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 (1966.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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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

《人民日报》编者按：在近年来我国史学领域的阶级斗争中，吴晗同志和翦伯赞同志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将。以“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居的翦伯赞同志，还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史学纲领。长期以来，他到处作报告、写文章，大肆宣扬他的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由于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善于使用折衷主义的说法，所以他的言论有相当大的迷惑性，在史学界起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批判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和思想的同时，我们把翦伯赞同志史学纲领中的若干主要观点也摘录于后，希望大家认真阅读研究，结合对吴晗同志的批判，积极地参加这场史学界的大论战，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打倒历史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反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历史研究，反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诬蔑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历史研究是贴标签，只能导致空洞、枯燥。认为“必须反对这种不用脑筋的教条主义”
“有一个时期，在学校里曾经流行过‘以论带史’（编者按：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历史，对大量的史实给以科学的分析，反对“为史实而史实”、“史料即史学”的资产阶级观点。）的口号，……但是这个口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在我个人看，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因为‘以论带史’的提法，意味着研究历史要从理论或概念出发，不从具体史实出发。”
“有人说，‘以论带史’的‘论’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是，从马克思到毛主席的思想，都不是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原则而是特定的具体事实。……”
“‘以论带史’的提法……应该废除”。
“由于以论代史（编者按：他将“以论带史”篡改为“以论代史”，然后嘲讽和诬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历史研究的作法。），因而有一个时期，在我们的历史教学或研究中，只是围绕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一般原理原则甚至文句转来转去。”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六月号）
“不能把经典著作中的言语，当作任何问题都可以通用的万应灵药。现在好象有一种倾向，觉得史学论文中引用经典著作中的文句愈多，则它的理论性愈高。这样，史学家的全部任务就在于挑选经典著作中的文句，就在于一再重复这些文句。”
“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进行历史研究。但这不是说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历史人物都要引用一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言语作为结论。”
《关于史与论的结合问题》（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四日《光明日报》）
“个别教师简直就少讲或不讲具体的历史事实，用社会发展史的原理原则代替具体的历史。他们随便摘录一些经典著作中的文句来代替具体的科学分析，不分析具体的历史情况，只根据经典著作中的一二文句便作出结论。在讲稿中，不是空空洞洞说一些原理原则，就是干巴巴引用一些教条，一再重复人所周知的道理。把一些臆想的结论强加于具体的历史，委屈甚至割裂具体的历史，使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服从历史家主观的意图。”
“当然，有些教师，也引用一点材料，但他们不是根据这些材料作出独立的概括，更谈不到创造性地解决历史问题。他们挑选材料只是作为原理原则的注脚，因而研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多多益善地引用经典著作中的词句。经典著作变成了历史科学的标签。”
“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个时期似乎曾经成了一种风气。我们在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中……使内容丰富多彩、具体生动的历史变成了单调、僵死和干燥无味的教条，变成了一片沙漠。在有些讲稿中，充满了‘矛盾’‘规律’等词汇，但矛盾没有对立面，因而谁和谁矛盾也闹不清楚。规律还是一般的规律，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如何，还是没有找到。总起来说，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必须反对这种不用脑筋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
《关于史与论的结合问题》
挥舞“史料即史学”的资产阶级破烂武器，宣扬研究历史要用“本本主义”，胡说反对“唯史料论”的结果，会使无产阶级“信口开河”，“随便说话”
“研究历史要从实际出发，从具体的史实出发，不能而且不允许从理论出发，从概念出发。一般的理论或概念只是研究历史的指导原则，不是出发点。理论和概念是研究具体史实得出来的结论。如果从理论和概念出发，那岂不是先有结论，然后按照结论去武断历史？岂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
《关于史与论的结合问题》
“理论挂帅不是用一般原则去套历史，把史料硬塞进原则中去作为理论的注脚；……不是用原则代替历史，而是从历史引出原则。”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
“在研究历史时，必须先学会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原理，但不是用这种原则原理来套历史。……不是用原理原则代替历史，而是从历史引出原理原则。”
《有关历史学方面的一些问题》（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六日《内蒙古日报》）
“不重视史料，或企图不通过史料的分析来说明历史，是不对的。研究历史必须从实在的具体的史实出发，不能从空话出发。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的这句话是对的。”
“现在有个别教师对史料不够重视。……有些青年，也有轻视史料的情况，他们只满足于一般的理论原则，而不去钻研具体的历史资料。”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红旗》一九五九年第十期）
“有一个时期，对书本知识重视不够，这是不对的。……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书本上的知识是主要的。”
“人们总以为在科学的花园里，到处都摆着酒席在等待着自己，分给科学家的任务就只需要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火鸡就得了。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都没有替我们预备这样多的绝对科学的烤火鸡，他们并没有对于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上的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准备好现成的答案，他们只是告诉我们寻找答案的方法。而人们往往对于自己碰到的任何问题，都要找一句经典著作来保镖，好象任何具体的历史的答案都已经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库中，只需要一伸手之劳，就可以完成自己的科学研究。这种懒汉的思想，必须批判。”
“一直到现在，可能有些同志还没有想通，不敢提史料的重要性，怕这样提会犯错误。我以为这种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应该肯定史料是重要的，研究历史没有史料是不行的，史料是弹药，没有弹药专放空炮是打不中敌人的。”
“有些个别的同志，在反对‘唯史料论’的时候，也反对史料本身，并且把史料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把史料和资产阶级思想一起反，这是错误的。因为这就无异说，只有资产阶级才重视史料，才根据史料研究历史，无产阶级反而不重视史料，不根据具体的史实研究历史。资产阶级是言必有据，无信不征，无产阶级反而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话。”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既无史料又无理论是统一不起来的，零与零统一还等于零”。
《历史学上的阶级关系》（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华东师大所作报告的记录，未发表）
反对在史学研究中贯彻党的政策，诬蔑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把今天的政策、口号塞进历史中去，蓄意歪曲政策和理论的关系
“所谓贯彻政策……并不是把我们今天的政策，都塞到古代史中去。然而有一个时期，有些个别的同志狭隘地理解历史学要为政治服务和历史学要结合实际以及古为今用等提法，几乎把党的任何一个政策、号召、口号都塞到古代史中去，主要地是塞到封建社会历史中去。好象我们今天推行的任何一种政策，今天提出来的任何一种号召和口号，在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都已经推行过和提出过。”
“怎么能把我们今天认为应做的事强迫古人去做，把我们今天认为不能做的事禁止古人去做呢。”
“显然，用这样今古不分的方法来贯彻政策是违反历史主义的。这简直是强迫封建皇帝执行共产党的政策，是用社会主义的政策改造阶级社会的历史，是把古代史上没有的不可能有的事情硬塞到古代史中去。”
“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不是配合当前的每一个政治运动，政治上来一个什么运动，历史上就要塞进这个运动。”
“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也不是把古人古事都拉扯到现代，而是总结历史上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用这种经验的总结为政治服务。”
“理论是带有普遍性的，它没有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具体地说，理论是可以通行古今中外的；政策则只管本国，只管今天。因此正象我们不能把中国的政策推行于外国一样，我们也不能把今天的政策推行于古代。”
“政策和理论的另一区别是，理论是带有原则性的，它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政策则是具体性的，它的任务是规定在一定时期之内，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各个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都有自己的政策，他们的政策都规定了当时应做和不应做，许做和不许做的事。”
“政策和理论还有一个区别，就是政策要更多的照顾当前的具体情况。有些问题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但这种正确的理
论在什么时候发表最为适宜，就要受到政策的指导。”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打起“历史主义”黑旗，反对用阶级观点分析历史

玩弄折衷主义手法，认为不能用阶级观点解释历史，否则，就会把历史看成“黑漆一团”，就是“虚无主义”
“用阶级观点分析历史问题，这是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基本要求，但是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
“必须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记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研究历史必须站稳立场，也不要忘记历史主义，仅仅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而忘记历史主义，不算马克思主义。”
《存在于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六日《新华日报》）
“必须用两只眼睛看历史，既要看到历史上的光明面，也要看到历史上的黑暗面。在阶级社会中，任何光明时代，总有黑暗；反之，任何黑暗时代，也不能没有一线光明。不能因为进行爱国教育，就对自己的历史盲目歌颂，美化阶级社会；也不能因为进行阶级教育，就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写成苍白无色，好象只是一些罪恶的堆积。”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为了站稳阶级立场，有一个时期，有些同志把全部中国古代史说成了黑漆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只是因为古代史都是阶级社会的历史。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古代史，也是非历史主义的。”
“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中，充满了黑暗，这是事实。但是在任何黑暗的时代总有一线光明。如果连一线光明也没有，历史就停止了发展。如果历史的中国只是一些罪恶的堆积，而没有任何值得继承的东西，那么今天的中国根据什么东西建立起来呢？难道我们要再来一次盘古所作的开天辟地的工作吗？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自己的历史，不应该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认为不能见反革命就骂，见封建就反；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是骂不得的，在崩溃时期也是骂不得的
“同样的剥削制度，封建制度比奴隶制度总要好些，地主阶级的统治比奴隶主的统治总要好些。只有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才能反对新出现的封建制。”
“相继出现于历史的每一个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都是历史向前发展的一个步骤，都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结果，不能因为它们是剥削制度就一律骂倒。”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有人见反革命就骂，见封建就反，好象立场站稳。但要知道，有时候是骂不得、反不得的哩！”
《历史学上的阶级关系》
“历史主义是重要的。然而有些史学家对待封建主义和地主阶级的问题，就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了站稳立场，有些同志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应该反对封建，反对地主，反对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但是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任何剥削制度、剥削阶级都曾经在它的上升阶段起过进步作用。例如当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时候，它是一种进步的制度；当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时候，它是一个革命阶级。只有当这些阶级走向没落的时候，当这些制度走向崩溃的时候，才是反动的，该骂的，该反的。如果当这个阶级、这个制度一出现于历史就反对它们，岂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我们要揭露和反对封建制和地主阶级的本质，但对于这个制度的上升时期和崩溃时期，要有区别，对于这个阶级初出现在历史的时期和他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期也要有区别。而且就是在他们走向崩溃的时期，也不应一口气骂到底，因为在任何黑暗时期总有一线光明，否则历史就停止了发展。然而现在有些讲稿简单地把自己的历史写成了罪恶的堆积，写成了一堆垃圾。”
《存在于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
认为历史上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强调要写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要写革命，也要写反革命”
“在阶级社会，基本矛盾永远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主要矛盾就不是这样，它有时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有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有时是民族间的矛盾。不要把任何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所谓矛盾转化，不是从阶级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如果历史上各时代的主要矛盾都是阶级矛盾，那就等于否定了矛盾转化的理论。”
《历史教学中怎样认识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人民教育》一九六二年一月号，此文由翦伯赞同志的秘书张传玺同志代笔）
“不要把阶级矛盾简单化，要着重地写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也要写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关于矛盾的两个方面，不能只写一面。例如敌对阶级间的矛盾，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革命的一面，如果只有一面就不能构成矛盾。因此，当我们写敌对阶级间的矛盾时，要着重写革命也要写反革命。”
《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文汇报》）
“也是为了站稳立场，讲历史上的矛盾，只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认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狗咬狗，值不得一提。不仅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就是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也只讲革命的一面，不讲反革命的一面，甚至讲革命的一面，也只讲优点，不讲缺点，好象讲了反革命的一面，或者讲了革命的一面的缺点，就会丧失立场。只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已经是一种片面；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又只讲革命的一面，讲革命的一面，又只讲优点，这就是片面之片面。如果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历史，历史就太简单了，简单到任何矛盾也没有了。”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能用‘狗咬狗’三个大字一笔抹杀。如果这样，那就把充满了矛盾的阶级社会简单化了。”
《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
“西汉的七国之变，西晋的八王之乱，虽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但它们都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当时历史的主要内容的一个方面，怎么能不讲呢？不但七国之变、八王之乱要讲，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党派倾轧、宫廷政变也要讲。”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否认农民的革命性，污蔑农民的革命战争

认为农民革命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不反对皇权主义
“关于农民战争，他探讨了三个问题：一、农民是否把皇权作为一个主义反对？二、农民是否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反对？三、农民是否把封建作为一个制度反对？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不同意中国古代的农民没有皇权主义，或者要在……外族入侵时才有皇权主义的说法。他认为皇权主义思想不是因为历史的外感而发生的伤风咳嗽，而是先天带来的不治之症。……只要封建土地所有制还存在，就有这种思想存在，这种思想是阶级支配的原则在政治思想上的表现。……他指出，皇权主义与反对皇帝和皇朝是两件事，反对皇帝不等于反对皇权主义。皇权主义是一种肯定皇帝制度的思想，是皇帝制度的升华。农民推翻了皇帝，却并没有也不打算推翻皇帝制度，因此不能因为农民要推翻旧的皇朝和皇帝，便认为他们没有皇权主义。
关于第二个问题，他说，农民和地主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但是，事实的存在是一件事，认识这种存在的事实又是一件事。分散的个体经济把农民分别束缚于各个地区和个别的地主，使他们彼此隔绝，无法理解自己的阶级一致性，也无法理解剥削他们的地主不是个人而是一个阶级，也就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
关于第三个问题，他说，甚至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劳动者也不能认识压迫他们的是一种制度。当时工人捣毁的还是机器而不是制度，难道农民就能看出压迫他们的是一种制度？如果农民能够看出压迫他们的是封建制度，那么他们就会反对作为这种制度基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这就是说，农民并不反对私有制。……中国的农民也曾经提出均贫富的主张，但……他们只是要求消除那些最不堪忍受的财富差别。”
《翦伯赞谈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
“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
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在有些讨论农民战争的文章中，把农民革命的领袖说得比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还要进步。他们在马克思阐明阶级与阶级斗争之前，已经清楚地知道地主是一个阶级并知道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在马克思指出封建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阶段、一个剥削制度以前，已经清楚地知道封建是一种制度，并且知道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在恩格斯和斯大林提出皇权主义的问题以前，已经清楚地知道不把皇帝当作个人，而是当作皇权主义来反对。甚至认为农民可以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一种非封建性的政权。显然这些同志是以为自己认识的事情，古人也能认识。实际上，今天小学生能够认识的问题，古代的圣人也不能认识。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农民战争问题，难道是历史主义吗？”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强调必须大写农民、农民战争和农民领袖的缺点
“农民虽然是这个社会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但由于他们和小生产的经济形式相联结，而且由于他们是小私有者，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上就产生一连串的弱点：小生产和小私有，使他们眼光狭隘，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远大的社会理想，缺乏组织性与纪律性，自私，偏狭，散漫。”
《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一九五一年二月《学习》第三卷第十期）
“在写农民战争的时候，不要忘记农民战争是发生在封建时代，不要忘记农民是小私有者。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不要强调农民战争的落后性、盲目性，也不要夸大农民战争的组织性和觉悟性。”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农民战争的领袖人物，应该肯定，但不要把他们理想化，现代化，……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是有缺点的。”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农民军的缺点可不可以写呢？……不但可以写而且应该写。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不仅应该以热烈的感情歌颂农民战争，还要以冷静的头脑、严格的科学态度全面地深入地分析农民战争，指出他们的优点，也要指出他们的缺点，从分析中接受教训。农民战争有没有缺点呢？……如果不是有意把农民革命军现代化，把农民战争说得和无产阶级革命一样，那末，农民战争是有缺点的，而且就是现代无产阶级也不是毫无缺点，为什么古代的农民就没有缺点呢？如果不是站在农民的立场（小私有者的立场），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研究农民战争，我想我们是能够看得见农民的缺点的。”
《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
认为农民革命只能建立封建政权，农民战争不起什么作用
“农民能够并且曾经建立过政权，这是事实，问题在于这种政权是什么性质。……不同意有些人所说的农民可以建立一种非封建性的政权。……在同样的封建经济基础之上，不可能建立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权。农民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不能是其他的什么性质的政权。有人说农民的政权与地主的政权有区别，他是小农的政权，但小农的政权仍然是封建的政权。”
《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虽然是被压迫的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是革命斗争，但是不论农民战争的次数，怎样频繁和规模怎样广大，甚至把封建统治的王朝毁了一个又毁一个，然而始终没有根本摧毁封建的经济制度和封建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没有根本改变社会状态。
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或战争总是失败的。”
《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的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必须承认它对历史所起的推动作用。但农民战争发生的时期有先有后，规模有大有小，持续的时间有长有短，因而它对封建社会打击的广度和深度也有轻有重，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论。”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保护封建王朝史学体系，为帝王将相争历史地位
宣扬封建王朝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反对打破封建王朝史学体系
“不管这个王朝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小到什么程度，它总是在一个时期之内曾经向中国人民发号施令，曾经主宰过中国人民的命运的政治首脑部，因而我们就不能以任何理由把它们从中国史上删去。”
“一个跟着一个出现的王朝，正是中国历史在其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中国的人民已经习惯了用这些里程碑来计算中国的历史时代，而且这也不算什么坏习惯，我们就用不着把它们从中国历史上去掉。”
“好象打破王朝体系以后的任务，只是一反前人之所为。……过去的历史看不见人民群众的活动，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帝王将相；过去的历史看不见农民战争，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过去的历史看不见经济基础，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政治制度；过去的历史专讲政治沿革，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来历不明；过去的历史专讲王朝始末，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一字不提；过去的历史不讲或少讲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现在我们就还他一个不讲各族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
《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
“王朝和皇帝是历史的存在，是不应该涂掉的，用不着涂掉的，也是涂不掉的。”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歌颂帝王将相是组织生产发展、推动历史前进的杰出人物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人物是可以讲和应该讲的。领导农民去轰击封建统治阶级的农民革命领袖，和英勇地保卫祖国的独立，击退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们固然应该讲，对于那些在历史上作出出色的贡献，并且因为他们的贡献而加速了我国历史的进程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也应该讲。就是帝王将相也不应一概抹煞，秦始皇、汉武帝固然要讲，就是李后主、宋徽宗，也不能从文学艺术史上抹去他们的名字。”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在我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或每一个王朝，都有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或者是革命领袖、民族英雄，或者是政治家、军事家，或者是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诗人、艺术家，其中有些是帝王将相。我们应该以有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而感到自豪，应该挑选一些最杰出的人物，包括帝王将相在内，写进通史。”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为了清除封建正统主义历史观，现在也有个别的教师避免讲述统治阶级的活动，乃至避免提到他们的名字。例如个别的教师讲秦始皇筑长城、汉武帝治黄河、隋焬帝修运河的时候，既不提秦始皇、汉武帝、隋焬帝的名字，甚至也不讲秦王朝、汉王朝、隋王朝，而用几十万或几百万劳动人民代替这些皇帝的名字和王朝。我以为这样的讲法也是不妥当的。诚然，筑长城、治黄河、开运河都是当时的劳动人民的劳动。秦始皇没有挑土，汉武帝没有筑堤，隋焬帝没有挖河，但是他们却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发动者、组织者，不承认他们动员和组织工作的作用是不对的。”
“劳动人民从事任何劳动生产，都必须以各种被奴役被剥削的身份参加到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去，在他们的对面是各种各样的剥削阶级。这些剥削阶级掌握着当时的社会经济命脉、政治权力，强制劳动人民按照他们的意图去实现那些对于他们说来是必要的劳动创造。因此在讲到阶级社会的劳动生产时，就不能不讲到当时统治阶级的意图以及为了实现他们的意图而作出的具体措施。”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
“说曹操是三国时第一流的政治家……是说他一贯地把统一中国当作自己的政治使命。”
“象这样一个中国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却长期被当作奸臣，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
《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九日《光明日报》）
“中国史上唯一无二的女皇武则天，……她一生的政治活动，基本上符合于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在客观上起了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作用。她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叛逆，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功臣。”
“武则天……杀人很多也是事实，但是她侦查的和诛杀的，主要的是贵族地主及其党羽，并不是一般人民。”“作为一个好皇帝，她的任务……更重要的是用法律制度去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而不是替个别的人民去申冤。”
《评越剧〈则天皇帝〉》（《戏剧报》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一期）
“赵武灵王是无愧于英雄的称号的。大家都知道秦始皇以全国的人力物力仅仅连接原有的秦燕赵的长城并加以增补，就引起了民怨沸腾。……甚至在解放以后，还有人把万里长城作为“炮弹”攻击秦始皇。而赵武灵王以小小的赵国，在当时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下，竟能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国防工程而没有挨骂，不能不令人惊叹。”
“当然，我说赵武灵王是一个英雄，不仅仅是因为他筑了一条长城，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敢于发布‘胡服骑射’的命令。要知道，他在当时发布这个命令，实质上就是与最顽固的传统习惯和保守思想宣战。……敢于这样做的人，难道不是一个英雄吗？可以肯定说是一个英雄，一个大大的英雄。”
《内蒙访古》（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丑化劳动人民，认为他们缺点很多，在历史上不起作用

“在整个阶级社会，以各种身分出现的劳动人民都是在被剥削被压迫的情况之下参加历史创造，不要把他们写得和解放了的无产阶级一样是当家作主的阶级。”
“劳动人民，不论是奴隶、农奴或农民，他们都反对压迫剥削，但他们并不了解被剥削被压迫的基本原因是私有制度，他们不反对私有制度，只反对那些不堪忍受的财产的差别。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这些历史上的劳动人民，不要依照现代无产阶级的样子去塑造他们的形象。”
“要歌颂劳动人民，但历史家不是诗人，除了歌颂以外，还要指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指出他们在生产中的保守性和落后性。”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写历史必须写人，必须承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种作用，有些是进步的，有些是反动的，只要对历史起了作用的就要写。起进步作用的人要写，起反动作用的人也要写；只有不起作用的人可以不写。”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胡说用阶级观点评价历史人物，是“唯成分论”，是用今人的标准衡量古人
“在历史人物的评论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倾向，即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对历史人物提出过分的要求，甚至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历史人物。好象不如此就会失掉立场，就不能通过具体的历史人物去进行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育。”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当然不是要求我们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历史人物；而是要严格地联系到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因为一定的历史时代只能产生一定的历史人物，这是历史的局限性。如果把这种历史的局限性置之不顾或估计得不够，都不能正确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作为一个人民的历史教师或历史研究者评论一个历史人物，是应该公开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去和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对历史人物的歪曲作坚决的斗争；但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不等于要用今天的、乃至今天工人阶级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
《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新建设》一九五二年九月号）
“不要以为凡是我们能够认识的事实，古人都能认识，因而按照自己认识水平去衡论古人。”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最普遍的现象是用现代的标准，甚至用现代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去要求古人。在这种要求之前，所有的历史人物都要被否定。如果要肯定他们，那就只有把历史人物现代化，把他们说得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一样。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中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历史人物的。用这样的要求对待历史人物，难道是历史主义吗”？
“也有个别的同志主张按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标准来评论历史人物。”
“对于这些杰出的个人，要按照他们对历史所起的作用和对历史所作的贡献的大小给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和恰如其分的评价，不要依据简单的阶级成分一律加以否定，或者在肯定以后，马上又加以否定。”
“在对待历史人物的问题上，也有非历史主义的倾向。有些同志简单用阶级成分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特别对于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帝王将相，即使要肯定他们，也得先骂他们几句，或者在肯定以后，又加以否定。好象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由于用阶级成分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古代文学家的名字便从文学史上消灭了，因为这些文学家有的是官僚地主，有的还是贵族、皇帝。幸而没有严格地依照这个标准，否则屈原和白居易也危险了。因为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做过楚怀王的左徒；白居易也是地主官僚。他在‘洛中有小宅，渭上有别墅’，还有‘家僮十余人，枥马三四匹’。”
“有一个时期，在有些历史讲稿中，只是按照社会发展史的一般规律性来描写中国史和世界史，很少提到历史人物、特别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帝王将相的名字。当时有人挖苦我们说，一部中国通史提到的帝王只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四个人，后来又加了一个曹操，一个武则天。这当然是过甚其辞，但提到的帝王将相很少，确是事实。世界史也是一样，在世界古代史上已经看不见凯撒和亚力山大的名字。”
“讲历史必须讲人，不但要讲革命的英雄，而且也要讲统治阶级的人物，包括帝王将相在内。当然，没有人会喜欢皇帝，我也不喜欢皇帝。但研究历史，不能全凭史学家的爱憎，喜欢的就写，不喜欢的就不写。我们写什么，不写什么，写这个人，不写那个人，不是根据史学家的爱憎，而是根据这个人在历史上起了作用没有，不仅起了好作用的人要写，起了坏作用的人也要写。”
《存在于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

宣扬封建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认为农民革命以后，新的封建统治阶级必然对农民实行减轻压迫剥削的“让步政策”
“中国历代以来的农民暴动，虽然一个跟着一个失败，没有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但每一次大暴动都或多或少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因为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
《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在经历了一个大的农民战争之后，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恢复封建秩序，有时对农民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但不是对每一次农民战争都让步，他们对于那些小的局部的农民战争是不会让步的。让不让，让多少，这要决定于阶级对抗的形势，决定于农民战争带来的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变化。”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认为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促进了生产发展

“在秦末，由于战争与徭役，已经使得当时的社会生产陷于停顿。但是经过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新的统治者刘邦，为了恢复封建秩序，不得不向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除秦苛法就是最好的说明。因而到文帝时，就呈现出‘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的现象。‘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西汉末，社会矛盾又达到极点，……但经过西汉末农民大起义以后，新的统治者刘秀又相对地减轻了对农民的压榨。所谓‘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正是这一事实的说明，据史载，刘秀即位，首先就进行土地的清丈，同时从建武二年至二十四年，又发布了六次解放奴婢的诏令，这样，就使得一部分因被剥夺了土地而自卖为奴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
“东汉末，一方面由于贵族地主之疯狂的土地兼并，另一方面，由于羌人截断了通达中央亚细亚的国际商路，中国的商业资本从世界市场向国内倒灌，以高利贷的方式加入土地收夺的竞赛，因而加速地把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出去，从而造成了生产停顿的现象。……但是经过了黄巾大起义，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分裂为魏、蜀、吴三个彼此对抗的集团，这三个集团虽然相互对抗，但都注意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又由于封建主义向长江流域的伸展，使得敌对阶级间的矛盾获得缓和，因而到三国中叶以后，魏、蜀、吴的社会经济都呈现出小康的现象。”
“隋末，由于战争与徭役，中国的社会经济又走到了绝境。……但是经过了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唐代的统治者对农民又作了一些相对的让步。因而社会经济又重新发展起来。史载贞观元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贞观四年一岁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
“元代覆灭了南宋以后，在无限制的土地圈占马匹收夺之下，中国的农业生产，特别是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但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之后，明代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政权，不得不进行农村经济的恢复，史载朱元璋大规模地进行土地清丈和人口普查，这在主观上固然是为进行剥削作准备工作，但在客观上却使许多无田的农民免除了赋税。此外又发布诏令，奖励开垦，凡开垦之田即为开垦者所有，永不起科等等。这样，社会经济又渐次恢复。”
“明末，由于土地之高度集中，农民普遍地变为赤贫，加之以天灾，饥馑连年，社会生产又陷于停顿。……经过明末农民大起义以后，新的统治者满洲贵族又不能不用减免田赋等办法来恢复农业生产，从而巩固他们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的封建统治，所以到乾隆、嘉庆时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又走上了发展的道路。”
“清至道光、咸丰之际，土地集中又达到顶点，于是从土地上被排挤出来的农民便聚结在白莲教、天理教等等宗教旗帜下举行暴动，最后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天国革命虽然终于失败，但从此以后，中国的历史就走进了一个变革时代。”
《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