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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德回忆录里的黄作珍
我到北京后，也就去见了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二是改组北京市委。我来北京前的二十几天，华北局派池必卿、黄志刚率工作组进驻市委，调查市委的“罪状”。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局工作组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把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逮捕后，公安部又派来一个局长叫李钊。后来，李钊也被捕了。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１９５５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１１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他参加了杭州会议、上海会议，会议上的情况他没有给我传达，在与我谈话时，只对我说北京的问题严重，毛主席批评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担负起北京市的工作的。北京市委５月下旬改组，中共中央决定：李雪峰为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改组后的市委书记处书记是高扬文、郭影秋、万里、陈克寒、赵凡。新市委的名单于１９６６年６月４日公布。３日，周总理告诉我说名单要在报纸上刊载。北京新市委存在的时间只有七个半月。１９６７年上海“一月风暴”后，１月１８日，新市委被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夺权。市委被夺权后，我和高扬文、丁国钰等人被关在东交民巷１４号，学生和造反的工人在近处监视我们，大院的外边由卫戍区的部队守卫着。
接见红卫兵是筹备办公室是由北京市负责，驻京各大单位都有人参加，像总参、总政以及各兵种都抽人，以北京军区为主。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几乎每一次都参加。实际上这个筹备办也是军队在那里起主要作用。将军在文革期间有一段非常出名，原因是他当时作为北京卫戍区政委，经常陪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可以说也是当时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这个称呼本来是军内对罗瑞卿大将的称谓，后来罗大将被打倒，在文革期间只要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组织，一般都要有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或者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或是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将军在场陪同、当然，文革后期有时还有李德生。这些人后来又被军中很多老将们称之为毛主席的几位大警卫员。
据文革时的红卫兵造反派知名人物韩爱晶回忆：1968年7月，北京的清华大学发生武斗，并造成伤人事件，后来动用北京卫戍区的部队去清华制止武斗，结果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又围殴解放军干部，当时将军也在场，后来7月27日北京的工人纠察队上万人包围清华大学，制止武斗时又发生了冲突，甚至还打死了工人，结果事情越闹越大。毛泽东坐不住了，突然在7月28日凌晨2点在人民大会堂召见红卫兵造反派头目，其中有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后来蒯大富在谈话中间才赶到的。毛接见这些造反派头目时，陪同接见的有：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林彪老婆叶群、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时任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军区政委的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的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副主任吴德。因为将军是随谢富治在门口等这些造反派到齐和他们一起进入接见的屋子的，毛主席一见将军就带点开玩笑的意思握住他的手说：“你叫黄作珍？我不认识，你没被打死！”看来毛主席是知道他去清华大学劝解武斗时遭围攻的事了。但为什么毛一见将军就叫出名字，反过来又说不认识，接着有关切的问“你没被打死”包含着哪些含义，就不得而知了。
文革前，黄作珍曾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兼任军政委，北京军区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文革开始后调北京卫戍区任第二政委，期间还曾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革委会核心小组秘书长、北京市委书记兼秘书长等重要领导职务。将军虽然一直在政治权利斗争的中心，但却一直没经历大的风波，也是非常万幸的了。1955年的少将,1981年任北京军区顾问,1984年离休后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离职休息后他才说，其实他那时最整天感到提心吊胆的就是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这些人，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找他的茬，而且，在文革后期的邓小平复出和借批儒家反对周恩来等问题上，将军也跟他们争吵过、顶过牛，并被他们在毛主席那里告过状，但据说主席讲：黄作珍我了解，你们不要整他，卫戍区不能乱……等等，才保护了他。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离休。1991年1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年77岁。
2奉命逮捕周总理的弟弟
周秉钧讲述父亲周恩寿被捕经过：爸爸被捕的真正的内情，直到“文革”结束后，王金岭（周同宇被拘捕后主管他的人，周恩寿字同宇）才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那天，公安部长谢富治递给他一份文件，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逮捕令：立即逮捕周同宇。王金岭按照谢富治的指示找到傅崇碧。傅崇碧司令员态度明朗：“周同宇就是与王光美的哥哥一块吃过几次饭，红卫兵就说是什么阴谋‘聚餐会’，是特务活动！完全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嘛！谁知案子报到江青那里，她倒动作快，不问青红皂白，一下送到了总理办公室。”
“周总理找我去商量，我立即向他建议，与其让红卫兵乱来，不如由卫戍区出面用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护起来，总理接受了我的建议，不过他提笔批示时想了想，把‘拘留’改为‘拘捕’，这是总理想得周到，拘留不能时间太长，而且不能搜查住所，拘捕当然就不同了。”
王金岭非常专注地听取傅司令下达命令：“第一，这案子是红卫兵弄起来的，人抓起来后，还要他们继续介入调查，但你必须左右局面；第二，拘捕周同宇的事，只能你知我知，绝对保密！”7年后，爸爸出狱，他含泪对我说：“你知道我和什么人关在一起？都是部长以上的大人物！多亏有你伯伯，把我这小舟拴在了大船上，这才闯过险滩，要不早就翻船沉没了！他们整我，目的就是为了整你伯伯，所以，天大的压力，我也要坚强地活下去。”
“1968年1月，我正在北京参加空军系统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会开完了，我准备第二天就回部队。所以，当晚买了条中华烟回去看父母。到家，却发现爸爸不在。”“我又马上赶回家里，向母亲详细了解情况。母亲说，昨天晚上，是北京卫戍区的政委黄作珍亲自来家里带人的。我妈问怎么回事，黄说还要了解才能真正搞清楚，只是要她相信群众相信党。该上班上班，教育好孩子，此时不能外传，就连对儿子也不能讲。还交待说，父亲的退休金照发，但我们家人不能动，每月会有人按时来取30元作为他的生活费用。”
“原来，我父亲当年有几个比较投缘的朋友，其中一个是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此外还有两个老教授。四人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也难免有些牢骚。刘少奇一倒台，王家也要清查。红卫兵在王家抄家时发现一叠请柬，上面有我父亲和另外两个教授的名字。很快，除了我父亲，王光琦他们三个都被红卫兵抓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中一个教授自杀了。红卫兵一看死了人，不好办了，就将所谓的案卷统统送到了中央文革。江青看到有我父亲的名字，就批了一句：请总理阅。这等于是将了伯父一个军：你的亲弟弟，我看你怎么办！
伯父就此给主席写了报告，并提出两个建议：一、交给红卫兵办；二、先由卫戍区部队控制起来，再由组织查证。并说明“我以第二种为宜”。而主席的批示也很简单：请总理酌办。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伯父就亲自下令批捕了父亲。此事交由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执行。但是，父亲被关押的地方是北京卫戍区一个营房腾出来的地方。所以，并没有像关在秦城监狱里面的人受到很大的摧残。这里气氛相对平和，每人一个房间，可在走廊散步。
讲到这里，七妈也说“幸亏是在北京卫戍区”。我父亲接着说“否则就死无对证了”。七妈说：“‘文革’中，你伯父也是用这种方法保护了一批人。”
到了1979年，我父亲得到平反。后来，我与当年主管我父亲的干部王金岭成了好朋友。他告诉我：你父亲不愧是总理的弟弟，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弟弟。因为那时经常有人过来审查他，就是想从他话中找漏洞，“抓一句话就能治总理于死地！”开始问不出来，后来就想各种办法，比如说审问连轴转，或者跳着年代问，试图把我父亲的思想搞乱。但是，他在里面没有说过一句错话，没有给人任何把柄。”
3. 第三政委刘绍文
刘绍文出身是红五军团十三师，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教导旅二团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教导旅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建国之后担任山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1964年调任北京卫戍区副政治委员，1966年5月担任第二政治委员，文革中，谢富治、黄作珍担任第一政委、第二政委，刘绍文改任第三政治委员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77年10月刘绍文从北京卫戍区政委职务离职休养，1980年6月正式免去第三政委职务。1981年6月6日，刘绍文因病在北京逝世。
吴德回忆：我讲一讲市委几位书记的情况，一个个惨得很：李雪峰，主席要他避风头，暂时到天津去了。郭影秋，被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揪回人大，关在地下室里，天天遭到批斗。郭影秋有病，我们好不容易和造反派谈判后才把他接出来。陈克寒，自杀了两次。一次在万里的办公室里服了大量安眠药，被发现后抢救过来。另一次他被商业学院的造反派抓走，遭到揪斗后，他从二层楼上跳楼，没有死，很多地方骨折。市委得到消息后，组织人把他很快送到医院抢救，这一次他又被抢救过来了。有人为此竟批评我右倾，我想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粉碎“四人帮”后，陈克寒同志病逝了。万里，也被揪斗得很厉害，屡经凶险，后来中央采取措施将他监护起来，由卫戍区执行。赵凡，被整得死去活来，后来是否被下放到二七车辆厂了，我记不清，起码被关了“牛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高扬文，在市革委会成立之后，被冶金部的造反派揪走的。当时，曾经请示了谢富治。谢富治说：把高扬文交给他们，与冶金部的造反派谈一下，告诉他们不准武斗、打人，把问题交代完后要把人放出来。以后，我还派了一位由部队到北京市帮助工作的同志去看望了高扬文。高扬文是比较晚一点被冲击的，前边的几位遭冲击早一些。这样，新市委的领导陆续被整了下去。我还算幸运，继续艰难地工作着。以后，市委又补进了刘建勋、雍文涛。刘建勋是从河南调来的，他任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走时，我提出我实在干不了，李雪峰就把刘建勋调到市委，事实上让他负责市委的常务工作。雍文涛是从广州调来的，他是广州市委书记，“文革”前调到国务院任文办的副主任，好像兼任了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然后又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学校、学生工作。还从外交部调丁国钰同志到大学工作委员会工作，外事口先是调李清泉负责，后来改为丁国钰负责，大学工作委员会撤销后，丁国钰被留下来了。又从北京卫戍区调黄作珍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刘建勋后来被调回河南，雍文涛被揪斗后提出回广州，这时没有办法了，又调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任书记。北京市没有市委时，有党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的组长是谢富治，温玉成任第一副组长，我是核心小组的成员，温玉成调走后，我任核心小组的副组长，谢富治还任组长。“杨、余、傅事件”后，调温玉成任卫戍司令。“九大”以后，温玉成调走，吴忠任司令。吴忠是驻锦州的四十军的军长，他调到卫戍区任卫戍司令后，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当时，刘绍文、黄作珍、吴忠、杨俊生这四位军队同志都曾进过北京市委书记处。那时，上边有规定，卫戍区不搞“四大”，因为卫戍区搞“四大”，警卫工作就会出问题。以后，军队“支左”，“支左”的同志不由卫戍区管理。
4、第四政委刘福
刘福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10旅29团政委。29团是纵队主力团，英勇善战，全军闻名。刘福率部参加了清风店战役。该团与敌激战三昼夜之后，急行军240里，提前五小时到达作战地点，行军速度为全纵队之冠。该团在战斗中担任第一梯队，激战三小时，捣毁敌军部，活捉敌军军长罗历戎。1966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民警总队政委刘福担任北京卫戍区第四政治委员。1969年，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称赞刘福“精明能干，公而忘私”1974年11月，刘福驱车去农场视察的路上，因车祸导致脊柱压缩性骨折，由此并发了脑血栓，在解放军301总医院接受治疗。在医院里，他以顽强的毅力一面与疾病作斗争，一面带病坚持学习和工作，关心公安警卫部队的建设。1975年12月到1981年7月任北京卫戍区顾问，实际上住院养病。1979年调离北京卫戍区。1979年，刘福任北京卫戍区顾问。1987年8月18日，刘福因病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75岁。夫人李勉。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2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5、李钟奇掌掴彭德怀
李钟奇于1957年毕业于军事学院，任训练总监部组织计划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在如何提高全军训练效果，学习苏联经验应持何种态度等问题上，出现两种对立意见，一种认为应反对教条主义，一种认为应继续反对经验主义和保守主义；争论了两年之后，林彪向毛主席建议，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彭德怀主持军委扩大会议并作总结，站在反对教条主义一边，大会根据彭德怀的总结作出了正式决议。随后，总政治部派出工作组，对萧克等主张反对经验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干部，作为教条主义分子展开斗争，并作出了“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结论。
站在萧克一边的李钟奇被调到外地，降为二十四军军副参谋长使用，后升为二十四军参谋长。由于“错误处分”的反差太大，李无法接受，一到“文革”时便以这种方式还以颜色、冤冤相报。1964年李钟奇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1967年4月3日，江青和康生指责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在军训中支持右派，打击左派。1967年9月1日，北京卫戍区召开大会批斗彭德怀、黄克诚、谭政。大会开始前，当彭德怀被押至休息室时，李钟奇上前厉声喝问：“彭德怀！还认得我吗？”未等彭德怀回答，李钟奇就打了彭德怀一个耳光，并说：“你也有今天！我就是受你迫害过的李钟奇！”
“你怎么打人？”彭德怀斥问。
“就是打你这个反革命老混蛋！”李钟奇又打了彭德怀一个耳光。
有一种说法：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吴忠严厉地批评了李钟奇。吴忠说：“彭德怀再犯错误，他也是我党我军的杰出领导之一。党有政策的，不许这种行为！你身为一个高级干部，不丢脸吗？卫戍区是党的部队，不是哪家开的！”李怀恨在心。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李到处讲吴如何镇压群众。中央在审查卫戍区及吴忠“文革”期间表现时，李又跳出来煽风点火。李钟奇于1982年离休，1988年中央军委授予其一级红星荣誉勋章；2003年1月11日，李钟奇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1978年11月7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撤销了“以肖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结论。上世纪80年代，中央军委首长明确说过：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1987年11月25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在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受到错误处理的肖克及训总的一批干部，予以彻底的平反。
李打彭一事，各种议论都有。有人同情，认为李是含冤而泄愤，因为当时训练总监部一班人确实被整得一塌糊涂。1982年李以按付兵团级职正常离休，逝世后新华社也都发了消息。
吴德回忆录提到李钟奇：军队“支左”也是波折很多，一开始是不知道群众组织的情况，都支持了。突然间，中央文革小组批评“支左”支错了，让“支左”人员掉屁股。这个掉屁股的过程，军队犯了很多错误。后来又批评把屁股又掉错了。军队那时很难办，没有一个大军区不检讨的。然后才撤出“支左”，我记得纪登奎他们起草了这个文件。清华、北大的武斗制止不下来，毛主席决定同时组织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北大。后来的军宣队是由８３４１部队的人组成，迟群、谢静宜就是以军宣队的面目出现的；工宣队是由北京新华印刷厂发起，动员了三百多名工人组成的，拿着毛主席语录的小红本，开进清华宣传。决定以后，谢富治让我赶快找蒯大富，让他表态服从这一决定。我派人找蒯大富，等了很长时间才把他找到，他不在清华，跑到北航去了。他来后，向他宣布了这个决定，要他拥护、执行这个决定。蒯大富答应得很好，说一定执行。当时，想不让蒯大富很快回去，拖住他，利用谈话的时间使工宣队、军宣队顺利进去。我们在谈话时，工宣队就进去了。蒯大富提出他要回去了，就让他回去了。哪知道蒯大富回去后，让“井冈山兵团”拒绝这个决定，并且用他们自己制造的土武器和手榴弹打死了四五个进行劝导的工宣队的成员，同时还打伤了几个。组织进驻工作的是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副司令员李钟奇，他们就在距清华不远的一个公园里指挥。李钟奇坐车进到学校后，“井冈山兵团”把他包围了，把他坐的汽车掀翻了，把他的文件包也抢走了。李钟奇回来后连说糟糕。我说，想办法把文件包要回来。工宣队进驻，遭到了“井冈山兵团”的武力对峙。这样不行，毛主席就召见“五大领袖”。参加会议的人有江青、谢富治、温玉成。我做具体找这些人的工作，会议开了不长的时候，就允许我参加了。蒯大富也是后到的，找了他很长时间。蒯大富一进去就放声大哭。毛主席主要是说服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时也安慰了几句。蒯大富这一哭真还起了作用。江青好像也抹泪了。谭厚兰有这个谈话的详细记录，谈话的全部内容我记不准了。毛主席当着他们的面，派谢富治和我到清华去。我和蒯大富、韩爱晶三个人，便坐同一辆车去清华。那时，很紧张，在清华的外边也聚集了众多的校外的两派群众，火药味儿都很浓，一派支持“四一四”，一派支持“井冈山兵团”，特别是体育学院的，腰圆膀粗。支持“四一四”这一派的人要抓蒯大富。我一面说这怎么办？一面就让蒯大富和韩爱晶坐在后排。我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把头特别伸出窗外，汽车一边走，我一边向两边的人打招呼，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我们就进去了。到了“井冈山兵团”以后，说明来意，开始很多人不同意，哭哭啼啼的。我说他们真没出息，哭什么！这是毛主席的决定，要放下武器。这样，慢慢地把武器放下了。以后，谢富治来了，召开了大会，“井冈山”开了会，“四一四”也开了会。工宣队和军宣队终于进去了。后来，北大也派了工宣队和８３４１部队进驻，再没有阻挡。清华和北大的武斗才停止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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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0 01:5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