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少鹏：为什么中国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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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还是要讲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为什么中国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

宋少鹏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

观察者按：今年春节，女权风暴比往年要大一点。女权工作者认为女性在一台全国性娱（zheng）乐（zhi）节目中受到了莫大的歧视。讨论激烈，只是满眼望去，不是一方义正言辞的指责，就是诸如“有歧视！没歧视！有歧视！没歧视”一般的纠缠。到底有没有歧视，所谓歧视从何而来，中国的女权工作如何开展，市面上流行的女权主义对中国的妇女解放到底有多少价值？现在，这个风暴只在小圈子里还剩下尾声。三八妇女节前夕，我们将推出系列文章，希望开启新的思考。】

在当下中国，重新讨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任务，即女权主义如何应对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中国自从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国社会从国家社会主义转向了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个人自由增加、选择增多的同时，绝大多数妇女包括城乡中产阶级、劳动阶级妇女，发现生活并没有变得容易。生活压力变大，整体社会氛围对于妇女并不友好：从日常生活里的黄色笑话、媒体公开地蔑视妇女，到就业歧视、职场性骚扰；从家庭暴力到性强暴，似乎变得更不安全。社会各个领域充斥着男性荷尔蒙的气息，甚至相当一部人认为相比于毛泽东时代，中国妇女的地位下降了。妇女面对各种新的问题和经历的各种伤害，中国的女权主义需要找到新的理论工具和批判武器来解释这些旧的或是新的压迫形式，并提出新社会的合理想象，寻找可能的反抗模式，推动社会向对妇女友好的方向发展。所谓需要新的理论工具，是因为笔者认为目前流行的社会性别理论并不能很好地回应新自由主义的挑战。社会性别理论传入中国和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时间上有着奇妙地巧合。只是历史的偶然，还是两者有着某种契合？

本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及表现形式以及给妇女带来的伤害。换言之，目前中国妇女的不利处境能否归因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第二部分，分析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特点，分析社会性别理论和实践为什么不能很好地回应新自由主义的挑战，甚至无意中可能被新自由主义收编，服务于新自由主义的需要。第三部分，从妇女解放的角度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遗产？第四部分，讨论社会主义女权的未来图景。面对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挑战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包袱，女权主义的批评该从哪里出发？能否想象一种“基于社区的社会主义女权运动”的可能性？通过回归真正的社会主义——基于个人自由和平等参与的社区民主和社区自治，以公民精神和共同体意识——来抵抗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对社会的破坏和侵蚀。

一、新自由主义在中国

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首先澄清本文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新自由主义有几个关键特征：第一，国家与市场的结盟。尽管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表现为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回归”，在历史时间和实践上，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对凯恩斯主义危机的回应上，尽管批评凯恩斯主义式的国家干预，但是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完全放弃“国家之手”。[1]汪晖认为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基本表现为：在稳定条件下要求激进化放权让利的过程；在动荡的条件下要求国家保护市场；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要求国家全面退出。第二，国家减少福利供给。国家从对公民全面照料的个人福利供给中撤退，把许多以前由国家承担的责任推给个人。西方国家表现为从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中后撤；中国表现为对单位福利制度的抛弃。第三，市场原则支配所有的社会关系。社会成为一个市场社会，市场并非服务于人、嵌入于社会之中，而成为支配社会的基本原则。第四，意识形态构成中的多样性。市场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以及新权威主义等几方面的思潮共同构成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中国的激进市场化提供正当性辩护。[2]比如，崇尚个人责任的自由主义观念与强调家庭责任家庭美德的文化保守主义共同服务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儒学复兴得到了国家权威的支持，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竞争格局中，对外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对内表现为对家庭传统伦理的国家表彰。

（一）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及表现形式

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把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视为“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并指出了一个奇妙的历史结合点：中国经济改革的时间恰好与英美发生新自由主义转向的时间是一致的，并把这种一致视为“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巧合”（a conjunctural accident of world-historical significance）。[3]在国内，汪晖分析了新自由主义体制在中国兴起的特定历史时机。在时间点上，汪晖把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开始的时间定位在90年代，他认为80年代的改革，特别是前半叶的农村改革基本上仍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遵循平等主义原则。激进市场化政策能在90年代初期推行，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促成的：第一，1989年的社会运动——针对80年代后期城市改革中的利益分配不公而兴起的反向社会保护运动——的失败，“国家以暴力形式解除了社会动员的压力”，消解掉了激进市场化改革的反抗力量。第二，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对市场化进程的快速推动；第三，1989年之后，国家实行分权让利机制，使地方（包括部门利益集团）与中央通过市场过程达成了更为广泛的联盟。[4]

下文的历史探究也将证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体制应是建立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此后，推出的一系列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市场化政策，使社会结构发生了彻底转变。

90年代以来，中国激进的市场化改革表现为两种私化，一种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另一种是家庭的私人化。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已有很多批判，但是，家庭的私人化却鲜有批判。家庭的私人化是指与再生产有关的劳动——特别是生育、养育、照料等工作——被视为家庭私人的事情。单位制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型是通过所有制改造和生产关系的重构实现的。所有制改造是把国家资产通过股份制的方式私有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工人与企业之间关系的重构。90年代所谓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主要是通过“劳动力优化组合”（减员增效）和剥离“企业办社会”这两种主要措施完成的。“劳动力优化组合”以个人素质和能力问题首先组合掉女工；“企业不能办社会”把与人的再生产密切相关的职责从企业中剥离。这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就是把再生产职能从企业/国家推向家庭/个人。“企业不能办社会”与“劳动力的优化结合”是内在一致的组合拳，出拳打击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女工。因为妇女被视为养儿育女和照料责任的天然承担者，同时这份责任成为女工劳动效率低下、在优化组合中被“劣汰”的主要原因。

从时间上来看，“企业不再办社会”的提法是在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中共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市场体制建立的关键就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减轻企业办社会的负担”成为“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方向。“企业办社会”[5]界定为“与企业生产再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组织机构和设施，背负了产前产后服务和职工生活、福利、社会保障等社会职能”。即，企业要“剥离”一切与生产无关的职责，轻装上阵。在实施“剥离术”的初期，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薛昭在《人民日报》撰文《解决好女职工就业问题》，透露出这种“剥离术”对于女工带来的冲击，当时下岗女工占到了下岗工人的60%。薛在这篇短文中小心翼翼地提醒“在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时，对托幼院所的转制问题应持慎重态度”[6]。到1997年，全国城镇女工5600万，占职工总数的38.8%，下岗女工达284万，占国有企业女工总数的45%，[7]将近一半的女工下岗。

通过“优化组合”和“企业不再办社会”，国有企业不再承担全民职工的“人的再生产”这部分成本，同时，招收大量临时性的农民工，企业获得了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市场竞争力。最初“企业不能办社会”之义，并没有否定这部分职责应该由“社会”来承担。90年代中期以来急剧的全面市场化——教育（特别是婴幼儿养育部分）和医疗的市场化，而不是社会化（由国家通过公共服务来承担职责），把这部分职责全部推给了私人化的家庭。

2004年出版的《邓小平年谱》披露了邓小平1992年1月在南方巡视的过程中，是有意识地要把与再生产有关的责任转移给家庭的，确实参照了西方反对福利制度的新自由主义设想，并以中国的传统家庭伦理作为推行这种制度的支撑。

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欧洲搞福利社会，由国家、社会承担，现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国家承担不起，社会承担不起，问题就会越来越大。我们还要维持家庭。全国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户养活的。中国文化从孔夫子起，就提倡赡养老人。[8]

如果说，中国经济三十年高速发展来自于所谓的廉价劳动力，那么，这种廉价是以广大妇女的低廉劳动和无偿的（家务）劳动为代价的。这一切是通过公/私领域的结构性分离人为制造出来的，这种结构性调整的直接推手就是国家，并不是所谓市场的“自发秩序”产生的必然结果，也绝非市场主义者所言的人口红利，即，是因为中国劳动力充裕——自由市场原则支配下的劳动力供需关系——自然产生的。

把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在中国确立的时间定位在90年代中期，是因为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全面接受市场原则，公私领域分离的社会结构逐渐形成。与这种结构性转型相配套，素质论等强调个人能力、竞争、自利的价值观念逐步替代集体主义的互助、合作和奉献，成为霸权性的意识形态。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对妇女的伤害：分配不公和文化上的贬低

在传统父权制的性别化分工没有得到彻底改变之前，“家庭的私人化”或者说“再生产职能的私人化”，很大程度上呈现为家务劳动的女性化。家庭的私人化和公私两个领域的分离，对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女性（除极少数不需要从事家务的上层阶层女性）产生了结构性不利。绝大多数无力通过市场解决家务劳动和养育职能的家庭，只能通过夫妻之间的性别化分工或代际之间的分工来承担这部分职能。当个人或核心小家庭无法承担这部分职能时，就不得不由暂时性的扩展式家庭来分担。暂时性就是体现在等孩子上了幼儿园，老人又会离开这个家庭。城市双职工家庭往往需要请夫妻两边父母（特别是夫方的老人）来轮流照看小孩（特别是0～3岁婴幼儿）一段时间。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同样是生产/再生产、公/私领域结构性分离的表征和结果。生产流水线偏好“打工妹”是同样的原因，因为未婚农村女性到了适婚年龄就会回到农村结婚，制造出劳动力的青春轮换制，企业无需承担生育和再生产的成本，却可以得到最鲜活最驯服的劳动力。现在，企业无法再轻易获得充裕的劳动力来轮换时，像富士康之类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又盯上了“学生工”——以职业学校实习的名义，使用廉价和驯服的学生作为劳动力。资本产生这种偏好的理由实际上是一样的，不想承担再生产方面的费用。女性并不是因其生理性别，而是因其照料家庭的社会性别（当然，还有其他差异，如年龄、城乡、婚姻，甚至身体和智力上的残障等）被视为廉价劳动力。绝非是劣质劳动力，否则资本怎么会偏好她们呢？产生这种歧视的原因是遵循纯粹自由市场原则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制造出来的恶果，而不仅仅是男权文化作祟。更确切地说，是资本利用了当地社会的各种不平等结构，并把这些不平等结构编织进资本主义秩序之中。当资本偏爱临时性的农村“打工妹”时，城市里的女大学生正在遭受着就业歧视，职场里的女白领正面临着生育和职业的两难选择，农村留守妇女面临着家庭成员分离后独自承担繁重的农田生产和家庭照料责任，农村留守儿童因得不到父母的监护又无法得到国家/社会的福利支持，生存环境日益恶劣，不同社会阶层的妇女面临的实际上是同一个社会结构的压迫。

再生产职能的私人化制造出公私领域的分离，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妇女在经济上的分配不公和文化上的错误承认。女性因为临时性（可能随时需要退出劳动力市场）或不能全身心地从事工作（分心于家内责任），被视为“劣质”劳动力，被劳动力市场边缘化或排斥，直接表现为就业率和收入的下降。“劣质”劳动力的说法本身又带来了文化上对妇女的贬低和否认——妇女素质低、能力差、成功欲望低、竞争心不强，被动、不适合职场。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把对于女性负面的认知，称为错误承认。错误承认不仅是文化伤害，当“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把某人构建为相对不值得尊重的人”，那么，就建立起一种“社会从属地位的制度化关系”。[9]直白地说，错误承认会造成妇女社会地位的下降。文化上的错误承认与经济上的分配不公经常互相作用，互为因果。

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的20年，妇女在业率的明显下降，颇能说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边缘化的加剧。

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数据显示：被访者孩子由家庭承担照顾责任的占到99.99%。其中，母亲作为孩子日间主要照顾者的占63.2%，农村3～10岁的农村儿童中35.9%没上过幼儿园。城镇25～34岁有6岁以下儿童的母亲在业率为72%，比同年龄没有子女的女性低10.9%。这说明母职——再生产职能的家庭化——是造成女性在业率下降的直接原因。与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化状况相关的是女性劳动者收入的下降和两性收入差距的拉大。第三期调查显示18～64岁女性在业者的收入多为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在城乡低收入组中，城镇女性比男性高出19.6%，农村女性高出31.4%。相反，城乡高收入组中，城镇女性仅占30.9%，农村女性占24.4%。城乡在业女性的年均劳动收入仅为男性的67.3%和56%。

新自由主义的第三个恶果就是市场原则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所有关系。性和身体成为商品，可以用来交换。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利处境还呈现为女性对于自己身体和性的控制权的异化和丧失。职场上的不利地位相应地转化成职场中针对女性暴力的上升，包括职业场所中的性骚扰到性强奸。[10]资本购买劳动力的同时，资本家似乎也拥有了控制女性身体和性的特权。即使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仍是有边界的，资本可以购买劳动力，但不能购买劳动者，这是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区别。“人的自我所有”是自由主义社会最基本的原则。但是，在原教旨主义的市场原则下，认为一切都可以购买，甚至包括生命。这是不受控制的市场原则内含的暴力。不受控制的市场产生的只能是市场暴政。

肆无忌惮地消费女性和女性身体不仅是物化女性的一种表现，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和道德上贬低女性。仅举一例，最近媒体对郭晶晶的消费。郭晶晶作为中国的“跳水女皇”，荣获过多个奥运会三米跳板冠军，是数十个世界冠军得主，但是媒体津津乐道的不是她的勤奋和天赋，而是她的身体。在她的故事里，不是她勤奋的美德和辉煌的成就赢得爱情和尊重，而是她的世界冠军的商业价值和完美无缺的女性身体成为她嫁入“豪门”的资本。与此相似的是，媒体不断制造物质女孩的故事，比如，对于“宁在宝马车上哭，不在自行车上笑”的膨胀式宣传，乐此不疲地对于“小三上位”故事的挖掘，对娱乐明星与地产大鳄富豪子弟之间联姻的连篇累牍地报导。在点播率、收视率等市场刺激下，媒体似乎只是为了不断满足观众的偷窥欲望，自由主义媒体成了建构消费资本主义时代所需要的性别意识形态的同谋者。宣扬女性的物欲以及对豪门婚姻渴望的背后是对女性道德的贬低。不幸的是，普罗大众在阶级鸿沟下对富人的仇视却是通过对女性的道德否定来表达的。另一方面，消费资本主义把女性塑造成一个强大独立的消费主体的同时，又努力建构起男性是财富创造者，女性是财富消费者的图景，建立起女性对男性依附和从属的身份秩序。

综上分析，我们会发现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社会里，存在着对妇女的两种伤害：经济上的分配不公和文化上的不尊重（或者说文化上的错误承认）。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社会里，女性感觉到个人选择增多、“自由”增加的同时，却普遍感受到社会整体环境对于女性的不友好和不安全感增加的原因。艾丽斯·杨（Iris M. Young）曾经指出了压迫的五个面相：剥削、边缘化、无权、文化霸权和暴力。[11]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二十年，这五个方面的状况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增加。

二、巧合还是同谋：社会性别研究与新自由主义精神的契合

（一）历史的巧合？Gender（社会性别）理论进入中国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同步

耐人寻味的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兴起的时间与Gender（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有着另一种历史的巧合。1989年之后，中国政府为摆脱国际困境，首先是由北京市政府出面申办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却因美国的阻挠未果。1995年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召开，某种意义上是1989年之后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第一次正面握手。围绕着筹备1995年的“世妇会”，促进了中国妇女研究从研究内容到建立机构的一次“大跃进”，“世妇会”也是西方Gender理论开始大规模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契机。中国国内的一些妇女研究者自述第一次接触“Gender”（社会性别）这个词是1992年天津举办的读书班。在这个读书班上，海外中华妇女研究会的学者——在国外读书和治学的中国学者——向她们的中国同行介绍了Gender术语和海外研究成果。随着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进入中国的各类基金会在中国推进与社会性别有关的各类发展项目，包括1999年以后的近十年，福特基金会持续支持妇女 / 社会性别学科发展项目，培训和支持了高校中的一批与社会性别相关的课程、研究项目，培训了一批中青年研究者。在这十多年期间，中国国内逐渐形成了两个人群：以学术研究为主的学院派和以做项目为主的行动派。前者基本上在学术机构内，后者开始逐渐形成专业的妇女NGO组织。当然，分类只是为了分析方便，许多人和机构都兼做研究和行动两方面的工作。研究和行动的主要理论依据是Gender理论。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把纷繁复杂的（复数）的女权主义理论简约化为可操作性的Gender理论，使Gender可以穿越不同女权主义理论所依附的意识形态元理论——如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之间的分歧，而获得某种认同的基础。同时，也获得了一种清晰可辨的女权主义标准，赋予掌握Gender理论的人——被称为性别专家——某种知识权力。

在展开对性别研究理论和行动方式的分析之前，有必要指出，中国国内妇女学的发展并不是完全是从西方植入的。80年代中期，面对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妇女问题，就已形成了一支妇女研究的队伍和妇女问题的研究高潮。这是90年代社会性别研究兴起的历史基础。同时，需要厘清妇女/性别研究与女权主义批判之间的区别，不是所有的妇女/性别研究就是天然的女权主义批判，就如同以妇女为对象的研究者并不一定是女权主义者。这本身就是目前中国性别研究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妇女/性别研究学术化、专业化的同时，为表明学术的中立性和客观性，有意无意要掩遮甚至否定女权主义的色彩。研究者不愿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更愿意自称“性别专家”或“妇女/性别研究学者”。Feminism，在英文中是一个词，在中国却对应着两个词：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隐含着两种不同的立场。前者是政治性的，关键字在于“权”，是基于性别身份的权力/权利之争；后者是文化性的，关键字在“性”，强调基于性别分类的身份认同。90年代以来蓬勃兴起的妇女/性别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以妇女为对象或是呈现男女之差异的比较研究，尽管在“把妇女还给历史”、在承认政治的意义上具有正面的价值。本文是在批判理论的层面上——以指出压迫根源和以解放为己任——分析当下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

（二）性别研究的特征

面对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对于妇女的伤害，女权主义者几乎集体失语。本文所指的失语，并不是指女权主义者对社会上基于性别的不公和歧视全然沉默，而是指女权主义者没有把这种歧视和不公指向对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而更多地把抗争目标限制在个人自由和权利上，斗争目标一般只是指向国家和政策。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权主义者对于自由，特别是个人自由、主体性的信奉。新自由主义所披的“自由”外衣非常容易赢得对国家主义有着不良记忆的知识分子的同情。80年代启蒙运动中的女权主义批判所释放出来“女性意识”，可能无意中契合了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90年代运行在身份政治轨道里的社会性别研究，被消费主义吸收和利用。“女人街”——坐落在北京朝阳区，北京最富有和最洋气的地方——可能是消费资本主义利用身份政治极佳的现实佐证。

80年代，作为女权批判思想的妇女研究是新启蒙思潮的组成部分。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批判中共领导的妇女运动是运动妇女，妇女缺失主体性。所以，80年代的妇女研究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系列的分离：把“性别”从“阶级”中分离出来；把“妇女运动”从“国家”控制中分离出来；同时也反映在知识生产上把“妇女研究”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12]正是在社会批判的意义，李小江把80年代的妇女研究称为“妇女研究运动”。[13]80年代的女权批判通过解构“铁姑娘”式的妇女解放运动——以超体力生产劳动对于女性身体的伤害为经验证据——来建构“有性人”。90年代的性别研究正是在继承80年代妇女研究的解构和建构的两重遗产之后，驶入身份政治的轨道，呈现出下列特征：

第一，差异政治取代平等政治。社会主义时期的“铁姑娘”式的男女平等被认为是以男性为中心和以男人为标准的平等。80年代的妇女研究运动的拓荒者，哲学家李小江提出“有性人”[14]的概念，就是力图对80年代基于性别差异的“女性意识”和女人认同提供本体论的基础，也为妇女和妇女运动摆脱国家控制提供认识论基础。[15]但是，作为一种行动策略，在80年代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理论建构，为建立性之“别”召唤出来的“性”和对性的“自然化”却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被90年代的消费主义文化吸纳到“性化”女人和商品化“性”的轨道之中。汤尼·白露（Tani Barlow）把李小江命名为“市场女性主义”，[16]透露出李小江80年代的批判性思想与市场化改革之间的思想联系。9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社会性别研究，很大程度上延续着80年代强调两性差异的特性。比如，Gender被翻译成“社会性别”，除了突出性别的文化建构外，强调文化对于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角色期待。“社会性别主流化”作为一种行动策略，强调在一切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要有性别敏感，要衡量同一个政策对于两性的不同影响。80年代妇女研究为了建立“别”，在“性”上下工夫；90年代“性”的基础已立，在“别”字上下工夫。

第二，承认政治替代阶级政治。80年代女权批判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开出了承认的政治——承认妇女的差异性、承认妇女的主体性。妇女史和女性文学是80年代妇女研究的两大支柱学科，现在仍是研究人员最集中的学科。妇女史让妇女浮出历史地表；女性文学及文学评论——强调写作者的女性身份和以女性为中心的写作方式。两者共同的目标都是把女性建构为一个历史主体、一个身份群体。90年代，在去阶级化的时代里，差异成了身份的标识，性别政治（强调性之别）是一种要求身份承认的文化政治。阶级政治的框架下，阶级是一种权力支配关系，根源是经济依赖关系，比如，早期共产党用“家庭的奴隶”和“工钱的奴隶”来描述妇女的受压迫地位。妇女解放运动意味着要集合妇女的群体之力，参加到反抗旧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来，方能解除这种支配关系。

第三，个人主义取代集体主义。80年代启蒙思潮中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言说的单位都是个人。聚焦于身体的“有性人”也使个人主义在女权主义理论中获得了中心位置。在语词表现上，个体性的“女性”一词开始流行，相反，具有集体意象，并与婚姻家庭和国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妇女”一词遭到城市年轻一代的抛弃。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女性主义”一词开始流行起来，有取代“妇女研究”、“女权主义”之势。80年代召唤出来的个人主义、主体性成了90年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国家撤出福利供应时就是以“个人责任”为其正当性理据的。工人的下岗、农民工的低工资都是以工人个人的素质差、能力低为理由的。个人奋斗实现梦想是现代“中国梦”的核心。

第四，文化批判取代经济批判。文化批判是80年代社会思潮的主流，比如，把社会主义危机批评为封建主义。女权批判也不例外。把产生“妇女问题”的原因归于文化压迫：封建遗毒和资产阶级思想。以身份政治替代利益政治是“去阶级化”的一个直接后果，80年代妇女研究运动中把性别从阶级中剥离出来，同时也抽掉了性别里面的经济要素。当然，不能无视80年代批判的历史语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男女同工同酬并不是一个问题，对“铁姑娘”式的妇女解放方式的解构本身并不是要否定妇女在经济领域参与的必要性。没有预料到的是，文化上对性别差异的建构却服务了90年代的经济转型，并对妇女产生了结构性的不利，使妇女遭受了经济和文化上的多重不公。反过来，强调身份政治的文化批判却无力对这种结构性压迫给出有力地批判。

综上可见，80年代的妇女研究对组织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所召唤出来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意中却契合了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新资本主义精神。然而，妇女/性别研究所依据的文化批判和承认政治的武器，却无力回击新自由主义，甚至只能在接受现制度的框架下争取妇女的个人权益，这就是承认政治最大的保守性。同时，面对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消费自由，以及在消费自由中体现出来选择多样性和个人主体性，让从80年代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无法抵制这种“自由”的诱惑，从而有意无意地盲视了自由市场体制在这件“自由”外衣下对绝大多数妇女造成的伤害，以及对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妇女实现真正个人自由的限制。

以上分析了性别研究的理论特征，下面简要地分析性别研究群体的行动特征。在学院里发展出来的妇女/性别研究是以城市知识女性为社会基础，在日益学术化的同时，也呈现出精英化和职业化的倾向。特别是各类社会性别项目中，技术化的倾向日益严重。从维权到政策倡导，这种救助型的服务填补了国家从社会福利供给撤出之后的真空。妇女/性别研究成为一项有助于国家和市场维持社会秩序而需要的有效“服务”，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中受益的大垄断财团当然也乐于为这种服务买单。尽管笔者无意于全盘消解这类行动的意义，这类行动在满足妇女实用性需求方面仍有现实意义和重要作用，并可能蕴涵着反抗新自由主义的革命性潜能。但是，若缺失了批判视角的社会性别研究和行动本身，并不会天然地具有解除压迫的功能，只能发展出一种彰显身份差异的身份政治，成为一剂抚平社会痛苦的安慰剂，无助于我们发现压迫的根源和产生改变的动力。

三、历史的延续和变迁：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遗产

面对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中国国内兴起了一种重估社会主义的思潮，[17]不仅表现在知识分子讨论的左右翼之争，也反映在普通民众的心理上。一种观点从政经体制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看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种观点是从发展和效率的技术角度，认为后三十年的发展取决于前三十年的工业化积累，为“毛时代”正名。从妇女解放的角度，两个时期到底是什么关系？前文分析了9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转型对于妇女的伤害，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集体主义时期是妇女的黄金时期呢？在制度层面上，妇女大量就业进入许多以前由男性垄断的行业，托儿所等育婴设施的提供，收入分配上男女同工同酬；意识形态上肯定“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承认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参加劳动，成为生产和革命的主体，都曾经是毛泽东式妇女解放道路的核心。

所以，从妇女与劳动切入，来观察那个时期的妇女解放策略及其状况应是一个较合理的角度。金一虹对于“文革”时期女工的研究，揭示出社会主义时期同样存在性别化的行业分工和职业分工，妇女仍是作为劳动力的蓄水池而存在的。[18]高小贤对于陕西农村妇女参加棉田劳动的研究，揭示出妇女参加棉田劳动只是填补男性劳动者退出的空间，因为男性进入了更受尊重的水利建设的领域，棉田劳动才被建构为一个适合女性工作的工种。[19]贺萧（Gail Hershatter）[20]对陕西农村妇女家务劳动的研究显示出集体劳动给妇女带来集体生活的精神快乐和全新的主体意识之外，同时妇女仍要承受沉重的家务劳动负担。笔者对于集体主义时期家庭劳动的国家话语的梳理，认为国家刻意保留传统的性别化分工和妇女的家内责任，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快速工业化，国家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策略，大量的再生产责任由妇女无酬承担起来。尽管在理论上，国家承诺妇女解放的未来方向是妇女全部参加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的社会化。

另外，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能享有单位所提供的再生产福利设施的只是极小部分的城镇全民女工。1960年，女性人口数31934万人，总人数66207万人。在全民企业中就业的女工1008.7万人，占女性人口的3.16%，占总人口的1.52%。1988年，女性人口数是53141万人，总人口数是109614万人，在全民企业中就业的女性人数是3338.8万人，占所有人口数的3.05%，占女性人口数的6.2%。即使把城镇各种所有制（包括全民、集体和其他类）女职工全部算上，女职工人数是5036万人，只占女性人口的9.5%。[21]即使这些女工，单位福利也并不能全部覆盖家庭的再生产职能的需要，女工仍要承担很大部分家内责任，比如缝衣做鞋。新中国第一代工人阶级很多是从农村进入城市（招工或是军人复转），单位福利基本不能覆盖他们所承担的家庭养老责任。[22]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策略以及高速工业化带来城市公共服务的缺失、粮食和副食的供应短缺，工人家属成为可之利用的弹性劳动力，成为各工矿企业里生活服务社的临时工、工场现场里不需技术而只需体力的杂工，甚至各单位农副业生产的农业工人。[23]她们的身份是“家属工”。作为单位制度的组成部分，许多人一辈子都在其丈夫的全民单位里当临时工而没有“工人”身份。直到2011年前后，各地才把“家属工”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纳入城镇基本社会养老保障。“家属工”的身份使她们的生产劳动被看成是一种家庭副业，是妇女家庭责任的延伸。正因为集体主义时期对于妇女家内责任的刻意保留，市场化改革把再生产职责推向家庭时，并没有遭遇严重的反抗，与这一时期隐秘地性别化的发展策略密切相关。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追求以生产为中心的现代性方案。在这两个方案中，家庭劳动的功能和家务承担者的性别没有变。但是，两者组织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和结构是不同的，对待家务劳动价值以及家务劳动承担者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生产和再生产的组织方式呈现为一种公私相嵌型结构，家务劳动具有“公”的性质，国家承认为生产服务的家务劳动的贡献和作用，并进行管理，尽管家务劳动仍是无酬的。“家属”，是一个国家承认的可见的政治身份。国家曾经对家务劳动的承担者给予崇高的政治地位，承认她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给予她们国家表彰。资本主义在组织生产与再生产的方式呈现为公私分离型的二元结构，家庭被视为私人领域，家务劳动成为私人的事，家务劳动的贡献消失在公共领域的视域之外视而不见。[24]

四、超越自由主义：能否重建“基于社区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面对新自由主义，中国女权主义的失语，不得不提当前中国的特定论争语境。1997年以后，国内围绕新自由主义的争论（经常表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论争）呈现为市场与国家之争：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到底是源于国家对市场的过度参与（自由主义派）还是国家管制力量不够放任了市场（新左派中国家主义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交杂着民族主义（中西之争），[25]这场争论日益演化成对中共政权和中国模式的态度之争，不仅遮蔽和阻碍了对放任市场制度、新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而且政治上的站队也让许多曾经在80年代为批判国家主义执笔呐喊的老一辈女权主义者踟蹰犹豫，从而延迟了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这里有两个思想误区：第一，把自由市场看作专制国家的对抗物。殊不知在新自由主义机制下，自由市场恰是国家一手制造出来的。第二，认为自由市场能够捍卫个人自由，能自然产生政治民主。正如上文所分析，不受控制的市场逻辑只能带来市场暴政，最终限制绝大多数人自由的真正实现。

要解决这个思想包袱，必须认识到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并不一定是国家（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国家往往是市场的盟友），除非国家是经过广泛审慎地参与式民主，公民重新控制的国家。在西方，里根—撒切尔所支持的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不仅是对国家福利制度的改革，更是对组织化劳工运动的解体。中国亦是。“单位”的解体不只是企业制度的改革，还涉及到传统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的解体，以及社会组织的重构。只有社会的民主力量，以社会保护运动的方式才能抵抗市场的全面侵蚀。在中国，要对新自由主义展开批判，不可能返回到国家社会主义，但是，需要正视各种历史遗产和历史智慧，包括批判性清理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解放的正负面遗产。集体主义时期对于各类社区的建设以及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需要更多地挖掘和研究。单位制度不仅是生产制度，同时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妇女一直活跃在各类工人社区、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中。同时，也要批判性继承八九十年代女权批判的政治遗产。80年代妇女研究批判的目标是有组织的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国家主义，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理想。80年代开启的对国家主义的批判，在国家资本主义的今天，不仅有其意义，甚至还需继续。80年代释放出来的个人主义、激活的个体主体意识是重构今日公民社会的前提。90年代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在体制内外培育了一个个具有明确身份意识的妇女团体，包括学术组织、各类NGO妇女组织。尽管，仍需要不断地批判这场运动是城市中产阶级知识精英女性的女权运动，但是，应充分认识到这些妇女组织作为国家和市场之外有行动能力的公民社会的力量。而且，各类社会性别项目基本上都是通过组建草根妇女组织、培训当地妇女骨干的方式来推进的，客观上填补了伴随集体主义生产解体而消解掉的组织化妇女运动的真空。这一切都是未来开创“基于社区的社会主义女权运动”的社会基础。

社会主义的精髓在于“社会”。[26]对社区各种社会关系的保存是抵抗市场侵蚀的一种重要力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对妇女都是友好的，很多传统社区保存着强大的父权文化和制度设置。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命在于各类社区——不管是传统社区还是新建社区、实体社区还是虚拟社区——内部的民主。要真正实现社区民主需要保持对包括性别在内的不同群体的各类差异的敏感，而性别平等依赖于妇女对社区生活的全面平等参与。这种设想也可以理解成南茜·弗雷泽在基本政治制度层面上提出的政治代表权的问题。[27]在多元社会中，需要抵制一种一元化的一统社会的欲望。多元社会，应该包容各类社区。社区由自由平等的个人组成。个人需要社区，同时，个人有退出社区的自由，社区不应对个人产生强制性。社区，小到同学会、业主委员会，大到国家和某类全球性社区，不管是虚拟，还是实体，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加入和离开不同层次的不同社区，任何一个社区都不应成为个人唯一的社会身份，本质性规定着她/他在社会中的地位。

基于这样一种可欲的社会的想象，要在当前的妇女/性别研究基础上开出“基于社区的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实现革命性的转化，首先必须要展开对于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自我批判，要充分意识到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与新自由主义体制之间暧昧地同谋关系，在自由主义女权之外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批判。在理论层面上，要对新自由主义展开批判，必须超越文化批判的路径，重新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重视恩格斯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分析框架，同时避免经济化约论或文化化约论。女权主义政治哲学家南茜·弗雷泽提供了以平等参与为规范基础的经济（再分配）、文化（承认）、政治（代表权）的三维一体的正义框架，这个正义框架也为我们提供了三维一体的批判视角。在当下中国的历史情境，首先特别需要一种对于新自由主义体制的总体性批判。在充分重视主体性的基础下，须看到对主体产生结构性约束的宏观社会制度的压迫性。只有看到宏观社会体制的压迫，主体才能产生改变的意愿和社会动员的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非常同意南茜·弗雷泽提出用激进的改造战略替代积极性肯定行动策略（Affirmative strategy）的批判性构想。因为前者是以改变深层社会结构为目标，后者的目标只是减少不正义的各类制度，不触及产生这些制度的深层结构。[28]“基于社区的社会主义女权”的理论构想正是一种激进的改造战略，当然，这并不否定肯定性行为策略在当前女权行动中的重要性。

【注释】

[1]周穗明：《当前西方左翼的新自由主义批判》，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6期；周穗明：《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批判》，载《岭南学刊》2002年第2期。

[2]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载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和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

[3]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of Press， 2005， p. 120.

[4]同注[2]。

[5]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颁布前的半个月，《人民日报》在1993年10月31日发表了署名为“山东省‘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课题组”的调研报告《让企业轻装走向市场》，报告认为“企业办社会”已经成为影响企业走向市场的一大障碍，基本态度是“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为后来急剧的“剥离”制造舆论铺垫。

[6]薛昭：《解决好女职工就业问题》，载《人民日报》1995年6月21日。

[7]转引自石佟：《国有企业下岗女工边缘化地位研究》，载蒋永萍：《世纪之交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

[8]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版，第1338页。

[9]南茜·弗雷泽：《重新思考承认：克服文化政治中的替代和具体化》，载凯文·奥尔森（编），：《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高静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10]比如，2010年的“宋山木性侵案”中，山木教育集团前总载宋山木性侵对象是公司的女员工。参见李思磐：《山木王朝：性侵害疑云中的山木集团调查》，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5月21日。

[11]Iris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12]林春等：《试析中国女性主义流派》，载邱仁宗（编）：《女性主义哲学与公共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英文版本参见：“Women’s Studies in China，” in Alison Jaggar & Iris Marion Young （eds.）， A Companion to Feminist Philosophy， Wiley-Blackwell， 2000。

[13]刘宁、刘晓丽：《从妇女研究到性别研究：李小江教授访谈录》，载《晋江学刊》2007年第6期。

[14]李小江：《性沟》，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15]自然是第一性的，国家是第二性的，用第一性的自然可以对抗第二性的国家，就为妇女和妇女研究 / 妇女运动摆脱国家控制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16][美]汤尼·白露：《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沈齐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英文版本可参见：Tani Barlow，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n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17]尽管绝不能轻视全球知识生产格局中的西方霸权问题，但是不能以学术民族主义的心态来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遗产的问题，需超越中西之争。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上，不是“本土的”还是“本土化”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之内，而且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尽管各国历史语境不同，有不同的形成原因和表现形式。

[18]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妇女劳动》，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19]高小贤：《“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

[20]Gail Hershatter， “Making the Visible Invisible： The Fate of ‘The Private’ in Revolutionary China”，载吕芳上（编）：《无声之声（Ⅰ）：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1600-195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257～279页、第273～276页、第273页。

[21]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陕西省妇女联合会研究所（编）：《中国妇女统计资料1949-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

[22]据笔者的访谈，1957年城市人口精简时，动员工人及工人家属回乡的一个条件是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

[23]家属工的故事可参见宋少鹏：《“老会战”和大庆油田：萨尔图的故事》，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宋少鹏：《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建筑铁军里的“娘子军”》，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5期；宋少鹏：《鞍钢二薄综合厂：厂办大集体的前世今生》，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以上三篇均为《开放时代》封二、封三的“国营厂矿”系列文章。

[24]宋少鹏：《从彰显到消失：集体主义时期的家庭劳动（1949—1964）》，载《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25]中国国内的思潮论争中，曾经有“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争。“华盛顿共识”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西方模式，而“北京共识”是指有别于西方模式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在这种中西之争中遮蔽的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以及新自由主义“世界意义的联合”。

[26]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在重新构想未来社会主义的想象中强调了对“社会”的重视和回归，提出了社会的社会主义（a “social” socialism）的概念，以超越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参见埃里克·欧林·赖特：《指南针：指向社会主义的替代性选择》，闻翔译，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6期。

[27]南弗·弗雷泽：《把参与平等置于正义的优先地位》，载凯文·奥尔森（编）：《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第324～344页。

[28]南茜·弗雷泽：《从再分配到承认？——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正义难题》，载凯文·奥尔森（编）：《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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