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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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

　　 近年所谓史学碎片化的感叹，多受外国影响[1]，却也有本土的渊源。贺昌群在1934年就感慨：清末民初《国粹学报》和《中国学报》上的文章，“大多仍能巍然保持着它的价值”，不过只是一种碎片化的价值，“在一门学问或一个问题中，只见零篇断目，如三五小星在夜天闪烁”；表现出中国“整个学术的内容，步调太不整齐，缺少连锁性，很难寻出一贯的文化线索来”。这些“论文中新旧方法与观点的不同，显出绝大的矛盾”。他承认矛盾是不可免的，却仍想要“求得一个矛盾的统一”。[2]

　　 贺先生的说法有相当的代表性。寻求一种系统而贯通的解释，本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很多人努力的目标，就是想要贯通那些似乎不通的内容。因为没能做到学术步调的整齐，而反观到满眼零篇断目，这并非一两人的看法，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不过，我不认为现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呈现出“碎片化”的面貌，因为并非每一史家的每一题目都必须阐发各种宏大论述；越来越多的近代史研究涉入更具体的层面，或许是一种欣欣向荣的现象。

　　 我的基本看法，第一，史料本有断裂和片段的特性，则史学即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第二，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需要探讨的，毋宁是怎样从断裂的片段看到整体的形态和意义。这已牵涉到史学的基本面相，个人学力有限，不得不多引前贤之言，以壮声势。
　　
一、言有枝叶：历史的断裂和片段特性

　　 首先，历史上每一人和事，都有其独特性。兰克曾说：“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每个时代的价值不在于产生了什么，而在于这个时代本身及其存在。”这一见解可以推广，不仅时代，大至文化、族群、国家，小至个人和细事，都有其独立的“主体性”。梁启超后来甚至提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故史家的工作，是“专务求‘不共相’”。这个说法或许有些偏至，但不要忘记，我们的研究对象，本身也是历史的主体，他/它们的主体性，确不容忽视; 而所有的主体性都是独立的，这就奠定了往昔的独特性。

　　 这一点更因史料存留的实质而强化。我们所面对的史料，不论古代近代，不论是稀少还是众多，相对于原初状态而言，其实都只是往昔所遗存的断裂片段。就是像中国史学那样一直重视当下的记录功能，所能记下的也不过是一种人为选择的遗存; 与未被选留的部分比较，仍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言，历史的断裂和片段特性是无庸讳言的。可以说，史学从来就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

　　 从史料存留的残缺角度言，每一时代的差别，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程度不同。即使不论史料存留的片断特性，时代的断裂经常发生，也是不可否认的。

　　 尤其像近代中国这样天崩地裂式的大中断，是必须认真对待和处置的。通常一时代一社会之典范未变，则可能维持所谓“道一同风”的状态; 而“道”一旦失范，典范不能维持，就容易杂说并出，即《礼记·表记》所说的“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刘咸炘所谓“道晦而学末，学末而各道其道”，是很有分寸的概括。

　　 然而，“各道其道”，也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传统中断之后，确可能出现非复既往的散乱无序状态。常乃惪曾说: “一种文化，当其主要之一部分改变之后，纵然其他部分仍然保留，就全体的见地言，已经不与旧时相同了。”本体既失，各部分便不复能展现整体。

　　 若处于类似近代经典淡出后的语境之中，则旧事物的残存即或复出，也可能更多是一种无序的再现，带有似是而非的特点。不仅从全体着眼已不同，就部分本身言也未必同。如麦金太尔( Alasdair C. Mac Intyre) 所言: 许多关键性词汇仍被继续使用，却仅是先前概念体系的断裂残片，未必完全表现着这些术语曾有的涵义。

　　 故进一步的问题是，断裂的片段可以反映出整体吗? 假如历史是一棵树，其理想状态便是“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但这只在热带或温带的一些地区才可能始终如此，在其他很多地方，秋风扫落树上的叶片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冬天的一棵树可能叶子很少，甚至光秃秃的。

　　 我们现在见到的许多史料，既可能是往昔那兀立的秃干，也可能是折断的枯枝，更可能就是一片片散乱的落叶。惟不论干、枝、叶，都有其“独立的生命”或单独的意义。很多时候，叶片的独立意义固然不能取代它们与树干连接在一起时的意义，后者却仍可反映在飘零的落叶之中。干、枝亦然。

　　 我们现在知道，任何脱离整体的生物片断，都保留着原有的基因; 若得到很久以前的生物碎片，便可通过DNA的检测反观生物的整体。文化其实也相近。文化基因的传承能力，包括中断后的传承，是非常强的。

　　 例如，四川至少从汉代起，其文化特色以今日所谓“文学”见长，而正统的经学则相对弱（至少对经典的理解和表述，都与中原互异）。因明末的战乱，四川人口剧减至清初的不足10万户，在“湖广填四川”后更成为一个移民为主的社会。但直到清末民初，四川仍以“文学”见长；而在经学方面，也还颇显特异之处（后来公认的大师廖平，便曾被视为儒学异端）。[3]

　　 退而言之，即使是滴水可见太阳或月映万川那种间接的映照关系，在太阳和月亮从我们视野中的天空消失之后，映射过太阳的水滴和映照过月亮的万川仍存留着日月的痕迹。章太炎所谓“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4]，其实未逝，不过需要特定的观测手段和方法才可见。今人可用高倍摄影留其痕迹，而惠施所谓“飞鸟之景，未尝动也”（《庄子·天下》），也是一由影观形的侧面进入之法（详另文）。

　　 而且，传统的中断永远不是绝对的。马克思曾说，“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5]蒙思明也提出，“某事件的史料消亡”，未必意味着历史上“并无其事”，更不能以为其“对于我们当前的生活与思想就无影响”。[6]所谓传统，或许就像孔子所说的，“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同时又“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礼记·中庸》）。

　　 古人常说：盐化于水，盐已无形，而仍在水中；且每一滴水中，皆有盐在。历史亦然。它早已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招之未必来，挥之难以去；就像曾化于水的盐，不必有形，不必可见，却始终存在，且无所不在。

　　 进而言之，散碎其实有着多方面的涵义。中国固有的表述风格，提示出片段不一定就是断裂，反可能是表述者有意为之，不过点到为止，甚至故作不言之言。中国古人著述的特点，不仅长期体现着傅斯年所谓“电报语法”的特征，语尚简洁；而且有着一种学理的自觉，即承认言不尽意，却又很注重言外之意，甚至追求一种冯友兰所说的“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的表述方式。

　　 冯先生注意到，“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按道家的说法，“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古人“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皆不够明晰。然虽“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且正因昔人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7]

　　 或因此表述风格的影响，或因为时代的距离，也可能就因研究者有成心在，都可能造成今昔的不理解。故熊十力提醒我们：从表面看，“古人著书，虽无体系，而其思想囊括大宇、穷深极幽，决非零碎感想”。善学者当“由其散著之文，以会其无尽之意”。[8]

　　 其实，说古人著书无体系，多少也带有后人的“体系”观。在朱子看来，“圣人言语，皆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排得恁地齐整。今人只是心粗，不子细穷究。若子细穷究来，皆字字有着落”（《朱子语类·读书法上》）。读者一旦明白了字字的着落，“枝枝相对、叶叶相当”的整齐排列就自然显现。

　　 后人眼中的“体系”或非昔人的追求，然第一可知其决非零碎感想，第二他们还可能是有意追求一种“枝叶”式的表述。再看《汉书-艺文志》描述汉代经学的现象：“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这不就是孟子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孟子·告子》）的典型现象吗？若揆诸前引《礼记·表记》关于“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的说法，在一般以为经学确立也特别繁盛的时代，其说经方式却表现出了“天下无道”的征兆，岂不可思！

　　 若从“各道其道”的眼光看，“言有枝叶”本身固是一种典范衰落的现象，惟在典范既逝、“道术将为天下裂”之时，各种思想处于竞争中，“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却也未必不是一种有意的表述方式。传统中断之后，“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以上皆《庄子·天下》）；且很可能如熊十力所说，“下流之水，既离其源，便自成一种流，而与源异”。[9]故因传统中断而散乱无序，仅是“各道其道”的一种现象；因中断而独立，则是“各道其道”的另一种现象。

　　 就学术言，一旦下流的独立成为一种定见，便有所谓门户的确立，并会形成某种思维定见(即庄子所谓成心，或西人所说的mental set)，影响学人的眼光，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效果。廖平以为，《春秋》“三传本同，自学人不能兼通，乃闭关自固。门户既异，矛盾肇兴。”[10]按三传之同，或更多指其根源；其具体诠释，当然有同也有异。但不论同异，都不仅有中断，更可能见创新。尤其“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庄子·天下》），“枝叶”式的表述，或许即是开启一片“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机缘。③

　　 钱锺书就曾注意到，往昔“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对后人而言，往往只有一些片段思想还有价值。不过他也补充说，“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这一区分至关紧要——碎片既可能是凋零的结果，也可能是创新的起点。不能因为“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成气候”，是“孤立的、自发的偶见，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就忽视它们。“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这些“自发的孤单见解”，可能就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11]

　　 简言之，第一，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第二，有些看似散碎的片断，却可能是有意为之，要善于从散碎的表象看到其背后隐伏的体系或关联；第三，中断亦如四时，“终则有始”（《易·恒·彖辞》），方死方生，它本身可能是独立的前兆，故片断也可能是创新的机缘，甚或本是新说的起点。

　　 杨国强教授有句名言：清季士人的思绪，“化作了一地碎散的文辞，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办法串起来”。[12]我的感觉，他就像傅斯年反对“疏通”，主要是针对别人而不是说自己。[13]如果承认史学本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则其基本精神，或许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从断裂的片段看到整体的形态和意义？或者说，我们怎样使书写出来的历史并非一堆碎散的文辞，又尽可能避免让历史成为后人的系统性“代言”，而失却了本来的面目？

　　 文化DNA的检测，当然没有生物学那么直截了当，但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思路。毕竟历史文献中任何“单词片语”，都有“时代思想之背景在其后”。[14]史学不能无中生有，却可以由末见本（这是史学方法的一个要项，详另文）。要收拾一地散碎的文辞，既非不可能，也不那么简单。

二、以碎立通：收拾一地散碎的文辞

　　 假如那一地碎散的文辞原是一串或多串的钱，它们是可以重新串起来的，因为钱币是按模具人工制作的，其共性远大于其个性；但若这根本就是一地秋风扫下的落叶，离开了与树干相连的树枝，甚或被吹离了原来的树林，它们还能复原其本义么？最理想的状态，是我们能找到其原来的树，通过树枝确立落叶和树的关联。但更多时候，我们恐怕不得不面临一个无法觅得其原树的状态，或无法重建其与原树的关联。

　　 于是产生了问题：一方面，在失去了原有的穿钱绳索之后，以现代的绳索重新串起来的钱币，是否还具有接近原状的意义？或在多大程度上还能体现其原初的意义？另一方面，如果不能确立落叶与树的关联，即使我们搜集起一堆落叶，我们怎样理解特定的一片树叶或一堆树叶？怎样把它或它们置入我们希望再现的历史场景之中？

　　 进而言之，即使这一地碎散的文辞原就是一些散乱而零碎的无系统见解，他们是否有某些时空的共性，经过整合可以表现出某种未必系统却具有关联性的意义？这样的历史意义究竟类似于树叶构成的拼图，还是新绳索串起来的旧钱币？这些恐怕都是见仁见智、仍存争议的问题。

　　 非常可能的是，后人用树叶构成的拼图，更多不过反映出拼接者对树叶的认知。即使用新线绳串起了旧钱币，也很可能带有新线索的时代意识、反映出串钱者的后起立意。遑论那些原本确实散碎的零星史料。但如果把历史看作一个继续发展的进程，后人对往昔的重构，不论是否是复原或再现，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算是复原和再现，它们已然是我们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许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然而河的下游仍然流淌着上游的源头活水；且不论后之整合是复原还是再造，多少都有往昔的因子在，因而也是往昔的一种再生。

　　 引申而言，上述所谓断裂的碎片，也近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细节。史贵能见其大，而不避其细。治史以具有通识为上，而任何通识，都靠细节支撑，并须以细节约束。

　　 《管子》言，“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管子·宙合》）。故廖平以为，治学当“先急其大者，而小者自不能外。若专说细碎，必失宏纲，而小者亦不能通。”[15]另一方面，又要平等看待大与小。如张申府所说，以求真求实为目的者，“大至于仅约略可想象不可测度的全宇宙，小至于几万倍的显微镜下看清楚的微尘”，都要“一律看待”。[16]

　　 一方面，大体不存（或被修改）便可能破碎。如《汉书·艺文志》所谓“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而后世经传乖离之后，学者“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的结果，却是“破坏形体”。另一方面，细节去则同异失而关系断。

　　 吕思勉指出，“史事关系之有无，实为天下之至赜”。一些看似无可隶属的零星之事，若因修史者“见为无关系而删之，在后人或将求之而不得”。修通史者常“除去复重，然同异即在复重之中”。[17]重复除则同异失，史料之间本可显现的关系，也就切断了。

　　 在实际研究中，有时一个细节即可导致根本的转变：“小事似无关系，然大事实合小事而成。一节模糊，则全体皆误。”[18]盖“考证上的事情，往往多一条证据，少一条证据（如发现不足信的材料，抽去一条），事相即为之大变”。[19]故“考据之家，一字为宝”[20]；“一瓦一甓，大匠不弃”。[21]

　　 更重要的是，朱子已注意到，“圣人言语，皆枝枝相对、叶叶相当”；后人必仔细穷究，方“字字有着落”，而可见其整齐的排列。若心粗而不仔细穷究，即使在尊经时代，圣人言语也可能被人作“碎片化”的理解。故蒙文通要求学生“养成读书要细致的习惯”。平时读书中遇到细小问题，“莫嫌其细小”，都必须搞清楚，因为它们“常常也会给我们提出一些重要问题”。[22]

　　 微末细节的建设性意义，正在于从中可能看到与整体相关的重要问题。具体之一法，或即如蒋梦麟所说，“在整体上发现细微末节的重要性”。[23]傅斯年在讨论专史和全史的关系时强调，专史乃“全史上之一面”，做专史要记住“无以一面之故，忘却历史大轮廓上所示之意义”。[24]在此基础上，“考定一书的时代，一书的作者，一个事件之实在，一种议论的根据”，虽是具体问题，“也正是通史中的事业”。[25]

　　 细节与整体，本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朱子曾论《大学》说，“必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26]析之极其精，正为合之尽其大；若不能析之极其精，也就很难合之以尽其大了。故柳诒徵主张，“非大其心以包举万流，又细其心以厘析特质，不能为史，即亦不能读史”。[27]

　　 陈寅恪就向来注重从细节看整体，又将细节置于整体之中。这一取向在其研究中体现得极为充分。在他眼里，任何“具体之一人一事”，都始终反映着所处时代和社会文化那“抽象理想之通性”。[28]王国维治学，也是“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故“虽好从事于个别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从一问题与他问题之关系上，见出最适当之理解，绝无支离破碎、专己守残之蔽”。[29]两人的治学取向，最能体现刘咸J所所谓史学当“似个别而实一贯”的通达见解。[30]

　　 疏通知远是中国传统学术一个长期追寻的目标，而真能疏通知远者，又从不忽视具体的一人一事一物。《中庸》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最能概括这一精神。清代训诂学盛，学者知字字有用，一不可忽。考证学兴，草木虫鱼，皆可见道；也只有将其弄得清楚明白，方可见道。治学之趋向，于是大异。史学亦在此风气影响之下，细节之可贵进一步凸显，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不重要的细节。但这一取向在当年就曾引起反弹，视为支离破碎，无关大体。人民国后，考据琐碎之批评，更不绝于耳。

　　 早年也曾批评清儒的顾颉刚，后来认识到，“人的知识和心得，总是零碎的。必须把许多人的知识和心得合起来，方可认识它的全体”。学理如此，学术史上的实际历程亦然：“必有零碎材料于先，进一步加以系统之编排，然后再进一步方可作系统之整理。”如若只“要系统之知识，但不要零碎的材料，是犹欲吃饭而不欲煮米”。有些因时代风气而气魄恢宏的东西，一旦风气转变，转瞬即“烟消云散”。故“与其为虚假之伟大，不如作真实之琐碎”。[31]在此基础上，他深感“清人之学范围固小，其成就固零碎，然皆征实而不蹈虚”。且因清代考据“已遍及各个角落”，若“能集合同工，为之作系统之整理，组织其研究结果”，便易“获得全面性之结论”。[32]

　　 实际上，碎与通虽有紧张冲突的一面，却也呈现出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钱穆指出，很多人以为“考据琐碎”，其实是自己“徘徊门户之外，茫不识其会通，而讥其碎”。盖碎是通的基础，“非碎无以立通”。[33]钱基博稍后申论说，“读书欲得要领，贵乎能观其会通。然欲观其会通，必先分部互勘”，否则就可能“以笼统为会通”。[34]这是对“非碎无以立通”的最好诠释，会通自分别、比较得来，能分而后能通；细节中可以见整体，也只有从细节人手，才能认识整体。不以细节为基础，就只是笼统，不是会通。

　　 由于现存史料在本质上就是断裂而零散的，在每一“个别”之中，或不一定都能找到“共通性”；且每一细节与大局的关联程度，也可斟酌。但在一定的范围里，各细节之间往往是相互关联的，有时甚至到了相生相克的程度。重要的是，相互的关联性多少也反映着共通性。很多时候，我们不仅需要从断裂的碎片中看到整体，也只能从残存的断片中了解整体。

　　 陈寅恪早就提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史家只能“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故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35]另一方面，如他在“晋至唐史”课堂上告诉学生的，若“一幅古画已残破，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36]这样的“绘画眼光”，正体现着碎与通的辩证关联。

　　 这里最需要的，就是历史想象力。如顾颉刚后来所说，“古史本属破甑，不作假想就联系不起”。[37]张尔田也认为：“历史事实，当初如一整碗，今已打碎。欲为之补全，其有缝可合者，固无问题；但终不免有破碎无从凑泊之处，即不能不用吾人经验判断所推得者，弥补完成。”[38]两人想法相近，都想要从断片复原整体（有意思的是，通常视为守旧的张尔田主张更理性的推理，而一般以为更“科学”的顾颉刚则敢明言“假想”）。

　　 然而想象也当有限度，正因材料不全，叙述就不能不留有余地，切忌过于“系统”和“整齐”。更早提出此说的傅斯年也更有分寸，以为“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了”。[39]作为一种始终从残余断片窥测全部结构的艺术，任何历史叙述，多少都有些史家“主观的分数”在里面。也只有一面不放弃对客观的追求，同时以“多元主义”来弥补“主观主义”。[40]盖历史现象本“是极复元( heterogeneous)的物事”，如“不从小地方细细推求比论，而以一个样子定好”，则难免疏误。[41]

　　 毕竟史学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的学问，众多选项的平等（即不具排他性）存在，是治史者进行比较和做出选择的基础，也是读史者形成判断、决定取舍的基础。研究和叙述取向越“多元”，呈现出的史事越丰富，便越可能接近研究对象的“全部结构”。我们既要肯定历史的丰富性，并力图将其峰回路转的原貌呈现出来；又要充分承认史料的有限性，愿意接受不那么系统整齐的历史作品。历史本是已逝的往昔，在这方面，文物界所谓“修旧如旧”的讲究，是可以借鉴的（惟所谓“旧”，也有当世原状和存留状态的区分）。若历史的丰富一面得到凸显，则其虽不那么“整齐”，可能还更接近史事发生发展的原状。
　　
三、余论

　　 就前引贺昌群所谓“三五小星在夜天闪烁”之比喻言，星光不过是星空最显而易见者，后面还有那漫无边际的“夜天”在；没有寥阔的夜幕，也就无所谓闪烁的小星。整体从未隐去，只是所见层次有深浅之别。史学的具体问题，就如一颗颗寥落孤星，星点之光既是星与星反射彼此之光（日月亦星体），也是其自我状态的无声言说。如果我们既看到孤星的闪烁，又看到诸星之关联，复不忘其背后无尽的夜幕，则史学之具体研究，虽在细节而不废整体，且与其他细节交相辉映，乃一片广阔的天地，又何需忧虑什么碎片化？[42]

　　 且从上面的讨论看，如果史学本是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似亦不必太担心历史研究的“碎片化”。相反，比较可怕的是，即使在一些已显“琐碎”的题目中，还是常见从头到尾的空论。若习惯了蹈空之论，久假忘归，或沦入真正的历史虚无取向，即朱子所警告的“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寄怀》）。至少对史学的初人道者而言，题目不论大小，论述都宜由虚入实。把问题讲清楚了，再言能见其大不迟。

　　 在我们的学术流程中，确有一个真正导致了文科研究“碎片化”的因素，那就是很多刊物的字数限制：不少刊物都将文长限制在万字以下，甚至更少（这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欧美学术刊物文长动辄数万字，很少看到这样“少而精”的现象）。通常一个稍有意义的题目，多少总要回溯既往的研究，以将本文论题置入学术脉络之中；然后要提出自己的新见，并以史料为基础论证之；有时还需要适当的总结，或对可以继续开展的研究提出建议。试想，除极少数可遇不可求的题目外，有多少不破碎的论题能在万字以内完成这些任务？或者说，在万字以内能达成上述要求的，能够是多“大”的题目？若在这样的字数范围里讨论宏大的主题，除了定性表态，我们还能做什么？

　　 同时也要注意，前些年西方流行的“微观史”，就是通过对无名之辈的生命和观念进行细致分析来展现普通人的思想世界，其核心是以可分享的个体生活“经历”来颠覆被既存论说抽象出来的整体历史“经验”。其所针对的，正是更早那些众皆认可的宏大叙事。这些作者和作品，既是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所抨击的“碎片化”典范（尽管那些作者未必承认），也是我们不少学人赞叹、传播和临摹的榜样。

　　 我无意在这里讨论究竟什么是我们应当做的（我的基本看法，一、凡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往昔的取向，都是可以尝试的；二、史学界存在多种不同的取向、而不是一种众皆认可的取向，才是最正常也最理想的状态），我只希望那些担忧近代史研究已呈“碎片化”的学者，不妨想想自己究竟期望一种什么样的学术氛围？任何一项具体的课题，研究者都不能不对中国近代史的框架、主线、或基本倾向等有自己的认识，否则便难以推进；但我们似不必要求所有学人，特别是初人道的年轻学人，都来辩论什么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和特性。

　　 学术的整体发展正类积薪，后来者居上。李济向来主张学者思考和解决基本问题，但他也指出：“考古学上所能解决的，也并没有‘全面的’。纵然有一个像是全面的解决，也是靠着一点一滴小解决积起来的。”[43]顾颉刚也强调：“千万个小问题的解决，足以促进几个中问题的解决；千万个中问题的解决，足以促进几个大问题的解决。只要我们努力从事于小问题的研究而得其结论，则将来不怕没有一个总结论出来。”[44]

　　 “总结论”一说或隐含历史终结之嫌，但学术认识的确是层层推进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过去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中，我们史学界真正关注具体研究的时段实在不多。如徐秀丽教授所言，近年相对兴盛的“‘窄而深’的研究”，自有其特定的针对性；这是“近代史学科发展道路上的必经阶段，也是重新进行理论建构的必要前提”。[45]我的感觉，这个“必经阶段”才刚刚开始，与“必要前提”尚有不短的距离。

　　
　　 注释：

　　 [1]不过，欧洲史家对“碎片”的感觉是很不一致的，对于多斯来说，碎片化是一个负面的现象（参见[法]弗朗索瓦·多斯著，马胜利译《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对于安克施密特来说，这即使不是一个正面的追求，也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参见[荷]安克施密特著，韩震译《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223页）。

　　 [2]贺昌群：《一介对比》（1934年），《贺昌群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46页

　　 [3]参见罗志田《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6期。

　　 [4]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5]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4页。

　　 [6]蒙思明：《历史研究的对象》，《华文月刊》第1卷第6期，1942年11月，第15页。

　　 [7]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三松堂全集》第6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 -15页。

　　 [8]熊十力：《十力语要初续?仲光记语》，《熊十力全集》第5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9]熊十力：《读经示要》（1944年），《熊十力全集》第3卷，第673页。

　　 [10]廖平：《公羊验推补证凡例》，《国粹学报》第2年第7期，1906年8月，“学篇”，第6b页。

　　 [11]钱锺书：《读（拉奥孔）》，《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3-34页。

　　 [12]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44页。

　　 [13]杨教授自己的研究皆识见宏通，处处都在串起那一地碎散的文辞。关于傅斯年，参见罗志田《证与疏：傅斯年史学的两个面相》，《中国文化》2010年秋季号。

　　 [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12 -13页。

　　 [15]廖平、吴之英：《经学初程》，成都存古书局1914年版，第9b页。

　　 [16]赤（张申府）：《自由与秩序》，《每周评论》第30号，1919年7月13日，第1版。

　　 [17]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7页。

　　 [18]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吕著史学与史籍》，第63页。

　　 [19]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吕著史学与史籍》，第25页。

　　 [20]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吕著史学与史籍》，第46页。

　　 [21]钱穆：《序言》（1933年），罗根泽主编：《古史辨》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22]蒙文通：《治学杂语》，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页。

　　 [23]蒋梦辟：《西湖》，台北，中华日报社1960年版，第25页。

　　 [24]傅斯年：《中国民族革命史》，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

　　 [25]傅斯年：《中圆古代文学吏讲义·叙语》，《傅新年全集》第1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2页。

　　 [26]朱熹：《四书或问·大学》，黄坤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27]柳诒徽：《国史要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28]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1927年），《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29]梁启超：《（固学论丛·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5-1076页。

　　 [30]刘成圻：《先河录·序》（1929年），《推十书》第1册，第744页。

　　 [31]顾颉刚：《零碎资料与系统知识》，《顾颉刚全集·读书笔记》第4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01页。

　　 [32]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序》（1949年7月），《顾颉刚全集?读书笔记》第16卷，第7页。

　　 [33]钱穆：《序言》，《古史辨》第4册，第4页。

　　 [34]钱基博：《（史记）之分析与综合》（1935年），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 页。

　　 [35]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36]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3页。

　　 [37]顾颉刚：《科学思维与宗教神话之联系；向新的知识领域探索之不易》，《顾颉刚全集·读书笔记》第10卷，第184页。

　　 [38]张尔田：《与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者书六·论作史之方法与艺术》，《学衡》第7l期，1929年9月，“文苑”，第10-11页。

　　 [39]傅斯年：《评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1924年），《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10期，第223页。

　　 [40]傅斯年：《台大（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1950年），《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362-363页。

　　 [41]傅斯年：《评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10期，第223页。

　　 [42]此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果同学提示。

　　 [43]李济：《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层》（1944年），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84 页。

　　 [44]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1930年），《顾颉刚全集·古吏论文集》第1卷，第93页。

　　 [45]徐秀丽：《从引证看中国近代史研究(1998-2007)》，《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62页。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