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治：风风雨雨话当年

fuqiangqiang

我出生在郑州，上小学时来到北京，1961年考入师大女附中初中。

原来我们的爸爸妈妈不一样

一进学校我就听说，某某同学在暑假期间刚刚和爸爸妈妈一起到北戴河疗养，某某同学寒假还要到广州从化温泉玩呢。而我，除了家门就是校门，从小来到北京哪儿也没去过。又听说谁谁曾给毛主席、西哈努克献过花，谁谁就是招贴画“我们爱和平”中的小女孩原型。班里不少同学都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过建国十周年演出，我除了在妈妈学校的礼堂里扮演过出场两分钟的小女孩外什么也没参加过。同学们说着天南海北的时候，我经常是大眼瞪小眼，只有听的份儿。


因为我家住石景山，离学校太远，所以申请住校。住了校我才知道，原来有些同学是这样生活的：夏天盖的是毛巾被，春秋是夹被，冬天是厚被子加毛毯。而我由于家庭困难，学校批准我和也上女附中高二年级的姐姐住在一起，两人只有一床被子——晚上我们睡通腿。妈妈对此很感谢学校的安排。那时我还没有感觉到所谓“贵族女校”对我们的歧视，只是觉得自己跟同学们一比，怎么那么寒酸？我自打上了女附中后就倍感压抑，上小学时的优越感在这里荡然无存，不仅胳膊上戴的大队长符号没了，见识短、条件差、生活窘迫的感觉无时不压在心头。

慢慢的，我终于悟到，这一切都源于我们的爸爸妈妈不一样。

不少同学生活那么优越，因为她们的爸爸妈妈在政府部门或军队当干部，她们的出身叫“革命干部”或“革命军人”。而我在班里从来不愿提及我的爸爸。我爸爸在1955年“肃反”中，因受同乡国民党特务头子的牵连入狱，后来在狱中复发严重的精神病，半年后保外就医。我从哥哥姐姐传给我的要交给组织的材料中得知，他的病根是在1941年国民党抓捕疑为共产党员的爸爸时（实际上这时他已脱党，河南省的党组织认为他在党外更便于为党工作），党组织命人给他通风报信，让他只身一人在黑暗的红薯窖中躲藏数日落下的顽疾。但我也知道爸爸虽然1924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但后来脱党，之后为了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又与国民党发生了联系……总之爸爸的历史复杂，因此我的出身算“杀关管”人员，当然比黑五类还坏。爸爸从监狱出来后，派出所的警察经常光顾我家，他们看我爸爸的眼神和说话的语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我从小见了警察就害怕。

1960年我家的生活实在太苦了，我肚子老饿，爸爸到周围农田捡些挖剩下的红薯尾子和菜叶什么的给我们吃。妈妈总和爸爸争吵，但我爱爸爸，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不觉得爸爸是坏人。他就把我当做知己，经常拉着我的手说“二几年”在家乡安徽省金寨县的什么山头开了什么会；“三几年”在河南南阳搞乡村教育，那里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全中国都很有名；“四几年”通过当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的同乡救了共产党的谁谁，如今他们在哪儿当书记、省长。我哥哥听了经常反驳爸爸，但我从不回嘴，因为我不懂得那些事，只知道爸爸说了也改变不了他的身份，改变不了我们家的境况。
就在1960年的国庆节，爸爸有好几天没有回家，后来我听妈妈说爸爸死了，是在旁边的永定河里发现的。妈妈说我太小不懂事，没让我到河边去看爸爸最后一眼，晚上我想起爸爸就在被窝里偷偷流泪……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上初中时我很单纯，糊里糊涂的，只是觉得功课好品行好，就是好学生，对出身好但学习不好为人不好的人还看不上呢！我的二姐四哥五姐（我家是大排行）功课好，他们分别在1957年、1962年和1963年考上了北京大学，我三哥功课也特别好，还是学生会主席，1960年却只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听说虽然他考得很好，但那年特别讲“阶级路线”，他因此无缘进入北大。

1964年我又考上女附中高中后，明显感觉空气变了。一开学学校就组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的学习，包括学习毛主席的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同时号召同学们暴露自己的活思想，深挖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根源，要求人人都要写材料，交待自己的家庭出身以及自己的认识等等。学校再三的启发诱导，并指出这是关系到对党是不是忠诚老实的问题，是不是决心跟党走的问题。
那时我们才十五六岁，思想纯洁又简单，不知道怎么说好，但是为了响应号召——一定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党叫干啥就干啥，所以就拼命的搜肠刮肚，给自己上纲上线。记得有好几个同学说：自己有名利思想，只想好好学习将来当居里夫人。不关心政治，不关心集体，这样走下去，势必滑到资产阶级的泥坑中，滑到革命的反面，就是反革命。


我记得当时团员纷纷找非团员谈话，要求明确自己对家庭的认识。每到这时我都特别怵头，但我也要表现进步的样子，说我爸爸革命不坚定，一到紧要关头就叛变革命，自绝于党和人民，是可耻的叛徒。其实我根本不清楚爸爸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不这样，就是对家庭没有认识，就是和家庭划不清界限，显然在班里就是落后分子。

那时人们在填表格或写材料时都极其忠诚老实，被认为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都点滴不漏，惟恐涉嫌隐瞒历史，欺骗组织。我也明白，我再怎么说也不可能入团。我思想汇报写的少，靠拢团组织不积极，我还在暴露思想时说：自己觉得不入党不入团一样干革命，鲁迅也没入党入团，毛主席不是一样称赞他是文化革命的主将！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林彪的鼓吹和军队带动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对毛主席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是我刚刚看了萧三写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书中写到：毛泽东的文科好，作文好，但数学不好。我就想，毛主席也不像宣传的那样神，也不是什么都好，数学就不好，我还有点“显摆”自己看书多似的跟班里同学说了这些。实际上，此时同学之间的界限已经很分明了，划分的标准就是家庭出身。
记得好几次下午下课后，教室里立刻少了一部分人，一观察，走的都是干部子弟。听说学校专门给她们开会，开展“誓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教育。出身好但有明显缺点一直没有入团的同学也相继入团了，她们在班里的表现逐渐张扬起来，地位也在无形中上升，班里传出的舆论是说她们的阶级感情深。出身不好的同学，压力越来越大，这些人明显地都夹着尾巴、小心翼翼地过着日子，觉得越来越不被信任，越来越被边缘化。我清楚自己，入团无望，不过，我还有点不识时务，心中的不快也越积越厚，有时跟团员“交心”时还说：“不是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为什么我们就选择不了？”

估计就是这些向“组织”暴露的“活思想”，文革中给我自己带来了厄运。

我们班的夺权斗争


１９６3年下半年，刚从北师大毕业的王本中老师开始教我们班数学，生动活泼的教学，总能引发我们的兴趣和思考。教我们语文的刘超尘老师、教几何的储瑞年老师，个个都是教学有方的青年才俊，我们有幸于这样的“强强联手”，1964年中考时我们班有24人又考上了师大女附中高中，别的班考上本校的不超过10人。很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佳绩，王本中老师继续担任我们高一、高二的班主任，为此我和一些同学特别庆幸自己既考上了本校，又遇到了好老师。


这时，“文化大革命”这一名词开始出现在报纸上，各种“批判”也赫然出现，班里同学和老师的关系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我所在的高二年级有四个班，那三个班的班主任和学生班长都是好出身，老师出身贫下中农，学生班长都是干部子弟，只有我们高二二班班主任和学生班长不是这样。1965年下半年，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波及到城市以及学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把人根据出身分成了不同的。记得我们班的干部子弟在学期中间酝酿改选班委会。她们说当时担任班长的学生“家庭出身不好”，不应该当班长。她们还说，让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当班长，是班主任错误的阶级路线造成的，因此她们要求进行班干部改选。

我们班主任的想法是，担任班长的学生虽然不是干部子弟，但也不是什么“黑五类”，她父亲就是个开了小铁匠铺的小业主，况且她的哥哥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现在也是革命干部，她家算不上什么“坏出身“。班上的学生干部大部分已经是干部子弟了，有一两个不是也是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我们班主任还专门请示了学校教导主任。主任说，还是再做做那些要求改选的学生工作吧，就是真的要改选班干部，也要按照学校的规定在每学期的开始进行，学期中间没有特殊情况怎么能改选呢？——他们都没有同意改选班长的要求。

班里为此开了会，干部子弟质问班主任为什么“重用”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当学生干部。班主任说他努力执行了党的阶级路线。阶级路线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当前班里的学生干部基本上都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也都表现好，所以符合党的阶级路线。那些反对他的人说这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班主任偏向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因为老师自己的家庭出身也不好。

我还记得老师那时在我们班做检讨，说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我当时不大明白，老师怎么就叫“摔倒了”？他那么钻研业务，课讲得那么好，成绩是明摆着的，大多数同学都欢迎他教我们，为什么“红五类”非要换掉他？再说了，我们下乡劳动时他还奋不顾身挡住塌下的土方救同学呢，因为出身不好就要遭受这样严重的惩罚？！那出身不好的人今后还怎么活？我虽这么想，但也不敢说，我自己出身不是也不好吗？说出来，不是公然对抗“红五类”吗！这个紧箍咒我是时时念着呢！

我们班的大字报

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文革”开始了。随着社会上的动荡，女附中的课也上不下去了。1966年6月2日，高三年级的刘进、宋彬彬、马德秀贴出了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紧接着，各种批判校领导和老师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一会儿说卞仲耘校长是假党员，参与前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一会儿说胡志涛校长迫害干部子弟——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就差两分女附中硬是不收，一会儿还勒令特级教师、人大代表王明夏老师交出非法所得（就是工资）。“红五类”们耀武扬威、精神抖擞，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自然没有革命的权力，我既不敢往前凑，又不敢往后撤，每天胆战心惊、不知所措。

1966年6月18日中午，我们班的干部子弟突然在黑板上贴出了这样的大字报：

这两天，咱们班空前一致，没有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这完全是假象。反革命黑帮的大红人×××及其爪牙×××；自己承认是反革命的×××；一贯阴险、两面三刀的投机分子×××、×××；一贯仇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阶级异己分子罗治；一贯欺骗组织、处心积虑的捞政治资本的投机分子×××；一贯与组织对抗对党不满的小市侩××；一肚子坏水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一贯仇恨革命干部及其子弟笑里藏刀的阴险分子×××、×××、×××等人纷纷出头露面，上蹿下跳，企图浑水摸鱼，钻进革命左派的队伍。警告你们，混水摸鱼是不行的，谁个真革命，谁个假革命，谁个反革命，我们心里一清二楚！坚决横扫一切大的、小的、明的、暗的牛鬼蛇神！！！
毛主席的共青团员    66.6.18

随着用报纸抄成的大字报一张张的贴出，我的心在一点点收缩，脑子完全空白了，时间好像凝固了一般。实在没想到运动这么快就到了自己头上。这时有个同学刚好中午回家吃完饭进教室（她家就在学校边上），不等她坐下，就有个干部子弟以命令的口气问她：你对这张大字报怎么看？这位同学可能还没看清大字报的内容，但在不断的逼问下，她下意识地回答：我不觉得她们是反革命……话一出口，她马上遭到了猛烈的反击，有人说她是自己跳出来的小右派，还有一位同学说她：出身决定思想，出身决定立场，你同情她们说明你的思想和她们一样，你爸爸是右派，所以你当然也会同情反革命，这位同学立刻被吓哭了。批斗会开了两个多小时，我记得我也被吓得够呛，头也不敢抬，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

当时，我们这些被点名的学生没人理睬，彼此之间也不敢说话。我整天低着头学毛选看报纸，或抄写领导人和工作组的讲话，所以今天留下了那本有文革记忆的“罗治笔记”。宿舍里几个同屋的同学都是干部子弟，我一回到宿舍就更抬不起头来，害怕、恐惧、压抑、不服等各种情绪纠结在心里。终于，6月下旬的某一天，我住的宿舍门口贴上了一张大纸条，上面赫然写着“资产阶级狗崽子不许进！”我的被褥被扔到楼道里，显然这是把我“驱逐出境”了！我真想冲进去质问她们“凭什么！”但转念一想，我这样不是鸡蛋碰石头吗？干脆将计就计，我不回宿舍了，反正学校也乱了。这样，我反而解脱了！自此以后，我就整天到北大、北师大看大字报，找大学生请教。我在校外谁也没有把我当做反革命，大学生们也没认为我是阶级异己分子，反而觉得这个中学生还挺会动脑筋想问题。

我感到了精神的解放。

“文革”后同班同学聚会，大家不约而同地谈起这张大字报，当年被点名的同学诉说着那时的不解、惊恐、压力、愤懑，我没想到几个未被点名的非红五类同学说当时自己更是害怕，担忧，不知道下一刻大字报是否就会点到自己头上，不知道自己又会是什么罪名。在大字报中我被上纲为“一贯仇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阶级异己分子”，当时的压力可想而知。但大字报点了班里12个人的名字，全班共有43名同学，近30%的人被认定是“坏人、反革命”，因此我从“思想”上也就不那么“孤独”了。

选准打击目标

我们班一个被大字报点名的同学压力很大，她原来是个出色的好学生、好干部，现在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反差太大，她特别受不了！据她2008年跟我说，6月18日贴大字报当晚，我们班的干部子弟又把她带到学校礼堂去批斗到深夜，此后连续七天七夜没有回家，白天打扫厕所，接受问询批斗，晚上和衣睡在礼堂的长条木凳上。班里其他同学最近还告诉我，这位同学后来回家时又带着红五类同学抄了自己的家。还说她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心，又怕红五类说自己没有资格戴毛主席像章，就把老人家的像章别在自己胸前的肉上……当她和我说起文革时撕心裂肺的样子，我至今难忘。其实她的出身就是小业主，她在大字报上的全部“罪名”仅仅就是“校领导的大红人”，但她学习好、威信高，音体美俱佳，又是班长，干部子弟可能有嫉妒的成分，更多的是认为班里大权旁落，“气不忿儿”了。以后她每每听到谁买了房子成为“业主”，就感到浑身不自在，发自内心的厌恶“业主”这个词。

后来我和这位同学结合揭发的材料分析，师大女附中的“文革”是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下进行的，全校各班都贯彻了邓小平对学生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的指示。我们班的大字报就相当于我们班的黑名单，为什么点这十二个人？一是受反动血统论的毒害，这些人家庭出身基本是黑五类或灰五类（即父母没有什么历史问题的一般职员等）；二是有几个人就是班里的“右派”，有言论，比如我；或者还有几个人对待干部子弟不那么“巴结”，被认为是仇恨干部子弟；三是其中还有几个共青团员或团小组长。刚开始我还不大明白为什么点这几个人，她们其实是班里的好学生，为什么和我们这几个“另类”搞到了一起？后来经点拨才明白，她们错就错在不是红五类出身，还入了团或当上了团小组长，这不就意味着你不仅钻进了革命队伍，居然还掌点小权，这不正说明班里红五类还没有都当上干部嘛！这不就是大权旁落了呢！所以必须把这几人搞臭，然后夺权让你下台。联想到1965年我们班的夺权斗争，可见红五类要接革命的班就要夺权掌权的教育，是多么深入人心！

后 话


经过了这样一番“斗争历练”，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我没和同学们一起去山西、陕西，也没到内蒙、云南，而是在学校和家属委员会的一再催促下，于1969年3月独自一人回到了我的老家——安徽省金寨县插队，妈妈和哥哥姐姐们觉得那里是老革命根据地，父亲曾参与了她的创建，也许乡亲们不会觉得我是“狗崽子”而排斥我……

文革结束后，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回想我在师大女附中的八年生活，我的感情是复杂的，好的是我非常感谢母校，感谢老师，女附中真是不同寻常，女附中的老师，女附中的同学真的也与众不同，我在这里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逐步养成了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的习惯。

我在刚一入学时学校尚无歧视我们姐妹的意思，只是后来的形势变化，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出身不好的同学压力越来越大。但是这个帐应该算在谁的头上呢？仔细想想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都是受害者，校领导和老师受的害更大更多，就是我的同学，包括斗过我的人，其实她们也是受害者，我们班好几位红五类同学的父母在文革中甚至文革前就遭到了严重的迫害，她们自己在文革期间也有居无定所的时候。我们现在聚会经常能回忆反思当年的一些事情。

良心发现和人性回归首先是对自己的精神解脱和升华。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向谁讨债，不是追究谁是谁非，而是直面历史的独立思考，是全民参与的真诚反思。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知晓标准答案，而是寻找和实现标准答案的过程。当你学会思考、贵有良知、能承担责任，你就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起码的独立和尊严，维护人性和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