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个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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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个谎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李伟

近一二十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一直是我国思想界研究的热点。如果说其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争论，曾是知识界的学术讨论。那么《炎黄春秋》杂志最近发表《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则表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持“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部分学者，不再满足只是否定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而是要整个地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他们断言，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就是新式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使当代中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号召掀起一场“新式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1]“打出新民主主义旗帜”，“就是新资本主义”。[2]持这种观点的同仁在内部发表的文章说得更坦率，不仅要政府必须“承认两极分化的现实，这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甚至要政府公开宣布“改革就是要向资本主义改革，向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方向改革”。他们出谋划策，“考虑干部与群众思想变化接受需要一个过程”，“防止‘红色革命’才是当务之急”，要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来结束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可能更有利”。此种毫不掩饰的图谋，透视出我国知识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学术分野，已经转变成当代中国向何处去的一场政治斗争。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不仅是国内某种政治力量用来否定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纲领，也是他们用来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他们所向往的“新式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纲领，是他们打出的与社会主义作斗争的旗号。

一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和修正主义者自以为比马克思恩格斯更懂马克思主义。比列宁更懂列宁主义，他们热衷于利用革命领袖的著作和文字，任意篡改、曲解甚至伪造，达到诋毁、消解、否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本身的目的。这种现象，在我国。尤其是近一二十年，频繁地出现在关于毛泽东的研究领域，其中一个颇具迷惑性和欺骗性的议题是，一直有人反复兜售这样一个谎言，“建国以后，毛泽东放弃了自己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3]——如此谬论，岂不等于是说毛泽东放弃了、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吗?!岂不等于是说毛泽东放弃了、否定了自己从事和领导的中国革命吗?!编造一种子虚乌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还把它说成是毛泽东的，欺骗全国人民，这样一种无中生有、纯属假冒伪劣的理论谎言，在我国知识界居然被当作学术上的新发现和理论上的新观点，至今受到某些人追捧。特别是一些不明就里的学人，学风浮躁，急于出成果，不假思索，通盘接受，不断地写文章复制谬种。甚至著书立说，自欺欺人，大有谎言重复千遍就能成为真理之势，毒化了我国知识界理论界的学风。

实际上，认真学习和领会了毛泽东思想的人们，深入研究过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社会主义革命史的学者，都不会提出这种错误观点，并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事实胜于雄辩，谣言止于智者。识破这个谬论，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有这样两件事情，足以揭穿“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这个谎言。

第一，在经历过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代革命家、理论家的著作和言论里，只有“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明确概念和系统论述，从来没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提法和概念；因而，在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或各种文件里，至今也没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样的提法和概念。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刻意宣扬“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学人，始终拿不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详实文字和系统思想。也拿不出任何党的文件作根据。但是，某些人为了达到否定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目的，挖空心思，东翻西找，挑捡出毛泽东在40年代与国民党作斗争时关于革命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言论。任意曲解和夸大：尤为恶劣的是。他们把自己的思想统统附加在上面，七拼八凑，编造出一套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冒充为毛泽东的思想，摆出一副比新民主主义理论缔造者毛泽东更懂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架式，摆出一副比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老一代革命家、理论家更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姿态，混水摸鱼，欺骗世人，用他们自己伪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来丑化和否定毛泽东思想，丑化和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此种恶劣卑鄙的做法，是国内外搞“非毛化”的人，从思想理论上欺骗读者所惯用的一种手段。

第二，在我国研究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的著名的、权威的理论家思想家的文章和著作里，始终就没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或“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这样的思想和概念，从来就无此一说。比如，1951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任国家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为纪念党的生日而作的《中国共产党的30年》，是最早系统阐述“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4]的名作之一。三天后，6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的文章《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的30周年而作》。这两篇分量颇重的理论长文，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是当时和后来在阐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思想方面影响巨大的名篇和范本，其中连“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词都没有。所以提出这两位著名人物，并提出他们在刚解放不久——1951年阐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思想的知名代表作。作为揭露和批驳“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一个基本事实和根据，是提醒读者注意这样一个基本情况，不论陈伯达晚年如何，这二人不仅具体地参加和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都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主管党的理论工作和中央重大文件起草工作，以他们的经历和学识所产生的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思想的体验、认知和理解，是一般老革命干部，特别是建国后出自学院里的教授学者所难以具备的。胡乔木和陈伯达建国之初的这两本理论著作，写作和发表的时间比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早一年多，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囿于后来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更没有后来政治运动的影响和痕迹。可以说，胡乔木和陈伯达那时的著作和思想不仅代表了，也是客观地、真实地反映了早期乃至70年代之前全党和我国思想界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可以确凿地说，无论在70年代之前的中国知识界，还是在胡乔木和陈伯达一生的文章著作里，我国理论界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就不存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样的提法和论点。这类东西，纯属是后来某些人刻意编造和伪造出来的，别有用心地嫁祸于毛泽东，实现他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目的。

其实，只要人们认真阅读那些研究或吹捧“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学术文章．稍加思索和分析，就可以发现，被他们描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东拼西凑、七零八碎的东西，言之无物，空话连篇，由于这个理论蔑视并丢弃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不仅历史内容非常单薄。而且理论上逻辑上也是东拉西扯，前后矛盾，根本就不成个样子。在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体系里，无论如何不会有这种鸡零狗碎、自相矛盾的东西。这些编造“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学人，怎么可能比毛泽东更懂得中国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呢?!怎么可能比老一代革命家，理论家更懂得、更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呢?!但是，就是有这样一批人，自以为比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毛泽东还懂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他们的文章里——当然也只能是这样——教训已经过世的毛泽东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这批学人，多数是远离人民群众，远离社会生活，蜗居在大学和研究所，在书本里讨生活、混职称的人，而共产党里也不乏这样一批严重脱离实际的不明事理的书生。不要说他们没有革命历史实践，甚至也极其缺乏在当代从事群众工作和工农业生产的社会阅历，却把自己仅仅从书本里挑捡的只言片语，当成真理的标准，在那里指点江山，乱开“药方”；其中的代表人物，要么是混进共产党的理论骗子和当代新自由主义者，要么是这些人的御用学者和应声虫。

二

推崇“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学人，所以在研究上偏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和理论，除了极少数与社会主义为敌的学者，大多数是被这样一种十分恶毒的历史谎言所欺骗，即“建国以后，毛泽东放弃了自己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否定了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结论，抛开了各民主党派共同制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共同纲领》，急于发动社会主义改造”。[5]这种历史观，就单纯的学术研究而言，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革命转变的实践经验、政策策略和理论思想不甚了了，一方面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基本内容不甚了了。

    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革命转变理论的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是无产阶级参加或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理和政策策略，为列宁所领导的伟大十月革命成功运用并得到证实。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转变理论和实践经验，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个主要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6]毛泽东的这一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思想，就是在准确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转变理论和透彻把握十月革命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不了解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三者在理论和实践中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忽视了其中任何一点。都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和理论。

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有的人说的那样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才做出的“选择”，而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中国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7]为中华民族未来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脚踏实地地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并在实际斗争中，把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工作与现实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推动着革命向前发展。我们来看看，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做了怎样的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8年底，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上井冈山一年了。他多次与红四军、红五军领导人交谈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8]

——1930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创建赣南根据地。为了培养红军和地方干部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毛泽东决定从做好社会调查入手，写作了《关于调查工作》即现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教导他们在当前的民主革命中一定要树立起社会主义革命的远大目标：“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这种斗争的发展，跟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9]请读者务必注意引文中“跟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句话。什么叫“跟着就要执行”?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革命之间，不能有任何的间隔、间歇．不能有任何的停顿。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1935年底，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告诫全党在当前的民族民主革命中不要忘记其中蕴含着未来的革命转变问题，“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10]所谓“必然要转变”，就是“一定要转变”的意思，只此一路，别无他途。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同题，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成稳全党关心的大问题。1937年5月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专门指出，“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11]“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在中国革命这篇大文章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雨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夺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12]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告诫全党：“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愿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13]

在毛泽东为革命转变所做的准备中，不仅有政治方面的内容，还有哲学方面的内容。 1937年8月，抗战爆发不久，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做了《矛盾论》的讲演。其中就中国革命转变的问题，做了哲学上的分析和论证：“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用这种哲学的思维看待当前的革命斗争，那么“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因此，共产党人应当在当前的革命中创造条件，做好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各种准备，使“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14]请读者务必注意“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这句话中的“直接联系”四个字，把握毛泽东的这一基本思想，可以使读者历史地、全面地、正确地思考和理解中国革命的转变，思考和理解为什么建国后毛泽东能够领导全党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顺利地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

只要认真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就不难发现，开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关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即在革命转变这个总题目下的论述，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刻，文字之量大，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的一个主要内容，教育全党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真理，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实质上不同的事情联接为一，想在进行革命斗争时把社会发展的两个环节合二为一，这等于把前者和后者到来的时刻都推迟，而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得越坚决越彻底，社会主义革命就会来得越迅速越顺利。其中，毛泽东做出了一系列著名的论断，至今读来依然是那么的精辟：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别为中国革命这篇大文章的“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

——在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15]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为了将来实现革命转变，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所做的准备不仅是理论上的，而是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深入到革命根据地的社会生活里。

在30年代的江西中央苏区，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为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制定这样的政策：“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16]。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带领全党在1943年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在根据地的劳动力组织和调配方面，毛泽东有意识地培养和推广有利于合作经济和集体劳动的习惯和手段：“边区今年来了一个革命，全区35万个全劳动力，经常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变工队、扎工队中的有三万余人，即占全劳动力总数的十分之一。临时性组织的，就延安县说有70％，明年一年还会有所发展和提高。边区绝大多数的县，应向延安县看齐，要将劳动力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形式中，其中临时组织的占大多数，经常组织的要根据各县情况由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二、三，达到十万人左右。”毛泽东所以能够主动地培养和推广这样的劳动习惯和生产方式，完全是因为他用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清醒地把现实和未来结合在一起：“边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是过去的封建剥削关系，这种封建剥削关系，在有一半的地方经过土地革命已经完全破坏，另一半的地方经过减租减息也受到打击。这就是土地革命，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1400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17]就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号召所有抗日根据地的农民“组织起来”，毫无隐瞒地告诉全体农民，组织起来的一个目的，就是“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18]

从毛泽东的这些自觉的有意识的历史活动中，人们不难看出，建国后蓬勃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不是毫无历史准备的、偶然的、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它的良种，不仅早已深深地播种在民主革命的广大沃土里，而且已经是破土而出的幼芽了，它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年代茁壮成长并获得大丰收，是必然的事情。如同毛泽东后来所说，“我们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长期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19]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的是社会主义，就不能长出资本主义。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有心人。中国革命的走向，写完革命的“上篇”就写革命的“下篇”，早就在革命进程的一系列事情中敲定了。

毛泽东在理论上的准备是中国革命在实践方面的思想表现。因为在中国革命的“上篇”和“下篇”的关系里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20]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这段历史的理论总结，揭示了中国革命转变的内在联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觉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21]“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22]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真正理解并彻底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思想的第一人。那些持“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学人，根本就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原理和斗争策略，甚至有些人在基本立场上就是反对实行社会主义的。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就是他们编造出来在我国思想界用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变理论，企图论证这样一个反历史的观点，即中国革命应停止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而不是前进到社会主义，从而达到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

三

陷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研究的多数善良学人，为自己论点所依据的资料，不外乎这样两个方面。毛泽东怎么说的，刘少奇怎么说的。其中经常引用的主要是，1936—1945年这十年，毛泽东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写作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一批为后来研究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学者经常引用的文章著作，引用刘少奇的文章只占很小一部分。他们引用的涉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文字，实际上帮不了他们的忙，因为所有论证“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学人，首先在思想方法上就是错误的，因而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历史研究有这样两种思路。一种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一种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马克思揭示了这种社会历史现象，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指导人们观察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种表现时，要求人们自觉地坚持这样的思路，判断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变革的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应当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中，在社会的生活条件和阶级关系的变动中，去解决这个意识的发生和发展。”[24]

显然，前者的思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思想方法，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这种思路的误区，在于它找错了确定事物性质的根据，以三四十年代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思考中国社会走向而提出的这样或那样的设想，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向执政的国民党政府提出的这样或那样政治改革的要求，作为判断后来经历了社会大变动而产生的新中国社会生活的根据，以此剪裁中国革命的转变，剪裁新中国的社会性质。这种思路的错误，在于不懂得任何思想首先是一种结果，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应当从产生这个思想的时代中，从这种思想所反映的社会关系、政治力量以及它们与其它社会关系、政治力量的相互斗争中寻求。思想、理论不是这种相互作用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就在这里。

后者思路的方向是正确的。它力图从社会本身的变动中探索毛泽东的社会思想变化的原因。它不是以毛泽东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思想作为判断中国革命历史结果的根据，而是从他的思想变动中发现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实际的变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结果是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结果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的本质和归宿。反映这些内容的基本观点，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已经做了阐述。 1949年，毛泽东著文《论人民民主专政》，写了这样一段话：“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惟一的道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25]显然，这样的国家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总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所以人们的思想认识与实践活动不总是同步的。况且，任何革命都不是纯粹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因素，而社会主义革命又可以附带地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某些任务，在革命的转变时期尤其是如此，这就是毛泽东指出的：“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附带地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26中国革命也是如此。这种革命交叉的社会现象必然要反映到社会意识方面，认识不到这点，自然也就分辨不出作为其意识表现的思想理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思想认识上犯简单化、机械论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1949年《共同纲领》仍然规定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原因之一，而不少学者对此现象难以解释清楚。 1953年，毛泽东指出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一说法的不确之处，批评了党内存在这样一种思想倾向，“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27]后来又明确指出“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28]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认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十年思考，1959年底，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十分明确而肯定的态度，就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的划分作了这样的论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29]这表明，经过建国前后的实践，毛泽东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对新中国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本质认识得越来越深刻了；或者说，经过建国前后几年的发展，新社会的本质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来，它必然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人们的思想，在党和政府的理论和政策中表现出来。社会存在一定要在社会意识中反映出来，推动社会意识的变化和发展。

毛泽东认识中国革命转变的问题，也是在不断的探索中前进。反映在他的思想进程中，由于革命交叉这种社会现象而导致思想认识上的这样或那样的交叉性或矛盾性是正常的，有许多情况也是出于现实斗争策略上的需要和安排。因此，要找出反映事物的本质东西，就不能停留在他的思想或文字上，而是从他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中，追寻社会存在的变化怎样引起了他的思想变化。 1953年，毛泽东说过这样一段话，反映了他的思想认识和实施革命策略的曲折过程：“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30]

毛泽东自觉思考“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抓住“政权的转变”这个重大历史现象，通过现象看本质，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不仅改变了，而且工人阶级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领导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可以把这些思想，看作他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历史性的总结。

我们说以政权的归属作为判定国家性质及其社会性质的标志，实质是以谁是领导阶级作为判定国家性质及其社会性质的根据。有的读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那时还没有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全部改变，还不能说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显然，要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须把握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经济改造的相互关系和历史特点。

无产阶级革命与以往任何革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而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步取代任何一种私有制，因而无产阶级不能将革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一定要把革命推向前进。因此，在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会有一个革命停顿时期，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阶段。十月革命，中国革命，20世纪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都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不能像其它任何一个剥削阶级曾发动的社会革命那样，在他所反对的那个社会里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往的剥削阶级所以能发动社会革命，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在所反对的那个社会里初步建立起自身独立的社会经济基础，然后发动政治革命，夺取政权，再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社会经济基础。由于无产阶级不能在他所反对的那个社会里建立起公有制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以无产阶级必须先行进行政治革命，夺取政权，然后以政权为强有力的工具，造就自己独立的社会经济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夺取了政权以后，才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即经济改造。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经济改造反而是政治革命的结果，是把政治革命的成果贯彻和推广到经济领域。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和历史特点。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清晰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已经产生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31]

无产阶级政党坚持不断革命，并不否认在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旧的经济基础的也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解放战争期间，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的资产易手于无产阶级。这种量的变化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是，根本问题还是政权在谁手里。有了政权，可以夺取和造就更多的东西，没有政权，夺取到的东西也会失掉。这就是为什么国内外史学家都是以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来划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尽管这个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那样的稚嫩，难道因为它是婴儿，不具备成人的特征，就不承认他是一个人吗?所以说，那种认为只有经过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以后中国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应当改变。

分析建国前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应注意到毛泽东的思想已经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前进了。比如，毛泽东告诫全党：“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15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32]毛泽东的这些话非常深刻。我们应当通过这些不同于三四十年代的思想认识和思想现象，去发现和挖掘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毛泽东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造者。他紧跟发展着的实践，不断地完善这个理论，而不是在某一阶段停滞下来。因此，忽视这种变化，既不能全面理解新民主主义理论。也不能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结果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时召开了各自的代表大会，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七大，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个背景下，以国民党为主要对象来设计战后的“联合政府”。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对战后的“联合政府”，对未来的中国做了怎样的设想，提出怎样的政治主张和社会要求是一个问题，它能不能实现。结果是什么，则是另一个问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重庆谈判中，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联合政府”做了政策上的调整，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为争取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而努力。但是．作为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国民党政治集团，拒绝任何进步的社会要求，拒绝变革。因此只有通过革命手段，改造国民党政治集团，中国社会才能前进。于是解放战争爆发了。从而导致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正是在这个大变革中，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解放战争的实质，是把一个新国家、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解放了出来。无疑，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拒绝中共“联合政府”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改革，导致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得不“另起炉灶”，两种力量的较量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不以各阶级、各种政治力量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革命。在此以前，不论社会各阶级及其政党对战后的中国做过怎样的设想，提出过怎样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思想，都要在实际发生的这场政治大革命中，依据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依据政治力量的新对比，依据它们之间实际较量的结果，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变动。新的社会存在必然导致新的社会思想、新的社会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因此，各阶级、各党派的社会思想和政治主张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是必然的、正常的思想现象。史学的任务，不是停留在这场社会革命即解放战争之前各阶级的社会思想和政治纲领上，不是翻老账，不是看他们以前说过什么，而是应当下大力研究这场社会革命如何使各阶级自身及其思想朝着什么方向发生了什么变化，研究他们提出了什么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社会思想和政治纲领。所以，40年代前期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的社会思想和政治纲领，那时毛泽东说过什么，已经并不特别重要了，它们为毛泽东后来的新的社会思想和新的政治纲领所改变，所取代，是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诚如马克思所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33]

解放战争改变着中国的社会面貌。中国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根本改变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转化也是在这期间发生的。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范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灭亡了，社会主义社会诞生了。这个新社会，不全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设想过的那个样子。这就是后来毛泽东讲的：“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34]

毛泽东最先觉察到这个正在发生的社会变化，自觉地捕捉这个变化，领导全党、全国人民适应这个已经走来的变化。 1947年]2月，他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实际上已经蕴含了这个正在发生着的巨大变化：“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4．75亿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35]

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深入揭示这个“历史的转折点”所包含的社会变化的性质及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摧毁了百年之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把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从中解放出来。那种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结果是新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既忽视了解放战争造成的阶级关系、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也忽视了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结果是社会主义的观点，注意捕捉毛泽东思想变化的根本内容，高度估量新思想的重大社会意义，注意研究起了变化的社会存在是怎样影响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阶级，乃至整个社会的思想变化及其发展的。

解放战争把革命的矛头，把社会改造的矛头对准了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国民党反动势力。 1948年4月，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作了新的表述：“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36]其中官僚资本主义是那一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使这场政治斗争和社会革命具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因素，从而使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可以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后来指出，“打垮蒋介石，这是一个质变”。[37]这说明，革命的转变在解放战争中已经悄悄地、不依各阶级的主观愿望而发生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三座大山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转化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由先前的三座大山转化为工人阶级。这一社会变革的信息，已经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在党的一些文件或政策中明确地表露出来了。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讲过这样一些话：“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等等。[38]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确定，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在人民中已经臭了”，所以在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就是“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制度”，即“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党的代表会议制度” 。[39]尽管那时在文字表述上还保留着某些“新民主主义”概念的痕迹，但这已经不是问题的本质方面了。

后来毛泽东这样解说解放战争：“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40]无疑，在我国的民主革命中含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因素和成分，所以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直接连接起来。所谓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次决战，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命运，第三种前途。“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41]其它“主义”都不能救中国。解放战争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

1959年底，毛泽东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作理论上的总结，讲了这样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结果的明确结论：“我们经过解放战争，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80％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所有。同时，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如果因此说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42]

四

那么少奇同志对待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态度又是怎样呢?

毋庸置疑，毛泽东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创造者，是毛泽东的著作和文章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毛泽东的实践之全面、思想之深刻、著作之丰富，这在中国共产党里是找不出第二人的。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与成功，证明了毛泽东的理论是正确的，这是党内外、国内外都公认的基本事实。任何研究者，无论以何种手段企图淡化、贬低或歪曲这个事实，特别是有人试图在中国共产党里另找出一个人物，比如说竖起刘少奇，非要搞出个“刘少奇治国、建国路线”，与毛泽东思想一争高下，好像是给了少奇同志很高的荣誉，实际上是给了少奇同志侮辱。这种有意或无意的贬毛抬刘、分庭抗礼的做法。是对历史的歪曲，已经越出了理论研究和学术讨论的范围，客观上是在分裂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引领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前进的航程及其理论创造，中国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尽管也曾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观点，但就全局而言，就主要方面和主要方向而言，特别是在中国革命“上篇”和“下篇”这样的战略转变问题上，他们基本上是毛泽东思想忠实的执行者和实践者。普列汉诺夫说得好，方法在每一个严肃的体系中有决定性的意义，“方法无疑是任何一个哲学体系的灵魂”。[43]这就是为什么在目前公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袖人物的选集中，在毛泽东的著作里才读到了以“战略”这个概念和术语作题目的理论专著，比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不仅如此，在毛泽东的著作里才读到了关于方法论的专门文章，比如《关于调查工作》即后来更名为《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各种方法》等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写的《工作方法60条》。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呢?即邓小平很早就阐明的，“中国的革命，不是由别的思想引导到胜利的，而是由毛泽东思想引导到胜利的。革命胜利以后，也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44]也如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坦诚指出的：“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45]可以说，包括少奇同志在内的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他们囿于中国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观点，基本上是在毛泽东的启发和教育下而逐步获得的，说明这点，丝毫不会贬低少奇同志等党的领导人在中国革命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革命不仅需要，也在客观上造就出不同角色的领导人。

由此不难理解，对一种理论而言，它的创造者和执行者在对该理论的理解方面和实践方面是有区别的，有差别的。不可能是同步的，否则就分不出谁是理论的主要创造者了。

所以建国初期，一方面，少奇同志执行毛泽东提出和确定的大政方针是没有错的；另一方面，作为掌握中国革命前进方向的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并在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逐步地实施着革命转变，不可能被包括少奇同志在内的很多中央领导所同步认识和把握的。这种认识上的先后和实践上的早晚，这样的差别或矛盾是永远存在，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要小题大做，夸大它、曲解它都是错误的。无疑，这种理解上的和实践上的差别，也可能发展，也可能不发展，因此研究者须要注意的是不要用后来发展的结果概括和取代它初期的差别，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甚至根本的不同。

阐于这一事情和现象，革命老前辈邓力群作了实事求是的陈述：

那个时候的党中央，那个时候的高级干部，都有个共同的认识，我们取得全国政权以后，要按照共同纲领来进行全面工作。对于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那时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甚至决定在共同纲领里“社会主义”四个字都不写。参加起草共同纲领的同志，都同意按照共同纲领的要求来进行经济恢复、进行经济建设。意见都是一致的，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按照共同纲领搞一段以后，看情况的发展再说。在这种情况下，1951年刘少奇同志写了一句“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并不奇怪。共同纲领的起草，共同纲领的执行，党中央是一致的。在一致的基础上，刘少奇此时讲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没什么出格的。

1952年10月，刘少奇代表中央组织代表团去参加苏共的19次代表大会，他作为代表团的团长，临行前毛主席委托他代表中央也是代表他自己向斯大林说明，我们党根据新的情况，准备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在莫斯科期间，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认真负责地完成了这个委托。这个长信，只一头一尾没有，其余部分在薄一波的上卷回忆思考里都选录了。这说明什么呢?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刘少奇在1951年确实提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可是等到中央、毛主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他和大家一起酝酿，一起讨论，意见完全一致，而且在接受毛主席的委托时尽心尽意。斯大林看了信后，同意我们党的考虑，认为这样做合适。[46]

正是由于这样，1954年少奇同志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讲了这样的话：

由于解放后的人民在劳动战线土表现出惊人的热情和创造能力，加上我们的伟大盟国苏联的援助，我国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所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社会主义经济在实际生活中，已经无可怀疑地证明了它比资本主义经济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它已日益壮大，并且日益巩固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我们的国家关于社会主义事业所采取的具体步骤和具体措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从1953年起，我国已经按照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实行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已经获得了成就。

我国近代历史中，人们曾经长期争论过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的出路是什么，是资本主义呢，还是社会主义?对于这一个问题，五年以来我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已经作了生动的解答。五年以来的生活充分证明，由目前复杂的经济结构的社会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社会，即由目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应当走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我国是否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可走呢?或许有人想到一条维持现状的道路，即既不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也不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将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维持下去。大家知道，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有一些人希望永远保存这种状态，最好不要改变。他们说：有了共同纲领就够了，何必还要宪法呢?最近几年，我们还常常听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样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就是反映了维持现状的思想。这究竟是否可能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面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要它不变，就是要使事物停止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此路不通。所以我国只有社会主义这条惟一的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工人阶级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标志着我们国家的根本性质。这就表明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国家。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国家。[47]

少奇同志讲得多么坦然啊!这里绝没有什么欲与毛泽东思想一争高下的“刘少奇治国，建国路线”。任何企图利用少奇同志的言论，歪曲历史，大做什么“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文章，都是自欺欺人，枉费心机。

五

编造“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用来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产生了这样几种错误观点，进而企图整个地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唯意志论”。这种论点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是毛泽东个人的事情，硬是把一场改变我国面貌的社会革命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的独断专行和主观意志，从而否认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历史结果，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合理性。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不是哪一个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更不是哪一个人哪一天下个命令，第二天社会主义就搞成了。在我国之所以搞起了社会主义，是因为有那个客观需要，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民群来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任何人拦也拦不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奋斗历程，根本就不存在哪个人的主观意志的问题。

二，“人为加速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太快，是不正常的，硬说这是毛泽东个人作用的结果。那么什么速度合适呢?一些学者认为是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设想的18年，用“18年”这个时间表来剪裁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于是“18年”成了判断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正确与否的标准；至于为什么“18年”是正确的，不是“18年”就是错误的，持“人为加速论”的学者从没有解释过。在速度问题上，把一种设想的大概的时间表当作判断历史进程正确与否的标准，不是“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是“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48]反映出这些论者的思想是多么严重地背离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社会发展的速度即历史进程本身是不存在正确与否的问题。一段历史的进程或快或慢，为什么是这种样子而不是别的什么样子。只有从各种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相互较量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况且，人世间的事情又有哪个不是人为的呢?不去主动地改造社会，不要说社会主义改造。任何社会变革都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三，“翻版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方面不同于苏联，在城市方面成功地实施了马克思曾经设想的赎买资产阶级的政策；在农业方面克服了先有机械化才能搞合作化的思维屏障，经过了互助组、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和土地公有的高级社等步骤，彻底铲除了存在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创造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组织形式，打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道路。关于中苏两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若干不同方面，毛泽东做过明确解说，“我们的农业集体化经过几个步骤，跟他们不同；我们对待资本家的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的市场物价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处理农业、轻工业同重工业的关系，跟他们不同；我们军队里头的制度和党里头的制度也跟他们不同”。[49]可是一些学者就是视而不见，硬说我国的农业合作化是30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翻版，试图通过全盘否定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来影射，直至否定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和整个社会主义改造。

四，“剥夺农民论”。是农业合作化实现的土地公有制，消除了我国农村几千年来土地私有制造成的阶级剥削，从而使全体农民一劳永逸地成为土地的主人，成为国家的主人。我国全体农民几十年来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承担了巨大的人力、物资和资金，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但是一些学者却把以实现土地公有制为主要任务的农业合作化和全体农民为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歪曲并诬蔑为是对农民的剥夺。其中，把1953年梁漱溟与周恩来、毛泽东的一次争论，[50]视为一桩须重新评价的“历史公案”；他们吹捧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依靠军阀地主阶级搞的短命的“乡村建设”，极力回避梁漱溟搞“乡村建设”的宗旨是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回避其受到当地贫苦农民反对和彻底失败的历史事实，误导读者以为梁漱溟搞的“农村建设”是中国农村的出路，以此影射、贬低，直至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

五，“超越生产力论”。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新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远没有达到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的程度，搞社会主义改造是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一理论观点的实质和特点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用被他们歪曲了的抽象的空洞的生产力概念讽刺、挖苦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视而不见社会主义改造在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方面发挥出的巨大作用，视而不见我国在短短的20几年里就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样巨大的成就。那么什么样的生产力，或者说生产力发展到什么水平才能搞社会主义呢?他们远远地回避这个问题。其实，这种自欺欺人的观点不过是重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否定十月革命的老调，没有任何新东西。马克思的生产力学说指明，“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51]无疑，革命本身——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革命阶级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社会生产力。用“生产力”概念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毫无共同之处，反而暴露出这些“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52]编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距离马克思主义是多么的遥远。

六，“超阶段论”，这是“超越生产力论”观点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个实际上没有发生过因而也不可能得到回答的问题，即把“新民主主义社会”搞得时间长一些，中国的发展“可能”更好。在这个伪问题、假问题下，企图从主观编造的“可能”这一虚假的逻辑出发，演绎出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现实结论，硬说我国过早地搞了社会主义，超越了“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超越了生产力的一个发展阶段，或明或暗地要求恢复“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论调，与公开要求我国退回去补资本主义课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

这几种观点互为补充，共同的结论都是一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糟了，应当退回去。 20多年来，理论界不绝于耳的批判和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声音，就是这么来的。问题的实质，就是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我们看来，上述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恰恰是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生动实践，表现了最鲜活、最深刻、最浓郁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色，是毛泽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果。

这些思想理论上的分歧，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观点。特别是如何正确认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和理论思想中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揭示出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种现象，“由于无产阶级在为摧毁旧社会而斗争的时期还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活动，因此自己的运动还采取多少同旧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所以，在这一斗争时期，无产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最终的组织，为了解放自己，它还要使用一些在它获得解放以后将会放弃的手段。”[53]列宁把握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深刻剖析了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指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之后，“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俄国社会发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告诫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实践和理论上清醒地认识到“这两种思想之间横着一条鸿沟”，“应该懂得和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完全和彻底决裂的必然性和绝对的必要性”。[54]马克思、列宁的这一理论思想，照射出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实质。这也是为什么当历史的发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当社会主义革命到来的时候，进行的时候，曾是革命同路人的某些社会民主主义者或早或晚地要停止前进的步伐，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分道扬镳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定会发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争论，就是上述“彻底决裂”、“分道扬镳”的思想表现和理论斗争。

毛泽东真正领会和把握了马克思、列宁的这一理论思想和革命经验，科学地制定了中国革命“上篇”和“下篇”的战略策略，[55]要求全党不仅在思想上，更要在行动上把握住“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56]所以当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一经产生，就坚决地从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切入点和结合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一个生长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实际表现和伟大成果。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什么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这样一个光辉的典型!

通过《炎黄春秋》杂志最近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讲话，通过这些论者明确的语言及其所想所为，在思想上和实践上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实质和目的十分清晰地展现了出来，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创造和长期坚持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毫无关系，是性质根本不同和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但是这些论者却非要掩饰这点，非要把他们编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毛泽东的名字联在一起，说成是毛泽东的，这就不折不扣地表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他们伪造出来强加给毛泽东的，因而是一个欺骗读者和世人的谎言。

备注：

[1]姚监复：《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炎黄春秋》2008年第二期。

[2]辛子陵：《政治改革的突破口》，《炎黄春秋》2008年第五期。

[3]姚监复：《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炎黄春秋》2008年第二期。

[4]《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5页。

[5]姚监复：《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炎黄春秋》2008年第二期。

[6]《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1页。

[7]《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47页。

[8]《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页。

[9]《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 15页。

[10]《论反对日本帝固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送集》第一卷，第160页。

[11]《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稿》，《毛泽东送集》第一卷，第259页。

[12]《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6页。

[13]《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9页。[14]《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30—333页。

[15]《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6，685页。

[16]《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3、130页．

[17](切实执行+大政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杜1996年，第70`71页。

[18](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1页。

[19](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7页。

[20](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3~1]4页

[21](1848年至]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恳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2页

[22](共产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68页。

[23]《“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2页。

[24]《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25](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26]《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13页

[27]《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1页

[28]《阐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9页。

[29]《续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13页

[30]《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15页。

[31]邓力群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1958年11月——196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30页。这部文集由邓力群同志编辑整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于1998年以(国史研究学习资料，清样本)的形式，分上下两册，分平装和精装两种形式，印了几千套，分送给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地区高校和理论研究部门的干部、教师和研究人员，其它省市自治区亦有赠送——作者注。

[32]《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2页。

[33]《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6页。

[34]《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429页。

[35]《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44页。

[36]《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17页。

[37邓力群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1958年11月一1960年2月)》，第257页。

[38]《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27~1437页。

[39]《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5页。

[40]邓力群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1958年11月一1960年2月)》，第157页。

[41]《阐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14页。

[42]《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页。

[43]《Cant反对康德，或伯恩施坦先生的精神遗嘱》，《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二卷，三联书店1962年，第420页。

[44]《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8页。

[45]《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8~149页。

[46]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一)》，参见乌有之乡网站http://www.wyzxwyzx.com/shudian/ShowArticle.asp?ArticleID=5644。

[47]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l一147页

[48]《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65页.

[49]《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0页。

[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26页；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74页。

[51]《哲学的贫困(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94页。

[52]《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1页。

[53]《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91页。

[54]《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6页’

[55]《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6页。

[56]《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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