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以德：追忆导师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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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师高华教授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在跟随他八年多时间里，我获益良多。前不久，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高老师纪念文集《史家高华》时，我就想写点纪念文字，可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现在将我记起一些事情说出来，表达对高老师怀念之情。　

　　（一）
　　
　　2003年，我有幸进入南京大学跟高老师攻读博士学位。入学之初，我去高老师那儿报到。那天，高老师问了我过去的经历和学习打算后，说博士阶段学习可能和我以前的学习不一样，需要有学术创新，他会重点打开我的学术视野。他提到他刚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一文，对打开学术视野会有帮助，建议我找这篇文章看看。他也考虑我是从外地过来，是否能很快适应南大的学习和生活，说周锦涛师兄和我一样是从外校考过来，让我去和周锦涛聊聊取点经验，对我尽快适应博士生活会有帮助。

　　博士阶段，在上课外更需要经常和老师交流汇报学习心得和疑问，老师进行点评和提出改进的建议。刚入学时，我还不习惯主动与老师交流和向老师汇报学习，还是按以前习惯上课和看书。高老师在一个多月后对我进行了批评，提醒我看书后需要多与他交流，否则只是在原有水平上打转，很难有层次的提升。他让我有空多去他那儿，陪他散散步。他有时会让黄骏通知我和他一道去高老师那儿。今天的我已然明白当时老师的一片苦心。去过几次高老师那儿后，每次都会感到很有启发和收获，逐渐和老师联系多了。

　　高老师曾说，博士阶段重点要打开我们的学术视野，培养学术研究的创新能力。他上课时会经常介绍诸如秦晖、朱学勤、萧功秦、杨奎松、沈志华、王奇生、张鸣、何清涟、陈永发、徐中约等当代学术名人的著作和观点。这些介绍确实开拓了我的眼界，接触到原先未曾接触的知识。自己逐渐也学会了关注和搜寻当代学人的著作和文章。那时，高老师告诫我们学术研究中既要有大的学术视野，也要注意历史细节。学术研究中，一要注意材料的实证性，二是借鉴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分析框架来解读历史材料，三是要注意历史在社会生活的细节部分，回到历史的情境中解读材料。高老师引领我进入学术之门过程中，还随时发现和纠正我原有的不好习惯。有一件事我一直印象深刻，在他开设的当代中国研究问题课程上，当讲授到民国初年议会政治向党国体制转换时，提问我民国初年议会政治被放弃的原因。我回答时用了当时人民不满意议会政治的说法。高老师要求我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等我回答完后，他提醒我学术研究中不要使用空泛的政治概念，用词界定范围和表述要力求准确。我一直记得这个重要教训，此后写文章时注意力求用词准确。

　　我确定了博士论文题目后，高老师要求我到档案馆查找相关资料，看找到的材料能否可以支撑论文，尽快弄出论文大纲。我在搜集和阅读材料逐渐深入的过程中，信心却不断降低，觉得自己难以把握，因而怕向老师汇报论文的进展，论文也一拖再拖。在这期间，自己又觉得不好意思向高老师解释，感觉欠了他债似的，于是躲着老师。我曾给高老师打过电话和见过他几次，道歉说论文还没有做好。他看出我的心态不稳，安慰我说没那么严重，论文慢慢做就好，不用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让我有时间就去他把论文想的和已经写的文章给他看看。他的宽厚让我每想起就感觉愧疚。2009年3月，我将论文初稿送给高老师。他当时已经身体不好，在家休养。看完论文初稿后，他给我提出修改论文意见让我尽快改好。这本批改的论文我一直保留着，如今已是永久的纪念。2010年12月底，我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答辩那天下午，我去医院看高老师和师母。当时我因前段时间忙于准备答辩事宜因而疲态尽显。他和师母开玩笑的说那是属于产后忧郁症之类，并嘱咐我要多注意休息尽快恢复身体。

　　（二）

　　我论文答辩前后这段时间，高老师病情已比较严重，一直在住院治疗。2011年1月份，高老师在人民医院接受治疗肠道出血后，转入八一医院进行伽马刀手术处理癌栓。在多次手术后，他已瘦得皮包骨头，胳膊上都是打点滴的针眼，后背还不时出现疼痛感。有时疼得太厉害，让揉一下减轻点痛苦。这一时期，他每天得做常规的身体检查，测体重、量腰围、记录小便数量，两三周左右时间验血。他治疗方案前一般多方征询情况和方案，和医生讨论自己的身体感觉。还将医院验血等各种检查数据复印下来，将不同期的数据对比分析。我从中感觉有那种学术研究的严谨。春节后，高老师出院回家调养。在师母精心照顾下，高老师气色显得好转不少，说话也多了一些中气。我告诉他这些发现后，他显得比较高兴，说，‘是吗，希望是这样’。其实情况还是比较严重，身体极度虚弱，只是和他前期的病情相比好一些。我和其他同学看高老师时，他有时感觉疼痛到不能坐着说话，只能躺着和我们说话。

　　高老师这一期间还在指导我、孙云的博士论文、金晶和陈声玥的硕士业论文。其中，我的论文可能让他最为费神。2010年9月，他刚在人民医院做完胃套扎手术不久。我带着修改后的论文二稿去。高老师在说了手术状况后，让我留下论文。因我毕业延期已拖得太久，高老师想让我尽快毕业。他在手术刚过身体比较虚弱状况下，每天看论文的一部分，即时给我提出意见，让我回去修改。他看完论文后，叮嘱我尽快完成修改，争取在年底完成答辩。2010年11月，高老师病中替我的论文最后一稿进行把关。他审阅论文时，特别注意刚刚写的前言和后记部分的用词是否合适，发现我原先排版中存在的问题。我当时为看起来方便，将近40万字的论文单面打印的。他当时已经衰弱到几乎无力拿起论文，我记得他对我说，小丁你应把论文打印成两本，我真的有点拿不动了。现在，我每当想起这句话都羞愧不已。

　　这一时期，还有几个一、二年级的硕士生到高老师家里或病房中去向高老师汇报学习状况或论文的思路及进展。高老师给予点评指导，告诉他们如何改进。他对其他的学生也在时时关心着。姜超要在暑假要去美国访学，他先是担心姜超缺少社会经验，不能很好的适应国外生活；后来，听说他听说姜超在美国适应的很好。我国庆去看他时，高老师还高兴的提起姜超的事。付启元和卢立菊两口子都是高老师的学生。病重期间，他俩带着小孩来看他。高老师高兴他们来，但说医院的环境对小朋友不好，让小付陪高老师说话，让卢立菊带小孩离开，并嘱咐以后不用带小孩到医院来。

　　高老师病重期间认真配合治疗，显示出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乐观和积极的态度，让别人很难从外表上很难判断出他是如此病重的人。他在别人看望介绍病情时，口气显得平和。别人看他说话和精神状态，不会感觉他的病情有多重。不少同学来看他之后，说高老师身体和精神看上去还好，感觉比较宽慰。这种精神不仅给了身边的人以安慰，也感染着其他人。记得和他同一病房的一位老先生在发现自己患癌症之后，精神立即萎顿下去。在了解到高老师的病情，看到高老师正常看书和研究的精神生活。一星期后那位老先生也振作起来。那位老先生自己也承认受到了高老师精神的感染。

　　（三）

　　高老师在病重期间在治疗、指导学生外，一直还在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他最后一年半左右时间中，还发表了《讀王鼎鈞的《文學江湖》：冷戰年代一位讀書人的困窘和堅守》、《新解博、毛、周“三国志”：评《博古和毛泽东》》、《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等几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我至今都难以想象非常虚弱的他是怎样做到这些的。或许这不奇怪，他在病床上一直在坚持看书，师母会根据他的指定经常从家中更换他所要的书。看书已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了，生病中也未曾改变。来看过高老师的人，一般会注意到他病床边桌上始终摆放着一摞书。他就是这样不断积累功力，各种资料已经融会贯通，因而新手拈来，运用自如。他看书极多，但写文章极其认真。那篇《“革命叙述”的兴起、延续与转型》是财新网记者采访后将采访稿给他修改，我亲眼目睹他在人民医院的病床上是如何一句一句，甚至一个一个词语的在反复斟酌、推敲的。

　　在陪他的那段时间里，我感觉他已将学术和生活融为一体。在和他一起，随时能够学到东西，有很多收获。在病中经常看电视娱乐节目和电视剧可以看得出来。他比较喜欢看如湘西大剿匪、金婚这类有历史时代感的电视剧。他看的有时反应和一般人相似，有时也会评说这比较真实，有时又说那假了。不过，以高老师的历史知识背景来要求电视编剧，那也太难为电视剧的编剧了。陪他看诸如《辛亥革命》等电视剧时，他在看剧情外，还会注意到说话的称呼是否符合历史习惯、编剧和顾问的学术背景，陪他聊天让我随时感觉有收获。

　　有件事情，可以顺便提一下，作为他的学生，我曾揣摩他的学术方法。我觉得从他的文章来看他的研究方法，大致有三个变化。早期文章包括他的名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是以传统研究方法为主，主要是通过对大量史料剔抉爬梳，还原勾勒出历史的本来图景。1999年发表的那篇《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的文章中已带有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迹象。他后面的几篇文章中，诸如《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十五个“小人物”的回忆录研究》已开始运用一些解构主义的方法了。我感觉他在借鉴这些理论分析方法时，并不是套用某种框架，而是在解读历史资料是多一些新的认识视角。在病中，我曾和他聊起我发现的这三个不同时期的文章特点。他似乎有点高兴学生研究他，但回答我说，他在文章中可能会带有这样的特点，但他主观上没有有意识这样去做。

　　（四）　

　　2011年9月份后，我去浙江上班后，也给高老师打过电话，给他说说我去浙江后工作和生活的状况，询问他的病情状况。11月底，高老师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因为他的胆囊出现了问题引发病情恶化。我得知知道病情恶化后，通知了陈仲元和周锦涛等一些师兄弟。张福运、李巧宁、周锦涛等几位已毕业多年师兄、师姐们知道消息。于12月13日，他们从天南海北各地聚到南京，一起看望高老师。

　　12月3号，我去南京看高老师。他那时刚刚做过人工肝手术，额头和脸上的黄黑色尚未完全褪去。那天，蒋瑞和陈声玥也在，高老师精神状态不错，兴致也好，说了很多话。他说起刚刚做的人工肝手术后，医生对他报过二次病危了。他说得很平静，仿佛是很平常的的事情。我陪着他在医院的过道中散了一会步，他还是不放心我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提醒我要注意上课时讲话的语速。第二天，我去医院时，他让师母带来了杨奎松教授新出的一本书。他说书中有新的文章，让我看看。他的气色虽然比我走时严重，但和他在一起时，看他已经闯过了一关又一关。我觉得他不会有事的。

　　12月20号，我给高老师打了个电话，问他身体的的状况。他告诉我刚刚又做了人工肝手术后，血液有点不适应，那几天人感觉比较难受一点。我在电话那边，也很难过无能为力。只是让他多保重这种苍白的话，告诉他12月底我的课程就结束考试了，元月初可以到南京去看他了。

　　12月27日早上，我接到了黄骏、周孜正、陈声玥发来的短信，说的是同一件事：高老师昨晚已经走了。那几天，感觉有点心神不宁，可真没有想到是他就这么永远走了。

　　告别会，高老师躺在鲜花丛中，看上去比我上次看到他时要消瘦一些。高老师就这样走了吗？当师母喊出那声“高华，我们舍不得你啊”，我心中一揪，不由抓紧了旁边的刘握宇的衣服。

　　高老师走了，可总感觉他似乎没走远，依然在我身边。有时，一个人在房间拿出他的讲课录音来听，从中依然会有新的启迪，宛若在身边给我指引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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