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冯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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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鉴于北大哲学系资产阶级教授占据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未能形成气候的情形，毛泽东等高层领导人决意把曾在上海华东局任职的党内著名哲学家冯定调进北大，此举实际上就是后来常说的“掺沙子”。五十年代初期，冯定一篇论述资产阶级改造的文章颇受毛的好评，一时名声大震。按照毛的意思，1957年初春行政级别甚高、曾任马列学院分院院长的冯定进北大后并没有担任什么官职，只是单纯负责马克思主义的教学。他到校后自然成为红色哲学的品牌人物，转年间就出任北大党委副书记，长期负责学校的理论课教学工作。
　　有意思的是，思虑严谨、学风独特的冯定似乎并不为北京的哲学圈所容纳，他的一些理论观点时常被人怀疑和杯葛。尤其是到了1960年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展开后，他带有温情色彩的人生观学说就很容易招致异议。那一年在高级党校讨论教科书，就有一些人指出冯定主持撰写的教科书第一章存在原则性的缺点，这让到会的北大哲学系人士大惊失色。系总支书记王庆淑紧张得递条子给助教高宝钧，让他发言时有意遮掩，竟说事前没看过冯定写的那一章。
　　这是冯定在北大党内走背运的第一步，开始在斗争的锋刃两边谨慎行走，不被高层所喜，也不为群众理解，逐渐酝成1964年大批判之困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人们为他的哲学思辨光环笼罩时，纷纷为其叫好，一旦环境险恶，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他又成了人人弃之不及的烫手山芋。
　　六十年代初，北大哲学系曾高调总结了冯定的教学经验，并在校刊上醒目刊出。在高级党校有人揭发问题之后，哲学系总支跟风转向，在教学检查活动中抢先布置对冯定的专题检查，称之为“对冯定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一定的斗争”。冯定不接受这样的检查方式及结果，系里也有不少人认为总支书记王庆淑有意打击老干部，总支搞错了。资历颇深的党员教师孔繁说，冯定是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在理论上有错误。有人甚至唱反调地说，冯定写的第一章是全书最好的。
　　这让王庆淑及总支困惑不已，陷入两难境地：总结冯定讲课经验时批评她是“吹捧”冯定，现在批评冯定的教学观点又被说成是“斗争过火”，是在“政治投机”。熟悉内情的人知道，过去王庆淑和原总支书记汪子嵩之间闹矛盾时，冯定一度是支持王的，外界以为他们私下的关系是好的。王把冯捧得很高，编教科书时又鼓动冯挂帅，为了表示祝贺编书成功还特意请人写了《红书颂》。就在检查教学的敏感之时，冯还请王吃饭。只不过突然见到有人批冯，王有些慌乱，本能地想划清界限。据说，听到冯定问题被揭发时，王的第一个反应是：“糟了，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我们是上不去了。”
　　在教研室开会时，冯定被认为做了过多的解释，态度很不冷静，空手而来，对大家意见只字未记，甚至几次发脾气打断别人发言。有人在做“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与实践性”分析时，冯定听不下去，就插话说：“错就错了，这我完全承认，现在问题不在这里……”有人提到讲课中“脱离社会实践是模糊了人和动物的质的区别”说法不妥，他大发雷霆地说：“我绝不能同意这个意见，我冯定能这样讲吗？”还训斥发言者说：“你们这样推下去，（我）岂不成了修正主义、反革命吗？”总支汇报说，在这次课程检查中冯定一直是比较被动，过多地考虑了个人，有时认为是专门针对自己，甚至有厌烦情绪，说了“要消毒”、“开大会检讨好了”、“不能再教书”之类的牢骚话。（见1960年北大哲学系总支《关于教改中检查冯定同志讲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汇报》）
　　一个堂堂的学校党委副书记、资深的哲学家居然被这样整治，他无法冷静面对这样的挑剔方式。他拒绝再去参加教研室会议，总支书记王庆淑就上门做工作，希望他应主动耐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改变被动的情况。冯定只好说，既然群众有意见，就再参加一次，但无时间认真考虑问题，只表示一个态度好了。他颇为伤感地对总支的人说：“我不冷静，这是气质问题，不能控制。我就是这样争论问题，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就这样。”高级党校此次围攻教科书，让冯定心生余悸，使他后来每次经过高级党校就心跳，情绪一直不快。
　　正在此时，中央高层对冯定问题有一指示下达：在讨论中不要急于戴政治帽子。这让骤变的形势有所缓和，校党委继续安排冯定讲授毛选四卷和历史唯物主义专题课，并负责培养重点师资，这样就让冯定逃过了一次信誉危机。
　　后来社教大批判之时，校党委人士为此检讨道：“对冯定在工作中极端不负责任是有所察觉的，对他的资产阶级处世哲学和错误的理论观点也是看到了，但思想麻痹，没有追查下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钟哲明1965年10月25日哲学系整风大会发言语）陆平在四清运动扫尾之时，1965年12月30日也在会上承认：“学校党委长期以来未发现冯定的修正主义，叫他领导哲学系十来年，是犯了严重的错误。1960年在高级党校对他进行批评以后，我们也没有引起足够警惕，追查下去，说明我们的政治嗅觉也是不灵的。”谈及那几年冯定的工作，陆平还以自我批评的口吻说道：“因为认为他是老干部、党员哲学家，就盲目信任他，采取了自由主义态度，放松了党组织对他的监管。”（见1966年1月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11期）对于冯定在北大的状况，陆平他们那时基本都持这样一种警惕、防范的疏离态度，双方政治信任感较弱，总担心一方产生“定时爆炸”的政治后果。
　　1962年教育部要冯定主持编写中学政治课本，这被视为绝对的政治信任。年轻助教孙伯鍨、郭罗基前往帮忙，发现冯定写作时不爱引用领袖人物的著作，甚至在编写“辩证法认识论”章节时，都不主张引用毛主席《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原文。这让年轻人大为惊讶，只能悄悄地用主席的原话而不加引号。（见1965年10月28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28期）冯定这种不唯上、平实的学术个性，确实为以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在哲学系年轻教员的印象中，冯定对学术斗争不感兴趣，总是有意规避什么，像教研室适时组织关于“合二为一”问题的讨论，他就找借口拒绝参加。有的教员说，冯定在运动中有时反而起了促退作用。
　　
　　二
　　
　　1964年11月，继调查组前期工作之后，中宣部开始在北大进行社教运动试点，由此进行了长达一年半截、交锋激烈、反复无常的拉锯战，冯定问题成了这场政治闹剧兼惨剧中一枚最具份量的棋子，在关键时刻双方都会用此无情地抛掷回击对手，血泪淋漓。
　　在中宣部副部长、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张磐石和北大党委书记、校长陆平之间的较量中，由于日常工作矛盾引发的不快，冯定一开始就偏向工作队一边，对陆平及陆平重用的王庆淑多有怨气。在社教运动初期陆平落败之时，冯定在党委常委会上的发言还是颇有锋芒，点中要害的：
　　……陆平、彭佩云同志你们是怎样去市委商量的，怎样利用市委负责同志的讲话？陆、彭讲的不一样？你们不弄清楚，我们很难判断……有些事情校常委会通不过，就到市委去一趟，回来说是市委的意见。
　　……对王庆淑的庇护，讲了一些事实，不一定讲完了。为什么对王庆淑万般爱护，而对反对王庆淑的同志则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路线是很明确的。
　　……陆平同志到北大不久，和江隆基（为陆平的前任）的关系上有问题：江在反右派上是有些错误的，陆与江闹不到一起，批评江右，有方向性错误是一件事，但弄到势不两立，不能共事，起码两方面都有问题，陆很不能容人。（见1964年11月30日北大社教工作队整理《北大党委常委会讨论哲学系整风问题的十八次会议纪要》）
　　冯定所说的这些话对于焦头烂额的陆平来说，是颇具杀伤力的，为张磐石他们形成的合围起了不小的作用。他还出席了1964年11月13日、14日哲学系党员教职工大会，集中说到陆平“偏爱、包庇王庆淑”，甚至说“王庆淑领导党委”。他把矛头指向陆平与市委的关系，向群众公开了党内的斗争秘密：“陆平的一贯手法是遇到不好办的事，先找市委，以市委名义在常委贯彻”。
　　冯定还在会上表露他在严酷斗争中的柔性一面，他自诉说，听见哲学系某某人在党员登记时要被划为三类，“真是心惊肉跳”，知道某某人被说成是反三面红旗的代表，觉得“很寒心”等等。在1965年2月12日的一次小组会上，由于不满意学校党委常委会上对他的批评，他突然正式请求以后不参加常委会了，只愿意参加哲学系会议。（见1965年10月23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4期）冯定这些近乎“决裂”的表态深获工作队的赞许，无疑也加深了陆平他们对他的不满和怨恨。
　　经过几个回合的相争，陆平的颓势、冯定的上扬很快显示出来。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问题，陆平秘书杜采云1965年3月16日在党员干部会议小组会上发言，她说：“那段时间，冯定同志能看文件，陆平同志倒不能看，想必陆平同志的问题比冯定同志严重，这也使我无法理解。”（见1965年3月18日市委办公厅编印《北京大学党员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第42期）
　　北大社教运动高潮迭起，工作队训练北大积极分子时明确说陆平已经烂了，是搞阴谋的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有一次哲学系助教、社教积极分子张恩慈、孙蓬一到工作队办公室，谈到有些问题一下子捅到天上（指校党委），坐在一旁的张磐石淡淡地说了一句：“天也快塌了。”这句话让两位助教吓了一跳，因此得以留下深刻的印象。（见1965年10月29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32期张恩慈发言）
　　社教工作队在各系展开了细致的动员调查工作，整理出大量有关陆平及校党委在北大队伍建设、教学方针等方面的反面材料，在整个偏左的大环境中很容易引发教职员工的共鸣和愤怒。哲学系后任总支书记聂元梓在一次全系积极分子大会上传达工作队副书记庞达的指示，历数陆平及校党委的罪状，动员大家上阵斗争陆平，她大声问敢不敢斗？害怕不害怕？可以想像的是场面情绪昂扬，得到与会者一致的应答声。
　　
　　三
　　
　　北大社教运动可谓一波三折，党内矛盾深重，涉及中央高层诸多的纠葛，每个拐点都是惊心动魄。冯定问题无形中成了上下勾联的节点，几方势力都要通过它来影响、操纵运动的走向，以此在形象上抹黑对方，赢得有利于自方的政治安全感。
　　早在1964年9月初，市委大学部通知北大党委将要揭露冯定的修正主义，9月13日北大党委会进行研究，9月18日向市委、中央宣传部写了《关于批判冯定同志的修正主义观点的请示报告》，表示这是一场严肃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决心在中央、市委的领导下，尽力量把这场斗争搞好。党委秘密组织一个班子，查阅了冯定1932年起所写的书籍、文章和报告稿（约百多万字），编写有关冯定错误论点的资料。
　　校党委汇报称，曾开过一次常委会，两次党委会，面对面地对冯定进行了批判，仅9月25日党委会上发言的就有15人。而社教工作队坚持认为，“学校党委只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和半次党委会批判冯定问题，在党委会上只有少数委员发了言，就草草了事。从此一直没有继续再开会讨论批判这个问题。”
　　这里存有一个对于双方斗争极为重要的时间点：1964年9月中旬张磐石提出要攻王庆淑与校党委、陆平的关系，要用“集束手榴弹”打乱校党委阵脚，要哲学系首先把火烧到陆平身上，为打倒陆平提供一颗颗子弹。而陆平此时借张启勋批判冯定的文章公开发表的时机，建议哲学系停止讨论王庆淑的问题而进行批判冯定，等过了国庆节，再针对王的问题专题辩论。对于这个明显的缓兵之计，张磐石当然不同意，他一口咬定说冯定问题中央还未做结论，非要把王庆淑的党内是非问题放在首要的地位。据陆平事后回忆：“我们向磐石同志汇报后，磐石同志大发脾气，说批判冯定的问题不许插入。”（见1965年10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21期）最让陆平恼火的是，工作队事后补发的简报反而说：“工作队立即建议哲学系党总支把辩论暂时停下来，以便集中力量批判冯定。”伺机观察上层的反应，双方均在冯定问题上大抢话语权，互推责任，就想在愈加残酷的政治运动中掌握主动，竭力使自己一方立于不败之地。
　　让陆平没想到的是，1964年11月初社教运动开始，斗争锋芒很快转向自己，冯定倒成了常委会上斗争自己的活跃人物。12月陆平与党委副书记戈华、彭佩云曾开小会研究，试图重新启动批判冯定。但几次约请工作队参与讨论，但工作队几位领导说了不少托词迟迟不愿前来。转年1月23、24日，陆平、彭佩云在市委书记彭真的支持和授意下，突然在市委扩大会上对张磐石在北大社教运动中不批判冯定提出批评，一反几个月来的软弱和萎靡，言词变为激烈，令熟悉政治形势走向的与会者大为震惊。可以看出，陆平他们已是背水一战，在政治靠山的暗助下，拼此一搏，以此来扭转自己一方即将缴械的劣势。
　　张磐石对此颇为恼火，强势地给陆、彭扣上三条新罪名：否定运动成绩；阴谋挑拨工作队和市委的关系；多方限制和阻挠批判冯定。工作队简报上一下子给陆平扣上“大翻案、大进攻、大阴谋、大暴露、大孤立”的帽子。为了增强与陆、彭争论的程度，张磐石又要求把报告草稿改写成论战式，突出其间的火药味。
　　在冯定问题上，张磐石布置工作队中的秀才快手，匆忙赶印一期编号为66期的简报，大讲工作队如何抓了批判冯定的工作，攻击北大党委如何限制和阻挠全校特别是哲学系批判冯定。简报中甚至铺展说：“陆平与冯定一唱一和，要整哲学系社教积极分子张恩慈。”找到的理由是冯定在一次常委会上“攻击”写反修文章的张恩慈时，陆平在会上也不批评不阻止冯的发言。从彭偑云的记录本上来看，当时常委们只是谈及外面奉命写作反修文章的张恩慈的情况，随意议论几句，冯定说张恩慈在民族宫写文章，暑假关锋同志休息了，他还在民族宫楼上休息不回来。陆平就说这次整风很重要，应该让他们调回来参加，受受教育，如果他们不回来参加，对他们也不好。另据阮铭提供的现场记录是，陆平当时插话说：“这些人要好好整整，五反四清也不参加。”冯定接着说：“他们现在在民族宫休养。”谢道渊说：“要毁掉这些人。”陆平又说：“尽搞自留地。”从两人提供的记录版本看，彭偑云版的陆平插话比较平和，阮铭版的陆平说话稍带有火气。不管怎样，这种会议讨论仅限工作性质，并无严重贬损之意。简报由此做了过度发挥，简报整理者后来也承认有“政治上纲”之嫌。
　　张磐石在中宣部当了多年的资深副部长，在陆定一的支持下，对中小学教育改革及教材的变革曾经注力甚多，但似乎一直未造成很大的社会层面的政治影响。到北大领导社教运动，他预感到其中蕴藏的政治空间适宜于自己发挥，因而有“想露一手”的想法。他自负地说过，多少人到北大来都没有发现问题，这次发现了问题，因此想在高教界搞个类似陈伯达所作“小站”典型的社教运动样板。但这份总结报告尚未写完，中央二十三条就公布了，中央高层决策方面的细微改变，一下子使北大社教经验显得不那么重要，瞬间就丧失了施加全国性影响的宝贵机会。而且北大社教的过激做法加大了中央高层的分歧和裂痕，一些领导人甚至对北大社教的狂澜有了负面的印象，担忧其扩大全国后的严重后果。
　　张磐石的失落和愤怒是显而易见的。2月初中央书记处决定改变北大社教的方向后，他按捺不住地写了一个发言稿，认为市委干部和陆平他们用尽了背后的手段，写了许多“卑鄙”“无耻”的字眼和一些惊叹号。他对失望而愤懑的工作队下属说，我的气比你们还大呢。（见《1965年12月13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44期庞达发言）
　　有意思的是，面对张磐石的来势汹汹，陆平与北大党委几位接近的干部曾私下议论：为何张磐石来北大闹得这么厉害？他已位居中宣部副部长之职，难道还有什么所图？莫不成事成后想当有影响力的北大校长？
　　
　　四
　　
　　中央高层多条线索已牵扯在北大社教，施加了不同方向的压迫。此时康生突然插了一扛，责问张磐石为何在北大社教运动中不批判冯定？这让张磐石骤然紧张，敏锐地觉察到高层的躁动和异常。
　　哲学系助教李清昆当时在工作队简报组工作，他在事后会上回忆说：“康老批评了张磐石同志以后，张磐石同志责怪我们简报组不报导哲学系批判冯定的情况，要我们赶快反映批判冯定的情况。还说下面反映校党委阻挠批判冯定，要我们把这个情况也写进去。”助教孙蓬一也谈到：“一天晚上，庞达同志找我到专家招待所去，庞达同志说，人家说我们不批判冯定，我们写简报要说我们批判冯定。”（见1965年10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20期）几个秀才连夜赶写简报，改得面目全非，几次写不下去，直到天明才勉强完稿。
　　身为张磐石副手的庞达在陆平翻盘后也不得不揭发说：“磐石同志不但不接受批评，却用简报的内容另外搞一个材料上报，来顶康生同志的批判。”
　　张磐石又突然决定一律停开全校原定的政治课内容，以后政治课只能专批冯定，想以此抢到斗争的制高点。邓小平得知后觉得不妥，批评张磐石这种“急就章”的做法，张又慌忙推卸责任。市委和陆平借此找到一个转机，向上指责他“极不老实”。
　　工作队决定利用政治课批判冯定，实属无奈的仓促之举。下决定时，张磐石颇为恼怒地指责下属，你们搞政治工作的，政治上一点不敏感，人家（指陆平、彭佩云）在批评你们不批判冯定，你们还不抓这个工作。但仅仅过了几天，受到邓小平的批评之后，张磐石只好在星期日一早电话通知马上停止政治课批判冯定。
　　聂元梓作为哲学系总支书记，此时还协助管理学校的理论教学工作，她不知如何向政治课教师解释，跑去问张磐石。想不到张说，谁叫你们批判的？聂说，是你说的。张说，我什么时候说的？他又说，谁要你们用那么多时间批判冯定？聂说，还不是你说的。他说，好了，好了，不要追究责任了。说完扭头就开会了。（以上均见1965年10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8期）这一段小对话引自聂元梓的事后发言，聂说时还颇为生气。这可以看出冯定问题已成了棘手的难题，稍许处理不慎，就会引发大盘溃乱，张磐石内心的慌乱和不堪重负已是十分明显。
　　1965年初春，工作队与北大党委正围绕是否“四不清”的问题胶着之中，突然有一天中宣部通知北大党委，说准备在全国范围再批判冯定，让北大早做准备。陆平和校党委副书记戈华、彭佩云一起到《红旗》杂志社，找邓力群面谈求教。而社教工作队方面也感受到一种额外压力，不得不对冯定采取有意疏离的态度。在开十三陵学校党委扩大会议时，见势不好、心情不佳的冯定曾写信给陆平要求到外地休养。张磐石当即找冯定谈话，严厉批评了他，迫使冯要回了请假信。（见1965年3月12日《北京大学党员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第五期）
　　1965年3月“四清”运动峰回路转，陆平重新翻盘，张磐石节节败退，冯定的政治状态陷入停摆，落入一生中最无助、最凄迷的阶段之一，他的名著《平凡的真理》及人生观学说已到了“任人宰割”、“随意谩骂”的地步。陆平“起死回生”之后一再宣称，冯定问题，是北大最大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党委中有人激烈指责冯定“浑水摸鱼”，是他把北大及哲学系这一缸水搅得很深很混。还有人强调指出，冯定“利用大家对党内斗争缺乏经验的弱点，加深了党员对党委的怀疑、猜忌”。
　　北大党内辩论冯定问题经历数个月时间，校党委基本掌握了运动的主动权，但到了1965年8月整风学习会上，依旧有不少干部仍把冯定问题与陆平存在的问题一并述说，批评意味仍很浓烈，奇异的是这种批评还能被市委及校党委、陆平所容忍。这就见出冯定与陆平的问题有根深蒂固的来由，积累许久的党内怨气仍旧不能排解，派系纠纷也不能有效遏制，社教积极分子的不满情绪也没有找到排泄机会。市委大学部的初衷或许想通过这样对党委常委提意见的方式，在党内公开了大部分的发言内容，不偏不倚，对陆平和与之对立的干部各打五十大板，努力来缓解北大校内持续多年的干部矛盾。
　　下面选摘部分发言者的发言片断，可以看出其间的积怨、失望，乃至混乱的思想状况：
　　调整阶段，陆平同志对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认识比较模糊，相当长一个时期在工作中没有很好地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陆平同志长期未察觉冯定的问题，也说明阶级斗争观念有问题。（刘昆）（见1965年8月4日《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对学校党委常委的意见汇编》第二期）
　　冯定的问题，为什么长期发现不了？是说明常委思想革命不彻底，不认真。1959年教员检查自己写的文章、讲稿，冯定检查了没有？1960年三篇文章的学习，常委进行得如何？1960年检查教学，听说检查出了冯定一些问题，这是谁检查出来的，是党委还是下面的同志？1963年冯定又在党代会作反修报告，又在全校作反修学习总结，1964年政治教员整风会上冯定又作报告。事情过了不久，冯定的问题就揭发出来了，说明靠常委发现自己的问题是不容易的。（李志远、李佳彬）（见1965年8月5日《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对学校党委常委的意见汇编》第三期）
　　冯定到北大后工作一直是消极的，精神状态不好，对人很冷淡，学生对他讲课的反映不好。这种情况常委不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解决？这说明常委之间的批评是不开展的。（赵宝熙、高作民）（见1965年8月6日《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对学校党委常委的意见汇编》第四期）
　　在这段期间，经过几年间上下合力运作，官方文件、党刊党报、内部报告之间反复渲染，在北大党政干部的心目中冯定的反面形象基本已定型，已经被贴上了“死老虎”的标签。现在只不过在追究为什么没人早发现冯定问题？陆平及党委在其间该负什么责任？1965年8月，这股追责风波愈演愈烈，陆平和党委常委处置起来多少有些被动和难堪。
　　
　　五
　　
　　1965年2月17日，中央五人小组指示北大内部停止争论。3月中宣部改组了北大社教工作队领导班子，同为副部长的许立群接任张磐石的队长职务。中央书记处督促召开了北大干部社教大会，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市长万里做了主旨报告，变相推翻了张磐石及工作队以往的“社教战斗成就”。形势骤变，彻底翻盘，北大社教积极分子顿时陷入慌乱震骇、不知所措的境地中，在第一天下午听万里报告时不少人表示根本听不进去，很多地方想不通，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哲学系几个党员围在一起不解地说：“万里同志的报告不象话，能这样对待积极分子？”总支负责干部冯瑞芳愁闷之下，跑去工作队办公室询问，是否中央书记处对我们的情况了解不够？工作队中较受张磐石器重的年轻干部阮铭只能说：“中央主要听了市委的反映，我们反映情况不及时。”
　　此时双方都明显感到斗争的“赛跑”紧迫性，谁喘息未定谁就有全军覆灭的可能。哲学系总支副书记、社教积极分子任宁芬说：“当时的背景是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开始后，工作队急于抓材料，提出我们这条线材料上去慢，市委的材料上去快，要赶紧抓材料给陆平、王庆淑画像。3月2日在临湖轩开会，布置了资料工作。”（见1965年10月29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33期任宁芬发言）着急的任宁芬还深夜写信给中央部门，认为北大社教运动成果有丧失、夭折的危险，希望中央出来拯救。信写完后，任宁芬又深感局面的无奈和复杂，未敢寄出，只好偷偷地把信稿烧掉。
　　向中央写信告状成了不少社教积极分子一时无奈之下的解救念头，希望能由此引来形势的转机。工作队副队长庞达对阮铭讲，不要阻拦写信，北大情况要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上面去，中央办公厅专门有人研究北大的问题。
　　庞达、阮铭还专门琢磨了先前周培源给周恩来写信的内容，看出总理对北大工作是有意见的。他们设想，估计很多人会写信上去，写信能起作用，形势会有所转变。
　　原本观点就不统一的社教工作队内部已经吵成一团，从当时的记录看，他们逢事就争论，遇见政治性名词就转圈论说，无休止地陷入内争的漩涡。譬如在一次队部讨论中，针对中央书记处所提的“陆平同志是好人犯错误”的提法，阮铭加了两个字，说应该是“陆平同志是好人犯路线错误”。从上海来的常溪萍立即批评这个说法超出了中央所做结论的界限，阮铭自然不服，还举例论证陆平有托洛斯基观点。副队长、教育部副部长刘仰峤当即提出反对，副队长庞达也接着说不对。大势所迫，工作队队部人心惶惶，政见不一的诸位队长各有各的悲欢情绪，不知社教运动该会以怎样的方式收场？
　　在国际饭店会议驻地房间里，情绪波动很大的聂元梓则告诉系里社教积极分子，说小组召集人会议开得很晚，交锋激烈，万里拍桌子发火，不得不拿“王牌”（指中央书记处对北大社教运动的指示）压人。
　　在随后的会议中，聂元梓的辩解发言还是围绕着冯定问题展开的，拿出具体事例来论证为什么社教运动中没有批判冯定？她说：“批判冯定，调走冯定，也不能解决整个北大和各系的问题。”北大党委由此认为，聂元梓无非是说冯定问题不如陆平问题大，不如各系的问题大。（见1965年11月1日第36期《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
　　聂元梓也在会上趁势做了一些检讨，譬如冯定在哲学系社教大会上揭发陆平包庇王庆淑，聂在他发言后就顺势称赞谈得好。聂元梓承认说：“这是政治原则、政治界限的错误。”
　　批判冯定过程中几个重要的事情成了双方争议的焦点，各方都想在诉说各自的“真相”时有争辩也有退让，力争一时的胜负手，减轻对方施加的压迫感。譬如在《红旗》公开发表张启勋批判冯定的文章前一周，陆平找到聂元梓，秘密通知有关批判冯定的问题，但是陆平只许聂一人知道，不让聂告诉系内任何人，这使得聂无法与总支商量具体工作。但是陆平另外又悄悄地布置法律系总支找人准备批判文章，此时张恩慈又从《红旗》熟人处提前了解到批判的内幕消息，风声渐渐传出，在哲学系引发阵阵波动。社教积极分子认为陆平及党委此举是在有意隐瞒，故意不让冯定所在的哲学系参与批判，近乎“政治陷害行为”。1965年10月20日下午在讨论冯定问题时，聂元梓解释自己所知的事实后又为此检讨说：“在社教运动中，我受张磐石同志错误思想影响，我把陆平同志这样一些作法提高了，提成‘政治陷害’，是我把问题看重了。这与我对陆平同志有猜疑有关，这些错误我要继续检查。”（见1965年10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
　　张启勋批判文章刊发后，让北大哲学系一贯自信、好强的教员感到很受伤，因为竟然被排在第一方队之外，对党委的事先安排自然充满愤怒：“北大哲学系的一些同志看到批判冯定的文章后，感到自己系落后了，有人说，这篇文章的发表就是对哲学系的批评。他们表示要急起直追，积极参加这一斗争，来保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的同志检查自己过去有过份迷信权威的思想，表示今后要向张启勋学习。”（见1964年10月4日市委大学部简报《北大、清华学校教师对于批判冯定<共产主义人生观>一文的反映》）
　　在批判冯定的问题上，年轻教员为自己的落伍而焦急，而年老的教授们却陷入惊讶和不解之中。哲学系主任郑昕说：“没有想到问题这么严重，简直就是赫鲁晓夫主义。”冯友兰说：“张启勋的批评很对，我觉得要写反批评的文章很难写，要为冯定辩护也很难。”美学教授宗白华说：“冯定宣扬的是功利主义的人生观。”黄子通教授问：“冯定的错误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他是一时的认识糊涂，还是有意宣扬修正主义观点？”冯友兰也提了一个疑问：“有一点很难理解，像这些糊涂思想，早在1952年、53年或者1954年，也许大家都有一点。拿我自己来说，当时也有一点。但从《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发表后，大家都在学习怎样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而且都在提高。冯定同志学习的机会比我们多得多，为什没有感到自己写的书中的观点和赫鲁晓夫的一样，他好像对这几年的反修学习熟视无睹。”（见1964年10月29日市委大学部简报第56期《北大哲学系老教师对<评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文的反映》）
　　卖报事件也构成了双方讲不清楚的一个难题：1964年9月张启勋批判冯定《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文章在《红旗》等报刊刊出后，北大师生得悉后大为震动，纷纷赶到校内小邮局购买当日报纸一睹为快。据市委大学部简报第45期刊载，有人买到报纸后说：“不得了，不得了，学校出了大事，党委副书记受了批判……”北大、人大图书馆剩下的冯定著作在当天上午即被抢借一空。因一时人多，邮局就在屋外空地上支摊零售，人声鼎沸。不一会儿，校党委办公室主任魏自强打来电话阻止，说党委意见在外面卖报纸不好，如给冯定看到了，是不是认为党委要有组织地整他？魏自强要求卖报组迅速把报摊收回屋里。北大党委因怕冯定提意见，而取消屋外卖报，确实是出乎意料之举，看出麻烦缠身的陆平已是万分谨慎，生怕哪步棋走得不对而惹来横祸。结果，因屋子窄小，周转不开，越聚越多的学生在屋外排起长队购报，秩序大乱，高声嚷嚷。这件事被聂元梓她们说成“陆平叫老魏派人把大饭厅门前卖报的人轰走”，是陆平阻止群众批判冯定的罪状之一。
　　类似提前布置写批判文章、卖报这样的事件，在北大社教运动后期演变成了咀嚼不清、越争辩越混浊的口水仗。细翻当年厚厚一叠的会议简报，充斥大量带有固执偏见、私人恩怨的政治术语东西，再加上欲置人于死地的决战意味，实际上是极为劣质、说尽空话、伤人到底的斗争游戏言语，四十多年后像我们这样无关系的后人读起来都感到十足的苦恼、无味。
　　
　　六
　　
　　如果我们再细致地翻阅当年会议简报，还可以梳理出一连串有意思的细节。除了决定性的毁灭主色块外，还能看出时代车轮辗轧下世态人心的一些冷暖痕迹，感受到众人刹那间心悸、犹豫、怜悯的复杂情绪，看出党内斗争极为残骇、令人窒息的典型性图景。
　　中央高层一开始对于如何批判冯定也是摇摆不定，曾经多次表示要慎重，不要戴修正主义帽子，提问题的口径以《红旗》文章提的为准，是什么错误观点就批什么观点。有的高层人物发出的指示也是模棱两可：批冯定，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要扣修正主义者的帽子，可以具体地批判其修正主义观点，面对面斗争有限制，不能随便搞人家。这些软硬度不一的中央领导指示，给北大展开大批判增加诸多的变数，双方都可利用其大做文章。
　　在公开批判冯定前，陆平心里也是有些犯难，多少动了恻隐之心。1964年9月初他特意向哲学系总支冯瑞芳了解冯定教学中的问题，并拿出冯定所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问冯瑞芳对“正义的冲动”怎么看。哲学系党内决定召开面对面批判冯定的会议，陆平打算先找冯定谈一谈，但他几次难于开口。他对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说：“算了，冯定要哭了，别让他参加了，你们自己开吧。”这也视为陆平大战前的一次“软弱”表现。
　　相反，在冯定已转而支持社教工作队之后，张磐石出于自保和稳妥，对于冯定还是持相当严苛的态度，甚至也秘密派人调来冯定的讲课记录本，看看是否存有思想问题。1964年10月5日，张磐石拿到《文汇报》记者采访的内部材料，发现冯定的言论有些不当，立即写了批语：“阮铭同志，冯定如此胡说乱道，请告陆平同志并告哲学系批驳他。”他同意将这个材料印发党委委员，并要求哲学系了解冯定的思想情况，好批判他的态度，但不要把这个材料上冯定的原话拿出来斗他。
　　奇妙的是，双方一涉及冯定问题就容易短兵相接，置换速度很快，有时斗争标准还含糊不确。譬如在北大十三陵会议上，聂元梓批评冯定对工作不负责任，精神状态上有些问题，政治上蜕化。陆平看了发言简报的草稿后发了脾气，认为轻易批评了书记，希望简报登载对领导同志的批评，要核对。回学校后，一次张磐石问聂元梓简报出了没有？聂说没有收到。他说党委不出，我们给你出，还不是因为批评了冯定几句？（见1965年10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8期聂元梓发言）
　　为了批判应急之需，哲学系总支焦虑之中，曾派人到校党委办公室索取冯定在学校的有关报告记录。党委副书记彭佩云，党办主任魏自强得知后批评说，“你们在组织原则掌握上不合适，连党委书记的材料也来要，不懂事”。校党委以此把住了关键的文件证据，不容许材料随意流失，就是不让哲学系社教积极分子掌握批判冯定的主动权。
　　1965年3月市委召开的国际饭店会议召开后，张磐石实际上已不获信任，原本坚决支持他的陆定一部长此时已不再发声。但他心有不甘，回北大后嘴上仍坚持说：“部里只是要我对北大社教运动写个总结，不要受国际饭店会议干扰，现在不要上当。”3月16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见张磐石没有检查之意，就当面问他对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个人患得患失思想。
　　由于张磐石的不配合，张子意只好亲自出面召集工作队党委书记开会，开门见山地讲了两点：“要设身处地地为陆平同志想一想，过去我们把他整过火了，他现在处境艰难，我请求同志们做工作队和积极分子的工作，说服他们，使陆平同志能够下楼，使人家第一书记能够当下去。”张子意还特别指出在运动中注意严肃对待冯定的错误。（见1965年10月28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27期唐联杰发言）张磐石同志听后心灰意冷，态度冷淡，只是说回去研究研究。
　　据王庆淑1965年10月30日下午大会上揭发，情绪失控的聂元梓曾经很大声地对她说，党内没有什么好人，不是你整我，就是我整你，勾心斗角。自己长期以来总是受压抑，处在比自己弱的人手下工作，还要装得比别人弱才能相处。（见1965年11月2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39期王庆淑发言）这两位哲学系总支前后任女书记个性都颇为强势，历经这么大一场风波，角色翻转之快，情绪变换之多，确实经历了难以想像的残酷的心灵磨砺过程。王庆淑没有掩饰地在会上表示，她当时听完聂元梓的话后颇感震惊，一时犹豫，怕是聂激动中失言，因而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
　　在陆平大获全胜之后，1965年10月30日王庆淑在哲学系党内会议上做了一个小结性的发言，内中称：“聂元梓对冯定的错误言行采取了肯定和鼓励的态度，利用冯定斗争陆平同志和我，在党员群众中模糊了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治面目。张磐石同志在社教运动中不批判冯定，在中央提出批评后，反过来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一方面掩饰自己的错误，一方面给陆平同志扣上一个破坏和阻拦批判冯定的大帽子。”至此张磐石、冯定等全部告败，此种定论一直延伸到文革爆发，随着聂元梓等七人“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横空出世，陆平、王庆淑一方又落入万劫不复的境遇中。
　　
　　七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冯定这一段凄凉、无助的情况，作为双方相互使用、抛掷的棋子，他无法左右自己的走势，只能眼睁睁地钻到人生的死胡同中。
　　1964年9月下旬，北大党委开会讨论《红旗》杂志对冯定的批判文章之事，当事人冯定到会发言，他说：“对这次批判我是有精神准备的，反修以后，我自己也知道过去写的书是匆匆忙忙临时应付，有许多不对头的地方。不过自己有自由主义，觉得书出版了也就算了。”“我一共写了五本书，另外两本书《红旗》杂志按语中没有举，可能也有问题，问题最多的恐怕是《共产主义人生观》。反修以后，我没有清理这些书，没有做消毒工作，也没有向党委报告，这是错上加错。我的错误是政治性错误，很明显是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
　　10月15日，冯定已写了一篇类似思想检查的文章，题目为《从头学起----我的思想清理和检查》，送交北大党委和《红旗》杂志社，企求能够发表。他根据张启勋文章的立意，给自己上纲上线，全面检讨、狠批自己文章中的错误：
　　在国内方面，片面强调建设而不强调革命，片面强调经济而不强调政治，片面强调生产而不强调思想改造；在国际方面，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而不强调支援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片面强调和平外交，而不强调用革命的两手去对付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两手；片面强调世界大战可以避免，而不强调帝国主义的本性不改等等。
　　……当斯大林死后不久，苏联理论界大谈其反对个人迷信的时候，我毫未察觉这是赫修的最大阴谋。我就认为个人的作用总是不能和群众的作用相比，个人迷信总是不好的。
　　我觉得像斯大林这样有些缺点的领袖固然需要群众，就是最完善的领袖也需要群众。这样，我在个人、群众、领袖的关系问题上，就出现了似是而非的糊涂观念。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中就只强调领袖不能脱离开群众一面，说领袖离开了群众就会寸步难行，一筹莫展。如果还要一意孤行，结果不是经常碰壁，便是永远垮台等等的话。没有分析、区别各种不同的领袖，对好的领袖应该爱护，只说了简单的几句话，片面从不应神化大做文章。忽视了人民领袖的革命意志对每个人的指导意义和服从人民领袖的必要性。
　　批判浪潮来势凶猛，冯定从多年的党内生活经验判断，觉察到自己首先在“领袖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犯了大忌，因而在这个问题只好加重检讨的份量：“中国并无个人迷信问题，自己就没有想想究竟是写给中国青年阅读还是给苏联青年阅读的吧，这种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式的理论，结果就不能不犯最严重的政治错误。”
　　其次，他意识到自己所表述的人生观中带有高层所不喜的东西，尺寸把握不严，主调过于柔软，不具备时代刚性的原则。他检查道：“世界观方面最根本的错误，是往往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去反对个人主义，至少是对个人主义让了步，再去反对个人主义。我总是强调，当社会尚未到达共产主义而物资生活尚未非常充裕时，个人主义的出现终是难免的，这就降低了反对个人主义的斗争。”
　　在党内哲学家中，冯定的斗争色彩相对较淡薄，总是呈现一种包容、宽厚的形态，他的哲学著作多是娓娓而谈，少见怒吼般的批判语气。这样的温和东西放在平常日子自然受到社会欢迎，但一旦形势激进，就容易为激烈的阶级斗争氛围所不容，无法成为高层所必需的思想武器。他在检查中写道：“我对于旧唯物主义，往往多从继承着眼，而少从批判着眼，这就助长了我在世界观中的错误以至政治错误。我在谈哲学时。总爱从自然现象的发展谈起，然后再谈社会，再谈阶级；或者是先谈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再谈可知论，再谈三条辩证规律……因为常从物质、生物、动物讲起，就常爱谈生理和心理的的关系，爱谈生理基础和社会现象、阶级现象的关系。这样谈法减弱阶级和阶级分析，容易脱离实际。”（以上见1964年4月冯定检查原稿《从头学起----我的思想清理和检查》）
　　冯定慢慢地置身在被告席上，漂流在湍急的漩涡中而不可自拨。直到1965年3月，他背着修正主义的帽子而成为全国闻名的黑典型，但没被撤去副书记的职务，只要没人阻拦，仍旧坚持参加北大党委常委各种会议，大部时间不发言。北大党委于1965年3月29日向市委大学部请示：“根据我校四清运动和工作情况，我们感到有些会议不便让冯定全部参加。我们意见，讨论有关学校四清运动问题的有些会议，以及经常工作中涉及重要机密问题的会议，拟不通知其参加。讨论一般工作问题的会议仍可参加。”报到市里，市委的尺度更加严厉，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在4月15日用红笔批道：“我意从现在起基本上不要让冯定参加党委会议，但暂不做任何正式决定，就是不通知他开会。将来党委改选时不再选他。此事我与许立群同志（按：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谈过，他同意这样办。”邓拓又附加道：“所说一般工作问题的会议不好掌握，应该明确：他只能参加普通群众性的会议。”（见1965年3月29日北大党委致市委大学部信函）这样无形中就剥夺了冯定的党委职权，降至为一般党员的待遇，从政治生活中背负恶名逐渐地消失。
　　1965年初秋，面临新的一届全国政协大会召开，北大党委致函市委、高教部党组，建议不再安排第三届政协委员冯定参加会议，改由49岁的北大自然科学处处长、生物学系教授张龙翔担任政协委员。（见1965年9月30日北大党委致市委、高教部党组报告）北大党委过于焦急，这样替换是不符合政协章程的。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同意做这样的回复：“现在不撤（冯定），将来政协重新安排时不再安排。”
　　北大要求撤换冯定政协委员职务的报告中，又罗列了冯定的一大堆罪名，其中主要几条为：宣扬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路线，反对所谓“个人崇拜”，诬蔑劳动人民对无产阶级领袖，对毛主席的拥戴和敬爱中“不能不带有盲目的个人崇拜的成分和形式”；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宣扬“全民国家”“全民党”谬论；在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幌子下，贩卖资产阶级的处世哲学和个人名利思想；他的哲学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用矛盾调和、庸俗化、进化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等等。对于冯定在北大几年工作情况，做了非常负面的评述：“他长期不积极负责，生活上养尊处优，很少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精神很不振作，在教学中经常散布严重错误观点。”
　　实际上在文革爆发前期，冯定已基本落入败局，声誉扫地。在社教斗争的格局里，他身不由己，身心交瘁，已经化为奇异的筹码，变成诡秘的棋子和置人于死地的法器。这是哲学家自己万万想不到的，他研究了一辈子做人的道理，却在此时切实感受到做“棋子”的痛楚。
　　
　　来源: 《书城》201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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