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批判林默涵文章一组 (19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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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招魂人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默涵，在我国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疯狂地攻击人民公社，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我们伟大的党。
一九六一年十月，林默涵在福建大肆鼓吹开放“自由市场”，叫嚷“只有开放自由市场，才能恢复经济，克服困难。”一九六二年七月，林默涵在一次会上极力鼓吹单干，他说：“过去几年经济上走得太快了”，“农民对集体失去信心”。他污蔑农民说：“挖十锄地，八锄是别人的，还有什么积极性？”他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甚至厚颜无耻地说：“赫鲁晓夫说过，干部还没有知识管大生产，这个话有道理。”
林默涵除了在农业上大刮单干风以外，在文化上也鼓吹“私有制”。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在全国文化局长会议的组长汇报会上说：“私人办广播电台也可以”，还提出要向苏联修正主义学习，搞“私人医生”，办“私人剧团”等等，企图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地、彻底地复辟资本主义！
林默涵污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不民主”，“路愈走愈窄”。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他在电影创作会议上散布流言蜚语，说：“商务印书馆有个人讲，不民主，秦始皇十四年就倒了！”听，林默涵一伙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制度是何等的仇视！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什么人才会感到不民主呢？只有那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林默涵是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林默涵出身于反动的地主家庭，长期以来，他的地主阶级立场并没有得到改造。解放后，他曾把地主母亲接来北京，逃避群众监督。一九六五年，有关单位把一份关于招生工作的意见送给他，这个地主老爷看到意见中要优先吸收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入学，便勃然大怒，深更半夜打电话给经办人，他责问道：“你是什么出身？我林默涵就是地主家庭出身。”林默涵这个彻头彻尾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坚持反动立场的。我们要彻底揭露他的反动面目，把他们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

（选自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大字报）



反对“写十三年”的实质

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的批示中，批评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林默涵对于这个重要的指示拒不执行。他多次地宣扬，不能认为只有今天才有社会主义文艺。还说，如果只有写今天生活的才是社会主义文艺，那就“太狭窄”了。他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反对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生活，公开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
一九六三年，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根据柯庆施同志提出的“写十三年”（即大写社会主义）的指示，提出文艺“写十三年”的十条好处。林默涵对此十分反感，他不止一次地说：“社会主义文学不等于只要反映社会主义生活”，并极力讥笑“写十三年”的主张，说什么“要找二十条好处也能找”。还攻击说这是“不懂文艺”。
一九六四年初，华东举行话剧汇演，大演现代戏。林默涵企图把这些现代剧目一棍子打死。他挖苦有些剧中的英雄人物是自封的，很不自然；有些剧目有政策问题；污蔑观众看了戏受到教育，感动得落了泪是“有人就爱流泪”。
林默涵为什么这样疯狂地反对“写十三年”，反对演现代戏呢？主要是因为柯庆施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工农兵文艺路线，大抓文艺表现社会主义。林默涵反对“写十三年”，其罪恶目的就是妄想使文艺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使社会主义文艺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选自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大字报）



三改题和“八不许”

今年第二期《戏剧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田汉的文章，题目叫《田汉的戏剧主张为谁服务？》。这篇文章经林默涵亲手改了六次，这个标题也是三改而后定。
原题是：《田汉的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必须批判》。一改为：《田汉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批判》；二改为：《田汉的文艺思想为谁服务》；三改为：《田汉的戏剧主张为谁服务？》。
为什么林默涵这样关心这篇文章？为什么标题“逐步降级”？
我们知道，田汉是周扬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中的一员大将。长期以来，在周扬、林默涵的庇护下，干了无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得不进行批判的时候，林默涵就精心策划了这个假批判、真掩护的大骗局。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林默涵提出了“八不许”：（一）不许发动工农兵批判，只准剧协写一篇假批判了结，从而全面否定了剧协革命同志提出的公开批判田汉的三十二个选题；（二）不许揭露田汉在内部各种场合放出的大量黑话，只能引用其公开发表的文章；（三）不许提影射；（四）不许提政治问题，只许提学术问题；（五）不许提“修正主义”；（六）不许提“历史问题”；（七）不许提田汉反党；（八）不许提路线问题。
这也不许，那也不许，一句话，就是不许真批判。这“八不许”像八条绳子一样，紧紧捆住群众的手脚。林默涵见到写了他不许揭露批判的东西，就大笔一挥，统统砍掉。
田汉早在一九三五年就投降了国民党，当了叛徒。三十年来一直没有放弃他的反动立场，一直追随周扬，与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相对抗。田汉罪行累累，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林默涵所以对他这样爱护备至，就是因为他们是同一条黑线中的人物。田汉的很多反党罪行，都与林默涵有牵连，揪出田汉，林默涵也自身难保，因此他才这样绞尽脑汁，耍尽阴谋，掩护叛徒田汉。自以为聪明的反动家伙其实都是愚蠢的，林默涵没有想到在这个问题上正好暴露出他的丑恶嘴脸。　

（选自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大字报）林默涵包庇《赛金花》



林默涵包庇《赛金花》

林默涵一贯抗拒毛主席对三十年代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批判，阴谋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翻案。直至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即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第九天），他在召集报刊负责人研究评论工作的会议上还说：“要好好总结一下三十年代，研究一下关于三十年代的经验和估价问题”，并说：“这文章恐怕只有周扬同志才能写了。”接着又发号施令说：“夏衍的《赛金花》不要批了，要留点余地。”
但是，今年三月，林默涵却突然匆忙地塞给《文艺报》一篇所谓“批判”《赛金花》的文章，说什么这篇文章是从新的角度批判《赛金花》，一定要发。
这是为什么？
今年二月初，解放军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在这个会上，指出了建国以来文艺界存在着一条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相结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指出“国防文学”是资产阶级口号，而《赛金花》正是被周扬一伙捧为“国防戏剧”的首创“样板”。林默涵见势不妙，慌了手脚，便多方部署，负隅顽抗。这个狡诈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命令《文艺报》发表邓绍基写的“批判”《赛金花》的文章（见一九六六年第四期《文艺报》），就是为了蒙蔽中央，欺骗群众，搞假批判、真抗拒。《〈赛金花〉的反动内容说明了什么？》这篇经过林默涵精心修改的文章，是一株彻头彻尾的大毒草。这篇文章公然为夏衍辩护，说夏衍写《赛金花》的动机是好的。他说什么“我们愿意相信夏衍同志的良好的主观用意”；要人们对《赛金花》也要一分为二，说什么“从《赛金花》剧本中的某些部分来看，夏衍同志是描写了以李鸿章为首的清朝政府的大臣们的无能和卖国，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朽和屈辱的外交政策。”这篇文章，不但把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与以鲁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混淆起来，长篇累牍地大引周扬的话，把周扬的话作为总结三十年代文艺运动的经典，从而掩盖周扬的错误，而且在文章的结尾，竟然这样写道：“我们希望，田汉、夏衍和阳翰笙等同志能够彻底批判自己的错误，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一道，沿着伟大毛泽东文艺方向，为我国的革命文艺事业，贡献出我们能够贡献的一切。”大概因为这句话说得太露骨，所以在临发表时被删掉了。
现在非常清楚了，林默涵所谓这篇文章从新的角度批判了《赛金花》，实际上是一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角度。他要发这株毒草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保护他的主子，包庇他的帮凶和掩护他自己，千方百计地保存反革命力量，妄图东山再起。

（选自《文艺报》编辑部的大字报）



三株毒草一条根

在三年困难时期，林默涵赤膊上阵，和中国东方红话剧院（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应外合，上下勾结，在剧院炮制了大量的坏剧目，猖狂地向党进攻。一九六二年，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刮起了一阵翻案风，林默涵和阳翰笙共谋，急忙把美化叛徒的一棵毒草——《李秀成》放了出来。
一九六二年，他在剧院又一手扶植了另外一株毒草外国古典戏《费加罗的婚姻》。林默涵一反常规，戏刚刚排了两幕，就来看连排，亲临“指导”，倍加“鼓励”。他说：“这个戏的演出还是有现实意义的！”他经常打电话询问排演情况，并把这个戏封为剧院三年来的第一个“翻身戏”。周总理看了演出，两次提出批评，反对演这个戏，而林默涵公开与周总理唱反调，说这个戏“没什么问题”。
更令人愤怒的是一九六二年五月，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别有用心地把大毒草《抓壮丁》作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献礼”剧目，竟也得到周扬、林默涵的批准和支持。当时正是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的时候，这伙反党分子，在演出的前一天，对剧本做了露骨的修改，特别加了“蒋介石发委任状”这么一场戏，肆无忌惮地进行反革命宣传。这棵毒草一出笼，林默涵亲自跑到后台祝贺演出成功，指示要把《抓壮丁》列为保留剧目，并组织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什么座谈会，大捧特捧，最后还把它拍成电影，流毒全国。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把社会主义的舞台变成了他们向党放暗箭、打黑枪的反动堡垒。

（选自中国东方红话剧院的大字报）



扼杀革命歌曲的刽子手

林默涵一贯仇视革命歌曲，曾经破口大骂革命歌曲是：“听你唱口号，不如去看报！”他处处排斥和打击革命歌曲，却一味提倡资产阶级的轻音乐、抒情歌曲，大肆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用资产阶级靡靡之音来向无产阶级进攻，在轻松、愉快、美感、享受的幌子下，让资产阶级思想占领阵地，为资本主义复辟作精神准备。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一日，林默涵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次会议上，穷凶极恶地给革命歌曲安上了许多罪名，他挖空心思地污蔑革命歌曲，胡说什么革命歌曲的歌词是：“空洞，一般化”“东拼西凑，千篇一律”“陈词滥调，枯燥无味”“翻来复去，打不动人心”“唤不起作曲家的情感”“是报纸的标题，报纸名词的堆砌”“只写生活表面，甚至庸俗化”“是政治术语，不是艺术”“既没生活，又无形象”“既没思想，又无感情”。
他还胡说什么革命歌曲的曲调是：“平庸单调”“不新颖”“老是抗战时期的语言”“老是重复，缺乏个性”“没有新因素，没有创造性”“没有特色，没有艺术”“没有冲动”“没有思想感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林默涵这样放肆、刻毒地攻击革命歌曲，正好暴露了他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恨。
林默涵最仇视：“向前进、鼓干劲”、“歌颂总路线”、“人民公社好”、“大跃进万岁”、“红旗飘飘”、“感谢党的好领导，感谢毛主席巧安排”等革命歌词，他污蔑这是“用滥了的术语”。但是，我们广大工农兵群众恰恰是最爱听、最爱唱这样的革命歌曲。林默涵是扼杀革命歌曲的刽子手，我们决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他越是不准我们放声歌颂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歌颂三面红旗，我们越是要尽情歌唱！把林默涵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淹没在革命群众歌曲的声浪之中！

（选自文化部的大字报）

人民日报 1966.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