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批判李达文章一组（19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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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的叛徒嘴脸

激扬

解放以后，李达重新钻进党内，披着“红色”的外衣，到处招摇撞骗，胡吹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无耻谰言，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中国共产党的莫大侮辱。事实证明，李达是一个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应声虫。
李达于一九二○年从日本留学回来，既没有参加当时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更没有参加工人的革命斗争。他这个“五四”运动的右翼，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混进了党的队伍。
李达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者。他混进党后，就妄图从内部来瓦解党，把党变成一个闭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他对当时在党领导下蓬蓬勃勃发展的工人运动，既恐惧又仇视。他攻击党只注重实行马克思主义，不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一九二四年以后，在工农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李达却站在工农群众运动的外面，钻到大学书斋里“研究”马克思主义去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李达极力反对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他向资产阶级出谋献策，要资产阶级来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李达在一九二三年宣扬说：“历史告诉我们说，民主革命是商工阶级做主动的，中国现况就是这样。”“商工阶级必定要这样的从事民主革命”，“组成于自身利益的民治政府，才能完成自己阶级的使命。”李达在这里所说的商工阶级，是“有新智识的官绅和富商大贾”，也就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就是说，在十月革命以后，中国要走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的老路，要由大资产阶级来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谬论，完全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一样的，而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毛主席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而李达却要无产阶级拱手交出领导权。李达当时从言论到行动，都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背叛革命的。
一九二七年，正当中国人民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蒋介石突然叛变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实行了血腥的大屠杀，生气蓬勃的大革命被葬送了。
我们要问，为什么当蒋介石匪帮一九二七年五月在长沙发动反革命的“马日事变”，共产党员和革命工农群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时，李达却在那里安然无事？为什么当汪精卫一九二七年七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的“七一五”事变，武昌中山大学（注：武汉大学前身）惨遭血洗之后，李达却仍然能在武昌中山大学当教授？为什么一九二八年以后，在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和反革命文化“围剿”最凶残的上海，李达却能在那里公开著书立说写文章？为什么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正当华北危亡，蒋介石匪帮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起来疯狂镇压革命人民，特别是迫害青年学生抗日爱国活动的时候，李达却能在当时的北平大学当经济系主任，以每月几百元大洋的优厚待遇，大讲其“马列主义”？原来李达被蒋介石的反革命血腥屠杀吓破了胆，当了可耻的叛徒。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他在《武汉民报》和《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声明，公开叛党投敌。
一九二八年七月至九月，李达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重心上海，又写了《中国所需要的革命》和《革命过程中之民主革命》等反动文章，作为再一次公开叛党的声明书，公诸于世。在这些反动文章里，充分暴露了李达的叛徒嘴脸。
第一，为蒋介石叛变革命和大屠杀的罪行开脱。
李达把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大屠杀，说成只是一场“纷纠”，并污蔑这场“纷纠”是共产党人造成的。是因为共产党人“走于极端”，“夹杂着感情”，把国共合作“只当作一时的策略”，是“同床异梦，各自为谋”，为“后来的决裂”“埋伏了种子”。李达就是这样丧心病狂，颠倒黑白，把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责，强加在共产党的头上。
第二，叫嚣要“解散”共产党。
李达叫嚷：“以全人口千分之二的产业工人来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胡说农民对于封建的剥削压迫，是“习惯成自然”，农民对于政权，“素来是不过问的”。照李达的逻辑，无产阶级人数少，农民又不能成为革命的同盟军，“无产工农”“不能单独完成革命”，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客观条件欠缺，不如索性解散这个组织”。这完全暴露了他自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最忠实的奴才。
第三，疯狂地攻击毛主席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
一九二七年十月，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向井冈山进军，在那里进行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兵政权。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创举。李达却恶毒咒骂说：“就目前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说，像共产党那样农村暴动式的社会革命运动，不但于革命无益，而且有害，而且只有增加民众对于他们的痛恨，结果不免要自速其萎缩。”李达的这些恶毒攻击，就是为人民公敌蒋介石进行“剿共”作舆论动员。历史是无情的，暴力革命是骂不倒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和人民，用枪杆子推翻了旧中国，建立了新中国，而且为世界革命人民指明了革命的道路。
第四，为蒋介石反动派镇压革命运动出谋献策。
李达极力为蒋介石镇压工农革命运动作辩护，他胡说：资本家“受劳动民众所利用所压迫，……到了受不住劳动民众的胁迫时，就自然而然的要假借封建势力为护符了。”他还胡说：“中国的乱源可以肃清”，否则，如果让无产阶级起来革命了，就会“引起无穷的祸害，中国民族的生存威胁，就不知要达到怎样不堪的境遇。”他劝“国民党应该做积极方面的工作，不必专做消极方面的工作”。看！李达真不愧为蒋介石反革命的忠实谋士。
由于李达叛卖有功，他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一九三七年CC特务头子陈立夫在南京召见了他。后来李达炫耀自己说，他曾向陈立夫“滔滔不绝”地畅谈其如何培养“中国经济建设人才”的问题。陈立夫则对李达如此卖力为四大家族培养法西斯专政的工具，十分赞许，连称：“很好，很好。”接着，中国人民公敌蒋介石又在庐山召见李达，蒋介石对这个反共有功的忠实奴才极为器重，“以上宾之礼相待”，并要请这个反共反人民的干将去做伪行政院“参事”。
看，李达有这样丑恶的历史！解放后，他竟无耻地妄称自己为“老革命”。现在把他的画皮戳穿了，他是个双手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凶恶的反共老手，是一个无耻的叛徒。
编者按：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大学广大革命师生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李达。李达不仅是武汉大学校长，还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前中国哲学会会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都要在自己的身上披上革命的伪装，打着“红旗”反红旗。在这方面，李达表现得非常突出。他胡说自己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老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真是自吹自擂，恬不知耻！
原来，李达是个一贯榨取农民血汗的地主分子。为了投机曾混入党内。早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的时候，他就吓破了胆，自首投敌，当了叛徒。他一直亲蒋，媚日，反共。
李达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主张钻在大学书斋里“研究”马克思主义。李达特别仇视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污蔑工农兵学哲学是“笑话”，是“讽刺”。因为工农兵群众在革命实践中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以后，他们这些资产阶级“权威”就只能垮台。
李达恶毒地攻击党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反对教学革命运动，反对党的领导。他在武汉大学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资产阶级“教授治校”的路线，排斥、打击工农干部和革命学生。他要把我们社会主义的大学变成资产阶级阴谋复辟的阵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李达是个双料货的人物。他以“老革命”“老党员”自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作招牌，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我们一定按十六条的规定，把李达之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权威”斗臭、斗垮、斗倒，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民族败类　反共老手

武哲文

在抗日战争时期，李达从华北抗日前线，投奔到国民党反动军阀白崇禧等的门下，当上了伪广西省政府的顾问，又是广西大学、广东中山大学的教授，真是官运亨通。李达为了配合蒋介石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等极端反动文章，反对我们党领导农民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辩护。
李达在《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一文中，不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革命的战争和反革命的战争，一口咬定“战争频繁”是中国社会停滞的原因；并且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问题，翻出来大做文章，大骂特骂，大反特反。其罪恶目的，就在于模糊人们对战争的阶级性的认识，从而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正义的抗日战争，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活动、为蒋介石卖国求和制造理论根据。他污蔑农民革命，就是为蒋介石镇压我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找借口。他抹杀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抹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李达竟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强盗行为作辩护，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提供理论根据。李达在分析中国社会迟滞的原因时，说中国周围的国家都比中国落后，“他们只有从中国学习仿效，绝不是中国的敌手，所以，国与国间经济竞争是缺乏的，对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有所激励”。按照李达的理由，只要邻国中有强国，是中国的敌手，就能“激励”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日本不是中国邻国中的强国吗？有了日本与中国“竞争”，中国不是就可以“发展”吗？这纯粹是一种为强盗开脱罪责的逻辑。李达还说：“假设中国从明代起，继续经略南洋，励行殖民政策，发展航海事业，南洋的广大市场早已为中国所独占了，从那时起，商品必大量的从国内输出，工业的生产力，将由南洋广大的市场而得到惊人的发展了。”李达以帝国主义强盗的口吻，赤裸裸地宣扬“殖民政策”，“独占市场”，“商品输出”。按照这种理论，当时日、德、意、英、美等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瓜分殖民地，向殖民地国家进行掠夺都是正当的，“弱肉强食”不仅是天经地义，而且对弱者有好处。这又是十足的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李达的这种反共媚日的丑态，证明他是一个文化汉奸，是一个民族败类。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召开了伪“国民大会”，通过了伪宪法。李达为着适应蒋介石宣扬伪“宪法”的需要，编写了以巩固蒋介石法西斯专政为目的的《法理学大纲》。
在《法理学大纲》里，李达首先百般美化、歌颂蒋家王朝的伪法统，宣扬那些摧残折磨革命志士的监狱和刑法。他鼓吹说：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是“生存、自由与寻求幸福”的权利书，“近代刑法是博爱主义的刑法”，“是行刑的人道主义，处处表现着人道化的倾向。”李达宣扬法律是超阶级的，对各阶级是一视同仁的，他以这种虚伪性和欺骗性来掩饰国民党法律的反动性。李达还胡说有什么“一切阶级所共同适用的法律”。
李达编写《法理学大纲》的用心极为险毒。他竟要为全国人民所不齿的伪“宪法”唱赞美诗，还在国民党特务统治的酷刑上加上“人道主义”“博爱主义”的标签，欺骗人民群众。可见，李达决心与人民为敌，而为垂死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效忠。



李达剥削农民的十大罪恶

李达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是一个漏网的地主分子。李达的父亲李甫仁，家有水田一百亩左右，房屋三十八间，是湖南零陵的大豪绅，当过当地伪团总十余年，一贯欺压人民，剥削穷人，勾结地主官僚，作威作福。
李达接过他父亲的衣钵，变本加厉，一贯欺压和剥削农民，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最近，当地广大农民揭发了李达剥削、压迫农民的大量罪恶。
一、雇工开店。早在一九一五年前后，李达在当地的蔡家埠开药店，雇工两人以上。抗战时期，李达又在楚江圩、蔡家埠、广西桂林等地开过杂货店，每店雇工两人以上。一九四四年还雇工二、三人开过酒店。此外还雇工做木排生意、纱布生意。
二、雇工种田。李达在解放前，每年雇长工一人以上，短工数人。一九四八年李达又雇工五人，帮他种果园、种西瓜等出卖。
三、出租土地。一九四七年，李达有水田十六亩，全部通过他的侄儿李定香出租，每亩收租谷一担左右。
四、高利盘剥。如李永贵，一九四八年以加八的利息向李达借谷三担，不到半个月，就要还谷五担四斗。还有贫农唐建豹向李达借谷两担，过了几个月连本带息共还谷六担。
五、蹂躏妇女。李达先后买了两个穷人的女孩做丫头。一个李姓妇女，替李达做工十多年，以后被李达占为小老婆，但不几年又将她赶出门外。
六、敲诈勒索。一九四三年李达将李定仁七岁的二女送给大地主张文林当丫头，后来李定仁被李达勒索稻谷三担六斗，才将二女领回。同年，李五香随李达躲日寇，李达将他二岁的妹妹送给别人，叫他的姐姐给李达做事，以后李达反而借口说养活了他的弟弟，勒索稻谷五担五斗。
七、拉工砌屋。李达先后砌屋四栋，杂工、小工，都是本村人做的，做了又不给钱。农民说：给李达做的是白工。
八、吃喝嫖赌，荒淫无耻。李达讨过一妻四妾，一贯赌钱打牌，伙赌抽头，输打赢要，耍流氓手段。
九、破坏土改。一九四八年，李达看见国民党反动派快要垮台了，赶快卖田，分散财产，逃脱农民对他的清算。他还指使附近三个地主唐保轩、唐金照、唐升显大肆卖田。如地主分子唐升显，把一百多亩田卖掉了七十多亩，土改时只被划为破产地主。
十、包庇地主。土改时，李达向乡政府写信说：“李松岭不符合划地主的条件。”包庇这个地主分子逃过了关。李达还唆使他的学生、地主胡迪源马上逃走，并介绍他到某处当财务科长。



打倒李达这个“土皇帝”
湖南零陵县蔡家公社油榨头大队老贫农 唐顺八

解放前我一直给地主分子李达当雇工，经常挨他打骂。我受李达的压迫最深。李达要我给他种二十多亩田地，还要我给他抬轿、种果园、挑水酿酒、倒屎倒尿，什么事情都要我做。我是个老光棍，到解放为止，一直在给李达帮工，没有得到他一分钱、一粒米。
更可恨的是，我家仅有五分地，在李达的屋旁边，李达看中了这块地。我给他帮工、抬轿到年底，一算账，倒欠他五斗谷，我家仅有的五分地就这样被他勒索去了，害得我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地。
我们长工给这个地主分子做事，累死累活，但是我们吃的连猪狗都不如。他和他的老婆、儿子每餐都吃好的，我们吃的都是些残菜剩饭。
李达从不劳动，出门总坐轿，就是一里、二里路他也不走。他坐轿子做什么事呢？是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打官司，帮他们说话，害得一些穷人坐牢，卖田卖地。李达坐的是“龙虎轿”，又长又大又重。有一次我抬李达这个猪，抬到离家还有半里路远的地方，天下大雨，路上很滑，在那里又没吃饭，肚子饿，又有病，没有一点力气，跌了一跤。李达走下轿子，用棍子毒打了我一顿，打了后还要我抬他回去，根本不把我当人。
解放了，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现在李达要变天，我们一定要把他打倒。



贫下中农的死对头

湖南零陵县蔡家公社油榨头大队贫农 李定业

李达是个大地主，是我们贫下中农的死对头。
我父亲土改前在李达家里帮短工。李达的心是黑的，很毒辣。给他做几天工是不给钱的，要给他做几十天才给钱。我父亲总是打零工，所以给他做了几十年，没有好生地得过他一分钱，反而欠了李达这个地主家的债。
我的老母亲也给李达家打短工，当佣人，一直熬了几十年，李达从来不给一个钱。我母亲从早到黑，给地主李达挑水，做饭，倒屎倒尿，做苦工，还被李达任意打骂。
李达是个大强盗，他霸占了我们贫农的很多土地。快到解放时，他怕划成地主，就把水田与别人换成旱地修果园。他要把果园围起来。我家有一块地被围在李达园子里，他硬要拿一块根本没有什么用的旱地，逼我家跟他换。这还不算，到了年终，说我家种了他的地，硬从我家抢走了五斗谷子。
我家祖祖辈辈受李达的压迫。解放前，我自己也在湖南大学给李达当了两年佣人，做了两年奴隶。他经常打我骂我，有一次，我鼻子上被他打了一棍，血流了一茶杯多，我当时就昏倒了，醒来还被他臭骂了一顿。李达就是这样一个大恶霸。
一九四九年，李达偷偷摸摸离开湖南大学，他放了一块钱在桌子上，留个信叫我回去。天老爷，一块钱我怎么能从长沙回到零陵？！李达这个家伙好狠呀！
这一回，李达这个漏网地主跑不掉了，我们要把李达这一伙彻底打倒，绝不能再让他们欺侮我们。

人民日报 196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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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反动哲学“权威”打翻在地

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湖北罗田县北丰公社四大队党支部书记 丁凤英

一九五八年，在党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和许多工农兵同志一样，满腔热情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不久，中共黄冈地委组织了哲学讲演团，我参加了这个讲演团，来到武汉，应武汉大学革命师生的邀请，在他们那里讲了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武汉大学革命师生热烈地支持我、鼓励我把毛主席著作学得更好。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李达却破口大骂：“十四岁的毛丫头讲哲学，这是对堂堂武大的一个讽刺，是一个大笑话。”说我搞不清精神和物质，“哪能讲哲学？”
李达指的是我丁凤英的名，但骂的却不是我个人。他骂的是我们广大工农兵。一方面，在李达看来，哲学是神秘的、深奥的，只有少数“上等人”才能掌握。工农兵群众是“大老粗”，“下等人”，没有文化，哪里配学哲学？另一方面，他疯狂地反对我们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我们掌握毛泽东思想。因而不择手段地、恶毒地谩骂我们。这是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惯技，是它们反动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毛主席指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又说：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在我国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站在革命斗争最前线的工农兵群众就是最能懂得革命斗争的道理，最能学好革命斗争的道理。工农兵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变得更聪明、更富有战斗性，就能够在大风大浪中站稳脚跟。从我们大队贫下中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情况来看，也可以充分说明我们工农兵能够学哲学、讲哲学、用哲学。李达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说我们工农兵不能学哲学，完全是无耻的诬蔑。
我们大队种了六百多亩麦子，庄稼一直长得很好，今春眼看丰收在望。正当大家高兴的时候，突然下了一场大雪，麦子损失了一半。当时，许多人感到困难不小，我的心里也焦急得像火烧。在这关键时刻，我们组织全队贫下中农学习《为人民服务》。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讨论这条语录时，大家说，毛主席就好像是站在我们身边，他老人家把话说到我们的心坎上来了。大家联系自己的活思想，体会到，在困难面前如果看不到光明，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就是把问题看死了，就是不懂得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光明是什么呢？就是有利条件，首先就是人，就是群众。通过讨论，大家精神振奋，战胜困难的信心大大增加。这不正说明了我们能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吗？
这样的学习，使我们深深懂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是贫下中农心中的红太阳。我们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就失掉了灵魂，迷失了方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就心里明，眼睛亮，干革命就有了望远镜和显微镜，就一定能够取得伟大胜利。正因为我们广大工农兵群众，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中深切体会到“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道理，我们才一碰到问题就要学毛泽东思想，一学毛泽东思想就能解决问题。广大工农兵群众掌握理论的时代确实是已经来到了。
李达疯狂地反对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是要用他们的黑爪子抓掉我们的命根子，不让我们起来彻底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李达这样疯狂，我们不怕！我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不要说一个李达，就是一千个李达，一万个李达，也都不在话下！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李达反对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更加说明我们做对了。李达越是反对，我们就越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崇拜，无限敬仰，越是要更好地学。我们要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武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一切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统统打翻在地，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高高地在全世界飘扬！


工农兵是哲学的主人

解放军某部　武兵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李达，以哲学“权威”自居，极端仇视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他恶毒地咒骂工农兵“连什么是物质，什么是精神都搞不清楚，那能讲哲学”！他暴跳如雷地叫嚣：工农兵学了哲学，“那还要我们这些专搞哲学的干什么？”好一副哲学界“霸王”的面孔。但是今天是工农兵当家作主的时代，工农兵是科学文化的真正主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从劳动人民的革命实践中产生的。万恶的旧社会，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完全分了家，哲学才被剥削阶级“权威”们霸占了去。现在我们工农兵就是要让哲学回老家，我们工农兵就是要掌握当代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统统打翻在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具有这样的特点的哲学，只有工农兵最能领会，最能运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科学地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是工农兵群众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锐利武器。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斗争的哲学，革命的哲学，是彻底破坏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这样的哲学，这样的真理，只有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才能真正地领会，很好地运用。我们工农兵群众，在旧社会给地主、资本家当牛当马，是伟大的毛主席把我们从苦海里救出来，使我们翻了身，成了国家的主人。我们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完对毛主席的热爱和敬仰。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闹革命的指路明灯。我们带着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带着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带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带着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因此我们特别能够领会毛主席的教导。例如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理论，我们工农兵就能学得好，用得好。因为这是我们亲身体验过的真理。看，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不都是貌似强大但被我们打败了的纸老虎吗？曾经垄断原子弹的美帝国主义，不也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吗？而我们这些曾经被统治的劳动人民，不是已经推翻了原来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成为新中国的主人了吗？这些道理，对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来说，当然都是永远不能理解、永远不能接受的。李达这个一贯榨取农民血汗的地主分子，最怕工农兵革命，最恨工农兵造反。剥削阶级的本性决定了他必然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必然反对毛泽东思想。若说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那真是天大的笑话！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科学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人们头脑里所固有的。它来源于伟大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它是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客观真理，又转过来指导实践。我们工农兵群众长期地、直接地参加三大革命实践，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从实践需要出发学哲学，学为了用，学了就用，因而我们最能够把毛主席的哲学理论学得好，用得好。例如，我们五连，在四好总评中，一、二、四排都是四好排，唯有三排连续四年评不上。三排的同志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内因和外因关系的指示。认识到同样条件下的四个排，三排评不上，根本原因是三排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思想革命化不够。因此，他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抓思想带业务，抓骨干带群众，抓先进带落后，把各项工作都搞得扎扎实实，终于迅速地改变了落后面貌，跃进到四好行列。
广大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就能够指导实践，变成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今天是广大工农兵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时代。千百年来，我们一直被关在哲学大门之外。今天我们学习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产生了排山倒海的力量。英雄的大庆人依靠《实践论》、《矛盾论》，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终于在短短的时间内，拿下了大油田，结束了我国依赖“洋油”的时代，为我们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争了气。英雄的大寨人，牢牢掌握了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指示，终于不断战胜特大灾害，把穷山沟建设成了米粮川，为全国农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大力突出政治，大学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政治觉悟大提高，共产主义精神大发扬。雷锋、王杰、麦贤得、刘英俊式的好人好事大量涌现，四好连队运动不断地有新的发展。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对李达污蔑工农兵不能学哲学的无耻谰言，是强有力的回击。它雄辩地说明了，我们工农兵最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最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实践。而资产阶级老爷李达，根本不会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办事的。李达在工农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装模作样地躲到大学的书斋里，去“研究”马克思主义，这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根本是南辕北辙。他能“研究”出什么来呢？他只能“研究”出叛徒的哲学、地主的哲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哲学！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极力反对工农兵群众学哲学，把哲学说得神乎其神，高不可攀，目的就是妄图使工农兵同毛泽东思想隔绝，以便他们这伙牛鬼蛇神在哲学界大肆贩卖修正主义黑货，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告诉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们，不要做梦，你们这种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已经普照大地，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席卷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已经起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丧钟已经敲响了。我们一定要把被资产阶级霸占的哲学阵地夺回来，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高高举起，牢牢地插在一切阵地上！

人民日报 1966.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