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坚决”走了——怀念张庆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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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国前河北革命根据地里成长起来的作家中，说起张庆田的名字并不太响亮，但是提起曾经被全国当作“中间人物论”典型批判的作品之一的短篇小说《“老坚决”外传》，想必在文学界还是有一定印象的，他就是它的作者。

    张庆田1923年出生于河北省无极县，1939年就参加了冀中的革命抗日工作，因此受过伤，获得三等残废的待遇。他先后做过基层区县工作，当过冀中十一地委和河北省委宣传部的文艺干事。从1946年就开始发表文艺作品，后调入河北省文联作为住会作家，长期挂职在晋县周家庄深入生活，一待就是8年。后来由于刊物编辑工作的需要，才把他从农村调回。我有幸和他从1958年就开始搭档参加编辑《蜜蜂》、《河北文学》等工作，荣辱与共、甘苦共尝二三十年。

    他长我5岁，又早我9年参加革命工作，可以说他既是我的老大哥，也是我的革命前辈。在我们同任编辑部副主任和副主编的时候，常常是他分管作品，我分管评论，我们合作得很和谐，很愉快！他这人心直口快，有话就说，从不斗心眼，不算计人，不整人，也不看别人的眼色行事，过于直率，这大概就是他不为有些领导所喜欢的原因吧？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文学创作上是勤奋的，虽然不能说有多少惊世之作，但如《沧石路畔》、《战火纷飞的年代》、《大漠孤烟》、《秋山红叶》、《葵花儿》、《“老坚决”外传》等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和诗歌、剧本等，还是收获颇丰的，可惜的是晚年身体欠佳，许多抱负可能没有来得及完成，这是很令人惋惜的！

    许多人知道张庆田是个“著名作家”，但比较少人知道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编辑家”。河北省的（包括天津的）一些比较老一点的成名的或不成名的作家、作者，得到他的关怀和扶持的不在少数。《蜜蜂》和《河北文学》那时是比较重视培养年青新作者的，我很佩服他的头脑里就像有一个储存人才的档案库，每当新出现一个作者，别人还不太知道的时候，你只要去问他，他准能如数家珍一样地把作者的情况告诉你。为了培养新作者，他创议了许多新办法，例如让编辑“走出去”重点帮助作者，或把作者“请进来”到编辑部当一段临时编辑，有时为了促进一些有希望的新作者尽快成长起来，他往往力排众议，连续几期发表这些作者的作品，甚至有时在同一期发表同一作者的两篇作品，以扩大他们的影响。对个别既有丰富生活经验又有艺术创作能力的农民诗人，甚至还把他请到编辑部来，一字一句地为他改诗。最为人们称道的一件事是，1978年前后，著名作家鉄凝那时还刚为人所知，他慧眼识珠，为了扩大她在全国的影响，与《上海文艺》的主编茹志鹃协议，把鉄凝投给《河北文艺》的力作《夜路》，主动推荐给《上海文艺》发表，这在一般编辑部门是很难做到的，这已成为文坛的一段佳话。

    张庆田为编辑工作付出的心血，是许多人不知道的。先是《蜜蜂》，后是《河北文学》，虽然主编是田间等，但他们大都是挂名或过问过问大的事情，编辑部的主要工作都是以张庆田为首的同志们来具体做的。包括《河北文学》的创刊和“文革”后《河北文艺》的复刊，从筹备到办刊，他付出的心血和辛苦最多，可是遇到的风险和受到的委屈也最多。

    1957年“反右派”以后，许多有才能的作家不仅不能写了，就是写了也没有发表作品的地方。例如徐光耀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 就埋头写成了中篇小说《小兵张嘎》，1959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可是作品压了几年无人问津。1961年张庆田竟敢向他约稿，徐说：“我给你稿子你敢发吗？”张说：“你只要敢给，我就敢发！”当时“右派”还没有平反，即使是摘掉“右派”帽子的作家，也很难名正言顺地发表自己的作品。《小兵张嘎》的稿子就这样要过来了，可是如何发表却犯难了：到处请示，无人敢明确回答；稿子较长，一期发完不好搭配，两期连载又怕夜长梦多，万一中途发生变故，那就可惜了！考虑再三，还是两期合刊，一次性发完，天塌下来也不管它了！这就是1961年出版《河北文艺》11-12月合刊号的原因。所幸作品发表后，反响很好，不仅《文艺报》给予好评，接着又拍电影，又获奖，也没有人追求什么“政治责任”，他的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1962年5月的保定小说会议，张庆田是主要筹备者之一，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后来1964年《文艺报》在批判邵荃麟和大连小说会议的“中间人物论”时，不仅捎上了河北开的保定小说会议和康濯在会上的发言《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还把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当作“中间人物论”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来大加批判。在“文革”期间，不仅保定小说会议成了“保定小说黑会”，《“老坚决”外传》成了“大毒草”，张庆田也成了反党的“老坚决”。

    最可气的是1967年“文革”后期，我们“文艺学习班”正在邢台唐庄劳改农场无所事事的时候，忽然接到当时的河北省文革的指令，说是为了纪念毛主席的“一定要根治海河”题词10周年，组织“海河剧本创作组”， 抽调我们一些人参加创作工作，其中也有张庆田。当时我们如获大赦，兴致勃勃地去省革委报到。不知当时省革委的某大人物怎么知道名单中有张庆田的名字，就大发雷霆地指责手下人说：“像张庆田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参加海河创作组！”因为晋县周家庄的党支部书记雷金河（即《“老坚决”外传》中写的“老坚决”这个人物的原型）是个远近闻名的“典型”，他一贯是个革命的“老坚决”：抗日时抗的“坚决”，农业合作化时化的“坚决”，可是在反对“大跃进”的浮夸风时也反的“坚决”（作品也是这么写的）。……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文化大革命”中当然也逃不脱是个被批判的“典型”。正好我们这个大人物视察工作时，也曾去晋县周家庄看过批判雷金河和张庆田的大字报，他们是把雷金河这个真人和作品中“老坚决”这个小说人物和作者一股脑儿绑在一起，当作反党的“老坚决”来批判的。在那个大人物看来，这样的一个“文艺黑线人物”，怎么能配参加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剧本创作呢！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张庆田又赶回唐庄劳改农场，继续回炉改造。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文革”后期，特别是“四人帮”垮台以后，河北省文联恢复正常工作，文艺创作和文艺编辑工作还得靠这些被批得“体无完肤”的“黑线人物”来卖力。张庆田又回到编辑岗位，他还是以他一贯的“老坚决”精神，全力以赴地扑在编辑工作和培养文学新人的工作上。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河北文艺》编辑部对“反右派”以来（包括在“文革”中）批判错了的作家、作者和他们的作品的平反昭雪还是比较早的，但也因此而捅过漏子。这件事情还是因我而起的，1978年《河北文艺》第2期上，我写过一篇题为《砸碎“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精神枷锁》的文章，其中列了一大串河北省被错批了的优秀作品的名字，如“《赶车传》、《红旗谱》、《水向东流》、《东方红》、《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刊物在送省委宣传部审查时，他们依据上级没有明确平反《红旗谱》作品的指示精神，责令我们把文章中“《红旗谱》”的书名删去。当时刊物已经排就，既不便撤换稿件，铅字也不好改动。当时我们心里也有气，“四人帮”都打倒了，过去全国批判错了的《暴风骤雨》、《青春之歌》、《红岩》等作品都平反了，偏偏《红旗谱》被《河北日报》批判了40 大版，至今还不让平反，实在是太不公平了。还是我提出来的，干脆把《红旗谱》书名三字抠去，既省事，又无大碍，也看不出什么来。张庆田等也就同意了。想不到这可惹了大祸！刊物出来后，社会上议论纷纷：大家乱猜抠去的地方是什么书名？明眼人一看《赶车传》和《水向东流》之间肯定是《红旗谱》，不知道梁斌又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不给他平反？……但是当时的上级领导却不是这样想，他们反而责备说这是旧社会共产党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检查所采取的手段——“开天窗“，这性质就严重了！我也后悔没有想到这一层问题。好在嚷嚷了一阵子，也没有了下文，也没有给谁什么处分，好像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但是想不到的是半年以后，《河北文艺》编辑部调整领导班子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竟然把张庆田调出了编辑部，到当时还是一个空架子的“河北作家协会”去工作（那时河北作协和省文联还没有分家，算上张庆田只有两个人）……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这是因为“开天窗”的事，这本来是由我引起的，却让他为我去当“替罪羊”了！

    我们这一代人说好是敬业精神，说不好是“奴隶主义”，把他调到作家协会工作后，他毫无怨言，又一心扑在为作家服务和培养文学新人的工作上去了。当时粉碎“四人帮”不久，百废待兴，想办“文学讲习班”，既没有场地，又没有经费，他求爷爷告奶奶，找干校，没人理睬；找党校，似乎感动了上帝，却只让他办了两期就又拒之门外了。后来实在没有法子了，他就去晋县周家庄找他的难兄难弟“老坚决”雷金河求救，他很痛快地腾出村招待所无偿地让他办班，这才使他在多年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新老作者，直到他离休以后。

    现在这些人中许多人都成了河北省内外的著名作家和文学界的骨干力量，我想他们是不会忘记张庆田为他们付出的辛劳的！

    庆田已于2009年3月19日走了，我们怀念他！

                                                                         2009.4.22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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