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识君：蓝田县社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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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田县社教运动


文革前，我有幸参加了陕西省最后一次社教----蓝田县社教运动。

根据陕西省委部署，1966年上半年，要在蓝田县农村进行大“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3月，省委组织1.5万名社教大军，其中，抽调军队系统干部8752人，中央文化部干部423人，西北局、省直机关干部918人，县区干部3223人，西安大专院校师生和剧团演员1676人，共计14992人的社教大军。

社教大军进驻前，省委在西安小寨组织各工作队领导和队员为期一月的学习培训。首先，学习领会中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件，主要是《二十三条》；第二，重点学习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社教经验---桃园经验；第三，学习不久前陕西省在长安县进行的社教经验。

先说长安县的社教经验，摘其要点有：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对所谓“四不清”干部造成“大兵压境、兵临城下”态势，不交代问题休想过关；对大部分人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对所谓“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分子，大张旗鼓地进行批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要狠批硬斗，甚至不惜动手打耳光、碰头。清经济的口号：深挖“四不清”的“千元户”、“万元户”等。

为什么要搞四清运动？根据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毛泽东认为反修防修任务迫在眉睫，必须继续革命。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则称四清运动。1964年8月，领导四清运动毛泽东退居了二线，中央决定让刘少奇挂帅，到第一线搞四清运动。

刘少奇从北到南，调查研究，指导全国的四清运动。他亲自派夫人王光美到唐山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搞四清。王光美不负众望，搞了个“桃园经验”，中央认可，全国推广。什么是“桃园经验”呢？简单说，像搞土改时那样，先搞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发展依靠对象，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向“四不清”干部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再集中社员和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教育——诉苦，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社队领导班子的组织建设。

1964年底，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于四清运动的性质等问题，发生了分歧。刘少奇认为四清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和党外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交叉。毛泽东则认为，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农村中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是夺权问题，是防止中国和平演变出修正主义的大问题。

1965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观点针锋相对，双方博弈的结果，产生了《二十三条》。《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此，“四清”运动转入了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大“四清”运动。

蓝田县的社教运动是最后的一次。我参加的社教工作队，由三个单位----北京总参谋部、蒲城县和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抽调的社教队员组成，进驻蓝田县的焦岱镇公社，负责该镇和公社的四清运动。

进驻时间是4月22日。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副院长胡琨挂帅参加焦岱镇的社教运动。胡琨，湖北人，是一位50余岁的老处女，其资历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

开始，我被分配在梁家砭生产队的工作组。工作队员由六人组成：组长由蒲城县的沈淼申同志担任，副组长由总参谋部的王科长担任；队员有四人，总参谋部2人，蒲城县1人，我代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被指定为会议记录员。

我们梁家砭工作队员没有住在农民家里，而是利用轮流到贫下中农家里吃饭的机会，访贫问苦、扎根串联。

运动开始了两个多月左右，公社运动指挥部要求各生产队简报运动进展情况。我是会议记录员，组长让我执笔，写一个书面汇报材料。材料写好后，经组长、副组长审阅，修改后，向指挥部上报了一份报告。报告内容无非是对运动以来的工作情况，分门别类的做了简述，最后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打算和安排。未曾想，公社运动指挥部对我们上报的材料非常感兴趣，认为写的简单明了，既不累赘冗长，又不枯燥无味，有血有肉。胡琨问是谁写的，她听说是我们学院学生写的，她说，镇上的运动对敌斗争形势严峻复杂，人手不够，需要一个人整理材料，于是，她建议把我从生产队抽调到镇工作队工作。

镇工作队员住在镇机关大院，有食堂，有宿舍，不用说，比生产队的条件好多了。

有一次，指挥部派我和一位蒲城县的男队员去河南出差，任务是调查落实镇上一个妇女的历史。这位被查妇女，解放前在西安市民乐园，据说当过妓女；解放后，她来到了蓝田县焦岱镇。这次四清运动有群众反映，公社干部和她有染。如果她是妓女，就是美女蛇---糖衣炮弹腐蚀干部的典型案例。为此，指挥部派我们二人到她原籍河南济源县，落实这段历史情况。

济源县在黄河以北，从洛阳过黄河才能到济源。8月中旬，我们自西安乘火车到洛阳，下火车后马不停蹄坐汽车，上午11点钟左右我们赶到黄河南岸，准备坐小舢板横渡黄河，再继续坐汽车到济源县城。

我站在黄河岸边，极目望去，黄河似穹隆西天之水落九州，一泻千里，汹涌奔腾而来！啊！黄河，祖国的母亲河！

听啊！黄河之水，时而咆哮，时而高中低音多部轮唱。黄河，祖国的母亲河，你从青藏高原巴彦克拉山脉的卡日曲发源，一路孕育着5400公里的炎黄子孙，又一路咆哮前进，目标明确，宁折也永不回头，奔向东营大海，汇入太平洋！

在这里，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看到黄河岸边拉船的纤夫，其情景，我误以为是奴隶拉犁。他们个个身体晒得黝黑，形销骨立，瘦骨嶙峋，脖子上搭一条毛巾；男船夫身上一丝不挂，一面拉着大绳，一面“嗨幺”的使劲往前拉，每一个纤夫像牛一样匍匐吃力地拉着渡船前进；船夫中还夹杂着一两个女纤夫。我震惊，我慨叹，难道这是原生态的黄河儿女吗？

我看着身体黝黑、男女共拉一船的纤夫，听着纤夫哼着浑厚吆喝之歌，回响大地。震撼！我像到了长江旅游景点看到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我们上了一位老艄公的小舢板船。小船上只坐我们俩人，我坐在小船的尾部，两手把着船帮。老艄公选择了大约45度的摆渡方向，抛了锚，摇起船桨前行。8月份的黄河，雨季尚未到来，但是，黄河之水依然咆哮，起伏跌宕。小舢舨似一片叶舟，时而向上，时而钻下。叶舟向上的时候，浪水扑打着船尾，我的屁股被黄河水全打湿；当它向下的时候，我的屁股几乎要脱离船帮，两手紧紧抓住船帮不放。这一上一下，我居然不知道害怕，无比的刺激，精神亢奋，颇感惬意。我喜欢颠簸的旅程，平常做汽车，我最喜欢坐在后排座位上，因为后排颠簸起伏，动感大，感觉更舒服。

约莫半个时辰，小船乘风破浪地划到了对岸。

我们换乘汽车到济源县城。汽车一直向北行驶，一路盘旋，几个小时后终于到了“愚公故里，济水之源”。济源县城不大，城区呈规则的井字形道路，街道还保留着原来的石头路面，比较干净卫生。我们住在济源县人民政府招待所，出差人员和县政府工作人员在同一个食堂排队吃饭。

第二天一早，我们到了被调查对象的家里。她的父亲正好在家，身体健康。我们想通过他了解其女儿解放前在西安民乐园的那段历史。当我们提起西安民乐园的时候，她父亲眼珠一转，非常警觉。或许，每一次政治运动，类似的调查，我们不会是首次。

当我们问他女儿在民乐园情况的时候，他天南海北滔滔不绝地说，但都是所问非所答，毫不沾边。我们把问题挑明，他要么装傻，要么说不知道。我们再三启发他仔细回忆，他就不答正题，和我们兜圈子。我看不惯他的狡猾，实在忍无可忍，脱口质问他：“你这也不知，那也不清楚，你姑娘是不是你生的？”这一问不打紧，可把他惹火了，他抓着时机，气势汹汹地站起来反问我：“难道是你生的不成？”我一看，坏菜了，捅娄子了，急忙解释，他不仅没有消气，反而不听了，拒不配合，起身要走。突如其来的尴尬局面，幸好在场的蒲城队员打圆场，好言相劝，才算把他留住了。但是，最终我们并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

俗话说，三思而后行，应是座右铭。这一尴尬教训，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下午回到济源县招待所，准备第二天打道回府。晚上无事，在招待所院子里乘凉，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正好，广播里直播副统帅林彪，拖个长腔讲话。原来，这天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天兵小将——北京红卫兵。

如果从《五•一六》通知和6月5日聂元梓“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算起，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三个多月了，我们却在蓝田县搞社教，与外界隔绝，消息封锁，一点不知情。

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走在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大道上，风起云涌、层出不穷的阶级斗争，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政治运动何时休？我们尚在进行时的蓝田县社教运动，还能收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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