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伟：汉阳一中师生在“反右”中的遭遇

reading

汉阳一中师生在“反右”中的遭遇

作者: 严家伟


大陆经济走入困境

湖北省汉阳地处武汉三鎮，而汉阳第一中学又是当地的“重点中学”。所谓“重点中学”，这是中共专政体制下的－种怪现象。即将当地的教学设备、师资、和其他教育资源都集中在一两所学校中，而该校的学生亦多是中共干部子弟。因而该校比同类其他学校自然便享有更优越的条件。升学率也就会大大高于其他同类学校。这是中国大陆教育界多年形成的陋规，一直延续至今。

1957年，由于毛泽东对外一边倒向苏俄，更为了死保邪恶的北韩，不惜出兵入侵韩国对抗联合国军，从而付出了惨重代价，又欠下苏俄一大笔军火债。对内则从镇反、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到统购统销、合作化……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全是大开历史倒车，把个中国搞得来民穷财尽，内外交困。更由于毛泽东立足于要打世界大战，醉心“人海战术”打败了国民党，于是大力鼓励生育，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5亿左右，六、七年间就剧增了一亿多人。而工、农业生产，在“大锅饭”，合作化的体制下，生产力已严重受限，所谓“社会主义经济飞速发展”，只是党报上的妙笔生花。人口猛增更加剧了就业、升学形势的严峻。但为了标榜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硬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毕业即失业”，于是打肿脸充胖子，硬“包下”大、中专毕业生的工作分配。但僧多粥少，早已捉襟见肘，打肿的“脸”也无法长久装“胖”。于是只好强压升学率，以减少毕业分配给就业带来的压力。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决非御用文人所吹嘘的什么“反右前五十年代的新中国欣欣向荣”之类的神话。

老师一句真话启祸端

就是在这样的“一派大好形势下”，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教师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当年“二十个初中毕业生中，只有一个能升入高中”。一九五七年孝感专区下达的招生计划，汉阳县当年应为初中毕业生一千零一名，计划招收一个高中班（五十名），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五。连高中你都“没门”，还谈什么进大学，分配工作呢！

1957年6月12日上午汉阳一中青年教师李穗，在初三（四）班上课时便对学生讲了这件事。她说“今年高中招生比例很小，二十个中取一个吧。”李老师的本意应是提醒和鼓励学生好好用功。但这位青年教师却忘了中国是个不能说真话的国家。尤其对学生更是只能报喜，不能报忧。她这句本是好意的话，却捅破了那张画着“前程似锦”的广告纸，更触动了每个学生最敏感的神经。

学生情绪失控当局暴力鎮压

一下课，学生们就去找到副教导主任杨松涛和校长韩建勋，询问“升学率”到底是多少。而这两位“学官”，只好以假话来安抚学生。由于事起仓促，假话未先取得“共识”，因而回答口径各异。这一下更激怒了学生，知道校领导在欺骗他们。于是提出要到县教育局查看文件，校长韩建勋、和副校长王建国虽予劝阻但未能奏效。

午饭后，初三（八）班一名学生敲响了集合钟，全校九个初中毕业班的部分学生涌向操场，一哄而出，到教育局去讨说法，沿途有的学生还写了一些要求升学的标语。涌到县人委会后，学生推出代表，要求县长接见。因为县长不在，教育局和其他办公室都没有人，学生看不到文件，就扔办公用品，在墙上书写要求公布升学比例之类的标语，到邮电局给二中、三中学生打电话请求声援（电话未通）。

不久，学生得知县长在县委会，又一齐来到县委会，见县委会铁大门关闭，便去推撞大门。这时，县兵役局长和团县委一名官员，由于平日作威作福，高高在上习以为常，见此情景，便出来进行恐吓和辱骂。由此更激怒了学生，于是双方产生语言冲突。官方便定学生为胆敢“围攻”县委干部。

6月13日上午，又有数百名学生列队上街，副校长王建国在劝阻无效后，于是自己带着部分教师跟着学生一道以防事态扩大。学生代表到县人委会向县长韩茂林提出要求扩大招生比例，缩小城乡招生差别等完全正当的要求，却遭到韩茂林蛮横地拒绝。有的学生不服，拉扯着县长带领他们去省教育厅请愿。有两名机关干部为讨好县长，竟对学生动手与学生发生肢体冲突，被学生捆住，押经县委会门前时，被县委机关干部拦截下来，并扭打扣留了几名学生。王建国为防止事态扩大，赶来要求放出被扣留的学生，县委官员根本不理，强行将几名学生扣押不放。在干部与学生争吵加剧时，官方更使出毒招，招集了数百名以党、团员为主的工人对学生大打出手。中学生怎么是这些壮汉痞子的对手？多名学生被打，并被强行驱散。有的学生被家长拉回家，至此，学生请愿被强行镇压了下去。

借“反右”恶浪再下毒手

此时正值毛泽东御笔亲撰的《人民日报》“六·八”社论《这是为什么》刚刚出笼，正要抓“典型”。汉阳一中几个中学生吵吵闹闹的事，大不了算个治安事件。可中国的事，尤其在毛泽东暴政年代，你撞在政治运动的风尖浪口那非死人不可。此事立马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小匈牙利事件”。

接着，孝感专区与汉阳县委共同组成所谓“考查团”进驻汉阳一中。但这些整人专家也明白，如把那么多初中生统统打成“反革命”实在说不过去，而且就是为了个升学率，人家又没有要求实行民主、自由，如何去骗天下人？但这些经验丰富的“阶级斗争专家”，早有一套制造政治冤案的公式与“操作规程”。正如要定1989年爱国学生是“反革命暴乱”，便指其背后有“操纵”学生的“黑手”一样，所以汉阳一中学生的背后便也就有了“反革命份子”指使、操纵。这就是人家几十年一贯整人的固定“模式”。

他们经过一番“阶级分析”的排查，首先确定副校长王建国是个最好捏的“软柿子”。王建国时年三十二岁，1950年从湖北革命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汉阳县工作，1952年调任县一中副校长，主持全校工作。但此人家庭出身是富农，又有所谓“三青团”的历史问题。在毛泽东暴政年代家庭出身地主、富农就已基本具备“反革命份子”的“资格”了，何况又加了个“三青团”。所谓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简称。实际上是国民党执政年代的一个青年群众性组织。而且根本没有共产党、共青团那么严密的审查程序和严密的组织制度。其团员往往都是许多人一起集体加入，加入后根本没有什么“组织活动”，一个松散性虚名群体而已。但这些整人专家，便拿来与共产党、共青团相提并论，那你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就这样一锤定音，王建国就成了学生“闹事”背后的“反革命黑手头子”。

更为荒唐的是，根据阶级斗争的伟大理论，既然有了“反革命黑手头子”，又出了这么大的学生“闹事”，那肯定就还有“反革命集团”在背后操纵，这才符合伟大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于是凡与王建国工作上接近的，甚至曾在湖北革大与王同学的，或许有一点政治历史问题的，乃至一块与王建国陪客喝过酒的，都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而这个集团的首领自然是王建国，“骨干分子”则有副教导主任杨松涛、张良绍，原一中教导主任、当时县教育局副局长胡平轩，教研组长邹振巨，初三（七）班班主任、“革大”同学胡斌等人。真是天罗地网，一网打尽，在劫难逃。

还有个来“凑数”的冤死鬼

更荒唐的是语文教研组组长钟毓文与上面任何一种情况都不沾边。照理说他应该是平安无事了。可是我们这位钟老师，平时却有个爱眨眼睛的习惯，而就因为这个对谁都无妨害的“习惯”，竟然让他把命都丢了！一天开大会批斗王建国等人，我们这位钟老师神差鬼使地跑去坐在台下第一排。人家在台上批斗王建国叫他必须“老实交代”，钟毓文老师却在台下一个劲地眨眼睛，其“眨动”的“频率”肯定高于一般人。于是立马被有高度“革命警惕”的革命干部发现，说钟毓文在台下向王建国“使眼色”，示意王哪句话说得，哪句话说不得。人家分析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而且是众目睽睽看见的，你还“抵赖”得了？不然你跑到台下第一排去坐着干什么？不停的眨眼干什么？真是“铁证如山”。立马被隔离禁闭，最后被定为该“反革命集团骨干”！

请看，革命人民的警惕多么高！哪个狡猾的反革命份子能逃脱这天罗地网？！

1957年9月6日，在反右运动血雨腥风的高潮声中，汉阳县召开公判大会，以“反革命暴乱罪”判处王建国、杨焕尧、钟毓文死刑；对胡平轩以及邹振巨、胡斌等九名教员和一名学生分别判处二至十五年有期徒刑；将那位说了一句真话“今年升学率低”的青年教师李穗等三人送劳动教养；给三名教师戴上“坏分子”帽子；韩建勋等十一名教职员和十名县直机关、政法机关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三十三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团籍和勒令退学……

上世纪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短暂任教期间，曾对人诙谐地说：我坐在屋里生怕香烟生成的烟雾飞出窗外都会招来煽动学潮之嫌。这当然是愤激之词。但是鲁迅先生怎么也想不到几十年后在他的国家，也是一个教书育人的钟毓文老师，连“烟雾”也未飞出窗外，仅仅因为多眨了几次眼睛，不但招来“煽动学潮”之嫌，而且坐实了“煽动反革命暴乱”之“罪”，最后竟成了“死不瞑目”的冤鬼！

鲁迅先生如在天有灵，不知将作何感？！


2018年12月16日完稿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 ... 81%AD%E9%81%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