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南（青近军） 读《吴德：风雨十年纪事》之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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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吴德：风雨十年纪事》之笔记
　　
　　青近军
　　
　　文革之始的1966年夏，吴德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调北京，先后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主任职，中共“十大”后进入了政治局，十年风雨都在北京，由此，见证或参入了那些年的许多历史大事。去世前，他口述了那十年中的一些史实，成书《吴德：风雨十年纪事》，书中，有不少新史料，很值得一读。
　　（《吴德：风雨十年纪事》，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年1月 第一版。）
　　
　　（一）关于（北京）大兴、昌平发生的屠杀事件
　　
　　大兴、昌平发生了乱打乱斗，一夜之间打死了几十个人。先是大兴的哪个公社我记不住了。听说以后，我们立即派人去制止，结果，派去的人进不了村子，村子边都站了岗，不让进，就象（后来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一样。我们说市里派人去不行，让卫戌区派人去。被派去的是卫戌区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和市委秘书长马力。
　　
　　村子里的人看到解放军来了，就让进去了。他们进去后，就做工作。见情况很惨，小孩都遭毒手，村子里的人就是用锄头、镐把等东西武斗。调查后知道，村子里的党支部书记为了避免斗争他，就反过来斗地（主）富（农），群众一起来，就打死人了。接着，昌平也出现了打死人的事情，我们也是马上派人去制止了。
　　后来，形势稳定以后，我们把两个村子的支部书记都抓起来了。
　　
　　（P 38）
　　
　　（二）关于抓“五一六”的起源与终结
　　
　　1968年的时侯，具体的月份记我不清了，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派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告市里谢富治的状（谢当时兼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她说谢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团”是反周总理的，是反周保谢的，海军宣传队进驻外国语学院后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团”一边。
　　
　　章含之教毛主席读过英语。毛主席当时对她的信作了批示。批示大意是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说要市委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要周总理出面去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毛主席还说：“五一六”从极左跳到极右。
　　
　　以后又有一次，汪东兴找我去阅看毛主席对市里有关北师大的一个报告上的批示。毛主席的批示又批评北京市，说就是不抓“五一六”。在北京市报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的地方，毛主席的旁批写道：这就好了。
　　
　　这一来，谢富治很紧张。
　　这以后，江青、谢富治开了市革委各部门的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分子。
　　
　　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
　　
　　在北京是有过反周总理的“五一六”造反兵团，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奇（旗）为首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6月2日，张建奇（旗）就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提出23个问题责问周总理，大字报贴在了许多地方。紧接着，大概是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的头头刘令楷与张建奇（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筹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但到底有没有一个经过填表的严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这却是清查过程中发生的疑案，恐怕是逼供信的产物。
　　什么是“五一六”分子？好象是以反周总理为标志，实际上包括了“揪军内一小撮”等问题在内，也就是所谓“三指向”者（运动中矛头曾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解放军、革命委员会的人）。摊着一项，就都是以“五一六分子”论了。
　　“五一六”定性的扩大，使“五一六”问题大无边际，成为了全国性问题。
　　“五一六”问题愈是严重扩大，所谓“五一六”反革命组织问题就愈是被搞得玄而又玄。
　　
　　1970年3月27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要求进行清查和重点揭露它的骨干人子幕后操纵者。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指定我任抓“五一六”的办公小组组长，公安部的李震任副组长。
　　我们开了若干次小会，也没发现有什么登记表和组织情况等线索。
　　
　　我们清查“五一六”中间，还搞了“一打三反”。
　　这中间有人写匿名信给毛主席，告状说我打击了造反派，要复辟。毛主席把信转给了我，毛主席在信上用红铅笔批示：“五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有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
　　
　　我们商量说：抓“五一六”扩大化了，我们只好认这个帐。现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实政策，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给他们去掉。
　　
　　抓“五一六”，毛主席讲是极少数，“王、关、戚”已经抓起来了。但一开始可不是那样，章含之的信毛主席批了，北师大的报告毛主席也批了，江青和谢富治出面召集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北京市抓了一下，就是批极左40天。毛主席一批就没有“五一六”了。
　　
　　（P67—79）
　　
　　（三）毛泽东对林彪问题的一个考虑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的1971年10月8日。
　　毛主席接见（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我和肖劲光提前到达接见地等侯，外宾来之前，我们进去见了毛主席，发现他老人家满脸倦容。毛主席缓慢地说：治病救人嘛，有病也不让治。他说原准备在三中全会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安排林彪的工作的。毛主席还说：高岗不自杀，也准备安排他的工作。
　　显然，关于林彪的事情，他到这时还没有撇下，甚至还困扰着他。
　　
　　（P149）
　　
　　（四）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主席逝世了。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捡查。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打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华国锋到李先念的家，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侯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就匆匆离去。
　　从这里看出，华国锋与李先念谈话之前，叶帅可能与华国锋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在治丧期间，我记得大约是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当时，华国锋对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我想当时华国锋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粹“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我表态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吴当时是政治局侯补委员，没有表决权。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我说：当然知道。。。。。。（指赫鲁晓夫如何利用中央全会的多数，而推翻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中央常委）委员将其部长会议主席撤职的决定，反而将马林科夫等打成了反党集团之事）
　　
　　随后，我们分析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五点，认识一致了。
　　
　　据我所知，纪登奎不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
　　有人说，抓“四人帮”是叶剑英给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戌区直接下达的命令。这是没有的。我是卫戌区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 。
　　
　　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时均为北京市委书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
　　
　　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
　　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与杨成武谈事。杨走后，我向他说明了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要陈锡联安排卫戌区部队交吴德指挥的问题），陈说他已知道，随即就打电话向吴忠（北京卫戌区司令）交待：卫戌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
　　
　　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捡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的问题。下午五点多，我回家了。可是刚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过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
　　
　　我们商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与卫戌区吴忠负责；
　　三、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戌区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戌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10月6日，我与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常务书记丁国钰、卫戌区司令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九点钟，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
　　
　　当晚 10 点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地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是选取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二是讨论通过中央16号文件，即向全党全军全国通报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与推选了华国锋为中央主席的决定。
　　
　　（P236）（P237）（P239）（P241）（P242）（P247—P250）
　　
　　（五）文革中北京的工农业生产情况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工业方面除了1967年、1968年这两年是下降的外，其他各年大致都呈上升趋势。农业方面除1969年的产值有所下降，但产量并不比1967年低，总的看也是呈上升趋势。因为农业上主要是天时影响，所以象1972年的大旱中，其产量和产值都比1971年下降。我们可以从下列数字得出比较：
　　
　　工业总产值：
　　1966年 71·5 （亿元）
　　1967年 64
　　1968年 68
　　1969年 97
　　1970年 129
　　（以上按 1957 年不变价格计算）
　　
　　（以下按 1970 年不变价格计算）
　　1971年 157
　　1972年 116
　　1973年 125
　　1974年 136·7
　　1975年 148·7
　　1976年 156·4
　　
　　农业总产值：
　　1966年 4·9 （亿元） 119 （万吨）产量
　　1967年 5 113·4
　　1968年 4·9 127·3
　　1969年 4·5 115·9
　　1970年 5·3 140 ·8
　　 （以上按 1957 年不变价格计算）
　　
　　 （以下按 1970 年不变价格计算）
　　1971年 7·5 142 （万吨）产量
　　1972年 7·2 117
　　1973年 8 153
　　1974年 8·7 170
　　1975年 9·2 183·8
　　1976年 9 170·3
　　（P262——P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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