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东平 曾立、曾自追忆： 我们的父亲田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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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东平： 曾立曾自追忆： 我们的父亲田家英

作者：王凡、东平      时间：2019-01-11   来源：
     
1966年5月23日，这一天对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女儿曾立、曾自来说，是那样地刻骨铭心，因为这一天，她们慈爱的父亲含冤辞世。笔者为了一部书稿的写作，曾和曾立、曾自作了长谈，谈她们的父亲，谈她们父亲曾经为之当秘书的毛泽东，谈她们和父母一起生活在中南海的日子……

她从未想象过，毛泽东会活生生地出现在她的身边；她正专心致志地在海滩玩耍，毛泽东等已经走到了她的身边

当姐姐的曾立，出生在1950年。早在她出生前两年，父亲田家英就经胡乔木的推荐，做了毛泽东的秘书。

然而曾立说在懂事后许多年，她都不知道当自己看不到父亲的时候，父亲已经和毛泽东在一起工作了。

在曾立一进入幼儿园接受最初的启蒙时，就知道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但认识毛泽东和此后每每看见毛泽东，都是通过幼儿园教室墙上的画像。在曾立的心目中，毛泽东就是那幅画像，她从未想象过，毛泽东会活生生地出现在她的身边。

1954年夏季，毛泽东第一次去北戴河，田家英也随之同行，还带上了刚刚四岁的曾立。田家英在北戴河，多居住在中央办公厅辖区内的“章家楼”后楼。因为张学良借住此楼办过公，故当地又有“张家楼”的说法。

第一次看到金色的沙滩，碧绿与蔚蓝相衔的海天，从未出过北京的曾立异常兴奋。她在这里很快就结识了几个年纪相仿的伙伴，他们成天在松软的沙滩上和不时漫过脚面的海水里玩耍。

有一天，当曾立和一个伙伴又来到海滩时，远远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穿着泳装的爷爷。他坐在一张靠背椅上，一面晒太阳，一面理发。这位爷爷光着两只脚丫，把一双大拖鞋甩在了一边。

出于孩提的天真和顽皮，她和伙伴悄悄地爬到椅子背后，伸出小手把大拖鞋掏到身边，刨了个坑，把拖鞋埋在了里面。接下来，她们心痒痒地躲到一边儿，等待着一场恶作剧的发生。

然而，剧情的发展大大出乎她们的预料。

大个子爷爷理完发站起来，发现拖鞋不见了，就围着椅子找起来。当他身子转过来时，曾立蓦地感觉他的面孔是那样的熟悉，和幼儿园墙壁上的画像一模一样。

虽然，她们并没有立即认定这位高大的爷爷就是毛泽东，但心里不免犯起嘀咕。毛泽东看见这两个神色不安的孩子，已经猜出了八九分:“你们两个小鬼是谁呀?我的拖鞋不见了，你们大概知道它们飞到哪里去了吧?”

曾立和伙伴顾不上回答，连忙跟着找鞋，可由于慌张，她们竟忘记了埋鞋的位置。理发员有些急了，刚要呵斥孩子，毛泽东对他摆了摆手，示意不要吓着孩子。他耐心地和孩子一起寻找。

这时，田家英来到海边，他见自己的孩子和毛泽东在一起，就告诉孩子，这就是毛主席。“他真的是毛主席?”数十年后曾立回忆说:“当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不可思议，画上的伟大领袖，就这样和蔼地站在我身边?和我说话?”

田家英得知由于自己孩子的恶作剧，使毛泽东半天找不到鞋子，刚想批评几句，毛泽东以他的幽默调侃说:“家英啊，你的小鬼是要我多晒一会儿太阳嘛，你就不要批评了嘛。”田家英听了忍俊不禁，和毛泽东一起哈哈大笑。拖鞋终于找到了，毛泽东还亲切地抱起了曾立。

有意思的是，妹妹曾自第一次见毛泽东，也是在北戴河，但见面的情景却大不相同

那是1962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包产到户”问题，在大会上点了邓子恢的名。田家英也因曾向毛泽东建议，把“包产到户”作为权宜之计，在小范围内受到毛泽东批评。江青也说了田家英一贯右倾的话。

田家英一时也难预料这种批评会发展到哪一步，传话妻子董边到北戴河来，以便向她吹吹风。“二女儿没坐过火车，可带她坐火车来。”就这样，董边赴北戴河时，带上了二女儿曾自。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见辽阔的大海。”“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的情景，也令在北京城里长大的曾自流连。她常跟随着母亲，在海水冲击的沙滩上倘佯，捡拾贝壳。

一天，她正专心致志地在海滩玩耍，猛一抬头，毛泽东和几个警卫、工作人员等已经走到了她的身边。毛泽东看见独自玩耍的女孩儿，停下了脚步:“你叫什么名字，是谁家的女娃啊?”

曾自并没有像曾立那样，生出不可思议的感觉，但她显然对突然面对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毫无准备，可能对毛泽东带口音的问话没反应过来，她一时语塞，随后害怕地向站在一边的母亲跑去。

第一次见毛泽东自己竟然那样惊慌失措，曾自在几十年后回溯这段往事时，倒真有些感到不可思议。

曾立以为可以和父亲住在一起了，不料仍然是分居

曾立姐妹回忆，她们和母亲搬进中南海的时候，已经是1957年了。她们住进了南海东岸称为南船坞的一幢楼房。除了他们一家人，这幢楼里还住着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副局长罗道让、王敬先、李树怀、田畴，以及中南海摄影科科长侯波等十余户人家。

早在1949年毛泽东进驻中南海时，田家英就跟随进了中南海，办公、住宿都在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西面静谷里的三间厢房。同在静谷的，还有胡乔木一家。其余能住宿的房屋，住着单身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

20世纪50年代初期，年久失修的中南海还处在修葺和重整中，加上当时在中南海办公的机关很多，所以房屋相当紧张。因此，田家英的妻子和孩子都未进中南海，而是栖身在地处万寿路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宿舍，田家英曾是该室副主任。

家搬进中南海后，曾立以为可以和父亲住在一起了，不料仍然是分居。静谷这边腾不出更多的房子安排家人;南船坞那边，只给了一间房子。好在田家英的妻子董边，时任《中国妇女》杂志总编，白天都在杂志社忙碌;曾立上寄宿小学，曾自在中南海幼儿园入托，南船坞的房子权作卧室，偶尔挤一下也就对付过去了。

从南船坞到静谷，曲曲折折要走近两站路，这对一个刚读一年级的孩子来说似乎有些遥远，但曾立很想看看父亲办公和住宿的地方。

丰泽园主建筑西面，是春藕斋，归属丰泽园。在春藕斋的西面，就是静谷。在中南海的孩子们眼里，静谷是最美丽的园子。

在园林的辉映下，曾立眼里父亲的住所便愈显得晦暗颓败。曾立后来听说，有一回，父亲病了，毛泽东让江青代为探望。江青一进静谷田家英住所，就感到居住环境很差，说：“啊呀，你这里怎么像狗窝?”

房屋虽破陋，但有慈父在。同时，毛泽东的藏书房也在此。还有那么漂亮的园子，所以静谷对曾立充满着魅力。

进中南海后，曾立就在育英小学寄宿了。每星期天，她和警卫局的、机要室的、还有李富春的外孙等其他住在中南海里的孩子，一起坐班车去学校；而每星期六下午返回时，她都逗留在静谷这边，直到吃了晚饭，看完电影。待父亲领着她回南船坞时，已是月明星稀的深夜。

父亲搬进了彭德怀刚刚离开的庭院;书房里来了个居然敢自称姓毛的年轻人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受到批判。他搬出居住了六年多的中南海永福堂，迁入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吴家花园。

就在这时，田家英在静谷的住房被列入危房，需拆除。这位在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气味相投，只是因毛泽东说了话，方免遭批判厄运的党内秀才，搬进了彭德怀刚刚离开的庭院。

曾立、曾自姐妹很喜欢父亲的新院落，上学以外更多的时间，主要消磨在这里。这里是比过去宽阔敞亮多了。

对曾立、曾自姐妹更具吸引力的，是在憩息房间的西墙，放置了一排半人高的书架，摆满了连环画书和绘画本的少儿读物。受到其诱惑的还有中南海里的其他孩子，其中包括笔者。

曾自告诉笔者，在书架北头还有一个玻璃门的书橱，里面是成套的连环画书，例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等。

此外，在田家英秘书逄先知一家居住的东厢房对面的西厢房，被用作了毛泽东的新藏书室，里面高高的书架，几乎要碰到了天花板。

在那些排得满满的书籍中，也有一些少儿读物。

在1960年代初的一个暑假里，曾立来到毛泽东的书房看书。因她穿着父亲的大拖鞋，在迈门槛时绊了一下，一下子摔进了书房。当她爬起来时，发现房间内放置的桌子旁边，坐着一位她不认识的、身材颀长的青年。

曾立知道，除了和父亲熟悉的几位伯伯、叔叔，这书房不是什么人都能进来翻书的，于是她就问那青年:“你怎么在这儿看书，你是谁?”“我怎么不能在这儿看书?我姓毛。”答话者并没把目光从手捧着的书上移开。

听他这样回答，曾立立即飞跑出书房，找到父亲的公务员王福瑞说:“书房里有个人，他居然说他姓毛！”说完拉着他就朝书房走。在还是小学生的曾立心中，全中国就有一个毛泽东姓毛，那青年竟然把自己和毛泽东扯在一起，说自己姓毛，一定是个狂妄的坏人。

孰料王福瑞到书房后，不仅没有把那个“坏人”撵走，反而和那个“坏人”像老熟人一样闲聊起来。他告诉曾立:“他的确姓毛，是毛主席大弟弟毛泽民的儿子，叫毛远新。”

原来是毛主席的亲人。曾立随即去了敌意，也和毛远新攀谈起来。

打那以后，曾立还见过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到书房来借过书;父亲的好朋友梅行的女儿也到书房借过书。“她们每次都借得挺多，送回来满满一书包，又带走满满一书包。”

几乎每次淘书，都是抱着一捆书回家

“爱书爱字不爱名”是田家英在一首绝句中的自我描述。不爱书，就不可能有自学成才的田家英，故而读书、淘书，是田家英工作之余的最大乐趣。

所谓“淘”书，就是到古旧书店，去购买他渴求的书。在北京逛古旧书店、书摊时，田家英有时会带上自己的孩子们。于是，孩子们亲眼目睹了父亲如何忘我地扑在书海里，或扒在书架顶层，一格格搜寻;或不辞劳苦，把一摞摞旧书搬来移去，手上、衣袖上沾满灰尘。

每当意外发现一本有价值的书，田家英就会像稚童一样喜形于色。几乎每次淘书，都是抱着一捆书回家。由于常去搜扒，琉璃厂古旧书店的老师傅都跟他熟了。他的这一行踪，后来连毛泽东都掌握了。有几次临时有事找他，就让卫士把电话打到了琉璃厂。

田家英喜欢收集杂文一类的闲书，多达十余书架。闲暇时光，几乎都沉浸在书中，读得非常认真。他比较喜欢周作人的杂文，认为周的各类创作中以杂文最佳。他还爱翻简又文、陆丹林编的《逸经》杂志。正是通过对这类杂书的博览，他了解到许多不见经传，却相当重要的材料。

因为他承担为毛泽东置办个人图书室的重任，自己购得的书，都先查看一下毛泽东那里有没有。曾任中华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的邓洁，知道田家英有淘书的爱好，一次他们从没收敌伪的财产中，发现了一部乾隆武英殿本的《二十四史》，就问田家英对之有兴趣否。田家英马上想到毛泽东还没有，便立即取回送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对之异常钟爱，时常翻阅圈点，直至生命的终点。毛泽东对田家英的爱书、读书一向欣赏，曾戏言将来他的墓碑上镌“读书人之墓”最为贴切。亦因知其“过目成诵”的天赋，毛泽东喜欢和田家英闲聊泛论:从麻将牌的“中、发、白”各代表什么意思，到算命先生如何看手相，每次都有新话题。

为了因应毛泽东这种海阔天空式的漫谈，田家英除了多读书外，还利用一切机会向方家求教。

父亲的爱书、读书且学以致用的精神，潜移默化地感染着孩子们，她们对书的感情也日深。1963年，曾立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师大女附中。作为鼓励，田家英送给她一个小书架。她终于可以把自己拥有的图书，在书架上一字排开了。“见她那得意的样子，让我妒忌了好久。”妹妹曾自说。

他把毛泽东觉得不太满意而丢弃在纸篓里的墨迹捡回来收藏

田家英也“爱字”。显然是受毛泽东的影响，田家英对书法艺术的兴趣日趋浓厚。逢毛泽东恣兴挥毫，他便在一边细细观赏，并把毛泽东觉得不太满意而丢弃在纸篓里的墨迹，捡回来收藏。就这样，他保留了毛泽东的不朽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那是在1949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的号外上，读到了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继而以号外消息的标题为题，一气草成七律一首。写成后，毛泽东觉得不甚满意，便将诗草揉成一团，扔在了纸篓中。幸亏田家英将这首诗捡了回来。1963年，田家英为毛泽东编辑《毛主席诗词》时，将其中的“钟山风雨起苍黄”诗句收了进去，毛泽东这才又记起自己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

为了使自己进入更高的欣赏境界和学术研究的需要，田家英虚心向一些精通此道的方家内行请教，和他们切磋品嚼，并专注于近、现代书法名家作品的收藏。经常到田家英家欣赏品评藏品的有陈毅、谷牧、李一氓、胡绳、陈秉忱等。同有此好的康生、陈伯达也来过。

被田家英请得最多的座上宾，就是陈秉忱。他在中国古书画辨赏方面，既有家学渊源，又有深厚功力，还写得一手好字。说起他的字，那是真正的名声在外。当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签下的《中苏友好条约》，中文文本，就是由他抄写的。这个文本，后来一直存放在克里姆林宫内。

田家英和陈秉忱，是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正副主任，他俩除了工作关系外，私交甚笃，以致达到了一种默契。每逢田家英购得书法佳作，或在鉴赏方面有什么问题要相与切磋之际，拨通陈秉忱的电话后，只说一个“请”字，无须再加第二个字。

女儿们问：“爸爸，你给谁打电话呢?”“给陈老丈，就是老陈伯伯。”“光说一个‘请’字，人家知道是什么事，会来吗?”“当然，不出十分钟准到，不信你们等着看。”果然要不了十分钟，女儿们就听到老陈伯伯那熟悉的步履。由于孩子们喜欢老陈伯伯，加上老陈伯伯没有女儿，于是就认了田家英的二女儿曾自做干女儿。

田家英对女儿的集邮兴趣很支持；“我觉得父亲真伟大！”

中南海里的孩子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父母都很忙碌。所以在中南海生活的那段日子，曾立、曾自姐妹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远不如和保姆在一起的时光多。“然而，”姐妹俩说，“一旦父亲有时间，他会尽量和我们在一起，把他的慈爱倾泻给我们。”

还是在小学的时候，记不得是几年级了，曾立喜欢上了集邮。中南海里许多孩子都集邮，可能是互相濡染所至。

田家英主管的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其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代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处理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以及各国人士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来信。这个量相当大，负责处理来信的办公室里，堆着成捆成捆的信。这对集邮者来说确有近水楼台之便，集邮的孩子也都设法从秘书室弄邮票。

田家英对女儿和中南海其他孩子的集邮兴趣很支持。

因为工作繁冗，田家英从未对过手的邮品、邮票多加琢磨，直到自己的女儿也对集邮发生了兴趣，他在关心女儿的爱好时，才对邮票留意起来，替女儿搜寻一些设计精美的或有收藏价值的邮品，甚至把难得的闲暇匀出一部分，陪女儿侍弄邮票。

每逢这一时刻，田家英和孩子们一样显得异常的欢快。他们围在泡着满满的花花绿绿邮票的脸盆边，小心翼翼地将邮票从信封上剥离。然后，设法将邮票尽量平整地晾干，插入集邮册中。

时间长了，邮票越集越多，就开始分类，花卉类的、动物类的、运动类的、艺术类的，等等。不知是由于父亲的职业启发，还是这一类别的邮票比较多的缘故，在五花八门的分类中，还专门集了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位人物为专题的集邮册。

在这一专题集邮册中，收集了出自各个国家印制的、各种风格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的邮票。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田家英就诙谐地对女儿们说:这个本子里收的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老祖宗。

出于寓教于乐的意图，田家英几乎每次和孩子一起欣赏集邮册时，总要打开这个马、恩、列、斯专题的集邮册，说:“来，认认我们的老祖宗。”他一遍又一遍地指点着告诉孩子，这是马克思，这是恩格斯，这是……

也许是因为外国人的相貌区别特征与中国人有差异，加上外国人的名字和姓又是倒着且又比较长，所以不大好记，加之好几个星期，才这么温习一遍，所以，把这些人名记住再和肖像对上号，对孩子来说是有些难度。整日与马列主义理论相伴的田家英恨铁不成钢。

有一次，田家英在曾自辨认出错时，有点儿要发急。但当他看到女儿既不解又不知所措的神情时，感到发急起不了丝毫作用，也是急中生智，他猛然想出一个简便的方法:“实在记不住，教你一个窍门，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斯大林，按出生顺序排列，他们脸部的特征就是一个比一个胡子少，到毛主席就没有胡子了。”

曾自说：“听父亲这么一说后，我再一看，马、恩、列、斯果然一个比一个胡子少。我一下就记住了，从此再没搞错过。当时就觉得父亲了不起，否则自己还不知得耗费多少时间死记硬背呢。”

根据规定，秘书室处理后的信件，除了一小部分存档外，多数连信带封都要统一销毁。那些要保留的信封，剪掉邮票后，留下一个大洞很难看。

田家英想了个办法，用毛巾沾湿水，在贴在信封上的邮票处浸润，过一会儿，就可把邮票揭下来了，信封完好无损，邮票也不会坏。这个方法，一般的成年人都想得出来。但当田家英把这个方法教给女儿时，女儿当时的感觉：:“我的父亲真伟大！”

车轮越滚越快，笔直地向中海冲去;“不简单。”父亲脸上绽出了笑容

中南海里的许多女孩子，都曾是曾立所在的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毛泽东的女儿娇娇、李讷，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谭震林的女儿毛毛，杨尚昆的女儿妞妞，胡乔木的女儿胜利等。

说到邓家、谭家的两个毛毛，自然让人想起中南海里三个小英的故事。曾立的小名叫小英;陈伯达的一个女儿小名也叫小英;曾担任过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际春，也有一个女儿小名叫小英。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始，在中南海西楼的小放映厅看电影，是中南海孩子们的一大娱乐项目。那时孩子看电影都不老老实实地和家长坐在椅子、沙发上看，而是都趴在银幕前的地毯上看。

一次放映前，不知是哪位妈妈找女儿，她“小英，小英”地一喊，三个小英不约而同地从地毯上爬起来，齐声答应，把在场的人都给逗乐了。

师大女附中距中南海，说远不算很远，可说近也真不近。中南海大多数在此就读的孩子，都骑自行车上学。曾立自然也想有一天能便捷地骑车往返。

要学骑车，是绝对指望不上父母亲来教的。曾立早有打算。她找了父亲的公务员王福瑞，因为他有一辆公家发的自行车，是那种进口的车梁很高的旧车。于是，他们把车推到距永福堂不远的居仁堂前的空阔处，曾立在王叔叔的扶持下学起来。

一个多小时后，王叔叔松开了手，曾立已能自己晃晃悠悠地骑了。她越骑越快，把扶车人撇在了后面。她骑出了居仁堂的院子，沿着汽车道，骑过了怀仁堂，出中南海西门时，站岗的卫兵也没阻拦。

她继续向西门斜对着的灵境胡同骑去，拐了几个弯，西单商场映入眼帘。她知道再往前骑，就到人流接踵的大街了。她想停车却停不下来。

此时此刻，曾立才想到自己还没学会上下车。她硬着头皮总算把车头调了过来，沿着原路返回，晃晃悠悠骑回了中南海。可是车过怀仁堂，到居仁堂院子北门是一个大下坡，车轮越滚越快，笔直地向中海冲去。

为了避免人车坠海，曾立紧急中一拐车把，车子变了方向，又朝居仁堂北门边的哨位冲去。曾立不知如何是好，惊叫了起来。卫兵也一惊，待要去抓车把时，车子已经撞在哨位边上的门墩。自行车前轮被撞得七扭八歪，前叉子也变形了。曾立重重地摔在地上。

撞坏了公家的车子，曾立自知轻则挨训，重则挨揍。谁知当她把学车的经过讲了一遍后，父亲脸上的怒气蓦地消逝了：“啊！你刚刚学车，居然就一个人骑着到西单兜了一圈儿?”“嗯。”“不简单，不简单。”

父亲的脸上竟绽出了笑容。他掏出钱，让王福瑞把公车修好，并吩咐说：“明天你陪我女儿去趟商场，帮她挑一辆自行车吧。”就这样，曾立不仅没有挨罚，反而“因祸得车”。

“车买回来后，就好像买了什么奢侈品，父母老念叨这是高消费，就仿佛如今买了辆小轿车似的。”曾自在提及此事时如是说:“那时父母常常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我姐姐的回忆文章中写过，父亲通过丰子恺‘阿大新，阿二旧，阿三补’的画，给我们讲物尽其用，不应嫌弃旧的、补过的衣服。其实那时的布衣服还没那么结实，到我这‘阿二’就开始打补丁了。”

“你们就一个叫‘自’，一个叫‘立’吧”;田家英给女儿安排了一个特殊的学制

尽管能和子女们团聚的机会比一般人家要少得多，可田家英对孩子们健康成长所投入的思虑，并不比一般的家长少。

曾立、曾自学龄前，父母一直是呼着她们的小名:“小英”、“二英”。大女儿要上小学了，田家英把两个女儿招呼到一起，说该给你们起学名了。他找出一本字典，一边翻阅，一边和妻子商量。但挑了好几个字，都觉得不甚理想。

于是，田家英放下了字典，在思考片刻后，对女儿们说:“你们爸爸十四岁就离开了家庭，独立在外，靠卖文生存和念书。我希望你们将来也不要依赖别人，而靠自己的努力开辟人生的道路。我想你们的学名，就一个叫‘自’，一个叫‘立’吧，合起来就是‘自立’。”妻子董边听了，马上表态赞同。

因为曾立上学早，她就先挑选了个读起来顺口的“立”字。二英嫌“自”字念起来拗口，就缠着父亲给她改一个字。但田家英态度坚决地说:“还是这个名字好，这里含着爸爸对你们的希望。”名字就这样定下来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姐妹俩则是在久经阅历之后，才逐渐体会到的。

女儿们从小生长在机关宿舍，幼儿园、小学，都是在干部子弟成堆的寄宿体制内度过，对社会几乎没有接触和了解。田家英很担心，一直在封闭的优越环境中生活，脱离社会现实，脱离广大劳动群众，人生的道路就可能走偏。

一旦有暇和女儿们坐在一起，田家英就会向她们灌输一些诸如脱离实际就学不到真才实学，干不成什么事业，必须到社会的最基层经风雨见世面，刻苦锻炼才会有出息的道理。但望着女儿们似懂非懂的眼神，他又陷入深深的思索。

当时有不少老干部们也有类似的忧虑，但除了对晚辈言传身教的引导外，还设计不出一种可操作的方式。也许是受到毛泽东把自己刚从苏联大学毕业的儿子送到农村，读社会大学的启发，田家英也想出了一个给女儿安排特殊学制的方法:在女儿上高中前，先到农村锻炼一年。

田家英有位在解放战争以后逐渐熟悉的朋友，新中国成立后二人更是几乎天天见面，相交更加投契。他就是负责毛泽东等保卫工作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曾立搬进中南海时，就和王家住同一座楼，并很快和他家大女儿王志援成为莫逆之交。

20世纪60年代初，王敬先因故被调出中南海，到苏州任地委副书记。因为两家的关系好，田家英把自己的想法跟王敬先谈了。

王敬先认为田家英的想法很好，陪田家英一起到江苏省太仓专区的乡村，选了一个村子作锻炼点，并提出让自己和曾立同年级的女儿一块儿到那里锻炼。

点选好后，田家英回京，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到农村去看看，体会一下老百姓的生活，看看稻谷是怎样长出来的。虽然这会耽误一年高中课程，但从劳动人民身上，你会学到许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这一课非上不可，对你们的一生都是有益的。”

然而，当时形势发生了变化，曾立初三的毕业考试尚未进行，“文革”波澜骤起。田家英的这一独创设计未能实施。

那隔着门缝儿的一瞥，竟是和父亲的永诀

1962年夏季以后，毛泽东对田家英就有了“右倾”的看法。到了1965年，田家英已经不太受毛泽东的重用了。

在那段时间里，田家英曾提出过到基层，当县委书记搞调查，毛泽东不放他走;他又提出过离开现岗位，潜心做他曾下过多年功夫的清史研究，毛泽东说你这是要搞本本主义，还是不批准。

处于这种半闲置的状态，反而使田家英有较多的时间在家了。曾自回忆说:“那一段，是我们和父亲接触最多的日子，也是家里最热闹的一段日子。”

每天黄昏后，田家英就从永福堂的办公室，溜达到南船坞的家。饭菜端上来了，一家六口围坐在一张矮矮的小圆桌旁，有的坐沙发，有的坐小板凳。田家英通常是靠墙坐在最里面，因为他坐那儿就不动了，所以添饭就由坐在外边的保姆或孩子帮着添。

田家英是个爱讲话的人，嘴里嚼着饭菜也不闲着，还经常讲些幽默诙谐的段子，往往是不光逗乐了别人，也乐得自己哈哈大笑。“父亲一笑，就是仰脖大笑，整个身子都靠在了墙上。而那时的墙上刷的墙粉一蹭就掉。

父亲吃完饭走出来的时候，常常是一背的白粉。我家保姆是老人了，说话没什么顾忌，常指着父亲一背的白粉说：‘你也是个不小的干部了，总那么大大咧咧，埋汰了仪表。’”曾自回忆着那段和父亲在一起的快乐日子。

然而，这种欢悦和轻松的日子却没有长久地延续。1966年春节以后，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往，没有更重要的任务压身，这种会议田家英都列席，可这次他失去了资格。

一位参加会议的“秀才”回京后向田家英透了些口风: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吴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吴进步还批评批评吴；但对没有希望的人，如田家英，他就连批评都不批评了。

从1948年到1966年，田家英追随毛泽东十八年，可毛泽东给他的最终评价，却是连半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如。他闻言感伤，心情益发沉重了。但女儿们却丝毫没有察觉。

1966年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进行到第十天，通过了标志着“文革”发起的《五·一六通知》，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定为反党集团；同时作出处理彭、陆、杨、田(家英)问题的部署，分别成立了针对上述四人问题处理的中央专案小组。

5月22日，是个星期天，曾立像以往一样，带着书本躲进瀛台。上中学以后，曾立的星期天大都是在三面环水的瀛台岛度过的。

午后，父亲和他的秘书逄先知，一面谈着什么，一面朝自己这边走来。曾立有些奇怪，父亲怎么忽生雅兴到瀛台散步，便迎上前询问。父亲说不为什么，随便走走，顺便看看这里是不是能游泳了，说着，还把手伸进水里试了试，然后继续向前走去。

晚饭后，不知是一种什么念头驱使，曾立、曾自姐妹来到父亲的办公室前。刚要推门，就被闻声而来的母亲拦阻了。她神情严肃地对女儿说:“爸爸这儿有事，你们回自己的房间去吧。”

姐妹俩不甘心地向办公室里望了一眼，只见台案、地上，都散乱地堆放着文件和纸片。父亲站在台案边，双眉紧蹙。房间里还有几个陌生人，唯一一个认识的，是在秘书室工作过多年的戚本禹。他们在下午，也就是曾立看见父亲散步的时候，就到这里来了。

情况显然有些不妙，她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自己的房间。那时，她们还都是中学生，尽管心中有些不安，但也不可能往更险恶处联想。第二天，她们又像往常一样上学去了。她们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昨晚那隔着门缝儿的一瞥，竟是和父亲的永诀。

当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姐妹俩突然得知，中南海已经对她们一家关上了大门。此后一个月内，她们被迫搬了三次家。

几个月过后，她们才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一声“必须和你们的父亲划清界限”的警告，剥夺了她们悲恸的权利。

又过了很久很久，她们听说父亲在辞世前曾留下了几行字：“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这使她们心底又蕴藏下期盼，父亲也许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反革命黑帮”。或许有一天，历史会还给父亲清白。

十四年后的1980年，当永福堂院内的杏树、海棠树到了又翻新绿的季节，曾立、曾自姐妹得到通知，去参加一个迟到的追悼会，党中央为她们的父亲洗雪了冤屈，昔日她们对父亲的亲情和敬慕，又还原于她们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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