，震动江城的新一中、新公校的绝食斗争，总指挥就是张维荣。他是机会主义头头(群众笑)?钟汉华还写了一封信给张维荣嘛，‘百万雄师’是顶恨张维荣同志的。新公校绝食的时候，张维荣给我讲‘小吴，你调十万人把军区围起来’当时我们就调了很多人去围军区，有谁敢在那个时候这样提着脑袋干呢?当新湖大的革命小将把钟汉华揪出来以后，有些响当当的人就指责我们不策略。什么策略不策略?谁是机会主义不是一目了然了吗?那时候向陈、钟示威的‘五.一游行’总指挥是工造的嘛!当时出头露面的人，现在都是机会主义了(群众笑)?从5月10日到5月17日那一段时间，三新等革命小将绝食静坐了二十余天，在汉阳把夏邦银搞了出来，这难道不是人所共知的吗?到底谁是机会主义呢?”

　　“今年，有很多值得纪念的光荣的日子，什么6.12、6.17、6.24、7.15都是我们新派的光荣和骄傲，是我们亲密战友‘钢9.13’人以及‘钢工总’、‘钢二司’中的坚强战士的光荣和骄傲，这是因为我们当时和‘9.13’的战友们战斗在第一线。而有一些人却跑到外地，真是荷叶包鳟鱼——溜了!跑到最安全的地方去干革命，跑到最保命的地方去大叫抗暴去了。震动全国的‘6.17’抗暴，有‘新一冶’，有‘9.13’，有我们‘铁军’，就是差响当当(群众大笑)，我们有很多战士和战友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壮烈牺牲了，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流下过鲜血和汗水，这些人决不是机会主义者，和这些烈士一同生死与共的、浴血战斗并活着的人也决不是机会主义者(鼓掌)。”

　　“抗暴时，我们勤务组就牺牲了两位同志，我们的戴鹏同志被‘百万雄师’打死后，埋在市委大院，我们的联络部长王明阳同志被‘百万雄师’杀死后喂了猪。同志们，这是多么残忍的事!(群众呼口号：向‘百万雄师讨还血债!打倒陈再道!)，‘六.二四’，百万雄师调动大批人马血洗我们‘工造总司’，我们的勤务员阎志斌同志，就被‘百万雄师’杀了十几刀，他当时已昏死过去了，准备送往火葬场，而被‘百万雄师’的医生以为是‘百万雄师’的伤员，误将阎志斌同志救活了，才免去一死。像这样坚强的抗暴英雄，这样的群众组织的头头，难道是‘机头’吗?是机会主义的头头吗?我们的广大‘铁军’战士也同样是这样勇敢，仅‘六.二四’，我们工造总司就牺牲了几十名战士。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还有其它组织的坚定革命派，曾经和我们一同守卫‘工造大楼’，在‘六.二四’，也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流了血，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的，我们要珍惜这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只有那些没有在抗暴时流过血，甚至连汗都没有流过的人才会忘记这一切。才会恶意地攻击我们是机会主义者。现在不是有人要喝‘鸡’汤吗?我们穷得很，没有‘鸡汤’供应，只有抗暴烈士的鲜血，有种的就来喝吧!”

　　“武汉地区的揪陈抗暴，我们工造总司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的，我们广大的战士所作的战斗是可歌可泣的。江城哪一个抗暴战场没有我们工造总司战士洒下的鲜血，谁能否定我们抗暴斗争的大方向，否定我们抗暴的成绩是白日做梦，是绝对办不到的。虽然他们总是处心积虑地想贪天功为已功，想否定我们，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江城人民是最了解的。站在抗暴第一线的头头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而在牢里向陈大麻子投降，甚至‘职工联合会’的头头反成了响当当的无产阶级的左翼，难道会有这种事情?我们奉劝某些人，想颠倒革命历史是颠倒不过来的，历史已经作了结论。”

　　针对张跃忠说的“工总”的领导班子是最优秀的说法，吴说：“最近，《江城前哨》造谣说：周总理讲过‘武汉地区号称48万的工人组织工总的领导班子是全国最优秀的’，这纯系造谣，我们没有听到过总理这样的讲话记录，如果真有的话，那很早以前就会有‘特大号外’、‘北京来电’了。实际上，‘工总’7.20以前的领导班子就有劳改犯×××和×××，可见并不纯嘛!现在的新领导班子是7.20后才建立的。至于纯不纯，自己不能夸自己，要江城人民鉴定，自己夸耀自己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百万雄师也曾造谣，曾经夸耀自己“大、好、纯”，结果适得其反。自己称赞自己，是最愚蠢的了。”

　　吴还就张跃忠提出的有关“揪军内一小撮”问题、“对待省市革委会”的态度问题、“武斗”问题逐一进行了反驳。

　　1968年6月15日，《新华工报》发表了编辑部的长篇文章——《评反革命跳梁小丑鲁礼安》。

　　“新华工报”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发表批判鲁礼安的文章，不仅是因为鲁礼安在我院搞了一个“树工总权威，纪念8.23造反精神大会”，试图挑起我院的“钢新之争”，直接伤害了我们“新华工”，还因为他是当时武汉市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是“钢工总”头头们的“座上宾”。他在《扬子江评论》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极力宣扬他的所谓“决派”思潮，不仅毒害了一大批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学生中的天真幼稚的红卫兵，而且迎合了“钢派”少数头头打压“新派”的需要，给“钢派”头头的“钢化全武汉”、“反机灭康”火上加油。

　　鲁礼安的出名是在“7.20”以后。鲁礼安自称是一个“新时代的狂人”，他曾仰望苍天发问：“北斗、北斗，未来几十年的中国、世界谁主沉浮?”他要“不顾火刑与十字架的威胁，开辟新的道路”、“真理的军舰是我的旗舰。我一生的根本任务就是制造这艘军舰。…制造征服思想海洋的军舰。”

　　他在“7.20”后的短短两个月内先后成立了“敢死队”、“北斗星学会”(成立于1967年11月7日)、“决派联络站”(“决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派”，简称“决派”，成立于1967年12月31日)，搞了一个刊物《扬子江评论》(创刊于1967年12月25日)，制造了一套又一套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新理论”、“新策略”和“新思想”，将极左思潮一步一步地推向了极致。如他在《决派宣言》里写到：“决派当前奋斗的目标，就是要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直至今天仍在袭用的资产阶级国家体制，将在这场斗争中被决派所摧毁”、“实现决派的历史任务，就可以使得决派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之而起的思想统治将是决派思潮”。

　　当时我们确认：以鲁礼安为代表的极左思潮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完全背离了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和设定的框架，更是与毛主席当时的战略部署格格不入。

　　为了警示后来的造反者们，在68年9月由江重初、陈定文、克已和我四人起草的新华工革委会文化大革命总结——《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的第三部分“关于三股思潮”中，我们还专门对决派思潮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有关情况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说到。

　　鲁礼安于68年5月在黄石被“新华工”派人抓回。当时“钢派”一些人搞了一个72个单位署名的“营救鲁礼安联合代表团”的团体，极力为鲁礼安鸣冤叫屈，说鲁是“勇敢的革命闯将”、是“江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优秀代表”，说他是“新华工的左翼”、“新华工的希望”。由此可见，鲁礼安的极左思潮在“钢派”一些组织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一年后，中央发布了关于“决派”的“9.27指示”。当时主政湖北的曾思玉、刘丰大搞扩大化，整造反派。为什么武汉、湖北地区的造反派比其他任何省都被整得惨、被整得彻底?可以说就是因为有《北斗星学会》、《决派》、《扬子江评论》(简称北、决、扬)为当权者整造反派提供了口实和把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鲁礼安把湖北、武汉的造反派害惨了，他的罪孽是深重的。

　　我不认识鲁礼安，从来没有和他有过交往，但我却也深受其害。1970年3月，我被“工宣队”送到了湖北咸宁马桥的“院学习班”(院学习班的“对象”共10人，我是其中之一)，从“骨干”们要我交待的问题看，他们显然把我当成“北、决、扬”来审查了。为此，我受尽折磨。

　　2006年春节前，鲁礼安在香港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仰天长啸》。我没有看到这本书，只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人对这本书的介绍和节录的相关内容。因此，我很难对此书进行评说。但从网民摘录本书的内容看，我认为鲁礼安虽经历了十一年的监狱生活，但他的本性却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关于鲁礼安的书的评论文章，我同意原湖大“红旗公社”杨闯的说法，即可用“极端、狂妄、空洞六个字来概括”，至于他的为人，我同意曾经和他有过紧密关系的我院贺光宇的结论，即鲁是一个“从极左到极右的文革叛逆”。

　　鲁礼安在回忆录中把自己说成是文革中的造反英雄，信众如云，能“一呼百应”。而事实上，在武汉“7.20”前，除他的同班同学外，没有几个人认识他，更不用说全武汉市了。

　　文革中的鲁礼安是一个典型的“孤家寡人”，武汉没有一个造反派组织愿与他合作，更不用说收留他了。“7.20”后，他极力鼓噪他的极左思想，但在他成立“决派”组织时，也只不过20来人，且多数是一些年幼天真的中学生而已。

　　他在回忆录中任意夸大其词，很多事使人难以置信。如他说在监狱里“被看守班长用半自动步枪上的三棱刺刀朝胸口猛捅，痛得在地上打滚……”，奇怪的是，文中并没有说他受了伤。他当时肯定是没有穿防弹背心的，既然是用三棱刺刀“猛捅”，怎么他就没有被刺伤?他能刀枪不入?使人更难理解的是，文革中有那么多人因他无辜被牵连，受尽了磨难，他却没有真诚地向这些人道歉，更没有因此忏悔。他既然自称一生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怎么就忘记了应该向上帝忏悔，向因他而受到伤害的人忏悔呢?

　　话说远了，言归正传。

　　在这次“钢新之争”中，“三钢”之一的“钢9.13”并未站在“钢工总”一边反对“新派的机会主义”。

　　在68年5月20出版的《缚苍龙》报上，刊登了“9.13”一号勤务员李想玉在武汉“钢9.13”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讲话，讲话通篇都没有提到反“新派”的机会主义问题，而是强调“我们造反派不能忘记毛主席的教导，不能忘记过去，我们是在战斗里锻炼成长起来的。我们要听中央首长的话：‘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我再重复一句，就是我们要提防敌人的阴谋，把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搞成‘钢’、‘新’之争，搞成群众斗群众。”

　　该报在同期中还刊登了《武汉钢九.一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纪要》。在该“纪要”的第五部分“关于武钢无产阶级革命派封闭《长江日报》的问题”中，还特别指出了《长江日报》的右倾分裂主义问题，其观点和“钢工总”的观点就完全相左了。

　　当时人们都认为《长江日报》已成了“钢工总”的喉舌，在“派战”中它已完全选边站了。“九.一三”毅然决定封闭《长江日报》，实际上是给了“钢工总”一个大大的难堪。为了出这口气，“钢工总”于五月二十五日封闭了《湖北日报》，理由是《湖北日报》是右倾机会主义产物。”(详见“新一冶”《6.17哨兵》)

　　到68年5、6月，“新派”在这场“论战”中显然已占了上风。但在“武卫”方面，“钢派”此时已占了绝对的优势。

二、抢枪与武斗
　　武汉“7.20”以后，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根据解放军支左以后一些地方造反派受到打击和压制的情况，错误地提出了“要武装左派”的决定，“两报一刊”也发了相关的社论。社论要求凡已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的单位应该武装保卫红色政权。在武汉，“钢二司”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首先从8199部队弄到了一批枪支弹药(详见杨道远的《奉献》6“抢夺枪支罪的千古奇冤!”)，随后，“钢派”的其它单位也去部队弄到了一些枪。

　　这里之所以不说是“抢到”而说是“弄到”，是因为这些枪其实是部队送的，而不是抢的。当时部队根据中央要武装左派的精神，对造反派的“抢枪”实际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意让拿的。事实上，文革中除少数枪支是造反派硬抢的外，大部分是“名抢暗送”的。

　　随着“钢新之争”的逐步升级，“钢工总”的少数头头们开始要用拳头说话了。他们首先在武汉市内建了多个武斗据点，由“工总”武装部统一指挥。该武装部主编的《江城前哨》后来实际上已取代了《钢工总》报成为“工总”的机关报。

　　68年5月3日，“钢工总”调集武装人员围攻中原机械厂，两人被枪杀，几十人被绑架;5月下旬的一天，他们又围攻了钢铁学院，大批学生被赶出了学校;6月5日，“钢工总”出动武装人员突然袭击了“新一冶大楼”，多人被枪杀，大批人被赶出了一冶。……

　　由于一些“钢工总”掌权的单位如武汉机床厂等对对本单位“新派”的打压，“7.20”时曾是“钢派”收容所的“新华工”现已成了“新派”的收容所。一些被赶出来的无家可归的“新派”人员再次云集我们“新华工”。到5月中旬，我院整个东三楼都被这些人住满了。

　　“钢新之争”迅速波及到湖北各专州县，并主要表现为武力对抗。“钢派”在“钢化湖北”的口号下大力扩充组织，导致一些本来已经联合夺权的地方再次公开分裂，个别地方已经成立的革委会被推翻(如汉川县)，有的单位军代表被无理驱逐(如黄石)就是典型的例子。而“新派”在专州县的力量本来就比较强，对“钢派”自然不肯相让。因而，在专州县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武斗事件，伤亡数百人。

　　当时流传各种谣言，其中最让人不安的是说“工总”的二号头头胡厚民扬言要在三天内踏平“新华工”。为此，郭保安曾亲自去找了原湖北省省长，现为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张体学，要求省革委会和军区给予干预。虽然张体学对所传胡厚民的讲话的回答是：“没有此事”，但他也并没有对“新派”作出任何承诺。因此，在郭保安告别张体学时说了一句“我要回去准备战斗了”。

　　事实上，当时“新派”的头头们根本就不相信张省长说的话是事实，认为“工总”的头头们完全可能依仗他们的武装力量袭击“新华工”。因此，华工园内一直弥漫着准备“战斗”的紧张气氛。

　　“新派”的头头们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并作了各种准备。他们认为：现全国各省的造反派都已分裂成了“激进派”和“温和派”，就湖北武汉来说，“钢派”是“激进派”，“新派”是“温和派”。那些“激进派”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其行动已逐步超越了文革所规定的目标和任务，完全突破了毛主席为文革所设定的框架。最典型的是北京的“4.14”，湖南的“省无联”以及湖北的“决派”。他们几乎都同时将矛头对准了毛主席的得力助手、文革实际的操盘人周总理。头头们认为“激进派”实为“极左派”，而“激进派”几乎都同时患有如列宁所批判的“左派幼稚病”，是真正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头们都认为“温和派”是讲究政策和策略的，是真正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因此“温和派”最终必胜。

　　基于以上的分析，“新派”的头头们决定要武装保卫自己，并决定一旦在武汉失利，就去专州(县)打游击。经过协商，“新派”成立了全省性的“联防指挥部”，并要求“新派”各单位都要成立相应的武卫队组织。因“新派”在专州(县)的力量比“钢派”强，武汉的“新派”就和专州(县)的“新派”一起搞联防，以抗衡“钢派”。

　　接着，“新派”一些头面人物，包括“工造”的吴焱金、“新湖大”的彭勋、“新一冶”的曹承义及我院的张立国等人组成了一个报告团，他们在“新派”所属单位(包括我们华工)进行宣传和鼓动。他们认为：“钢铁长城由于许多原因不能即时地、有效地保卫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因此，必须自己武装起来，保卫红色政权”。

　　事实上，我院早在三月底就已经成立了武卫队。郭保安在三月中旬的一次革委会会议上说：“现在学校不大安全了，我们要组织一部分人成立武卫队，并去弄些枪回来。”经过讨论，多数人表示赞成。于是，在三月底成立了我院的“292部队” (由111和181两个队组成，111+181=292)，负责人是刘玉满、鲁迪、秦荣法。

　　刘玉满开始是政委。后又把鲁迪抽到武卫队来，由他负责组建一个摩托排。这个摩托排由13人组成，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军装，还配了领章。摩托排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头头们的安全。当时特别交待：一旦学校被“工总”包围，这些人必须全力保护头头们突围出去。

　　当时郭保安、赵文城、刘玉满、鲁迪、刘玉明几个人都配了手枪(当时革委会其他成员是没有枪的)，鲁迪除配了手枪外还配了一支快慢式机枪。

　　“钢派”要搞武力震慑，“新派”要武装保卫自己。于是，“钢、新”两派都争先去“弄”枪。

　　这时中央已不再提武装左派的事了。不但不提，而且中央还发布了“9.5命令”。命令的第三条规定：“军队所有机关、部队、院校等单位，不经中央批准，绝不许将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质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第四条规定：“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器材、物质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

　　但“造反派”的头头们为了对付对方，已根本不管中央的“9.5命令”了，不给就抢。于是，在武汉，在湖北各专(州)县军分区，发生了一系列抢枪的事件。

　　在这一系列抢枪事件中，荆、沙抢枪是最典型的。当时“钢”、“新”两派的主要头头都到了现场指挥，“新派”去的是省革委会副主任、我院革委会主任张立国，“工总”去的是省革委会副主任、“工总”一号头头朱洪霞。“新派”先在荆州抢枪，“钢派”后在沙市抢枪。钢新两派在枪枪过程中发生了枪战，多人被枪杀，上万担棉花被烧。当时“新派”有人还认出了朱洪霞并朝他开了枪，朱险些丢了性命。

　　除“钢新”两派都在荆、沙抢枪外，黄石铁山、大冶、鄂城的抢枪事件也很凸出。当时铁山的“新派”把8199部队一个连的枪全抡了。大冶、鄂城的枪也是在“新华工”的支持下由当地的“新派”组织去抢的。

　　“新华工”直接抢了三次枪。第一次是去162医院抢枪，第二次是去南湖某部抢枪，第三次是去127部队抢枪。第一、二次抢枪都成功了，但数量都不多。第三次抢枪是联合指挥部早就决定了的，当时决定只要“钢派”再次抢枪，“新派”就去127部队抢枪。可这次抢枪失败了，不但没有抢到枪，而且因守卫战士开了枪，把我院参加抢枪的韩前同学给打死了。

　　除上面提到的我们的三次抢枪外，我院还在武卫队成立之初去部队偷过一次枪，去抢了“工总”一次枪。

　　在69年10月4日的院学习班上，秦永发就有关去部队偷枪和去抢“工总”的枪作了如下发言(笔者会议记录摘要)：

　　秦说：我们第一次“弄枪”是去南湖某解放军驻地去偷枪。因为有内应，我们赶到存放枪的屋子，伸手拉开窗户的插销就进去了。这次我们一共偷了17支枪。因事先没有准备交通工具，枪拿到后却运不走。后来有人想了一个办法，先把枪沉到南湖里去，第二天再开一张车去取回来。谁知第二天去沉枪的地方一看，枪不见了，被别人取走了。是谁取走了不清楚。我们当时分析可能是因为我们偷的枪是新的，枪身上包裹着一层保护油，入水后，枪身的保护油就从水里冒了起来，在水面形成了一层油，因而引起了别人的怀疑，沉枪的地方水不深，别人下去一摸，发现是枪，自然就被别人搞走了。当然，也可能是有人挖了个坑，故意让我们上当。

　　第二次“弄枪”是去抢“工总”抢来的枪，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所谓炸汽车事件。

　　一天，新一冶的曹承义从黄石铁山打来电话说：“工总”有一辆满载抢来的枪支的汽车将于晚上十一点从黄石返汉，这辆车将路过×××(我没有记清—笔者注)，要我们设卡劫持。我们立即派出武卫队赶到指定地点，并布署了三道警戒：首先是用手电示意其停车，如不停，则在车通过第一道警戒线时开枪警告，若还不停车，则在第二道防线上拉响炸药包，若还不停，则在第三道防线时瞄准射击。

　　晚12点左右，一辆汽车果然来了。我们用手电示意其停车，但车非但不停，反而加大油门向前冲。按原计划，如在第一道警戒线时车子不停，则在车辆到达第二警戒线时拉响炸药包。谁知第二道警戒线按电钮的人心慌，在车还离50米远时就拉响了，车辆完好无损，飞驰而过。当车辆快到第三警戒线时，武卫队的人开了枪。结果是第一枪未中，第二枪卡了壳。当时我院只有几支步枪和一支机枪，机枪是用来防武汉鼓风机厂“工总”进攻的，这次行动没有带去。那天我们带去的五颗手榴弹中只有一颗是真的，另外四颗是铁山造的。扔的第一颗是真的，但扔时未拉引线，扔第二颗时拉了线，但未响，到要扔第三颗时，车已开出很远了。

　　汽车顺利地通过了我们的三道防线。

　　当这辆车到达我们华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这张车是“新派”派来的。车上的人带了介绍信，说是要去警司反映情况，实则他们是来我们新华工避难的。

　　这两次偷枪、抢枪都没有成功，反而成了后来人们的一段笑话。

　　在69年11月的院学习班上，郭保安在有关抢枪和搞武汉-专县联防的问题上作了以下检查发言(笔者会议记录摘要)：

　　1、荆沙抢枪问题：荆(州)沙(市)抢枪是我们“新派”先抢的，以后“钢派”也抢了。当时“钢派”在沙市，“新派”在荆洲，不知死了多少人。在这方面，张立国在那时有他的错误，在去时张立国说朱洪霞可能搞小动作，我就说，他搞你也搞嘛，他们不交枪，我们也不交枪。

　　2、有关鄂西联防问题：搞鄂西联防是我出的点子，以后勤务组通过了。当时看不清形势，认为武汉形势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当时认为铁山地势险要，沿途也安全，我到了铁山后，高玉峰用了几十分钟时间论证了“钢派”是“老机”，而我们“新派”是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就说了：从目前武汉的形势发展看，我们应作好大打的准备。我在铁山时，他们还专门为我搞了一次“检阅”，参加“检阅”的队伍长达一公里。

　　3、我们搞刘丰，认为刘丰是“钢派”的黑后台。当时把问题看得非常严重，认为如果“钢派”打来了，解放军要来保护我们都进不来。为此，我曾专门去找了张体学同志。我说胡厚民讲了，他们要在三天内踏平新华工。张体学同志说：“不可能，不会有这种事”。我说：“无风不起浪，他们是会这样干的。你不信我信，我要回去准备战斗了。”《评武汉目前局势》这篇文章我们印了10万份，在湖北全省散发，鼓吹揪变色龙，在全省掀起了揪变色龙高潮。

　　4、插手专州县问题：在广济，我们当时是支持广济“红总”的，这实际上是我们挑起了广济的派性斗争。还有黄梅、监利等专县，有些也是由于我们直接插手，或是在我们错误的思想影响下大搞了武斗，死伤了两百多人。当时我们还认为广济“红总”打得好，还派了刘多兴、朱海云等人去慰问。

　　5、我们在院内成立武卫队，大造武器，这些都是我搞的。当时决定调机一系两个班去造武器，我也亲自去搞了。我们制造的武器是专门对付“钢派”的。当时我们认为他们(钢派)是国民党，我们之间的斗争是国共两党的斗争，我们歪曲了主席要武装左派的最高指示，我对不起党和人民，也对不起大家，向大家赔礼道歉。

　　张立国在69年11月11日的检查发言中，在谈到抢枪问题时说：“我的另一个错误就是搞抢枪。专县很多地方的抢枪是由我指挥的。我派了100多人的‘调查团’下去搞枪。如去洪湖等地的抢枪都是我派去的。潜江的武斗也与我院有很大的关系。……我在荆沙还召集了八个县的新派负责人会议，煽动武斗。当马文秀说他们把人武部和监狱的枪都抡了时我大加赞扬，为他们鼓气。”

　　68年4、5月间两派抢枪、武斗达到高潮，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安全问题。为此，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的曾思玉坐不住了，发脾气了。他下令两派抢来的枪支必须要在三天内封存上交，否则将追究头头的责任。在6月21日的省革委会的会议上，曾司令要求立即停止抢枪武斗。他说：“在武汉发生了大规模的抢枪，仅5月26日、27、28日三天，就抢了五万多支枪。这是什么原因呀?有些人还把枪故意搞断，一支半自动步枪要经过1500道工序，值440多元呀，这是真正的造反派干的吗?这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在荆沙，他们把我们的解放军的枪全部都抢了。在宜昌，最近发现反革命集团破坏，应该抓起来嘛。”

　　曾思玉在会上还说“自抢枪以来，在武汉打伤了400多人，流弹打死了50多人。一架飞机也被打伤，还有一个单位造了土坦克，你那个土坦克有什么用呀?你挡抵得住解放军的坦克吗?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要抵制，损坏国家财产的要赔偿。对这些坏家伙我们不能采取无政府主义，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在会上曾司令员还念了一份材料。材料说：“昨天，钢二司武汉电力学校的高××、潘××一伙坏蛋打死了我们解放军的一个连长，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最近以来，钢二司中少数人潜伏在海校附近，天一黑就拦路抢车，行凶杀人。6月14日晚8点，他们袭击了空军的巡逻车，6月14日晚9点30分，他们袭击了从军区返回的空军雷达兵，一个战士被打伤，车辆被打坏。6月18日晚8点多，省革委派小车送省革委会副主任张立国同志回新华工，车子被抢，司机被打伤。同时他们还抢了空军的一辆华沙牌小轿车。6月19日晚，这伙暴徒向我解放军开枪，当场打死了我们邱少云连连长，他们对解放军有什么感情?”

　　曾怀司令说：“前天开会，我说三天内交枪，今天是第三天了。枪落到坏人手里，我们的社会秩序就得不到保证。枪愿意交的要交，不愿意交的也要交!如果顽抗不交，不自动交枪，我们就强行收枪。到时你可不要说我们这是搞什么鬼呀，说陈再道又来了啦，你可不要这样讲。”

　　曾司令员的讲话发挥了很好的震慑作用。两派头头虽然对交枪都不情愿，但还是在六月底以前陆续将抢来的枪都交了。

　　交枪以后，“钢派”的头头们失去了武力依恃，而“新派”的头头也就失去了“武卫”的借口。因而，武汉文革期间的第二次“钢新之争”宣告结束，社会也就逐渐稳定了下来。

　　武汉的“钢、新之争”先后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1967年一月下旬至二月中旬，持续的时间约一个月;第二次是1967年8月至68年6月，持续了十个月。两次加起来不到一年的时间。

　　1968年9月底，中央发布文件(9.27指示)，宣布以鲁礼安为首的“北、决、扬”为反革命组织。武汉所有造反派头头都受到牵连。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钢”、“新”两派主要头头全部被打成“四人帮”骨干分子，被判8-12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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