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章选：我在北京市中学革命委员工作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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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北京市担任联络员的见闻


1966年，正当我国顺利地完成了调整经济的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际，由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全国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很快地掀起了以校长、教师为斗争对象的斗“黑帮”的浪潮，并逐渐扩展到社会上去，导致“破四旧”的乱揪斗、打、砸、抢之风在全国漫延。


同年6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同志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促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于是红卫兵在全国各地的大串联、大造反，来势迅猛，锐不可挡！


当时，我在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射击研究所工作，我和所内几位同志奉军委炮兵司令部之命，于8月抽调到北京市中学革命委员会担任联络员工作。


北京市中学革命委员会是全市830多所中等学校的组织，主任委员由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雍文涛同志担任。下设三大办公室（城区近郊、远郊、半工半读）。城区近郊办公室分管300多所中等学校，下设石景山、崇文、朝阳、西城、东城、海淀、丰台、武宣八个区办公室。我们是属于西城区办公室的炮兵片联络组。组长由炮兵司令部管理处曹处长担任，组员七人，分担民族学院附中、36女中、48中、33中、34中、铁1中、教师进修校的联络工作。这七所学校又分为三个联络组，我和一位军工厂的军代表进驻到36女中。我们的任务是：深入了解学校的运动进展情况，如实向上反映；宣传党的政策（主要是“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为16条）；给学校的群众组织当参谋。如随学生到校外参加活动、看大字报不能着军装。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先了解情况，后摆出问题；先支持革命，后提出建议。组织上对我们的要求是：生活上要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语录随身带、住处要有毛主席像和标语；学生问到自己的出身成份要如实讲，如成份不好，要申明已经背叛了；说错了话要马上检查，承认错误；遇上学生打人，不要干涉，打人前以16条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打人后，要宣传以后不要打。总之，要当好联络员必须做到：多听、多看、多想；少说、少问。在学校要依靠“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烈士子女），不要忙于接触老师，不参加学校任何群众组织。


我们每天早上学习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调查研究》和《16条》。


我去36女中担任联络员工作半个多月，了解到这所学校有学生1730人、教师113人，其中“红五类”子女700人，红卫兵243人，共青团员214人（含教师13人）。教师中党员10人，当时划为“黑帮”3人，加上非党“黑帮”11人，共14人。学校成立了革委会13名成员中，仅1名为教师，其余全系红卫兵学生。革委会下设组织组2人，负责抓活思想；宣传组3人，负责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编写壁报、简报，组织广播；材料组2人，专整“黑帮”材料；军体组3人，组织训练刺杀、急救、布置各种会场。


学校红卫兵热情高，造反劲头大。每天除了写出揭露“黑帮”和学校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外，就是召开批斗“黑帮”的群众大会，强制“黑帮”写揭发交代材料，参加体力劳动。“黑帮”份子不时还要遭受皮肉之苦，不管男女均被剪头，他们的手表被红卫兵“借用”。


学生们每天不分昼夜，去各街头参加“破四旧、抄家”活动。据我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8月份总共抄了87家，属资本家23户、地主21户、地主兼资本家5户、反革命分子10户、房产主3户、民主人士1户、高级职员9户、军阀官僚3户、自由职业2户、“反动资本家嫌疑份子”（马连良的女马平秋）1户，身份不明7户。抄出物资中，以金银、古玩、古书字画、存折、现金、玉器、相机、唱机、衣物较多。当时认为“够格”的有佛珠、日本战刀、匕首、地契、房契、国民党党徽、伪政权委任状、外币、家谱等。实际抄家数远不止这些，不少红卫兵单独外出抄家和与别的学校联合抄家的情况均未列入。当时在校生都愿外出“破四旧、抄家”，搞宣传等活动。在抄家活动中殴打“黑帮”凶狠，仅女36中，所了解到打死2人，被迫跳楼自杀1人。在学生中，“红五类（工人、农民、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烈士的子女）”与“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子女）之间的对立情绪很大，主要是勒令“黑五类”学生退出过去领取的助学金；不准他们外出串联、抄家，只能在校活动；不能免费乘坐公共汽车、电车；不能参加造反组织等。


我们每天将在校了解的情况，向联络组负责人汇报，他们再向上逐级反映，但很少听到对所反映问题的意见。这段期间，除了9月8日集体听了一次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的讲话外，其他没有任何指示精神。叶帅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要我们很好地认识、理解“文化大革命”新阶段的重要意义，明确今后任务主要抓学生的组织、纪律、政策、团结四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把他们组织起来，宣传好政策，不要打人，更不要打死人。要以解放军的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帮助他们，成立纠察队，保护好人和要害部门。要以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克服领袖欲、个人主义，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教育达到团结。联络员要当好参谋，又不能包办代替。


随着形势发展，联络组工作进行半月后，按上级指示精神，北京市大中专校又成立了红卫兵联络组织。大专院校为红卫兵联络总站，由吴德主管；中专学校分别在八个城区成立红卫兵联络分站，由雍文涛主管。这八个城区的红卫兵联络站分别由沈阳军区、空军司令部、炮兵司令部、总参谋部抽调人员进驻。炮兵司令部负责筹建崇文区红卫兵联络分站，任务是为红卫兵服务。分站设政工、总务、联络（后改为接待）、调研（后改为联络）、秘书组。部队同志以1/3人员去主持各组的工作，以2/3人员参加调研（后为联络）组的工作。我们属联络组下设5个小组，进驻全区23所中专学校。


9月11日，我和炮司侦察处，司令部办公室等抽调的四人编在第2小组，分管52中、59中、96中、女15中四所学校。我分配到广渠门附近的59中，该校有师生约2000人。我们的任务是帮助、支持；爱护、保护。首先是帮助、支持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及时向他们传达中央首长的讲话，专题调查学校红卫兵的情况，向上反映并提出建议。


我到59中时，由于正是秋收季节，大部份师生均下乡参加劳动。留校的少数师生整天忙于接待外地串联来京的师生工作。我只得在白天、晚上抽空个别找一些群众组负责成员相永江、蔡书魁、王淑文和教师肖瑞贵、郝维秩、李春成等人了解学校的基本情况。先后三次向在校师生传达周总理、叶副主席的讲话，组织学校师生参加国庆节仪仗队、广场标兵等任务。


个别走访中，师生反映较多的是群众组织对学生中有偷摸不守校规的四、五十人集中关押，实行专政，除了强制劳动，写揭发交代材料外，并有殴打行为。这些学生中最大的18岁，最小12岁，晚上都睡在铺有稻草的地上，初冬的北国，已是零度气温，个个冻得蜷缩一团，夜不能眠。这种作法有些过份了。


该校有“红色组织”23个，红卫兵200多人。我们对他们之间的矛盾，只能协调，不能阻碍、压制。当时，最大一个任务是将女15中、49中、59中、107中、天坛中学、工艺学校、第一师范校、东风半工半读校的红色组织协调起来成立一个总部。国庆节后，又奉部队之命撤出联络站，返回原部待命，历时一个多月的政治任务就算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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