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批判孙冶方文章一组 (19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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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冶方的“理论”是修正主义谬论

贡文声

编者按

《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八期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指出：“在经济学界，孙冶方等人提出一整套修正主义谬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挂帅，主张利润挂帅、钞票挂帅。他们妄图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企业变成资本主义的企业。”
下面公布的贡文声同志整理的材料，就是孙冶方修正主义谬论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反面教材。

孙冶方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他在最近十年间，放了大量的毒。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正当国内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时候，他的活动也更加猖狂，放的毒也特别多。他充当了国际上各种反动势力的应声虫，充当了国内反动阶级的急先锋。
孙冶方对党、对社会主义恨之入骨。只要抓住机会，他就对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各个方面，进行恶毒攻击，就到处宣扬他的利润挂帅、钞票挂帅等等修正主义主张。他不遗余力地贩卖苏共领导那一套修正主义黑货，并无耻地宣称，他的主张比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御用学者利别尔曼还彻底。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妄图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孙冶方所说的“学术思想”，是道道地地的修正主义谬论。
孙冶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他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伎俩，同邓拓等黑帮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它的特点。他有时也遮遮掩掩，阴一面阳一面。但是在多数场合，是采取肉搏战方式的。他说：“我就喜欢赤膊上阵。”从孙冶方的材料看来，他的反动立场非常鲜明，他的修正主义谬论十分露骨，同美国《纽约时报》之类帝国主义的反动报刊对我们的咒骂没有什么两样。
孙冶方的修正主义谬论，曾经受到过批判。但是他从来没有认罪的表示，而且狂妄到极点，扬言要同我们斗争到底。孙冶方这个反面教员，确实给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政治课。他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对待顽固不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万万不能怜惜的。如果放纵他们，就会对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孙冶方的修正主义谬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鼓吹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胡说带着问题学毛主席著作是带了“有色眼镜”和“框框”“下半年想写政治经济学讲义，学习（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的目的就是作点准备工作，说得好是带着问题学，不好就是带了有色眼镜。”
（一九六四年四月的一篇学习笔记）
“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对的，但从反面说也有带着‘框框’学的危险。”
《关于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一九六四年六月）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务的全是‘虚’，是最高的抽象。这些道理归结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时候，就更‘虚’了，干劲的劲完全是精神的东西了。”
《要懂得经济必须学点哲学》（一九五八年夏）
“最普遍的现象是讲‘实’的时候，是只有‘实’没有‘虚’，即是一连串的现象罗列和数字指标；讲‘虚’的时候就是空话连篇，‘虚’变了空虚之虚或虚无之虚。”
（同上）按：一小撮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
“权威”老爷们，一切牛鬼蛇神，出于他们反动阶级的本能，总是千方百计地诋毁和反对毛泽东思想。孙冶方这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接连施放毒箭，污蔑毛主席著作，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本质。
攻击政治挂帅是“唯心论”，“懒汉思想”，胡说“过分强调思想的作用，就走到反面”
“过去普遍的缺点，就是把政治思想放在第一位，说这是政治挂帅。……从经济上说，政治觉悟在生产中应表现为效果。政治觉悟高，有时是空的，这不是否认政治挂帅，而且这也是客观的情况。”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课）
“过分强调思想的作用，就走到反面，破坏了按劳分配，破坏了生产力发展，反过来又影响思想。平均主义的结果，赏罚工作更不公平，因而这几年思想反而没有提高，甚至某些人更坏了。”
（同上）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唯心论观点呢？
“这就是否认或者轻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观点，就是把政治同经济对立起来的那种观点；就是不用客观的经济规律来说明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而是相反，用政治思想意识上的原因来代替客观经济规律。
“脱离了经济来谈政治，把群众路线和政治挂帅来代替客观经济规律，把政治上的说明来代替经济上的说明，不仅是唯心论观点，也可以说是经济学中的懒汉思想。这种观点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是有害的。”
《要懂得经济必须学点哲学》（一九五八年夏）
“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决定条件主要是什么呢？我看主要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其他三大差别不是主要的。生产力高度发展了，按需分配原则方可实现，可见先决条件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但是有人说主要是思想教育，共产主义觉悟。我看共产主义觉悟不是主要的。”
（一九六二年七月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按：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千条万条，毛泽东思想挂帅第一条。这是广大工农兵群众在革命实践中的切身体会。孙冶方咒骂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说穿了，就是要用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修正主义思想挂帅，来代替毛泽东思想挂帅。
妄图用所谓“人”与“物”的矛盾，来反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
“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深远的内在矛盾呢？
“我认为这就是在本文第二节中已经说过的‘人’与‘物’的矛盾，也就是劳动两重性（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矛盾和社会产品两重性（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
《要懂得经济必须学点哲学》（一九五八年夏）
“我的这个发言稿的中心思想是说，经济是‘人’与‘物’两个因素的矛盾统一体。‘人’和‘物’两个因素缺少了一个，就不成其为经济。”“‘人’和‘物’两个因素的关系，在我看来，也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
（一九五九年为《要懂得经济必须学点哲学》写的前言。）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红线应当是，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
《社会主义经济论》（一九六一年六月）
“我们决不能因为反对‘生产力论’，而把经济研究工作限制在脱离实际的、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的圈子里。”
《关于经济研究工作如何为农业服务的问题》（载《经济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五期）按：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说到底，是阶级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是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孙冶方挖空心思，偷天换日，用“人”与“物”的矛盾代替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用这种谬论来反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其实质是要推行他的一套修正主义主张。
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宣扬“价值法则实际上是总路线的另一种提法”
“党的总路线、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等等，都还限于上层建筑、政治学范围内，而没有分析清楚这些问题反映了那些经济关系。……政治不建筑在经济基础上面，不建筑在生产关系上，不建筑在物质生产方面，就是主观主义了。”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感想》（一九六一年十月）
“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其目的是要达到‘多快好省’。那么，离开了以最少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来取得最大的效果，怎么能达到多快好省呢？如果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那么我们鼓足干劲，增加效果就不是政治挂帅吗？我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费用和效用的统一，就是以最少的费用取得最大的效果。”
（同上）
“价值法则实际上是总路线的另一种提法，总路线的多快好省，就是以最少的费用，创造最大的使用价值。”
（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一九六四年四月）按：在这里，孙冶方明目张胆地提出了一条复辟资本主义的总路线，来与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相对抗。他所提出的总路线就是“价值法则”、
“以最少的费用取得最大的效果”。其实质就是要让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完全受价值规律支配，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污蔑大跃进“乱七八糟”，是“建立在虚无主义基础上的”
“生产关系要革命，但这革命不简单。我们辩证法少了点，过去只知道有工业化，……五八年大破，弄得乱七八糟。”
（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一九六四年四月）
“过去几年实际上是生产与生产力萎缩，而生产关系却不断跃进，经济工作不是越做越细，而是越做越粗，由不算细账到不算大账，只强调政治账。原因除组织上的问题外，在经济工作上就是越做越粗，有不少经济科学理论是建立在虚无主义基础上的。”
（一九六二年七月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的毛病是客里空。对问题的研究有如走马看花，现在的问题还在于深既深不下去，提也提不起来；见宝不识宝，有宝不会用；脱离实际，不深不透。”
（一九六四年六月在北京经济学会的报告）
“大跃进中，我们因为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出了偏差，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是不对的。”
（一九六二年七月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按：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开创了国民经济大跃进的新局面。这是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伟大的群众运动的产物。对于大跃进，我们说“好得很”，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却说“糟得很”。邓拓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不是也攻击大跃进是“说大话”、“吹牛皮”、
“想入非非”吗？现在又有一个孙冶方，用极其恶毒的词句咒骂大跃进。孙冶方的叫骂，丝毫无损大跃进的光辉，却恰恰暴露了这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嘴脸。

攻击人民公社，鼓吹“包产到户”

“过去搞人民公社出了毛病，是否太先进、太进步了呢？不能这样说，是急躁冒进，主观唯心论的错误，或叫主观唯意志论的错误。”
（一九六二年七月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这几年空谈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变成了玄学的东西，不研究生产关系的具体问题如管理体制、劳动组织形式，认为研究这些问题就是‘生产力论’。更大的错误是离开了生产力谈生产关系，想一步登天，就来一个越大越好，结果助长了瞎指挥”。
（一九六二年五月在一个干部轮训班的报告）
“认为越大越好，瞎指挥，这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忘记了生产力，把人的主观能动性过于夸大。”
（同上）
当群众已对集体失去信心时，只要能促进生产，对包产到户与借田度荒的组织形式，就不要轻易去否定。”
（一九六二年七月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农业方面，我们基本上还是靠手工、牲畜，还是秦代那样落后的生产力水平，集体化就要考虑到这个水平，……不能光根据农民的觉悟程度，不能一下子把农村搞成象鞍钢这样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看不到这点，就要冒进，就会瞎指挥，变成主观唯心主义。”
（一九六二年五月在一个干部轮训班的报告）按：人民公社是我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创造，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大大地加强了工农联盟，大大地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正是因为这样，当人民公社刚刚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国内外敌人就对它进行恶毒的攻击。孙冶方在这里作了他们积极的吹鼓手。孙冶方污蔑人民公社，鼓吹“包产到户”，并为“单干风”提供“理论”根据。很明显，孙冶方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
宣扬修正主义经济纲领，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竭力宣扬“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是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那些无视价值规律，光凭主观意图行事的经济政策（包括价格政策）和经济计划，到头来就是打乱了一切比例关系，妨碍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主观主义的强调计划，它的结果只是使计划脱离了实际。”
《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载《经济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六期）
“只有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使计划成为现实的计划，才能充分发挥计划的效能。因而统计工作者也不应该把自己的任务仅仅限于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而且应该以更多的力量来掌握价值规律，来挖掘发展国民经济的潜力。”
（同上）
“我们现在对计划经济的看法、做法，……就是没有突出自然经济的圈子。”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感想》（一九六一年十月）
“客观经济规律中，以价值规律为主，最重要。因此，强调客观经济规律，首先要强调价值规律，当然，这不是唯一的，但是基本的，许多其它法则是从此派生出来的，……这意味着比学赶帮的最后的客观标准。
“按劳分配离不开价值法则，按比例也离不开价值比例，归根结底，劳动创造价值”。
（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一九六四年四月）
“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实际上就是不断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前进的‘落后赶先进，先进再先进’的规律。”
《论价值》（载《经济研究》一九五九年第九期）
“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座谈会上关于生产价格问题的发言纪要》（一九六四年八月）按：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发展，是遵循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有计划地进行，还是听任价值规律的自发支配，这是真实行社会主义还是假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党早就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统一的国家计划，必须掌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孙冶方却公然大唱反调，提出要把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他的这些主张，就是要取消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领导，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积极鼓吹利润挂帅、钞票挂帅

“我强调利润指标，与利别尔曼有共同之处。我强调利润在计划中的作用，我不回避。……我也主张把利润作为考核企业的综合指标。
“其实我主张连产品产量指标都不要，比利别尔曼还彻底。”
《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座谈会上关于生产价格问题的发言纪要》（一九六四年八月）
“我的意见，我们应该提高利润指标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地位，……我们要恢复社会主义利润指标的名誉。”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一九六三年九月）
“资本家很聪明，他们为了达到所追求的目的——利润，很重视他们的手段，即讲究生产效果，讲究商品的品种规格（商品的质），结果他们达到了目的。我们有时做得相反，只看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物质财富，但不讲究达到目的的手段——为国家为社会增加利润。这样，效果就往往不如我们意想的那么好。”
《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一九六一年六月）
“对资本家来说，生产而不计财务成本，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我们，‘不惜工本’似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气魄。‘价值、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资本、利润，——啊！这是资本主义的概念！’‘资本主义概念’，‘资产阶级看法’等等也象魔法一样迷住了我们，使我们往往不敢把问题反复想一想。”
《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载《经济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六期）
“利润是考核企业的最重要综合指标，只要掌握了利润，就象牵着牛鼻子，牛腿（其它指标）自然就跟着跑。否则就是抬牛腿。”
（一九五六年八月的一次谈话）
“利润的多少，应该是企业技术进步和经营管理好坏的最灵敏的标志。”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一九六三年九月）
“鼓励企业为增加盈利而奋斗，也就是鼓励企业为改善经营管理，为增加生产而奋斗。如果要把这个叫做追逐利润，那末追逐这样的利润有什么不好呢”。
《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座谈会上关于生产价格问题的发言纪要》（一九六四年八月）
“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这样肯定：社会主义需要生产价格，需要资金利润率。……的确，南斯拉夫是实行资金税的，在我看来，资金税就是不彻底的资金利润率。对修正主义是要批判，但不能说修正主义所要的我们就不能要。”
（同上）按：孙冶方对修正主义的“利润原则”五体投地，把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的本性捧上了天。他那铜臭熏天的资产阶级灵魂，他那抑制不住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使得他破口大骂，污蔑我们党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是什么“象魔法一样迷住了”。
“不能说修正主义要的我们都不要。”说穿了，就是：凡属修正主义要的，孙冶方全都要；岂但“全都要”，而且“比利别尔曼还彻底”。孙冶方声嘶力竭地整整叫喊了十年的“利润”、“利润”，应而和之者，不过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岂不哀哉！
积极主张企业独立自主，让资本主义在我国自由泛滥
“凡是不要求国家追加投资的，即原有资金范围内的生产，都算作简单再生产，即价值量的简单再生产（当然，在实物量上是应该不断扩大的），国家把这个范围以内的工作，包括固定资产更新工作在内，都交给企业去办”。
《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和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一九六三年九月）
“国家对企业，只要抓一个价值指标（利润指标）就行了，别的都可以放手不管，让企业自己作主去办，让企业在价值规律作用支配下，……自动地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
（一九六三年八月的一次谈话）
“在原来的协作关系、供销关系范围以内，在原来的生产方向和范围以内，企业相互间定期订立供销合同，商定供销数量和具体的品种规格是企业职权范围以内的事，国家和地方都不必过问。”
《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一九六一年六月）
“为了对于经营好的企业给予鼓励，可以考虑把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那部分利润按一定比例分一部分给企业作为奖金。”
（同上）
“物质刺激是赫鲁晓夫一九五三年发展农业时提出的，也做了一些好事”。
（一九六○年六月的一次报告）按：孙冶方的这一套主张，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早就这样办了。苏共新领导比赫鲁晓夫更积极地大力推行铁托集团的作法，使苏联的企业更迅速地向资本主义企业蜕化。孙冶方竭力鼓吹企业自由化，妄图步他们的后尘，我们坚决不答应。

人民日报 19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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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寨粉碎了孙冶方的谬论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　陈永贵

看了孙冶方的修正主义谬论，我们非常气愤。孙冶方竟然攻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搞经济建设是“把群众路线和政治挂帅来代替客观经济规律”，是“唯心论”、“懒汉思想”。这是对广大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恶毒污蔑，是对威力无穷的毛泽东思想的猖狂进攻。我们大寨人一定要用铁的事实，把这种修正主义谬论砸得粉碎。
旧社会的穷大寨
在旧社会里，中国人民头上有三座大山，农民背上有“三把刀”——交租、纳税、利钱高。贫下中农辛勤劳动一年，果实都流进了地主、富农的腰包。
那时的大寨，是以地穷、人穷出名的。全村八百来亩土地，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说到地的质量，那真是：“土块打不烂，风吹遍地干”。但是，就这点瘦地也大部分被地主、富农所霸占。别的生产资料，占有情况也和土地差不多。贫下中农地瘦、人穷，打下粮食不够交租、纳税、还利钱，哪能搞好生产呢？所以解放前大寨的平均亩产量，就是碰上好收成，也不过一百二、三十斤。
组织起来，有了富大寨
一九四五年八月，大寨解放了。我们从此见了天日，当了主人。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克服个体经济永远穷苦的状况，唯一的道路就是组织起来，经过合作社，逐渐地集体化。我们坚决地照着办了。事实告诉大寨人，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我们就是首先靠这一条，把穷大寨变成了富大寨。
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大寨村在实现初级合作化的第一年，平均亩产二百四十斤。一九五八年，上升到五百多斤。人民公社化以来，更是年年往上升，一九六二年达到七百七十多斤，“过了黄河”；一九六四年又增长到八百多斤，“跨过了长江”。要不是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前进，这不仅不能实现，就是想也不敢想。
自力更生，有了新大寨
一九六三年八月，鞭杆似的暴雨下了七天七夜，等于常年一年的降雨量。这场毁灭性的灾害，使百分之八十的农田受到破坏，有一百八十亩庄稼无收成，一百四十五孔窑坏了一百一十三孔，一百二十五间房倒了七十七间。就是没有倒塌的房和窑，墙也裂了缝，不能住人了。在这个严重关头，我们靠什么？我们靠的仍然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不仅有最大的发展生产的能力，而且有最大的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必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我们扎扎实实地按照这些教导办事，因此虽然天有大旱大风大雨，人却会有大勇大谋大计，再多的困难也难不住我们。我们大寨的全体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奋不顾身地和洪水搏斗，终于使人、牲畜无伤亡，集体的财产也损失很少。受灾后，我们没有要国家一斤粮、一元钱、一件物资，而是挺起腰杆，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只经过一年多时间，我们用高标准重新建设了社会主义的新大寨。地块比过去大了，块块都是齐刷刷、平整整、软绵绵，质量大有提高。住房变化更大，整修旧的不说，新建的就有青石窑六十孔，砖瓦房一百四十八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员搬进了新房、新窑，还安上了电灯。
今年七月十九日，大寨大队又突然遭受了特大的狂洪暴雨的袭击，使农田基本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庄稼严重倒伏。但是，我们一定要继续按照毛主席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指示办事，一定要继续发扬志不屈、旗不倒的革命精神。我们正在把冲走的地修起来，把冲坏的石坝砌起来，把冲倒的庄稼扶起来。我们一定能一如既往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集体智慧，战胜灾害，建设新大寨。
毛泽东思想威力无穷
是什么力量使大寨人能够创造这些奇迹的呢？九九归一说到底，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的结果。现在，大寨的干部都懂得：忘了啥也不能忘记学习毛主席著作。贫下中农和广大社员群众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看得远了，想得宽了，树立了为革命种田的思想。思想红，百事成。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敢教日月换新天。
大寨只是全国的一个点，全国各地有大寨，全国各地的贫下中农和广大社员群众都把毛主席的话当作指导方向。只要毛主席怎么说，咱就怎么做，这就能使农业经济有不可限量的发展，就能使农村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点是孙冶方和一切资产阶级老爷们一辈子也不可能理解的。
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大寨，就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我们大寨人决心把大寨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更好，把孙冶方及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统统踩在脚下，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



把孙冶方的谬论打个片甲不留

“八·六”海战一等功臣　余昭玉

孙冶方大肆攻击毛泽东思想是“唯心论”、“传统教条主义”、“机械唯物论”、“空谈不断革命”，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孙冶方，你这个死心塌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竟如此胆大妄为，猖狂地攻击和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工农兵坚决不答应。
我们每个革命战士都体会到，毛泽东思想好比海上的灯塔，好比我们战艇上的罗经。我们在“八·六”海战中，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取得伟大胜利的。我们正确地运用了毛主席关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原则，发扬近战夜战、刺刀见红的英雄气概，勇猛穿插。在激烈的战斗中，我们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在敌人向我们进行拦阻射击时，同志们高声喊道：“敌人是纸老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我们就从精神上压倒了一切敌人。这难道是“唯心论”吗？我们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资产阶级的“军事家”们胡说什么小艇不能打大舰，但是我们就是以小打大，冲上去，把它坚决消灭，粉碎了小艇不能打大舰的谬论。这难道是“传统教条主义”、“机械唯物论”吗？毛泽东思想武装了我们每个指战员的头脑，使得我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发扬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打掉敌舰“章江号”，接着又打掉敌舰“剑门号”。这正是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结果。这难道是什么“空谈不断革命”吗？
我们深深地懂得：什么是最好的武器？它不是飞机、大炮，不是军舰、坦克，也不是原子弹，而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最大的战斗力？它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有了毛泽东思想，就可以创造出任何人间奇迹。战斗英雄麦贤得同志，在海战中头部负重伤，仍然坚持战斗达三小时之久，直到最后胜利。是什么力量鼓舞了他，使他产生这样强大的革命毅力呢？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从麦贤得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笔记中，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个英雄人物，是怎样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平时过得硬，战时哪怕是在最严峻的时刻也照样地过得硬，这正是因为毛泽东思想在他脑子里深深地扎下了根。精神变物质，毛泽东思想使他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毛主席的著作给我们指明方向。毛主席的话，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老实告诉孙冶方，毛泽东思想是诋毁不了的，你妄想要我们不听毛主席的话，办不到！我们对毛泽东思想无限信仰和崇拜。我们深深地感到：不学毛泽东思想，心不明眼不亮；不学毛泽东思想，碰到困难没法办；不学毛泽东思想，浑身有劲使不上；不学毛泽东思想，革命路上会迷失方向。
孙冶方，今天我们就要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武器，对准你的黑心猛烈射击，就象打击敌舰一样，把你打个片甲不留。

人民日报 19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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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经济纲领”

贡文声

最近，对经济学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孙冶方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判，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大胜利。
孙冶方是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多年以来，他打着“老经济学家”、“老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各种场合，放出了大量的毒箭。在他的文章、报告和讲演中，用语之毒，反动气焰之盛，同国内外最凶恶的阶级敌人毫无二致。
他在恶毒地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三面红旗、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毛泽东思想的同时，提出了一套修正主义“经济纲领”。他企图用利润挂帅、钞票挂帅来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他妄图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企业变成资本主义企业。
因此，我们同孙冶方的斗争，决不是什么学术争论，而是毛泽东思想同修正主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
把“人与物的矛盾”说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深远的内在矛盾”，实质上就是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
孙冶方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恶毒地歪曲和攻击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
毛主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极其重大的发展，就是最全面、最深刻地阐明了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是贯串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红线。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也必须贯串这条红线。而孙冶方却力图抽去这条红线，换上他自己的所谓“红线”。他说：“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深远的内在矛盾”，就是“人与物的矛盾”，即“劳动”同“产品”的矛盾，“价值同使用价值的矛盾”。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最少劳动消耗取得最大有用效果”为“红线”。在这里，阶级斗争被阉割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看不见了。这是一条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黑线。
恩格斯早在一八五九年，就已经明确地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无疑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同样也是人同人之间、阶级同阶级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不断解决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必须坚持不断革命。毛主席说：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建国以后十六年来，我们已经胜利地完成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今后仍然要对城乡的生产关系不断地进行调整。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解决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号称“老经济学家”的孙冶方，咒骂党“这几年空谈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变成玄虚的东西”，“空谈不断革命，不扎实”。这些话暴露了孙冶方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于我们坚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极端恐惧。他反对毛主席的教导，反对研究生产关系中这些实际存在的矛盾，企图把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重新拉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
毛主席又说：“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为了使上层建筑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并且更好地为经济基础服务，必须坚持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作为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一切经济工作和经济研究工作，都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十分重视人们的精神面貌，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建国以来，我国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了不断的革命。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更加深入、更加广阔的新阶段。通过这一系列的革命，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国人民大学毛主席著作，各条战线上出现了千千万万个象雷锋、王杰、麦贤得、刘英俊、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等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人物，出现了国民经济的新高潮，我国城市和农村到处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实践证明，政治思想上的革命进行得愈彻底，人民群众的思想就愈革命化，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也就愈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建设也就进行得愈迅速，愈顺利。孙冶方说我们“过去的普遍缺点是把政治思想放在第一位”。恰恰相反，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正是我们最大的优点。由于我们充分重视了人的思想革命化，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头脑，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是完全符合毛主席提出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孙冶方把政治挂帅污蔑为
“唯心论观点”，那是徒劳的。
孙冶方说，“强调思想的作用，就走到反面”，“破坏了生产力”。事实是，我们不断进行政治思想领域里的革命，不断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就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这种情况，不能不使孙冶方等一小撮妄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分子如坐针毡，皇皇不可终日。
孙冶方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提倡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他强调“政治挂帅应该包括在经济效果的概念中”，说穿了，就是要包括在利润的概念中，谁取得利润最多，谁就最“先进”，最“政治挂帅”。这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政治挂帅。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必须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不断地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差别。孙冶方说：过渡到共产主义，“消灭三个差别不是主要的”，“共产主义觉悟不是主要的”，很明显，他要的共产主义，就是赫鲁晓夫牌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
我国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都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指导方向。孙冶方完全相反，他热中于把苏联修正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御用学者的书，当作指导方向。他作为“红线”提出来的所谓
“最少劳动消耗取得最大有用效果”，就是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抄来的。例如：
美国垄断资本家御用学者亨德孙和邝德特写道：经济学要研究“用一定量的成本支出，力求获得尽可能最大的产量”，“获得最大的利润”。
被称为欧洲大陆的马歇尔的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写道：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用尽可能最少资财获得尽可能最大成果的活动”。
大家看，孙冶方就是用这样一条资产阶级黑线来对抗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他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面貌，难道还不是昭然若揭吗？
把价值规律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要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孙冶方是“价值规律第一”论者。他认为，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主要的、基本的经济规律。他说：“客观经济规律中，以价值规律为主，最重要”。“强调客观经济规律，首先要强调价值规律”。价值规律虽然“不是唯一的，但是基本的”，“许多其它法则是从此派生出来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因此，他主张“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在这里，孙冶方把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完全等同起来。他把无产阶级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一脚踢开，拜倒在价值规律的脚下。他这样作，是有意同毛泽东思想相对抗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孙冶方就是用价值规律调节国民经济的谬论，来反对毛主席的这个指示。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仍然要起作用。但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不能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自发地发生作用，而是由党和国家自觉地运用它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公有，一切重要产品都由国家掌握，由国家有计划地供应，不存在市场自由竞争，价值规律的作用已经受到严格的限制。这是客观事实。如果按照孙冶方的主张去办，就只能把社会主义经济引导到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
孙冶方十分赞扬资本家重视价值规律，恶毒地攻击我们“忽视价值规律”。他说：“资本家在实践中能很好地运用这规律”；“我们是信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但是想把这学说同自由市场一起从社会主义领域中除了籍。”在这里，他撕掉了一切遮羞布，赤裸裸地亮出了一副叛徒嘴脸。我们在编制计划和制订价格的时候，并没有忽视价值规律，而是充分地考虑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孙冶方咬牙切齿咒骂我们，卑躬屈膝地讨好资本家，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限制了价值规律的作用，没有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让价值规律成为自发的生产调节者。
孙冶方在他的谬论受到批判以后，为了给自己作辩解，就编造了两个“价值规律”。他说什么一个是
“价格和价值相符合的规律”，这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一个是“价格和价值相背离的规律”，这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他说他鼓吹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大家看，这个号称“老经济学家”的孙冶方，对经济学的常识竟无知到这样的程度！谁都知道，不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价格同价值从来就是又相符合、又相背离的；价格符合价值是暂时的、相对的，价格背离价值是经常的、绝对的。不同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价格受价值规律支配，是盲目地自发地形成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价格是由国家根据价值，根据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自觉地有计划地制定的。
商品、价值、价值规律虽然延续了几个社会发展阶段，但是它们毕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是
“万古长青”的，到共产主义时期，都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孙冶方胡说价值、价值规律这些东西，不但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到了共产主义时期仍然要存在，仍然要在生产领域中起支配作用。他断定“价值这个概念”，不论在任何时期，“也是少不了的”，少了它，就“不成其为经济”；“不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阶段或是初级阶段，这个规律（价值规律）将始终存在着而且作用着”。他这样有意抹煞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区别，同反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鼓吹资本主义“万世长存”的梦呓，又有什么不同呢？
孙冶方还妄想用价值规律来篡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说什么“价值规律实际上是总路线的另一提法”，“总路线的多快好省，就是以最少的费用，创造最大的使用价值”。这又是胡说八道。大家知道，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根本意义，就是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发展生产力的巨大可能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实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地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使我国能够比较迅速地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怎么是“价值规律的另一提法”呢？孙冶方的“最少费用创造最大使用价值”，怎能同总路线中的多快好省相提并论呢？孙冶方的价值规律论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水火不相容的。他用价值规律篡改党的总路线，目的就是要使我国国民经济完全受价值规律所支配，让社会主义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主张利润挂帅、企业自治，就是取消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领导
孙冶方在这几年大讲特讲价值规律，是为他的利润挂帅、企业自治等修正主义主张提供理论基础的。
孙冶方主张“把国民经济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实际上是不要计划，是要我们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完全由价值规律来调节社会生产。说得更加明白一点，就是要我们象资本家那样，根据利润的大小，来决定生产的发展方向，决定建设的投资方向。
他恨我们不接受他那一套修正主义主张，就污蔑我们害怕利润“象有些信鬼的人怕鬼那样厉害”。他叫嚷说：“不要再散布恐鬼的神经衰弱症”。他并且恶毒地说：“对资本家来说，生产而不计财务成本，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我们，‘不惜工本’似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气魄”，“我们为了划清同资本家的资本的界限……把投资效果也跟资本一道给否定了”。在孙冶方看来，似乎我们这些人由于害怕利润，根本不讲经济效果，简直象败家子那样把家产败光。这是诽谤！
我们是坚决反对利润挂帅的，但是，我们十分强调增产节约，主张各经济部门、经济单位都要努力为国家提供积累，完成国家规定的利润上缴任务。事实上，我们每年的财政收入，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营企业所提供的积累（包括利润和税收）。如果我们的国营企业不为国家努力提供积累，那末我们年年增长的财政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呢？年年扩大的基本建设资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没有外债的国家。而且近年来也没有发行公债，以前发的公债，再过两年就可以全部还清。事实胜于雄辩，孙冶方想用造谣污蔑的办法来向我们脸上抹黑，这是万万做不到的。
既然我们的国营企业为国家提供了这样多的积累，为什么孙冶方还要说我们象怕鬼那样害怕利润呢？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反对利润挂帅，不赞成孙冶方所提倡的象资本家一样疯狂地追逐利润。我们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并不断批评了某些企业不突出政治，不首先考虑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和作风。这当然就不能不使孙冶方大发雷霆。
孙冶方公然提出“要为利润恢复名誉”，提出以利润“作为企业管理的中心环节”，以平均资金利润率作为衡量企业“优劣”的唯一尺度，他主张哪一种产品的资金利润率高，就多生产哪一种产品。利润高的企业就发展，利润低的企业就淘汰。他还认为，在国家选择投资方向的时候，也应当以利润为标准，哪一部门的资金利润率高，就向哪一部门投资。他经常用
“牛鼻子”和“牛”的关系，来说明利润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他讥笑我们规定这样多的计划指标，是
“抬牛腿”的笨办法。总之，他主张只要一个利润指标就够了，牵住了利润这个“牛鼻子”，就可以“带动一切”。
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农业生产，不是为着利润，而是为着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毛主席规定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特点，就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由无产阶级国家根据整个社会的需要，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国家为着保证各类产品生产和需要的平衡，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必须对国民经济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要求对各类重要产品订出产量计划，品种和质量计划，新产品的试制计划；要求各部门、各企业要有产值计划；为着检查企业的经济效果，还要有劳动生产率、成本和利润计划。利润只是若干种计划指标中的一种。孙冶方主张以利润作为唯一指标，作为“牛鼻子”，实际上他是要把社会主义经济引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孙冶方既然鼓吹利润挂帅，就当然要推行企业自治，反对国家对企业的计划管理。因此，他恶毒地攻击我们的计划制度，说什么“用一个统一集中的计划机关代替原始部落经济中的首脑领导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象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样的实物经济”，“只对物量感兴趣而不关心劳动花费”，“无视价值规律”。在他看来，出路只有一条，实行企业自治，取消无产阶级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他提出的所谓“大权”同“小权”的界限，就是为着实现这个目的的。他说：“我认为财经体制中的‘大权’和‘小权’，‘死’和‘活’的界线，就是扩大再生产和简单再生产的界线。属于扩大再生产的范围以内的事是国家的大权，国家必须严格管理，不管或管而不严就会乱；属于简单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是企业应该自己管的小权，国家多加干涉就会管死”。他说的“大权”就是分配基本建设投资和收取利润这两件事，由国家管；至于企业的生产、物资调拨和设备更新等项活动，都是“小权”，都应当让企业自己去管，国家不能过问。他曾经洋洋得意地说：“我主张连产品产量指标都不要，比利别尔曼还彻底”。大家想想，这样做的结果将会怎么样呢？结果必然是取消党和无产阶级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的计划制度，让各个企业为追求利润而自由竞争，使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
按照孙冶方提出的所谓“大权”同“小权”的界限，似乎他还赞成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家计划统一分配。其实，这也完全是一种欺骗。因为孙冶方并不赞成我们按照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来分配投资，而主张按各行各业的资金利润率来分配投资，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平均利润率规律在我们这里也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实际上，这不是国家统一分配投资，而是资本主义的资金盲目转移。照他这种主张去作，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还有什么区别？
近十年来，孙冶方这个对党对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反革命分子，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党提倡什么他就反对什么，党反对什么他就拚命地提倡什么。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要大做反面文章。他的文章、讲演和所谓“研究报告”，有时躲躲闪闪，阴阳怪气，晦涩难懂；有时明目张胆，赤膊上阵，十分露骨。不管他采用什么样的手法，都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鼓吹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鼓吹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反对人的思想革命化和企业革命化；鼓吹企业自治和经济自由化，反对无产阶级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一句话，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这就是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经济纲领。”
孙冶方这样猖狂，决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现象，这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尖锐反映。孙冶方大肆宣传修正主义思想，开始于一九五六年。这一年，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国际上树起了一面修正主义大黑旗。孙冶方在这一年访苏回来以后，就连续放出了几株大毒草。一九五九年，苏共二十一大以后，他再次访苏回来，更是大反斯大林，大捧赫鲁晓夫。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这个期间，由于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破坏和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我国遭受了暂时经济困难，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掀起了反华大合唱，国内的牛鬼蛇神也纷纷出笼；正在这个时候，孙冶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也就最嚣张。他是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在中国的吹鼓手。
彻底驳斥孙冶方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经济纲领”，横扫经济学界和经济部门的一切牛鬼蛇神，把政治经济学这个重要的阵地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是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项重大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经济学界和经济部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 1966.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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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碎孙冶方“利润挂帅”的黑旗
　　大庆式企业三五一七工厂厂长　刘继永

孙冶方竭力地宣扬“利润挂帅”、“钞票挂帅”，说什么“以利润作为计划中心指标”，拚命地鼓吹用利润指标来“推动企业管理”，强调
“利润的多少是反映企业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好坏的最综合指标”，等等。这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货色，必须彻底批判。
就拿我们工厂的情况来说吧，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教导，强调突出政治，坚持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充分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地提高了广大职工为革命生产、为部队服务的主人翁责任感，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改变了企业的面貌。
职工们把产品质量的好坏，作为衡量自己是否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对战士有无深厚的阶级感情的主要尺度。不论干部、工人，只要发现产品质量有问题，那怕是微小的瑕疵，也不放过。一件雨衣只差三个针眼，一只袖子只差一厘米，也不惜翻箱倒库，从成千上万件产品中找出来重新修好。工人们说：“我们找回来的不只是一厘米、三针眼的差错，更重要的是找回来了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的责任心，和严字当头，一丝不苟的好作风。”几年来，职工们不辞千辛万苦，先后八十多次到部队征求战士对产品质量的意见，了解产品在各种复杂条件下的使用情况，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不断改进产品设计，提高产品质量。例如，胶鞋过去穿八十天，现在可以穿一百六十天；雨衣过去穿二年半，现在可以穿五年。我们要质问孙冶方：工人这种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高度重视产品质量的思想，难道是什么“利润”、“钞票”能够带出来的吗？不能，绝对不能！实行“利润挂帅”、“钞票挂帅”，只能助长盲目地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只有依靠政治挂帅，依靠毛泽东思想挂帅，才能真正地搞好产品质量。
职工们对待紧急任务，总是闻风而动。每次紧急任务一下来，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职工们总是立即全力以赴，投入战斗。机修工人为了赶制高腰厚底胶鞋的模具，忘我地劳动，用三十七天就完成了三个月的工作量。特别紧急的任务，连职工家属都自觉地投入生产战斗。凭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冲天干劲，从一九六一年以来，我们工厂在完成正常任务的同时，完成和提前完成了一百二十七次紧急任务。我们要质问孙冶方：工人这种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冲天干劲，难道是“利润”、“钞票”能够带出来的吗？不能，绝对不能！只有依靠政治挂帅，依靠毛泽东思想挂帅，广大职工群众树立了阶级观点、战备思想、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才能做到。
职工们把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同反帝反修斗争联系起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几年来，通过职工们的努力，我们工厂先后设计安装了二十三条流水作业线，自制了八十七种、四百零一台非标准设备，改革了三十二种、一百二十台老设备，大大地改变了生产技术上的落后面貌。在鞋模制造上，修正主义卡我们，不给技术资料。职工们决心自己动手，发扬苦干实干的精神，没有精密铸造设备，就用锤来打；没有立式铣床，就自己造，终于制成了胶鞋压模成型机。在制作过程中，有一个“保守派”给工人泼冷水，说什么钢质太硬，精密度太高，你们搞不了。工人回答说：“钢质再硬，硬不过无产阶级硬骨头精神；精密度再高，高不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智慧。”经过工人创造性的劳动，到现在为止，已经安装了三条用机器生产胶鞋的流水作业线。我们要质问孙冶方：工人们的这种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难道是“利润”、“钞票”能够带出来的吗？不能，绝对不能！只有依靠政治挂帅，依靠毛泽东思想挂帅，才能促进技术和生产力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发展。
职工们高度珍惜国家财产，把厉行节约，看成是防修反修、永葆无产阶级本色的问题，在生产上精打细算，为了节约一克胶、一寸布、一滴油、一钉一木，不惜耗费心血，付出辛勤劳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在生产上共节约橡胶一百七十六吨，棉布三十九万平方米。一九六五年，器材科废品加工组，在修旧利废方面就创造了三万七千多元财富。他们说：“不怕废品废，就怕思想废”，“只要有红心，废品变成金”。我们要质问孙冶方：工人们这种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难道是“利润”、“钞票”能够带动起来的吗？不能，绝对不能！只有依靠政治挂帅，依靠毛泽东思想挂帅，使广大职工具有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支援世界人民革命的满腔热情，才能有这种勤俭节约的革命精神。
孙冶方千方百计地推销他的“利润挂帅”、“钞票挂帅”的修正主义黑货，是想把我们社会主义企业引上资本主义的邪路。如果他的阴谋得逞，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就会强调技术第一，业务第一，结果必然取消无产阶级政治，实质上就是取消党的领导，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取消社会主义；就会不顾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以利润来确定生产的品种，结果必然打乱国家统一计划，使整个国民经济发生混乱；就会不择手段，偷工减料，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以少顶多，以坏充好，结果必然给国家和消费者带来极大损失，造成社会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由此可见，孙冶方的政治目的，就是要使社会主义企业变成修正主义企业，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告诉你，孙冶方，这是万万办不到的，我们坚决不答应！我们一定要把你的“利润挂帅”黑旗撕得粉碎！



　　抡起铁锤砸烂“利润挂帅”的招牌
　　哈尔滨车辆厂工人工程师　苏广铭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孙冶方打着“利润挂帅”的招牌，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他极力主张以利润作为“带动一切的中心环节”，还恶毒地污蔑我们“不计工本、不讲盈利”。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是个老工人，从十二岁就入工厂给资本家干活，尝尽了旧社会的辛酸苦辣。那时候，资本家办企业就是为了追求利润，就是为了残酷地榨取我们劳动人民身上的血汗。为了利润，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尔虞我诈，互相封锁，互相竞争，互相排挤，“大鱼吃小鱼”。
我们今天的工厂是社会主义企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我们搞生产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都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我们不仅要按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干好我们自己的工作，还要把兄弟工厂的困难看成是自己的困难，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这是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的风格。
孙冶方既然把利润看作企业生产的动力，那么，一个工厂为了追求利润，可以丢掉社会主义原则，可以不要企业之间的支援，不要互相之间的技术协作，企业之间为了利润可以不择手段，互相封锁。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要拉我们开倒车吗？
我从一九五八年参加哈尔滨市的技术协作活动。从一个企业来看，利润指标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得到的“政治指标”却是不可估量的。一九六三年，友联金笔厂有一台磨擦压力机，由于灵敏度不够，笔尖质量和数量老是上不去，严重影响了出口任务的完成。我们在技术协作中，帮助他们修复了这台机器，解决了这个老大难的关键。我们绝不能象孙冶方说的那样，片面地追求“利润”，对兄弟厂的困难不帮助解决。我们必须反对单纯经济观点，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点；不能单算经济账，更要算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政治账。
孙冶方主张“利润挂帅”，就是不要我们革命，不要我们同资本主义思想斗争，我们坚决不答应。一九六二年，哈尔滨电业局有一台由修正主义国家进口的控制自动开关的空气压缩机，一开车，工作不到二十分钟就发热，给全市供电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仅东北地区就有十几台这样的设备，都存在着这个问题。我们能因“工本”、“盈亏”而叫修正主义看我们的笑话吗？不能，绝对不能！我和技术服务团的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帮助电业局把这台机器解剖研究，终于把发热的根本问题解决了。这不仅在经济上收到了不可计算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打了一个大胜仗，大长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志气，大灭了修正主义的威风，这个收获是没法用利润指标来计算的。
用政治挂帅还是用“利润挂帅”，这是关系到向共产主义前进还是向资本主义倒退的大问题。我要警告孙冶方，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心里想的是中国革命、世界革命。我们坚决不要你那套“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黑货。我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不管是谁，胆敢反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胆敢反对伟大的党，胆敢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坚决和他拚到底。我们工人阶级一定用铁锤砸碎一切牛鬼蛇神，不把你们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砸烂绝根，绝不罢休！


编者的话
“利润挂帅”是孙冶方修正主义经济纲领的核心。他打着“利润挂帅”的黑旗，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红旗，妄图在我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改变我们国家的颜色。孙冶方的罪恶目的，激起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无比愤怒，群起而攻之。
今天发表的几篇文章，都是作者在生产斗争中的实际体验，他们通过铁一般的事实说明：在生产中，实行政治挂帅，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就能充分调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就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兴旺更兴旺。反之，实行什么“利润挂帅”，搞物质刺激，就会腐蚀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就会使企业和人民公社走到邪路上去。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粉碎孙冶方“利润挂帅”的黑旗。我们每个生产单位都要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企业的革命化，抓革命，促生产，把革命和生产搞得好上加好。



　　工分挂帅，铜臭熏天
　　全国劳动模范、省贫协委员会副主席河北省平山县南滾龙沟大队党支部书记 李全寿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孙冶方积极鼓吹“利润挂帅”、“钞票挂帅”，他的企图是让我们农村推行物质刺激、工分挂帅，把我们拉到生产为赚钱、劳动为挣工分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是同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挂帅相对抗。孙冶方，你的谬论铜臭熏天，我们贫下中农一嗅就觉得不是味儿，决不上你的当！
搞物质刺激、工分挂帅，就是走地主、富农路线，有害于集体经济的发展，有害于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地主、富农的本性，就是想个人发家致富。搞工分挂帅，正是“他瞌睡，给他枕头枕”。过去我们村有个生产队，论产量，是高产队。可是这个队在经营管理上推行了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这就使劳力多、人口少的地主、富农户占了便宜，劳力少、人口多的贫下中农户吃了亏。
搞工分挂帅，还会助长社员的资本主义思想倾向。搞高工分、高奖励，人们怀里就象揣了“定盘星”、“思想秤”，干活挑肥拣瘦，挑轻躲重，张口要工分，闭口要奖励，形成为工分劳动，为吃饭劳动。反映到生产上，高一潮、低一潮，冷一阵、热一阵，不能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不能保证农活的质量。孙冶方，你宣扬的那一套，根本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我们领导生产靠的是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支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举办了阶级教育展览，组织广大贫下中农群众忆苦思甜。通过回忆对比，我们提高了阶级觉悟，清楚地认识到：听毛主席的话，路子走不岔，从而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潮。毛主席的话，鼓舞了我们的斗志。
我们大队过去是穷山恶水，满坡乱石，“有雨满山流，无雨渴死牛”。几千年来，不能改变的暴涝暴旱灾害，压得人透不过气。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毛主席的话，给我们下了及时雨。大家认定，自力更生是一条革命路，就提出：把坡地修成一块块梯田，把河沟建起一道道谷坊坝，就等于无数个“小水库”，准能治住旱涝。
我们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鼓舞下，三九寒天不觉冷，吃柿子干劈山不觉苦。就这样，斗争——失败——再斗争，在全大队十一条大沟、无数条小沟，开展综合治理，共修了五百五十多道谷坊坝、二万五千个鱼鳞坑，植树二十五万株，荒山变绿，坡地变成亩产千斤的高标准梯田。这不是物质刺激给我们的力量，也不是工分挂帅给我们的力量，而是毛泽东思想给了我们斗天天低头、斗地地高产的巨大力量。
告诉你，孙冶方，你妄想复辟资本主义，那是南屋北炕——没门！我们贫下中农就是保卫社会主义的铜墙铁壁。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不许用“金钱主义”腐蚀工人
　　上海第八钢铁厂五好工人　戚荣繁

孙冶方鼓吹用利润分成和奖金的办法来刺激企业追逐利润，来“鼓舞”职工干劲。这和资产阶级宣扬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金钱主义”有什么区别呢？孙冶方想把资产阶级的“金钱主义”用到社会主义企业中来，这是对我们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侮辱！这是企图改变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社会主义企业职工群众的革命干劲总是鼓得足足的，难道是为了钱么？不是。
这是因为我们活学活用了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树立了一切为革命的思想。
这是因为我们在解放前做牛做马，受尽折磨，现在我们当家作主了，有了高度的阶级觉悟。
这是因为我们要与帝国主义争时间，比速度，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立志改变祖国的一穷二白面貌。
这是因为我们坚决反帝反修，时刻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解放，我们有责任扛起国际主义大旗，积极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
这是因为我们有远大的革命理想，要巩固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一句话，我们的革命干劲的动力，是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政治，而决不是什么利润、奖金。孙冶方妄想用利润、奖金的物质刺激手段来腐蚀我们，这是枉费心机。
我们工作的动力是政治而不是利润，这种政治统帅业务所产生的干劲，是持久的、巩固的，是取不尽、用不完的，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我们厂里的同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始终生龙活虎，干劲十足。有一家用户需要一批特殊规格的盘条，我们没有生产这种盘条的必要设备，生产起来会有很大的困难。对于这批并无额外利润和额外奖金的订货任务，要是象孙冶方那样，就没有干劲了。可是，我们懂得这批订货的政治意义，我们的干劲不是鼓舞不起来，而是鼓得足足的。轧钢工人们说，用户迫切需要这批产品，我们一定要把它制出来。检修工人们立即组织突击队，只两天时间，就搞成了一台土机器，终于完成了这批订货任务。
我是一个辅助工。我知道辅助工作同样是革命工作。我热爱这个工作，坚持以旺盛的革命干劲做好这个工作。为了夜班工人领料方便，我宁愿睡在仓库里。不论多么晚，谁要领料，我都起来拿给他。只要对革命有利，我就愿意做。
孙冶方，难道我们工人的干劲，是靠钱鼓舞起来的吗？！这明明是你在污蔑我们工人，明明是你企图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我们要彻底清算你的罪行！



　　什么藤上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山西浮山县寨圪塔供销社政治指导员　刘荣升

孙冶方极力美化资产阶级，丑化无产阶级。他夸奖“资本家很聪明”，胡说什么“我们算账总是算不过资本家的”。这真是什么藤上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孙冶方所以要极力美化资产阶级，就是要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说，做经济工作是要算账的；但是，阶级立场不同，算账的方法就不一样。在旧社会，资本家的算盘声总是和落在被剥削者身上的皮鞭声伴随在一起的。资本家的利润成山，工人、农民的血汗成河。资本家就是这样算账剥削人，追求利润，养肥自己的。这就是孙冶方所颂扬的资本家唯利是图的“聪明”，就是孙冶方所赞美的资本家的“算账”，也就是孙冶方所吹捧的资本家的“经济效果”。
孙冶方想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拉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让广大人民群众重新“领教”资本家那种“聪明”的算账方法，我们绝不答应。
我们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做社会主义买卖的。我们的算盘要打的是：生产大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提高，山区面貌大改变。我们打算盘，坚决反对资本家那种“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没利不干”的“聪明”作法。只要对生产有利，对人民生活有利，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我们就积极地干，坚决地干。
一九六四年，我们公社小麦遇灾减产，公社党委要求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促进秋粮增产。因此，我们提出收购小害兽的计划。起初，也有人光看眼前利益，说什么小害兽没销路，收了要赔钱。如果按孙冶方之流的算法，我们这宗买卖就不能干了。可是，我们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就发动职工算了一笔有利于生产的账。全年以收两万只害兽计算，也不过花费二百元，但是以每只害兽最少损害五斤粮食计算，集体经济就得损失十万斤粮食。我们是要二百元，还是要十万斤粮食呢？经过这样一算，职工们心明眼亮了。原来光看眼前利益的职工，也认识到这不是收几只害兽的小事情，而是关系到支援农业生产、巩固集体经济的大事情。于是，我们积极开展了收购小害兽的业务。近两年来，我们收购了三万多只小害兽，通过广找销路，推销兽皮兽肉，只赔了九十六元，但是估计我们却为农民增收十五万多斤粮食。
也许孙冶方会指责我们：那末你们的利润指标怎样完成的呢？我们是这样考虑的：生产发展了，粮食增产了，就不愁我们的业务不活跃，就不愁利润指标完不成。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这一年，我们的购销总值超额百分之十点零二，随之我们也就完成了利润计划。
孙冶方，你说资本家会算账，那是算的剥削账。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企业，用算盘算的是为政治、为生产、为群众服务的大账。我们不允许你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推行资本家的算账法。

人民日报 196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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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唱奴随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孙冶方和周扬、邓拓这些黑帮分子一样，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十分欣赏，为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欢呼。孙冶方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苏联经济学界在克服教条主义和联系实际上是有进步的，这表现在学术讨论的空气比较生动活泼。”他这里所说的“克服教条主义”，就是对斯大林攻击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否定斯大林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孙冶方这里所说的“空气比较生动活泼”，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孙冶方说的“生动活泼”，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所说的“解冻”，都是反革命的黑话。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年代里，情况显著地改善了。社会科学方面的科学思想活跃起来了，教条主义和引经据典的现象正被克服……。”一个说“显著改善”，一个说“有进步”；一个说“活跃起来了”，一个说“生动活泼”。孙冶方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唱的调子是多么合拍！真是主唱奴随。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孙冶方三次访苏。他同苏联经济学界的修正主义分子几乎都“交流过思想”，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推崇备至。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经济“理论”，就是苏联修正主义经济“理论”的翻版。
孙冶方每次访苏，一回国，就大肆放毒。一九五六年回国后，孙冶方就放出了《从总产值谈起》和《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两株大毒草，他恬不知耻地说：“这里面所讲到的有关价值规律和计划统计工作的一些基本见解，都是在考察时拾自苏联同志的牙慧。”一九五九年访苏回国后，他又抛出《论价值》这株大毒草，他厚颜无耻地说：“我只是转述了苏联经济学者国民经济平衡专家索波里同志的见解。”
一九六一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孙冶方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相呼应，把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主要方式，由公开发表文章改为写“内部研究报告”，由宣扬修正主义“理论”转向提出一系列修正主义政策主张，加紧鼓吹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孙冶方围绕利润和管理体制问题宣扬的一套经济自由化的主张，全是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在赫鲁晓夫授意下发表的利别尔曼等人经济自由化的主张。他围绕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生产价格问题宣扬的一套修正主义谬论，都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御用经济学家的修正主义货色。
孙冶方跟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团团转，亦步亦趋，已经堕落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忠实走狗。孙冶方所讲的，都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讲过的；孙冶方想要做的，都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苏联所搞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我们决不会忘记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篡党、篡军、篡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赫鲁晓夫已经垮台了，沿着赫鲁晓夫的脚印走的人，包括他们的走狗孙冶方在内，决不能逃脱同样的命运。



　　孙冶方招降纳叛的罪行

孙冶方为了贩卖他的彻头彻尾修正主义黑货，在经济研究所实行了一套封建帮会的、结党营私的干部路线。多年以来，他运用封官许愿、招降纳叛等卑鄙手段，纠集了一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党分子等等。这群牛鬼蛇神在孙冶方这顶“大红伞”的保护下，摇身一变而成为所谓“有才华”、“活字典”的“专家”、“学者”，倍受尊重。他们吃人民的饭，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把经济研究所变成了一个黑帮据点。
孙冶方所施行的一套招降纳叛的手法，是极其恶劣的。这里仅举数例。
孙冶方对两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极右分子顾准大加赏识，不仅亲自出马，把他收罗来所，还到处替他吹嘘，说他有“才华”、“犯了错误很可惜”。孙冶方为了扩大这个右派分子的影响，竟给顾准配备研究生，为反动阶级培养接班人。甚至他还对顾准封官许愿说：“你好好帮助我搞，将来上面采纳了，你也有功，可以争取重新入党。”
右派分子林里夫不但不低头认罪，而且还十分嚣张，伺机翻案。孙冶方竟挺身而出，为林里夫翻案。由于群众坚决反对，阴谋未能得逞。孙冶方仍到处吹捧林里夫“有知识”，是“活字典”，把他从图书馆调到经济思想史组搞研究，甚至还炮制了一个所谓“评功摆好”，给林里夫“送功”。
一九六○年，我所精简机构时，孙冶方还强行保留了几个有重大政治嫌疑和历史罪恶的人。此后，他又亲自出马，到处搜罗牛鬼蛇神。除了上面提到的右派分子顾准外，孙冶方还坚持要把一个文化特务收罗来所，后经上级制止，未能得逞。
从以上几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出，孙冶方所纠集的是一支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反革命队伍。他们结成一伙，放出一批又一批的毒草，射出一支又一支的毒箭，向党中央、毛主席和三面红旗猖狂进攻。
孙冶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急先锋，也是一个招降纳叛的罪魁祸首。建国以来，他在历次运动中，都以一手遮天、欺上瞒下的手法，滑过关去。直到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他才完全暴露了原形。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经济学界的一切牛鬼蛇神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夺回无产阶级的阵地。



　　最大的“利润迷”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八日，孙冶方抛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的报告（简称《利润报告》）。经常叫嚣“我就喜欢赤膊上阵”的孙冶方，这次却说什么他写这个报告不仅是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扭转亏损、增加盈利的指示，而且是为了更好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现在我们揭露他写这一报告前后的种种活动，看他居心何在。
孙冶方利欲熏心，由来已久。早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他就把利润比作牛鼻子，声称只要牵着它，就能使整个国民经济的牛跟着跑。
一九六二年九月，利别尔曼提出了所谓《计划·利润·奖金》的建议，鼓吹“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谬论。我们党立即看透了这是一个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有同志写了文章批判利别尔曼的谬论。孙冶方不仅为利别尔曼辩护，说什么批判的文章是“折衷主义”、“不符合原意”，而且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他说：“发了指示强调增加利润，扭转亏损，现在又批判利润，理论和实践不一致，言行不一。”这完全是蓄意的污蔑和诽谤！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二日，孙冶方把《利润报告》从大连寄到北京，附有他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把利别尔曼的建议捧上了天，说什么：“不知从什么地方吹来了一股风，说利别尔曼的建议否定了计划经济，这种批判完全是出于逻辑推理，没有事实根据。我再三看了利别尔曼的建议，觉得利别尔曼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计划体系。”
一九六三年十月，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的第四次扩大会议上，孙冶方再度抛出了他的“利润挂帅”的谬论，而且在小组会上公然宣称“我比利别尔曼还彻底”，叫嚷“反修不能扩大化”。
孙冶方为了推销他的“利润挂帅”的谬论，还极尽造谣之能事。他在《利润报告》中一开头就别有用心地说：“‘利润’竟成了一些经济学者的忌讳。”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还指使他的亲信，专门搜集所谓害怕接触利润问题的“具体事例”作为附件。这个附件根本是肆意歪曲事实的捏造。而孙冶方又在这个附件的基础上，以骇人听闻的笔调，描绘有些经济学家害怕“利润”范畴，象“信鬼的人怕鬼那样厉害”。他还污蔑“学术会议把企业赢利问题视作危险题目而拒绝讨论”。
外衣剥掉了，我们看清了孙冶方是个最大的修正主义“利润迷”。



　　大庆经验不容歪曲

一九六三年年底，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大庆、赶大庆的热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孙冶方却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对大庆经验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歪曲、污蔑和攻击。
大庆经验千条万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第一条。孙冶方参观大庆后，一回北京，便到处对大庆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行恶毒的攻击。他说：“说得好是带着问题学，不好就是带了有色眼镜。”他还攻击说：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有带着‘框框’学的危险”。
大庆在学习解放军，突出政治，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上有丰富的经验。但是，孙冶方竟公然歪曲说：“大庆的经验是政治工作为业务工作擦屁股。”还说，大庆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的关系，“犹如贾宝玉和林黛玉一样，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还据此要求取消所内政治学习和政治活动的时间。
大庆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阶级教育，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企业的革命化。孙冶方却把这条彻底革命的经验歪曲为“评功摆好”，大肆宣扬阶级调和论。一九六四年春，孙冶方就借此在所内给一切牛鬼蛇神摆“功”，替阶级敌人鸣“冤”。这还不算，孙冶方还竭力把这套反革命经验，推荐给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志，要他们也为一切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翻案。
大庆的技术人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工人群众，深入实际，参加三大革命实践，改造思想。孙冶方却把大庆的这条经验歪曲为“技术人员只要在工作中会用辩证法，就是马列主义者了”。他以此来拚命反对毛主席的一贯指示：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孙冶方还打着学习和宣传“大庆经验”的旗号，贩卖他的一整套反革命的修正主义黑货。他别有用心地把大庆经验歪曲为所谓“责任制”和“管钱、管物的一致”，从而大肆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他污蔑我国的计划经济是使企业“有职无权”，是“只重视使用价值，不重视价值的自然经济”；他大肆鼓吹资本主义自由化，胡说什么“要使企业象人身上的细胞一样，能够独立地进行新陈代谢”，等等。
孙冶方攻击、歪曲和反对大庆经验，充分地暴露出孙冶方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阴谋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嘴脸。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孙冶方的疯狂进攻。



　　“利润挂帅论”剖析
　　东方巍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孙冶方，是经济学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面黑旗。多年来，他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经济政策，顽强地推销他的一整套修正主义经济纲领，狂热地鼓吹利润挂帅。
社会主义企业如何对待利润，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企业为谁服务和沿着什么方向发展的重大问题。比如：企业是为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而完成国家计划的各项指标，还是为增加奖金收入而完成国家计划的各项指标？是着眼于国家需要的品种而超产，还是热中于利润高的品种而超产？是全心全意地为国家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服务，还是斤斤计较本企业盈亏？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反映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经营思想和作风的斗争。实践证明，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必须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实行政治挂帅。一个企业如果脱离政治挂帅而一味追逐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必然会从社会主义企业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
孙冶方口口声声地说我们不要利润，这简直是信口雌黄。难道孙冶方跟我们的争论是要不要社会主义利润的问题吗？不！绝对不是。他胡说我们根本不要社会主义利润，是有意把水搅混，好从中贩卖他的私货。利润问题，涉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管理国民经济、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我们必须对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加以剖析，充分揭露其反动本质，把它批透、驳倒。
怎能用赚钱多少评价企业工作的好坏？
衡量企业工作好坏的标准，要看是否突出政治，是否严格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社会主义企业一定要坚持政治挂帅，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我们工厂的首要任务，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的革命化的劳动者。必须把工厂办成一座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企业工作好坏，首先在于人，在于人的思想革命化。
而孙冶方却认为，企业只不过是出产品的和赚钱的工具，企业工作好坏要看赚钱多少。他说：“利润的多少，应该是企业技术进步和经营管理好坏的最灵敏的标志”。在他看来，赚钱多的就是先进企业，赚钱少的就是落后企业，不赚钱的就得淘汰。
在衡量企业工作好坏的标准问题上，我们说人的因素第一，在于人的思想革命化；他说钞票第一，在于企业的赚钱多少。他完全是用资本家那一套来反对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
难道利润是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统一计划管理企业，使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高速度的发展。社会主义企业要实行政治挂帅，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全面完成国家的计划指标，必须好字当头，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质量、品种第一。
但在孙冶方看来，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中的主要指标是利润，是赚钱。他说：利润指标是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中心指标”。这就是说，利字当头，赚钱第一，国家和企业只要抓住利润这个“牛鼻子”，就能带动一切，至于什么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他根本没看在眼里。
我们说，社会主义企业要受国家统一计划的领导；他说，要受利润的支配。我们说，企业经济活动要好字当头，质量、品种第一；他说，企业要利字当头，赚钱就是一切。照他这一套，国家除了见钱眼红，还有什么社会主义计划管理！企业除了成为赚钱工具，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气味！
资金利润率是国家投资的依据吗？
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的目的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因此，国家的资金分配，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必须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出发，根据政治和经济的任务，服从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实行计划分配。
然而，孙冶方却主张国家投资的方向要以赚钱多少为转移。他说：国家“究竟采取哪一种投资方案，分配多少资金，就要作经济比较，也就是要考虑到平均资金利润率”。他要国家哪里赚钱就向哪里投资，对赚钱多的部门就多投资，对赚钱少的部门就少投资，对赔钱的部门即使国家急需也不投资。
不难看出，他是反对国家根据革命和建设需要分配资金，鼓吹按赚钱多少决定投资去向；反对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调节，用资金利润率和生产价格作为国家投资的自动调节器。这不是取消无产阶级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集中领导，破坏计划经济制度，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沦为资本主义自由化经济，还能是什么呢？
利润岂能调动企业和职工生产的积极性？
社会主义企业不仅是无产阶级进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阵地，而且是进行阶级斗争的阵地。企业完成生产任务，必须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促建设。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办社会主义企业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泽东思想灌输到职工群众中去，这样，职工群众的无产阶级觉悟就大大提高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充分发挥出来了，精神力量就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是保证企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唯一的、可靠的、持久的动力。
孙冶方既然把企业作为赚钱的工具，那他就必然要强调物质刺激，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的诱饵。无怪乎他说：“利润是发展生产的必要手段”，“按占用资金的多少来确定向国家上缴利润”，以加重企业对利润的关心；用“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那部分利润按一定比例分一部分给企业作为奖金”，以刺激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他就是这样把利润作为鞭策企业和职工“前进又前进”的动力。
我们办企业搞的是革命和建设，靠的是政治挂帅；而孙冶方办企业，搞的是赚钱，靠的是利润刺激。他的这套办法，必将使我国经济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
不许孙冶方歪曲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它是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创造性运用。它的目的在于充分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它的本质在于对人民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觉悟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高度重视。它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路线。
孙冶方象邓拓诬蔑东风压倒西风是“伟大的空话”一样，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虚”的。那么在孙冶方看来，总路线的“实”又是什么呢？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费用和效用的统一，就是以最少的费用取得最大的效果”。他这种所谓“费用和效果的比较”，是指利润。他直截了当地说：“价值规律实际上是总路线的另一种提法”。依照他的说法，利润简直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灵魂。
他玩弄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的把戏，一方面把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化为乌有，另一方面又代之以利润为灵魂的“总路线”。这哪里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只能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总路线”。
从对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的剖析，可以看出，孙冶方妄图以利润挂帅篡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利润统帅一切、支配一切、推动一切，国家唯利是图、企业唯利是图、职工唯利是图。利欲熏心，不可终日。“上下交征利”，而社会主义危矣！
我们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坚持突出政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计划经济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避免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逐步走向共产主义。而孙冶方却反对毛泽东思想，打出利润挂帅的黑旗，把利润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内容，使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投资方向和计划指标体系都完全服从于利润，使利润成为评价企业工作的标准、发展生产的动力和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手段。
十分明显，孙冶方搞的是利润挂帅，搞的是钞票挂帅，搞的是唯利是图，归根结蒂，搞的是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和孙冶方之间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
如果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得以实现，那么，社会主义所有制就必定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就必被破坏，资产阶级思想必然泛滥，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必得孳生，无产阶级政权必遭篡夺。用孙冶方自己的话来说，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比作一头“牛”，利润好比“牛鼻子”。他就是要牵住利润这个“牛鼻子”，把中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引向资本主义的深渊。这就是：要社会主义蜕化为资本主义，要新中国退到旧中国去，要革命果实被葬送，要千百万人头落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粉碎孙冶方的猖狂进攻，拔掉他的“利润挂帅”黑旗。

人民日报 196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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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孙冶方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

　　耿东

孙冶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权威”。他长期盘踞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领导岗位上，大量散布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那里贩来的黑货，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勾当。从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起，他就当上了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应声虫。他声嘶力竭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主张利润挂帅和企业独立自治，提出了一整套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经济纲领。他的目的就是妄图瓦解我们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化变质，把我国拉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恢复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彻底批判孙冶方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经济纲领，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粉碎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复辟阴谋。
妄图推翻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恶毒地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阴谋搞反革命复辟活动的最大障碍。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总是把攻击的矛头首先指向毛泽东思想。“三家村”黑帮是这样，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是这样，孙冶方这个反革命老手也是这样。孙冶方对毛泽东思想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极为恶毒地把毛泽东思想污蔑为“传统教条主义”和“自然经济论”。胡说什么：“传统教条主义”和“自然经济论”在我国“处于不言而喻的独占地位”，“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当前的理论和实践”，造成一系列严重“问题”和“恶果”，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窒息了”。胡说什么：毛泽东思想“务的全是‘虚’”，“归结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时候，就更‘虚’了，干劲的劲完全是精神的东西了”。他公然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大叫大嚷要在经济领域中取消毛泽东思想挂帅，取消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实行他的一套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经济纲领，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引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是不是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是不是坚持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是关系到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等大事，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是战胜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的确是“处于不言而喻的独占地位”的。毛泽东思想的这种独占地位，正是我国七亿人民所绝对需要和极力维护的。毛泽东思想引导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毛泽东思想是一切阶级敌人所最惧怕、最恼恨的。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独占，就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独占；不是无产阶级独占，就是资产阶级独占。其他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我们一切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是我们的命根子，是我们一切力量的源泉。有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独占地位，才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独占地位，才能有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快发展，才能有胜利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远大前途。
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制订的，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最高概括和体现，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出现了国民经济的大跃进。沿着总路线指明的道路前进，我们就可以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孙冶方抹黑了总路线，就抹黑了毛泽东思想，抹黑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就全盘否定了我们党这几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也就否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路线，是坚决发扬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的无产阶级不断革命、彻底革命精神的路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促进三大革命运动的路线。总路线的灵魂，就是以毛泽东思想挂帅，以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我们正是“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虚”，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有了正确的方向，我们才有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才能调动一切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发挥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这一切，化成无比巨大的物质力量，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建国十多年来，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正是由于坚持了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才取得了国民经济的大发展，迅速克服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破坏所造成的困难，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了，新的工农业生产跃进的局面出现了，大庆式企业和大寨式社队成批地出现了，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我们的国家正愈来愈成为世界革命的强大堡垒。孙冶方把这一切污蔑为“空虚”和“虚无”，这完全是狂犬吠日，丝毫无损于毛泽东思想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光辉，相反，更加暴露出孙冶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
一个彻头彻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
孙冶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是经过周密策划、精心设计的。这些年来，他提出了一整套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这个纲领，集中暴露了孙冶方之流阴谋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野心。
孙冶方提出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经济纲领包括这样几项反动主张：一条是在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实行利润挂帅，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一条是实行“企业独立自治”，反对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也就是从根本上变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为南斯拉夫式的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制；一条是所谓“新价值规律论”，也就是要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听从“价值规律”的摆布，否定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作用。这三条反动主张集中到一点，就是妄图把社会主义经济“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经济。
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主张利润挂帅，是孙冶方妄图通过“和平演变”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手段。他强烈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政治挂帅的思想，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唯心论观点”，是“懒汉思想”；狂热地主张以“利润带动一切”，实行利润挂帅。他鼓吹“利润是企业经营好坏的最集中的表现”、“最综合的指标”和“最灵敏的标志”，要把利润作为“带动一切的中心环节”。他还主张以利润的多少来评价企业经营管理的好坏，并且提出把超计划利润的一部分“分给企业作为奖金”，以“鼓励企业为增加盈利而奋斗”。他所主张的这种利润挂帅，也就是要让资产阶级政治挂帅，要让资产阶级政治在我们的企业和全部国民经济中主宰一切。
毛主席曾经反复强调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突出政治，实行毛泽东思想挂帅，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里，衡量经营好坏的根本标准，是看它是否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坚持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企业，办成一座座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用毛泽东思想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的革命化的劳动者，是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的首要任务。只有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才能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才能保证我国逐步地向共产主义过渡。
孙冶方所以要这样声嘶力竭地反对政治挂帅，打起利润挂帅的黑旗，其用心是昭然若揭的。他是要挖掉我们的灵魂和生命线。他是要以利润、奖金为钓饵，以物质刺激为手段，瓦解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妄图把工人都变成斤斤计较眼前私利的人。什么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什么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都一古脑儿把它抛弃掉。理想算不得什么，钞票就是一切。这样，广大群众就会不知不觉地变成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俘虏，为孙冶方之流复辟资本主义准备条件。同样，就整个企业来说，孙冶方也无非是要让利润来调节企业的生产，使每个企业都绕着利润团团转，什么社会需要啦，国家计划啦，党和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啦，等等，全都可以抛到九霄云外。这样，就必然会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导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导向自由竞争。这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社会主义的影子呢？孙冶方曾经把利润比做牛鼻子，把整个国民经济比做牛，说只要牵住这个牛鼻子（利润），牛（整个国民经济）就会跟着跑了。这个譬喻十分形象地说明了孙冶方宣扬利润挂帅的反动本质。只要你在利润问题上被他牵住了鼻子，那你就得跟着他跑向资本主义，使我们整个国家变颜色。请看，这是多么阴险毒辣的诡计呀！
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还是资产阶级利润挂帅，这是社会主义企业还是资本主义企业或修正主义企业的根本分界线。一切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努力建立起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产业大军，而不是让广大劳动者成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俘虏，成为金钱奴隶和只顾眼前私利的人。一切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活动，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满足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服务，为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服务，而不是盲目地追求利润，唯利是图。否则，我们的企业和资本主义的企业，和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下的企业，还有什么两样呢？因此，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利润挂帅，是企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保证。
孙冶方疯狂地反对党和国家对企业的集中统一领导，主张实行企业独立自治。这是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经济纲领中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它集中暴露了这个纲领的反动实质，集中暴露了孙冶方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野心。孙冶方恶毒地攻击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企业“管得过多，管得过死”，“束缚了企业的手脚”，“限制了企业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大大限制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怎么办？孙冶方以“改进管理体制”为幌子，主张实行企业独立自治，使每个企业在原有资金范围内，“有独立处理一切经济事务的职权”。什么职权呢？一是有权自行制订生产计划，自由扩大生产。国家只抓“利润”指标，生产计划由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自己制定。二是有权自由支配企业的折旧基金和“自由买卖固定资产”，允许企业任意扩大或缩小自己的生产能力，自行决定技术改造的方向。三是取消国家的物资计划调拨制度，由企业通过“合同制”自行安排供销关系。产品自由买卖，自由竞争，国家也不必“过问”。孙冶方把给企业的这些权，称为“小权”，那末，国家剩下来有些什么“大权”呢？国家还能管些什么呢？说穿了，就只是收取利润和分配投资而已。
图穷匕首见！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孙冶方主张下放给企业的，根本不是什么“小权”，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该掌握的大权。他所反对的，根本不是什么“管得过多”，而是根本取消社会主义经济的统一计划，取消党的领导。孙冶方同邓拓之流一样，是要挖掉我们伟大事业的核心——以伟大的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要我们党下台，让他们这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去搞政治，搞军事，搞经济，搞文化，让他们来专我们的政，让资本主义的整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我国取得“独占地位”。
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也就是实行“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全部经济活动，都必须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首先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保证党对企业在政治、思想上的绝对领导，保证企业的全部经济活动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下进行；同时，在保证党和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条件下，给予企业一定的机动权，使企业能够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生动活泼的关系。如果按照孙冶方的反动方案，把决定整个社会生产发展方向的、制订国家计划的大权都交给企业，把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都分割成单个企业的“独立主权”，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还谈得上什么社会主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呢！
孙冶方的这一套主张，不是别的，正是不折不扣的南斯拉夫的“企业工人自治”。这是从生产到流通全面恢复资本主义关系的最狂妄的反革命复辟计划。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痛斥过这种所谓“自治”的反动主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直接或间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对他们各自的生产的所有权合法化、或者把他们削弱或阻挠执行全国政权的命令的权利合法化的做法，都是对苏维埃政权基本原则的极大歪曲和完全放弃社会主义。”现在，列宁主义的叛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集团，不是正在所谓“扩大企业经理的权限”的名义下，干着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勾当吗？孙冶方所推销的，也正是这种修正主义的货色。孙冶方要实行的，正是这条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孙冶方在鼓吹他的“利润挂帅论”和“企业独立自治论”的同时，还狂热地宣扬他的所谓“新价值规律论”，并以此作为他整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经济纲领的“理论基础”。孙冶方一贯把价值规律奉若神明，大肆鼓吹价值规律的神奇作用。他主张用价值规律来代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以价值规律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者。他说：“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价值规律，实际上就是不断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前进的‘落后赶先进，先进再先进’的规律。”这些话说得神乎其神。其实，这是孙冶方摆的迷魂阵，是在故弄玄虚。孙冶方怕他提出的这套反动纲领露了馅，特地为它披上一件烦琐的学术外衣。他所说的价值规律，就是利润主宰一切，就是物质刺激，就是金钱万能，如此而已。
价值规律对社会生产的调节作用，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而不是以计划经济为前提的。价值规律对社会生产的调节作用，实际上也就是利润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孙冶方把价值规律吹捧为凌驾一切的“第一条”规律，说穿了，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的必要性，为他的“利润挂帅论”和“企业独立自治论”提供“理论根据”。我们并不否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利用价值规律的必要性，但是，决不能任其自由泛滥，统治一切。否则，就会取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社会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蜕化。孙冶方胡说什么价值规律可以“不断促进生产力发展”，不断“推动社会前进”。说穿了，就是要麻痹革命人民的阶级警惕，放弃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好让孙冶方和各种牛鬼蛇神互相勾结起来，放手去复辟资本主义。这完全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反革命妄想！
以上就是孙冶方提出来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经济纲领。这就是孙冶方精心设计的一幅复辟资本主义的蓝图。
按照这个蓝图，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成为资本主义的大老板，包给企业一笔钱，放手让企业赚钱，国家按本取利。企业就成了国家和厂长、经理合伙开设的“合营公司”，双方来瓜分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企业的领导干部也就会蜕化为特权阶层。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国家岂不跟着变颜色了吗？
按照这个蓝图，党的领导没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没有了，国家的统一国民经济计划没有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也没有了。这样，我们的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与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统治的国家，又有什么区别呢？
按照这个蓝图，大家都“为增加盈利而奋斗”，大家都去生产价高利大的产品，追逐最高的利润，社会上不是又会重新出现自由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吗？利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归根到底是要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用双手去创造的。如果企业领导人的心目中只有奖金和利润，为了多得奖金，多得利润，他们就会利用自己的职权，无情地剥削和压榨工人群众，工人群众又将重新沦为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在今天的现代修正主义统治下的苏联和南斯拉夫，不正是发生着这样的事情吗！
这就是孙冶方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经济纲领的本质。
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和平演变？“三家村”黑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标本，孙冶方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标本！今天我们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之间的斗争，决不是什么学术上的论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惊心动魄的斗争。请同志们看一看孙冶方设计的这一复辟资本主义的蓝图，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场斗争的性质。
现代修正主义的忠实走狗，奴颜婢膝的民族败类
孙冶方大吹大擂的这套东西，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而完全是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那里贩运来的。
孙冶方的一整套修正主义主张，是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逆流在我国经济学界的一种反映。一九五六年，孙冶方在访苏期间结识了赫鲁晓夫的一些修正主义谋士，一见之下，就崇拜得五体投地。回国后，他一再称颂现代修正主义者是他的老师，说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精湛的说明”和“最大的启示”。他恬不知耻地说，他的一套观点都是拾自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牙慧”。一九五九年以后，他又两次去苏联取复辟资本主义之“经”。回国后，他还竟然写报告，狂妄地要我们党和国家把“苏联经济学界克服教条主义”，即推行修正主义的做法，“引为借鉴”。苏共二十二大后，臭名远扬的利别尔曼在赫鲁晓夫指使下，提出以利润调节来代替计划管理的建议，孙冶方公然声称，他的观点“比利别尔曼还彻底”。请看，这个盘踞在经济学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原来不过是一条现代修正主义的忠实走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败类。他完全拜倒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脚下，表现出那副卑躬屈节、奴颜婢膝的奴才相。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过：这些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人，“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早已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奴才和走狗，而孙冶方却是个“奴下奴”，走狗的走狗！
几年来，孙冶方的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曾经受到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的一再驳斥和抵制，但他却始终顽强抵抗，执迷不悟，甚至叫嚣要“赤膊上阵”。对这样一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一定要群起而攻之，擂鼓以伐之。我们一定要戳穿孙冶方这只纸老虎，剥去他的画皮，拔掉在经济学界的这面黑旗，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牢牢地插到经济学领域中去！

人民日报 196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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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冶方的谬论骗不了贫下中农
子弟兵母亲　戎冠秀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可是，孙冶方却把生产关系说成是“人”与“物”的关系，还说什么“人”与“物”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深远的内在矛盾”。他这是胡说八道，是恶毒地攻击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忠实地推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主张，妄想推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复辟资本主义。告诉你，孙冶方，你这个黑帮分子的鬼打算是永远不会得逞的！你只会像屎克螂碰在城墙上，“嗡嗡”发出几声惨叫罢了！
无数事实证明，阶级斗争是个大问题。无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生产关系都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阶级关系，而绝不是什么“人”与“物”的关系。我们贫下中农深受旧社会的苦，深感新社会的甜。因此，我们也最懂得阶级压迫、阶级斗争，最懂得爱谁、恨谁，最懂得革你们这伙反革命黑帮的命。
深受旧社会痛苦的劳动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阶级敌人烙在我们身上的伤疤的。就拿我们盘松村来说吧，解放前，我们这里十三个村庄的二千多户人家，受着韩狗眼、韩腊月两户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二千多户人家种的地，还不到他们两户土地的四分之一。年年收入的粮食，都要交到他们的大仓里。我们就是在山坡上刨点荒地，也得交给人家一半租子，拿起一块石头也不敢说是自己的。家家户户一年到头连糠菜也吃不到头，被他们逼得卖儿卖女，妻离子散，流离失所。我自己在这个村生活不下去搬到那个村，半辈子搬了三次家，还是挨冻受饿。就是这样，父母亲被逼得三天两头想寻死。我的叔叔戎荣子上吊好几次，都被穷兄弟们救下来。最后，他带着全家五口外出逃荒。五、六天后，全家五口，除被卖的一人外，全都饿死在深山里了。那时，天下的老鸦一般黑，到哪里也没有活路。我们贫下中农与韩狗眼、韩腊月的关系，难道是什么“人”与“物”的关系吗？
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贫下中农进行了英勇的阶级斗争，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斗垮了地主、恶霸，分到了房屋、田地，才翻了身，当家作主。要是相信了孙冶方的话，只抓“人”与“物”的矛盾，不抓阶级斗争，我们就要世世代代被三座大山压在脚下，哪有今天的好日子！
那末，解放以后，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生产关系是不是就是“人”与“物”的关系了呢？是不是没有阶级斗争了呢？不是。就拿农业合作化来说吧，我们贫下中农谁不知道合作化好得很！大家都说：“咱们可找到了幸福美满的光明大道啦！”我们干劲十足地给社里干活，为的是多打粮食，好建设社会主义。可是地主、富农呢？他们却对合作化极端仇视，说什么合作化搞“糟”了，搞“垮”了。他们不仅不好好干活，还进行种种破坏活动。俺贫下中农教育自己的子孙，不要忘本，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是，地富人家教育自己的孩子，要记住这间房那块地过去是他们的，是共产党和俺穷人们“抢”走了，等以后有了办法跟俺们算账。这难道是什么“人”与“物”的矛盾吗？
可见，我们贫下中农正是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合作化的过程中，进行了阶级斗争，打退了地主、富农的猖狂进攻，才取得了合作化运动的伟大胜利。要是相信了孙冶方的话，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只看作是“人”与“物”的矛盾，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那末，人民公社就建立不起来，就是建立了，也要垮台。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每一个胜利、每一点成绩的取得，都是要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的。阶级斗争是千万不能忘记的呀！
孙冶方，你这个黑心的家伙，恶毒地攻击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妄想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复辟资本主义，把我们翻了身的劳动人民重新推到水深火热的苦海中去，我们绝不答应，全国人民绝不答应。我要擦亮眼睛，站稳脚跟，还要时时刻刻教育我们的子子孙孙，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我要永远当一名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坚强战士。谁要攻击伟大的党中央和毛泽东思想，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他们拚到底。
（张学冈整理）



不抓阶级斗争 企业就要变色
齐齐哈尔车辆工厂锻工车间主任　苍文芳
指导员　景全德　王长胜

孙冶方说什么“经济是‘人’与‘物’两个因素的矛盾统一体”，“人”与“物”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深远的内在矛盾”。这是现代修正主义的陈词滥调。
解放前，我们在工厂就常听资本家说：“工人嘛，就管干活，挣钱吃饭就行了。”他们企图麻痹我们不要起来和他们斗争，听任他们的剥削和压迫。解放后，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翻了身，成了工厂的主人。但是，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我们厂有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就常说：“好好干活就行了，相互间不要伤了和气。”他们最怕阶级斗争，我们就是要抓阶级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教导提高了我们的警惕性。我们和阶级敌人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
就拿我们车间来说吧，工人们天天和机器打交道。表面看，好象这只是人和物的关系，可是里边阶级斗争很激烈。我们要坚决实行政治挂帅，有人却想实行钞票挂帅；我们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人却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车间有一名农民出身的五好工人，有一段时期，他经常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打交道，这些人常向他灌输资产阶级吃喝玩乐的思想，他的思想就逐渐被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了。因此，他在工厂不好好劳动，想自个儿拴车买马，种自留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后来，我们动员他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提高了无产阶级觉悟，认识到自己上了资本主义的当，回过头来，控诉了资产阶级。他思想变了，生产积极性就高了，去年他又重新成了五好工人。前后同是一个工人，却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有着两种不同的生产表现，难道说这只是“人”和“物”的矛盾吗？
在为什么而生产方面，两种经营思想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我们厂生产一种吊车，开始生产时，有些部件是赔本的。当时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说，“没利润，不生产”。但是，这种吊车是社会急需的产品，我们坚决进行了生产。难道这不是阶级斗争，而只是“人”和“物”的矛盾吗？
孙冶方抹杀阶级斗争，是别有用心的。因为抓不抓阶级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子孙万代的命运问题，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问题，关系到防止修正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问题。我们车间的工人说：“阶级斗争是个宝，千万千万别忘了。”你不斗资产阶级思想，它就要抓你；你不打击它，它就要腐蚀你。你不抓阶级斗争，我们的队伍就要转向，企业就要变色。孙冶方叫嚷“人”与“物”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经济最深远的内在矛盾，戳穿了它，就是要我们只重视经济，不要突出政治；只见物，不见人；让我们只抓利润，放弃突出政治，放弃阶级斗争，放弃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一句话，孙冶方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企图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这是多么狠毒的阴谋！我们一定要把他彻底斗垮、斗臭。



绝不能只抓粮棉油，不分敌我友
沈阳部队后勤部　沈才

什么是生产关系，毛主席早有明确的指示：“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就是说，生产关系就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和人的关系。在有阶级的社会中，生产关系就是阶级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生产关系也是阶级之间的关系。
孙冶方胡说“‘人’与‘物’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深远的内在矛盾”；“一切经济问题”都是“人和物”的关系问题。照他看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人和物的关系、人和物的矛盾，再没有什么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了；只要同天斗、同地斗，再不要同阶级敌人斗了；就可以埋头搞建设，只抓粮棉油，不要再分敌我友了。他的居心极为恶毒。他企图解除我们的思想武装，使我们失掉阶级警惕性，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打败仗。
难道地、富、反、坏、右，跟我们劳动人民已经是一家人，可以“和平共处”了吗？不，绝不能这样。我们清楚地知道，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他们人还在，心不死，白天黑夜都做着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美梦。我们同他们之间分明存在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算是哪种“人和物”的关系呢？
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同“三自一包”的斗争，同贪污盗窃的斗争，同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斗争，等等，难道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而是什么“人和物”的问题吗？
就拿我们部队后勤财务工作来说吧，是贯彻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精神，还是铺张浪费？是把经费重点用于建设，还是用于消费？是为广大指战员服务，还是搞少数人的特殊化？……这种种思想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后勤财务工作中的反映。如果我们照孙冶方讲的去做，只抓人和物的矛盾，只去埋头管钱、管物，不抓两种思想的斗争，那我们就要成为没有政治头脑的糊涂人。我们绝不信他那一套，一定要狠抓兴无灭资的斗争，为实现部队的非常无产阶级化和非常革命化而斗争。
从我们自身革命化来说也是一样。我们革命战士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也会受到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影响，也会受到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难道我们不需要进行自我改造，只顾埋头生产、埋头工作就行了吗？不，绝不能这样。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要在与阶级敌人斗争中改造自己。我们一定要像刘英俊同志那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做工、种田、当兵，绝不是为了钞票，而是为了人民，为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孙冶方散布“人与物的矛盾”的谬论，妄图使我们放弃思想改造。这是痴心妄想！
孙冶方！你说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人与物”的矛盾，没有阶级斗争，这完全是欺骗。你们一小撮黑帮搞的就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嗅觉最灵，眼睛最亮，绝不上你的圈套。



办农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河北省临西县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书记　吕玉兰

孙冶方坚持反动立场，胡说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和“物”的矛盾，否定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我们坚决不允许。告诉你，孙冶方，你那种鬼花招，蒙蔽不了我们贫下中农。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即使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阶级并没有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它将贯串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我们东留善固大队阶级斗争的事实，也证明毛主席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我高小毕业回村后，和俺村贫下中农一起，一心想把集体生产搞好，但是阶级敌人却千方百计进行破坏。我和群众植树造林，阶级敌人就背地里破坏树林；我和群众养猪积肥，阶级敌人就趁我在县里开会时，把猪全部杀掉，给大会写黑信，诬告我。他们还在村里捏造事实，蛊惑群众，纠合一帮地富反坏右和投机倒把分子闹事，想推我下台。这时，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告诉我们：“工作就是斗争。”又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我脑子里装上毛泽东思想，就心明眼亮意志坚，斗争勇气更足了。我知道这种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斗的不仅是我，而且是我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敌人斗我，我毫不动摇，先看他们耍的什么花招，然后揭露他们的阴谋。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我和贫下中农一起，终于把他们斗倒了，农业生产也搞好了。在这场实际斗争中，毛主席的教导，提高了我的阶级觉悟。阶级敌人也当了我的反面教员。于是，我得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要干革命，要保卫住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要搞好农业生产，就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孙冶方企图用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和“物”的矛盾的无耻谰言，来抹杀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要挖我们的命根子。我们一定要掌握阶级斗争这个武器，紧握锄杆子、笔杆子、枪杆子，斗垮黑帮，搞掉黑线，保卫我们的印把子、命根子！

人民日报 1966.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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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秤都要有无产阶级感情
沈阳市东方红副食品商店副政治指导员　李素文

我们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孙冶方的一整套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谬论，感到无比愤慨。孙冶方反对我们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反对政治挂帅。他极力鼓吹利润挂帅、钞票挂帅。很明显，他的目的就是妄图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把我们社会主义企业变成资本主义企业，使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和孙冶方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一场你死我活的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彻底揭露和批判孙冶方，坚决把他打倒。
在阶级社会里，一切经济部门都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就拿商业来说，资本主义商业是为资本主义政治服务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决定了资本主义商业唯利是图的性质。一切为了钱，一切为了利润，是资本主义商业的根本目的。为了钱，资本家大斗进，小斗出，低价买，高价卖，抬级压价，缺斤少两，掺杂使假，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等等，千方百计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只要能够达到多得利润、发财致富的罪恶目的，资本家是什么卑鄙勾当都干得出来的。
我们社会主义商业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是为生产、为人民生活服务的。这和资本主义商业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的商店是人民的商店。我们每个商业工作者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办人民商店的唯一宗旨。我们商店处处给群众生活送方便，使群众体会到党和毛主席对人民生活的关怀，从而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这就进一步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我们绝不是单纯做买卖，更不是为了多赚钱。我们是为革命办商业，为革命做生意，为革命站柜台。为赚钱做生意是资本主义商业的标志，为革命做生意是社会主义商业的标志。
毛主席教导我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经营什么。我们在柜台服务中，接待每一位顾客，称每一秤，交易每一分钱，都要极端负责任，每一秤都要称出无产阶级感情来，称出政治来。
我店营业员靳桂英同志在卖萝卜时，发现顾客自己挑的有一个带黑点的萝卜，就主动把它拿来，切开一看里边是坏的，就给掉换一个。顾客感动地说：“你们不仅管萝卜的外面，还管萝卜的里边。”有位顾客要买一斤胡椒粒，营业员问明情况，发现买半斤胡椒面就够了，就和顾客商量卖给他半斤。顾客说：“真是毛主席的教导好，社会主义好，过去买东西受欺骗，今天商店把我们当亲人。”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多卖钱、多得利润吗？根本不是。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认为，只要对党、对人民有利的事，我们就去做，并坚决做好。这样做虽然要麻烦一点，但是，当我们想到我们的阶级弟兄，从我们营业员手里买到新鲜、味美、干净、质量好的副食品，吃得好，休息好，学习好，一心一意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时，心里就感到特别高兴。为群众服好务，给群众送方便，这就是党交给我们的责任。而孙冶方却鼓吹什么“利润是企业经营好坏的最集中的表现”，是“最灵敏的标志”。如果我们按照孙冶方的修正主义观点去做，我们的企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和经营作风必然泛滥，从而腐蚀了革命队伍。这就会使我们严重地脱离群众，变成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买卖人，就会疏远党和群众的关系，使我们社会主义企业蜕变为资本主义企业，从而使我们国家改变颜色。可见孙冶方的阴谋是多么卑鄙，用心是多么恶毒！
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是一株大毒草，我们一定要把它连根铲除。



靠钱办不好的事 政治挂帅就办好了
武汉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宋乐山

孙冶方之流大肆攻击政治挂帅，竭力鼓吹利润挂帅，说什么要用“利润”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这完全是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店批发来的破烂。走上了这条路，就会使得少数人发财致富，多数人贫困破产。这也就是解放前蒋介石反动派在中国走过的老路。就是那种人吃人的社会，逼得我全家吃尽了苦中苦。我父亲给地主当了一辈子长工。我十岁就给地主放猪，到头来不仅拿不到工钱，反而被一脚踢了出来。在旧社会，劳动人民家家都有阶级苦，人人都有血泪仇。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利润挂帅”给我们带来的苦难，我们忘不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永远忘不了。
今天，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创造出无数人间奇迹。这靠的是什么呢？一不靠外援，二不靠强制，三不靠利润、物质刺激，四不靠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唯一的是靠毛泽东思想，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毛泽东思想一旦被工农兵掌握，就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我们国家出现了许多大庆式的工业先进企业，大寨式的农业先进单位，都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的结果。
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是这样，我个人的工作也是这样。我是做部队后勤工作的。几年来，我一次又一次多快好省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采购任务，靠的就是毛泽东思想。我深刻地体会到：经济工作与其他的工作一样，每当实行了政治挂帅，着眼于人的思想革命化，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各项工作都能搞好；相反，不实行政治挂帅，只抓业务，什么工作都搞不好。我开始搞采购工作的时候，以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办事有合同，质量有标准，抓紧就行了，结果吃了不少苦头。以后，我就特别注意在工作中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一九六四年六月，我到黑龙江萝北县去运铺板、铺凳。贮木场加工速度缓慢，并有一些产品质量不合要求。我学习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主席说：“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我便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有关勤俭建国、自力更生的教导，启发大家以主人翁的态度搞好生产，为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工人最听毛主席的话，越学越想学，越学干劲越大。他们说：“毛主席咋说，咱咋干，干就干个‘完全’、‘彻底’。”结果，整个加工运输任务进行得很顺利。靠钱办不好的事，政治挂帅就办好了。这使我体会到：千难万难，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不难；千条万条，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第一条；千变万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能变。突出了无产阶级政治，完全彻底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事事好办；离开了无产阶级政治，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走投无路，一事无成。
政治挂帅，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提出来的，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提出来的。它是灭资产阶级思想，兴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保证我们国家永不变色的根本措施。孙冶方，你污蔑政治挂帅，宣扬利润挂帅，就是要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这绝对办不到，我们一定要同你斗到底。



再剥孙冶方的画皮
龙政文

孙冶方在国际上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应声虫，在国内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
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实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就引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极端仇恨。孙冶方在这个时候跳了出来。他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做了《要懂得经济必须学点哲学》的报告，又在一九五九年写了《论价值》一文，疯狂地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总路线，污蔑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犯了主观主义“左”倾错误，和当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一个腔调。
孙冶方怀着对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刻骨仇恨，居然在外国人面前，诽谤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有一个外国经济学家来我国访问，攻击我们的人民公社。孙冶方这时直接用外语说，我们这几年是“冲昏了头脑”。苏联中国问题研究所的一个研究人员来我国访问，和孙冶方谈话时胡说我们的人民公社一定要失败。孙冶方频频点头，低声下气地附和。看！孙冶方已经堕落成为祖国的叛徒！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这个期间，由于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破坏和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我国遭受了暂时经济困难。国际上出现了反华大合唱，国内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孙冶方也异常嚣张地活动起来。他纠集盘踞在经济研究所内的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等，掀起翻案风、单干风，搞得乌烟瘴气。
孙冶方在一次报告中，颠倒黑白，歪曲事实，恶毒地污蔑党中央是什么“‘左’倾”、“小资产阶级的传统”、“主观唯心主义”。他还到处散布流言蜚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翻案。
孙冶方还积极鼓吹单干，公开叫喊对包产到户“不要轻易去否定”，竭力提倡研究“三自一包”的问题。他甚至直接向中央上书，攻击国家对市场的管理，主张扩大自由市场，改变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鼓吹大量增加农业税，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妄图在农村实现自由化，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里，蹲着一个被罢了官的来头不小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孙冶方对他毕恭毕敬，唯命是从，许多重要问题都向他请示，讨论《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每次会议都请他作指示。这个来头不小的家伙，利用经济研究所的阵地，写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和其他七篇所谓读书笔记。这些东西都是继续向党进攻的黑货。孙冶方完全赞同，为之提供了大量的绝密材料，并为他组织讨论会。
孙冶方不仅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一丘之貉，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中的一员大将。一九六四年，经济研究所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揭开了孙冶方的盖子。但是，孙冶方始终顽抗，甚至公开说：“我没有错误，我的主张都是正确的。”而当群众将要对他进行彻底批判时，从他的黑线头子那里却来了什么“精神”，迫使运动不得不停了下来。结果孙冶方没有斗倒，他的根子也没有挖出来。
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牛鬼蛇神都暴露了原形。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孙冶方连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伙，连同他的黑线主子，都一起被揪了出来，遭到了迎头痛击。“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彻底斗倒、斗垮、斗臭。



决不走“利润挂帅”的道路
重庆市五好工人、重庆水轮机厂　李洪炳

孙冶方主张“利润挂帅”，就是妄图使社会主义的经济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的轨道，实现“和平演变”的阴谋。我们老工人都很清楚“利润挂帅”是个什么货色。在旧社会，资本家办企业就是为了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他们为了追求利润，不顾工人的死活，并且采取弄虚作假等手法欺骗买主。
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我们搞生产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利润。我们必须按照毛泽东思想办社会主义企业，决不能走孙冶方主张的修正主义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毛主席早就说过：“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五亿农民服务的思想，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为农业生产了大量价廉物美的工业产品。这些工业产品在农民的心目中，被看成是工人阶级的支援，是党和毛主席对农民的关怀。我们厂生产的每一台水轮发电机，在农村发出电来的时候，农民兄弟都欢欣鼓舞地说：“这是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幸福！”
我们根据农村需要，因地制宜地设计和制造了各种规格的水轮机，不仅工作量很大，而且盈利也很小，有时从单台产品来看还要亏本。如果按照孙冶方的“利润挂帅”的主张，我们就不去生产这些产品，那会带来什么结果呢？那就必然会造成工业脱离农业的基础，工农联盟遭到破坏，从而使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遭到破坏。
为了更好地支援农业，我们厂里几乎每年还要抽出一批工人组成技术服务队，下乡为农村发展电气化服务。按照孙冶方的“利润挂帅”的主张来看，这都是不该做的蠢事；而在我们看来，这却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好事。
很显然，孙冶方鼓吹的“利润挂帅”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货色。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江山，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把孙冶方这套修正主义的货色彻底粉碎。



坚持政治挂帅 反对利润挂帅

缫丝为革命

我们为了在生丝质量上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坚持向毛主席著作请教，带着阶级仇恨苦练基本功。我们不但在机台旁练，而且回家后还是练。这样，我们就在三十年代的缫丝车上，缫出了世界第一流的7A无切断和8A等级的优质生丝。现在，我们在生丝质量的十一项指标上，已经有十项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今年，我们厂又被推荐为全国大庆式企业之一。这全是由于我们亲爱的党和敬爱的毛主席教导的结果。
孙冶方，你听着，我们不是为钞票做工的！我们缫丝是为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为了解放全人类，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我们全厂同志在超过定额、超过质量指标以后，从来不要加工资或拿奖金。孙冶方，你要我们实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呸，你这是污辱我们伟大的工人阶级！我们一致认为：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是腐蚀我们工人的修正主义的臭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江苏无锡缫丝一厂五好工人　江阿根

把孙冶方的臭谬论统统烧毁

前些年，我们餐厅以“利润”当头，经营以盘菜为主，搞得劳动群众不敢进来吃饭。一九六四年底，我们通过大学毛主席著作，放下了大店的架子，以经营经济小吃为主，受到了劳动群众的热烈欢迎。从一九六五年以来，我们餐厅不但扭转了亏损，而且也有了盈利。事实证明，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方向盘。孙冶方要我们离开毛泽东思想去搞“利润挂帅”，这是妄想！我们一定要把他的那些臭谬论统统扔到炉膛里，彻底烧毁。

福建厦门东方红餐厅副政治指导员　吴雪珍

孙冶方放毒不过是鸡蛋碰泰山

过去，我们小组没有突出政治，只是用物质刺激来“提高”同志们的积极性。因此，生产跃不上去，废品一大堆，同志们的思想混乱，全组处于瘫痪状态。后来，我们根据党的指示，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学解放军，大学大庆。大家懂得了做工就是干革命，因此，生产不断直线上升。曲轴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我们小组还实现了五项革新，实行了样板化。一九六五年，我们小组被评选为五好班组，并出席了市群英会。
孙冶方主张“利润挂帅”，就是妄想把我们工人变成利己主义者。他的这个阴谋只能像鸡蛋碰泰山一样，被我们砸得粉碎。

山东潍坊柴油机厂曲轴小组组长　张宝生
为人民办邮电
解放前，宁夏全区设立邮电机构的不足二十处，特别是广大农村更很少有邮电所。因为当时的邮电企业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是为了追逐利润的。解放后，农村邮电所增加将近十倍，其中有百分之三十的邮电所收入不够支出。如果按照孙冶方的“利润挂帅”的主张，这些邮电所就要立即停办。但是，我们决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的邮电企业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邮电管理局　王殿武等



为工分种田，我不干
安徽泾县中村公社社员　孙满藩

我是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在山区，耖田是一种技术性较强的农活。我不会耖田，眼看着这个活缺少人干，干着急。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学会耖田，一有空就赶着牛在田里打转转。这时，有人冷言冷语地说：“你这个小子，何必要学耖田？队里的活多得很，还怕一天少了八个工分！”我马上回答说：“这是接老贫农的班，为革命种田，不是什么八个工分、九个工分的问题。难道我们干活是为了挣工分吗！”我坚持苦练了几天，终于掌握了耖田的要领。
在我们队里，那些又累又脏的活，我们青年和贫下中农都抢着干。但是，在评工的时候，谁也不肯多要半分半厘工分。这是因为我们都认识到，我们种田是为了革命，而不是为了工分。孙冶方之流妄图用“一切为了钱”的资产阶级思想，来毒害我们青年，我们决不上他们的当。

人民日报 1966.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