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毛主义和“文革”与新加坡左翼运动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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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

　　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1期（总第100期）]

　　引言：“新加坡故事”与“文革”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这是“文革”时期一首人人会唱的歌，整个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政权在自我赞美方面能够达到这一高度。但是本文要介绍的并不是这首歌在中国大陆的传唱，而是它在新加坡的流行。

　　20世纪60年代，就在中国大陆人人高唱这首歌的时候，在新加坡的一些幼儿园，五、六岁的儿童也在台上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唱完之后他们还跳“忠字舞”，表演“姐弟救亲人”的小话剧，剧情是年幼的小兄妹在玩耍时发现了受伤并被追捕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战士，他们不顾生命危险把革命战士掩护起来，最后以参加土地革命，打倒地主阶级收尾。在很多当时的剧照中，可以看到儿童手舞红缨枪和木枪在毛泽东画像下高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冲锋陷阵”的情景。剧情介绍也用毛泽东语录来收尾：“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这些儿童是在“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主办的幼儿园里接受的“文革”教育。“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是一个左派组织，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实际上是马来亚共产党在新加坡的统一战线组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原来同属英国的马来亚殖民地，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别独立后，马来亚共产党要参加中共“世界革命”的宏伟行动，在中共支持下不承认这两个新国家，认为是新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阴谋，坚持武装斗争。60年代马共的新加坡支部建在印度尼西亚，由马共领导人之一余柱业主持。当时印尼掌权的是亲共亲华的苏加诺，余柱业就从那里遥控新加坡的斗争。1963年余柱业担任马共南方政治局书记（负责新加坡的工作），用周恩来为中共地下斗争制定的“十六字方针”作为马共在新加坡活动的原则，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1]当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可以公开活动的“社会主义阵线”（以下简称“社阵”）实际上成为马共的前线组织，它退出议会，走上街头，在不拿起武器的前提下紧紧追随马共的路线。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个地区的左派力量深受鼓舞，认为这是世界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标志，于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造反、个人崇拜等“文革”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渗透到新、马两国的公开左派组织中，在这块被中国人称为“南洋”的热带土地上掀起了一股小“文革”潮流。当时和“社阵”一起组成新加坡左派阵营的还有规模稍小的新加坡人民党，加上很多左翼工团、职业工会、青年团体和文艺团体。很多大中学生以学生组织和个人身份参加了左派运动。

　　今天，虽然威权统治和一党独霸仍然给新加坡留下了实现民主化的重要课题，李光耀实际上的终身制和他的父权制的施政风格（即以政府和整个民族的家长自居）给新加坡的民族个性带来了消极的影响（用中国传统政治术语似乎可以称为“顺民”），这些特点使新加坡在国际上时被诟病，但不可否认，新加坡是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后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极少数国家之一，在短短数十年里就被联合国列为发达国家。新加坡尽管政治上没有实现民主化，但建立了廉洁有效的政府，实现了法治，给所有公民提供了充分就业和较高的生活条件（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绝大多数公民都拥有住房的国家），社会秩序良好，个人安全得到保障，环境整洁优美。在国际上，新加坡的良好声誉完全不依赖所谓的“综合国力”，充分证明“只有国家强大了，人民才有尊严”的说教不过是无稽之谈。在这样的发展基础上，一个“新加坡人”的民族认同被公民普遍接受并引以为豪。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多数新独立国家都以前殖民时期的历史和传统作为构建新民族主义的基础，但新加坡面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新加坡在被殖民以前基本没有完整的历史和民族概念，所谓“新加坡人”和“新加坡民族”的观念完全是在60年代中期独立以后匆忙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没有历史依托的国家，能够在短短的数十年间构建民族认同感并将其植入人心，其艰难比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尤甚。反观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虽然民族早已独立，但人民难以产生引以为荣的民族认同感，困扰当今世界的大量的难民和移民问题就是例证。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新加坡面临发展歧路。如当时一些观察家所担心或者希望的那样，它有可能成为“东南亚的古巴”，因为在马共影响下的左派势力在新加坡非常强大，他们推动反殖民运动的背后是要在新加坡建立亲共的社会主义政权。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为了从英帝国主义下取得独立，曾经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和左派结盟，其时正势如骑虎。但就在独立之后不久，新加坡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本来非常有希望主导政局的左派在短短几年间完全失去了曾经拥有的群众基础，不仅未获得掌握政权的机会，还丧失了在合法途径下作为在野党利用社会舆论和群众组织影响国家发展的地位。今天的新加坡有一些要求多党民主和公平选举的政治反对派，但却没有任何成气候的左派势力。

　　新加坡左派的结局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二战”后曾经在民族独立运动和社会改革浪潮中影响很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左派势力，后来大多数都失败或衰落了，导致这种结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的冲突。这种冲突常常伴随暴力和血腥镇压，在民族历史上留下一个难以理清的冤孽结。其中一些国家的左派上台，不但镇压民族主义者，而且消灭传统精英，改造知识分子，留下了更不堪的血腥记录。因此可以说，在很多国家，左派和右派的消失都是暴力的结果。但是，新加坡民族主义政党（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在左派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中没有欠下一笔血债，它虽然独霸政权，把很多左派人士投入监狱，但没有判处一个左派人士死刑，没有一起肉体折磨的案例，也没有暗杀、绑架等行为，所有案例都依法解决，当事人如果悔过和愿意出国，当局一概放行。可以说，英帝国留下的宪制和李光耀集团牢固的法制意识使得他们把和左派的斗争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

　　那么，新加坡的左派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左派历史学者常常归因于李光耀集团从英国殖民当局那里得到的支持，李的手段、策略和在法制范围内对左派势力的全面压制。例如新加坡政府以教育改革为名把教育的主要媒介由中文改成英文，大大削弱了以中文为主要传播手段、以华人为主要对象（新加坡人口绝大多数是华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新加坡官方历史有一个由李光耀本人阐述的从第三世界跃进到第一世界的“新加坡故事”――这是他那两卷本回忆录的副标题。在这个“新加坡故事”中，李光耀承认，共产党和很多左派是全心全意为左派的事业而奋斗的人，很多个人值得他钦敬，但在取得独立之后，他们盲目追随北京的东南亚路线，不承认新加坡独立和新马分治的现实，认为这是新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阴谋，完全不懂得新加坡人民到底需要什么。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在独立后的国会中占有13个议席（一共53个）、业已成为第二大党的情况下，其领导人李绍组却宣布“社阵”的议员退出国会，抵制宪制，“把斗争带到街头去”。“他从北京电台广播的新闻中得到灵感，决定仿效疯狂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当中国的红卫兵走上街头时，李医生（注：李的职业是医生）也下令新加坡的社阵支持者举着横幅和标语牌上街，在小贩和流动夜市等群众活动的地方示威，跟警察发生冲突。”正是这些行动显示了这个政治力量的本质，最终导致了其群众影响的衰败。回顾当初的情形，李光耀不无庆幸地说：“李绍祖不但使共产党统一战线变得无能，他实际上也把宪制舞台让给了人民行动党。那是个代价很高的错误，它使人民行动党在之后的30年在国会未受到挑战，占尽支配地位。[2]

　　这个李光耀版本的“新加坡故事”离历史真相并不太远。这里的“并不太远”，不是说它对中国“文革”在新加坡的影响有所夸大，而是估计得很不够。一位当年站在李氏对立面积极参加新加坡左翼运动的研究者也指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左翼紧跟这股激进思潮（注：中共的”世界革命“和”文革“意识形态），也以中国‘文革’的斗争形式，在新、马开展对内对外的大批斗。两地的左翼最终放弃宪制斗争的途径，走出国会，搞起所谓议会外群众斗争……奉行毛泽东思想，走的是极左的革命路线。”[3]考诸史实，新加坡的左派盲目追随中国的“文革”，在意识形态和现实政策两个方面都推行了一条完全脱离新加坡社会现实的路线，从而导致群众基础的丧失。从这一意义上，说“文革”毁掉了新加坡的左派并不过分。这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绝非孤立的现象：在很多国家，以“文革”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毛主义把本来可能通过合法途径或议会道路走向成功的左派推向极端，在经历了短暂的亢奋之后走向了自我毁灭。

　　一、因中国“文革”而极度亢奋的新加坡左派

　　新加坡左派报纸《社会主义阵线报》（以下简称《阵线报》）对“文革”作了最系统的介绍。该报是社会主义阵线的机关报，用中文出版，公开发行，每周一期，每期有15-20页。根据社阵领导人之一林清祥1962年的报告，它的发行量当时是18，000份，而新加坡当时的人口不过160万人左右，应该说是一份相当有群众影响的政治周刊[4].

　　1966年7月30日，在“文革”正式展开一个多月后，《阵线报》对“文革”作了正式介绍。该报转载了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时的讲话，说“文革”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一场挖掉修正主义祸根，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伟大运动。接著，《阵线报》用大量篇幅介绍了“文革”的发展，给读者描绘出一幅轰轰烈烈的伟大革命的情景。8月20日和9月20日发表笔名为“大喜”和“向阳花”的系列报导“中国文化大革命”，完全照搬中国报刊对“文革”的描绘，例如“亿万工农兵、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高举革命红旗，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文章还强调了这场斗争的紧迫性，说是“你死我活”，不但关系到“中国人民和国家的前途，也关系到世界人民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9月24日的文章特别提到了马来亚和星洲（即新加坡）的“资产阶级报章”夹在“各国反动派、大小牛鬼蛇神的反华大合唱”中对“文革”发出“一声声反动嘶叫”。作者有针对性地说：“也许有人感到奇怪，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和右派势力，难道还有力量吗？值得这样大张旗鼓地斗他们吗？也有人会说，一些右派知识分子，没有枪，没有炮，‘秀才造反’，成不了气候。”针对这种想法，文章照搬中国的“文革”宣传说：“问题不那么简单”，这些人的力量不但在“四旧”，而且都是“所谓‘名人’，‘学者’，‘学术权威’，‘专家’，容易迷惑人，他们在党政机关占据不少重要地位，有些部门甚至受他们长期把持，他们又往往打着红旗反红旗，把自己的真面目掩盖起来，以便暗中招降纳叛，组织反革命黑帮，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些活动包括“让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统治舞台，因此”怎么可以小看呢？“

　　“文革”开始后，在中国起冲锋队作用的“红卫兵”吸引了国际舆论的注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报纸，尤其是《南洋商报》，大量转载了国外的有关报导。针对这些报导，《阵线报》于1966年10月1日发表题为“中国红卫兵”的长篇报导。在北京发生“红卫兵”迫害、折磨和打死大量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普通市民的“红八月”之后，这篇报导专门驳斥国际舆论对“红卫兵”的歪曲和攻击。文章说“红卫兵”是“文革的闯将”，“已经造成一个排山倒海、雷霆万钧的革命高潮……”，文章否认“红卫兵”暴力，说他们是“动口不动手”，因为“粗暴的对待只影响到皮肉，不能打入人心。”10月22日《阵线报》又发表长篇报导“红卫兵的小故事”，描绘“红卫兵”深夜把迷路的老人接到自己家中照顾；拾到一分钱也要上缴；踊跃献血；从火灾中抢救工人；大量参加义务劳动等等。文章中还提到“红卫兵”向劳模时传祥学习掏粪。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时传祥不久因为和刘少奇有关系被扣上“粪霸”的帽子遭受毒打，含冤而死。

　　随着“文革”的发展，左派报章对“文革”的报导也更全面和深入。1967年元旦的《阵线报》全文转载了中共报刊的长篇报导“中国人民掌握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标志着“革命造反派”从“走资派”手中夺权的上海“一月风暴”开始后，1月15日，《阵线报》全文转载了由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在1月8日联合发表的长篇报导“上海革命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并加了编者按，说“中国上海市发生的这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另一份左派刊物《人民论坛》（半月刊）也在1月15日头版发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发展，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说“革命造反派正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乘胜追击，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揪出来，将他们斗倒、斗臭，象打落水狗一样，打得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1967年2月26日《阵线报》发表由“李”撰写的文章，题目是“从砸碎几个‘艺术’塑像谈起”。文章说：“据悉，去年9月间，中国中央艺术学院的革命师生，也在该学院的广场上，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把那些佛像、佛龛和牛头马面，妖魔鬼怪，把那些希腊、罗马和中国的封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塑像，统统毁掉、烧光。革命师生兴奋地说，我们砸碎烧光的绝不仅是几个塑像，而是整个旧世界。”文章说这是革命师生掌握了“不破不立”的原理。文章批判“文革”前中国的美术教育跟工农广大人民群众毫无关系，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教育出来的学生熟悉的是表现人体美，对劳动人民的形像却一无所知。1967年5月7日的《阵线报》又及时发表了5月4日中共《人民日报》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预示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8月1日的《人民论坛》头版刊登关于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毛主席最新指示”，并全文转载中共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共“九大”召开后，《阵线报》甚至专门为学习“九大”政治报告开辟名词解释专栏。

　　为了显示“文革”的世界性影响，抵制对“文革”的“谣言”和“歪曲”，《阵线报》还大量报导和转载了“世界革命人民和进步力量”对“文革”的赞美。1967年3月19日发表题为“世界人民赞扬中国文化大革命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长篇综合报导，列举了“刚果（利）革命委员会”机关刊物《革命》的文章、《巴勒斯坦之声》的广播以及希腊进步学联给中国的致敬电、“美国进步人士”发表的谈话等等。甚至象中共报纸一样杜撰外国人如何热爱毛主席的故事。比如8月16日发表题为“导航”的长篇报导，介绍了一个英国船长在危难中受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海员援助，从此爱上了“毛主席著作”的故事。与此同时，《阵线报》还用大量篇幅刊登反映“文革”的照片和漫画。

　　新加坡左派对中国“文革”的了解和宣传源于中国的直接影响。当时除了通过对外广播和宣传“文革”，中国在香港的出版社和杂志社还把大量书报杂志寄往新加坡。中国的海员把“文革”宣传材料和货物一起在新加坡卸下。一艘名叫“海琥珀”号的香港货轮（船员多数是中国大陆派去的）因装载太多“文革”宣传品，新加坡海关不准中国海员登陆，也不准新加坡人上船。中国海员说这是法西斯迫害的残暴行为，于是把船身涂满“李光耀集团反华决没有好下场”、“强烈抗议新加坡反动政府的法西斯迫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坚决捍卫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权利”之类的口号。新加坡的左派学生和工人也到场声援。结果新加坡政府只得让步，对接着到来的有大陆海员的货轮眼开眼闭。在左派宣传中，这是当时一场声势很大并取得最终“胜利”的“斗争”。当时新加坡是中国侨汇的第二大来源，仅次于香港，很多新加坡华人把钱寄回中国接济穷困的亲友，所以中国银行在新加坡设有分行，这家分行利用直接接触华人的机会在柜台上散发“文革”材料。最离奇的是，据《南洋商报》1967年9月27日消息，在中国出口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儿童零食橄榄包装纸中竟然也藏有毛语录和有毛头像的邮票。

　　二、新加坡左派隔海朝拜“中国革命之神”毛泽东

　　“文革”的主要产物个人崇拜也在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的左派中广泛流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都把毛著和相关“文革”材料（包括像章和邮票）列为禁物，违者罚款或入狱。据《南洋商报》1967年9月8日报导，一名男子因拥有31本毛语录而须入狱一年。但实际上毛泽东著作、语录（小红书）、画像和像章在左派群众中广泛流传，难以制止。1967年12月17日《阵线报》公开报导，援引“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这个组织是马共在中国建立的公开机构，不用共产党的名称，在海外遥控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革命）驻中国代表团的机关刊物《马来亚公报》的数据，在新加坡一地，每月就秘密售出大约8千份毛泽东语录，还售出了数以千计的毛泽东像片。印有毛像、毛语录的邮票被很多人收藏，因此“已经成为传播真理的一个普遍办法”。有些人甚至把毛语录印在纸币上，在市场上流通，以传播“革命真理”。背诵毛泽东语录和诗词也成为时尚。很多作者的笔名用的是毛诗词中的只言片语以表达对毛的忠诚和对毛著的熟稔。1970年中共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把对毛泽东的赞美诗《东方红》的旋律作为卫星讯号传回地球，在人类历史上完成了一件无数帝王可望不可求的个人崇拜的伟业。在新加坡，一个左派诗人这样写到：“那是多么明亮的星啊/千颗星万颗星怎能相比/它闪耀着伟大思想的光芒/照亮了苦难人民前进的方向。……请你们倾听啊，倾听/那音乐的雄壮节拍/鼓舞着人民向前进/在宽广的宇宙里/它发出人类的最强音。”[5]

　　左派出版物在建立毛个人崇拜中起了特别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士了解当年对毛个人崇拜的主要来源。例如，1967年10月1日的《人民论坛》在头版发表长篇社论，题目是“全世界人民仰望天安门上的红太阳――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这份刊物1970年1月1日新年特刊的“特稿”题目是“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文章自问自答地说“为什么全世界革命人民不断地以最大的光荣、无限的欣慰、及革命的积极性和热情来书写、讨论及宣传毛泽东思想呢？”文章接下来一口气列举了七、八个“毛泽东思想是万能的”理由。

　　《阵线报》在推动人们对毛的个人崇拜上更是不遗余力。1968年新年特刊的《阵线报》发表两篇赞颂红太阳毛的诗歌，其中一首是“在收音机旁”，描绘一家人无论清晨黄昏深夜都围在收音机旁倾听来自北京的声音，“‘东方红’的乐声一起/大家都屏住了呼吸/那是从毛主席身边发出的声音。……收音机啊，你可要争气，可别发出嘈音，哪怕是微微的短短的嘈音，来自毛主席那儿的话，我们一字都不能漏过啊”。诗中还说这家的3岁小孙女还在牙牙学语，“但是‘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她念得比什么话都清晰！”

　　象中国在“文革”时一样，文艺演出也成为新加坡的左派充分发泄革命热情的渠道与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手段，文艺演出中虚构的“革命”景象代替社会现实给左派带来短暂的亢奋和陶醉。每年的新春和各种节日，左派都大操大办，举行各种文艺汇演，在这样的演出中毛崇拜成为其主要内容。1968年新春，“社阵”举办新年晚会。《阵线报》这样报导说：“红色的大幕拉开了，毛主席的彩色画像在背景上映现了。‘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三千观众立即激动欢呼。大组合唱深情唱出‘万岁毛主席’这首歌。”接下来表演“使人耳目一新的”“语录舞蹈”，看了“等于接受一次深刻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节目单上还有宣传毛泽东“造反有理”的相声，由一个青年向老汉宣传，最后让他接受毛的“造反有理”的教导。1969年新春汇演中的毛崇拜更上了一层楼。除了红卫兵歌舞“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即把林彪所写的“再版前言”配上音乐和歌舞），毛语录舞蹈之外，还有一个“欢腾的场面”：演员们轻摇着手腕，使‘毛主席语录’象迎风的红花，同时又欢唱‘万岁！万岁！毛主席！“

　　左派人士还用毛语录与毛万岁的口号来“鼓舞”自己去“斗争”。例如，根据《阵线报》的报导，1967年12月，当新加坡政府以“非法集会”罪判处262名“社阵”成员监禁6个月（这是当时的一件“大案要案”，被左派人士控诉为“法西斯血腥镇压”），被判的“社阵”成员和在场家属以及同志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歌，一路唱到监狱。宣传毛思想、散布毛像成为“斗争”的重要形式，很多人因为在大街或他人住宅外张贴毛像或语录，被警方以损害他人财产罪拘留，在罚款后获释。很多参与者是中学生――这种“斗争”方式和结果，今天看来有如一场闹剧，但当时新加坡的左派却如中国的“红卫兵”一样虔诚上演如仪。

　　各左派报纸每期都在头版大幅方框内刊登毛语录（《阵线报》始于1966年11月27日刊登毛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一段语录），其内容与本期特定内容有关。例如1968年3月1日的《人民论坛》在头版发表文章“以昂扬的斗志迎接三八妇女节”，文章标题的上面是大幅毛泽东语录“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此外还大量刊登毛的像片，刊登或连载毛泽东著作（例如《论联合政府》就被1972年1月30日到4月14日的《阵线报》连载）。一度还有“林副主席著作选读”，尤其是发表于1965年8月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毛泽东诗词也大量被刊登——《阵线报》1967年1月29日第一次刊登毛的“七律。冬云”和“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这两首以反修和世界革命为含义的诗词。毛泽东语录歌的歌词和乐谱也大量被刊登，如“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971年9月12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71年8月29日）等。左派报刊还大量刊登毛泽东语录画，即用通俗形像的画面表现毛思想，很多作品直接来自中国大陆。除此之外，左派报刊还发表大量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例如《人民论坛》1969年发表连环画故事“小贩华叔掌握毛泽东思想坚决斗争的故事”，用9幅画面配上文字，很多画的文字说明都直接引用毛泽东语录。所谓“坚决斗争”是说这个香港小贩用毛泽东语录来和说他“阻街”，“摊子大”要赶他走或罚款的警察“斗争”，常常把毛泽东小红书拿出来挥舞和朗读。最后一幅画面是人民手挽手，头上是光芒四射的毛头像。

　　1968年新年《阵线报》特刊发表“搞好出版工作，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长篇文章，是把毛泽东个人崇拜和新加坡“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典型。文章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标志着整个世界正进入一个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新时代”。文章在回顾了上一年全世界各地的革命斗争后，声称它们“都灼灼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光辉。毛泽东思想已成为世界人民不可缺少的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阵线报》为了完成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光荣任务，在“过去一年中曾经三番两次努力加以改善”，尤其是开辟了毛泽东语录专栏。

　　1970年1月11日的《阵线报》发表“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的长篇广播稿“马来亚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民族解放军（根据地建立在”反动统治薄弱“，实际是没有政权机构的马泰边境）大量翻译、翻印、出版和发行毛主席著作”，向新加坡左派介绍马共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情况。从1966年7月起，马共专门派人负责收听、记录毛泽东语录和“最高指示”，每收到一百条就出一袖珍本的《毛主席语录》，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指战员。他们在1967年4月收到由林彪撰写“再版前言”的毛语录后，于同年翻译出版，在年底分发给干部战士和其他人。分发仪式在除夕夜举行，成为一个隆重的场面。“战士们除了个别学习外，每星期还举行两次集体阅读。每天晚上睡觉前，部队战士以班为单位，结合班里出现的的活思想，选学一两条语录……部队还经常举行‘语录晚会’，进行背诵语录的比赛。”此外马共还收听记录了毛语录歌200多首，在根据地广泛传唱。除了中文，马共还用马来文出版了大量的毛著。

　　有一件小事或许很能反映新加坡左派学生的毛崇拜热和受“文革”影响的程度。1969年新加坡一份杂志发表了一份读书习惯调查，结论是孙中山、李光耀、肯尼迪和毛泽东在大学生心目中名列前茅。《阵线报》迅即发表署名“一群学生”的来信“伟大领袖不容被侮辱”，说那份杂志是“乌烟瘴气的文坛”“抛出的又一本黑杂志”，是一棵“由一小撮‘大专’学棍所编，旨在向马来亚（新加坡）人民灌输反动思想毒素”，把毛和“臭名昭著、罪大恶极的李光耀”和“死于黑社会子弹下”的美帝头子肯尼迪排列在一起“，”这是有计划的，决非偶然的讨好反动派的行径……我们要正告你们这批躲在臭粪堆里的学痞文棍，尽管你们挖空心思，竭尽一切诬蔑之能事，你们的目的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可以说，新加坡左派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表现形式上和当时被“文革”狂潮所席卷的中国相比，除了还没有出现用毛主席著作可以指导外科手术、毛泽东思想可以使聋哑人恢复听觉开口说话这类神话巫术之外，其余没有什么区别。

　　三、新加坡左派以打倒本国政府为己任的革命行动

　　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那里，“文革”绝不仅是一个国内的政治事件，而是所谓“世界革命”到来的标志和动力（有关论述见笔者“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6]）。新加坡左派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宣传和接受“文革”，并把自己的“斗争”看作是以“文革”为中心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新加坡人民党是在新加坡“社阵”之外另一个有相当影响的左派政党。以这个党主办的《人民论坛》（半月刊，公开发行）为例，1967年9月15日它在头版刊登戴军帽的毛泽东头像，在显著地位刊登毛泽东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配发一副政治漫画：一个形象高大的革命者右手紧握“毛选”四卷，压住一群形象渺小、面目丑陋的国际反动派（包括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拉赫曼），左手挥斥另两个帝国主义者。漫画下面是毛泽东语录“不管中外反对派如何猖獗（这种猖獗是历史必然性，毫不足奇），我们是能够战胜他们的”。这期杂志还刊登了长篇文章，题目是“把民族解放斗争进行到底！”文章说：“今天，东南亚的人民革命斗争正出现一片大好形势，一个伟大的、空前的革命风暴正在整个东南亚兴起。这个形势的最大特点，就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正日益深入人心，正在东南亚的广阔土地上、海洋上传播！……我们马来亚（包括星岛，下同）革命人民正是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同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走过进行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不论在城市或乡村，我国的革命斗志，政治水平都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的觉悟也较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予我国人民巨大的鼓舞和和伟大的指示。我国广大人民已经抛弃了‘议会道路’的幻想，认识到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去粉碎反革命的暴力，彻底打烂帝国主义支撑的拉曼、李光耀政权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国家！”

　　1968年3月15日的《人民论坛》又在头版刊登长篇文章，题目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是美帝的反革命工具”。文章用典型的中国“文革”语言说：“不久前，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地区的两条臭名昭著的走狗――阿都拉曼（注：马来西亚领导人）和苏哈多（注：印尼领导人苏哈托）在雅加达举行了一系列的走狗会议，密谋反革命的活动。”这个活动就是建立“东南亚国家联盟”。文章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国名打上引号，表示根本就不承认它们是独立国家，并把“东南亚国家联盟”称为“新殖民主义的产物，是英帝伙同美帝拼凑起来的”。文章写道，“以李光耀这个老狐狸为头子的行动党也迫不及待地表示要加入”，“它那件早已破烂不堪的‘不结盟’外衣就连最后剩下的一点破布也掉下了。”

　　早在1966年7月9日，《阵线报》就全文转载中国政府7月3日就美国轰炸北越河内和海防、扩大侵略战争发表的声明，特意用声明中的一句话作为标题：“战争打起来是没有界限的”，暗示东南亚革命可以从中国那里得到最大的支持。7月23日又在头版发表题为“朝向决战的东南亚局势”，描绘了一幅以越南战场为中心、以中共支持为后盾，遍及东南亚各国的反美反帝革命大好形势，给人以“决战”就在眼前的紧迫感，最后提出“身为东南亚人民一员的马来亚（注：在新加坡左派的政治术语中”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人民，也必然会伴随局面的发展，更好地打击美帝国主义及本地反动派。”1968年新年特刊的“搞好出版工作，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卷动着历史的车轮飞骋向前，宣告了帝修反末日的来临，……马来亚人民尽最大的努力学习和应用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执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正确政策，推翻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团。”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新加坡左派的政治意识中，他们的斗争是由“文革”所推动的“世界革命高潮”的一部分。“地球正在向左转”（《阵线报》1968年6月23日），为了反映这个“正在向左转”的世界，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2年，《阵线报》基本上每期都有世界各地武装斗争、工人罢课或学生罢课的相关新闻或评论，并配发照片、政治漫画与图表等，介绍某地武装斗争的情况，例如战斗发生的地点、参与人数、消灭敌人的数量和缴获的武器弹药等等。1969年3月30日的《阵线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北加里曼丹人民武装”两年来的主要战斗和战果。此外，每年的新年特刊都有长篇报导，有时长达数万字，分地区、分国家详细回顾上一年“世界革命”的进展，并往往和毛泽东思想相联系。例如1968年新年特刊的文章题目是“毛泽东思想光辉照全球——1967年国际革命形势综述”；1972年新年长篇国际综述的标题用的是毛泽东诗句“冷眼向洋看世界，风物长宜放眼量”。《人民论坛》也大量刊登“世界革命”的文章，例如1967年8月31日第1版整版发表“武装斗争烈火燃遍亚非拉”，报导“世界革命”盛况。1968年7月19日，《人民论坛》第1版整版发表题为“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发生‘大地震’”的文章，详细介绍西欧北美的学生运动、黑人运动和知识分子运动，强调“他们放弃了静坐、和平请愿等消极方式，而采取了罢工、罢课、占领工厂矿山、占领学校、逮捕和关禁作恶多端的资本家和反动学校负责人等革命性的步骤”；甚至“向反动国家机器挑战，以暴力反抗对付反动派的暴力镇压。……这一巨大的飞跃，……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威力无穷的铁证。”

　　1969年1月马来亚共产党在中国湖南省益阳市建立了“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7]，用多种语言向东南亚地区广播，号召革命。这是毛主义当时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发动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新加坡的左派欢欣鼓舞，《阵线报》发表社论“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的标志”，宣告“一个红彤彤的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人民共和国必将在不很久的将来光荣诞生。”此外还在“特大喜讯”的标题下将电台的广播时间、频率和波长刊登在报纸上，并不时更新。电台一建立，《阵线报》就组织了诗歌和漫画等稿件，如11月3日发表了三首诗：“倾听”、“听，马来亚革命之声”和“晴空中的巨雷”，说“北方传来了空前大喜讯”，“象长夜里/盼来了光明。象生活中/重逢远方的亲人”。在漫画上，经过丑化处理的李光耀、拉赫曼和身上写着“美帝”、“苏修”的丑角在一个高音喇叭的强力音波下惊恐万状地抱头鼠窜。“马来亚革命之声”建立后，《《阵线报》》和《人民论坛》常常大量直接刊登它的广播稿，尤其是反映武装斗争和世界革命的内容。笔者在新加坡时曾和一位当年马共在新加坡的成员交谈，了解到当时并没有其它渠道传送文稿，新加坡左派专门组织人重复收听广播，做速记，核对笔记，然后整理交给报社。此人当年就从事过这样的工作。

　　新加坡左派不但反帝，而且跟在中国后面“反修”，大力批判和新加坡社会现实毫无瓜葛的苏联，大肆宣传北京已经取代莫斯科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在60年代初展开了有关经济改革的讨论，主张重新考虑被计划经济严厉排斥的个人利益、利润和市场机制等。苏联这场讨论在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意义深远，是80年代改革的先声。但中共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标志。新加坡左派报刊也刊登了反映这一论战的内容。他们安排了这样一组政治图画表明中共和苏联的区别：在版面的上半部分是两幅中共宣传画，一幅是挂著毛泽东头像的火车头，文字说明是“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另一幅是光芒四射的毛泽东头像下中国人民手握“毛选”，意思是毛泽东思想是鼓舞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版面的下半部分是两幅苏联政治宣传画，一幅是一个挂著一个巨大的1卢布硬币的火车头，另一幅是一只手高举着1卢布的硬币。文字说明称，这是苏联当局“赤裸裸地宣传有钱能使鬼推磨”和“钱是带动一切的火车头”的反动思想。1968年捷克发生要求改革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布拉格之春”，新加坡《人民论坛》8月15日（在苏联入侵之前）发表文章说“苏修，捷修货色一样”，不同的是苏修还要用社会主义的招牌欺骗人，而捷修连招牌都不要了，表明了新加坡左派反改革的立场。在很多漫画上，苏联领导人常常和美国领导人以及其他所谓“各国反动派”的头目被放在一起丑化。当时新加坡左派极力阻挠苏联和新加坡发展关系。有一个苏联舞蹈团来新加坡访问，新加坡左派号召抵制，要人民不去买票，不去看演出，并且高呼“苏修舞蹈团滚回去！”1967年中共支持下在北京公开活动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发表“打倒苏修、美英帝及其走狗”的长篇声明，无中生有地谴责“苏修”对“马来亚人民所犯下严重罪行”――大概是因为实在缺乏证据，才没有用“滔天罪行”表达愤怒。它所讲的“罪行”无非就是苏联承认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独立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罢了。《阵线报》立即全文转载这份声明。

　　在这种反帝、反修、反各国反动派（包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的背景下，新、马左派在马共支持下一起制定了他们的国内政治路线：以“新殖民主义的阴谋”为名全面拒绝新马分治、各自成为独立国家的现实，将两国左派斗争视为一个统一的政治运动，用“马来亚革命”指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地的运动；将新马两国政府视为“帝国主义走狗”，不承认其合法性；全面抵制新马政府的一切法律法规和内外政策，不接受“马来西亚人”和“新加坡人”这种新民族认同，坚持“马来亚人”的概念。可以说，在60年代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新民族认同的历史过程中，这是一条用毛主义取代民族主义、视本国运动为达到“世界革命”最终目标的一个手段、并以毛的中国和“文革”为精神寄托的政治路线。尽管左派和共产党人在推动新马独立的过程中有过贡献，但那并非其最终目的；民族独立不过是达到更高政治目的之手段，这从列宁开始就是非常明确的。“社阵”领导人林清祥1962年10月（新加坡独立前）就把这条路线阐述得非常清楚：“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不否认，要实现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不是短时期可以完成的。对于我们来说，现阶段的斗争是一项民族民主运动。”[8]

　　在这样一条政治路线下，“社阵”等左派从一开始就不会象民族主义政党（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那样满足于独立后的政治现实，一心一意地从事经济和社会建设，建立新民族认同，而是始终以“外人”的心态视这个新国家为一个外在的世界性运动的一部分，服务于这个运动，甚至为这个运动而牺牲。从这个角度来看，左派和共产党人之所以推动反殖民主义斗争，并不是真的为了民族独立，而是向往“世界革命”。因此在民族独立后，他们决不会满足政治现实，参与国家建设；相反会以各种借口拒绝接受新的现实，同时发起新的斗争，从而成为政治和社会动乱的根源。当然，这样的分析并非要否定共产党和左派在推动民族独立过程中的贡献，而是意在回答一个关键的历史问题：为什么在推动独立过程中如此有群众影响的左派势力在独立后迅速衰落？

　　新加坡左派（“社阵”和人民党）采取了和新的民族主义政权誓不两立、毫不妥协的立场。1965年8月9日马来亚联盟和新加坡政府同时宣布新加坡独立，脱离马来西亚，“社阵”和人民党当即于10月8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不承认这个在英帝国主义操纵下产生的“假独立”，并向行动党政府发出三项挑战。8月21日《阵线报》发表诗歌“枪尖上演的把戏”，极度夸张地说“新加坡在英国枪尖上独立”，“国防部长只懂‘向右转’，专心听从英国军官的指使（作者注：新加坡独立之初没有军队，政府要求英国军队留驻一段时间保障新加坡安全）；外交部长的头被扭歪了，只能朝西方点头称是；愚蠢的劳工部长白着眼说，移开枪尖工人会跌在地上饿死”。一年后，中国“文革”正式爆发，“社阵”9名议员8月10日宣布辞去国会议员的议席，声称“大力开展议会外群众斗争！”“社阵”以后回顾这一决定时明确说这是“用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彻底批判敌人代理人和牛鬼蛇神及右倾机会主义散布的‘议会斗争’和‘议会选举’的荒谬言论和路线”，高举“议会外群众斗争的旗帜”，这就点明了中国“文革”和新加坡“议会外斗争”的直接联系。李光耀说左派退出国会“仿效中国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决非夸大，“文革”意识形态对“世界革命”的主要贡献就是批判“议会道路”，视议会道路与合法斗争为“叛卖”，主张直接行动和武装斗争，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左派在斗争原则与斗争方式上也师法“文革”，凡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赞成的，左派就必然反对。这种完全的敌对常常以极度夸张的姿态表现出来。例如一个左派诗人这样形容新加坡：“这是生活在热带？天空没有太阳/生命没有光芒/人们的头顶/一片黑暗/人们的心里/一片寒凉”。对两个新独立的政府领导人，左派用种种方式丑化和妖魔化，大量使用谩骂和人身攻击，“走狗”、“小丑”、“傀儡”、“困兽”、“奴才”、“匪帮”等侮辱性词汇充斥着左派报章并见之于标语口号。这种谩骂、丑化和人身攻击也随心所欲地用在其他人士身上。例如1967年10月1日的《阵线报》发表文章“丧家的走狗梁国光、沈秀宁”；1968年3月10日发表了题为“批狗种卓贞佳”的文章，作者笔名是“杀千刀”。在政治语言上，除了“阶级斗争”、“革命”等传统词汇之外，更热衷于使用“造反”、“打倒”、“永世不得翻身”等“文革”用语。“加紧造反”、“造反有理”等成为报刊文章常见题目。此外左派报纸还发表大量“文革”风格的政治性漫画。例如，在一幅漫画上，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总理拉赫曼的两个人头被丑化后压在革命的枪杆子下面，文字说明是对当时两个官方口号“马来西亚共和国万岁！新加坡共和国万岁！”的嘲弄，“万岁”的“岁”也都变成了“碎”，而且这两句口号在文字上被拆散，东一个字西一个字，表达了“分崩离析”的意思。根据《南洋商报》1966年9月3日的报导，在新加坡影院里每当毛的形像在屏幕出现，很多观众报以欢呼；而听到新加坡国歌时则喝倒彩。这种亲华崇毛，对国旗国歌和国家元首不尊敬的情况在马来西亚华人中也大量发生。

　　这种夸张还特别表现在动不动就用“残暴”、“血腥”和“法西斯”等词汇来形容政府对左派运动采取的应对措施。实际上，如果这些左派真的了解他们所向往的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如大量处决“现行反革命”和以“群众专政”的名义残酷迫害各种被认为有政治问题的社会成员等，只要他们还有起码的是非感和现实感，他们就应该庆幸自己反对的是一个如此仁慈的政府。从《阵线报》1970年5月30日的一篇长篇报导中，可以看到当时左派行动的激烈和政府的节制。报导说，为响应毛泽东“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号召，从5月24日到30日，成百上千的左派群众拉着大旗举着标语游行，不断呼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拉赫曼、李光耀走狗政权！坚决不当傀儡兵！”等口号，把毛的声明和在新加坡拒绝征兵联系起来。在游行途中他们用棍棒袭击警察，打碎渣打银行的玻璃。警察因此拘留了一批人，因此被左派报刊称之为“法西斯暴行”。征兵是新加坡独立后建立国防的重要措施，也是民族独立的应有之义，但受到左派全力抵制。“社阵”主席李绍祖的儿子因为拒绝服役而被拘留，后交保释放但规定必须去服兵役，此人便选择出国。这件事当时受到左派的渲染，作为“斗争”的一个事件。

　　左派不但“杯葛”（英文boycott ，意为抵制）选举和征兵这些政治措施，而且对政府的社会政策也一概否定，以“阴谋论”和泛政治化的心态抵制政府的一切措施。李光耀政权标榜“民主社会主义”，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强调社会服务和福利，改善民生。这种政策的性质和效果固然可以讨论，但《阵线报》头版发表评论的通栏标题是“李光耀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彻底的法西斯主义”，一切都是为了外国资本家在新加坡的利润着想。在新加坡已经独立并大力吸引外国投资以发展经济的情况下，左派坚称新加坡的要务“并不是要如何进行发展，而是要如何驱逐外国统治和重新统一国家（即和马来西亚合并）”。为了治理空气污染，李光耀政府在1970年3月开始向喷黑烟的摩托车征收罚款，规定摩托车使用5年、汽车使用10年后每年必须车检。《阵线报》评论说这是一个“进一步迫害劳苦百姓”的“反动计划”，“李光耀傀儡政府不但用罚款来扩充其‘暴力机构’”，而且以通不过检查为名淘汰车辆，使帝国主义“生产过剩的车辆可以大量地在本地倾销，方便它们更大量地掠夺我国人民的血汗。这完全是为外国垄断资本家利益而制定的计划”，因此“黑烟毒，李光耀的心更毒。”李光耀政府制定了家庭计划，强调计划生育和小家庭对改善民生减轻负担的重要，《阵线报》发表评论的标题是“‘家庭计划’的目的何在？”，说这是“完全企图掩盖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是造成广大人民生活贫困和痛苦的主要根由的事实，而欺骗和误导人民相信资产阶级的谎言，以为今天世界上人民生活的贫困，是由于所谓‘人口爆炸’和人民生育‘太多子女’所造成的”，“决定性的因素，不是家庭形式的大小，而是统治阶级的政策”。对政府发起的旨在解决华人社区常见的脏乱差问题的大众卫生运动、对随地吐痰罚款等，左派也一概拒绝，计算每年政府可以从罚款中得到多少去扩充“镇压人民”的暴力机器。教育部门号召教师以身作则，不去色情场所，也受到左派的嘲弄。

　　在国际共运和左派运动中，一个常见现象就是利用青少年的幼稚和反叛心理进行政治煽动，让他们从事和他们的年龄及自然身份不符合的“革命”，把他们推向政治斗争甚至暴力斗争的前沿。在这个意义上60年代的“红卫兵”运动不过是30年代的“红小鬼”的延续。受中共影响，新加坡左派运动的大量成员就是中学生。在中文教育和中文出版物的影响下，新加坡的华文中学一直就是传播中共革命思想的天然土壤，并形成了独特的校园政治文化，很多学生在校期间参加了革命组织和政治活动。新加坡作为英国殖民地，在就业方面，从英语学校毕业的学生不但在语言上而且在实际知识和技能上比华校生有优势，这个现实因素更促使华校生对社会现实的失望和反感，增强了他们的“造反”精神。“红卫兵”运动一爆发，就在新加坡华校生中激起了反响。《阵线报》1968年5月12日发表文章“马来亚的革命青少年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吧”，鼓动青少年起来“造反”。“文革”初期（1966和1967年）华校生“造反”的具体行动，就是拒绝参加校方按照政府要求举行的升国旗、宣誓仪式和唱国歌，展开“反宣誓反升旗”斗争。他们不但在校园内展开“斗争”，而且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是整个左派对民族独立和新国家“不承认主义”、拒绝接受“国家意识”的斗争的一部分。在这些“造反”行动中学生不但和校方发生冲突，而且对“反动教师”采取了“革命行动”，即肢体暴力，类似于中国“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当校方和政府开除或逮捕（实际是短期监禁）一些学运积极分子后，造反学生称这是“法西斯血腥镇压”，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逮捕反开除斗争”，受到“社阵”、人民党、左派工团、校友会和艺术团体的声援。

　　很多参加这些“斗争”的中学生后来欲罢不能，等于放弃学业，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他们的很多“斗争”业绩说来并不真的“轰轰烈烈”，比如一个被开除的中学生因大骂校方“是李光耀傀儡政府的走狗”而被罚款30元（《南洋商报》1967年9月5日），一个少女因和两男子在他人墙壁上张贴左派大会广告被捕，罪名是触犯他人财物（未经屋主同意），法官判她有条件释放：一年内不得滋事（《南洋商报》1967年9月28日）。当时几件涉及左派非法集会的案件，被捕者中有大量中学生，在法庭审判时旁听席上常常坐满家长。有的家长本人也是左派，他们大骂李光耀是“走狗”，法庭是“法西斯残酷镇压”，虽然所谓“判决”基本是罚款、短期监禁或有条件释放，丝毫不比其它国家对不法青少年的处罚严厉。20世纪70年代初中共开始整顿城市中自“文革”开始后积累的青少年问题，很多“少年犯”在毫无正常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送去劳教，家长所能得到的不过是一纸通知书而已，哪有什么请律师和法庭旁听一说？

　　四、“克隆”文艺大批判和“革命样板戏”

　　“文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文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不但成为一条“战线”，而且用艺术的形式歪曲历史，虚构现实，不仅为政治目的服务，还提供了一个让左派陶醉的政治乌托邦。事实上，20世纪的共产党革命所创造的就是一个乌托邦，而革命文艺就是这个乌托邦的最高最精致形式。在新加坡，“文革”文艺被完全移植过来。

　　1、中国文艺大批判的复制品：新加坡的文艺批判

　　新加坡华人本来就深受中国革命文化的熏陶，从“五四”运动开始，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在华文学校里广泛传播，左翼作家郁达夫30年代主编《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左翼文人胡愈之1940年受周恩来派遣应聘并担任过马来亚和新加坡最大的华文报纸《南洋商报》编辑主任。很多左翼戏剧也被搬上舞台，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自30年代末开始就有两个译本在新加坡华人中传播。1949年中共建国后，左翼文学在这里获得了更大的传播空间，革命电影、戏剧和文学作品拥有广泛的观众和读者。到了“文革”期间，新加坡左派文艺更是完全处于“文革”影响之下，其文艺思想、文艺批评和土产“样板戏”完全是中国“文革”模式的照搬。

　　文艺思想上，新加坡左派为贯彻毛“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精神，《阵线报》从1966年9月开始举办《文艺笔谈》，1967年4月《阵线报》的文艺副刊《新青年》发表长篇文章“当前我国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以居高临下、指点江山、唯我独尊的毛式“文革”霸气为新加坡文艺工作者指出了“当前的任务”，规定了“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方向”，强调了“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长期的改造”，确立了革命的“创作方向”，说要“大写、大演、大唱、大画、大歌颂工农群众革命运动”。文艺的创作手法也必须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文章把一大批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文作家打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他们表现的是“个人主义、温情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坏思想。”

　　在确立了毛主义“文革”文艺路线后，新加坡的左翼文坛出现了一个“文革”潮，创作出大量歌颂“文革”和议会外斗争的文艺作品，甚至无视政府的法令，公开号召展开武装斗争，响应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乡村包围城市”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号召，“突出民族解放军战士的英雄形像”。有人记下当时盛况：“左翼文团，杂志，戏剧团体等纷纷高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小说，诗歌，戏剧，文论等纷纷‘变色’，左翼文坛一时间红旗飘飘，枪声卜卜，‘文革’味十足。”[9]《阵线报》每年的新年特刊除了发表党领导人的新年讲话、世界革命形势回顾之外就是发表长篇文章，对过去一年的文艺作品从“文革”意识形态的角度品头论足。例如，1968年的新年回顾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文艺战线上冲锋陷阵”。毛的那句“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更是被奉为宝典。此外，大量气势汹汹、蛮不讲理的文学大批判文章接连问世，锋芒直指那些非政治性的文学作品。所有讴歌自然和人性的作品，一概被贴上“黄色文学”和“殖民地文学”，至少是“无病呻吟”的标签而被批判，其用词之刻薄和恶毒，堪与中国“文革”相比。一篇批判诗人黄怀云的文章这样写道：“黄怀云的《流云的梦》是一株毒草，是一部反现实主义的歪诗，……是一小撮文娼文氓以‘诗人’的画皮去害人作恶”。另一篇文章说：“文坛小丑赵戎又活跃起来了！……这种苍蝇，伪装君子、假冒英雄，整日嗡嗡营营，诋毁正直的人们，无论怎样干净的东西，总喜欢拉上一点苍蝇屎”。“文妖、文娼、文氓”、“渣滓”、“黑书”等用语在这类文章中触目皆是。60年代末现代派诗歌传入新加坡，左派立刻发表文章说“妖气弥漫的马华文坛又吹起了一股歪风”。

　　在左翼阵线内部，很多“自己人”也难逃被大张挞伐的命运。一个著名左翼文艺批评家忠扬被批成“逃兵”和“周扬文艺黑线”在新加坡的“忠实信徒”。其他一些作家不是“对阶级斗争的概念还很模糊”，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非常浓厚”。有一个左派诗人写了一首题为“挽歌”的文章悼念一位去世的同志，结果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说他没有表现出烈士的气概，是别有用心。有时候左派报刊也会发表被批判者的自我辩护或者同情者的文章，但那和中国的“文革”一样，往往是下一轮更深入的“批判”的前奏。

　　2、中国“文革”样板戏的“克隆”：新加坡左派的土产样板戏

　　作为“文革”文艺代表作的样板戏在华人世界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新加坡毛主义左派控制下的金银业职工联合会将《红灯记》改编成话剧于1969年公演，并公开宣布这是“为了歌颂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决定性的和伟大的胜利，为了宣传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以及为了我国当前政治斗争的需要。”左翼文艺工作者还仿效“文革”的做法，组织了“文艺轻骑兵”，在乡村郊区搭舞台演出，把革命文艺直接送到群众当中。他们还利用各种群众团体的联欢会，学校的毕业典礼，甚至幼儿园的结业典礼上演“文革”类型的文艺节目。

　　仿效中国样板戏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新加坡左翼文工团创作了三个大型演出项目：音乐舞蹈史诗《歌唱马来亚》，诗歌造型《抗日之歌》和诗剧《送军粮》，被当地人称为“土产样板戏”。

　　《歌唱马来亚》的主题是歌颂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由于新、马两国的共产党和左派在组织和行动上一直密不可分，歌唱马来亚的共产党也就是歌颂新加坡的左派。这个节目模仿《东方红》，把共产党歌颂成“人民的大救星”，唯一重大的不同是《东方红》以神化毛泽东为中心，而在马、新两国的共产党和左派组织中则还未形成这样的个人崇拜。这个音乐舞蹈史诗载歌载舞，用多种艺术形式歌颂马共20多年的武装斗争。据观看者介绍，“序幕以战鼓和欢呼，展现气势磅礴的场面，红旗招展。舞台上工农兵学以战斗姿态朝著红旗所指的方向前进，展现出一幅‘文革’式的舞蹈构图”，节目中有一段直接根据“文革”时毛泽东语录歌“造反有理”编排的同名舞蹈。尾声是大型歌舞“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一首“文革”时最著名的毛泽东颂歌。1969年4月27日《阵线报》发表长文介绍“土产样板戏”时这样描绘：“舞台呈现出东风万里，红旗漫天的伟大场面，让人不禁欢呼火的旗，火的海，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

　　笔者在新加坡访问期间虽然没有机会再看到这“土产样板戏”，但有幸听到了《歌唱马来亚》的主题音乐“我爱马来亚”，一听就明白这是完全照搬60年代一首大陆歌曲“我爱我的台湾岛”。这本是一首台湾民歌，被共产党重新填了歌词。这是共产党革命文艺对很多民间音乐作品实行“共产”的典型做法，如“东方红”的旋律原来是陕北情歌。通过这种文艺“共产”，无论共产党的革命口号多么荒谬离奇，立竿见影地就“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了。根据有关材料介绍，原来这一文化移植是由从中国归来的马共成员所完成的。

　　第二部土产“样板戏”是诗歌造型《抗日之歌》，强调马共遵循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教导，“领导”了东南亚抗日战争。马共虽然为东南亚抗战作出贡献，但毕竟和美英等主要盟国的正面作战无法相提并论。但在这一点上，马共和中共的做法如出一辙，在讲抗战时，马共的介绍给人造成抗战全是它在打、马来亚是它解放的印象。这个节目采用了中国《红色娘子军》和交响诗《嘎达梅林》的片段，被左派评论家称为“一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好作品，是红色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成功作品。”

　　第三部土产样板戏是诗剧《送军粮》，描写马共抗英战争中的军民鱼水情。第一场是“突破火线送军粮”，第二场是“解放军来了”，第三场是“奔向民族解放的战场”。当时有两个笔名叫“霜天”和“宣红”的左派评论家――“霜天”来自毛泽东诗句“万木霜天红烂漫”，而“宣红”即“红色宣传”的意思。他们在一篇“红旗如火，星火燎原”的评论文章中说这个节目“体现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主题思想，歌颂了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歌颂了马来亚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

　　当时新加坡积极吸引外资，发展工业，因此也产生了一些劳资矛盾。左派文人紧跟中共“文革”文艺的模式，主题先行，创作了大量“工人小说”，不但把劳资矛盾上升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且虚构出一部由英雄人物领导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叙事。长篇小说《金光道上》描写一个名叫清坚的主要英雄人物：“他拿出一本红皮小册子，开亮了台灯，坚持每晚的学习工作。这时，将近午夜了，宿舍外正下著倾盆大雨，寒风不断吹进房里，同房的几位工友已经呼呼入睡了。清坚轻手轻脚，把被窝盖在他们身上”――这样的场景完全是中国革命小说的拙劣模仿。结尾通过“正面人物”雅娟的直白，表达了要前往马泰边境参加马共武装来解救新加坡受苦受难的工人的信念：“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为了加促人民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我决心作出更大的贡献……让我们在祖国的远方――在战斗中重逢！”

　　1970年，由于新加坡国家建设成功，“革命”越来越不得人心，左翼面临困境和内部分裂。左翼作家和评论家黄兴提出了“革命文艺马来亚化”的主张，试图矫正自1966年以来革命文艺“文革”化的极端趋势，用“马来亚化”对抗“文革”化。所谓“马来亚化”即是强调“马华文艺”（即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文文艺）的独特性，这一独特性在现阶段应该是“爱国主义”。这个主张受到著名革命作家凌远的支持，他婉转指出，“外国革命文艺所反映的，是外国的革命具体情况，和马来亚（包括星岛）工农兵的生活不能符合，和实际斗争需要也有着一大段距离。”然而极左文人“集言”发表“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批判文章（《阵线报》1970年10月11日），指出“革命文艺马来亚化”的口号“并不能突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并不能概括当前历史阶段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是革命文艺创作同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相配合”，强调“要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文章还说，在50年代末期革命文艺曾经“提倡健康文化，打击黄色文化”，脱离了政治斗争大方向，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今天要吸取这个教训，抵制新的修正主义口号，坚持“革命化、战斗化”反对“马来亚化”。

　　五、“文革”和新加坡左派的分裂

　　20世纪60年代末期，鼎盛一时的新加坡左派开始衰落。

　　1970年李光耀访问苏联，其时正值中苏对立严重。苏联总理柯西金问李光耀，新加坡的毛主义者究竟得到多少支持？李光耀回答说，在60年代上半期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新加坡华人（新加坡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华人）支持左派，现在则大概有15%.[10]

　　但这样一个强大的左派阵营却并没有使左派在新加坡独立后的政局中发挥重要作用，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左派的分裂和内斗。分裂和内斗一向是国际共运的特色，因为共运的本质就是用革命和暴力手段追求政治权力，用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掩盖极度膨胀的权力欲。在一个有着正常社会秩序的社会里，这种膨胀的权力欲无法一蹴而就，权力追求者只能通过正常的升迁管道慢慢爬升，而且最终不一定能够达到权力的顶点。因此，通过投身彻底否定现存制度的政治斗争，就成了他们实现权力欲的快速通道。毛主义和毛主义支配下的“文革”把共产主义运动这一本质推向极端，“有权就有一切”成了可以公开宣示的政治目标，“路线斗争”成为争夺权力的幌子，最后终于发展到毛泽东对党、对国家权力的垄断与独霸，甚至把全国置于军管之下。毛发动“文革”、“造反”，其本质还是夺权，为了消除他感到的失去权力的威胁。毛主义的这种恶俗不但在中华民族中种下了至今仍清晰可见的恶果，而且随着中共国际影响的扩大发展到海外，于是世界范围内就出现了中共造苏共的反，即所谓“中苏论战”之事。20世纪60－70年代在国际共运和左派运动中，中共影响有如癌细胞，其扩散之处，左派内部肌体无不发生恶性病变，出现分裂、斗争和“造反”，或以亲北京和亲莫斯科分界，或以谁更亲华更崇毛分界，比赛激进，比赛革命，有时一个党或一个运动不但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一分为四。就连所谓“亚非作家协会”也分裂成亲华和亲苏派，前者以北京支持的“亚非作家常设局”为主，谴责后者“非法召开伪亚非作家大会”（1967年3月）。在资本主义危机和民族独立运动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和左派运动本来可以有充分的发展余地，但其结果往往是自我毁灭于内部分裂。新加坡的左派运动就是一个例证。

　　新加坡左派严重的分裂始于1965年新加坡独立，因为独立给左派带来了是否承认独立、以及如何处理和新成立的民族政府的关系等问题。新加坡左派的主流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不承认主义”的立场，此后主要是比赛谁反对现政府更彻底、更不妥协。但是左派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一些比较现实理智的左派认为，不能因为这一独立是民族主义者通过妥协和谈判达到的就拒绝承认，主张观望。对于左派内部的这种意见，《阵线报》1966年7月23日在发表“朝向决战的东南亚局势”一文的同时，发表了一篇“坚持正确路线奋斗到底”，说上述意见不同是“坚持正确斗争路线的社阵、人民党以及广大工会的干部与群众，和那些有意散布错误路线的人士之间的分歧，是要使斗争走向胜利与企图将斗争引进死角的两条路线上的分歧。”在提出“路线斗争”的同时，文章还提出“反动派及其在左翼内部的代理人”这样一个充满“文革”色彩的概念，为党内斗争“上纲上线”作热身准备。

　　进入1967年，对左派内部不同意见的清算以“文革”方式和中共党内斗争的方式出现。例如，1967年5月7日《阵线报》》报导了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五一”大游行，说“今年的‘五一’是在左翼胜利地批倒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扫除了敌人代理人、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的情况下到来和过去的”。8月20日《阵线报》发表“社阵”和“缝业”（缝纫行业左翼工会）联合声明，“严厉谴责一切牛鬼蛇神，和谢启英这一小撮反工会、反党、反左翼、反人民的反左翼分子划清界限，坚决地暴露他们，孤立他们，打击他们，把他们扫出左翼队伍，……我们呼吁一些被误导的工友和干事，……坚决与谢启英等反左翼分子划清界限，站到革命人民一边来！”这是左派阵营内部第一次比较重要的分裂，从此之后，内斗不已。

　　1968年，中国“文革”中的内斗之风蔓延至新加坡“社阵”。5月和7月《阵线报》接连发表“打倒派性团结对敌”和“再论‘打倒派性团结对敌’”的文章，点了一批“钻进左翼内部的阴险敌人”的名，呼吁“所有受一小撮所谓‘华中领导’、‘文序’、‘光睦黑帮分子’、‘金银业领导’、‘茶餐领导’等黑领导所误导的干部、同学、工友，猛醒过来，不要被敌人扭转了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斗争成果”就是粉碎了“社阵”裕廊支部（“社阵”的一个主要支部）内以王理谊为代表的“反党势力”企图篡党夺权的阴谋。在“社阵”总结粉碎“王理谊反党集团”斗争胜利的经验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政治串连”，就是各支部展开大串连，交流和反党分子做斗争的经验，揭露他们的真面目。这和“文革”时期“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大串连非常类似，连用词都雷同。但王理谊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反党”罪行呢？说来可笑，事情的起因不过是党办幼儿园的教师续聘问题。主管幼儿园的党执委会要换教师，部分党员和家长不同意，“反党分子”于是散发“告家长书”，主张将现有教师延聘3个月，结果出现一个班级有两个教师（一新一旧）在课堂上争夺学生的情况。这一争执本来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但当时“社阵”党内矛盾尖锐，矛盾的两派借机上纲上线，成了“路线斗争”。

　　新加坡左派最主要的分裂发生于1969年以后，主要原因是社阵领导李绍祖提出“马来亚重归统一”的口号。自1965年独立后到1969年，新加坡政府通过发展经济和加强国际联系基本确立了合法性，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承认，因此左派领导的“不承认主义”越来越不合时宜。为了摆脱政治困境，1969年6月“社阵”党主席李绍祖发表长篇文告，提出“马来亚重归统一”的口号，并引用毛泽东“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的语录来为自己撑腰，用中国大陆和台湾要统一，南北越、南北朝鲜也要统一来相比，号召新、马两国左派为重归统一而“斗争”。和“不承认主义”相比，这个口号同样不具备政治现实感。但重新设定政治目标，以民族统一取代政权更迭，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社阵”领导人对1966年以来盲目追随中国“文革”的反思。和“社阵”以往推翻这个、打倒那个、空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口号相比，这个方针要低调一些。但这个口号在“社阵”内部立即遭到非议，一些人起来造反，发表“马来亚人民的斗争目标不容歪曲”的文章，视李绍祖为“反动的当权派”，说这个口号回避了最重要的政权问题，不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尽管新加坡左派从来没有拿起过枪杆子，一直都是在口头上谈武装斗争），取消了敌我之分，是修正主义。这种批判立刻被李绍祖在9月份举行的“全党性主讲会”（即宣讲其新路线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讲予以驳斥。李在讲话中每当提到那篇文章时，都用“那株毒草”称之。11月“社阵”召开第三届党代会，李绍祖说“重新统一”方针已经引起“党内一场大论战，一场激烈和尖锐的思想斗争”。他搬出毛泽东“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语录，放在《阵线报》头版头条，强调他的路线是反教条且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还警告说敌人“希望我们的代表大会破产。而反党分子、牛鬼蛇神更希望这次代表大会可以推翻党中央”，产生一个推行错误路线的新党中央。

　　但李绍祖显然缺乏毛的权威，一些坚持极左路线的“社阵”成员继续反对中央，具体行动之一是拒绝售卖党报（当时“社阵”有两份刊物，即《阵线报》和《党讯》，售价分别为15分和10分，不但是党的喉舌而且是经费来源之一）。不久“社阵”属下6个重要支部集体造反，向中央呈递“意见书”，指责中央要争取的是“敌人安排下的统一”，灌输“反动的国家意识”，“处处强调合法地位”（注：“社阵”和人民党等在新加坡一直都是合法政党，只要它们在口头上而不是行动上拿起武器推翻政府，李光耀的政府就不取缔它们），走上了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道路。意见书说：“我们党虽然是一个合法组织的政党，我们党虽然没有武装力量，不能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但这并不能也不应舍弃我们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伟大真理作为我们斗争的原则和奋斗目标。”这样，党内的当权派和“造反派”打起了毛泽东语录战，争相搬出“最高指示”以示自己是真正的毛派。值得注意的是，在回应党内这批“造反派”时，穷于应付的李绍祖第一次打出了反“左”的旗号，说“人民的要求是斗争的基础”，……‘意见书’提出了许多不实际的和荒唐的、‘左’的论调“。对于新加坡多数人民满足于独立后的现实和忙于民生、没有那种”斗争“意识和”革命“要求这个事实，李只能这样婉转表示，不然又会被党内”造反派“斥为贬低和诬蔑人民。

　　左派更严重的分裂是“社阵”和人民党的内斗。这两个党都标榜社会主义，亲华崇毛。看他们的出版物，就像看一场谁跟“文革”跟得更紧、谁背毛语录背得更多、谁骂李光耀骂得更恶毒的比赛。当1965年新加坡在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主导下宣布独立时，两党结成统一战线，向民族政府挑战。李绍祖发表为新马重归统一而“斗争”的路线后，人民党以“捍卫毛泽东革命路线”自居，在《人民论坛》发表一系列文章，指责“社阵”没有得到其它左派政党和组织的同意擅自行动，一评再评、一批再批“社阵”“争取马来亚重归统一”的路线，就像中共60年代初发表“九评”挑战苏共领导地位一样。1969年9月15日人民党以“部分党员”的名义发表“关于马来亚统一问题的意见提纲”，以毛泽东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大幅标题。10月15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什么是分裂主义”的文章，反驳“社阵”的批评，标题上方是大幅毛语录“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以此点明“社阵”已经“变修”。11月1日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发表正式声明，表示完全不能接受“社阵”的新路线。这类文章连篇累牍，格式雷同，每篇都要拉上一段“毛主席语录”做虎皮，文风与中国“文革”文风完全一样，污辱与谩骂并行。

　　而面对人民党的挑战，“社阵”也不甘示弱，发表大量文章和李绍祖主席讲话，对人民党的问题一答再答，对人民党的指责一驳再驳。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12月10日“社阵”中央委员会发表“答人民党中委会的公开文章”，指出人民党是在恶化两党关系，分裂左派队伍。其中一段话实际道出了自1966年以来新加坡左派盲目追随中国“文革”所陷入的政治困境：“表面上看来人民党领导同志是很革命的样子，其实是空口说白话。你们到底要人民通过什么实际内容、什么斗争方式和方法去支持和声援人民战争呢？……这种空洞无物的乱发号召怎么会真的支持人民战争呢？怎么会促进革命运动呢？”由于人民党大量引用毛语录的战法使得“社阵”十分被动，“社阵”声明详细引用人民党文章中毛语录的出处和人民党的解释，反击说“‘歪曲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著作大胆曲解’，不是我们‘社阵’，而是这些反对统一，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来遮盖自己的右倾机会主者，……他们引用毛主席的讲话时，只引用开头的一段和后段一些，狡猾地漏掉中间的重要的讲话，狡猾地把讲话的头尾连接起来，企图欺骗人们以为所引用的讲话是毛主席的完整的一段讲话。这是非常卑鄙下流的手法，不是真正左翼人士的作风。”

　　这场论战的“文革”特色还颇有意味地表现在“社阵”被捕人员的出狱问题上。1969年7月李绍祖在“社阵”内部会议上表示，只要不对组织造成损害，一些被捕人士可以用出国交换出狱（新加坡政府对政治犯允许出国，只要发表悔过书），并说列宁、孙中山等革命领袖也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李这一意见和其过去的立场相比有相当的缓和，也符合人性，很可能和他用重新统一取代夺取政权的新路线有关。这个消息透露后，《人民论坛》发表题为“‘妥协出国’和‘被迫出国’不能相提并论”的文章，批判李绍祖混淆两种性质不同的出国。《人民论坛》还在这篇文章的下方配发一幅漫画，画面上一个头颈上拴着铁链的囚徒匐伏在地，准备在一张“出狱条件”书上签名；在他的对面另一个人也匐伏在地，对他的出狱翘首以待，这个人留着大背头，身上写着一个“刘”字。很明显，这个“刘”指的是中国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他在“文革”中的罪名之一就是曾经允许61个系狱的中共高干在向国民党签署悔过书之后出狱。这样，《人民论坛》就把李绍祖比作了刘少奇。由于人民党和“社阵”当时虽然在争论，但还没有彻底决裂，彼此还以“同志”相称，如同60年代初中共和苏共间关系。也因此，《人民论坛》的文章并没有直接说李就是刘，但把这幅漫画和批李的文章放在一起，其含义已经非常清楚。

　　今天回过头来看，“社阵”内部以及“社阵”和人民党之间的内斗，不但表现了毛主义和“文革”在新加坡左派中的恶劣影响，而且向人们昭示了一个没有成为现实的历史可能性：还未取得政权时，新加坡左派就已如此热衷于互相口诛笔伐，用文字置对手以死地，如果真的“革命”成功，手里有了“专政工具”，这种“党内路线斗争”又会导致多少人头落地呢？新加坡这个小岛难道不是要被淹没在血泊中吗？新加坡左派的分裂和内斗再次向人们揭示：以毛主义为意识形态的“革命”，例如红色高棉和秘鲁的“光辉道路”，以及其它许多所谓“斗争”中所发生的滥杀无辜决非偶然，而是在遗传中就继承了毛主义的基因。

　　六、追随毛“文革”的代价：新加坡左翼运动的瓦解

　　综上所述，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盲目追随中共“文革”，使得新加坡左翼运动完全丧失起码的政治现实感，其政治纲领和口号与当时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局面毫不相干。一个事例是：新加坡一独立，为了“居者有其屋”，李光耀政府就大力开发由政府资助、供居民购买的住宅。这个政府“组屋运动”是左派全力反对的政策之一，其效果适得其反，反而使政府对“居者有其屋”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有更清楚的了解。1967年10月，新加坡举办第二届亚非国家建屋研讨会，以新加坡经验为样板。会议最后达成的一致意见是“人人皆自购屋，即不会变共党”，不但反映了新加坡政府组屋运动的政治效果，也反映出与会亚非国家对共产党和左派运动实在不胜其扰（见1967年10月18日《南洋商报》）。因此，当新加坡民族政府通过系统的经济和社会建设迅速建立起合法性，一个“新加坡人”的民族认同开始被接受时，左派运动便越来越边缘化。五花八门的政治口号和争论如同意识形态迷宫，连口号的提出者与争论的参与者都说不清楚这些概念到底有什么现实意义，彼此之间的区别又在哪里。唯一清楚的事实是，在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本来很有希望的左派运动被毛主义“文革”引入了一条死路。

　　就在新加坡左派运动分崩离析的时候，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给了它最后一击。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随后中美发表公报，中共宣布邀请尼克松访华。这个今天被称为中共“伟大外交成就”的交易，其实是因为毛挑动的“反修”斗争迫使苏联考虑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面临此局势，毛又感到恐惧，不顾自己苦心经营而得来的世界“反帝领袖”身份，主动邀请帝国主义的“头号恶棍”进中南海。此举是向苏联表示：现在我有美国做后盾了。毛的国际政策从来就与其国内政策一样，一意孤行，出尔反尔，一切以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为转移。打倒美帝是为了让他的“思想光芒”“普照全球”；在中南海和美帝头子握手言欢则是为了摆脱自己给自己制造的困境。至于这个突变会给遍布全世界的追随者带来怎样的打击，则完全不是他所关心的。今天的很多中国人，新老民族主义者，甚至包括新老左派，往往津津乐道于毛的“战略部署”，却忘记了，或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这个“战略部署”当年是给全世界毛主义的左派当头狠狠一记闷棍。邀请美国领导人访华本来无可非议，但正是毛主义和“文革”所全力推动的、以“打倒美帝国主义”为主要诉求的“世界革命”，却把这次访问变成了一个令全球左派不可思议、难以相信、更无法接受的事件，尤其是它发生得如此突然，左派们毫无思想准备。在国际共运历史上，只有1939年8月斯大林出于对德国军事力量的恐惧，突然放弃推行了很多年的反法西斯路线和宣传，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德国于条约签订一周后就进攻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件事可以相比。苏德条约的签订在当时给世界左派阵营带来沉重打击，导致大批人退出共产党或左翼组织。30多年后，毛在中南海和基辛格、尼克松的握手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相同的后果。

　　在新加坡，毛泽东和“美帝头子”亲切握手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使得本来就分崩离析的左派运动雪上加霜，这个局面充分反映在社阵主席李绍祖1971年下半年所发表的几次“重要讲话”中，综合发表于9月23日的《阵线报》。李的报告的总题目是“党所面临的危机”。李承认“党今天瘫痪的事实是不能掩盖的思想分歧，组织的松散，财政的困难，我们人手的缺乏，士气低沉，我们党在群众中已相当程度上被孤立，而这些困难，这些对我党不利的情况正日益恶化，越来越难以克服和解决。”文中还提到，新加坡左派的危机是在1968年左右就产生了。在分析党面临的危机时，李绍祖公开承认“造成今天我党瘫痪的另一主要因素是”极端‘左倾’的思想、口号和言论“。一些”口头革命派……乱说理论，大谈革命，……这些极端‘左’倾人士只能制造党内混乱，给同志失去信心。“更为讽刺的是，”一些以往大谈‘乡村包围城市’，滥引毛主席语录的人士，他们今天做的，不是革命工作，而是照顾自己个人的生意和事业！“

　　那么，这些极端左倾的思想是哪里来的呢？李绍祖终于明确承认“中国文化大革命大大影响我们党同志的思想。文化大革命，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传播出来，造成我党很多同志犯上极端‘左’倾的错误。一些言论，在中国具体情况下，可能是很正确。但搬到星岛和社阵里，就完全不同了……一些同志一个时期大谈什么‘推倒当权派’，‘推倒中央’！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相信大家脑海里都会清楚：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言论对我党的影响是不好的。”

　　对于中共和美帝握手言和给新加坡左派带来的严重冲击，李表示：“一些同志因为不同意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很快的感到心灰意冷。他们失去信心，连一点情绪都没有。他们甚至以为中国与尼克松搞好关系的话，那么，马来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将完蛋。”

　　在公开场合，相信李绍祖在当时情况下关于中国和“文革”所能说的就是这些了。他到70年代初才认识到，跟着“文革”走上了死路，只是这时为时已晚。而毛泽东为了一己私利，会毫不顾及千万崇拜者和追随者。曾经轰轰烈烈的新加坡左翼运动已经被毛主义葬送。此后，“社阵”连一个公开解散的日期和场合都没有，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这当然是李光耀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中共改变外交路线，逐步放弃“世界革命”，不但与“美帝”和好，而且“各国反动派”一眨眼也成了中共的“国际友好”，使得中共可以在国内大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李光耀不再是“帝国主义的傀儡”和“反华小丑”，在毛泽东去世前一年即1975年第一次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光耀在新加坡代表团中以国会特邀代表的名义安排一个名额给李绍祖，而李绍祖也欣然接受，跟着曾经被自己用最恶毒语言诅咒的李光耀前往已经不再是“世界革命”中心的北京。无论李光耀的安排出于何种心理，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这应该算是为一个动荡纷争的时代划上了一个句号。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左派运动是在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直接影响下展开的，新加坡左派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都把自己看作是整个马来亚革命的一部分。那么，对马来亚革命又该如何评价呢？马共领导人之一余柱业晚年的反思或可为读者提供一个参考。余曾经担任马共南方局书记，在印度尼西亚遥控新加坡的“革命斗争”，后来前往中国，建立“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新加坡左派传播的很多有关“文革”和世界革命的消息和号召就是从他那里来的。他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斗争，认为马共反殖民主义的功劳不能抹杀，但是后来幸亏马共没有成功。为什么呢？他说根据他“对马共干部的认识，对共产党组织的认识、对阴暗面、不好一面的认识”，“从历史的观点来说，马共没有胜利，还算是马来亚的幸运。万一马共成功的把他们所要建立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我们会看到象现在柬埔寨的那种局面。”――连马共的领导人都承认，马共的失败，使马来亚（包括新加坡）避免了一场象“红色高棉”那样的浩劫。[11]毛泽东戳力推行的“世界革命”到底于人类进步有何意义，已经无需多说了。

　　作者说明：本文为作者2007年5至8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作访问研究的部分成果。在此向该所致谢，同时向很多对本研究提供帮助和意见的同行致谢，尤其是陈剑、黄坚立和杨斌诸位先生。

　　「注释」

　　[1]马来亚共产党和新加坡左翼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反映在很多历史文献中，最近的可参考《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为陈剑主编《风云丛书》第一辑，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6年；方状壁的《马共全权代表方壮壁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中心，2006年。

　　[2]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2000年，128－129页。

　　[3]陈剑，“意识形态与新马四十年社会变迁”（初稿，未刊），4页。

　　[4]林清祥，“第一届社阵代表大会工作报告”，载《林清祥与他的时代》，“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面”编辑委员会编，社会分析学会与朝花企业联合出版，吉隆坡，2002年，下册，149页。

　　[5]红桦，《赤道上的人们》，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1年，34－35页。

　　[6]林清祥，“右派眼里的国会民主是什么？”，同注[4]，163页。

　　[7]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

　　[8]见“马共秘密电台湖南曝光”，《亚洲研究》2000年7月2日。

　　[9]朱成发，《红潮――新华左翼文学的“文革”潮》（注：“新华”意为“新加坡华文”），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新加坡，2004年，21页。本节中另有一些材料来自此书，为节约篇幅不再引出处，特此说明，并向原书作者致谢。

　　[10]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492页。

　　[11]余柱业，《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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