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乃龙：千里迢迢上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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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迢迢上北大

发表于 2019 年 01 月 16 日 由 吴乃龙
一.

1964年我从梅州中学高中毕业。高考日期是7月21日至23日，六科连考三天。按照惯例，考试后一个月开始发放录取通知书，寄到学校。录取通知书分三批发出。第一批是重点大学，第二批是非重点大学，第三批是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之类。所以，进入8月下旬，我们就开始天天往学校跑，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录取通知书。事关自己的命运大事，好焦急呀！

一天上午，我们来到学校科学馆，班主任钟老师就住在这里。钟老师一走出房间，在楼道里就大声对我说：你考上北京大学了！ 这消息使我欣喜若狂。不但考上了大学，而且考上了北京大学！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立即往家跑。

二.

回到家里，一家人欢天喜地，自不必说。根据录取通知书上的报到日期，必须在7到10天内动身。要在这短时间内筹足盘缠，办完各种事宜，去2600多公里外的北京上学，够忙乎的。当年坐汽车从梅县到广州，公路400多公里，票价10元8角。坐火车从广州到北京，2200多公里，硬座慢车票27元2角，特快加价40%。凭录取通知书享受学生优待，慢车票部分减半，加快部分不减，票价为24元5角。所以，光车费就要35元3角。此外，还要添置个人用品。日常穿的衣服，大部分都打有补丁，所以要赶制几件衣服。没有棉袄，现在要去寒冷的北方，也要添置。平时光脚走路，现在要去大城市念书，鞋、袜也要添置。在家里挑了一双比较结实的塑料拖鞋，准备穿着上路。

我幼年丧父，全靠母亲一人支撑家庭，经济拮据。母亲从箱底搜出保藏多年的10几个银元，找村里的熟人卖了，一元一个。姨妈和舅舅在工厂上班，领取微薄的工资，也帮助一些。听说可以向学校申请补助，于是去学校填了申请表。按照标准，家在农村的毕业生赴北京上学，得到12元补助，相当于汽车票钱。七十多岁的祖母，也拿出些多年积蓄的防老私房钱。东拼西凑，有了五、六十元。

录取通知信中还有一个说明，家在农村的新生，如果家庭经济困难需要申请助学金，必须携带公社的证明。于是，我先到生产大队开了证明，然后到城北公社管理委员会换成公社的证明，同时办理“户口迁移证”和“粮食关系转移证明”。十二年寒窗苦读，换来两张薄纸，有了跳出农门的通行证。

刘荣欣同学与我初中同班、高中同校，也考上了北大。我们约定，一起去上大学。开往广州的长途客车，早上5点半从县城汽车站出发。我家在县城郊区，走路去汽车站要20多分钟。刘同学的家离县城比较远，走路要多用一个多小时。因此，刘同学和母亲头天晚上到我家歇宿，以便第二天早上一同去汽车站。

三.

第二天，我们半夜起床，准备停当，天刚蒙蒙亮就离家出发。最难忘的是，老祖母送我们到村头三叉路口。老人家瘦弱的身影和慈祥的目光，深深刻在我脑中，永远留在脑海里。

说出来不怕你见笑，我的日常活动不超出离县城20公里的范围。长这么大了，没有坐过汽车。出门离家最远的一次，是1958年初中一年级时，大炼钢铁，挑一担粪箕连夜走路4个小时，去一个叫做白沙坪的地方，住了一星期。每天去附近的矿山挑煤，送给附近的土高炉，一天好几趟。现在，我第一次坐汽车，要去400多公里远的广州，感到新鲜，又略带一点恐惧。出了县城汽车站，20多分钟后汽车到达称为南口的第一个车站，有旅客在这里上车。原来听说过南口这个地方，离家大约15公里，走路要3小时，觉得离家远，没有去过。现在，要不了半小时就到了，觉得真快。汽车继续前进，感觉良好，原来对晕车的担心一扫而空。第一次坐汽车不会晕车，以后就不会晕车，真是好极了。

当年的长途客车，外观和货车一样，有一个突出的车头，像“解放牌”汽车的样子，只是车内安装木头座椅，每排分左、右各2个座位，中间是很窄的过道。全车有30多、不到40个座位。正逢临近开学日期，过道里也坐满了人。这些人都是在广州上学的返校大学生。一块长条形木板，左、右两头搭在座椅上，人就坐在木板上。汽车经过兴宁、五华，龙川、河源、增城这些县，两次下车吃饭。汽车到达广州汽车站，早已天黑。又逢大雨，只好叫了一辆三轮车，前往离车站不远的东华东路的朋友家。刘同学则去了他的朋友家。

四.

朋友在广州火车站工作，帮我和刘同学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在广州停留的几天时间里，和刘同学一起去华南工学院探望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名叫李梅清。他是1962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当年落榜，没有考上大学。在准备第二年再考的过程中和我认识，一起做过不少数学题。1963年高考后发榜，他收到录取通知书。因为他是“社会青年”，不是应届毕业生，通知书直接寄往他的家庭地址而不是寄往学校。打开信一看，录取通知书上的姓名是“李海青”。大家帮他分析，认为是录取工作人员写错了偏旁，把“梅”写成了“海”；又把“清”写成普通话的同音字“青”。他到县招生办公室查询，得到证实。这件事广为流传，成为大家的谈资。在华南工学院，他请我们吃了一顿午饭。一张长条桌前，每人交一张餐票，帮厨的学生往每人自带的饭盆里打一份菜。然后，每人自己去从饭桶里打饭，不限量。广州的大学里，学生吃饭不限量，我是第一次知道。刚从三年饥荒过来的我，很惊奇，又很羡慕。他对我们说，上了大学，公费医疗。这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学生，从来就没有想过，还有这等好事。他告诉我们，参加高考的考生，被分成三类：优先录取，可以录取，不准录取。并且说，他属于“优先录取”，可能是因为家长和村里干部关系好，得到一份好鉴定。

从前广东人离家，打算长住在外，喜欢带两件宝贝：蚊帐和水桶。蚊帐用于防蚊，水桶用于冲凉。在老家准备行李时，祖母已经把一顶旧蚊帐放进我的旧皮箱。到了广州，朋友带我到附近东山区的一间百货商店买了一个小号镀锌铁皮水桶和一个浅黄色小号搪瓷脸盆。后来到了学校，蚊帐没有派上用场，直到1970年毕业分配到商洛山中，在县城工作时才用上。水桶的最大用处则是用来洗衣服。不但我自己用，同学也经常借用。同寝室有一位福建籍陈同学，很讲礼貌。每到周末，向我借用水桶之前，他都会说一句话：“你先死（洗），我后死，你死了我死。” 可惜的是，这个水桶，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不久后就丢失了。那个脸盆，运气也不好。也是在文化革命期间，196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圆明园旧址附近的草料场发生火灾，听到学校的广播后，大批北大学生带着自己的脸盆，前去救火。我也带着脸盆去了。学生们排成长队，传递盛有水的脸盆。不用说，脸盆全乱套了。第二天，大家把自己带回的脸盆，放到大饭厅地上，再去辨认自己的脸盆。我去了几次，根本找不到自己的脸盆。眼看地上的脸盆越来越少，我只好拿了一个很旧的脸盆，回宿舍去了。后来听说，生物系的一个学生想当英雄，偷偷放火，然后参加救火，异常奋勇。不过，被追查出来，英雄梦破灭，成了纵火犯，被判了刑。

五.

一天下午，我和刘同学在广州火车站会合，约莫四、五点钟上了火车。那时候从广州到北京，特快火车49小时，中途停靠20多站。一上车就在同一车厢里结识了邻座的两位家在广州的北大无线电系一年级（63级）返校学生。我穿着拖鞋，他们也穿着拖鞋。据他们说，北大每年在广东招收60名新生，考上也真不容易。1964年，梅州中学有3人考上北大，据我所知，是最好的一年。后来，又遇到一位从广州返校的北大俄语系女教师。

火车从南向北，2天内看到不同的田园景象。与南方相比，北方的水稻生长期较短，成熟较早。出发的时候，广东的晚稻插秧后不久，禾苗正在分蘖，发育。随着火车往北方奔驰，开始看见稻禾开花，继而看见稻禾结穗。向车窗外望去，一根根电线杆从眼前掠过，感觉远处的电线杆在绕着近处的电线杆旋转。我当时想，如果测量出电线杆的距离和旋转速度，就可以计算出火车的速度，亦可以做相反的计算。黄昏时候，火车通过武汉长江大桥。火车沿着弧形铁道接近大桥，使我们能够看到大桥的全貌。记得初中语文有一篇课文，是大文豪郭沫若的打油詩“长江大桥”。诗中郭沫若自言自语，把长江大桥比作这个那个，然后自我否定，说这些比喻都很蹩脚，最后高喊：“它就是，它就是，武汉长江大桥！” 本人思维迟钝，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啰里啰唆，猜想他可能是要说明这座长江大桥独一无二。诗中还有一句：“谁说中苏友谊可以不要，请看这长江大桥！” 这是郭沫若在1957年喊出的诗句，后来中苏交恶，不知道删掉没有。

火车上供应三餐。如果要吃早饭，必须自己去餐车车厢。午饭和晚饭，有列车员推小餐车，沿过道送到座位前。小餐车里，不带盖的铝饭盒层层叠叠。这些饭盒，经过无数次摔打，扭曲变形，里面装着盖浇饭，就是米饭上浇有一些蔬菜、几片薄肉，3角钱一份，不要粮票，感觉比城市里饭馆卖的便宜。如果想吃得好一点，必须自己去餐车车厢花钱。沿途车站里，站台上有食品出售。河南烧鸡出名，我们早就听说过。在河南境内，可能是信阳也可能是漯河，下车花一块钱买了一只烧鸡，和刘同学分享。相信那时民风纯正，不会是病鸡死鸡。如果要喝火车上的开水，从广州出发后，要花5角钱买一张茶水票。列车员会给旅客一个专用瓷杯，把茶水票套在瓷杯盖顶疙瘩上，放些茶叶到杯子里，把开水从一个大铁壶斟进杯子里，把盖盖好。以后列车员巡视车厢，会给带茶水票的杯子添水。这张茶水票，只管到武汉。过了武汉，如果还要这项服务，必须再花5角钱买一张茶水票，管到北京；否则，专用瓷杯就会被收走。这个“喝水必须掏钱”的政策，在文化革命中被大串联的红卫兵反掉了。老子坐火车都不要钱，却要花钱买水喝？岂有此理！

六.

经过两天两夜的火车旅途，到达北京火车站。我和刘同学跟着三位老师、学长，乘坐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傍晚时分，进了北大南门，随后发生令人非常扫兴的事。有人问我和刘同学有没有打防疫针的证明。我们压根就不知道还有打防疫针这回事，回答说：没有。于是，我们两人被带往庶务科的小屋里隔离。这个小屋，位于44楼北面、校医院西南面，周围是荒地，堆着一些杂物。小屋用炉渣砖砌成，只有一个小门，没有窗户，堪称小黑屋。屋里放着几张双层木床，屋角有个水龙头，其下方有个水槽。小黑屋里共关了5位从广东来的新生，其余3位是：来自兴宁县的陈同学（生物系），来自海南岛的吴同学（生物系），以及来自海南岛的某同学（只记得是高个子，不记得姓名和系别）。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被隔离。录取通知信中根本就没有提打防疫针的事，当时广东也不是疫区。我相信60名来自广东的新生，都不会带有打防疫针的证明。他们也和我们一样被隔离？60人，住在哪里？或许，新生宿舍还没有安排好，我们几个只是来得太早的倒霉蛋。

初到北京，印象最深的是冰冷的自来水。在庶务科小屋里第一次拧开水龙头，手碰到水，立即缩了回来，就跟碰到烫手的开水一样。被关了二、三天后，实在无聊，我和刘同学决定溜出去看看。一天早饭后，我们偷偷出了小屋，随便走了一会儿，觉得校园太大，不知道校门在哪里。我们又不敢问人。我灵机一动，心想：沿着靠近学校围墙的路走，一定能看见校门。这招果然奏效，不久就看见一个结构复杂的校门（后来才知道是西校门），溜了出去。来了一辆公共汽车，我们立即上车买票，先离开学校再说。到了终点，研究了一会儿站牌上的地图也没有搞清楚，反正坐上另一路车往远处去了。我只记得最后到了德胜门，花2角钱买了一串葡萄，吃完依原路回到学校。每人花了5角车票钱，只看到一些无聊的街景，觉得有些冤枉。那个时候，5角是一天的伙食钱。

七.

在庶务科的小屋里隔离一个星期后，我们终于搬离了。学校已经把我们的托运行李运回。我先到大饭厅新生接待站领取行李。当初的录取通知信里，夹有4张“新生行李簽”。每张行李簽上印有4行字：“北京大学/新生行李簽/（空格供填写）系　姓名（空格供填写）/注意：此簽在行李两端各贴一张”。找到自己的两件行李（一个皮箱，一个大帆布袋），凭当初的火车行李托运单领取。

我带着行李，来到指定的宿舍：39斋510室。（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斋”改称“楼”，一直沿用到现在。现在的北大学生都不知道“斋”了。）随后，其他5位室友陆续到来。

开学了，有规律的大学生活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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