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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巴金
（编者宇慧按：本文是巴金先生在1962年上海文代会上的一次发言，会场上便有听者瞠目结舌，会后美联社立刻发文“巴金5月9日在上海市文化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缺乏言论自由,正在扼杀中国文学的发展。”这种概括性的报道，使该发言成为巴金文革中被迫害的重要罪证，然而今天看来，亦是老作家”勇气“和”责任心“的鲜明体现。2005年10月17日，这位101岁的老人终于离世，有人叹说，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发言稿经删改后，载于《上海文学》5月号。24年之后，当《巴金六十年文选（1927—1986）》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巴金根据原稿，把当年被迫删去的文字补齐。】
我首先声明，我的发言既不全面，也可能有很多错误。我只是讲我个人心里的话。我最近参加了一些会议，听过一些报告，现在又参加这个庄严的大会，我有很多的感触。我觉得作为作家，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作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我没有好好地运用文艺武器来为人民服务。这些年来我不断地叫：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人民文学事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可是我一直把时间花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仍然讲得多，写得少，而且写得很差。有时我也为这个着急，我还感到惭愧，甚至坐立不安。但有时我也会因为想到自己留下的东西不多，反而有一种放心的感觉。我常常责备自己缺乏勇气，责任心不强，但有时我又会替自己辩解，因为像我这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并不太少。然而我觉得自己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既然打着作家的招牌，就必须认真写作，必须重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新中国的作家更不应该有但求无过的顾虑。不过我又得承认，要去掉顾虑并不是容易的事。说实话，我并不怕挨骂，我受得住严厉的批评，有时给批评打中了要害，在痛了一阵以后，我反而感到心情舒畅。但是请允许我讲出我的缺点和秘密：我害怕"言多必失"，招来麻烦。自己的白头发越来越多，记忆力也逐渐衰退，我不能不着急。我总想好好地利用这有限的时间，多写作品。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着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新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日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不同的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者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好像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人，没有他们的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们有一个时期非常轻视文学作品的作用，公开说，"托尔斯泰没得用"；另一个时期又把文学作品抬得很高，要作家对读者们的一切行为负责，好像一本小说就会使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彻底改变。这是不公平的。要一个作家负担过多的责任，使人感到不写文章反而两肩轻松，不发表作品叫别人抓不到辫子，倒可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这决不是好办法。我有位朋友去年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短文，不久刊物就收到好些读者的来信，不用说，是迎头一顿棒打，有人甚至说作者别有用心。事实上这位文教战线上的老英雄不过在文章里批评了一个女售货员，还附带批评了他的一个学生。他没有在文章里重复人们常说的话，因此引起了这一场风波。固然读者有权对任何一篇文章发表不同的意见，但是谁也不能乱打棒子，伤害别人。幸好这几年来编辑同志的胆子大多了，他们接到那些气势汹汹的来信，并不太紧张，也不要作家低头认错。我们不要以为拿框框、捏棍子的人代表了言论，其实占大多数的不写信的读者并不会同意他们。他们人数虽少，可是到处乱打棍子，整得有些人提心吊胆，不敢有雄心壮志。
谁又不怕挨整呢？谁又愿意因为一篇文章招来一顿痛击呢？许多人（我也在内）只好小心翼翼，不论说话作文，宁愿多说别人说过若干遍的话，而且尽可能说得全面，即使谈一个小问题，也要加上大段的头尾，要面面俱到，叫人抓不到辫子，不管文章有没有作用，只求平平安安地过关。前不久我们好些人谈起现在的文风，都觉得现在文风跟我们伟大祖国的面貌和当前的国内形势都不相称。"双百"方针已经发表好几年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怎么还有那许多框框？为什么我们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还不见花红似海、百鸟朝凰？为什么在我们的报刊上许多人喜欢重复用着同样的词汇和字句？全国人民思想的一致是我们可以引以为骄傲的事情，但词汇的相同就不值得夸耀了。要是许多人都用"众所周知"的同样词汇写文章，那才是人力物力的浪费。我们的社会生活是极其丰富，我们人民的心灵是非常优美，我们的语言文字也决不贫乏，我们作家的头脑也并不简单，我们的队伍中间也不见得有多少懒汉，为什么大家都习惯于使用那些"众所周知"的同样词汇，不肯多动脑筋想出别人未用过的适当的字句，创造不同的形象，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感受来解释、来阐明同一个真理，同一个思想，同一个原则，来描绘、来反映、来歌颂同一个伟大的时代呢？显然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阻碍。阻碍不止一种，我刚才讲过的那些不知从哪里来的框框和棍子和那些但求无过的怕挨整的顾虑就是最大的障碍。
我一再提到顾虑，并非在这里信口开河。在公开的集会上虽然很少听见讲起个人的顾虑，但是我和一些作家私下谈起来，我们都认为这种顾虑的存在正阻碍着创作的繁荣。我们私下也会批评某一位作者胆子小，顾虑多。其实我们中间谁又能说自己胆大呢？今天再没有人说《洞箫横吹》是一部坏电影，《布谷鸟又叫了》是一个坏的剧本了。可是当棍棒齐下的时候，有哪几位作家站出来讲几句冷静的话，发表一篇合乎实际的意见！我们现在有的是"事后诸葛亮"。然而我们国家需要的却是坚持真理、热爱祖国的文艺战士，却是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来爱护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文艺工作者。今天我更加深切地感觉到坚持真理、热爱祖国的勇气是非常可贵的，热爱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身的勇气也是极其可贵的。做一个新中国的作家就需要这样的勇气，有了这样的勇气才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如何，我们要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只要作家们有决心对人民负责，有勇气坚持真理，那么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
说到这里我还应该加一个说明：我在上面提到的并不是批评家。对于批评家我是怀着很大的敬意的。我们的确有不少很优秀的批评家。但是不必讳言，我们也有一些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对于他们，我要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好的批评家是作家的朋友，并不是作家的上级。可是我们有些"批评家"写文章，不管说好说坏，总是把自己放在高居临下的地位，不用道理说服人，单凭一时"行情"或者个人好恶来论断，捧起来可以说得天上有地下无，骂起来什么帽子都给人戴上，好像离了捧和骂就写不成批评文章似的。我只知道真理愈辩愈明，却未听说真理越骂越显。谩骂决不是批评，盛气凌人更解决不了问题。要繁荣创作，首先需要作家们辛勤的劳动和不懈的努力。有人以为只要批评家笔下留情，多讲好话，就可以促成创作的繁荣。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据我看，只有在作家和批评家互相学习、彼此帮助、互相尊重、携手前进、共同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奋斗的紧密团结的局面下，才会有万花吐艳、百鸟鸣春的盛况。
这样的盛况是一定会出现的。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以无限兴奋、无比欢快的心情来迎接创作繁荣的高潮。文学艺术的春天已经来了！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大会，会场外面一片大好的春光。我们不会忘记二十年前就在春光明媚的五月，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这本天才的著作，任何时候都是我们的指路明灯。它使我们永远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六年前我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说过："做一个今天的中国作家是莫大的幸福。"去年四月我在日本东京对华侨同胞又说："今天做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的事。"我在这里重述这两句话，我现在还十分激动。像我这样在旧中国生活了四十几年、在旧社会里写作了二十多年的人多么深切地了解这两句话的意义。我的写作道路上并不是铺满鲜花的。过去很少有阳光照亮我的书桌，在我的窗前永远是黑暗的寒夜。整整二十年中间，我和我的读者一起追求，一道挣扎，一同受苦；我和我的主人公一同经历那些悲惨屈辱的生活。我亲眼看见反动的官僚、恶霸骑在人民头上，欺压剥削，无所不为；好人受苦，坏人得志；我亲眼看见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有一个时期我像无家的孤儿，到处遭受白眼；在国外听见人用轻蔑的声调在我背后叫"中国人"或"支那人"，我常常红脸；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就是在上海的马路上见到外国巡捕和大兵或者喝醉了的外国水手，我也抬不起头来。那些时候我心里有多少恨，多少痛苦，多少愿望！我多么希望祖国母亲的一双手来抚摩我心上的创伤。可是当时的中国像一个患病垂危的老妇人，她自顾不暇，只好让自己的孩子受人欺凌。在那些时候我空有满腔的热情，我写了一大堆病史，却开不出一张药方。我在黑暗和灾难的重重包围中冲来撞去，却始终找不到我所追求的光明。我苦了自己，也苦了读者。写作对于我成了苦役，可是丢开它，我更感到空虚。我读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比较迟，我不能说我读了一遍、两遍，就完全理解《讲话》的意义，可是我那停滞的心灵已经震动了。以后我一次、两次……反复地思索那些浅显易懂的文字中所包含的光辉的思想，我不知不觉地冲出了重围，终于看到了广阔的大路。光明就在前面！我甩开了过去压在我身上的石头，我赶走了那些忧郁的思想，我好像从泥沼中拔出来一样，感到一身轻快。我拿着这本照彻心灵的小书，回顾我后面那条长长的弯曲的路，我开始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么响亮的声音使我的头脑清醒了。
在我的眼前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这个遍地创伤的东亚古国中，一个崭新的毛泽东时代开始了。时代变了，环境变了，黑暗和痛苦永远消失了。我的读者不再是给压在三座大山下面憔悴呻吟、艰苦挣扎的人民了，他们意气昂扬，满心欢畅，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用移山填海的力量，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广大地面上绘出了美丽的图画，而且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这些新中国、新社会的建设者亲切地、热情地向我伸出手来。……
我怎么能不记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光明大道，又兴奋、又感激地奔到他们那里去？我怎么能不丢开过去写惯痛苦的秃笔跟他们一起为新中国的大厦添一片瓦、砌一块砖？他们，我的读者，也是我的教师，我过去一心一意想为他们写作，可是我的作品对他们毫无益处，我跟他们离得多远！今天我终于到了他们跟前，同他们一起，了解他们，学习他们。现在不是作家同读者、同主人公一起在灾难的地狱里受苦刑，而是主人公和读者带着作家向光明飞奔。
"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学习"，"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结合"，"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些简单的句子中间包含着多少发光的真理。我究竟了解多少，自己也说不上来。我仿佛进了宝山，走得越远，实践越多，越感觉到宝藏丰富。时间有限，我不在这里谈我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队中的生活同感受了。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幸福的开端。但是我越来越明显地认识了这个真理：只有在作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目标努力的时候，只有在作家和人民同感情、共呼吸、共同为伟大祖国的命运奋斗的时候，文学作品才能成为"战斗的武器"和"教育的工具"，也只有在作品真正起了"战斗武器"和"教育工具"的作用的时候，作家才算是表现了他的勇气、尽了他的责任，那时候什么框框、什么棍子都不在话下了。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正在团结的气氛中进行。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光辉照亮了整个会场，也照亮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会场外面，风和日暖、百花争妍，到处热浪滚滚，生气蓬勃。全国人民，全上海人民正在用紧张的劳动迎接一九六二年的春天，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全部智慧，要把我们美丽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我们的祖国在前进，上海在前进。任何大大小小的困难都挡不住巨人的雄伟步伐。我们的大会在这个时候召开，它是团结的大会，也是前进的大会。团结是为了前进，前进就是要繁荣创作。为了团结，我们应当在会上畅所欲言，以诚相见，让心与心接触，使大家团结成一个人；为了前进，我们必须丢开一切的顾虑，抱定为人民立功的决心，精力充沛、热情洋溢，有几分热发几分热，有多少光放多少光。让我们整个上海文艺界团结得像一个牢固的整体，心连心，手携手，奋勇前进。我们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殷切的期望。我们一定要使上海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出现一个无限美好的春天。
（ 原载《上海文学》196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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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22 23:1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